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人的爱情

好女人的爱情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过去二十几年间，瓦利曾有一家博物馆，专门收藏照片、搅乳器、马具、旧式牙医用椅、笨重的苹果削皮器这类什物，还有一些稀奇玩意儿，比如一种用在电线杆上的精巧玻璃瓷绝缘器。藏品中还有一只红箱子，印有“验光师D. M. 威伦斯”字样，并附说明，上书：“验光师器材箱。年代虽非久远，然于本地意义甚巨，盖因其主D. M. 威伦斯先生1951年溺亡于佩里格林河。此箱于事故中幸存，匿名捐赠者盖亦寻获者，将其遣至敝馆，成其特藏。” 眼膜曲率镜让人想起雪人。特别是上半部分，是块镶在中空手柄上的大圆片，上面摞着另一块小些的圆片。大圆片上有个透视孔，供更换不同度数的镜片时查看。手柄沉甸甸的，电池还装在里面。如果取出电池，把一根两端带圆片的配套金属棒装进手柄，就可以插电使用。不过用得上这仪器的地方，并不是都有电源的。检影镜看上去要复杂些。圆形前额夹下那部分像个小精灵的脑袋，扁平的圆形脸孔上扣了一顶尖尖的金属帽。它朝着一根细柱呈四十五度倾斜，柱里有盏小灯，应该能从顶上发光。扁脸由玻璃制成，像一面黑色镜子。整套仪器都是黑的，但那只是涂料的颜色。在那些想必是验光师最常摩挲的部位，涂料已经剥落，一小块闪亮的银色金属清晰可见。一日德兰此地被称为日德兰。有过一座磨坊和几个小村落，但都在上世纪末悉数消失，从没成过什么气候。许多人都以为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场著名的海战 [1] ，但事实上早在那次战役爆发前多年，这里就荒废殆尽了。 1951年早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三个男孩来到这里，他们跟大多数孩子一样，相信这个地名源自几块从河岸直伸出去的老旧木板，还有一排直立在浅滩上的厚木板，它们构成一道参差不齐的栅栏 [2] （其实这是一座水坝的遗迹，建于水泥发明之前）。几块木板、一堆基石、一丛紫丁香、几棵害黑节疤病而变形的硕大苹果树，以及每年夏天都爬满荨麻的磨坊水渠浅沟，作为其他几样仅存的痕迹，揭示着这里的过去。有一条道，确切地说是条小径，从镇上的大路通到这里，不过路面上从没铺过碎石，在地图上不过是条虚线，以示规划待修。夏季开车去河里游泳的人和夜里想找个地方停车的情侣们常走这条道。快到浅沟那儿有个掉头的地方，不过在雨水丰沛的年头，荨麻、白芷和木茎野毒芹会覆满这一整块区域，汽车有时不得不一路倒回大路上去。那个春日的早晨，有两道车辙通向水边，清晰可辨，但这些男孩谁都没留意，他们满脑子只想着游泳。至少他们管那叫游泳；回到镇上，他们会说地上的雪还没化尽，他们就在日德兰游过泳了。上游这儿比靠近镇子的河滩冷一些。岸边的树木尚未抽芽，目之所及的唯一绿色，是地上小片小片的韭葱和菠菜般鲜嫩的驴蹄草，散布在每条入河的小溪沿岸。在对岸，几棵雪松树下，他们发现了自己着意搜寻的目标——一段绵长、低矮、结实的河岸，积着雪，石头般灰蒙蒙的。雪还没化尽呢。这下他们可以跳入水中，感觉寒意像冰刃一般刺进身体。冰刃仿佛扎穿他们的眼窝，从里面直戳天灵盖。他们可以挥几下胳膊蹬几下腿就爬上岸，浑身哆嗦，牙齿格格作响；他们会把麻木的四肢塞进衣服里，忍受惊吓过度后血液重回身体的痛楚，同时如释重负地想，总算没人能说他们吹牛了。他们不曾注意到的车辙直直地穿过浅沟延伸至此。这会儿沟里什么也没长，只倒伏着上年遗留的黄色枯草。车辙穿过浅沟，一路通向河里，毫无试图掉头的迹象。男孩们从上面踩过。不过，此时他们离河水很近了，这才注意到那个比车辙更不寻常的东西。水里有一片淡蓝色光泽，并非天空的倒影。那是一辆完整的汽车，斜栽在水塘里，前轮和车鼻子陷进河底的淤泥当中，后保险杠几乎要冲出水面。当时的汽车里，淡蓝的颜色并不多见，而其圆鼓的形状亦非一般。他们当即认了出来。是那辆英国小汽车，奥斯汀牌，绝对是全县唯一的一部。车主是验光师威伦斯先生。他开车的模样活像个卡通人物，因为他矮矮壮壮的，肩膀厚实，脑袋硕大。他总像是被人塞进自己的小车里，仿佛穿了一身快撑爆的衣服。车顶有扇天窗，天气暖和的日子，威伦斯先生会打开它。这会儿天窗开着。车里的情形他们看不太清楚。车身的颜色突出了它在水中的轮廓，然而河水确实有点浑浊，模糊了色彩不够明亮的部分。男孩们先是蹲在河岸上，后来索性趴在地上，乌龟一样探出脑袋，想看个明白。水下有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像某种大型动物的尾巴，从车顶的天窗伸出来，缓缓摇曳着。没多久他们就辨认出，那是一条胳膊，套在袖子里，是一件厚毛料质地的深色外套。车里似乎有具男尸，一定是威伦斯先生了，姿态诡异。水流的力量——即便这池塘只是个磨坊贮水池，每年此时，水流也颇有力道——不知怎地把他从座位上托起，左推右搡，令他一侧肩膀顶住车顶，一条胳膊伸出天窗。他的头部想必被推向下方，抵着驾驶座那一侧的门窗。一侧前轮相比另一侧在河底陷得更深，这意味着车子不仅前倾后翘，而且左右不平。事实上，身体卡成这种姿势，说明车窗应该开着，脑袋则探出车窗。不过他们想不到这些。他们凭记忆拼凑出威伦斯先生的模样——一张大方脸，经常夸张地皱着眉头，不过从不真正令人生畏。头发稀疏拳曲，头顶处呈红棕色或黄铜色，斜梳过额头。眉毛颜色比头发深，又浓又杂，仿佛眼睛上顶着两条毛毛虫。就像很多大人的脸一样，这张脸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古怪了，溺水的样子倒也并不会更吓人。但此刻他们只看得见那条胳膊和他苍白的手。待他们适应了透过水去看东西，那只手就显得颇为真切了。它颤抖而迟疑地挥动着，好似一片羽毛，却又像面团一样结实。而且只要你完全习惯了它的存在，就会感到它如此寻常。每片指甲宛如一张张洁净的小脸，机智地显出平日招呼人的模样，与其处境格格不入。 “好家伙！”这些男孩们脱口而出。体力正在恢复，语气还带着深深的敬意，乃至感激之情。“好家伙。” 这是他们今年第一回出门。他们来时穿过了佩里格林河大桥，这座单车道双拱桥被当地人称为“地狱之门”，抑或“死亡陷阱”。其实，桥南端的急转弯才是危险所在，跟桥本身没多大关系。桥上有条普通人行道，可他们没走。印象中他们从没走过这条道。或许很多年前走过，那时他们还小，得由大人牵着。但那些日子对他们而言早已烟消云散；哪怕看到快照中的证据，或者被迫听家人谈话时提及，他们也拒绝承认。他们走的是人行道对面的铁架，宽约二十厘米，高出桥面约三十厘米的样子。佩里格林河正把积攒一冬、已趋融化的大片冰雪往休伦湖冲去。年年泛滥的洪水把平地灌成湖泊，冲倒小树，冲垮沿途所有的船和棚屋，如今水位仍未回落。细流从田野里淌来，泥土搅浑了河水，在苍白的日光下，水面宛如沸腾的奶油布丁。不过，如果谁跌入水中，它就会冻住这个人的血液，带他冲入湖中，或者一头撞上河堤。汽车冲他们按喇叭，以示警告或责备。不过他们并不理会。他们排成一路纵队，像梦游者一样若无其事。在桥的北端，他们下到河滩，寻找去年走过的小路。洪水余威尚在，小路依稀可辨。一路上，你得钻过冲垮的灌木丛，从一块沾满泥巴的草丘跳上另一块。有时他们一跳，会不小心落进泥潭，或掉进洪水留下的水洼里。而一旦脚湿了，也就无所谓落脚点了，索性大步流星踏入泥浆，踩进水塘，弄得泥水从胶靴口灌进去。风暖洋洋的，把云扯成一缕缕旧羊毛絮，河鸥和乌鸦在河面上聒噪着滑翔而过。秃鹰在他们头顶盘旋，虎视眈眈；知更鸟刚飞回这里，红翅膀的黑鹂鸟成对地来回穿梭，鲜艳夺目，仿佛刚浸过颜料。 “该带把点22口径的来。” “该带把点12口径的。” 他们已经过了举着树枝、口里发出砰砰声的年纪。他们带着漫不经心的遗憾口气，就跟真有枪似的。他们爬上北岸，来到一片裸露的沙地。据说海龟会在这儿的沙里产卵。不过还不到时候，况且海龟蛋其实也是多年前的传说了——这些男孩们没谁见过。然而他们还是在沙地里踢来踩去，以防万一。接着他们开始四下寻找一个地方，他们中有一个人和朋友去年在那里捡到一根牛髋骨，应该是被洪水从哪个屠宰场冲下来的。河流每年必定要把大量惊人、笨重、奇特或寻常的东西卷起，沉积到别处。有成卷的电线、整段完好的楼梯、弯折的铲子、爆米花锅等等。牛髋骨当时正卡在一根漆树的树枝上——看着挺配，因为这树枝相当平滑，时而带些毛糙的锥形尖儿，恰似牛角或鹿茸。他们四下折腾了一番，切切·弗恩斯还把那根树枝指给大伙看，可最终他们什么也没找到。那回找到骨头的是切切·弗恩斯和拉尔夫·迪勒。切切·弗恩斯被问及骨头的去向时回答道：“拉尔夫拿走啦。”这会儿跟他一起的两个男孩——吉米·博克斯和巴德·索尔特——明白个中缘由。切切从不带任何东西回家，除非那东西小巧易藏，不会被他爸发现。他们聊起过去几年可能发现或已经发现的各种有用之物。栅栏木可以做成小筏子，零散的木头可以集中起来，设法建一间棚屋或一艘小船。要是找到些散架的捕麝鼠夹，那才叫运气。简直可以做上生意啦。多捡些木材做绷板，再偷几把剥皮的刀子。他们知道有间空棚子，在原先马场后头的一条死胡同里，于是讨论起如何占用它。门上有把扣锁，但你说不定可以从窗户钻进去，趁夜卸下窗板，白天再装回去。干活时你可以打手电。不，还是用盏灯吧。剥下麝鼠皮，把皮绷紧，能卖一大笔钱。计划越说越真，他们已经开始操心把值钱的皮子整天留在棚子里的问题了。得有一个人留下来看守，其他人则出去检查布下的捕鼠夹。（没人提上学的事。）他们一路聊着，出了镇子。他们说话的模样，好像自己完全是逍遥自在的，或是基本自由的，仿佛自己不用上学，没有家人同住，也不用遭受他们这个年纪不得不忍受的种种羞辱。而且，仿佛这整片地区和别人的工作，都会为他们的事业和探险活动提供一切所需，他们只管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对话中还有一个变化是：彼此已不再以姓名相称。他们本来也不怎么用对方的真名，就连“小子”这类家里人喊的绰号也不例外。不过，在学校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有个别名，有些根据他们的相貌或说话的特点而来，比如“暴眼”或“话唠”，还有一些，像“烂饭桶”或“傻屌”，则源自得名者及其兄弟、父辈、叔伯或实或虚的人生经历——这类外号往往会沿用好几十年。来到树林里、河滩上时，他们也不用这些称谓。互相招呼时，他们只简单地喊一声“嘿”。那些低级的、猥亵的、大人们可能闻所未闻的绰号，一喊出来就会破坏此刻的感觉，一种全然不介意彼此的相貌、习惯、出身和过去的感觉。然而，他们并不把对方看作朋友。他们不会认为某人是最好的朋友，或者第二好的朋友，也不会把人在这些位置上摆来摆去，就像女孩子们那样。这三个男孩中，随便选一个，用至少一打男孩中的任意一个替换，剩下的两个男孩也会分毫不差地给予他同等待遇。他们差不多都在九到十二岁之间，已经过了乖乖待在院子里、家门口的年纪，却还不能去工作——哪怕在商店门口扫人行道，或者骑自行车送杂货也不行。他们大多住小镇北面，这意味着一到年龄，就会有人指望他们去接手这类活计，而且也不会有谁送他们去上爱普比学院 [3] 或者加拿大学院 [4] 。他们当中没谁住破房子，也都没有坐牢的亲戚。尽管如此，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以及所肩负的期望，仍不尽相同。不过，一旦他们走得够远，远得看不到县监狱、谷仓升降机、教堂的尖顶，也听不到法院大楼的钟声时，这些差别便冰消瓦解了。回去的路上他们走得很快。有时迈着疾步，不过并没有奔跑。蹦跳、戏耍、溅水，全都没有了，来时一路的怪叫和嚷嚷也偃旗息鼓。看到潮水冲来的意外之物，他们只是留了心，不再去捡。事实上，他们走得像大人一样，步速均匀，只走大路，心里沉甸甸地压着个问题：该去哪儿，该做什么？像好多大人一样，他们面前拦着件事，眼前有一幅画面，把他们和现实世界隔开。池塘、汽车、胳膊、手。他们隐隐觉得，到了某个临界点，自己就会忍不住喊出声来。他们会叫喊着冲到镇上，到处嚷嚷这个消息，让所有人目瞪口呆。他们照例从铁架上过桥。不过已经失去了冒着风险、鼓起勇气或若无其事的感觉。跟走人行道没什么两样。他们没走通向港口和广场那条带急弯的路，而是沿铁路车棚附近的一条小路径直爬上河岸。这时，每过一刻钟就会报时的大钟敲响了。十二点一刻。这会儿正是人们走回家吃午饭的时候。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下午休息。但在商店工作的人得照常上班，星期六晚上商店一直要开到夜里十点或十一点。大多数人回家都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货真价实的饭。猪排、香肠、烧牛肉，或者农家肉卷。当然还有土豆，要么做成土豆泥，要么是薯条，以及冬天窖藏的根茎类蔬菜、卷心菜或奶油洋葱（少数几个主妇，或手头宽裕或不太会过日子，会开一听豌豆或利马豆罐头）。面包、松饼、腌菜、馅饼。无家可归者或有家不肯回的人，也买这类食物果腹，他们通常在坎伯兰公爵酒吧或者麦钱特酒店坐下来，或少花些钱去舍威尔乳品吧雾蒙蒙的玻璃窗后面找个位置。往家赶的大多是男人。女人们已经在家了——她们永远在家。但是，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迫不得已去商店或办公室工作，她们要么丈夫已故，要么丈夫生病，要么干脆没有过丈夫。她们和这些男孩的妈妈是朋友，哪怕隔着马路，也会大声招呼男孩们（其中要数巴德·索尔特最倒霉，她们都喊他“小家伙” [5] ），语调快活或揶揄，让男孩们顿时想起，她们对自家的情况，还有自己遥远婴儿时期的破事，全都门儿清。前来打招呼的男人则不会费心去叫男孩们的名字，就算熟识也不叫。他们会叫他们“男孩”或“年轻人”，偶尔也叫“先生们”。 “你们好啊，先生们。” “你们几个男孩这是要回家吗？” “你们这几个年轻人今天早上搞什么鬼名堂去啦？” 所有这些问候多少都带着打趣的意味，但其中还是有差别的。比起喊他们“男孩”的人，管他们叫“年轻人”的人态度更和善些——或者希望显得更和善。“男孩”或许只是开场白，接下来该是一顿训斥，针对某种不详或具体的冒犯。“年轻人”暗示说话者自己也年轻过。“先生们”则明摆着是嘲弄和蔑视，好在不会成为任何责骂的前奏，因为说话者根本不屑为之。回话时，男孩们的视线不会超过女士的拎包或男士的喉结。他们利落地回答“你好”，不然没准儿会惹上麻烦，回答询问时他们则说“是的先生”、“不先生”和“没干什么”。即便在这样一个日子，这些跟他们搭话的声音仍然使他们警惕、令他们困惑，他们像平时一样谨慎回话。在某个拐角处，一行人得分手了。切切·弗恩斯向来最急于回家，率先脱队。他说：“饭后见。” 巴德·索尔特说：“嗯。到时候咱们得去趟镇上。” 那意思他们都心领神会，是“去趟镇上的警察局”。看来，他们无需商量就达成了一套新的行动计划，一个更稳妥地通报消息的方案。然而他们并没说好是不是在家也要守口如瓶。巴德·索尔特或吉米·博克斯没什么理由保持沉默。切切·弗恩斯不论大小事情从不跟家里说。切切·弗恩斯是家中独子。他父母的年纪比大多数男孩的爸妈要大些，但也可能只是显老，因为他们一起过着一种折磨人的生活。切切跟两个男孩告别后就一路快走，最后一个街区他通常都是快步经过。不是因为他渴望回家，或觉得早点到家就能让事情好转。他也许只想让时间过得快些，因为在最后这个街区，他总是感到忧心忡忡。他妈妈在厨房。很好。她虽然还穿着睡衣，但好歹下了床。他爸爸不在家，也是件好事。他爸爸在谷仓升降机那儿干活，星期六下午不上班，这会儿要不在家，可能就是直接去了坎伯兰。这意味着当天迟些时候他们才需要应付他。切切他爸的名字也叫切切·弗恩斯。这是个在瓦利家喻户晓的名字，一般人都对它满怀感情、心知肚明。就算三四十年后，有人讲故事提到此名，大家仍会默认是在讲父亲，而非儿子。假如有相对晚近才搬来镇上的人说：“那听起来不像切切呀。”他会被告知，没人说的是那个切切。 “不是他，咱们说的是他家老头子。” 众人谈论着那次切切·弗恩斯去医院——或是被送去医院——治肺炎，还是治别的什么重病，护士用湿毛巾还是湿床单裹住他，让他退烧。他出了身汗，烧倒是退了，所有的毛巾和床单都变成了棕黄色。是他体内的尼古丁。护士们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形。切切则兴高采烈的。他宣称自己打十岁起就开始抽烟喝酒了。还有他上教堂那回。很难想象他怎么会去，不过那是浸信会教堂，他老婆是浸信会的，可能是为了讨好她吧，但那才更叫人不可思议。他去的那个星期天，教堂正在供应圣餐。在浸信会教堂，面包还是面包，葡萄酒却换成了葡萄汁。“什么玩意儿？”切切·弗恩斯大声嚷嚷，“这要是羔羊的血，它肯定得了他妈的贫血病。” 弗恩斯家的厨房正在准备午餐。一条切好的面包搁在桌上，一个甜菜丁罐头已经打开。几片香肠在煎鸡蛋之前就已经煎好了，放在炉顶保温。顺序应该倒过来才对。切切妈妈刚把鸡蛋下锅。她伏身于炉子上方，一手拿着煎蛋锅铲，一手捂在肚子上，正忍着痛。切切从她手里接过铲子，把电炉关小，火开得太大了。他不得不把煎锅抬离炉子，等炉温降低，以免把蛋白煎得太硬或把蛋的边缘烧焦。他没来得及擦去锅里的旧油渍，就丢了一小块新猪油进去。他妈妈从不擦掉旧油渍，任它留在锅里，从上一顿用到下一顿，实在不行了才添一点新猪油。他等炉子达到满意的温度，才把煎锅放回去，慢慢调整边缘七歪八扭的鸡蛋，煎成光滑的圆形。他找了把干净汤匙，舀了点滚热的猪油淋在蛋黄上，让它们定型。他和妈妈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不过他妈妈经常煎不好。他爸爸喜欢吃双面煎的鸡蛋，翻面后像煎饼一样压扁，要煎得像皮鞋一样硬邦邦，让胡椒弄得黑乎乎的。切切也会煎他喜欢吃的那种。别的男孩对他的娴熟厨艺一无所知，同样也不晓得他还弄了个藏物所，就在家门口，餐厅窗外那丛日本伏牛花后头的死角里。他忙着把蛋煎完，他妈妈则坐在窗边椅子上，留意着街上。他爸爸仍有可能回来找东西吃。他或许还没喝醉。话说回来，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总是取决于醉酒的程度。倘若他这会儿走进厨房，大概会吩咐切切给他也煎几个蛋。接着，他会问儿子怎么没系围裙，会说他都够给人当个像样的老婆了。这是他心情好时的言行。假如换种心情，就会先是死瞪着切切——也就是用一种虚张声势、不近情理的威胁眼神盯着他看——然后警告他小心点。 “你自以为很聪明，是不是？哼，奉劝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这种时候，若是切切瞪回去，或者不看他，或者铲子脱了手、搁下铲子时发出一点声音，或者哪怕他小心翼翼，不掉下任何东西、也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爸爸还是动不动就会龇着牙，像狗一样嚎叫起来。这模样或许显得可笑——也确实可笑，不过他可是来真的。顷刻间，食物和盘子就扔到了地上，桌子椅子都掀了个底朝天，他会撵着切切满屋子跑，一边吼叫着，说这回可要好好修理他，把他的脸按扁在热炉子上，感觉会怎样？你会笃定他已经疯了。然而，这时若传来敲门声——比方说，哪个朋友过来接他——眨眼间，他的表情就会恢复如常，他会打开门，风趣地大声招呼朋友：“马上来。本来该请你进来，可老婆又在摔盘子啦。” 他没指望别人相信。这么说无非是想把家里发生的事变成一句笑话。切切妈妈问他，天气有没有变暖和，早上上哪儿去了。 “有啊，”他回答，又补充道，“去河滩了。” 她说她就觉得能从他身上闻到风的味道。 “知道吃完饭我要干啥吗？”她说，“我要抱个热水瓶，回床上休息。这样说不定就能养好精神，有点动力干活。” 她几乎每回都说要这么做，但每次都好像刚起这个念头，憧憬不已。巴德·索尔特有两个姐姐，要不是被妈妈逼着，她们是从不干正经事的。而且，她们到处摆弄头发、涂指甲油、擦鞋、化妆，甚至换衣服，在自己的卧室或浴室之外也毫不避讳。她们的梳子、卷发棒、扑面粉、指甲油和鞋油在家里丢得到处都是。另外，每个椅背上都搭满她们刚熨好的裙子和衣服，地板上每一块可利用的空间都铺着毛巾，摊着她们待干的毛衣。（只要你走近这些放衣服的地方，她们便会对你放声尖叫。）在所有镜子面前她们都要驻足一番——大厅衣帽架上的镜子、餐厅餐具柜上的镜子，还有厨房门边的镜子，下面的架子永远被安全别针、发夹、硬币、纽扣、铅笔头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她们中的一个会在一面镜子前一站就是二十分钟左右，从各种角度打量自己，检查牙齿，把头发朝后拢，再抖到前面。最后，她终于看上去心满意足地走开了，或者至少是照完镜子了，可才走到下一间房间，看到下一面镜子，她就会把这一套全部再做一遍，好像刚换了颗新脑袋。这会儿，他的大姐，算是长得好看的那个，正站在厨房镜子前，摘头发上的夹子。她满头都是闪闪发亮的发卷儿，像爬满了一只只蜗牛。另一个姐姐则奉母命正在捣土豆泥。五岁的弟弟已经在餐桌边就位，拿着刀叉上下乱敲，嚷嚷着：“服务员，服务员呢？” 这是跟他们的爸爸学的，他曾经开玩笑地这么做过。巴德经过弟弟的椅子背后，悄声说：“看，她又在往土豆泥里掺块块了。” 他让弟弟相信，土豆泥里的块块是另外加进去的，碗橱里就有，就像把葡萄干加进米布丁里。弟弟这下子不喊了，开始抱怨。 “要是她加了块块，我一口也不吃，妈妈，她要是加块块，我一口也不吃啦。” “哎哟，别傻了。”巴德的妈妈说。她忙着煎配猪排的苹果片和洋葱圈。“别像个奶娃似的嚷个没完。” “是巴德惹他的，”大姐报告，“巴德跑去说她正在加块块。巴德老这么骗他，他还真信。” “该把巴德的脸打开花。”多丽丝，也就是正在捣土豆泥的姐姐说道。她可不只是这般不痛不痒地撂话，有一回她愣是在巴德一侧脸颊上抓出一道伤疤。巴德朝碗柜走过去，上面搁着一个待冷却的大黄馅饼。他拿了一把叉子开始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戳，馅饼释放出诱人的蒸汽，充满柔和的肉桂香。他试着拨开饼面上的一个口子，想尝尝里面的馅儿。弟弟看到他在干的事，不过什么都不敢说。弟弟被宠坏了，而且总受到两个姐姐的维护——全家上下他唯一敬畏的就是巴德。 “服务员。”他继续说，不过声调换成了一种若有所思的低喃。多丽丝朝碗柜走来，打算拿碗盛土豆泥。巴德一惊，把馅饼弄塌一块。 “现在他来破坏馅饼了，”多丽丝说，“妈妈——他在破坏你的馅饼了。” “闭上你的狗嘴。”巴德说。 “不准碰馅饼，”巴德的妈妈用一种熟练的、不怒自威的口吻说，“不准说脏话。不准打小报告。都成熟点。” 吉米·博克斯坐在一张拥挤的桌边吃午餐。他、父母、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妹妹，都跟外婆、玛丽姨婆还有单身汉舅舅一起，住在外婆的房子里。他爸在房后的棚子里开了个自行车修车铺，他妈在霍内克百货商店上班。吉米的爸爸是个瘸子——二十二岁得脊髓灰质炎的后果。他走起路来从髋关节开始上半身前倾，拄着一根拐杖。他在修车铺干活时，这毛病倒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正好需要经常弯腰。而走在街上时，他的确显得十分怪异，不过没人给他起外号或学他的样子。他一度是镇上著名的冰球手和棒球手，昔日的优雅和勇猛至今尚存，令人对他的现状心怀恻隐，只将其看作他正经历的一个阶段（尽管是最后一个阶段了）。他讲无厘头的笑话，语调积极爽朗，还否认叫他眼窝深陷、常常夜不能寐的痛楚，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此外，与切切·弗恩斯的爸爸不同，他走进自家房门时不会换上另一副腔调。不过，当然了，这并不是他的房子。老婆是在他瘸了之后嫁给他的，尽管订婚时他还很健康。而搬去跟她妈妈同住似乎顺理成章，这样他们有孩子以后，老婆出去工作，她妈妈可以帮忙照料。对丈母娘来说，再接纳一个家庭似乎也天经地义。同样天经地义的，还有她妹妹玛丽失明后搬来同住，以及她那极度羞涩的儿子弗雷德，除非找到更中意的去处，否则就要一直在家里住下去。这家人对各种重负照单全收，比接受坏天气还要泰然自若。事实上，他们没人会把吉米爸爸的处境、玛丽姨婆的视力、弗雷德的内向说成是负担或麻烦。缺陷、逆境和健康、顺境，他们全都一视同仁，好像它们十分稀松平常。这家人有一个传统信念，他们相信吉米的外婆厨艺一流，这可能一度是事实，但最近几年她的手艺已大不如前。他们厉行节约，即便现在已经大可不必。吉米的妈妈和舅舅收入都不错，玛丽姨婆有养老金，修车铺的生意也相当兴隆，但他们家仍旧在该用三个鸡蛋时只用一个，在肉馅糕里总是多加一杯燕麦，又试图通过多加辣醋酱汁、在蛋奶糊上多撒肉蔻粉来作为补偿。不过大家毫无怨言。所有人都赞不绝口。在这家里，抱怨犹如球形闪电般百年难遇。人人都把“对不起”挂在嘴边，就连两个小妹妹不小心撞上对方时，也会说“对不起”。在餐桌上，人人边传递食物边说“请”、“谢谢你”，仿佛每天都有客人在场。这就是他们共处一室的方式——所有人挨挨挤挤地塞满这幢房子，每个钩子都挂满层层衣服，每条栏杆总搭着一堆外套，餐厅里永远搭着给吉米和他舅舅的帆布床，碗柜隐身于厚厚一叠待熨烫缝补的衣服下面。没人把楼梯踩得咚咚响，没人摔门，也没人大声放收音机，或说刺耳的话。这是否能解释那个星期六午餐时吉米为何一言不发？他们全都缄口不提此事，三个男孩都一样。切切的情形不难理解。他爸爸根本不可能相信切切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他会理所当然地骂切切是个骗子。他妈妈对一切事物的判断标准是他爸会有什么反应，她会认为，哪怕他只是去警察局报告，家里也会闹翻天（这点她是对的），因此八成会拜托他保持沉默。不过，另外两个男孩的家人都算得上通情达理，他俩本该开口才对。吉米家会有一阵惊恐和非难，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承认，这不是吉米的错。巴德的姐姐们会问他是不是疯了。她们还会反咬一口，说像他这种人，一定是因为那些个恶习才会碰上死人。然而他爸爸是个明事理、有耐心的男人，他在火车站当货运经纪人，不知听了多少又臭又长的诡异故事。他会叫巴德的姐姐们闭嘴，经过一番严肃的恳谈，确定巴德说的话句句属实，并无夸大，然后致电警察局。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在于，各自家里都是琐事繁杂，人人忙得不可开交。那两个男孩家如此。切切家也差不离，因为就算他爸不在，也还总能感受到他癫狂时带来的威胁和留下的记忆。 “你讲了没？” “你呢？” “我也没。” 他们走到镇上，却完全没去想往哪里走。一行人拐上希普卡大街，不知不觉间从威伦斯夫妇居住的灰泥平房前走过，认出这间房子时已经在它正前方了。大门两旁各有一扇小飘窗，最上面的台阶宽得够放两把椅子，这会儿椅子不在，不过夏天的晚上，威伦斯先生和太太总会坐在那儿。房子一侧加盖了一间平房，也有一扇朝街开的门，从另一条小径通向大街。那门旁的标牌上写着：“验光师D. M. 威伦斯。”这几个男孩都没来过这家诊所，但是吉米的姨婆玛丽定期来这儿开眼药水，他外婆是在这儿配的眼镜。巴德·索尔特的妈妈也一样。外墙上的灰泥呈灰粉色，门和窗框漆成了褐色。防风窗尚未卸下，镇上的房子大多如此。这栋房子毫无特殊之处，但它种满花的前院却远近皆知。威伦斯太太是位有声望的园丁，她并不像吉米的外婆和巴德的妈妈那样，沿菜园边缘种几长排花。她把花种在圆形和月牙形的花床里，铺满整个园子，树下的花则围成一圈一圈的。不出两周，草坪上就该开满水仙花了。不过此刻唯一盛开的只有屋角的一丛连翘，长得几乎有屋檐那么高，宛如喷泉涌水般让四周的空气里弥漫着亮眼的黄。连翘丛有点动静，不是风吹的缘故，一个弯着腰的棕色身影从里面钻了出来。那是身穿旧园艺衣的威伦斯太太，她是个矮胖的女人，身着宽松的裤子和有点扯破了的外套，戴着一顶可能是她丈夫的鸭舌帽——帽檐滑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她的眼睛。她手里还抓着一把大剪刀。他们立即放慢脚步——否则只能撒腿狂奔了。或许他们以为这样便不会引起她注意，可以蒙混过关。可她已经看到他们了，这才匆匆钻出来。 “我看你们几个，傻盯着我的连翘花看，”威伦斯太太说，“要不要带一些回家？” 他们傻盯着的可不是什么连翘花，而是面前的整个场景——房子模样依旧，诊所门口的招牌、透光的窗帘。没有空无的气息，没有不祥的意味，没有一丝迹象显示威伦斯先生不在屋里，或者他的汽车没停在诊所后的停车场，而是在日德兰的池塘中。跟大伙料想的一样——镇上人人都这么说——雪才刚融，威伦斯太太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了。她用人们熟悉的嘶哑烟嗓喊话，语气鲁莽、咄咄逼人，却并无敌意——就算隔了半个街区，或者在任何一家商店里响起，这声音也能让人辨识出来。 “等等，”她说，“等一下，我这就给剪一些你们。” 她随即挑出开满明黄色小花的枝条利落挥剪，待剪得差不多了，便抱着一大捆把脸都挡住的花枝朝他们走来。 “拿着，”她说，“把这些带回去给你们的妈妈。连翘看着就是舒服，它们是春天里最先开的呢。”她把那堆花枝分给他们。“就像高卢一样，”她说，“整个高卢分为三部分 [6] 。你们要是上拉丁语课，肯定知道这个。” “我们还没上高中。”吉米说。他的家庭环境让他比另外两个男孩更擅长跟女士搭话。 “是吗？”她说，“那么，你们可有盼头啦。跟你们的妈妈说，把它们放在温水里。噢，我相信她们已经知道这个了。我也给你们剪了些花没全开的枝条，这样它们可以开很久。” 他们说了谢谢——吉米带的头，另两个学的样。他们抱着满怀的花，朝镇中心走去。他们可不打算调头把花送回家，他们算准她不清楚他们住在哪儿。等走过半个街区，他们偷偷回望，想知道她有没有盯着他们看。她没有。再说人行道边的一幢大房子已经把视线完全屏蔽了。连翘花让他们脑筋转了起来。抱着花挺难为情，如何脱手则是个问题。要不是这花，让他们伤脑筋的就是威伦斯先生和太太了。她在院子里忙活，他则淹死在车里，这是怎么回事？她是知道他的下落，还是不知道？看她的样子是不知情。她到底知不知道他出门？从她的举止来看，没什么不对劲，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他们三个站在她面前时，感到似乎真是如此。他们此前的所知所见，好像都被她的茫然无觉驱散击溃了。两个女孩骑车绕过街角。其中一个是巴德的姐姐多丽丝。两个女孩立刻开始按车铃，大呼小叫起来。 “哎呀，看看这些花儿！”她们高喊，“婚礼是在哪里举行呀？瞅瞅这些漂亮的伴娘哟！” 巴德喊出他能想到的恶毒至极的话予以反击。 “你一屁股都是血。” 她当然没有一屁股血，但这之前确实发生过——她放学回家时，裙子上有血迹。每个人都看到了，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他确信她回家后要告他的状，但她始终没吭声。那事让她觉得太丢脸了，就算是为了找他的麻烦，她也难以启齿。他们意识到这花非得赶快扔掉不可，于是干脆往停着的一辆车底下一塞了事。他们一边掸掉身上的零星花瓣，一边拐向广场。那时候，星期六仍是个大日子。村民们在那天会到镇上来。广场周围和小巷边已经停满了车。大些的乡下少男少女，以及小一点的城里孩子和农下孩子纷纷奔向电影场。在第一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霍内克百货商店。吉米在某个通透的橱窗里看到了自己的妈妈。她已经回到岗位上，正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到一个假人女模特头上，调整面纱，摆弄连衣裙的肩部。她是个矮个儿的女人，得踮起脚才能帮模特穿戴整齐。为了在橱窗内的地毯上走动，她脱掉了鞋子。两团圆滚滚的玫瑰色脚后跟透过丝袜清晰可见；使劲踮脚时，膝盖窝便从裙子开叉处露了出来。之上是一个宽臀，但凹凸有形，透出内裤或腰带的轮廓。吉米可以听见自己脑中响起她轻声嘟囔的声音；也嗅得到她丝袜的气味，她常常一回家就脱掉它们以免抽丝。丝袜和内裤，即便是洁净的女士内裤，都泛着一股子淡淡的、私密的气味，既迷人，又恶心。他巴望两件事。一是身边这两个男生没注意到她（他们当然注意到了，只不过一个当妈的每天穿戴得漂漂亮亮，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在他们眼里太过古怪，叫他们没法评论，唯有视而不见），二是她不要，千万不要，转过身来看到他。万一她发现了他，准会敲着玻璃，做出打招呼的嘴型。她上班时，在家的寡言持重与刻意的温婉就不见了踪影，和善亲切的态度也变得俏皮起来。他原本很喜欢她这另一面，她的这种活泼，一如他喜欢霍内克百货商店长长的玻璃柜台、上了清漆的木头表面、楼梯顶端的大镜子。拾级而上前往二楼女装部时，他总能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 “我的小淘气来了。”他妈会这么说，有时还偷偷塞个十分钱的硬币给他。但他没法在那儿待超过一分钟。霍内克先生或者太太说不定正盯梢呢。小淘气。这称呼从前听起来像叮当响的十分硬币和五分镍币一样悦耳，现在已经悄然成为了一种耻辱。他们安全通过。接下来这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坎伯兰公爵酒吧，切切倒并不担心。倘若他爸午饭时间没回家，就意味着他还会在这待上好几个小时。不过“坎伯兰”三个字总让他心事沉重。还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时候，它就会让他的情绪悲伤地急转直下，好像砝码掉进幽暗的水里，直沉下去。坎伯兰与市政厅之间是一条没铺路面的小巷，市政厅后面就是警察局。三人拐进小巷，很快一阵新的嘈杂灌入耳中，压过了方才街上的动静。这嘈杂并非来自坎伯兰——啤酒吧只有那种又小又高的窗子，类似公共厕所的那种，声音都给蒙住了。它来自警察局。通往警察局的大门，只要天气暖和就会敞着，就算在小巷里都能闻到烟斗里的烟草和雪茄的味道。坐在那里的不仅仅是警察，尤其是星期六的下午，冬日炉火暖洋洋，夏天电扇凉飕飕，遇上今天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就敞着门，放进令人舒坦的空气。博克斯上校在那儿——他们其实早就听见他的喘气声，他有哮喘，大笑过后总会这样呼哧呼哧上好一阵子。他是吉米的亲戚，不过和他家关系疏远，因为他不赞同吉米爸爸的婚事。他每次认出吉米，讲起话来总带着讶异而嘲讽的腔调。“万一他主动给你个25美分硬币或别的什么，你就说你不要。”吉米妈妈曾这样叮嘱他。不过博克斯上校从没说要给他东西。还有，刚从药店退休的波洛克先生应该也在。以及弗格斯·索利，他人不傻，却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过毒气，变成一副呆相。这帮人成天打牌、抽烟、胡侃，喝的咖啡都是镇里买单（照巴德他爸爸的说法）。任何人想来投诉或报警，这几位都看在眼里，说不定还听得清清楚楚。像要穿越枪林弹雨。男孩们走在那扇敞开的大门前几乎停下了脚步。没人注意到他们。博克斯上校正说：“我还没死呢。”是在重复某个故事的最后一句。三人低垂着头慢吞吞地走过门口，踢着路面上的石子。走过大楼拐角，他们加快了速度。公共男厕入口旁的墙上有一团不久前刚留下的疙疙瘩瘩的呕吐物，砾石路上丢了两三个空瓶子。他们不得不走在垃圾桶和市政秘书办公室高高的瞭望窗之间，然后走下砾石路，回到广场。 “我有钱。”切切说。这句据实相告的话让他们好生宽慰。切切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响。他洗好碟子，到前卧室去告诉妈妈自己要出门时，妈妈给了他这钱。“自己从梳妆台上拿五毛钱吧。”她说。她有时会有点钱，尽管他从没见过爸爸给她钱。每次她说“自己拿点”或者给他几枚硬币时，切切都心知肚明，她为自己家过的这种日子感到羞愧，愧对他，在他面前抬不起头来。这种时候他不愿看她（尽管他很高兴有钱拿），尤其是当她说，他是个乖孩子，不要觉得她不感激他的努力时。他们走上通向港口的街道。帕凯特加油站旁有一个售货亭，帕凯特太太在那儿卖热狗、冰激凌、糖果和香烟。她曾拒绝卖香烟给他们，哪怕吉米说是买给舅舅弗雷德的也无济于事。不过她并没有因为他们撒谎就对他们抱有成见。她是个胖嘟嘟的漂亮女人，法裔加拿大人。他们买了黑色和红色的甘草糖，还打算等午饭消化得差不多、肚子没那么撑时，再买点冰激凌。他们走向一棵绿荫蔽日的大树，树下的篱笆旁立着两张旧汽车座椅。他们分享了甘草糖。泰尔维特船长坐在另一张座椅上。泰尔维特船长曾是位货真价实的船长，在湖船上干了很多年。他现在干上了特勤巡警。他负责在学校前拦住车辆，让孩子们过马路，冬天则防止孩子们在小巷里滑雪橇。他会一边吹哨子，一边举起一只大手，手上戴着白手套，像是小丑戴的那种。尽管年迈白头，他却仍旧高大挺拔，肩膀宽阔。他一声令下，车辆都乖乖听话，孩子们也一样。夜里，他巡查所有商店的大门，看是否上好了锁，确保没人在店里偷东西。白天他常在公共场所打盹。天气不好时，他就睡在图书馆里，天气好的话，他会挑把露天的椅子。他不怎么泡在警察局里，可能是因为重听，没戴助听器就跟不上谈话，而他又跟许多重听者一样讨厌用助听器。而且，他曾旷日持久地从湖船船艄向外眺望，想必早已习惯了独处。他眼睛闭着，脑袋仰着，让阳光晒到脸上。他们走过去跟他讲话（他们做这决定前没进行任何讨论，只是交换了一个听天由命、模棱两可的眼神），还得把他弄醒。泰尔维特船长花了点时间才弄明白身在何处、是为何时、来者何人。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很大的老式怀表，俨然认定孩子们想问现在几点。可他们继续跟他说个没完，表情既激动又有点害臊。他们七嘴八舌说着“威伦斯先生在日德兰池塘里”，以及“我们看到车了”，还有“淹死了”。他不得不抬起一只手，示意他们安静，另一只手在裤袋深处摸索，掏出他的助听器。他严肃地点点头，带着鼓励的表情，仿佛在说，耐心点，耐心点，一边把那玩意儿塞进耳朵。在调试助听器时，他双手都举了起来——安静、安静。最后他终于又点点头，表情比刚才轻快多了，用一本正经的声音——不过他的严肃在一定程度上是玩笑性质的——说：“继续吧。” 三个男孩当中最沉默的切切——吉米最有礼貌，巴德最大嘴巴——扭转了整个局面。 “你裤子拉链没拉。”他说。他们随即大叫着跑开了。他们这股兴奋劲儿一时没有消退。不过这无法分享也无法明说：他们得分道扬镳了。切切回家去修缮他的藏物所。纸板做的底板过冬时结了冰，现在湿透了得换新的。吉米爬进车库阁楼，他最近在那里发现了一盒曾经属于舅舅弗雷德的《野蛮博士》 [7] 旧杂志。巴德回家后，发现只有妈妈在，她正给餐厅地板打蜡。他看了一小时左右的漫画书，然后把事情和盘托出。他以为妈妈没见过世面，出了这房子就毫无权威，只有给他爸爸打过电话后，她才会知道该怎么做。出乎他意料的是，她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然后才打给他爸。有人去接来了切切和吉米。一辆警车从镇区道路开往日德兰，一切都得到了确认。一个警察和一位圣公会牧师上门拜访威伦斯太太。 “我没打算麻烦你们的，”据报道威伦斯太太如是说，“我原本想等他到天黑的。” 她告诉他们，威伦斯先生昨天下午开车去乡下，给一位眼瞎的老人送眼药水。有时候他会被事情耽搁，她说。他可能去看看谁，要不就是车坏了。他有没有情绪低落，或者类似的表现？警方问她。 “哦，当然没有，”牧师说，“他可是唱诗班的台柱子。” “他可不懂什么叫情绪低落。”威伦斯太太说。对于这几个男孩乖乖在家坐下来吃午饭，半点口风也没露，之后又去买甘草糖的行为，自有一套说法。一个新绰号——“傻棍儿” [8] ——横空出世，安到他们三个人头上。吉米和巴德一直到离开这个镇子才摆脱这个称呼，而切切——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干起开升降机的活儿——则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继承了这绰号。那时已经没人记得其中的典故了。他们作弄泰尔维特船长的事始终不为人知。下一次他们三个不得不走过他高举的胳膊，穿过马路去学校时，他们都以为他会想起点什么，会因为受辱或者出于责备，高高在上地睥睨他们。可他举着手，上面戴着那只贵气的、小丑似的白手套，慈祥沉稳如常。他示意放行。继续走吧。二心力衰竭 “肾小球性肾炎。”伊妮德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头一回碰到这样的病例。实际上，奎因太太的肾脏正在衰竭，已回天乏力。她的肾脏不断干萎，变成坚硬而无用的颗粒状肿块。目前她的尿量少而浑浊，呼吸和皮肤散发出一股刺鼻的不祥气味。还隐约有种烂水果味，伊妮德觉得它应该跟病人体表冒出的淡紫棕色斑点有关。她的双腿因为阵阵突如其来的剧痛而痉挛，皮肤奇痒无比，伊妮德只得用冰块给她擦身。她把冰块裹在毛巾里，压住痒处。 “一个人究竟怎么会染上那种病呢？”奎因太太的大姑子问。她是格林太太。奥利芙·格林。 [9] （她解释说，这名字听起来是什么样子，自己结婚前从没细想，婚后忽然发现人人都开始拿这个取笑她。）她住在几公里外的农场，就在公路旁。每隔几天，她会来拿床单、毛巾和睡衣回去洗。孩子们的衣服也是她在清洗，送回来时，所有衣服都熨烫一新，折叠整齐。就连睡衣上的缎带也熨得平平整整。伊妮德对她心怀感激——在有的病人家里，她得自己洗衣服，或者更糟，得堆到妈妈那里，由妈妈在镇上付钱请人洗。她明白格林太太这问题的指向，又不想得罪对方，只得回答：“这很难讲。” “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格林太太说，“有人说，有的女人会吃一些药。要是月经推迟了，就可以吃那药，如果是为了调理好身体，完全按照医嘱吃，那就没事。可假如出于什么不纯的目的，吃多了，那她们的肾脏就给毁了。我说得对吗？” “我从来没碰到过那样的病例。”伊妮德说。格林太太是个高大结实的女人。跟她弟弟鲁珀特，即奎因太太的丈夫一样，长了一只圆滚滚的又短又扁的鼻子，脸上布满讨人喜欢的皱纹——伊妮德的妈妈称之为“土豆似的爱尔兰脸”。但鲁珀特表面的好脾气之下是谨慎和克制。格林太太则怀揣着一颗渴盼的心。伊妮德不知她在渴盼什么。即便只是最简单的交谈，格林太太也兴致勃勃。或许她只是在渴盼什么消息，指望出点大事。称得上事件的那种。当然，大事就要发生了，至少对这个家来说是桩重大的事。奎因太太就要死了，年仅二十七岁。（她自称是这个岁数——伊妮德觉得应该再加个几岁，只不过病情恶化到这地步，要看出真实年龄就很难了。）等她的肾脏完全停止运转，心脏衰竭，她就会死。医生对伊妮德说过：“这能让你干到夏天，不过你可能在暑热过去之前就能休上假。” “鲁珀特去北部时认识了她，”格林太太说，“他独自一个人去的，在那儿的林子里干活。她在一家旅馆里做一份活。我也不清楚是干什么的。当女服务员吧。但她不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她说她是在蒙特利尔一家孤儿院长大的。对于这一点，她也做不了主。你会觉得她应该能讲法语，不过就算她会，也从没讲过。” [10] 伊妮德说：“她这辈子挺有意思的。” “一点没错。” “她这辈子挺有意思的。”伊妮德又说了一遍。有时她管不住自己——在玩笑话几乎无望奏效的情况下调侃几句。她挑起眉毛摆出鼓励的神情，格林太太还是展现了笑颜。但这是否意味着她觉得受伤呢？那笑容正是鲁珀特在高中时，为避开某些可能的嘲弄而做出的表情。 “认识她之前，他根本没交过女朋友。”格林太太说。伊妮德和鲁珀特曾是同班同学，不过她没对格林太太提过。她感觉有点尴尬，因为他曾经是她和女友们取笑、捉弄的几个男孩之一——老实说，是主要的捉弄对象。按她们以前的说法，是“被挑中的”。她们找鲁珀特的茬儿，尾随他走到街上，大声喊：“哈罗，鲁珀特。哈罗，鲁——珀特。”这让他苦恼，脖子涨得通红。“鲁珀特得猩红热喽，”她们会说，“鲁珀特，你该被隔离起来吧。”她们会假装她们中有人——伊妮德、琼·麦考利夫、玛丽安·丹尼——对他有意思。“她想跟你说说话呢，鲁珀特。你怎么都不约她出去？你起码该给她打个电话啊。她想要跟你说话都想疯了。” 她们并不认为他对这些三催四请会真的有所回应。然而要是他有回应，该多欢乐啊。他会被当场拒绝，而糗事会传遍全校。为什么？她们怎会如此对他，一心想羞辱他？很简单，就因为她们乐意。他不可能忘了这些。但是他对待伊妮德就仿佛初识一般，仿佛她只是他妻子的看护，完全不知她从何方来到他家。伊妮德也效仿他的态度。事情安排得出奇妥帖，为她省去了额外的操劳。鲁珀特睡在格林太太家，饭也在那里吃。两个小女孩本来也可以住过去，但那样一来她们就得转学了——离学校放暑假只剩不到一个月了。鲁珀特傍晚会回到家里，跟孩子们聊聊天。 “你们乖不乖？”他问。 “给爸爸看看你们搭的积木，”伊妮德说，“给爸爸看看你们画在彩画本里的画。” 积木、蜡笔、彩画本，都是伊妮德带来的。她打了电话给妈妈，请她去旧箱子里看看能找到些什么。妈妈照办了，还带来一本夹了很多剪纸娃娃的书，不知以前从谁那里弄来的——里面有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 [11] ，以及各式各样的服饰搭配。伊妮德把这些东西都搁到高架上，对小女孩儿们宣称只要不说谢谢，就不把东西拿下来，这才叫她们开口道了谢。七岁的洛伊丝和六岁的西尔维，跟谷仓里的小野猫似的不听管教。鲁珀特没问这些玩具是从哪儿来的。他告诉女儿们要乖乖的，并问伊妮德需不需要他从镇上买东西。之前她对他提过，她换掉了地下室走道的灯泡，他可以买几个灯泡备用。 “该我来换的。”他说。 “我换灯泡很在行，”伊妮德说，“换保险丝、钉钉子我都行。长久以来，妈妈和我身边都没有男人，都是我们自己来。”她本想借此逗个乐来示好，不过没有奏效。最后，鲁珀特会问到妻子，伊妮德会回答，她血压降下来点了，或者她晚餐时咽下一点煎蛋卷，还好没吐，或者是冰敷似乎缓解了她皮肤的瘙痒，她睡得安稳些了。鲁珀特会说，如果她睡着了，他最好别进去了。伊妮德说：“哪儿的话。”见见丈夫，对女人的好处肯定比打个小盹儿强。她带孩子们上楼睡觉，给他们夫妻留出独处的时间。只是鲁珀特待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待伊妮德回到楼下，走进前厅——现在是病房——帮病人准备就寝时，奎因太太总是仰面靠在枕头上，看上去激动却也并无不满。 “他在这儿待不久，是不？”奎因太太会问，“真让我想笑。哈哈哈，你好吗？哈哈哈，我们走了。我们为什么不把她弄出去，往粪堆上一丢？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她当死猫一样扔出去？他就是那样想的，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伊妮德说着拿来脸盆和毛巾，还有擦拭用的酒精和婴儿爽身粉。 “我觉得不是。”奎因太太恶狠狠地重复道，不过她配合地任伊妮德脱掉自己的睡衣，把头发从脸前往后梳，拿毛巾垫在她的屁股下面。伊妮德习惯了人们对赤身裸体大惊小怪的模样，即使他们老得不行或病得很重也一样。有时她不得不戏弄他们，惹恼他们，好让他们清醒点。“你以为我以前没看过人家下面？”她会说，“下面的，上面的，看多了就腻味了。要知道，老天造出来的不就那两个样子。”但奎因太太没有半点羞涩，双腿张开，还自个儿抬起一点，方便伊妮德工作。她是一个娇小而骨架纤细的女人，此时身形怪异，腹部和四肢肿胀，乳房萎缩成两只小小的布袋，葡萄干似的乳头。 “肿得跟猪一样，”奎因太太说，“就是奶头不肿，它们向来也没什么用处。我不像你，奶子从来就没大过。你看我这模样就不会觉得恶心吗？等我死了，你难道不会高兴吗？” “我要是那么想，就不会在这儿了。”伊妮德回答。 “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奎因太太说，“你们肯定都会这么讲。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我对他是一点儿用途都没了，不是吗？我对任何男人都毫无用处了。他每天晚上都从这儿走出去，就去找女人了，不是吗？” “据我所知，他是去他姐姐家。” “据你所知。可你知道个啥。” 伊妮德以为自己明白个中含义，这种怨愤和恶意，这种专门用来寻事拌嘴的力气。奎因太太正四处发起攻击，要树立一个敌人。生病的人会逐渐怨恨起健康的人，有时夫妻，甚至母子之间也无法幸免。就奎因太太的情况而言，丈夫和孩子都成了目标。一个星期六早晨，洛伊丝和西尔维在门廊下做游戏，伊妮德招呼她们来看看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样子。奎因太太早上才洗漱完毕，穿了件干净的睡衣，稀疏的金色细发梳理过了，用一条蓝色缎带系在脑后。（伊妮德若是去照顾女病人，总会随身带上一些这样的缎带——外加一瓶古龙香水和一块香皂。）她确实漂亮——或者你至少能看得出来，她漂亮过：宽阔的额头和高高的颧骨（只是颧骨现在凸得像陶瓷门把手，几乎要戳破皮肤），还有绿莹莹的大眼睛和稚气透亮的牙齿，以及倔强的小下巴。孩子们乖乖地走进房间，但提不起多大兴趣。奎因太太说：“别让她们靠近我的床，她们脏兮兮的。” “她们只是想看看你。”伊妮德说。 “喏，她们这不是看到了，”奎因太太说，“她们现在可以走了。” 这番行径好像并没让孩子们感到意外或失望。她们看着伊妮德，伊妮德说：“好吧，这会儿，你们的妈妈该休息休息了。”她们跑了出去，砰地摔上了厨房的门。 “你可不可以叫她们别这么摔门？”奎因太太说，“她们每次这么摔门，都像一块砖头砸在我胸口上。” 你会以为这两个女儿是吵闹不休的孤儿，被硬塞给她，无期限地借住于此。但有些人在接受自己濒死的事实前，就是这副样子，有时甚至到死前那一刻依然如此。那些比奎因太太脾性温和的人——表面来看如此——会表示，他们很清楚一直以来自己的兄弟姐妹、丈夫、妻子或孩子有多恨他们；别人对他们何等失望，他们又对别人何等心寒；大家看到他们死了，会有多开心。他们很可能是在平静充实的人生终点，身边有满怀爱意的家人环绕时，忽然没来由冒出这通感慨。通常感慨阶段会过去。但往往就在生命将尽的最后几个星期甚至几天里，他们会反复回首前仇旧恨，或为七十年前遭受的某次不公啜泣一番。有一回，有个女人请伊妮德帮她从碗橱拿来一个印着垂柳图案的浅盘，伊妮德以为她是想看这件漂亮的收藏品最后一眼，寻点安慰。岂知她竟用最后那惊人的力气，把它砸碎在床柱上。 “这下我可以确定，我妹妹休想染指它了。”她说。病人们往往宣称，来探病的人只是想幸灾乐祸一番，而医生则该为他们遭的罪负责。他们看到伊妮德就讨厌，因为她不眠不休耐力惊人，因为她有双不厌其烦的手，因为生命的甘露在她体内流淌不息，达成绝佳的平衡。伊妮德对此习以为常，她能理解他们承受的痛苦、濒死的痛苦，以及有时令死亡也相形见绌的生之痛苦。但她难以理解奎因太太。问题不仅在她没法让病人舒服点，还因为她没法心甘情愿地去这么做。她无法抑制自己对这个死到临头、痛苦不堪的年轻女人的厌恶之情。她厌恶自己不得不擦洗、扑粉，用冰块和酒精擦拭、安抚这具躯体。她这下理解人们说厌恶疾病和病体是什么意思了。她理解了为什么有的女人对她说“真不晓得你怎么能干得下去，我绝对当不了护理员，我绝对干不了这种事”。这具身体让她尤为讨厌，她讨厌它特有的一切病痛迹象。它难闻的气味和褪去的颜色，长相邪恶的小奶头和雪貂样的可怜牙齿。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甘堕落的表现。她跟格林太太一样居心不良，能嗅出猖獗的罪恶气息。尽管她是个明悉事理的护理员，尽管慈悲为怀乃是职责所在——肯定也符合她的天性。她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不知何故，奎因太太让她想起高中时认识的一些女生——穿廉价衣服，病怏怏的模样，毫无前程可言，却一脸不可理喻的沾沾自喜。她们一般活跃不了一两年——怀了孕，大多数都结了婚。几年后，伊妮德照料过在家分娩的几位，发现她们的自信一去不返，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变成绵羊般的温驯，甚或虔敬。她替她们难过，虽说仍记得当年她们一意孤行时曾是何等毅然。奎因太太的情况就更棘手了。奎因太太会崩溃再崩溃，但整个人只剩下阴郁乖戾的一面，除了骨子里的腐朽之外再无其他。伊妮德怀着厌恶之情，已经够难堪了，更难堪的是，奎因太太对此一清二楚。无论伊妮德努力表现得多么耐心、温柔、愉快，也无法阻止奎因太太探知真相。奎因太太因为知情而完全占了上风。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伊妮德二十岁那年，即将完成护士培训时，她爸爸卧病瓦利医院，来日无多。就是这个时候，他对她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愿意让你干这一行。我不希望你在这种地方工作。” 伊妮德对他俯下身，问，他认为自己身处何种地方呢。“这不就是瓦利医院嘛。”她说。 “这我当然知道，”她爸爸说，语气一贯沉稳明理（他以前是保险和房地产代理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跟我保证你不会。” “跟你保证什么？”伊妮德问。 “你不会做这种工作。”她爸爸说。她再怎么问，他也不肯再多做解释。他紧抿着嘴，仿佛她的追问让他讨厌。他只肯说两个字：“保证”。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伊妮德问她妈妈。她妈妈说：“哦，就照着做吧。去跟他保证吧。那有什么差别吗？” 伊妮德觉得这么说令人震惊，不过她未做评论。她妈妈看待事物向来是这态度。 “我自己都不理解的事，我没法保证，”她说，“反正我今后大概也不会保证什么。可你要是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该告诉我才是。” “无非就是他才起的一个念头呗，”她妈妈说，“他认为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得不清白。” 伊妮德说：“不清白。” 她妈妈说，她爸爸反对护理工作的部分原因在于，护士们对男人的身体了如指掌。她爸爸认为——断定——这种了如指掌会改变一个姑娘，进而会改变男人对这个姑娘的看法。这会毁掉她的机遇，给她招来很多的霉运。有的男人会对她失去兴趣，另一些人则会对她产生不正当的兴趣。 “我想这跟他希望你嫁人的意愿也掺和到一起了。”她妈妈说。 “真那样的话，可太糟了。”伊妮德说。但她最终还是做出了保证。她妈妈说：“好了，但愿这下你满意啦。”不是“他满意”，是“你 ”。仿佛她比伊妮德更早知道这个保证的诱惑力。对临终之人做保证，这种自我否定，这份彻头彻尾的牺牲。越荒谬越好。她正是屈服于此。并非出于对父亲的爱（她妈妈暗示过），而是因为陶醉。纯粹而高贵的倔强。 “倘若他要求你放弃的事你都不大在乎，你八成就会说办不到，”她妈妈说，“好比，如果他叫你以后别涂口红。你恐怕还照涂不误。” 伊妮德听这话时表现得耐心坚忍。 “你为这事祈祷过吗？”她妈妈突然问了这么一句。伊妮德回答说是的。她从护理学校退了学；待在家里，成日里忙个不停。家里钱很够用，用不着她去上班。实际上，她妈妈本来就不希望伊妮德学护理，声称只有穷人家的女孩才做那事，父母养不起她们，或者供不起她们上大学，她们只有这条出路。她这话自相矛盾，但伊妮德没有点破。她粉刷了篱笆，缚牢玫瑰丛准备过冬。她学会了烘焙、打桥牌，在每周她妈妈与隔壁威伦斯夫妇的牌局上，她顶替了她爸爸的位置。须臾间她就成了——如威伦斯先生所说——一个高明得引起公愤的玩家。他开始带着巧克力或者粉色玫瑰出现，送给她，以弥补自己作为搭档却牌艺不精的过错。冬日傍晚，她去溜冰。她还打羽毛球。她从来没缺过朋友，如今亦然。她高中最后一年的同学们，现在大多要大学毕业了，要么已经在远一点的地方上班，当了老师、护士或注册会计师。但她又交了一些别的朋友，他们都没读到高年级就辍学就业，在银行、商店、办公室工作，或当上水管工、女帽商。照她们私底下的说法，这群人中的女孩子犹如中拍的苍蝇急速坠落——纷纷坠入婚姻。伊妮德成了新娘送礼会的操办者，嫁妆展示茶会 [12] 上的好帮手。没两年，就轮到了施洗礼，她是人见人爱的教母人选。和她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们，长大后都叫她姨妈。她早就成了她妈妈一辈或更年长的女性的干女儿，也是唯一一个有时间参加读书俱乐部和园艺协会的年轻女性。就这样，尽管年纪轻轻，她却不费吹灰之力，迅速地成为这样一个不可或缺却又相当孤独的核心人物。不过，事实上她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这种角色。高中她一直担任班级委员，或者班级活动组织者。她备受欢迎，个性开朗，打扮得宜，容貌姣好，只是总有点特立独行。她不乏男性朋友，却从来没有男朋友。她应该不是刻意为之，不过她对此事也并不担忧。她的心思都扑在自己的雄心上——在某个尴尬的阶段，她想成为传教士，之后则是护士。她从没把护理工作当成婚前过渡性的工作。她的愿望是当好人、做好事，未必要循规蹈矩地成为一位传统的妻子。她在新年去参加市政厅的舞会。一直请她共舞并护送她回家，还按着她的手道晚安的那位男士是乳制品厂的经理——已过不惑之年，单身至今，舞跳得很棒，对很难找到舞伴的女孩来说，得算长一辈的朋友了。没女人把他当回事。 “也许你该去读个商科，”她妈妈说，“或者，干吗不去上大学呢？” 大学里的男人或许能更欣赏伊妮德这种人，她肯定如是琢磨。 “我太老了。”伊妮德回答。她妈妈大笑起来。“这话只能表明你还是多么年轻。”她说。发现自己女儿到底还有些她这个年纪的蠢念头，她似乎还挺欣慰的——伊妮德居然认为二十一岁跟十八岁天差地别。 “我才不要和一堆高中毕业生凑热闹，”伊妮德说，“我是认真的。再说你干吗非要把我赶出门呢？我在这儿待得好好的。”这种不大乐意，或者说针锋相对的反应，似乎也让她妈妈既高兴又宽慰。然而，没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等你意识到时间一年年过得有多快，肯定会吓一跳。” 那年八月，出了麻疹病疫情，同时还有一些小儿麻痹症患者。曾经照拂过伊妮德父亲的医生观察到她在医院里驾轻就熟，便问她是否愿意来帮一阵子忙，照顾在家休养的病人。她说会考虑。 “你是说要去祈祷吗？”她妈妈问。伊妮德脸上浮现出一种固执倔强、神神秘秘的表情，若是别的女孩这番模样，八成是因为要跟男友约会。 “那个保证，”她第二天对妈妈说，“是关于在医院工作，对吧？” 她妈妈说她是这样理解的，没错。 “还关于护校毕业和注册护士？” 没错，没错。那么，假如有人负担不起去医院的费用或不想去医院，患病在家，需要照护，假如伊妮德不是以注册护士的身份，而是作为所谓的实习护士，去这种病人家里护理他们，那她根本就没违背自己的承诺，是吗？再说，需要她照顾的对象大多是孩子、产妇或垂死的老人，她也就没多大风险会变得不清白了，不是吗？ “假如你要去看护的男人都是永远下不了床的那种，你说的倒也在理。”她妈妈说道。不过她忍不住补充说，这一切意味着，伊妮德决定放弃在医院做体面工作的机会，就为了到潦倒简陋的人家里，揽下能把腰都累断的苦活儿，挣着聊胜于无的薪水。伊妮德会发现自己要从污染的井里泵水，冬天要敲碎洗脸盆里的冰块，夏天要与苍蝇作战，还得使用露天厕所。只能用洗衣板和煤油灯而不是洗衣机和电灯。她要在这种条件下照拂病人，还要料理家务，对付穷苦难缠的小孩子。 “可是，倘若这就是你的人生追求，”她说，“我看得出来，我把它说得越不堪，你越会铁下心去做。我只想说一点——我也要你答应我两件事。保证喝煮沸过的水。保证不嫁给农夫。” 伊妮德说：“都是些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起初那几年，大家愈来愈穷。去不起医院的人愈来愈多，伊妮德去照顾的人家往往穷困潦倒到了如她妈妈形容的那般田地。洗衣机不是坏了没法修，就是电源被切断，或者根本就没供过电，床单和尿布都得在家手洗。伊妮德并非无偿工作，否则会对从事同类护理工作却不像她那样能进能退的女性有妨碍。但她会通过给孩子们买鞋子和冬季外套、带他们去看牙医、买圣诞玩具，改头换面地把大部分酬劳还回去。她妈妈则四处向朋友打听，搜寻旧婴儿床、儿童椅、毯子和旧床单。她会亲手把旧床单撕成条，缝边以后做成尿布。所有人都说，她一定很以伊妮德为荣。她说是啊，当然以她为荣。 “可是活儿常常多得累死人，”她说，“当个圣人的妈可真不容易。” 战争随后爆发，医护人员大量短缺，伊妮德变得前所未有地抢手。战后出现婴儿潮，伊妮德的盛况又延续了一阵子。只是到了如今，医院扩建，许多农场兴旺富裕起来，她才落得去照料那些患了怪病、绝症之人，或者脾气太糟，被医院踢出来的病人。这年夏天，每隔几天就来一场倾盆大雨，雨后露脸的阳光格外毒辣，在湿漉漉的树叶和青草上闪耀。清晨浓雾弥漫——这里离河边近，雾尤其重——即便浓雾散尽，无论往哪个方向看去，也看不远，因为夏天茂盛浓密的植物挡住了视线。枝叶稀疏的大树，与野葡萄藤和爬山虎缠绕在一起的灌木丛，茂盛的玉米、大麦、小麦和干草。这正应了人们说的，所有东西都长过了头。干草六月就可以收割了，鲁珀特不得不赶在它们被大雨淋坏前，仓仓促促地把它们搬进谷仓。白天有多长，他便劳作多久，回家的时间也愈来愈迟。有一晚他是摸着黑进门的，屋里只有厨房桌子上点着根蜡烛。伊妮德连忙过来打开纱门的钩环。 “停电了？”鲁珀特问。 “嘘。”伊妮德道。她轻声告诉他，她让孩子们睡在楼下，因为楼上的房间太热了。她把椅子推到一起拼成床，铺上被子摆上枕头。她理所当然得把灯关掉，这样孩子们才好入睡。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蜡烛，可以就着烛光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这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她们永远忘不了在这里睡过觉，”她说，“小时候要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过夜，你会记上一辈子。” 他放下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给病房用的吊扇。他去瓦利城里买的。他还买了份报纸，递给伊妮德。 “我想，你可能会乐意知道世界上发生着哪些事。”他说。她把报纸摊开，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旁。报上有一张两只狗在喷泉里玩耍的图片。 “说是有一波热浪，”她说，“能知道这些事，不是很好吗？” 鲁珀特小心翼翼地把吊扇从盒子里取出。 “太棒了，”她说，“这会儿房间里凉快了些，不过明天，有吊扇会让她舒服不少。” “我明天会早点过来装。”他说。接着他问起他妻子当天状况如何。伊妮德说，她腿部的疼痛有所减轻，医生给她开的新药似乎能让她睡得好一些了。 “唯一的问题是，她入睡太快，”她说，“你要见到她就更不容易了。” “她多休息更重要。”鲁珀特回答。这样轻声细语的交谈，让伊妮德回忆起高中时代的对话，那时他们俩都升到了高年级，早先的戏弄，或者说无情的挑逗，或者随便什么，都早已过去。最后整整一学年，鲁珀特都坐在她后面，两人常常简短地说上几句话，总是直奔主题。你有擦墨水的橡皮吗？你知道“归罪于”怎么拼吗？第勒尼安海 [13] 在哪里？通常都是伊妮德挑起这些对话，她从座位上半转过身，不用看，能只凭感觉就确定鲁珀特离她如此之近。她的确要借橡皮，她真心想获取信息，但也想要表示友善。她想做点补偿——她为自己和朋友们过去待他的态度而羞愧。道歉肯定无济于事——只会让他再次陷入窘迫。他只有坐在她身后，知道她看不到他的脸时才觉得自在。倘若两人在街上相遇，他会转移目光，直到最后一刻才正面对视，然后用若有若无的声音嘟囔一句问候。而她则欣然高呼：“哈罗，鲁珀特！”还带着一丝她恨不得彻底拭去的曾折磨他的声调。但是，当他把一根手指置于她的肩膀，轻敲几下引她回头，或者当他俯身向前，几乎碰到，或许确实碰到了——她也不确定——她那浓密的头发，即使剪成了齐耳短发也仍旧乱作一团，那时她便感觉得到了宽恕。甚至颇为荣幸。重拾诚恳与尊重。第勒尼安海在哪儿，究竟在哪儿？她纳闷，这会儿他是否还记得那些前尘往事。她把报纸前后两部分分开。玛格丽特·杜鲁门 [14] 正在访问英国，向皇室行了屈膝礼。御医正尝试用维生素E治疗国王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她把前半部分递给鲁珀特。“我打算看看填字游戏，”她说，“我喜欢做填字游戏——在一天结束后放松放松。” 鲁珀特坐下来看起了报纸，她问他要不要喝杯茶。他当然回以不用麻烦，她明了这个回答在农村人交谈时相当于“是的”，所以还是去泡了茶。 “以南美为主题，”她一边盯着填字游戏一边说，“以拉丁美洲为主题。横一是一种动听的……服装。一种动听的服装？服装。有好多字母呢。噢，噢，今天我真走运。是合恩角 [15] ！” “你明白它们有多可笑，这类玩意儿。”她说着起身去倒茶。倘若他的确记得，那他是否曾对她有看法呢？或许她高中最后一年中漫不经心的示好，在他看来仍旧惹人反感、依然盛气凌人，和之前对他的嘲弄并无二致？她在这幢房子里初见他时，觉得他没怎么变。他曾经是个高大结实的圆脸男孩，现在成了高大敦实的圆脸男人。头发剪得很短，始终如此，虽说现在发量稀疏了些，颜色也从浅灰变成棕灰，差别却并不明显。永久性晒斑取代了昔日脸上的红晕。无论他操心什么，脸上流露出什么神情，原因说不定都一如既往——怎样在世界上占个位置、有个为人知的名字、做个受待见的人。她回忆起他们坐在高年级教室里的情景。那时只有一个小班——五年中，不爱学习、游手好闲和不求上进的学生都被淘汰掉了，剩下这些发育过快、严肃温顺的孩子们还在学三角学，学拉丁语。他们以为自己在为怎样的人生做准备呢？他们觉得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她的眼前依稀浮现出那本深绿色、封皮磨软的书：《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史》。是本二手书，可能已转手十次——从来没人买新课本。历任主人都在书里留名，有些已是中年家庭主妇或镇上的生意人。你无法想象他们学过这些，或用红笔在“南特敕令” [16] 下划线，在空白处写上“重点”两字。南特敕令。这些毫无用处、充满异国风味的玩意儿充斥了那些书和那些学生们的大脑，充斥了她自己和鲁珀特的大脑，这让伊妮德心头涌起一股温情，一阵讶异。不是说他们有什么未酬壮志。不是那回事。除了在农场种地，鲁珀特不可能指望过别的前程。这是一片好农场，他又是独子。她自己到头来所做的，也正可谓得偿所愿。你不能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人生，或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或没看清自己的选择。只不过，他们没料到，时光飞逝，他们非但没能超越昔日的自己，或许还落得不如当初。 “‘亚马孙的主食’，”她念道，“‘亚马孙的主食’？” 鲁珀特说：“树薯？” [17] 伊妮德数了一下，“七个字母，”她说，“七个。” 他说：“木薯？” [18] “木薯？里面是两个‘s’吗？木薯。” 奎因太太对食物一日比一日任性反复。有时她说想吃烤面包，或浇上牛奶的香蕉。一天，她还说想吃花生酱饼干。伊妮德全数一一备妥——反正孩子们会吃——而做好以后，奎因太太又受不了它们的样子或味道。就连果冻也有种她嫌恶的气味。有些日子，她讨厌起一切声响来。甚至连电扇都不让开。还有些日子，她却要开着收音机，她想听的那个台播报生日愿望和周年纪念日心愿，还打电话让听众回答问题。你若答对了，就可以赢得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旅行、一罐汽油、一堆杂货，或几张电影票。 “全是事先安排好的，”奎因太太说，“他们假装给随便一个人打电话——其实人就在隔壁，答案早告诉过他们了。我以前认识在电台干活的人，真的是这样。” 这样的日子里，她脉搏急促。她讲起话来速度飞快，声音轻浅，上气不接下气。“你妈买的是什么车？” “一辆绛紫色的车。”伊妮德回答。 “我是问什么牌子？”奎因太太追问。伊妮德说她不晓得，这是事实。她原本知道的，但后来忘了。 “她买的是新车吗？” “没错，”伊妮德说，“是的，不过那是三四年前的事了。” “她是住在威伦斯家隔壁的大石头房子里，对吧？” 对的，伊妮德回答。 “那房子有多少个房间？十六个？” “没那么多。” “威伦斯先生淹死后，他的葬礼你参加了吗？” 伊妮德说没有。“我不太喜欢参加葬礼。” “我本来要去的。我那时候还没病得太厉害，准备跟赫维夫妇一起去的，他们就住公路旁边，他们说我可以搭他们的车。结果她妈妈和妹妹都要去，后座就坐不下了。后来克莱夫和奥利芙也开卡车去了，我本可以在前座跟他们挤一下，可他们都没想到问我一声。你觉得他是自杀吗？” 伊妮德想起威伦斯先生递玫瑰花给她的情景。他故作风趣的殷勤让她牙神经隐隐作痛，那感觉就像糖吃多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不是。” “他和威伦斯太太处得好吗？” “据我所知，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哦，是这样吗？”奎因太太道，试图模仿伊妮德内敛的语调，“融——洽。” 伊妮德睡在奎因太太房间里的沙发上。奎因太太那令人抓狂的瘙痒已差不多消失，尿频的症状也几乎不再出现。她能安睡大半个夜晚，不过还是会出现一阵阵沙哑且愤懑的呼吸声。把伊妮德惊醒并阻止她再次入睡的是她自己的心事。她做起很不堪的梦来，跟从前做过的梦截然不同。她过去以为，噩梦不外乎发现自己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房间变幻不停，总有更多的活让她力不从心，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其实都还没做，数不清的事情让她分心。然后，她当然也做过自认浪漫的梦，梦里有男人伸出胳膊环抱着她，甚或拥她入怀。要么是陌生人，要么是她认识的男人——有时是个往那方面想想都觉得可笑的男人。这些梦让她左思右想或怅然若失，然而了解到自己也会有这类情感，这多少令她宽慰。这些梦可能让她难为情，而跟她当下做的梦比起来，它们彻头彻尾地不值一提。如今的梦里，她与绝对禁忌的、完全不可思议的对象交欢，或者交欢未遂（有时被闯入者打断，或被环境变化阻止）。对象包括肥胖扭动的婴儿、缠满绷带的病人，还有她自己的妈妈。她因欲望而湿润，被它掏空，饥渴地呻吟，她会粗鲁地动起来，带着一种不良的实用主义态度。“没错，只能这样了，”她对自己说，“假如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样也行。”这种心底的寒意，这种十足的堕行，只是让她的欲望更加肆无忌惮。她醒来时毫无悔意，浑身濡湿，精疲力竭，瘫软着像一具尸体，直到她的自我、她的耻辱和置疑劈头涌来。皮肤上的汗水冷却下来。她躺在温暖的黑夜里颤抖，只觉得恶心和羞耻。她不敢再次入睡。她渐渐习惯了黑暗，习惯了盈满微光的纱窗形成的一个个长形方块。病妇发出刺耳而怨愤的呼吸声，然后这气息又几乎消逝殆尽了。她思量着，倘若她是天主教徒，会在忏悔时把此事和盘托出吗？这件事就算是私下祷告她也不会坦白。除了正式场合，她已经不太祈祷了。把她刚才的体验告诉上帝似乎无济于事，有失虔敬。上帝会为之蒙羞。她的想法也令她自己蒙羞。她的宗教是充满希望、理智实在的，容不下此类低劣的戏码，比如恶魔入侵了她的睡眠。她思想当中的那些污秽在她的体内，没必要对它过分渲染，当它是什么重要的事。当然没必要。它什么都算不上，只是心灵的垃圾。在房子与河岸之间的那一小片草地上养着些母牛。她听得见它们夜里吃草时咀嚼和互相挨挤的声音。她想象着它们温和的庞大身躯行走于猿麝香和菊苣之间，那鲜花盛开的草地，她想，它们的生活真惬意啊，这些母牛们。当然，这种日子终结于屠宰场。结局是场灾难。然而，对每个人来说，也都一样。邪恶趁我们沉睡之际攫住我们，痛苦和分崩离析埋伏着伺机而动。动物性的恐惧，比你料想的更糟糕。床铺的舒适，母牛的呼吸，夜空中星星的排布——这一切都会在瞬间颠覆。而她，伊妮德，假装世界并非如此，任韶华在工作中逝去。努力抚慰别人。努力为善。她妈妈曾说过，她是一个仁慈的天使。日来月往，她妈妈语气中的讥讽之意越来越淡。病人和医生也这么说她。而一直以来，有多少人觉得她根本就是个傻瓜呢？她不辞辛苦照料的那些人没准暗地里还看不起她。认为若是换了他们，绝对不会像她这样。绝不会这么傻。绝不会。重罪之人。这话涌入她脑海。重罪之人。悔改者求主悦纳。 [19] 因此她爬起来干活。这是她自认最佳的悔过方式。她不声不响、不急不躁地干了一整夜活：擦洗碗橱里灰扑扑的杯子、黏糊糊的盘子，使之前所未有地整齐有序。前所未有。茶杯摆在番茄酱和芥末酱之间，卫生纸搁在一桶蜂蜜上。架子上别说没垫蜡纸，就连报纸也没垫一张。袋子里的红糖硬得像石头。最近几个月每况愈下的情形倒是可以理解的，可这里看起来像是从没有人打理过，从来不存在条理。所有的纱窗都被烟熏得发灰，窗玻璃也油腻不堪。罐子里的最后一点果酱已经长毛，壶里的花束不知放了几百年，水都发了臭也从没人倒掉。但这房子本身还不错，擦洗粉刷一番就能回复原貌。只是不久前才胡乱涂在前厅地板上那难看的褐色油漆，你能拿它怎么办呢？那天下午她得了一会儿空，就拔掉了长在鲁珀特妈妈花床里的杂草，挖掉牛蒡和茅草，它们把坚韧的多年生植物都覆盖住了。她教两个孩子该怎么拿调羹，怎么做饭前祷告。感谢您赐予甜美的世界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 她教她们刷牙，之后做祷告。 “上帝保佑妈妈、爸爸、伊妮德、奥利芙姑妈、克莱夫姑父、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在这之后她们再加上对方的名字。她们这样祷告了好一阵子，然后西尔维问：“这是什么意思？” 伊妮德说：“什么是什么意思？” “‘上帝保佑’是什么意思？” 伊妮德做了蛋奶酒，什么调味料也没加，连香草都没放，用调羹喂给奎因太太吃。蛋奶酒很浓，伊妮德一次只给她喂一点点，一小口一小口喂的话，奎因太太能咽下一点。如果她连这个也咽不下，伊妮德就用调羹喂她微温的跑了气的淡姜酒。对奎因太太来说，阳光，或任何光线，现在都像噪音一样可憎。就算百叶窗都放下来也没用，伊妮德不得不在窗前挂上厚被子挡光。电扇依奎因太太的要求关掉了，屋子里变得格外闷热，伊妮德俯身照料病人时，汗水从额头滴落。奎因太太一阵阵发颤，永远都觉得不够暖和。 “这是在硬撑，”医生说，“一定是你喂她的那些奶昔，让她拖到现在。” “是蛋奶酒。”伊妮德道，好像这很要紧似的。如今奎因太太经常过于疲劳或虚弱，说不出话。有时她昏迷不醒，气若游丝，脉搏若有若无，经验比伊妮德匮乏的人会认为她已经死了。可是，有时她又有所好转，想要收音机开着，不一会儿又要关掉。她仍然相当清楚自己是谁，伊妮德又是谁，有时她望向伊妮德，眼中仿佛带着一种揣摩或探究的神色。她脸上，甚至嘴唇上，早已没什么血色，不过双眸倒是比过去更绿了——一种混浊、朦胧的绿。伊妮德试图回应这盯着自己的眼神。 “你想让我找位神父来跟你聊聊吗？” 奎因太太露出唾弃的表情。 “我长得像个爱尔兰佬 [20] ？”她反问。 “那找位牧师来？”伊妮德道。她知道自己问得没错，但她问这问题时居心不良——冷漠且略带恶意。不。这不是奎因太太想要的。她不悦地嘟哝着。她体内尚有精力，伊妮德感觉她是在有目的地积攒力量。“你想跟孩子们讲讲话吗？”她问，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充满同情和鼓励，“你是想要这个吗？” 不。 “想要你的丈夫过来？你丈夫待会儿就来了。” 伊妮德对此也拿不准。鲁珀特有时夜深了才到，那时奎因太太已经服下最后一批药片睡着了。他便和伊妮德一起坐会儿。他总是带报纸给她看。他问她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注意到有两本笔记本——她告诉他说，一本是给医生看的，记录血压、脉搏和体温，记录饮食、呕吐、排泄、服药情况，以及对病人状况的一些大致总结。另一本是给她自己的，记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没写得那么精准，不过她详尽补充了天气状况和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外加值得一记的事。 “好比说，我前些天记了点东西，”她说，“洛伊丝说的几句话。格林太太正在这儿讲到浆果丛如何沿小巷生长，延伸越过路面的时候，洛伊丝和西尔维进来了，洛伊丝说‘就像《睡美人》里那样’。因为我才给她们读过这个故事。我就把这记下来了。” 鲁珀特说：“我得去找到那些浆果藤，把它们砍断。” 伊妮德的感觉是洛伊丝说的这话以及她记下这事都让他很欢喜，只是他怎么也不可能把这说出来。一天夜里，他跟她说要出两天门，去牲口拍卖会。他先问过医生是否可行，医生说可以去。那晚，他在奎恩太太吃最后一次药之前就到了，伊妮德猜测他是刻意为之，好在短时离家前看看清醒状态的妻子。她让他直接去奎因太太房里，他便进去了，随手关上了门。伊妮德拿起报纸，想上楼去看，但孩子们八成还没睡着。她们会找借口叫她进房。她也可以出去到门廊上，只是这个点外面全是蚊子，特别是像那天下午那种大雨之后。她害怕会不小心听见什么亲密或争吵的动静，然后不得不在他出来时面对他。奎因太太一直在积攒力量，蓄势待发——伊妮德很确定这一点。结果在她想好往哪儿去之前，倒真的听到了点儿什么。不是互相指责，也不是互诉情衷（假如这还有可能的话），更不是她以为可能会有的哭泣，而是笑声。她听到奎因太太虚弱地笑着，那笑声中夹带着伊妮德曾听到过的嘲讽和快意，却也有某种她一生中从未听到过的东西——某种蓄意的刻毒。她应该走开的，却一动不动，僵立在桌边，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时，她仍僵立着，愣愣望着房门。他没回避她的眼神——她也没回避他的。她做不到。但是她不确定他是否有看到她。他只是看向她，随后往门外走去。他看起来好像触到了电线，为自己的身体被这个愚蠢的灾难击垮而祈求原谅——谁的原谅？第二天，奎因太太的精力涨潮般回升，伊妮德曾在其他病人身上看到过一两次这种具有欺骗性的反常表现。奎因太太想靠着枕头坐起身来，还想打开电扇。伊妮德说：“好主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肯定不信的事。”奎因太太说。 “大家告诉我的事儿可多了。”伊妮德说。 “当然了。谎言嘛，”奎因太太说，“我打赌全是谎言。你知道威伦斯先生那会儿就在这间屋子里吗？” 三错误奎因太太坐在摇椅上，让威伦斯先生检查眼睛。威伦斯先生从前方向她挨近，拿仪器对着她的眼睛，他们两个人都没听见鲁珀特进来，因为他本该在河边伐木。但他溜了回来。他从厨房溜了进来，没弄出半点声响——他必定是在进门前就看到了威伦斯先生的车停在外面——接着，他轻轻推开这房间的门，看到威伦斯先生跪着，一只手拿着仪器凑近她的眼睛，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维持平衡。他抓住她的大腿来稳住重心，她裙子被撩到上面，腿裸露在外，但既然已经如此了，她也做不了什么，只得专心保持不动。鲁珀特就这样进了屋，没让他们俩听见，然后他便如闪电般一跃向前，扑到了威伦斯先生身上，威伦斯先生还来不及起身或转头，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鲁珀特抓起他的头狠狠地往地上撞，一下又一下，撞到没气为止，她则跳了起来，动作过猛，把椅子都弄翻了，还撞翻了威伦斯先生装检测仪器的箱子，里面的东西全飞了出来。威伦斯先生究竟是被鲁珀特打死的，还是撞上了炉子腿，她也搞不清了。她想着，下一个该轮到我了。只是她没法绕过他们逃离房间。随即她看出鲁珀特根本没打算对付她。他气喘吁吁，扶起椅子，一屁股坐下。她去到威伦斯先生身边，拽着他沉重的身子，翻过身来，仰面朝上。他的眼睛微睁未闭，嘴里流出某种液体。但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伤口或青紫——或许淤青还没来得及泛上来。他嘴里流出来的东西甚至不怎么像血。粉红粉红的，硬要说的话，倒是很像煮草莓做果酱时起的沫。鲜艳的粉红。鲁珀特把他脸朝下放倒之后，这玩意儿淌了他一脸。她把他翻转过来时，他发出某种声音。咕噜 —咕噜。只有这声音。咕噜 —咕噜，他像块石头般倒在那里。鲁珀特猛地从椅子上跃起，弄得椅子晃荡不停，他动手拾起所有的仪器，一一照原样放回威伦斯先生的箱子里，东西原本在哪儿就放哪儿。如此行事费时颇长。这个特制的箱子衬着红绒布，每样仪器各有其位，你得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位，否则箱子没法合上。鲁珀特一一放妥，盖好盖子，然后又在椅子上坐下，捶起膝盖来。桌上铺着块没什么用处的布，是鲁珀特的父母北上去看迪翁五胞胎 [21] 带回来的纪念品。她扯下它，裹住威伦斯先生的头，把那粉色玩意儿吸掉点，也免得他们要一直看着他这副尊荣。鲁珀特不住地用扁平的大手拍着膝盖。她说，鲁珀特，我们得找个地方把他埋了。鲁珀特只望着她，像在问，为什么？她说，可以把他埋在地窖里，地窖是泥土地面。 “没错，”鲁珀特说，“那我们要把他的车埋在哪里呢？” 她说可以把它藏进谷仓，用干草整个盖起来。他说太多人会到谷仓周围闲逛了。于是她又想，把他丢到河里。她想象他坐在自己车里，没入水中。这像一幅画似的在她脑海中浮现。起初，鲁珀特不置一词，她遂去厨房打了点水来，把威伦斯先生擦洗干净，免得他身上滴下什么东西。那种粘液没再从他嘴里涌出。她从他口袋里拿了钥匙。透过他长裤的布料，她感觉得到他腿上的脂肪仍是温热的。她对鲁珀特说，快动手吧。他接过钥匙。他们把威伦斯先生抬了起来，她抓着他的脚，鲁珀特托住他的头，他简直有一吨重，像个铅块。然而她抬着他时，他的一只鞋似乎还踢在她两腿之间。她暗想，看看你，你还在干这事，你这老色鬼。连他死翘的老脚都还在戳她。她其实从没让他得逞过，但他只要有机会总要揩把油。比如给她检查眼睛时，抓她裙子下的大腿，她没办法阻止他，鲁珀特又非得这么偷偷摸摸进来，整个想歪了。一路越过门槛，穿过厨房，经过门廊，走下门廊台阶。都没人。不过那天风很大，头一下就刮走了她包在威伦斯先生头上的那块布。所幸他们家的院子从马路上看不到。只看得见房顶尖儿和楼上的窗户。威伦斯先生的车是不会被看见的。鲁珀特已经想好了后续该怎么办。把他带去日德兰，那儿水很深，小路又一直通到最里面，那样会像是他自己从大路上开进来，结果搞错了方向。好似他在日德兰路上打算掉头，或许天太黑，辨不清自个儿身在何处，直接开进了河里。好比是他犯了个错误。是的。威伦斯先生确实是犯了个错误。麻烦在于，这意味着要开出他们家门前的小巷，沿着大路一直开到日德兰路口。好在那一带无人居住，而且打日德兰路口再往下，只有一条死路。只剩八百米左右的路途，你得祈祷不要遇上什么人。然后鲁珀特会把威伦斯先生弄到驾驶座上，连人带车推下岸去，沉进水中。把这一切推进池塘里。这么做要颇费一番工夫，不过起码鲁珀特是条壮汉。若不是他这么壮，他们一开始也不至于陷入这场混乱当中。鲁珀特发动汽车费了点儿周折，因为他从没开过那种车，不过终究顺利发动，掉头，开出小巷，威伦斯先生倒在他身上。他给威伦斯先生戴上了帽子——那顶帽子一直摆在车座上。他为什么要在进屋前摘掉帽子？应该不单是出于礼貌，而是这样他就能更方便地抓住她亲她。要是那也叫亲嘴——一手拎着箱子往她身上蹭，另一只手攫住她，直淌口水的老嘴吮吸着她，吮吸啮咬她的嘴唇和舌头，身体紧贴着她，箱子的一角在她身后抵着她、戳她的身体。她猝不及防，而他抓得如此之紧，她不知如何挣脱。推搡着，吮吸着，口水滴答着，戳向她的身体，令她疼痛不已，所有这一切同时进行着。他这个下流的老畜生。五胞胎桌布被风刮到篱笆上去了，她去捡了回来。她非常仔细地检查台阶上是否有血迹，门廊和厨房是否脏乱，结果她只在前厅发现了一些，还有就是她自己的鞋子上。她擦掉了前厅地板上的血迹，又把鞋脱下来擦干净，等到忙完这些，她才发现自己胸前就有一块血渍。这是怎么沾上的？就在看到它的同时，她听到了一些声音，这声音近乎将她石化。她听到汽车的声响，一辆她不认识的车正沿小巷开进来。她透过纱门看出去，心里有了数。汽车看上去很新，墨绿色。她胸前有血渍，脱了鞋，地板湿漉漉的。她退到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却想不出该藏身何处。车停住，一扇车门打开，不过发动机还轰鸣着。她听见车门关上，汽车随即调头，沿小巷开走了。她听见洛伊丝和西尔维的声音从门廊传来。是她们老师男朋友的车。他每星期五下午去接老师，今天就是星期五。所以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么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吧，她们年纪最小，住得也最远，而且天又要下雨的样子。也的确下雨了。是在鲁珀特到家的时候下起来的，他沿河岸一路走了回来。她说，好事情，这下你推车下去的痕迹就都变成一片泥泞了。他说自己是脱了鞋，穿着袜子推的。这么说你脑子总算又灵光起来了，她说。她没有把纪念桌布和自己穿的上衣泡进水里，也没有试图洗干净，而是决定把这两样都塞进炉子烧掉。它们烧出一股可怕的味道，让她直犯恶心。她就是在这会儿落下的病根。这个味道，还有油漆。她把地板彻底清理干净后，还是觉得看得到污渍，便拿来了鲁珀特粉刷台阶剩下的褐色油漆，把地板整个漆了一遍。俯身在油漆上，呼吸着油漆的味道，这让她开始呕吐。还有她的背疼——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她漆完地板，几乎不再进前厅一步。可是有一天，她想到最好还是在那张桌子上再铺块别的桌布。这样更有一切如常的感觉。要是不铺的话，大姑子肯定会来东窥西探，说，爸妈上回去看五胞胎带回来的那块桌布呢？若另铺上一块，便可理直气壮地回答，哦，我就想换换花样。不过没有桌布会显得很奇怪。于是她找了一块鲁珀特妈妈手绣的花篮图样的桌布，拿进前厅，她仍能闻到那股怪味儿。桌上搁着那个深红色箱子，里面装着威伦斯先生的仪器，箱子上有他的名字，它就这么一直搁在那儿。她完全不记得是自己把它放在那里的，还是鲁珀特把它放在那里的。她早把它忘得九霄云外。她拿着那个箱子，藏在某处，后来又换了个地方藏。她从没透露过藏在哪里，也不打算透露。她或许可以把箱子砸烂，可里面所有那些玩意儿你怎么砸得烂呢？那些做检查用的仪器。哦，太太，想让我给您检查一下眼睛吗？只要在这儿坐好，您放松，您闭上一只眼睛，睁大另一只。睁大另一只，睁大。每次都像是同样的游戏，她不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起疑心，他拿出仪器给她看眼睛时，没让她脱内裤，这个下流的老家伙一边喘气，一边把手指滑进去，再喘气。而她则应当保持沉默，直到他住手，把仪器收回箱子，然后她才该问：“噢，威伦斯先生，今天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这一句就是给他的信号，他可以把她放倒，像头老公羊一样撞击她。就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下下撞击她，试图把她碾成碎片。他的那话儿宛如一把喷火枪。这么多你看行吗？随后就是报上的新闻了。发现威伦斯先生溺亡。他们说他的头在方向盘上撞坏了。又说他落水时还活着。真是笑死人了。四谎言伊妮德彻夜未眠——她甚至没有尝试入睡。她无法在奎因太太的房间里躺下。她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厨房里。对她来说，任何动作，即便只是沏杯茶或去洗手间，都成了一桩难事。移动身体会搅乱她正在脑海中力图理清并消化的信息。她没脱衣服，没解开头发，刷牙让她感觉费力而陌生。月光从厨房窗子透进来——她坐在黑暗中——她注视着一块光亮穿透夜色，在油毡地毯上挪动，然后消失。它的消失和随后醒来的鸟儿令她吃了一惊，新的一天开始了。夜晚看似漫长，又过于短暂，因为一切都尚无定论。她僵硬地起身，打开门锁，坐到晨曦中的门廊上。就这么个动作又让她的思绪纷乱繁杂。她不得不再次整理，把事情分成两半。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她被告知已经发生的——放一边。该拿它怎么办放另一边。该拿它怎么办——那就是她仍未理清头绪的问题。房子与河岸之间有片小草地，母牛已被驱走。若愿意，她可以打开大门，朝那个方向走去。她明知该回去看看奎因太太了，却发现自己拉开了大门的门闩。牛群没啃掉所有的杂草。湿漉漉的草刮擦着她的丝袜。然而，岸边树下的小路倒是干干净净，高大的柳树上，野葡萄藤如猴子毛茸茸的胳膊似的攀爬着。雾气冉冉上升，几乎看不到河。你得定睛去看，全神贯注，才能辨认出一小片水面，静得像罐子里的水。河水必定是流动着的，只是她看不出。之后她看到什么东西在动，不是水里的。是一艘船在动。一艘拴在树枝上的普普通通的旧划艇，极其轻微地起伏，抬起又落下。她发现这小船，便一直紧盯着看，仿佛它会对她说些什么。它确实在说。它温和却决绝地说着什么。你知道了。你知道了。孩子们醒来时，发现她格外精神，刚洗过澡，换了衣服，头发披散着。她已经做好了塞满水果馅的果冻，是准备给她们中午吃的。她正搅着做饼干的蛋奶糊，在气温升得太高，没法再用烤箱之前她就能烤好它们了。 “那是你们爸爸的船吗？”她问，“河里那艘？” 洛伊丝说是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在上面玩，”她接着说，“你若和我们一起去就行的。”她们立刻捕捉到这个日子可能带来宠溺，具有成为节日的潜质，也捕捉到伊妮德那不同寻常的复杂状态：倦怠疲乏又劲头十足。 “再看吧。”伊妮德说。她想让这一天成为她们一个特殊的日子，事实固然摆在眼前——对此她已经几乎确定无疑——这一天会是她们母亲的祭日。无论将要发生什么，她想要她们在脑海中记住，这段时光里还有一丝可取之处。换言之，记得她身上还有一丝可取之处，不论她对她们往后的人生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天早上，奎因太太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她显然连抬头或睁眼的气力都没了。跟前一天判若云泥，不过伊妮德并不意外。她早知道，昨天那迸发的精力，那场刻毒的滔滔倾诉，该是最后一次了。她舀了一汤匙水送到奎因太太唇边，奎因太太抿了一点。她发出一记好似猫叫的声音——无疑是她最后一点怨愤之辞了。伊妮德没给医生打电话，因为他当天迟些时候肯定会来，或许下午早早地就能到。她在一个罐子里调了点肥皂水，掰弯一根电线，又掰弯一根，做成吹泡泡的棒子。她向孩子们示范怎么吹泡泡，稳稳地、小心翼翼地吹气，在电线上颤巍巍地吹出一个尽可能大的亮闪闪的泡泡，然后再轻巧地甩出去。她们满院子追泡泡，让它们一直飘，直到被风攥住，再被挂上树梢或者门廊的屋檐。这时，泡泡被下方的钦佩喊声、欢乐叫声托着，显得充满生命力。伊妮德没制止她们欢呼叫喊，肥皂水用完后，她又调了一些。医生打来电话时，她正在安排孩子们吃午饭——果冻和一盘撒了彩色糖粒的点心，以及她搅拌了巧克力糖浆的牛奶。医生说，有一个小孩从树上摔下来，他被耽搁了，可能晚饭前都赶不过来了。伊妮德轻声说：“我觉得她大概不行了。” “嗯，尽量让她舒服些，”医生说，“该怎么做，你跟我一样清楚。” 伊妮德没打电话给格林太太。她知道鲁珀特去拍卖会一时还回不来，她认为倘若奎因太太还能有片刻清醒，估计也不愿看到或听到她的大姑子在自己房里。看起来也不想见到自己的孩子们。她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好值得她们记住的。她不再费心给奎因太太测血压或量体温——只是用海绵擦拭脸部和胳膊，还有喂水，但她已经没反应了。她打开奎因太太总是嫌吵不让开的电扇。从那具身体泛起的气味似乎在变化，渐渐褪去刺鼻的氨味，转变为寻常的死亡气息。她走出门，坐在台阶上。她脱去鞋袜，在阳光下伸直双腿。孩子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缠着她，问她能不能带她们去河边，可不可以去船上坐坐，她们若能找到船桨，她会不会带她们划船。她明白，一走了之也不能做到这种程度，不过她问孩子们，想不想要一个游泳池？两个呢？她拿出两个洗衣盆，放在草地上，用水泵从蓄水池打水灌满。孩子们脱得只剩短裤，懒洋洋地泡在水里，扮起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 “你们说说看，”伊妮德说，她仰着头闭着眼坐在草地上，“你们说说看，如果有人做了很坏的事，他们是不是必须受惩罚呢？” “是的，”洛伊丝立马回答，“一定要揍他们一顿。” “是谁做了很坏的事？”西尔维问。 “随便想个人吧，”伊妮德说，“眼下，如果有一件很坏的事，但没人知道是他们干的，那怎么办？他们应该坦白交代并接受惩罚吗？” 西尔维说：“有人做坏事的话，我会知道。” “才怪，”洛伊斯反驳，“你怎么会知道？” “我会‘刊’到他们的。” “才怪。”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应该受罚吗？”伊妮德说，“因为他们会感觉非常糟糕，在他们内心。就算没人看到他们做坏事，根本没人知道，也一样。若是你做了很坏很坏的事，却没受罚，你会感觉更加糟糕，比受了罚要糟糕得多。” “洛伊丝‘兜’了把绿梳子。”西尔维说。 “我没有。”洛伊丝说。 “我希望你们俩记住这一点。”伊妮德说。洛伊丝说：“它就躺在路边上嘛。” 伊妮德每隔半小时左右就走进病房，用湿布擦拭奎因太太的脸和手。她没再跟病人说话，也没再碰她的手，只是用布擦。以前照料垂死之人时，她从没如此疏离。约摸五点半，她打开门，意识到屋里的生命逝去了。她抽掉床单，奎因太太的脑袋从一侧床边耷拉下来，伊妮德并没将这情景记录下来，也没对任何人提起。她在医生到来之前，已把尸体摆正，清洁干净，整理好了床铺。孩子们仍在院子里玩耍。 7月5日。清早有雨。洛与西在门廊下玩。电扇开开关关，抱怨太吵。一次半杯蛋奶酒，汤匙喂食。血压上升，脉搏加快，未抱怨疼痛。雨后降温幅度不大。鲁·奎傍晚来过。干草收毕。 7月6日。天热，极闷。试开电扇，遭拒。常用海绵擦拭。鲁·奎傍晚来过。明日开始收麦。所有庄稼早成熟一到两周，因炎热和雨水。 7月7日。炎热持续。拒喝蛋奶酒。汤匙喂食淡姜酒。极虚弱。昨夜大雨，刮风。鲁·奎无法收割，多处庄稼倒伏。 7月8日。拒喝蛋奶酒。喝淡姜酒。上午呕吐，更加警醒。鲁·奎要去牲口拍卖会，去两天。医生允许。 7月9日。极其激动。可怕的谈话。 7月10日。病人鲁珀特·（珍妮特）·奎因太太约于今日下午五时去世。尿毒症（肾小球性肾炎）致心力衰竭。伊妮德从不等着参加她照料之人的葬礼。她觉得尽早不失体面地离开方为上策。她在场只会让人不禁想起濒死的时光，那很可能沉闷无比、充满肉体之痛。而眼下却要用仪式、款待、鲜花和糕点粉饰。再说，通常会有一些女性亲属来全盘接手家里的事，伊妮德眨眼间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葬礼承办人到达之前，格林太太其实就已赶到奎因家。鲁珀特那时还没回来，医生则在厨房喝茶，跟伊妮德谈着她可以接手的下一个病例，反正这里的事情了结了。伊妮德没正面回答，只说想休息一阵子。孩子们在楼上。她们被告知妈妈已经去了天堂，对她们而言，这多彩离奇的一天以这一难以超越的事件结束了。医生离开之前，格林太太一直很羞怯。她站在窗前，看着他把汽车调头、开走。然后她开口道：“这话我也许不该现在提，可该说的还得说。我很高兴这事是发生在此刻，而没拖到夏天结束她们要回学校去的时候，这下我就有时间让她们适应适应住我们家，慢慢接受她们要去上新的学校了。鲁珀特也一样，他也得适应这个状况。” 伊妮德这才第一次意识到，格林太太意欲把孩子们带去跟她一起生活，而不仅仅是暂住。格林太太殷切盼望着这场搬迁，或许已经期待了一阵子。她大有可能已经布置好了孩子们的房间，买来布料，要给她们做新衣服。她有一幢大房子，但膝下无儿无女。 “想必你也很想回自己家了吧。”她对伊妮德说。家里只要还有一个女人，就像有了一个竞争对手，可能会让她弟弟更难理解让孩子们彻底搬走的必要性。“鲁珀特回来后可以送你回去。” 伊妮德说，没必要，她妈妈会来接她。 “哦，把你妈妈忘了，”格林太太说，“她和她那辆漂亮的小汽车。” 她容光焕发起来，逐一打开碗橱门，检查玻璃杯和茶杯——够不够干净，能用在葬礼上吗？ “有人很勤快呀。”她说，立马彻底消除了对伊妮德的戒心，换上一副赞许的态度。格林先生带着格林家的狗——“将军”——在外面的卡车里等着。格林太太朝楼上喊洛伊丝和西尔维，她俩拿着装了衣服的牛皮纸袋飞奔下楼。她们冲过厨房，砰一声摔上门，对伊妮德视若无睹。 “这真得改一改。”格林太太指的是摔门。伊妮德可以听到孩子们大声唤着“将军”，“将军”则报以兴奋的吠叫。两天之后，伊妮德回来了，自己开着妈妈的车。她下午晚些时候来的，葬礼早已结束。屋外没停别的车，这意味着厨房里帮忙的女人们全都已经回家了，带走了属于她们教堂的多余椅子、茶杯和大咖啡壶。草地上遍布车辙，还有被碾碎的落花。现在她得敲门了。得等着屋里的人请她进去。她听到鲁珀特沉重平稳的脚步声。他隔着纱门站在她对面，她跟他打了招呼，但她没去看他的脸。他身着长袖衬衫，不过仍穿着西装长裤。他拉开门钩。 “我不确定这里会不会有人，”伊妮德说，“我以为你或许还在谷仓里呢。” 鲁珀特说：“他们都帮着把活儿干了。” 她在他讲话间嗅到威士忌的味儿，可他的声音里没有醉意。 “我还以为你是那些女人里的谁，回来拿自己落下的东西。”他说。伊妮德说：“我没落下什么。我只是想知道，孩子们好不好？” “她们很好。在奥利芙家。” 搞不清楚他是否打算邀她进屋。他没这么做并非出于敌意，而是因为困惑。她不曾料到谈话伊始会如此尴尬。为了不必看他，她打量起天空来。 “感觉得到夜晚变短了，”她说，“尽管一年中最长的那天才过了不到一个月。” “没错。”鲁珀特接腔。他这才打开门，侧身让她进屋。桌上摆着一只茶杯，没配茶碟。她坐下来，隔着桌子与他相对。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真丝绉纱连衣裙，脚蹬相配的翻茸皮鞋。穿这套行头的时候，她想过，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穿衣打扮，也可能是此生穿的最后一套衣服。她把头发编成了法式辫，脸上扑了粉。她的这番用心、这点虚荣，看似傻气，对她却必不可少。她迄今已经连续三夜未眠，一分钟也没合过眼，什么都吃不下，哪怕为了骗过她妈妈也办不到。 “是这一回特别困难吗？”妈妈问。她讨厌谈论生老病死这些，可是居然主动问起，足见伊妮德的焦躁有多明显。 “是你喜欢上了那些孩子吗？”她说，“可怜的小淘气们。” 伊妮德说，这次病人拖的时间很长，结束后有点难以回到正常生活，而且是一位明知没救的病人，压力特别大。白天，她都在妈妈的房子里足不出户，但到晚上，只要确定不会碰到人，不需要开口讲话，她就会出去散步。她不知不觉地走过县监狱的围墙。她知道围墙之内是监狱的院子，一度是施绞刑的地方。不过已经好多好多年没再用于此途。现如今要是非用绞刑不可，必是到大型的中央监狱执行。这个社区已经很久没人犯如是重罪了。她隔着桌子坐在鲁珀特对面，正对奎因太太的房门。她差点儿忘了她的借口，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她摸着搁在膝盖上的小包，包里的照相机沉甸甸的——这提醒了她。 “有件事想麻烦你，”她说，“我想还是现在说比较好，因为以后或许就没机会了。” 鲁珀特问：“什么事？” “我知道你有一艘小船。我想请你载我一程，划到河中央，让我拍张照片。我想拍张河岸的照片。那里风景很美，沿岸都是垂柳。” “没问题。”鲁珀特说，表现出一种刻意的镇定，乡下人常常以此掩盖对客人的无聊行为甚或无礼之举的讶异。那就是她现在的身份——客人。她的计划是等他们划到河心，就跟他说自己不会游泳。她要先问他觉得河水大概多深——他应该会说，这阵子下了不少雨，准有两米，甚至三米深了。接下来她再告诉他自己不会游泳。此话不假。她自幼在瓦利湖边长大，小时候每年夏天都去湖滩玩耍。她是个健壮的女孩，擅长运动，但她怕水。无论怎样劝说、示范，甚至羞辱，都对她不起作用——她一直没学游泳。他只消用船桨推她一把，让她跌入水中，任她没顶。他可以把船留在河上，自己游回岸边，把衣服换掉，宣称才从谷仓出来，或者刚散步回来，发现她的车停在那儿，但她人呢？万一后来还找到她的照相机，事情就更合情理了。她划船去拍照，不知怎地掉进了河里。一旦他明白自己占上风，她就会对他直言。她会问，那一切都是真的吗？倘若不是真的，他会因为这样的发问而痛恨她。倘若是真的——她不是一直都相信这是真的吗？——他会以另一种更加险恶的方式痛恨她。哪怕她即刻补上一句——而且是认真的，说到做到——绝不会说出去。她会始终压低嗓门，谨记夏夜里声响会沿水面飘出去很远。我不会说出去，可是你会。你不可能守着那样的秘密过一辈子。你不可能扛着这样一个重负苟活于世。你将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要是她能推进到此，而他既没否认她说的，也没推她下水，伊妮德就会知道自己赌赢了这一把。还需要进一步沟通，更多异常坚定却心平气和的劝说，直到他开始动手把船往岸边划。或者，他会不知所措，他会问，我该怎么办？那么她就会一步一步引导他：第一步，划回去。漫长而可怕旅程中的第一步。她会告诉他每一步怎么做，会尽可能多地陪他。现在把船拴好。走上河岸。穿过草地。打开大门。她会走在他身后，或身前，看他觉得怎样更好。穿过院子，走上门廊，进入厨房。他们会道别，钻进各自的车，然后他去哪里就是他自个儿的事了。她第二天也不会打电话报警。她将等着，等警察打给她，她会去监狱看他。每天都去，或者照规定的次数去，她会在监狱里和他对坐聊天，还会给他写信。倘若他们把他转到别的监狱，她就跟着去；就算只准一个月探望他一次，她也会就近待着。还有出庭时——没错，每个出庭的日子，她都会坐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她不觉得有谁会因为这样杀人而被判死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场意外，也肯定是一时冲动犯的罪，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显露出来，在她意识到这些自我奉献的画面——这种类似爱情又超越爱情的情感——变得有失体面时，她清醒了过来。此刻，箭已离弦。因为她请他带她去河上，佯称拍照。她和鲁珀特双双起身，她正好面向病房房门——现在又成前厅了——门是关着的。她冒出一句蠢话。 “挂在窗上的被子取下来没有？” 有一会儿他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随后他说：“那些被子。对。我想是奥利芙把它们取下了吧。就是在那里出的殡。” “我只是突然想到。一直晒太阳，它们会褪色的。” 他推开门，而她绕过桌子走去，两人就那么站着望向里面。他说：“你愿意的话可以进去。没关系的。进去吧。” 床当然已经搬走了。家具全部推到墙边。房间的中央，他们之前为举行葬礼而摆放椅子的地方现在空荡荡的。朝北的两扇窗当中的那块地方也空着——必定是摆过棺材。伊妮德原先放水盆、布片、脱脂棉、汤匙、药品的桌子塞在一个角落里，上面摆了一束飞燕草。高高的窗户采光仍然相当好。奎因太太在这屋里说过的所有话中，此刻唯有“谎言”一词在伊妮德耳边回响。谎言。我打赌全是谎言。一个人能编出如此详尽、如此邪恶的谎言吗？答案是肯定的。病人的脑海里、垂死之人的脑海里，可能充满各式各样的无稽之谈，还能把这些编排得活灵活现。伊妮德睡在这房间里的时候，她自己的脑海中也充斥过淫秽不堪的念头。那种谎言如同倒挂的蝙蝠，盘踞于一个人思想的角落里，一旦黑暗降临便伺机而动，无论何种黑暗。你永远无法断言这种谎言谁也编不出来。看看梦境吧，它们是何等繁复，层层叠叠的，以至于你能记住并诉之言语的仅是冰山一角。还是四五岁的时候，伊妮德有一次告诉妈妈，她去了父亲的办公室，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后头，一个女人坐在他腿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她对这女人的唯一印象便是她戴了一顶缀着无数花朵、带面纱的帽子（这帽子即使在那个年代也过时了），上衣或裙子的扣子解开，一只乳房光溜溜地露在外面，乳房前端没入伊妮德父亲的嘴里。她言之凿凿地告诉妈妈自己所见的这一幕。她说：“她前面有一边塞在爸爸嘴里。”她那时还不知道乳房这个单词，倒是知道它们是一对。妈妈说：“得了，伊妮德。你在胡扯些什么呀？‘前面一边’到底是什么？” “就像个冰淇淋蛋筒。”伊妮德说。她确实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仍这么觉得。饼干颜色的蛋筒塞着一大团香草冰淇淋，倒扣在那女人的胸脯上，另一头反塞在她爸爸嘴里。于是妈妈做了一个极其出人意料的举动。她解开裙子，掏出一个肤色灰暗、摊满手掌的东西。“像这个？”她问。伊妮德说不是。“是像冰淇淋蛋筒那样。”她说。 “那肯定是一个梦，”妈妈说，“有时候梦境愚蠢透顶。别跟爸爸提这事。这可太傻了。” 伊妮德并没有立马相信妈妈的话，然而过了一年左右，她明白了这种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冰淇淋蛋筒不可能那样倒扣在女士的胸脯上，也绝不可能那么大。等她再长大一点，她意识到那顶帽子肯定来自她看到的某幅图画。谎言。她还没问他，她还没开口。让她张口的契机尚未出现。目前一切仍是原样。威伦斯先生依旧是自己开车栽进了日德兰池塘，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意外之举。所有人依旧这么认为，在鲁珀特看来，伊妮德也不例外。而只要大家都这样相信，这个房间，这幢屋子，以及她的人生，就都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彻底区别于她过去这几天沉湎其中（或沉醉其中——随便你怎么形容）的可能性。这种迥异的可能性正离她越来越近，她只需保持缄默，顺其自然地让它来临。经由她的缄默，经由她无言的合作，将会绽放出何等的恩泽啊。为其他人，也为她自己。这是个大多数人早就明白的道理。很简单的一件事，她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有了它，人们才在这个世界上相安无事。她哭了起来。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因为一股她不曾意识到自己在寻求的强烈的解脱感。她这才望向鲁珀特的脸，看见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眼周的皮肤又皱又干，也才哭过一般。他说：“她这辈子倒霉啊。” 伊妮德道了声歉，走开去取自己的手帕，在她搁于桌上的小包里。这会儿，她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奔赴如此矫情的命运而盛装打扮，不由羞愧起来。 “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她说，“我没法穿着这样的鞋子走到河边去的。” 鲁珀特关上前厅的门。 “你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的，”他说，“家里应该有你能穿的胶靴。” 可别是她的，伊妮德暗自盼望。不会。她的未免太小了。鲁珀特来到紧挨厨房门外的柴房里，打开一只箱子。伊妮德从来没有查看过那只箱子。她原以为它是装柴火的，那年夏天她显然用不着。鲁珀特拎出好几只单只胶靴，连雪地靴都有，试图拼凑出一双。 “这两只看起来可以穿，”他说，“可能是我妈的。搞不好还是我脚长定型之前穿的。” 他拽出看起来像顶帐篷的东西，又拉着一根断掉的带子，扯出一个旧书包。 “我都忘了这里面有些什么了。”他说，放手让这堆东西掉回箱子里，又把没用到的靴子扔在上面。他放下箱盖，默默地叹了一口气，满怀伤感又郑重其事。一个家庭在这样一幢房子里住了这么久，过去这些年都不曾认真收拾，自然会有很多箱子、抽屉、层架、行李箱、储物箱，以及屋顶下、地板下的空间，塞满各种东西，得靠伊妮德来分类整理，一些存放起来、贴上标签，一些修好了再用，剩下的成箱成箱丢到垃圾堆。假如她有机会这么做，她动起手来会毫不犹豫。她会让这幢房子对她而言毫无秘密，其中所有秩序都由她来定。趁她弯腰解开鞋扣之际，他把靴子放到她的面前。透过威士忌的气味，她闻到一股苦涩的呼吸，说明他一夜未眠，又度过了一个漫长难挨的白天；她闻到奋力干活的男人皮肤上那种被汗水浸透的味道，无论如何清洗——至少他所进行的那些清洗——都不可能把这种味道除尽。没有哪种体味——甚至是精液的味道——让她感到陌生，然而一个如此明显不受她控制、不由她照料的身体所散发的味道，还是包含着一些新鲜的、咄咄逼人的东西。那让她心向往之。 “看看好不好走。”他说。好走的。她走在他前面，来到大门口。他俯身从她肩膀上方为她推开门。她等他闩好门，站到一旁，让他先走，因为他从柴房拿了把小斧头，用来开路。 “母牛理应多吃点草，草就不会这么高了，”他说，“可这里有些草牛不吃。” 她说：“我只来过这里一次。一大清早。” 那会儿的孤绝心情，此刻在她看来真是幼稚。鲁珀特一边走一边劈砍高大肥厚的蓟草。太阳在前方的一大片树丛中洒下平稳的、漫着尘埃的光。空气有时非常清澈，然后突然间，你会闯进一团飞舞的小虫子当中。它们比灰尘大不了多少，聚成一团嗡嗡飞舞，还总是能一会儿排成柱状，一会儿聚成云形。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们是怎么选择各自位置，确保队形万无一失的？一定是跟食物相关。只是它们静止的时间不够长，似乎还不够进食啊。她和鲁珀特走在夏叶织就的绿冠之下，已近黄昏，快入夜了。你得小心翼翼，才不会被突出路面的树根绊倒，或是一头撞上垂落下来、硬得吓人的藤条。随后，一抹水面的亮光闪现于黑色的枝丫当中。河对面近岸的水面泛着亮光，那边的树木仍点缀在暮色中。而在这一侧——他们正穿过柳树林，走下河岸——河水呈茶色，却清澈依然。船等待着，在暗影中起伏，一如既往。 “船桨藏起来了。”鲁珀特说。他走进柳树丛去找船桨。他一下子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了。她朝水边走近，靴子微微陷进泥中，增加了她行进的阻力。假如她努力倾听，还是能听到鲁珀特在灌木丛里的动静。然而，倘若她全神贯注于船的起伏，那种细微的、隐秘的起伏，就可以感觉到，仿佛从周遭至远处的万物都已销声匿迹。 [1] 即日德兰海战，1916年5月31日至6月1日，英德双方在丹麦日德兰半岛附近北海海域爆发的一场大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规模的海战。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日德兰”英文原文为“Jutland”。“jut”有突出、伸出之意，“land”有土地之意。故有此说。 [3] Appleby College，建校于1911年，加拿大一所私立学校，招收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4] Upper Canada College，建校于1829年，加拿大公认排名第一的私立高中男校。 [5] 巴德（Bud）的昵称巴迪（Buddy），意即“小家伙”。 [6] 此语出自拉丁典籍《高卢战记》，其中开篇即言：“整个高卢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 [7] 创刊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科幻杂志。 [8] 原文为“Deadman”，与“死人”同音。 [9] 原文为“Olive Green”。“Olive”意为“橄榄”，“Green”意为“绿色”；“Olive Green”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绿橄榄”，故听起来有些可笑。 [10] 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属于法语区，故有此说。 [11] 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长女和次女，长女后成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12] 为新娘母亲的邻居和亲属举办的茶会，一般会在茶会上展示新娘的嫁妆。 [13] Tyrrhenian Sea，地中海的一部分，位于亚平宁半岛西面。 [14] Margaret Truman（1924—2008），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家和传记作家，被誉为“美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美国前总统哈里·S. 杜鲁门的独生女。 [15] 合恩角是南美洲智利火地群岛南端的陆岬，被广泛认为是南美洲的最南端。“合恩角”英文为“Cape Horn”，其中“cape”一意为“海角”，另一意为“披风”。“horn”则兼有“海角”与“号角”之意。 [16] 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的、给胡格诺派教徒以政治平等权的法令，1685年废除。 [17] 英文为“manioc”。 [18] 英文为“cassava”。 [19] 上述两句引自基督教公祷书早晚祷文的总认罪书。 [20] 神父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而绝大部分爱尔兰人都信奉天主教，故有此说。 [21] 1934年5月2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是当时世界上已知唯一存活的五胞胎，并被顺利抚养成人。童年时期的她们一度成为安大略省的观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