封底

雅加达 Jakarta 一卡特和索尼耶在海滩上辟了一处自己的地方，隐身于几根大圆木后。她们选中这里，一来是因为偶尔会有刺骨的海风袭来，她们又带着卡特的宝宝，这堆木头可以挡风；二来，还因为她们不想看到那群每天都来这片海滩的女人。她们把那帮女人称为“莫妮卡们”。莫妮卡们每人都带着二至四个孩子不等。莫妮卡本人是她们的头儿，她初次见着卡特、索尼耶和宝宝，便沿着海滩，走上前来自我介绍。她邀请她们加入队伍。她俩一人一边提起婴儿提篮，跟着她走。不然她们还能如何？然而从那时起，她俩就潜伏在了大圆木后面。莫妮卡们的营地配备了遮阳伞、毛巾、尿布包、野餐篮、充气筏和充气鲸鱼、玩具、乳液、备用衣物、遮阳帽、装咖啡的保温瓶、纸杯纸盘，还有装着她们带来的自制果汁冰棒的保温箱。这群女人要么大大方方地挺个肚子，要么看上去犹如孕妇，因为她们的身材全都走了样。她们艰难地走到水边，高声喊着孩子的名字，而孩子们正在大圆木或充气鲸鱼上爬上摔下。 “你的帽子呢？你的球呢？你在那玩意儿上玩得够久了，换桑迪玩一会儿。” 就算是互相交谈，她们都得提高音量，好盖过孩子们的大呼小叫。 “伍德沃德 [1] 家的牛肉馅卖得跟汉堡肉饼一样便宜。” “我试过氧化锌软膏，但不顶用。” “眼下他腹股沟那儿长了个脓包。” “你不能用发酵粉，得用苏打粉。” 这些女人没比卡特和索尼耶年长多少。但是她们已经步入了一个令卡特和索尼耶畏惧的人生阶段。她们将整片海滩变成一个舞台。她们的重负、养儿育女给她们带来的心劳体虚和行动受限以及为人母的权威，足以使这明朗的海面和风光迤逦的小海湾灰飞烟灭。在高峻岩石当中，还歪歪扭扭地生长着红枝杨梅树和雪松。现在同样身为母亲，卡特对她们带来的威胁尤其敏感。给孩子喂奶时，她常读些书，有时也抽根烟，以免陷入纯动物性机能的泥淖。此外喂奶也能让她子宫收缩、收紧小腹，而非仅为给宝宝——诺埃勒——提供宝贵的母源抗体。卡特和索尼耶自个儿也带了装咖啡的保暖壶，还多备了几条毛巾，她们用这些毛巾给诺埃勒搭起一个简易的避风所。她们各自带了香烟和书。索尼耶带的是一本霍华德·法斯特 [2] 的作品。她丈夫跟她说，要是非读小说不可，就当读此人的。卡特读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3] 和D. H. 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这段日子以来，索尼耶养成了一个习惯，她搁下自己的书，随便捡起哪本卡特没在读的书就看。她限定自己每次只能看一个短篇，然后就回过头去读霍华德·法斯特。她俩要是饿了，其中一个就会费力地爬上一段长长的木梯。在松树和雪松之下的岩石上头，有一圈小屋依海湾而建。早在狮门大桥 [4] 建成前，这些小屋就被用作夏季避暑之所，那时候人们从温哥华跨海前来度假。有些小木屋——像卡特和索尼耶住的那种——仍然十分简朴，租金也很便宜；还有些小屋——像莫妮卡本人住的那种——条件已大为改进。然而没人打算在此久住，大家都盘算着搬去一幢像样的房子。索尼耶和她丈夫除外，他们的规划似乎比其他人的都要难以捉摸。一条尚未铺砌的新月形土路串起小屋，两端都可以通到滨海大道。圈出的半圆区域中遍布高大的树木，树下是茂密的各类蕨类植物和覆盆子丛，其间还交错着蜿蜒的小径。经这些小径可以抄近路去到滨海大道上的商店。卡特和索尼耶一般会在店里买外带薯条当午餐。通常都是卡特去跑腿，于她而言这是美差一桩，她能借机在树下走走——推着婴儿车的时候她可没这机会。她刚搬来时，诺埃勒还没出生，她几乎天天都在林间散步，从没想过这是一种自由。有一天她与索尼耶相遇。她俩之前不久都就职于温哥华公共图书馆，但所属部门不同，也从没说过话。卡特怀孕六个月时，应图书馆要求辞了职，仿佛他们生怕读者们见到孕妇会扫兴。而索尼耶辞职则因为一桩丑闻。至少可以说是因为一则见了报的新闻。她的丈夫，科塔尔，给一本卡特从未听说过的杂志当记者，曾去过一趟中国内地。报上称他为左翼作家。索尼耶的照片就印在他的旁边，并指明她在图书馆任职。有人担心她会借职务之便推广宣扬共产主义著作，影响来图书馆的孩童，把他们变成共产党员。没人说她已经这么做了——只是说存在这个危险。况且从加拿大去中国也不违法。可是，最后人们发现科塔尔和索尼耶其实都是美国人，这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让人担忧，似乎更加动机不纯。 “我认识那女的，”卡特在报上看到索尼耶的照片时，对丈夫肯特说，“至少我见到她时能认出来。她看上去总是有点羞涩。这下她可要难堪了。” “不，她不会的，”肯特说，“这种人喜欢被迫害的感觉。他们就为这活着。” 据报道，图书馆馆长声称索尼耶根本没机会挑选图书或是带坏年轻人——她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打图书目录上了。 “这可真好笑。” 索尼耶对卡特说，这时她俩已经遇见又相认，并在小路上聊了有大概半个小时了。好笑之处在于索尼耶完全不会打字。她并没有被炒鱿鱼，却自己主动辞了职。她觉得辞了工作也无妨，因为她和科塔尔要为他们的未来做些改变。卡特想知道的是，其中一个改变会不会是要孩子呢。于她而言，完成学业后，她的人生就像是走过一场又一场层层递进的考试，得将它们通通考过。第一场考试是结婚。倘若到了二十五岁还未出嫁，这场考试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属惨败。（她总是带着如释重负和些许欢欣的感觉签下“肯特·梅伯里夫人”一名。）接下来就要考虑生第一个孩子。婚后一年怀孕是个不错的想法。等上两年就有点过于慎重了，没有那个必要。过了三年，大家就要开始纳闷了。随后就得考虑生第二个孩子。这一系列事情之后进程便不再那么一清二楚了，很难断定你会在何时到达何地。索尼耶不是这样的朋友，她不会告诉你她想要个孩子，为此已经试了多久，又用了何种手段。她从不用那种方式来聊性、聊月经、聊她身体的种种反应——虽然她马上就要告诉卡特的那些事儿，在大多数人看来更令人惊骇。她自有一派优雅气质——她曾一心要成为芭蕾舞者，只是后来个头长得太高未能如愿，这份遗憾始终萦绕于她的心头，直至遇见科塔尔。科塔尔评论道：“哦，又一个期望变成垂死天鹅的布尔乔亚小姑娘。”她的脸平展、沉静，粉色肌肤——她从不化妆，科塔尔不让化妆。浓密的金发用发夹盘成一个蓬松的髻。卡特觉得她长相甚美——兼具清纯与智慧。卡特和索尼耶在海滩上一边吃薯条，一边讨论正在阅读的短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怎么会没有女人爱斯坦利·伯内尔 [5] ？斯坦利其人到底如何？他简直像个孩子，在感情上咄咄逼人、在餐桌上贪得无厌，又那么妄自尊大。反观乔纳森·特劳特——噢，斯坦利的妻子琳达本该嫁给乔纳森·特劳特，乔纳森悠游水中时，斯坦利只会弄得水花四溅，哼哼唧唧。“您好，我天仙般的桃美人。”乔纳森用丝绒般的男低音说道。他满怀讥讽，敏感而意志消沉。“人生苦短，人生苦短啊。”他说。而斯坦利那个自以为是的世界土崩瓦解，让他无地自容。卡特怀有心事。她没法提，也不敢去想。肯特是否有点像斯坦利呢？一天，她俩起了口角。卡特和索尼耶就D. H. 劳伦斯的一则短篇小说出乎意料地争辩了起来，颇不愉快。小说叫《狐》。小说的最后，那对恋人——一名士兵和一个叫玛奇的女子——坐于海崖之上，面朝大西洋，远眺他们未来在加拿大的家。二人打算离开英格兰，开始新生活。他们彼此许下承诺，但他们并不是真的幸福。现在还不是。士兵心里明白，只有女方将自己的生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交托于他，他们才会真正幸福。玛奇对他仍有抵触，试图让自己独立于他，努力保有身为女性的灵魂和心智，这让他俩都莫名痛苦。她必须停止这一切——她必须停止思考，停止欲求，放任自己的意识下坠，直至淹没于他的意志当中。犹如水面下舞动的芦苇。低头看，低头看呐——看芦苇如何随波舞动，它们生机盎然，却从不破水而出。她的女性本质也应当那样寄居于他的男性本质中。她会因此幸福快乐，而他会因此坚强满足。直到那时他们才能实现真正的结合。卡特说，她觉得这真是愚蠢透顶。她开始自证其理。“他在谈论性，是吗？” “不止是性，”索尼耶说，“而是关于他们生活的全部。” “对，但说的就是性。性让你怀孕。我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这样玛奇有了一个孩子。说不定还不止一个孩子。她得照料他们。如果你的心智在海面下随波逐浪，你要怎么照料孩子呢？” “你这是在死抠字眼儿。”索尼耶说话时语气略带高人一等的意味。 “你要么是有思想、能自己做决定，要么就是不能，”卡特说，“例如——宝宝要去拿一片剃须刀刀片，你要怎么办呢？难道你只会说，哦，我想我还是在这儿漂一会儿，等老公回家，他会判断孩子能不能这么干，他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决定？” 索尼耶说：“你这也太极端了。” 她俩的声音都变得强硬起来。卡特的语气轻快中带着不屑，索尼耶则是严峻又执拗。 “劳伦斯不想要孩子，”卡特说，“他嫉妒弗里达在上一段婚姻中生下的那些孩子。” 索尼耶低头看向双膝之间，任沙子从指缝间洒落。 “我只是觉得那会很美，”她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能做到那点的话，一定会很美。” 卡特清楚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她自己的想法有纰漏。她怎么会如此愤怒，如此激动不安呢？她为什么要突然谈到宝宝，把话题转到孩子上呢？难道因为她有宝宝，而索尼耶没有？她那样说劳伦斯和弗里达，是否因为她觉得科塔尔和索尼耶的关系也有点像那种情况呢？一旦你以孩子或者以女人不得不照顾孩子来立论，你就撇清了，也不该受到指摘。可卡特这样做，是在打掩护。她忍受不了关于芦苇和水的理论，反对之辞却前后不一，让她觉得胀气、窒息。她想到的其实是自己，而不是什么孩子。她自己正是劳伦斯痛斥的这种女人。她无法将此事坦白，因为这会让索尼耶怀疑——或许也会让卡特自己怀疑——卡特的生活中存在着一种贫瘠。在另一场令人不安的谈话中，索尼耶曾说过：“我的幸福要靠科塔尔。” 我的幸福要靠科塔尔。这句声明震惊了卡特。她从不会这样形容肯特。她不希望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变为现实。但她也不希望索尼耶认为她是个错失爱情的女人。一个没想过为爱屈服，也不曾让别人为爱屈服的女人。二肯特还记得科塔尔和索尼耶搬去的那个俄勒冈小镇叫什么名字。也可说是索尼耶那年夏末搬去的那个小镇。她去那里照料科塔尔的母亲，科塔尔则又一次出公差去了远东跑新闻。中国之行后，科塔尔回美国似乎总会出点状况，可能是真有问题，也可能是想太多了。他计划下次回来后，跟索尼耶在加拿大碰面，可能把他母亲也接过去。如今，索尼耶已不大可能还住在镇上。科塔尔的母亲在那儿的可能也微乎其微。肯特说不值得特地跑一趟，可黛博拉说，为什么不呢？去看看她们人还在不在不也挺有意思？他们在邮局问到了怎么走。肯特和黛博拉驾着车，穿越重重的沙丘地，出了小镇——这段漫长而从容的旅程，大多数时候都由黛博拉驾车。他们看望了肯特住在多伦多的女儿诺埃勒，还去看了他第二任妻子帕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住在蒙特利尔，另一个在马里兰。他们跟肯特与帕特的几位老友一起待了些时日，这些人目前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封闭式社区里，还去了黛博拉的父母在圣巴巴拉的家里小住。她的父母都和肯特年纪相当。此刻，他俩正前往西海岸，回温哥华的家，只是他们每天开车都不慌不忙，免得把肯特累坏。沙丘上野草丛生。看起来像寻常的小山，但偶尔裸露的一段沙土山肩在眼前乍现，让这片景致妙趣横生。像是孩子们搭建的，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他们要找的房子就在路的尽头。错不了。有块招牌——太平洋舞蹈学校。以及索尼耶的名字，下面还有一块写有“待售”字样的牌子。花园里一个老妇人正在修剪一丛灌木。所以科塔尔的母亲还健在喽。但是，肯特这会儿记起，科塔尔的母亲双目失明。因而科塔尔的父亲过世后，得有人过来跟她一起生活。既然她眼前一抹黑，那她还拿着大剪刀乱舞什么呢？他犯了个常见的错误，没有意识到已经过去了多少年头——好几十年了。若是科塔尔的母亲眼下还活着，那可真是人瑞了。他忘了索尼耶现在该有多大年纪，也忘了自己的年龄。因为那就是索尼耶，而且她起先同样没认出他来。她俯身把剪刀插进土里，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他似乎感受到了她动作的僵硬，这种感同身受传遍他的每一处关节。她白发苍苍，稀疏的发丝在一路穿越重重沙丘而来的轻柔海风中拂动。原本覆盖于骨架之上的紧实肌肉已经没了踪影。她胸部从来就一马平川，只不过腰没这么纤细。宽背大脸的典型北欧女孩。然而她的名字并非源自这一血统——他记得她之所以得名索尼耶，是因为她母亲喜爱索尼娅·赫尼 [6] 的电影。她自己改了拼写，对妈妈这种浅薄无知的行径不屑一顾。彼时的他们都基于某些事情而鄙视自己的父母。强烈的阳光让他看不太清楚她的脸，倒是看到几处发亮的银白斑点，八成是切除过皮肤癌的部位。 “哎呀，肯特，”她说，“好荒唐啊。我还以为你是来买我房子的人呢。这位是诺埃勒？” 这样一来，她也搞错了。黛博拉其实比诺埃勒还小一岁。但她身上毫无娇妻的做派。肯特在第一次手术后结识了她。她是一位理疗师，未婚，而他是一个鳏夫。黛博拉是位娴静沉稳的女子，毫不理会时尚和嘲讽——她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垂在后背。她引荐他练瑜伽以及各种指定的训练，眼下她还让他服用维生素和人参。她行事老练得体，对外界不闻不问，心若止水。大概她这一代的女性认为，有一段历经沧桑、无法言说的过往是理所当然的吧。索尼耶邀请他们进屋。黛博拉说让他们好好聊会儿——她想去找家健康食品商店（索尼耶告诉了她商店所在），再去海滩散散步。虽是夏季，阳光明媚，可屋子里却是冷飕飕的，肯特一来便注意到了这一点。话说回来，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房子很少像它们看起来的那般暖和——一旦没了阳光，立马感觉到湿冷的气息。雾气和冬季阴雨不断的严寒想必毫无阻碍地常年侵袭而入。这是一栋木质的大平房，有长廊和天窗，摇摇欲坠却并不简陋。在肯特目前居住的温哥华西部曾有大量类似的房子，可大多已经卖掉并拆除改造了。两间相通的宽敞前厅里，除了一台立式钢琴外空无他物。房间中央的地板被磨成了灰色，各个角落打了深色的蜡。一面墙前装了一排栏杆，对面则是一大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他从镜中望见走过两个瘦骨嶙峋的白发人。索尼耶说她正想办法卖掉这地方——嗯，他从待售的牌子能看出来——还说既然这部分当初是按舞蹈教室建的，不妨就保留原样吧。 “别人拿它还能做点像样的事儿。”她说。据她所言，她们是1960年前后开办这所学校的，在她们得知科塔尔的死讯之后没多久。科塔尔的母亲——迪莉娅——负责弹钢琴。她一直弹到将近九十岁，失去意识为止。（“恕我直言，”索尼耶说，“只是你确实对这些事情都等闲视之了。”）索尼耶不得不把她送进养老院，每天去给她喂饭，纵然迪莉娅已经认不出她来。她重新雇了人来弹钢琴，却没有取得什么好成效。她自己亦是如此，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无法给学生们示范什么，只能口头告诉她们怎么做。因此她明白是时候收手了。曾经的她是如此高傲，不那么随和，实际上不是很友好，至少他感觉如此。而现在她却像孤单太久的人一样忙进忙出，喋喋不休。 “刚开始，学校办得还不赖，那个时候小姑娘们都对芭蕾有兴趣，后来所有这类东西全过时了，你是知道的，太过生硬刻板。但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接着到了八十年代，年轻的家庭搬来这里，他们看似都家财万贯，他们哪来那么多钱？本应有机会重整旗鼓的，可我有心无力了。” 她说，她婆婆去世的时候，自己那股子干劲儿或说那种需求一并偃旗息鼓了。 “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她说，“从来都是。” 厨房又是很大的一间，碗橱和厨具都没法摆满厨房。地面铺着灰色和黑色的瓷砖——没准儿是黑色和白色的瓷砖，只是白瓷砖被擦地的脏水染成了灰色。他们穿过一条排放着书架的走廊，高耸到天花板的书架上塞满了书和破破烂烂的杂志，可能连报纸都有。有股子纸张年头太长变脆的陈味。这里的地板上铺了一层剑麻垫子，一直铺到一处侧廊，在那儿，他终于能有个地方坐下来了。藤椅和长靠椅，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若不是快散架了，或许还能值点钱。竹百叶窗也破破烂烂的，或是卷起，或是放了一半，窗外的灌木生长得过于茂盛，直抵窗口。肯特叫得出名字的植物不多，但他认出这种灌木常见于沙质土壤。它们的叶片硬朗、发亮——绿得仿佛浸在油里般。经过厨房时，索尼耶把水壶烧上准备沏茶。眼下，她瘫坐在一把椅子上，仿佛也因为能气定神闲地坐下来而心生宽慰。她举起自己那双指节分明的脏手。 “我过会儿就去洗干净，”她说道，“刚刚没问你是不是想喝茶。我也可以煮咖啡的。或者你喜欢的话，我可以略过茶和咖啡，直接调点杜松子酒。我为什么不直接动手呢？这点子听着不错呢。” 电话铃响起。老式电话刺耳而响亮的铃声。那声音像是从外面的前厅传来的，可索尼耶却匆匆赶回了厨房。她讲了一会儿电话，这时水壶里的水煮沸，发出啸声，她便停下来把水壶拎开。他听见她说“这会儿有客人”，他但愿她不是搪塞了想来看房子的什么人。她那种局促不安的语调让他觉得这不是一通日常联络的电话，八成跟钱有牵涉。他极力控制自己不再偷听下去。堆在前厅的书籍和报纸，令他想起索尼耶和科塔尔在海滩上住过的小屋。其实，所有不适、漠然的感觉都让他忆起当年。那间客厅被一侧的石头壁炉烤得暖暖的，虽然生着火——他就去过那里一次——以前的陈灰还在往外飘，夹杂着烧焦的橘子皮和垃圾碎片。屋里书和小册子无处不在。没有沙发，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简易床——坐的时候你要不就得把脚放在地上，背后无所凭靠，要不就得往后挪，靠到墙上，把腿盘起来。卡特和索尼耶就这么坐着。她们完全不参与任何交谈。肯特坐在一把椅子上，他拿开了原本放在椅子上的一本封面很无趣的书，书名为《法兰西内战》。他们现在这么称呼法国大革命吗？他心想。随即他看到了作者的名字，卡尔·马克思。此前他早已体会到屋子里的敌意和审判的意味。仿佛身处一间摆满福音书、挂满骑驴耶稣、加利利海上的耶稣画像的房间里一样，感受到审判的降临。不只是来自书报，也来自脏乱的壁炉、花纹模糊的小地毯和粗麻布窗帘。肯特的衬衫和领带也不搭调。从卡特之前打量他这身打扮时的眼神中他就有所觉察，可他既然都穿上了，无论如何只能穿着了。她穿着一件他的旧衬衫，盖在牛仔裤之外，用一串安全别针扣着。他原本认为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些邋遢，但又断定她大概只穿得进这套衣服吧。那时诺埃勒即将出生。科塔尔在做饭。是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很是美味。他们喝的是啤酒。科塔尔三十多岁了，比索尼耶、卡特和肯特都要年长。他高个头、窄肩膀，光秃秃的高前额，鬓角稀稀疏疏的。说起话来有点急促，轻声细语，开诚布公。还有一对更为年长的夫妇也在场，太太胸部下垂，花白的头发挽于颈后，先生身形矮小，坐相端正，虽然衣衫褴褛、不修边幅，但待人接物的气度、字正腔圆的腔调和双手指尖相合成规整方形的习惯动作都让他不失文雅。另外还有个红发青年，肿胀的眼睛泪汪汪的，脸上长满雀斑。他半工半读，靠开卡车给报童派发报纸包来养活自己。他显然刚开始干这活，年长的男人认识他，拿他送这样一份丢丑的报纸开涮。资产阶级的走狗、精英阶层的传声筒。就算这半是调侃，肯特也看不下去了。他心想，与其再等下去，不如现在发声。他说自己没看出那份报纸有什么不妥。这正中他们的下怀。年长男士打探出肯特是药剂师，在一家连锁药店工作。那个青年已经在问：“你会被提升到管理层吧？”他说话的方式暗示出别人都会把这当作笑话，但肯特并没有。肯特回答他希望如此。咖喱菜端了上来。他们吃着，又喝了更多啤酒，炉火添新柴，春季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越过布拉德内湾，可见波因特格瑞灯火阑珊。肯特主动担起了重任来捍卫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核武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7] 及处决罗森伯格夫妇 [8] 等等——不论其他人抛来什么问题他都照单全收。他对美国公司劝说非洲母亲不喂母乳改买配方奶粉的说法冷嘲热讽，对认为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待印第安人行为凶残的观点鄙夷不屑，对科塔尔的电话可能已遭窃听这一看法更是嗤之以鼻。他引述《时代》杂志所登内容，并明说自己在引用。那青年拍着膝盖，头摆得像拨浪鼓，难以置信地大笑。 “我不相信这家伙。你们能相信这家伙吗？我可不能。” 科塔尔继续发起争论，极力控制住恼怒之情，因为他自诩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年长男士开始故弄玄虚地转移话题，胸部下垂的女士则以令人厌恶的礼貌口气突然插话。 “为什么当局一出讨喜的风头，你就上赶着要帮它说话呢？” 肯特自己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驱使他这么做。他甚至没有郑重其事地把这些人当作敌手。他们在现实生活的边缘徘徊不定，慷慨陈词、唯我独尊，无论哪一类狂热分子都是如此。若把他们同与肯特共事的人相比，他们一点儿都不实在。在肯特所从事的工作中，错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每时每刻都要担起职权，你不会有时间到处鬼混，纠结开连锁药店到底是不是个坏主意，也不会沉湎于对药品公司的妄自揣测中。那才是真实的世界，他每天都要置身其中，肩负着他和卡特的未来。他全然接受这一切，甚至引以为傲，他才不打算向满屋子无病呻吟的人道歉。 “不管你们说什么，日子正渐入佳境，”他对他们说，“只需看看周遭的一切就有数了。” 此刻的他同年轻时的自己并无分歧。他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有点傲慢无礼，但并没有做错。然而他纳闷的是屋子里的那股愤怒，那些所向披靡的力量，后来怎么样了？索尼耶讲完了电话。她从厨房里对他喊：“我决定不泡茶了，直接弄点杜松子酒。” 她把酒端来时，他问她科塔尔去世多久了，她告诉他已有三十余年。他倒吸一口凉气，摇了摇头。这么久了？ “他染上了某种热带病菌，迅速失去了生命，”索尼耶说，“是在雅加达出的事。我连他患病都还不知道，他们就把他给埋了。雅加达以前叫巴达维亚 [9] ，你知道吧？” 肯特回答：“不太清楚。” “我还记得你家的样子，”她说，“客厅其实是个门廊，横跨整个房子的前半部分，跟我们家一样。百叶帘是雨篷布做的，绿棕色条纹。卡特喜欢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她说那是有丛林风味的光。你们管那房子叫荣耀小屋。但凡你们提起它都这么叫它。荣耀小屋。” “房子靠柱子撑着，柱子插在混凝土里，”肯特说，“柱子都烂了。房子居然没倒，真是个奇迹。” “你和卡特以前总是出门看房子，”索尼耶说，“休假的时候，你们会用婴儿车推着诺埃勒，在这个或那个小区附近转悠。你们把所有的新房子都看了个遍。你知道当时的那些小区都是什么模样。完全没有人行道，因为大家好像都不必再走路了，他们把树也全都砍了，房子就那么挨在一块儿，透过落地长窗面面相觑。” 肯特说：“一开始，谁还能买得起别的？” “我懂，我懂。可你会问，‘你喜欢哪一幢？’卡特从来不回话。最后你就恼了，说，不管在哪儿，她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房子呢，她回答，‘荣耀小屋’。” 肯特不记得有过这事。但他想应该确有其事。无论如何，卡特是这么告诉索尼耶的。三在科塔尔出发去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或管他去哪儿之前，索尼耶即将去俄勒冈照顾他母亲，科塔尔和索尼耶准备办一个告别派对。他们邀请了住在海滩一带的每一个人——既然派对将在户外举办，那这就成了唯一明智的做法。索尼耶和科塔尔在公社的邻居也受到了邀请，搬到海滩以前，他俩跟这些人生活过，外加科塔尔认识的几个记者，以及索尼耶从前在图书馆的同事。 “就是请了所有人。”卡特说。而肯特高兴地说：“又有别的左派分子了？”她说她不晓得，只知道请了所有人。正牌莫妮卡家里长期雇有保姆，所有的孩子都被送去她家，家长们分摊费用。天开始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卡特用婴儿提篮把诺埃勒也送了过去。她跟保姆说自己午夜之前就会回来，那应该是诺埃勒醒来要吃奶的时候。她本可以把家里准备好的备用奶瓶带来，但她没有。她对派对的状况心里没底，想着自己或许会乐意有个脱身的借口。她和索尼耶始终没谈过在索尼耶家吃的那顿晚餐，当时肯特跟满屋子人唇枪舌剑。那是索尼耶头一回见到肯特，事后她只说了句，他真的长得很帅。卡特听来却只觉得长得帅是不痛不痒的搪塞之词。那晚她靠墙而坐，抱个垫子抵在腹部。她习惯了用垫子挡着宝宝爱踢的部位。垫子已经褪色，落满尘埃，索尼耶家的所有东西都是如此（她和科塔尔租下小屋时，家具都是现成的）。垫子上的蓝色花叶褪成了银灰色。当他们对肯特群起而攻之，而他本人却浑然不知之时，卡特只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图案。那青年跟他讲话时，带着儿子对老子说话时那种夸张的怒意，科塔尔用的则是耐心快消耗殆尽的老师对学生讲话的口吻。年长男士被彻底逗乐了，而年长女士则是满脸道貌岸然的反感，仿佛广岛事件、亚裔女孩活活烧死于大门紧锁的工厂里，以及所有乱七八糟的谎言和自吹自擂的惺惺作态全都是肯特其人的错。就卡特看来，肯特大半是自讨苦吃。她看到他的衬衫和领带，便舍弃了好看得体的孕妇裙穿上了牛仔裤，当时她就是担心会出这种事。既来之则安之，她这般或那般地拧着垫子，捕捉它发出的银色光芒。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对一切都充满信念。他们停下来喘口气时，也只是为了从一股永无止境的、流淌着纯净美德和纯粹信念的溪流中汲取能量。或许除了索尼耶。索尼耶什么也没说。不过索尼耶仰仗着科塔尔。他就是她的信念。她站起来继续给大家盛咖喱菜，在一阵愠怒的短暂沉默中，她开口插话。 “好像没谁想吃椰肉嘛。” “噢，索尼耶，你是想成为那种老道的女主人吗？”年长女士说，“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的某个人物？” 看起来连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吃不开。有太多事卡特都搞不懂。好在至少她清楚自己哪里不懂，她并不打算把它们都当成荒唐至极的事。然而，她还是盼望自己的羊水会破掉。只要是可以让她分娩的招数都行。倘若她把局面搅乱，当着他们的面弄得一地的羊水，他们总该消停了吧。肯特后来似乎并没有因为那晚的经历而心烦意乱。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赢了。“他们全是左派分子，非得那样说话不可，”他说，“他们只能这么做。” 卡特恨不得马上终止关于政治的讨论，所以她话锋一转，告诉他那对年长夫妇曾与索尼耶和科塔尔同住公社。那里还住过另一对夫妇，后来搬走了。而且那里有组织地举办性伴侣交换活动。年长男士在外面有女人，有时那个女人也参与交换活动。肯特说：“你是说，年轻小伙要跟那个老女人上床？她都快五十岁了。” 卡特说：“科塔尔也三十八岁了。” “即使如此，”肯特说，“也够恶心的。” 可是卡特发觉那些规定的义务性交虽然恶心，却又令人兴奋。你清清白白地把自己乖乖送到哪个名单上列出的人跟前——这简直像宗教卖淫活动。肉欲成为你的职责所在。心念至此，深深的、下流的兴奋感油然而生。这却从不曾让索尼耶兴奋过。她未曾体验过性释放。她回到科塔尔身边时，他会问她有没有，她只能回答没有。他大失所望，她则因为他的失望而失望。他对她解释，说她过于专一，过于拘泥性的所有权，她知道他说的没错。 “我知道，他觉得若是我足够爱他，我一定会做得更好，”她说，“但我真的爱他啊，悲痛万分地爱着。” 纵使满脑子都是这些撩人的遐思，卡特依旧相信自己这辈子只会跟肯特做爱。性爱就像是他俩自己的发明。跟别人尝试这事，就等于更换电路——整个生活都将在她面前毁于一旦。然而，她却无法宣称自己悲痛万分地爱着肯特。当她从莫妮卡家沿着海滩往索尼耶家走时，一路可见等着派对开始的人们。他们或零零散散站成一圈，或坐在大圆木上观赏夕阳最后的一缕余晖。大伙儿喝着啤酒。科塔尔和一个男人在清洗垃圾桶，预备用来装调制潘趣酒。图书馆馆长坎波小姐孤身一人坐于一根大圆木之上。卡特使劲对她挥挥手，但没走过去陪她坐。眼下你要是跟某个人搭讪，肯定会被逮着不放。那么从头到尾都是孤零零的两个人。倒不如加入一个三四人的团队，哪怕你发现谈话的内容远远看去貌似热闹活跃，实则乏味至极。然而朝坎波小姐挥手之后，她没法马上这么干。她得假装正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因此她没有停下脚步，从正跟莫妮卡的丈夫讨论锯开一根海滩上的大圆木要花多长时间的肯特身边经过。她拾级而上，走到索尼耶家，进入厨房。索尼耶在搅拌一大锅红辣椒，公社来的年长女士在把黑麦面包片、香肠及奶酪摆放于大盘子上。她依旧是吃咖喱晚餐时的一身装束——一条宽松的裙子，一件土黄色的紧身毛衣，紧裹着的一对乳房几乎直垂腰际。这八成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卡特心想。科塔尔就喜欢索尼耶不戴胸罩、不穿丝袜、不抹口红。这想必也跟随心所欲、豁达大度的性有关，虽然年过半百，她强烈的性欲也未见衰减。图书馆的一个女孩也在厨房里，切着青椒和西红柿。还有一个卡特不认识的女人正坐在厨房的高脚凳上抽着烟。 “我们都对你很有意见，”图书馆的女孩对卡特说，“我们在职的所有人。听说你生了个超级可爱的宝宝，居然不带来给我们看看。她现在人呢？” 卡特回答：“但愿是在睡觉。” 这女孩叫洛兰，不过索尼耶和卡特回想之前在图书馆的那段时光时，都把她叫成黛比·雷诺兹 [10] 。她是个活力四射的姑娘。 “哈！”洛兰说。胸部下垂的女士意味深长地瞅了她和卡特一眼，满是厌恶。卡特打开一瓶啤酒递给索尼耶，索尼耶说：“噢，谢了，我一心扑在搅拌辣椒上面了，都忘了我也可以来一杯。”她很焦虑，因为厨艺没有科塔尔好。 “好在你不是打算自己喝，”图书馆的女孩对卡特说，“你还在给宝宝喂奶，喝酒可是大忌。” “我当初喂奶的时候，还不是一直大喝特喝啤酒，”高脚凳上的女人说，“我觉得这还是可取的。反正大部分都尿掉了。” 那女人的眼睛用黑色眼线笔描了一圈，并从眼角延伸出去，眼睛与两道油亮的黑眉间都抹着蓝紫色的眼影。脸上剩余的其他地方白得出奇，也可能是这种妆容让她看上去如此，嘴唇上是极浅的粉色，简直像白色。卡特之前见过这样的脸，但也仅限于杂志上而已。 “这是埃米，”索尼耶介绍，“埃米，这是卡特。对不起，之前没帮你们介绍。” “索尼耶，你怎么一直在说对不起。”年长女士说。埃米拿起一块刚切好的奶酪，吃掉。埃米就是那个情妇的名字。年长女士丈夫的情妇。突然间，卡特很想认识她、跟她交朋友，一如她曾企盼与索尼耶为友。暮色四合，海滩上围成一小圈的人群隐隐约约看不见了。他们似乎更倾向于朝一个方向一拥而上。水边的女人们已经脱了鞋子，穿长袜的抬起腿，把长袜也拽下来了，她们脚尖点着水。大部分人放下啤酒，改喝潘趣酒，而潘趣酒的成分也开始跟着变换。起初主要是朗姆酒和菠萝汁，现在又加进了另外几种果汁、苏打水、伏特加和葡萄酒。有人撺掇那些脱了鞋的人再多脱一些。有人穿着衣服就冲进水里，然后再脱下衣服，扔给岸上的人接着。另一些人就地脱光了，相互打着气，说反正天黑什么也看不清。事实上你还是看得见光着身子的人们在漆黑的海水中嬉戏、奔跑和摔倒。莫妮卡从家里拿来一大堆毛巾，大声叫唤着，提醒所有人一上岸就把自己裹上，免得患上要命的感冒。月亮从岩石顶端黑黝黝的树丛中升起，看起来如此庞大、庄严、令人望而生畏，现场惊叹声一片。那是什么？尽管后来月亮在夜空中爬得更高了，缩成比较正常的大小，大伙儿仍旧不时提及，说着“秋分的满月”或“你看没看到它刚升起来时的样子？” “其实我以为是个超大的气球呢。” “简直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我觉得月亮绝不可能那么大。” 卡特在海边跟那位中年男士聊天，方才在索尼耶的厨房里她同时见到了他的妻子和情妇。他妻子眼下正在游泳，离尖叫嬉水的人群有一点远。那位男士说，在另一种生活中，他曾是一位牧师。 “‘信仰的海洋也曾经一度汪洋恣肆，’”他风趣地说道，“‘贴着大地的涯岸，如一条环抱全球的光辉腰带’ [11] ——我那时娶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女子。” 他感叹唏嘘，卡特以为他是在回想接下去的诗句。 “‘但现在我只听见，’”她接道，“‘它那退潮的呼啸抑郁而悠长，不断地退却，向拂动的夜风退去，落向世界的广阔阴沉的边沿，落向光赤赤的砾石。’”她中道而止，因为继续往下背“哦，亲爱的，我们要彼此忠诚……”似乎有点过头了。他妻子朝他们游来，在水刚好没过膝盖的地方立起了身。她的乳房朝两侧晃来晃去，在她蹚水而过时，往周围甩出串串水珠。她丈夫张开双臂，唤道：“欧罗巴 [12] 。”那口吻如欢迎同志般。 “那你就成了宙斯喽。”卡特冷不丁地回了一句。那一刻她渴望这样一个男人来吻她。一个她几乎不认识，也不在意的男人。而他当真吻了她，冰冰凉的舌头在她嘴里来回翻动。 “设想一下，一块以母牛来命名的大陆。”他说。他妻子站在他俩近前，游完泳，挥洒完汗水之后神采奕奕地喘着气。她靠得如此之近，卡特生怕她那长长的深色乳头或那团黑色阴毛蹭到自己。有人生起了一堆篝火，水里的人都上了岸，裹着毯子或毛巾，或者蜷在大圆木后面，艰难地穿上衣服。然后音乐响了起来。莫妮卡的隔壁邻居有个船坞和船库。有人带来了电唱机，大伙儿跳起舞来，在船坞上，在沙滩上，只是在沙滩上很难跳。甚至在大圆木顶上，有人也会舞上一两步，接着再颤颤巍巍地跌下来或直接跳下。重新穿好衣服的女人，从头至尾就没脱过衣服的女人，坐立不安、不愿就这样待在一个地方的女人——比如卡特——沿着水边迈起了步子（再没人游泳了，游泳已彻底翻篇，被抛在脑后了），就着音乐，她们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姿态走着。煞费苦心地、打趣地摆动着，随后更恣意妄为起来，如同电影当中的美女们。坎波小姐仍坐在原地，嫣然笑着。卡特和索尼耶口中的“黛比·雷诺兹”坐在沙滩上，背靠一根大圆木，抽泣着。她对卡特微微一笑，说：“别以为我在伤心。” 她丈夫大学期间曾是橄榄球运动员，现在经营一家修车行。他来图书馆接妻子时，看上去总是一副正规橄榄球运动员的模样，隐隐约约有些愤世嫉俗。但是此时此刻，他跪在她身旁，拨弄着她的头发。 “没关系的，”他说，“她总会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对不对，亲爱的？” “对，就是这么回事。”她说。卡特看见索尼耶在篝火周围晃荡，分发着棉花糖。有些人会把它们串在签子上烤，另一些人则扔来扔去，棉花糖落到沙地上不见了。 “黛比·雷诺兹在哭呢，”卡特说，“可没什么事。她很开心。” 她俩大笑起来，相互拥抱，把棉花糖袋子夹在她们当中。 “噢，我会想你的，”索尼耶说，“噢，我会想念我们的友谊的。” “当然，当然。”卡特说。她俩各自抓起一颗冰凉的棉花糖吃，相视而笑，满怀甜蜜与凄绝。 “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13] ，”卡特说，“你是我最真心最坦诚的朋友。” “你也是我最真心最坦诚的朋友，”索尼耶说，“科塔尔说他今天晚上想跟埃米睡。” “别由着他呀，”卡特说，“倘若这让你难过，就别由着他。” “唉，这不是由不由着他的问题。”索尼耶英勇地说。她大声叫唤着：“有谁要吃辣椒？科塔尔在那边盛辣椒了。要辣椒吗？辣椒要吗？” 科塔尔已经把装辣椒的锅搬下台阶，置于沙地之上， “当心这锅，”他用父亲般的口吻不停提醒着，“小心锅，它很烫。” 他蹲着给大家盛辣椒，身上只包着条敞开了的毛巾。埃米在他身边帮忙发碗。卡特在科塔尔面前将双手拢成碗状。 “求您啦，大人，”她说，“我不配用碗。” 科塔尔一跃而起，放下勺子，把双手放到她头上。 “保佑你，我的孩子，‘在后的将要在前’ [14] 。”他吻了吻她低垂的脖子。 “哈。”埃米叫道，仿佛她才是那个被吻或吻了卡特的人似的。卡特抬头，朝科塔尔后方望去。 “我也想抹那样的口红。”她说。埃米道：“跟我来。”她放下碗，手轻搭在卡特的腰上，把她推向台阶。 “上去吧，”她说，“我们一股脑全帮你把妆上了。” 科塔尔和索尼耶的卧室后面有间很小的浴室，在这儿埃米摊开一堆小瓶瓶罐罐还有化妆笔。除了摊在马桶盖上，她没别的地方可放。卡特只得坐于浴缸边缘，脸差不多就挨着埃米的肚子。埃米先在她的脸上抹了某种液体，又在她眼皮上刷了什么膏，然后给她扑粉。她把卡特的眉毛又刷又涂的，还上了三层睫毛膏。嘴唇则先勾唇线，再抹口红，抿开后再抹一层。她托起卡特的脸，迎着光仔细端详着。有人敲了敲门，接着竟晃起门来。 “等一下。”埃米大喊。随即又道：“你这人怎么回事，就不能去圆木后头解决一下吗？” 等她全部化完了，她才让卡特照镜子。 “别笑哦，”她说，“笑了效果就不好啦。” 卡特耷拉着嘴，闷闷不乐地盯着镜中的映像。她的嘴唇一如饱满的花瓣，百合花瓣。埃米把她拉开。“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最好别照镜子，一眼也别试着去看，你看着很漂亮。” “管住你那没用的膀胱，我们马上就出来！”她朝外面捶门的人大叫，可能还是刚才那位，也可能换了一位。她把化妆用品统统归进袋子，塞到浴缸下面。她呼唤卡特：“来吧，美人。” 埃米和卡特在船坞上跳舞，一边大笑一边互相抬杠。男人们试图插进她们当中，但有好一会儿她们都没让他们得手。后来她们放弃抵抗，被分开了。她们发觉两人被隔开，各自被拽进某个舞伴的舞步中，故而摆出沮丧的表情，像刚着陆的鸟儿一样舞动着双臂。卡特在和一个这一整晚她都不记得是否见过的男人跳舞。他看上去跟科塔尔年龄相仿。他个头很高，腰部厚实柔软，长着浓密的深色鬈发，因放纵而眼周泛着青色。 “我搞不好要摔下去，”卡特说，“我头晕眼花的。我好像要摔下船坞，跌进水里了。” 他说：“我会抓住你的。” “我头是晕，可我没醉。”她说。他笑笑，她心想，喝醉的人不就总说这话。 “真没醉。”她重申，的确如此，因为她连一瓶啤酒都没喝完，也没碰过潘趣酒。 “除非酒直接渗进了我皮肤里，”她说，“渗透作用。” 他没答话，只是把她拉近，又放开，牢牢盯着她的眼睛。卡特和肯特之间的性爱热切而激烈，同时却又有所保留。他俩不曾主动撩拨对方，而是在不经意间就陷入了亲密的氛围，或者说是他们自认的亲密氛围当中，并逗留于此。倘若你一生只有唯一一个伴侣，那就没必要标新立异——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已经赤裸相对过，可即使在那些时刻，除非凑巧，他们从没对视过。眼下卡特跟她这位素不相识的舞伴却一直在这么做。两人有进有退，转圈闪身，全心全意地为对方翩翩起舞，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宣告着，假如他们愿意，就能够设法安排一场激烈的翻云覆雨，与之相比，这场表演其实微不足道。然而这不过是个玩笑。他们刚一有所接触，就急匆匆地放开彼此。凑近时，他们张开嘴，挑逗地用舌头滑过嘴唇，又立马佯装怠惰地后退。卡特穿的是一件短袖拉绒毛衣，V形领口开得很低，胸前有一排纽扣，方便哺乳。他们再次贴近时，她的舞伴像要自我保护般抬起一只胳膊，让他的手背、赤裸的手腕和前臂掠过她起静电的毛衣，以及毛衣下坚挺的乳房。这使得二人趔趄起来，差点坏了他们的舞步。但两人继续跳——卡特绵软无力，跌跌撞撞。她听见有人在喊她的名字。梅伯里夫人。梅伯里夫人。是保姆，她站在莫妮卡家的台阶中央呼喊。 “你的宝宝。你的宝宝醒了。你能来喂她吗？” 卡特停了下来。她摇摇晃晃地穿过其他的舞者。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她跳下船坞，磕磕绊绊地在沙地上走着。她知道舞伴就在身后，她听见他跟着她跳了下来。她蓄势待发，要对他献上自己的嘴或喉咙。可他一把抓住她的臀部，让她转过身来，双膝着地自个儿跪下，隔着棉布短裤吻她的私处。接着他站起来，对如此魁梧的一个人来说可谓动作轻巧，两人一齐从彼此身边转身离去。卡特急匆匆地跑进灯光中，登上通往莫妮卡家的台阶。她上气不接下气，像个老太太似的拽着扶手，拖着自己往上爬。保姆在厨房里。 “喔，你先生，”她说，“你先生刚带着奶瓶过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安排，否则我哪用得着大呼小叫的。” 卡特径直走进莫妮卡家的客厅。尽管只有过道和厨房亮着灯，她仍看得出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客厅，不像她家和索尼耶家客厅是由门廊改装的。房间里摆了一张丹麦式现代咖啡桌、一些有垫衬的家具，还有落地窗帘。肯特正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端着备用奶瓶喂诺埃勒。 “嗨。”他说，哪怕诺埃勒正吸得起劲，毫无睡意，但他还轻言轻语。 “嗨。”卡特一边说着，一边在沙发上坐下。 “我就想着这会是个好主意，”他说，“万一你喝了酒的话。” 卡特答道：“我没喝。一直没喝。”她举起一只手触碰乳房，看奶水是否充盈，但羊毛的拂动令她受到如此强烈的欲望的冲击，没法再压抑了。 “嗯，你要想喂奶，现在就可以。”肯特说。她就坐在沙发边上，探身向前，很想问他，他是从屋前还是从屋后的路过来的？换句话说，是沿大路来的，还是沿沙滩来的？假如他走的是沙滩，那几乎肯定看到他们跳舞了。只是此刻在船坞上跳舞的人相当多，因此他说不定不会特别注意到谁。尽管如此，还有保姆看到她。他可能听到保姆喊她，喊她的名字。然后他应该会循着保姆喊的那个方向望过去。假设他是沿沙滩过来的，那么情况大抵如此。假设他沿大路而来，从前厅而非厨房进屋，就根本看不到那群跳舞的人。 “你听见她喊我了？”卡特问，“所以你才回家去拿奶瓶的？” “原本我就考虑这么办，”他说，“我想差不多了吧。”他举起奶瓶，看看诺埃勒喝了多少。 “饿坏了呢。”他说。她附和道：“是啊。” “那么现在你的机会来啦，如果你想喝个痛快的话。” “你是说你自己吗？喝了个痛快？” “我稍稍喝了一点罢了，”他说，“你要是想喝，就去吧。玩得开心哦。” 她觉得他那趾高气扬的语气又可悲又做作。他一定是看见她跳舞了。否则他肯定会问：“你把自己的脸怎么啦？” “我宁可等你。”她说。他朝宝宝蹙了一下眉，翘起奶瓶。 “快喝完了，”他说，“你偏要等我的话，那好吧。” “我得去下洗手间。”卡特说。洗手间里，纸巾绰绰有余，跟她期待中莫妮卡的家并无二致。她开了热水，把纸巾浸湿，擦脸，再浸湿再擦，时不时把染成黑紫色的纸团扔进抽水马桶冲掉。四第二杯酒喝到一半，肯特正谈论着温哥华西部近来高到骇人听闻、简直令人发指的房价，这时索尼耶接上话茬：“你知道吗，我有个推测。” “我们以前住的那些地方，”他说，“早就荡然无存了。跟现在比，真像白捡的一样。现如今，我都不清楚干吗要买房子。只是为了那块地，为了把房子拆掉。” 她有什么推测？是关于房价吗？不，是关于科塔尔。对于他的死，她难以置信。 “哦，刚开始我是相信的，”她说，“我从没想过要对此心怀疑虑。可后来我突然清醒过来，明白这未必就是事实。它根本不必是事实。” 想想那些细节，她说。一位医生写信给她。来自雅加达的信件。写信者自称医生。他说科塔尔死了，解释了他因何而死，他用的医学术语她眼下已经忘了。反正是一种传染病。可她怎么知道这人确实是一位医生呢？更甚者，就算认定他是位医生，她又如何确定他讲的是实情？科塔尔要结识一位医生毫无难度。成为朋友也易如反掌。科塔尔形形色色的朋友都有。 “甚至是付了钱给他，”她说，“那也并非绝无可能。” 肯特问：“他为什么做那种事呢？” “他肯定不是头一个做那种事的医生。说不定他需要这钱来维持给穷人看病的诊所，我们如何得知呢？也保不准他单单只想中饱私囊。医生又不是圣人。” “不是的，”肯特说，“我指的是科塔尔。科塔尔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再说他有钱吗？” “没有。他自己一文不名，不过——我不清楚。反正这只是一种假设。他付钱这事。再说我人在这儿，你知道。我在这儿照顾他母亲。他真的很关心自己的母亲。他明白我绝不会丢下她不管。那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的确没有后顾之忧了，”她又说，“我很喜欢迪莉娅，也没觉得照顾她是个负担。搞不好我真的更适合照顾她而非嫁给科塔尔。要知道，有件事挺玄乎的。关于科塔尔，迪莉娅的想法跟我的如出一辙。她也持有相同的怀疑。她从没对我提及。我也从没对她提及。我俩都担心这会伤了对方的心。接着有一天晚上，在她不得不离开之前不久，我正在给她读一个悬疑故事，故事发生在香港，然后她说：‘科塔尔说不定就在那儿呢。香港。’ “她说但愿这话没让我伤心。于是我跟她讲了一直盘桓于胸的念头，她笑了。我们俩都笑了。你会以为，年迈的老母亲谈起唯一的儿子出逃，丢下自己不管不顾，会悲痛欲绝，然而并非如此。老人大抵并非如此。那些真正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不会再感到悲痛欲绝了。他们想必觉得不足介意。” “他笃定我会照顾她的，只是他大概不知道我会照顾多久，”她说，“我真想把那医生的信给你看看，不过我把它扔掉了。那么做愚蠢至极，但我那时失张失智。我不知道要如何熬过余生。我没想过该怎样穷追不舍，查明他的身份，或索要死亡证明什么的。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想到的，可当时已经没有地址了。我不能写信给美国大使馆，因为科塔尔最不想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又不是加拿大公民。他甚至可能还有别的名字。他可以悄然换个假身份。用伪造的证件。他以前常常提起这种事。对我来说，他的些许魅力就在于此。” “有的可能只是自吹自擂吧，”肯特说，“难道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索尼耶说：“我当然觉得是这样的。” “没有什么保险吗？” “别傻了。” “如果有保险，他们会查明真相的。” “是啊，但没保险，”索尼耶说，“事已至此。我打算自己去查出真相。” 她说有件事自己始终不曾对婆婆提过。待她孑然一身之后，她要踏上追寻之程。她要去寻找科塔尔，或寻求真相。 “我想，你会觉得我异想天开吧？”她问。精神失常了，肯特思忖着，诧异之余满是不快。他这趟旅途所做的每一次探访，都会有那么一刻令他感到极其失望。那一刻，他意识到他谈话的对象，这个他铁了心要找到的人，并不打算让他称心如意。他到亚利桑那州去看望的老友住的明明是安保设施完备的昂贵小区，却执迷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危险。他朋友的老伴，已经年过七旬，却要给他看她本人和其他几个老太太打扮成克朗代克 [15] 舞厅女郎模样参加音乐剧表演的照片。他成年的子女都为各自的生活所牵绊。对他，这些都稀松平常，并不意外。令他意外的是他们的生活，他的子女所过的生活，似乎都故步自封，一眼望得到头。就连那些变数，或是出自他的预知，或是从别人口中获悉——诺埃勒就快离开第二任丈夫了——也都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关于这件事，他对黛博拉绝口不提——甚至自己也不愿多想——但事实就是这样。眼下让他失望的是索尼耶了。他从前不是特别喜欢、还有点小心提防，但始终参不透故而心生敬重那个索尼耶——连她也成了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而且暗藏着神经不对头的迹象。而他来看她，是事出有因的，这通关于科塔尔的夸夸其谈跟他的来意背道而驰。 “坦白讲，”他说，“听起来不像明智之举啊，我打开天窗说亮话。” “大海捞针。”索尼耶的语调倒是欢快。 “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他可能确实死了。” “没错。” “而且他有可能去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生活。假如你的推测成立的话。” “没错。” “那么唯一的指望就是他当时真的死了，你的推测不正确，然后你就能知道最后的结果，只是比起你现在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 “哦，我觉得会有进展的。” “你不妨就留在这里，写几封信去打听。” 索尼耶说，她不同意他的想法。她说这种事你是没办法走官方渠道的。 “得让街头巷尾都知道你。” 雅加达的街头巷尾——那是她意欲启动之地。像雅加达这类地方，大家不会守口如瓶。人们就生活于大街小巷，无所不晓。店家消息灵通，总会有人认识其他什么人，层层推进。她东寻西问，她在雅加达的消息就会人尽皆知。科塔尔那种人不会只是过眼云烟。即便时过境迁，也还留存着些许的记忆。五花八门的消息。有些消息代价不菲，并非所有都真实可靠。然而这都无所谓。肯特琢磨着要问问她，她打算用什么办法弄到钱。她是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遗产？他似乎记得，她结婚时父母就跟她断绝了关系。说不定她以为能卖掉这房子，拿到一大笔钱。机会渺茫，但或许她是对的。就算是这样，用不着两个月她就会把钱挥霍一空。她在雅加达的消息一定会人尽皆知的，就这样吧。 “那些城市瞬息万变。”他只是说。 “我可没忘了那些正规渠道，”她说，“我会尽我所能，向所有人打听。大使馆、殡葬记录、病历，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的话。其实，我已经写过信了。但他们只会拿话搪塞你。你得亲自去找到他们面谈。你人得到场。亲自到场。不停地打听，让他们拿你没辙，找出他们的软肋，必要时偷偷塞点好处给他们。我可没幻想过这会手到擒来。 “举例来说，我认为那里一定热得要命。雅加达——这个名字听上去就根本不像什么好地方。到处都是沼泽和洼地。我也不笨。我会打预防针，会采取所有预防措施。我会带着我的维生素，再说雅加达是荷兰人创建的，应该少不了杜松子酒。荷属东印度。它不算是历史悠久的城市，你懂的。我想它建于17世纪的某个年代吧。等一下，我有各种各样的——我拿来给你看——我有——” 她放下杯子——杯子已经空了好一会儿了，她快速起身，走了没两步，脚在破损的剑麻地毯上绊了一下，身子往前一倾。幸亏她抓住门框，稳住了身体，总算没跌倒。“真该把这旧垫子扔了。”她一边嘀咕一边飞快走进房间。他听见她使劲拉开卡住的抽屉，接着是一堆纸掉落在地上，从头至尾她都跟他说个没完，半疯半癫、言之凿凿的腔调，好像生怕失去你的关注。他听不懂她在说什么，或者说，他根本没费心去听。他借此机会，吞下一粒药丸——方才这半小时他一直想着这事。药丸很小，不需要用水送服——他的杯子也空了——他本可以趁索尼耶没注意到他在干什么的时候就把药送进嘴里。但或许出于难为情，或许出于迷信，他没这么做。他不介意黛博拉对他的健康走势洞若观火，他的子女们当然也得知晓，但要透露给他的同辈人似乎是种禁忌。这药吃得恰逢其时。一股眩晕、不适的热流、浑身要散架的感觉从下半身向上蔓延，汗珠从他的太阳穴处淋漓而下。有那么几分钟，他感觉这燥热在体内涌动，但他强自镇定，调匀呼吸，舒展四肢，把它按捺了下去。就在这当儿，索尼耶捧着一叠纸再次出现——有地图，也有复印件，想必是从图书馆复印的。她坐下时，有几张纸从她手中滑落，散在剑麻地毯上。 “喏，他们称之为老巴达维亚的地方，”她说，“是严格按几何图形规划的。颇具荷兰风情。有处郊区名为‘维特瑞登 [16] ’。意思是‘称心如意’。倘若我发现他住在那里，岂不是个大笑话吗？那儿还有座葡萄牙古教堂。建于17世纪晚期。当然这是个伊斯兰国家。他们那儿有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库克船长 [17] 曾在那里因修船而短暂停留，他对造船厂赞不绝口。不过他说沼泽里的水沟又脏又臭。恐怕现在依旧如此。科塔尔看起来从来都没有特别强健，却比你认为的更会照顾自己。他不会去有瘴气的沼泽里瞎逛，也不会从街边小贩那里买饮料。当然了，若是他眼下在那里，我想一定已经完全适应了那边的水土。我也不知道还能指望什么。我可以想象他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当地人，或者安了家落了户，被他棕色皮肤的小女人侍候得满面春风。在泳池旁吃着水果。保不准他还会为穷苦大众四处募捐。” 其实，有件事肯特还记着。海滩派对的那天晚上，科塔尔几乎一丝不挂，裹着一条勉强蔽体的毛巾来到他跟前，问他这个当药剂师的对热带疾病了解多少。但那似乎也没什么不对头。任何要去那种地方的人都可能问同样的问题。 “你想象的是印度吧。”他对索尼耶说。他的状况现在平稳了，药丸让他重新把控了身体内部的运作，止住了那种近乎骨髓在涌动的痛感。 “你可知道，我觉得他没死是有原因的，”索尼耶说，“我没梦到过他。我会梦到死去的人。我老是梦到我婆婆。” “我不做梦的。”肯特说。 “谁不做梦呀，”索尼耶说，“只是你不记得了。” 他摇摇头。卡特还在世。她住在安大略省。在哈利伯顿区，离多伦多不算远。 “你母亲知道我在这儿吗？”他问诺埃勒。她答道：“噢，我觉得她知道。肯定知道。” 然而始终无人登门造访。当黛博拉问他想不想绕道去看看，他说：“我们别大费周章了。不值得。” 卡特在一个小湖边独居。她本有位同居多年的男伴，当年他俩一起打造了那幢湖畔小屋，但他已过世。不过诺埃勒说，她有朋友，生活还不错。在之前的谈话当中，索尼耶提到卡特的名字时，他既感到温暖又觉得岌岌可危：这两个女人仍保持着联系。他觉得危机四伏，接下来或许会听到一些他不想知道的事；他又同时怀有荒唐的愿望，希望索尼耶会跟卡特汇报，他有多帅（他坚信自己确实如此，因为体重一直相当稳定，又在西南部把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他的婚姻有多美满。类似的话诺埃勒可能说过，不过索尼耶的话多少比诺埃勒的更有分量。他等着索尼耶再次提到卡特。可是索尼耶没那么做。相反，她谈论的只有科塔尔、那些糊涂账，以及雅加达。眼下外面有阵骚动——不在他体内，而是在窗外，风一直在搅动着灌木丛，渐渐转猛，开始大力摇撼起来。这些可不是那种枝条长而散漫、随风飘摇的灌木。它们枝干坚韧，叶片也有足够的分量，因而每棵灌木都在被连根摇晃。阳光随之在绿油油的叶片上跃动。太阳还在闪着金光，风还没将云朵聚在一起，并没有下雨的征兆。 “再来一杯？”索尼耶问，“酒少放点？” 不了。吃了药丸后，他不能喝酒。除非一切几近停滞，不然一切都是十万火急。他们驱车行进时，他悬悬而望，就等着黛博拉到达下一个镇子。然后又怎样呢？无济于事。然而间或会出现那么一刻，万事万物仿佛都在向你传递着某种讯息。晃动的灌木，耀眼的阳光。一切都如风驰电掣，让你应接不暇。你正想着概括总结，却只得到潦草而愚蠢的印象，好似一趟有趣的旅程所获。于是你就起了错误的念头，谬以千里的念头。相信某个死去的人可能还活着，他在雅加达。不过，当你明知某人还活着，大可以径直开车到其门前时，你却让机会白白溜走。什么会让你觉得不值得呢？是发现她像个陌生人，令他无法相信自己曾与她共结连理，还是发现她从来就不曾陌生，只是莫名其妙地疏离了？ “他们离开了，”他说，“他们两个。” 索尼耶任腿上的那堆文件滑落，跌入地板上其他的纸片当中。 “科塔尔和卡特。”他说。 “几乎天天如此，”她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差不多天天都这样，这风在向晚时分乍起。” 言谈间，她脸上的小圆斑映着光，仿佛用镜子发出的信号。 “你妻子已经离开很久了，”她说，“说来荒唐，不过年轻人于我已经无关紧要。哪怕他们从地球上消失，也无关痛痒。” “恰恰相反，”肯特说，“你说的正是我们。我们才是如此。” 药丸起效，他的思绪延展得横无际涯、薄如蝉翼，犹如水汽的尾迹一般蒸腾而起。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掠过：任风将沙丘上的沙子吹起，他就待在这儿，听索尼耶将雅加达的事娓娓道来。不必继续、不必回家的念头。 [1] 1892年创建于温哥华的加拿大连锁百货商店。 [2] Howard Fast（1914—2003），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斯巴达克斯》为其代表作。 [3] 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短篇小说家，现代主义文体的开拓者，被誉为新西兰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4] Lions’ Gate Bridge，位于加拿大卑诗省内的一座悬索吊桥，横越布拉德内湾，连接温哥华市中心及北岸市镇。因桥头一对狮子塑像而命名，始建于1938年，是该地区内的一条重要交通动脉，亦是温哥华市的主要地标之一。 [5] 斯坦利·伯内尔，以及下文中的乔纳森·特劳特和琳达都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序曲》和《在海湾》里的人物。 [6] Sonja Henie（1912—1969），挪威籍女子花样滑冰运动员和电影明星。三次奥运会、十次世锦赛冠军得主，1936年成为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签约演员，获得很大成功，跻身好莱坞明星行列。 [7] 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1953—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8] 1951年，美国在冷战期间处死的一对苏联间谍，当时这份判决曾引起争议。 [9] 1619年，荷兰殖民者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 [10] Debbie Reynolds（1932—2016），好莱坞著名女星，曾主演歌舞片《雨中曲》等。 [11] 引自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名诗《多佛海滩》（“Dover Beach”），此处选用了屠岸先生的译文，下同。 [12] Europa，希腊神话中的腓尼基公主，爱慕她的宙斯化身为一头公牛，将她诱拐并带往另一块大陆，后来这块大陆取名为欧罗巴，也就是现今的欧洲。 [13] 出自《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九节。此处及下文所引圣经，如无特别说明，均采用新译本（CNV Simplified）。 [14] 出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六节。 [15] 指位于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克朗代克河。19世纪末期这里曾兴起淘金热，建有豪华欧式歌舞厅。 [16] 原文为荷兰语。 [17] 即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人称库克船长，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和探险家，他曾经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有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