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回家 Home 我去年回了几趟家，每趟都得转两次车，今年也是如此。第一辆坐的是大巴，有空调，车速快，且座椅舒适。乘客们彼此漠然相对。当大巴无比轻快地顺畅前行时，他们都朝外望向路上的车流。出城以后汽车先往西行再朝北拐，行驶约八十公里后，到达一座繁荣的交易和制造业重镇。在这儿我和那些同路的乘客换乘一辆小点的巴士。小巴士早已人满为患，都是从这个镇子启程回家的人们——有年纪太大开不了车的农民；有农民的老妇少妻们；有在护理学校或农学院上学、周末回家的学生；也有由父母和祖父母轮流照看的孩子们。这一地区住着大批来自德国和荷兰的移民，一些老者还说着德语或荷兰语。这段行程当中，你还能看到有人在汽车站递送竹篮或包裹，而接收人正在农场门口候着呢。这儿离最后一处换乘点只有五十公里，但费的时间却与出城后那八十公里相当甚至更多。我们到那镇上的时候，那些脾气好、大块头的德国后裔和新来的荷兰移民都已下了车。此时天色愈加黯淡，温度也降了下来，农场更显得疏于打理，庄稼在风中起伏。我朝马路对面走去，同行的有一两个在大巴上遇见的人，还有两三个同乘小巴的旅客——我们相视而笑，体会到一种同志般的惺惺相惜，但在刚上车时这种感觉却并不明显。这儿没汽车站，只有辆小巴士停在加油站前面，我们直接上了车。这是辆老旧的校车，座椅没法儿调，坐起来很不舒服，窗户也被水平的金属框分隔开。车上的人要想将窗外的景色一览无余，要么得半躺着坐，要么就得端端正正坐直伸长脖子张望。这让我很是恼火，因为我最想看的就是这儿的乡村风光——秋日里层林尽染，干涸的田地上麦茬遍野，成群的奶牛涌向谷仓。但我曾经一直以为，这些平淡无奇的乡村景象是自己毕生最不愿看见的。余下的三十公里路铺得凹凸不平，汽车又横冲直撞开得飞快，颠簸摇晃了一路，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景象也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看见的东西，那一刻甚至会比预料的还要早。这片乡野交通事故频发。有些男孩年纪小还拿不到驾照，却敢在视野糟糕的山区石子路上把车速开到一百四十公里，这很容易出事儿。还有些人兴奋过度，在深夜开车兜风，车灯也不开，任凭汽车在村落间呼啸而过。大多数成年男子好像都有过至少一回死里逃生的经历，他们要么是开车撞到电线杆，要么在阴沟里翻了车。回到家后，父亲和继母好像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故。父亲只是提了一下某起可怕的事故，继母进一步发挥，说了些什么身首分离、方向盘轴横插胸腔、脸部被酒瓶碎片割得血肉模糊等种种惨状。 “都是白痴。”我没好气地说道。那些在石子路上酒驾的蠢人激不起我的怜悯之心，但我说这话不仅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觉得继母这种添油加醋还乐在其中的表现会让父亲难堪。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用这个词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继母说道，“都是白痴！他们可怪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 父亲、继母——艾尔玛——和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着威士忌。他们养了条叫巴斯特的狗，正蜷在艾尔玛的脚边。父亲将黑麦威士忌倒入三个酒杯，每杯只倒满四分之三，剩下的用水填满。母亲在世的时候，家里从未存过烈性酒，就连啤酒和红酒也没有。她在婚前就让父亲保证以后滴酒不沾。母亲这样做不是因为在自家受够了男人喝酒，而是和那时很多自尊心强的女人一样，只是想在嫁人前要一个承诺。我们在厨房经常用来吃饭的那张木桌，连同几把椅子一起被搬进了谷仓。椅子没有能配成对儿的，它们都用了很久，有两三把应该是所谓的椅子工厂（可能就是间作坊）生产的。工厂建在桑夏恩，但这个村子早在19世纪末就不复存在了。父亲准备以极低的价格卖掉这些椅子，或者如果有人要就白送。在他眼里这些就是废旧品，所以他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些东西，甚至觉得那些嘴上说喜欢的人都是在装模作样。他和艾尔玛买了张新桌子，桌面是塑料质地，仿木的样式，但不会留下印痕，还有四把椅子，椅垫外层也是塑料材质，有黄色印花图案，坐起来确实要比老旧的木椅舒服多了。现在我住的地方离家只有一百六十公里，每两三个月就能回来一趟。在这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住在约一千六百公里以外的地方，所以好多年没能回来看看。我以前以为，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这个地方了，所以回忆起来总是很受触动。我会经常在脑海里想象自己在各个房间里踱着步。这儿的每个房间都很小，和一般的老农舍一样，房子的构造不适合户外消闲，而且即使适合，人们也不愿理会。他们不太会想在休息或乘凉的时间还看着自己不得不耕作的农田，还有那些积雪——只有把它们铲完才能清出道路好去喂养牲畜。有些人毫不掩饰地赞美自然——他们甚至会用到“自然 ”这个词——这些人在别人眼里都有点傻里傻气。远离家乡的日子里，我还会想起厨房的天花板，长条的榫槽接合板被油烟熏得漆黑；还有厨房里的窗户，窗框在我出生前就被关在屋里的狗咬坏了。我还记得厨房烟囱上有几道裂痕，漏出的油烟将墙纸染得斑驳，留下浅迹污痕。每年春天，只要身体吃得消，母亲都会把油地毡重刷一遍，刷的多是棕色、绿色或藏蓝的暗色漆。刷完后，还会用海绵蘸上亮黄或鲜红色的漆料，在地毡上点出各种花样。现在那块天花板被一层白色方砖遮住了，原来被咬坏的木制窗框也换上了金属框架。窗玻璃也是新的，从里往外看不会有晕染的痕迹。窗外有什么可看的呢，那闪着金色光芒的灌木没什么可看的，因为没人修剪而蜿蜒覆上了窗台；远在北面的那座果园也没什么可看的，园内除了几棵结痂的苹果树，还有两棵结不出多少果实的梨树。唯一可看的只有饲养火鸡用的畜棚和围栏，那是父亲贱卖了一块地换来的。客厅用白色墙纸重新裱糊了一遍，墙纸是红色浮雕花纹的样式，颜色亮丽却不失庄重。铺满整个房间的黄绿色地毯也换了下来。父亲和艾尔玛小的时候，家里为了照明到处点着煤油灯，长大后的头些年里也是这样。所以现在他们把客厅弄得灯火通明，安上了吊灯、即插电灯、强光长灯管，还有很多百瓦灯泡。即使在屋外，红砖墙也要镶上白色的金属壁板，砖块间的灰浆已经开始崩裂，墙面很容易被东风穿透。镶板这事儿父亲想要亲自动手。所以某种程度上，这所独具特色的房子——厨房这一部分建于19世纪60年代——可能会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座普通舒适的现代化住房。和以前不同，现在的我已经不为这种损失感到痛惜。但我必须承认红砖墙的颜色既温和又美丽，而且我听说有城里人愿花大价钱买这种老式砖瓦。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迎合父亲。现在在他眼里我已然是个城里人了，而我又何曾务实过呢？（这在以前算是一种缺点，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虽然不符合某些人的期待，但跟我一样不务实的也许大有人在）。父亲很乐意再和我解释一遍东风、燃料的成本和修缮房屋的难处，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我也明白这座正在消失的房子称不上多么精美好看。这不过是座典型的穷人住所——楼梯从墙与墙之间的狭窄空间中盘旋而上，卧室也都挤在一块儿。这座房子已经有一百多年，屋子已经破旧不堪。父亲和艾尔玛的养老金使他们前所未有地富裕，他们完全有能力住得舒服，过“现代化”的生活（他们口中的现代化这个词没打引号，简明扼要，是个褒义词）。如果他们愿意这样过，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呢，不过是没有了几块红砖，损失了一面红砖墙，况且还是一面即将坍塌的红砖墙。但从某种意义上讲，父亲的确想让我提出异议，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向他隐瞒一个事实——于我而言，这座房子远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且我也不在意父亲如何翻新屋子。 “我知道你有多喜欢这里。”父亲对我说道，语气有些歉意，也有些满足。但喜欢与否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想清楚，也就没告诉父亲。我觉得我喜欢的是以前生活在这里的自己——而那个自己早已经消失了。我现在还没走进客厅，没在钢琴长凳里翻寻老照片和散页乐谱，没去找高中旧课本、以前创作的拉丁诗歌、小说《玛丽娅·夏德莱纳》 [1] ，也没找一九四几年的畅销书。那年母亲加入了“月度最佳书籍”俱乐部；也是在同一年，有关亨利八世妻子们的小说流行起来，三位用笔名出版作品的女性作家火了，解读苏联的书也畅销了起来。母亲在婚前买的几本“经典”读物，我也没有翻开，书本装订用的是软塌的仿皮制品，大理石纹理的扉页上写上了母亲的本姓，是那种老师惯用的优雅字体，写在出版商的祝福语之后：“普通人，我将与你同行，做你的领路人，在你最困难的时候陪伴左右。 ” 母亲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很久，干劲大到让人汗颜，虽然偶尔发些牢骚让人受窘，但也都在情理之中。尽管如此，想要在这里找到些属于她的痕迹并不容易。母亲患的病在当时非常罕见，而且症状也很奇怪，仿佛这种病并不存在，而是母亲任性装病，以便得到别人的关注，顺便给自己找些事情来做。因为在自家人那儿，母亲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会得到关心，虽然不至于不情不愿，但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有时会显得冷漠、不耐烦、缺少温情。所以这种程度的关心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从来不够。以前，书本会经常在床底下或书桌上，现在艾尔玛把它们摞到一起，塞进客厅的玻璃门书柜。父亲是个忠实的丈夫，他跟妻子坦白说自己有太多事要做，不会有多少时间看书（虽然他的确喜欢看我寄给他的《历史地图集》 [2] ）。艾尔玛不待见读书的人，因为读书不利于交际，而且读到头来有什么用呢？她觉得人们还是打打牌、做做东西更加实在。男人们可以做些木工活，女人们可以补被子、缝地毯或是做刺绣。总是有很多事可以做的。不过艾尔玛对父亲晚年开始写写东西这事儿，还是颇引以为荣。“除非太过疲劳，其余时候他都写得非常好，”她对我说，“但不管怎样，写得都比你好。”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艾尔玛说的是书法。这儿的人说“写”差不多就是“写字”的意思。还有一种含义是“写故事”。不过在她眼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码事。艾尔玛对这些事情都没什么异议。 “这让他的大脑保持运转。”艾尔玛说。她认为打牌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只是她中午不是总有时间坐下来打两局。父亲和我谈安装墙板的事，他说：“我需要干这种活儿，好恢复几年前的身材。” 大概十五个月以前，父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艾尔玛摆出了咖啡马克杯、一碟子苏打饼干和全麦饼干、芝士和黄油、麦麸松饼、发酵甜饼、几块糖衣香料蛋糕。 “没什么吃的，”她说，“我老啦，人也开始变懒了。” 我说怎么可能，她永远不会变懒。 “说出来真难为情，这蛋糕是用蛋糕粉做的。你知道就是买来现成的那种。” “这很好，”我说道，“有些蛋糕粉还真不错。” “的确如此。”艾尔玛说道。哈里·克罗夫顿——他在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火鸡棚做兼职——在第二天的正餐时间过来串门。我们劝他留下来吃饭，几番必不可少且在意料之中的推辞之后，他还是留了下来。饭点是在中午，吃的有牛股肉排（先把肉敲嫩，然后撒上面粉放进烤炉加工）、肉汁土豆泥、煮萝卜、甘蓝沙拉、饼干、葡萄干曲奇、沙果果酱、棉花糖南瓜派，还有黄油面包片、各式点心、速溶咖啡和茶。哈里这次来也是为了给乔·汤姆斯传个口信。乔的家在河流上游，住的拖车里又没电话，所以让哈里帮忙。哈里说如果父亲路过乔那里时能带给他一袋土豆，他会感激不尽。当然乔是会付钱的。如果可能他其实想亲自来取，但他来不了。 “我就知道他来不了。”艾尔玛讽刺道。父亲没回应艾尔玛的话，直接对我说：“他的眼睛现在几乎完全看不见了。” “他连去酒馆的路都找不到。”哈里补充道。大家哄笑成一团。 “他能闻着找到路。”艾尔玛说道。接着她像往常一样又乐滋滋地说了一遍：“他能闻着找到路！” 艾尔玛长得壮实，脸色红润，头发染成淡棕色还带着卷儿。一双棕色眼睛仍亮晶晶的，富于表情，通常是近于欢闹的喜悦，不然就是焦躁过火的愤恨。她喜欢逗人开心，自己也爱笑。有时候，她会双手叉着腰，探着身子说些狠话，那气势像要吵架似的。艾尔玛是在火车上出生的，又有点爱尔兰血统，所以她不觉得这种举止有多奇怪。 “我是爱尔兰人，你知道，好斗的爱尔兰人。我在行进中的火车上出生。我赶着要出生。说起踢马铁路，你有什么印象？在那儿出生，你会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这是事实。”如果听众只是附和性地回应，或是惊慌失措默不做声，艾尔玛就会发出挑衅意味的笑声。她问哈里：“乔还和那个叫佩吉的女人住一起吗？” 我不知道佩吉，于是我问他们那是谁。 “佩吉你都忘了吗？”哈里用责备的语气回答道。又对艾尔玛说：“当然啦。” 哈里曾在我们家工作过，也在父亲的狐狸养殖场干过活。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他从毛茸茸的口袋里掏出甘草做成的鞭子，想要教我赶马车，还用它戳我的灯笼裤挠我痒痒。 “全名叫佩吉·戈林？”他说，“她和她的兄弟以前住在铁路边上，就在加拿大食品包装生产厂 [3] 那儿，我应该没记错。她有点印第安血统，是休和巴德·戈林的孩子。休以前在乳品厂那儿工作？” “巴德以前是市政厅的看门人。”父亲插嘴说道。 “现在记起来了没？”艾尔玛问，声音有点刺耳。我忘记老乡的名字又记不起老家的事，她可能以为我是故意的，觉得我不懂礼貌。我说我想起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休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她说道，“所以巴德把屋子封了，一个人住在后屋。他现在已经拿退休金了，但他太抠门了，肯定舍不得整间屋子都开暖气。” “他变得有点古怪，”父亲说道，“就跟我们其他人一样。” “那么说到佩吉，”哈里问道，他对方圆几千米的事了如指掌，什么谣言啊、丑事啦，连哪家有私生子他都一清二楚，“佩吉好像以前就和乔在一起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后来她走了，嫁给别人去北方生活了。没过多久乔也去了北方和她住在了一起，他俩有次大吵了一架，后来乔就往西边去了。”他暗笑道。和往常一样，哈里笑起来没多大声，无非是胸口颤几下、肩膀抖两下罢了，好像打心里瞧不起什么似的。 “他们就是这样，”艾尔玛说，“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后来佩吉也跟着去了西边，”哈里继续说，“在那儿和乔一起住着，但她好像经常被乔毒打，不然末了也不会坐火车回来了。不过那次打得真叫厉害啊，连火车上的人都觉得要中途停车，把佩吉送到医院去。” “我倒是想看一看，”艾尔玛说道，“我倒想看看哪个男的敢这么对我。” “好吧，”哈里说道，“但佩吉肯定是搞到了点钱，或是让巴德替她付了房租，否则她也没钱买那辆拖车。也许她是想开着车去旅行吧。但后来乔又出现了，他俩把车开到河边在那儿结婚了。我猜佩吉之前的丈夫肯定是死了。” “结婚也许只是传言。”艾尔玛说。 “我不清楚，”哈里说，“不过听说乔只要来了兴致还是把她往死里打。” “要是有人这么对我，”艾尔玛说，“我保准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我要一脚往他那儿踢。你懂我的意思吧。” “好吧好吧。”父亲假装惊恐地回应道。 “这可能和她的印第安血统有些关系，”哈里答道，“人们说印第安人隔段时间就会打老婆，打了之后反而爱得更深。” 我觉得有必要说两句，便回应道：“是啊，他们就是这样说印第安人的。”但艾尔玛立即从这话中嗅出了某种自视清高的意味，反驳说人们关于印第安人的议论大都是真话，无需怀疑。 “哎呀，这种谈话对我这个老头子来说太过刺激了，”父亲说道，“我想我得到楼上躺会儿。” 父亲上楼的时候慢腾腾的。“他有点不舒服，”艾尔玛说，“他这两天身体都不太好。” “是吗？”我为没察觉到这点而有些愧疚。现在每当我和艾尔玛同时在场时，他就一直是这样——身体有点颤颤巍巍，样子显得有些忧虑，仿佛必须时刻保持戒备，花费力气帮我们向对方解释，或为一方辩护。 “他觉得不大舒服，”艾尔玛说，“我能看出来。” 她转过身面向哈里，他刚好披上外套准备出门。 “你出门前告诉我点事儿吧，”她把哈里挡在门口说道，“告诉我——把一个女人绑起来要用多长的绳子？” 哈里假装想了会儿，答道：“这要看是哪种身材，是壮硕还是小巧？” “随便哪种都行。” “哦，那我可不知道。说不上来。” “就两个蛋再加十五厘米。”艾尔玛叫道。哈里听了之后似乎很高兴，远远地传来咯咯的笑声。 “艾尔玛，你就和鞑靼人一样野。” “不错，我是个老鞑靼人，我就是这样。” 我和父亲两人一起坐车，给乔·汤姆斯送土豆。 “你不舒服吗？” “不是很好。” “哪里不舒服呢？” “说不清。就是睡不着觉。我想很可能是得了流感。” “你要叫医生吗？” “如果身体还没好转，我会叫医生的。但现在让医生来也只是浪费人家的时间。” 乔·汤姆斯比我大十岁，身体虚弱得不像话，走起路来颤巍巍的。他的细长胳膊青筋毕露，脸上胡子拉碴，两眼黯淡无光，面容受损却仍显英俊。我搞不懂他憔悴成这样怎么揍得了人？乔摸索着给我们开门，拖车里烟雾弥漫，他接过了土豆催我们进去坐坐。 “这些土豆我是要付钱的，”他说，“直接告诉我价格吧。” “好吧。”父亲回应道。有个体型高大的女人站在炉子前，正搅拌着锅里的食物。父亲对她说：“佩吉，这是我的女儿。闻起来好香啊，你在做什么？” 见佩吉没回应，乔·汤姆斯说：“没什么，别人送来只兔子。你跟佩吉说话没用的，她听不见。她聋了我瞎了，这可真是见鬼啊。这不过是只兔子，但我们并不介意。兔子肉吃起来干净。” 我上下打量了一遍，发现这个女人也不是那么高大。她的上臂肿得跟马勃菌 [4] 似的，和身上其他部位不成比例。裙子的袖管被扯掉了，露出毛糙糙的线头在袖口处来回荡着，肿胀的胳膊也露了出来，在烟雾缭绕的幽暗拖车里闪着微弱的光泽。父亲说：“兔子不错啊，肯定很好吃。” “没酒给你们喝我很抱歉，”乔说，“屋里没存酒，我们自己也不喝了。” “老实说，我身体这样也喝不了酒。” “我们参加住棚节 [5] 之后屋里就一瓶酒也不留了。佩吉和我都参加了。你听别人说起过这事吗？” “没有，乔，我没听说过。” “我们那次去了。参加这个节日让我们感到宽慰。” “哦。” “我现在发现自己大半辈子都没活出个名堂。佩吉也这样觉得。” “嗯。”父亲回应道。 “我心里想，自己这样过活，难怪上帝让我失明。但我能看到上帝这样做的旨意，我是能看到的。七月第一个周末之后，家里一滴酒也没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就在七月一号那天。” 他把头凑过来，面对着父亲。 “你看到上帝的旨意了吗？” “哦，乔，”父亲叹着气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 父亲说这话让我很惊讶，因为他处事向来圆滑，表达不满也不会直说，而是出于好意找些遁词应付。他经常对我说不要惹怒别人，要与人和谐相处，几乎是用警告的语气。乔·汤姆斯甚至比我还要惊讶。 “你不是有意这样说的。你不是这个意思。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我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你应该读读你的那本圣经了，看看上面都说了什么。” 父亲有些焦躁，啪的一声拍了下膝盖，样子有点不耐烦。 “乔，一个人可以认同也可以否定圣经上的教义，它不过是本书罢了，和别的书没什么区别。” “你这样说真是罪过。上帝撰写了圣经，然后再设计创造出了这个世界以及这儿的每一个人。” 父亲又拍了几下，反驳道：“这我不知道，乔，我也不了解。说到设计世界的问题，谁又说世界一定是设计出来的呢？” “如果不是这样，世界又是谁创造的呢？” “我不知道答案，我也不在乎这个。” 我发现父亲的脸色已经变了，既不像往常一样和和气气（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这样），也不是生气时的样子，而是流露出一种不带挑衅的固执，一种心绪紧锁不问外界的漠然。在他心里某种东西已经合上了，慢慢地、缓缓地终止了。去医院的时候是父亲开的车。我坐在他旁边，腿上放着一只褪色的垃圾桶，想着他停车想吐的时候能派上用场。他整晚都没睡着，夜里总要吐，每次吐完后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看《历史地图集》。父亲虽然很少出安大略省，却说得出亚洲的河川、分得清中东地区的国界线。他知道最深的海沟在哪里，认得出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当年的行军路线，还知道哈扎尔人把首都建在了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地方。父亲说他肩膀疼，背也痛，还有他所谓的宿敌：胃痛。大概八点的时候，父亲想要上楼睡会儿，艾尔玛和我整个早上都待在厨房里，聊天、抽烟，我们都希望父亲能睡个好觉。艾尔玛说她以前对异性总有种吸引力，很小的时候就有。以前看游行的时候，就有男人想拐她走，那时她只有九岁。第一次结婚没多久，她听说多伦多的街上有家卖吸尘器零件的店。在街上找这家店的时候，又有一个男人过来搭讪。这个人她完全不认识，他直接对她说：“年轻的女士，我给你点忠告吧。在城里走的时候脸上不要挂着那样的笑容。别人看到会误解的。” “我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笑的，但我没有任何恶意。与其整天愁眉苦脸，我更喜欢每天都笑眯眯的。我活到这么大还没被那样惊吓过。‘在城里走的时候脸上不要挂着那样的笑容。’”艾尔玛笑着说道。她靠到椅背上，伸出手臂，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真是个尤物，”她说，“自己还不知道。” 艾尔玛把父亲对她说的话转告给我。她说，父亲希望她一直就是他的妻子，而不是我的母亲。 “他就是这样说的，还说我就是适合他的那个人。当初第一次就该跟我结婚的。” 艾尔玛说，这都是实话。父亲下楼的时候对我们说，他感觉好点了，睡了会儿觉身上也不疼了，至少他觉得不那么疼了。他可以试着吃点东西。艾尔玛递给他一个三明治、一份炒蛋，还有苹果酱和一杯茶。父亲刚抿了口茶又开始干呕，还一直吐苦水。但是父亲去医院之前，还得把我带去牲口棚，领我看放干草的地方，教我怎么把干草卸下来喂羊。他和艾尔玛养了二十四五只羊。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养羊赚的钱根本不值得他们这么付出。也许只是想养几只动物安安心吧。但他们还有巴斯特，虽然它算不上是农场的牲畜。养羊就意味着农活儿，干不完的活儿，他们一干就是一辈子。羊群仍然在牧场上放养，但几次霜冻之后，草场已经没有了充足的养分，所以他们必须得备起足够的干草。在车上的时候，我捧着桶坐在父亲旁边。汽车沿着那条老路线，经斯潘塞街、教堂街、韦克斯福德街、莱迪史密斯街，朝医院驶去。和家里不同，小镇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没翻修也没整改过。但对我来说它已经变了样。我写过这个地方，把能用的素材都用遍了。这里的银行、五金店、杂货店、理发店和市政厅大楼都没怎么变，但它们所有的秘密和信息却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父亲和我不一样。他一直都在这儿住，没去过其他地方。所以这些事儿他都没忘记。我送父亲去医院的时候，发生了两件有点奇怪的事。他们问我父亲多大岁数，我立马答道“五十二”，这是我目前恋人的岁数。我笑了起来，向他们道歉，跑到父亲待的急诊病房，问他今年是七十二还是七十三。父亲看着我，好像也被这问题难住了。为了拖延时间，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再说一遍？”过了会儿他想清楚了，告诉我是七十二岁。这时候父亲全身微微打战，但下巴抖得相当厉害，就和母亲以前一样。他刚进医院没多久就出了问题——他早就知道会这样，所以之前一直不愿意来。护士来量血压的时候，他试着捋起袖子但却没有力气，只好让护士帮忙。 “你可以到外面的房间坐着，”护士对我说，“那儿更舒服。” 还有一件事比较古怪：在急诊病房当班的居然是帕拉库兰医生，他是父亲的私人医生——当地人都管他叫印度医生。不一会儿他进了病房，父亲亲切地和他打着招呼，声音听起来有些吃力。接着我就听见床边的帘子哗的一声拉上了。检查完以后，帕拉库兰医生走出病房，和服务台忙碌的护士交代了几句。 “检查好了。让他住院。安排楼上的病房。” 护士开始打电话，这时医生坐到了我对面。 “没了吗？”护士在电话里说道，“但是医生说让他住楼上的病房。好吧，我会转告他的。” “他们说病人只能去三号慢性病病房。已经没有床位了。” “我不想让他住那里，”医生说——和当地的医生相比，他说这话语气更强硬，可能还带有一丝愤愤不平，“我想让他进加护病房。而且是楼上的加护病房。” “好吧，那你还是亲自跟他们讲吧，”护士回应道，“你要和他们通话吗？” 护士身材高挑纤瘦，像个人到中年的假小子，她快活爽朗，爱说俚语。她跟帕拉库兰医生说话的口气和我预料的不一样，她说话比较随便，措辞上不够得体，态度也不够尊重。也许是帕拉库兰不是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吧，不然就是那些护士的原因，她们打小在乡村或小镇上长大，思想太过守旧，态度难免专横无所畏惧。帕拉库兰医生拿起了电话。 “我不想让他进慢性病病房。我想让他住楼上的加护病房。你们就不能——是的我知道。但你们就不能——他的病情比较特殊——我知道。我是说——是。好吧。好吧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对护士说：“让他住下面的三号病房。”护士接过电话开始安排。 “但你想让他住重症监护室啊。”我说道，希望能通过某种方法让父亲得到优先照顾。 “对，我是想让他住那儿，但有些事我也无能为力。”他头一次这样正视着我说话，好像现在他的敌人是我，而非电话另一端的人。仔细一看，帕拉库兰医生也是个优雅的人，他个头不高，皮肤呈棕褐色，一双大眼睛闪着明亮的光泽。 “我已经尽力了，”他说，“你认为我还能做什么？医生算什么？医生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我不知道他认为这该怪谁——护士、医院或是政府——但我很少看到医生会这样勃然大怒，而且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他说自己无能为力。这对父亲而言似乎不是个好兆头。 “我不是在怪你——”我说。 “那好，那就别怪我。” 护士打完电话，让我去住院处填些表格。“你带他的医疗卡了吗？”她问我。然后又对医生说：“他们刚抬进来一个患者，人在勒克瑙高速上撞了车。我看了一下，情况不算太糟。” “好的。好的。” “你今天可真走运。” 父亲住的病房有四张床，其中有张是空铺。在他旁边是张靠窗的床位，患者是个老人。他瘫睡在床上吸着氧，但还能和人交谈。老人说他这两年来一共动过九次手术。去年他几乎一直都在市里的荣军医院里住着。 “他们把我身上能取的都取走了，然后又一个劲地让我吃药，送我回家让我等死。”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像在讲一个屡试不爽的俏皮话似的。老人有台收音机，刚调到了摇滚音乐台。也许这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也许他觉得这样也不错。父亲的病床对面也住了位老人，他被人扶下了床，在轮椅上坐着。这位老人有一头浓密的白色短发，脑袋很大，但身体虚弱，像个病怏怏的孩子。他只穿了件短罩衣样式的病号服，两腿叉开坐着，一对干瘪的褐色睾丸露在外面，乱糟糟的挤成一团。轮椅的前面架着一只托盘，就跟高脚儿童座椅上的托盘差不多。他手里摆弄着别人给的毛巾，一会儿卷起来用拳头捶三下，一会儿又把它展开，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擂几下。他几乎每次都敲三下，两端各一次，中间一次。他就这样重复着整套动作，敲打的节奏也都大同小异。 “戴夫·埃勒斯。”父亲压低声音说道。 “你认识他？” “当然。一个铁路老职工。” 这个铁路老职工迅速地扫了我们一眼，手上还是没闲下来。“哈！”他用一种警告的语气叫道。 “他越来越不行了。”父亲说道，但这话听起来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这个病房里就属你长得最好看，”我对父亲说，“而且穿得也最好看。” 听了这话父亲的确笑了，但只是礼貌性地浅浅一笑。他穿的是紫灰相间的睡衣，是艾尔玛放在包里带过来的。父亲这么穿得到了医院的允许，当作给他的圣诞礼物。 “你摸摸看我发烧了没？”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是有点烫。 “好像有点烧，不过医生会给你开药的，”我凑近了点小声说道，“我觉得你在智力上也比他们强。” “什么？”他问道，“哦。”他扫了下四周接着说，“我可不一定能保持这种优势。”这时候父亲一脸无助地看着我，好在一天下来我已经有所领会，一把抓起床边桌台上的脸盆，端着让他吐。父亲吐的时候，那个做过九次手术的老人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倒挂天花板上从上往下张望只见人头攒动只见人群来往 ” 我回家和艾尔玛一起吃晚饭，吃完还要赶回医院。艾尔玛明天过去，父亲和我说过她晚上还是不来比较好。 “等病情有所控制再说吧，”父亲说道，“我不想让她难过。” “巴斯特跑丢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艾尔玛说，“喊它的名字也没应。不过如果它不回到我身边，也不会往别处去。” 巴斯特实际上是艾尔玛的狗。她嫁给父亲的时候就把它带在身边。这狗有一半德国牧羊犬的血统，一半柯利牧羊犬的血统。它现在已经很老了，身上气味难闻不说，还整天无精打采的样子。不过艾尔玛的话倒是真的——它除了艾尔玛谁也不信。吃饭的时候，她时不时就要起身，走到厨房门口喊狗的名字。 “巴斯特，我在这儿，巴斯特，巴斯特，快回家吧。” “你想让我出去叫它吗？” “没用的。它肯定不会搭理。” 在我看来，艾尔玛叫巴斯特的声音要比和人说话的声音更弱，听起来也更沮丧。她又吹着口哨呼唤它，几乎拼尽全力，但依旧没什么力量。 “我敢说，我知道它去了哪儿，”艾尔玛说道，“肯定就在河那边。” 我正在想不管她怎么说，我都得蹬上父亲的那双胶靴出去找巴斯特。她才歇了会儿，我没听到任何声音，她却抬起头，急匆匆地跑到门口大叫道：“这里！巴斯特。瞧，它回来了，它回来啦。赶快进来，快过来巴斯特。你这个老家伙。” “你去了哪里呀？”她弯下腰抱着狗说道，“你到底去了哪儿，你这老家伙。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去河里洗澡了。” 巴斯特闻起来有股水草的腐败气味。沙发和电视机之间有张垫子，它趴在上面伸了个懒腰。 “它的肠道又出问题了，肯定是这样，难怪它要去河里。它的肠胃烧得火辣辣的，所以想去水里缓解一下。但只有排泄出来才能真正缓解痛苦，这样缓解不了，”她拿了条毛巾擦干巴斯特的身子，搂着她说，“可怜的老家伙。” 和往常一样，她又和我解释一通，说巴斯特在火鸡棚乱翻东西，找到什么吃什么，所以肠道才会出问题。 “老火鸡死了之后羽毛还在上面，巴斯特就这样通通吃了下去，但它又不能像年轻的狗一样排出来。它消化不了，食物都挤在肠道里堵住了，全堵在这儿出不来，所以它很痛苦啊。你单听声音就知道了。” 巴斯特果然在呻吟，它费力地站起来，发出哼哼的声音。 “也许它一整夜都会这样。我不知道。也许永远都拉不出来。我什么忙也帮不了，又很害怕。送它去兽医院吧，但我知道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只会说巴斯特太老了，还要让它安乐死。” 哼。哼。 “都没人扶我到床上去。”铁路工人埃勒斯先生说道。他撑起身子坐起来。他的声音虽然尖锐又高亢，但也没把父亲吵醒。父亲的眼皮打着战，假牙取出后整张嘴都陷了进去，上下唇也要看不见了。父亲睡着的时候脸上一直有种沮丧的神情。 “外面别吵了，”埃勒斯先生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嚷道，“都给我闭嘴，否则你们每个人都要罚180加元。” “你才要闭嘴，你这个老疯子。”拥有收音机的那个老人说完便打开了收音机。 “180加元。” 父亲睁开了眼睛，想要坐起来。他靠在床上，有点着急地对我说：“我们怎么知道人类是自然的终极产物？” 把你的手从我口袋里拿开 —— “进化，”父亲自问自答，“我们可能完全理解错了这个概念。有些事物在延续在发展，但我们却对它们一无所知。”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是有些烫。 “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爸爸。” 因为我不考虑——我不考虑这些事情。我思考过一次，后来再没有想过了。现在我只会考虑工作，还有男人。他讲话的力气快要耗尽了。 “也许快要来了——新的黑暗时代 [6] 。” “你真这么认为吗？” “在这方面，艾尔玛比咱俩更有先见之明。” 他的声音在我听来满是柔情，但又有些哀伤。他浅浅一笑说了些什么。我猜他说的是——奇迹。 “巴斯特挺过来了。”我回家的时候艾尔玛对我说道。她如释重负，脸上满是欣喜、胜利的神色。 “哦。那就好。” “就在你去医院后不久，它开始干正事了。你等会儿，我先给你泡杯咖啡。”她给水壶接通电源，在桌上摆出了火腿三明治、芥末腌菜、起司、饼干、深色和浅色蜂蜜。要知道几个小时之前我们才刚吃完晚饭。 “它开始发出咕哝声，在垫子上焦虑地踱着步。它着急得都快疯掉了，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大概七点十五的时候我听到了动静。听它发出的声音，我知道它换好了姿势准备使劲儿。还剩了点派，我们没吃完的，你要来点儿吗？” “不，谢谢。这就够了。” 我拿起一块火腿三明治。 “后来我打开了门想让它出去解决。” 这时候水壶呜呜地响了起来。她给我的速溶咖啡加上了热水。 “稍等片刻，我给你拿点货真价实的奶油——但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它刚好拉在了垫子上。有这么一大坨。”她握紧拳头比划给我看。“而且还很硬。嗬，好家伙。应该让你也瞧瞧。就跟石头一样。” “所以我之前说的没错，”她补充道，“那一坨里尽是火鸡的羽毛。” 我搅了搅浑浊的咖啡。 “接着呼的一声，又出来一大坨软便，那气势就跟大坝决口一样。就是你干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巴斯特，巴斯特也抬头望着她，“你把这儿搞得臭气熏天的，就是你干的。但大部分都拉在了垫子上，所以我把它拿到外面用水管冲冲干净，”她这时候又转向了我，“接着我拿来肥皂和板刷，再用水管把垫子浇透。后来我又刷了地板，喷上了来苏水 [7] ，把门开着通通风。现在闻不到味儿了吧，是不是？” “闻不到了。” “看到它解脱，我简直太开心了。可怜的老家伙。它要是人的话都有九十四岁了。” 我离婚并搬到东部之后第一次造访父亲和艾尔玛期间，都睡在父母以前的卧室。（现在父亲和艾尔玛睡在我之前的房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梦见过母亲。在梦里，我刚走进这间房间就看见她跪在地上，正在给壁脚板刷黄漆。我对她说，你难道不知道艾尔玛要把这屋子刷成蓝白色吗？是的，我知道，母亲答道，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快点弄好，她就会放手不管，也不会费功夫再上一层新漆了。但是你得帮我，她说，你必须得帮我刷完，因为我只有在她睡着的时候才能开工。这太像母亲以前的行事风格了——她经常会凭着一股冲劲儿做些事情，这种冲动的后果就是蜂拥而至的疲乏和无助感，所以她接下来会召集所有人给她帮忙。 “要知道，我已经死了，”她解释道，“所以我只能在艾尔玛睡着的时候做这事。” 在这方面，艾尔玛比咱俩更有先见之明。父亲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艾尔玛只了解对她有用的事，但却达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还是说无论如何她都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她从不质疑自己的需求，也不认为自己在感觉上、在说话做事上会有半点差池。在和一个朋友说起艾尔玛的时候，我是这样描述的——她要是看到街上有死人，都把能他的靴子扯下来带走。当然我后来又补充了一句：“但这有什么错呢？” ……奇迹。她是个奇迹。某些过去的事情让我感到羞愧。艾尔玛对我说父亲希望与她厮守一生，说父亲喜欢她胜过母亲，还跟我讲她听到这些话之后的感受。但我只是用冷静审慎的语气——这种文绉绉的语气本身就有股杀伤力——对她说我并不怀疑父亲说过这些话。（我确实不怀疑。父亲和我有一个相同的习惯——这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和别人说话时我们总是拣他们爱听的说。）我说我不怀疑父亲说过这话，但我觉得她告诉我这些实在有些没分寸。“分寸 ”，对。我用的就是这个词。艾尔玛正快然自足，却发现随便哪个人都能这样给她泼冷水，她对此很是讶异。她说如果有什么事是她不能容忍的，大概就是被某些神经过敏的人误解。她这时眼里噙满了泪水。但父亲下楼的时候，她好像又忘记了自己的委屈——至少是暂时忘了——因为她急切地想要照顾父亲，准备些他能吃的食物。是因为急切？其实可以说，是因为爱啊。她那时的脸色完全缓和了下来，满脸红扑扑的温柔，充满了爱意。我给帕拉库兰医生打了通电话。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发烧？” “他身体某个部位受了感染。”医生没说“显然 ”这个词。 “那他在吃——嗯，我猜他应该在吃抗生素。” “他各种药都吃。” 我沉默了片刻。 “你认为感染的部位是——” “我今天要给他做检查。要做血检。还有心电图。” “你觉得是心脏的问题？”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他的心脏是症结所在。” 周一下午，艾尔玛去了医院。我本来正准备开车送她——她不开车——但是哈里·克罗夫顿开着卡车出现了，艾尔玛就决定搭他的车去，所以我一个人待在了家里。艾尔玛和父亲都觉得家里总要有人守着，不然他们会惶恐不安。我出了屋子来到牲口棚，放下一大捆干草，砍断了绑着的麻绳，把干草拨开铺平。来这儿的时候，我通常会从周五晚上待到周日晚上，不会再多留。但现在我已经待到了第二周，原来的节奏被打乱，生活有些失去控制。我不确定这只是一次拜访。来来往往的汽车与我的联系好像也不再那么紧密。我穿了双露趾凉鞋，是廉价的水牛皮质地。我认识的很多妇女都穿这种鞋，它象征着一种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对简单和自然的信仰。但你要是做我现在做的事，就会发现它一点都不实用。干草和羊粪粒黏在一起，像大颗的黑色葡萄干，掉在脚趾间被踩得粉碎。羊群跑过来聚集在我周围。它们在夏天剪过羊毛，现在已经长了回来，但还是不够长。刚剪完的时候，它们从远处看和山羊出奇地相像，羊毛不够软也不够浓密。它们的髋骨粗大而突出，挨挨挤挤的时候羊角也撞在了一起。我铺着干草，有些局促地跟它们说着话，又往长饲料槽里倒了些燕麦草。我认识的人都说这种工作有利于健康，而且也比较体面。但我从小就干这个，所以看法有些不同。时间和空间轻而易举地就能把我困住，好像我从未挣脱过，就在这里度过了一生。长大以后的生活像是一场梦境，抓也抓不住。我知道自己不会像哈里和艾尔玛一样生活得丰富多彩；也不会如父亲一般为顺应生活改变自己；我更像个格格不入的囚徒，为生活所奴役——一个几乎一无是处、堕落腐朽的独身者——应该离开但未曾离开，也离开不了，所以现在已无处容身。我想象一个人，他在丧母之后，眼看着牛群在冬天活活饿死，不是因悲伤过度而变得麻木不仁，只是嫌麻烦不愿去畜棚喂饲料罢了，而且也没人告诉他必须得这么做。我相信这是真的，也能想象。我能想到，自己人到中年依旧待在家里尽着女儿的孝道，幻想着机会终有一天会降临，醒来之后才发现不过是梦一场。但现在她整夜整夜地读书，有人敲门也不应，出门也只是给羊群喂干草，半睡半醒还一副臭脾气。我喂完了羊，这时候艾尔玛的侄女康妮把车开进了谷仓里的场院。她那上高中的小儿子刚放学，她接了他回家，顺道来看看我们。康妮是个寡妇，有两个儿子，在几公里之外还有个小农场。她在医院里工作，是个护工。她不仅是艾尔玛的侄女，也是我的二表姐——我想正是通过她，父亲才得以跟艾尔玛熟起来。和艾尔玛一样，康妮也有双亮晶晶的棕色眼睛，不过多了几分忧虑，少了几分严厉。她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胳膊很结实，就是皮肤干巴巴的，一头黑色短发也渐渐斑白。她的声音和表情有种魅力，走起路来依然像个优雅的舞者。上下班前，她都会搽上口红描起眼影。她明白人生的机遇有限，运气也有用尽的时候。她总是满脸欢喜，脾气温和，显现着人性的善意，虽然这似乎还不足以描述她。她让小儿子替我关上了门——我之前忘关了——这样羊群就不会溜到低洼地去了。康妮说她已经去医院看过父亲了，还说父亲今天好多了，不仅烧退了，还把晚饭吃完了。 “你一定很想过回自己的生活吧。”她说道，好像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好像如果她是我的话，就会这样想。我的生活不过是坐在房间里写些东西，偶尔出去见见朋友或情人，但她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不过她就算知道，也可能说我有权这样做。 “我和孩子们可以上楼给艾尔玛姨妈帮忙，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她不想一个人待着我们也可以陪陪她。至少现在我们还是能应付的。你可以打电话过来了解情况，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再来一趟。怎么样？” “你确定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情况还没那么糟糕，”她说，“通常说来，你得经历过好几次恐慌才会——你知道，才会绝望。反正一般都是这样。” 我想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很快就能来这儿。无论如何总能租辆车。 “我每天都能去医院看他，”她说道，“我和他是朋友，他会和我聊天。我保证会把一切都告诉你。有任何变动或其他情况都会让你知道。” 这件事我们打算就这样定了。我想起了父亲对我说过的话。她让我重拾对女人的信任。相信女人的直觉。直觉是女人的天性，强烈、活跃又直接，但我缺少这种直觉。我之前以为它受到了抑制，但和康妮聊天的时候我才理解到直觉的更多含义。尽管父亲说的不是康妮，而是艾尔玛。后来回想起这一切时，我会认出早年那个我，就站在这个厩棚的角落铺干草，在那里恐慌初次朝我袭来，那是我人生中能清晰记起的最早的往事。角落里有一段向上的陡直木梯，上去就是干草棚。在这个场景里，我记得自己坐在第一级或第二级台阶上，看着父亲给黑白花奶牛挤奶。我还记得具体的年份——1935年，花奶牛就是在那年冬天得肺炎死的，就在我童年记忆中最冷的日子里。这样重大的损失我又怎么忘得了。但现在的奶牛还活着，我穿着羊毛外套和紧身裤，很暖和。挤牛奶的时候天已经暗了——畜棚的墙上挂起了灯笼——所以现在应该是晚秋或初冬时节。或许这还是1934年，我们还未曾受到凛冽寒冬的侵袭。灯挂在钉子上。花奶牛看起来身材魁梧、引人注目，至少和隔壁牛舍的奶牛相比是这样，那都是些大它几岁的红奶牛或暗红色奶牛。父亲坐在三脚凳上挤牛奶，正好被奶牛挡住坐在了阴影里。我还记得挤牛奶的那种节奏感，每挤一下都会有两股乳汁迸进桶里，但声音已经记不大清了。好像有轻有重，像雹子落地的声响。在牛舍里，除了那一小块儿被灯笼照亮的地方，周围还有塞满干草的食槽，有一只水箱，我的一只小猫几年后淹死在里面，有几扇挂满蜘蛛网的窗户，几把悬在高处的长柄大镰刀、板斧和钉耙。除此之外，还有乡村的黑夜，因为路上鲜有车辆经过，户外也没有灯光。即使在那时候，寒气一定也在凝集，渐渐地演化成严冬的酷寒，冻死了成片的栗子树和果树林。 [1] Maria Chapdelaine ，法国作家路易·埃蒙所著的小说。 [2] Historical Atlas ，威廉·罗伯特·谢泼德著，于1911年出版，收录的地图涵盖欧陆、西亚、北非、不列颠群岛以及北美地区。 [3] 建于1927年，由多伦多几家主要的肉制品包装公司合并而成，后发展为枫叶食品集团，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猪肉加工生产商。 [4] 一种菌类，子实体一般近球形或梨形，直径从几毫米到一米以上。 [5] 住棚节，又称收藏节，为纪念以色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四十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据《利未记》记载，祭司在圣帐中不允许饮酒。 [6] 黑暗时代，一般指欧洲中世纪早期，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10世纪之间，科学、艺术等出现衰退的时期。 [7] 一种消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