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佣女工

雇佣女工 Hired Girl 蒙乔夫人正在向我演示该怎么收锅盘。有些我没放对位置。 她说她最讨厌乱糟糟的橱柜。 “这会让你浪费更多时间，”她说，“不把东西放回原处，你下回就得花更多时间去找它。” “我们家雇来的那些女工就是这样，”我说，“她们刚来那几天老是乱放东西，弄得我们找都找不到。” “我们管女仆叫雇佣女工，”我补充道，“我们在家就是这么叫的。” “是吗？”她说完，沉默了片刻，“滤锅要放在那边的挂钩上。” 我为什么会说起这些呢？家里雇女工的事有什么好提的呢？ 原因众所周知。我无非是想跟她套点近乎，就像这样做真能有什么用似的。仿佛只有聊聊我自己和我家，才能引起她的兴趣和重视。 不过，雇佣女工的事倒是真的。我小时候，家里雇过的女工可以站成一排。其中有一个叫奥利芙的女孩子，性格绵软，死气沉沉的。她不喜欢我，因为我叫她“奥丽薇” [1] 。后来，我不得不向她道了歉，可她还是不喜欢我。可能我们几个她都不怎么喜欢吧，她是个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因此不怎么信任人，对人也冷淡。以前，她洗碗我擦碗时，她会唱上几句。在基列有那疗伤的药膏…… 可我一试着跟她一起唱，她就打住了。 然后是珍妮。她长得漂亮，而且每晚做卷发时，也会用发夹给我卷头发，我很喜欢她。她把跟她约会过的男孩子列了一张清单，还在他们的名字后边标上奇怪的符号：XXXOO**。可惜她干的时间不长。 还有多萝西，她也干得不长。多萝西在绳上晾晒衣服的方式很是奇怪——只夹住领口，或一只袖子，或一条腿。她还常把灰尘扫到一个角落，再支起扫帚遮起来。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家里已经不再雇女工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如从前了，还是因为我已经长大，可以帮忙做家务了。也许两方面原因都有吧。 现在我十七岁，也可以出去给人做女工了。不过，我只在暑假做，因为还有一年高中要念。我妹妹十二岁，可以接手家务了。 蒙乔夫人到巴里角火车站接到我，然后驾一艘尾挂机艇，载我回岛上。这份工是巴里角商店里的女店员介绍给我的。她是我母亲的老朋友——她们从前一起在学校教书。蒙乔夫人问她是否认识什么乡下姑娘，做过家务，而且暑期有空，于是她想，这不正是为我准备的吗？我也这么认为——我迫不及待地想多见见世面。 蒙乔夫人穿着卡其色短裤，衬衫掖进裤子里。一头短发被阳光晒成了浅色，别在了耳后。她像个男孩子一样跳上船，猛拉了一下马达，我们便如离弦之箭般疾驰在乔治亚湾傍晚时分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有约莫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路闪躲着海上的小岛，那些小岛或岩石密布，或茂林丛生。岛上孤零零地立着些小屋，码头上停泊的船只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着。松树横七竖八地伸出来，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我紧紧抓住船舷，隔着薄衫，瑟瑟发抖。 “有点犯恶心吗？”蒙乔夫人淡淡一笑，问道。她笑得极轻浅，像是迫于情势，将笑而未笑。一口大白牙，衬着她晒成古铜色的长脸，似乎使她的表情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几分毫不掩饰的不耐烦。她大概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害怕，而不是恶心，于是抛出这个问题，好给我——还有她——找个台阶下。 这一点已经与我所习惯的世界有所不同。在我的世界里，害怕很平常，至少对女性而言是这样。你可以怕蛇，怕雷雨，怕深水，怕高，怕公牛，怕一个人过沼泽地，没人会因此小看你。在蒙乔夫人的世界里，害怕却是件丢人的事，必须克服。 我们要去的海岛有个名字——瑙西卡 [2] 。这名字就写在码头尽头的一块木板上。我念出声来，努力表现得轻松自在，并做出一副默默欣赏的样子。蒙乔夫人略感意外地说：“噢，是的，爸爸买下这座岛时，它就叫这个名字了。是以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某个人物命名的。” 我张口连连说不，不，不是莎剧，并告诉她瑙西卡是那个海滩上的女孩儿，与伙伴玩球时，让一觉醒来的尤利西斯给吓着了。那会儿我已经知道，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对这类信息都不怎么感兴趣，即使学校老师问起，我也很可能保持沉默。但我相信见过世面——真正见过世面的人会不一样。在蒙乔夫人说“莎剧中的某个人物”时，我及时识别出了她语气中的尖刻与讽刺，这说明，瑙西卡啦，莎翁啦，以及我的看法，对她而言，都理应是可有可无的。 我报到那天穿的那条连衣裙是我自己用粉白相间的条纹棉布做的。布料很便宜，因为它原本是用来做衬衫或睡衣的，而不是连衣裙。再加上我没选好款式——我选择了当时流行的大裙摆收腰款，于是我走路时，裙摆总在两腿间皱成一团，我得不停地把它扯平。那天是我头一次穿这条裙子，还以为这个问题只是暂时的——只要用力扯，那块布料一定可以变得平平展展。但我脱下腰带时，却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天气炎热，我坐火车一路上大汗淋漓，而那条宽宽的松紧带又是深紫红色的，还掉了色。于是，连衣裙的腰部染上了一圈草莓红。 我是在船屋的阁楼脱衣服时发现这个问题的。蒙乔夫人十岁的女儿玛丽·安妮将和我共用这间阁楼。 “你的裙子怎么了？”玛丽·安妮说，“你经常出汗吗？那可太糟了。” 我说反正那是条旧裙子，我也没打算穿什么好衣服坐火车。 玛丽·安妮有一头金发，长着雀斑，脸和她妈妈一样长。不过，她可不像她妈那样，似乎一眼能把人看穿。她的表情温和而严肃，戴着高度数眼镜，坐在床上也不摘掉。不久后，她告诉我她的眼睛做过手术，但即便如此她视力依然很差。 “我遗传了爸爸的眼睛，”她说，“我还遗传了他的智商，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孩。” 又是一处差别。在我们那里，人们通常认为女孩子应该聪明些，男孩聪明却令人生疑，不过，聪明不论对于哪个性别，都算不上什么优势。女孩子毕业之后可以当老师，这没什么问题——尽管她们常常成了老处女——但男孩学历高则意味着个性会比较娘。 这里整晚都可以听见海水拍打船屋壁板的声音。天很早就亮了。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家乡以北很远的地方，太阳才升得比较早。我起身向窗外望去。从前窗往外看，只见海面平滑如丝，底部幽暗，水面则倒映着天光。小海湾里的岩岸、泊船，远处开阔的海峡，其他海岛上的小丘，更远处的海岸、峡道……一切尽收眼底。我想，单凭我自己，肯定永远也找不到返回大陆的路。 那个时候，我还不清楚女仆不必操心认路的事。哪里有活儿要干，女仆就只能待在哪里。那些指挥别人干活儿的人才能来去自由。 从后窗往外看，可见一块灰色的岩石，像一面倾斜的墙，墙壁上的凹槽和裂缝为小松树、雪松、蓝莓树丛提供了立足之地。墙脚下是一条小径，穿林而过，通向蒙乔夫人家。后来我每天都会踩着这条小径去她家。这里的一切都潮湿、阴暗，几乎没有光线。不过，假如你伸长脖子，就可以透过岩石顶部的树丛窥见一角发白的天空。林中的树木几乎都是常青树，齐齐整整，散发着芬芳，树枝繁密，使得地面上鲜有其他植物——没有家乡的阔叶林中常见的那些丛生的葡萄藤、荆棘和小树苗。前一天，我坐在火车上向窗外观望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所说的丛林在这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森林 ，褪尽铅华，毫不含混，再看不出四季更迭的痕迹。在我看来，这片真正的森林属于有钱人——虽然有些阴郁，却是有钱人的游乐场——还有印第安人，他们给有钱人做向导，是有钱人具有异域风情的侍从，他们生活在我们看不见也想不到的地方，生活在那些火车无法抵达的地方。 不过，那天早上，我是真的满怀期待地观赏着窗外的景致，就好像这里即将成为我生活的地方，我会慢慢熟悉这里的一切。我的确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一切，至少对我工作的地方，还有我该去的地方了如指掌。但却始终存在一道壁垒。或许壁垒 这个词用得有点重了——因为这是毫无征兆的，空气中一闪微光也没有，毫无暗示。不是给你的。 这种事情不需要明说。也不用写在标牌上。 不是给你的。 尽管我感觉得到，可还是不愿承认这道壁垒确实存在。我不愿承认自己感到低人一等，感到孤单寂寞，不愿承认自己是个仆人。但我已不再幻想着远离小路，去林中探索。要是有人看见我，我还得解释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们 ——比如蒙乔夫人——会不高兴。 说实话，这里和家那边的情况没什么区别，不切实际地留心户外的事物，或在大自然中漫步——甚至于使用大自然 这个词——都会遭人嘲笑。 夜里，我们躺在各自的小床上时，玛丽·安妮总爱和我聊天。她告诉我，她最爱读的书是《孤筏重洋》 [3] ；她还告诉我，她不相信上帝或天堂。 “我姐姐死了，”她说，“我不相信此刻她正穿着白色的睡衣在某处游荡。她就是死了，没了。” “我姐姐很漂亮，”她说，“反正比我漂亮。妈妈从来没漂亮过，爸爸长得很难看。玛格丽特姨妈曾经很漂亮，但现在发福了，外婆以前也漂亮，但现在老了。我的好朋友海伦挺漂亮的，可我的另一位朋友苏珊一点也不漂亮。你也挺漂亮的，不过不算数，因为你只是个女仆。我这么讲没伤到你吧？” 我说没有。 “我也就是在这里的这段时间做做女仆。” 我不是岛上唯一的仆人。有一对夫妻，亨利和科里，也在岛上做用人。他们并不因为这份工作而自感低人一等，反而心怀感激。数年前，他们从荷兰来到加拿大，被福利夫妇，也就是蒙乔夫人的爸妈雇来干活儿。这座岛的主人其实是福利夫妇，他们就住在位于全岛最高点的白色平房里，那房子很大，还带有遮阳棚和游廊。亨利负责修剪草坪、照料网球场、给草坪上的椅子重新上漆、为福利先生开船、清路，还有维修码头。科里负责做家务、做饭，还有照顾福利夫人。 每个晴朗的早晨，福利夫人都会坐在屋外的一把折叠式躺椅上，双腿伸得老长，晒着太阳。椅子上还绑着遮阳篷来保护她的头部。科里从屋里出来，按照太阳方位的变化，为她调整位置，还会侍候她洗澡，给她端上茶水和冰咖啡。这些是我从蒙乔夫人家到福利夫妇家跑腿时看到的，或是去她家取、送些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时看到的。当时，家用冰箱还是件新奇的奢侈品，蒙乔家的小别墅里还没有。 “你不会又要吸这些冰块吧？”我听见科里这么跟福利夫人说着话。显然，福利夫人根本不理睬她，而是继续吸食冰块。接着科里又说：“不好。别。快吐出来。就吐在科里的手心里。不好。你真不听科里的话。” 有时科里会从后边赶上我，一起进屋时，她会对我说：“我跟他们说过这么吸冰块会把她呛死的。但福利先生总是说，让她吃，她不过是想和别人一样喝点冷饮。所以我一遍遍叮嘱她。不要吸着吃冰块。可她就是不听我的话。” 有时我会被派去帮科里擦洗家具和地板。她做事极为认真。厨房台面她不只是擦——而是用力去刷。她的每个动作都注满了力量与专注，如逆水行舟，她的每句话都像是迎着疾风大声吼出来的。她拧抹布的样子就像在拧一只鸡的头。我思量着如果能让她开口讲讲战争应该是件趣事，可她只说当时人们都在忍饥挨饿，他们还把土豆皮省下来做汤喝。 “没用的，”她说，“讲那些事情都没用的。” 她更愿意谈未来。她和亨利正在攒钱，准备做生意。他们打算开家养老院。“有很多她这样的人，”她边干活儿，边向后甩甩头，示意我她说的就是屋外草坪上的福利夫人，“很快会越来越多的。他们给这些人吃了药之后，这些人的寿命就变长了。到时谁来照顾他们呢？” 有一天我穿过草坪时，被福利夫人叫住了。 “喂，你匆匆忙忙地要上哪儿去？”她说，“来，坐我旁边歇一歇。” 她的一头白发掖在一顶松垮垮的草帽里。她探身向前时，阳光从草帽上的小洞里透进来，点点光斑洒落在她布满浅褐色老年斑的粉色脸颊上。她瞳色极淡，我几乎看不出是什么颜色。她身体的形状也十分奇特——胸部狭窄而扁平，腹部在一层层松垮垮的浅色衣物下高高隆起。她伸展在阳光里的双腿亮闪闪的，晒得褪了色，布满细小的裂纹。 “抱歉，我没穿袜子，”她说，“我今天怕是有些懒散。话说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亨利没帮你把食品杂货从码头拎回来吗？” 蒙乔夫人向我们挥挥手。她正赶去网球场给玛丽·安妮上课。她每天上午给玛丽·安妮上一节网球课，然后吃午饭时再一起讨论玛丽·安妮哪里做得不对。 “她就是那个常来打球的女人，”福利夫人这么说自己的女儿，“她每天都来，所以我想也没关系。要是她自己家没有网球场，我家的她尽管用。” 后来蒙乔夫人问我：“是福利夫人让你过去坐在草地上的？” 我说，是的。“她以为我是来送食品杂货的。” “之前是有一个开船来送杂货的女孩子。不过已经有几年没人来送杂货了。福利夫人确实偶尔会搞错。” “她说你是来打网球的女人。” “她真这么说？”蒙乔夫人问道。 这里的活儿对我来说并不难。我会烤糕点，会熨衣服，会清洗烤箱。没人把满腿污泥带进厨房，也没有男人笨重的工作服需要放进绞拧机用力拧干。我要做的只是把所有东西归位，还有就是大量的擦洗工作。擦洗炉灶的边沿，每次用完都必须擦洗一次，擦洗水龙头，擦洗通向码头的玻璃门，一直擦洗到玻璃亮得好似不存在，让人有一头撞上去的危险。 蒙乔夫人的房子很现代，屋顶是平的，还有个延伸至水边的露台，窗户也多。蒙乔夫人喜欢看到窗户擦得跟那扇玻璃门一样亮。 “不过我还是得现实点，”她说，“我知道要是做到这点，你就没时间再做其他活儿了。”她绝不是个奴隶主。尽管她对我的语气总是坚定而略不耐烦，但她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语气。蒙乔夫人每时每刻都在注意着别人开小差的行为或做得不足的地方，这都是她深恶痛绝的。“马大哈”是她教训人时最喜欢用的词儿。其他词儿还有“空洞无聊”和“多此一举”。别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多此一举，有些事情同时也是空洞无聊的。其他人还可能会用诸如“附庸风雅”、“聪明”或“宽容”之类的词汇。蒙乔夫人则全然不顾其间的差别。 我独自一人吃饭，吃饭时间是伺候人在露台上或餐厅用餐的空当。这一点上，我差点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第一天午饭时间，我端着三个盘子大摇大摆地向露台走去，准备享受第一顿午餐，不巧被蒙乔夫人撞上了，她说：“那边用得着三个盘子吗？哦，对的，露台上需要两盘，这还有你的一盘。对吗？” 我一般边吃饭边看书。我在杂物间里面找到了一叠旧杂志——有《生活》《样子》《时代》和《科利尔》。看得出蒙乔夫人不喜欢我坐在那里边吃午饭边看杂志，可我不大理解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边看书边吃饭不合礼节，还是因为我没有征求过她的许可？更有可能的是她认为我对工作之外的事情感兴趣是很厚脸皮的表现。多此一举。 不过她只说了句：“那些旧杂志肯定落了好些灰吧。” 我回答说我都擦干净了。 有时会有位客人来吃午饭，是从邻近小岛上来的一位女性友人。我听见蒙乔夫人说：“……得让小女工们干得开心，不然她们转头就到酒店或港口去了。她们在那里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事情做。现在可不比从前了。” 另一个女人说：“说得极是。” “所以你得体谅她们，”蒙乔夫人说，“尽可能对她们好点。”过了好一阵我才反应过来她们谈论的是谁。就是我。“小女工们”指的就是我这样的女孩子。然后，我就在想，她是如何让我干得开心的。是指她到岸上去采买物资时，时不时会把我也带上，来一次惊心动魄的乘船游？还是我可以穿短裤和衬衫，甚至是吊带，而不用穿着衣领和袖口都是白色的制服？ 还有她们说的是哪家酒店、哪个港口呢？ “你最拿手的是什么？”玛丽·安妮说，“哪项运动？” 我考虑了一会儿，说：“排球。”在学校里我们都得打排球。虽然我打得不是很好，但它确实是我最擅长的了，因为我只会这么一项运动。 “哦，我不是说团队运动，”玛丽·安妮说，“我是说，你个人最拿手 的是什么。比如网球。或者游泳、骑马之类的。我最最拿手的是骑马，因为骑马不需要视力好。玛格丽特姨妈之前最拿手的是网球，外婆也是。外公一直是帆船高手，爸爸是游泳吧，我猜。斯图尔特舅舅最拿手的是高尔夫和帆船。妈妈是高尔夫、游泳、帆船、网球样样在行，但网球可能更擅长一点吧。要是我姐姐简还在世，我不知道她会最擅长哪个。可能是游泳，因为她那时才三岁，就已经会游泳了。” 我从没进过网球场，而且驾着帆船出海或是骑在马上，想想就觉得害怕。我会游泳，但游得不太好。高尔夫球对于我来说就是动画片里那些看上去傻不拉几的人干的事情。我认识的成年人从来不玩耗费体力的游戏。他们不工作时就坐下来休息，但这种时候很少。不过冬日的晚上他们会玩玩牌。尤客牌。失踪的嗣子。都是些蒙乔夫人从来不玩的牌。 “我认识的人工作都太辛苦了，没精力做运动，”我说，“我们镇上连网球场都没有，也没有高尔夫球场。（其实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镇上以前都有，只是大萧条时期没钱维护，那之后就再也没修复。）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一个拥有帆船的。” 我没提我们镇上倒有一个曲棍球场和一个棒球场。 “真的？”玛丽·安妮若有所思地说，“那他们都干些什么？” “工作 。可他们一辈子都没什么钱。” 然后，我又告诉她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没见过抽水马桶，除了在公共建筑里。有时，老人（年龄大，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整个冬天都得待在被窝里取暖。霜降之前，为了省着穿皮鞋，小孩子们都打赤脚走路。小孩子会腹痛而死，其实是得了阑尾炎，只因他们的父母没钱请医生看病。有时，人们晚饭只吃蒲公英叶子。 这些话都不假，包括蒲公英叶子的事。这些事情我都有所耳闻。关于抽水马桶那句可能最接近事实，但这些事情主要发生在乡下人而不是镇里人身上，而且那些人大多是我上一辈的人。可是，我和玛丽·安妮讲着讲着，所有这些道听途说来的个例和奇闻都在我脑海中一一浮现，我几乎都要相信是我自己光着冻得发青的脚丫在冰冷的泥地上行走了。事实上，我受过鱼肝油的滋养，打过疫苗，上学时裹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暖和得要命，饿着肚子上床也只是因为我拒绝吃干酪、面包布丁、炸猪肝之类的食物。我给她造成错误的印象也是有苦衷的，就仿佛我那些夸大或近乎谎言的说辞，能替代一些我无法解释清楚的事。 比方说，该怎么解释蒙乔夫人家的厨房和我家厨房之间的差别呢。仅仅对比个别的差异是没法解释清楚的，比如一家厨房的地板清洁无暇、闪闪发亮，而另一家厨房里有破旧的油毯，一家厨房从水箱向水池抽取软水，另一家厨房水龙头里流出的却是冷热水之类。你得说，一家的厨房完全是最时兴的厨房该有的样子，而另一家的厨房呢，它偶尔会根据使用情况和主人的一时之兴改变，但在许多方面都保持了原貌，它完全属于一个家庭，也属于这个家庭数年甚至数十年来的生活。当我想起那个厨房，想起我用裹面包的蜡纸一遍遍擦拭过的组合木和电炉，想起橱里放置多年、边缘已经生锈的黑乎乎的香料铁罐，想起门旁边挂着的在谷仓里干活儿穿的衣服，我就感觉自己似乎有义务保护它，让它不致遭人白眼——就像是我有义务保护一种虽然并不愉悦，却珍贵而亲切的生活方式，让它也不至于遭人白眼。白眼，在我的想象中，一直在等待着我，挂在电线上来回摆动，藏在蒙乔夫人这类人的外表之下、观念之中。 “那不公平，”玛丽·安妮说，“太可怕了。我都不知道人还能吃蒲公英叶子。”但是接着她又面露喜色。“他们为什么不去钓点鱼呢？” “因为那些根本不需要鱼的人已经把鱼钓走了啊。那些有钱人。为了寻开心。” 当然，老家有些人一有时间也会去钓鱼，不过，还有一些人，包括我在内，觉得从我们河里钓来的鱼不肥。但我觉得这么说能堵住玛丽·安妮的嘴，尤其是我知道蒙乔先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钓鱼。 她不停地琢磨这件事。“他们就不能去找救世军吗？” “他们自尊心都很强。” “那么，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她说，“真心遗憾，但我认为这样很傻。那些小宝宝和小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应该为这些人考虑考虑。难道小孩子们自尊心也很强吗？” “每个人的自尊心都很强。” 蒙乔先生周末来岛上时，总会带来一片喧哗和欢腾。这喧腾一部分是乘船前来游泳、喝酒和观赏帆船比赛的客人带来的，但大部分是蒙乔先生本人造成的。他声如洪钟，爱吵闹，身材敦实，皮肤怎么晒也晒不黑。每周末，他的皮肤因日晒而变红，尔后晒过的皮肤会慢慢脱落，让他一身粉红，再加上满身斑点而显得脏兮兮的，准备再次迎接阳光的暴晒。他摘掉眼镜，一只眼睛看上去十分敏锐，有点斜视，另一只眼睛是醒目的蓝，但略显无助，仿佛陷入了困境。 他常常因为错放、摔掉或无意中撞上了东西而咆哮。“他妈的，那个什么哪儿去了？”他常说，或者是“你没看到那个什么吗？”所以就好像是他连自己要找的东西叫什么都记不得或理解不了似的 [4] 。为了抚慰自己，他会抓起一把花生、脆饼干，或是手边的任何食物，一把接一把地吃，直到吃得精光。然后盯着空碗发呆，就好像这也令他吃惊。 一天早上，我听到他说：“见鬼了，哪儿去了，那个什么？”他在屋外的露台上急得团团转。 “你的书吗？”蒙乔夫人用欢快而有把握的语气说。她正在享用上午的咖啡。 “我还以为把它放在这外面了，”他说，“我那会儿正在读呢。” “是那本当月最佳作品吗？”她说，“我想你是把它留在客厅里了。” 她说对了。我正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片刻之前，我刚刚从沙发底下拾起一本半摊开的书。《哥特故事七则》 [5] ，这个书名让我很想打开一读，甚至在无意中听到蒙乔夫妇的对话时，我还在读着这本书。我一手拿着书读，一手推着吸尘器。他们从露台上看不见我。 “不，我这话是发自内心的，”米拉说，“长久以来，我试图去了解上帝的旨意。而今，我已与他成为挚友。若真心爱他，你必须拥抱改变，还得有幽默感，这些都是他内心真正喜欢的。” “啊，原来在这儿。”蒙乔先生说。真是奇迹，他进来时竟然没有像平时那样磕磕绊绊——至少我没听见任何响动。“好姑娘，你找到了我的书。现在我记起来了。昨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这本书来着。” “它掉在地上了，”我说，“我刚把它捡起来。” 他肯定看见我读书了。他说：“这是本奇怪的书，但有时人就是想读点与众不同的书。” “我实在是读不懂，”蒙乔夫人端着咖啡盘走进来说，“我们得让开点，出去吧，让她继续把卫生打扫完。” 当天傍晚，蒙乔先生就回了大陆上，去了城里。他是一名银行主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哪一家银行上班。他走后第二天，我在屋子里上上下下找了个遍，万一他把那本书落下了呢。我在椅子下、在窗帘后边都仔细瞧过，可怎么也找不到。 “我一直觉得，像你们这样，一年四季都住在这儿，挺好的。”福利夫人说。她肯定又把我当成送货的姑娘了。过了些日子，她又说：“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那个新来的女孩，帮荷兰女人做厨房里的活儿。不过实在抱歉，我就是想不起你的名字。”还有些日子，我从她身边走过，她连招呼也不打，对我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 “我以前冬天来过这儿，”她说，“海湾结了冰，冰面上会有一条横跨海湾的路。我们那时穿着雪鞋在冰上走。如今没人这么做了。是吗？穿着雪鞋走路？” 她并不等我回答。她侧身靠向我。“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她尴尬地说，声音低得像耳语，“你能不能告诉我简去哪儿了？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见着她在这里跑着玩了。” 我说我不知道。她微微一笑，好像我在戏弄她似的，并伸出一只手摸摸我的脸。我一直弯着腰听她讲话，这会儿我直起腰来，于是她的手转而摩挲起我的胸口。那天天气炎热，我穿着一件吊带，所以她的手触摸到了我的肌肤。她的手像刨花一样轻而干燥，不过她的指甲刮了我一下。 “我相信没事的。”她说。 自那以后，她再和我说话，我就只挥一下手，然后赶紧走开。 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晚上，蒙乔夫妇举办了一场鸡尾酒派对。派对是为和他们一起度周末的朋友——哈蒙德夫妇举办的。为了迎接这次盛事，一大批精致的银制餐叉和调羹都得洗净擦亮，于是蒙乔夫人决定干脆把家里所有的银器一道拿出来清洗。我清洗的时候，她就站在我旁边，监督我干活。 派对当天，人们驾着摩托艇和帆船前来。有些人游完泳，就穿着泳装随意坐在礁石上，或躺在码头上晒太阳。有些人一游完就立刻进屋，到客厅里或露台上喝酒、聊天。有些小孩是和父母一起来的，年龄大一点的，就自己开船来。没有跟玛丽·安妮同龄的孩子——于是她被送到另一座海岛上，和她的朋友苏珊做伴。有几个非常年幼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还带来了折叠婴儿床和护栏。但大多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他们下午大部分时间都在玩水，大喊大叫着跳水，比赛看谁先游到救生艇那里。 蒙乔夫人和我整个上午都忙个不停，准备各种食物，这会儿，我们又忙着把它们装盘，端给客人们。准备这些吃的真是繁琐得让人抓狂的工作。把各种馅料塞进蘑菇伞头，把一小片食物粘在另一小片食物上，再精确地摆放在一小片吐司或面包上。所有食物的形状必须完美——完美的三角形、完美的圆形和方形、完美的菱形。 哈蒙德夫人来了厨房好几次，看我们做事，并连连称赞。 “看上去全都棒极了，”她说，“你也发现我没主动要求搭把手吧。在这种事情上我笨到没救。” 我喜欢她说话的方式。我笨到没救 。我羡慕她沙哑的嗓音，略显疲惫但愉快的口气，那样子好像在说这种几何形状的小块食物根本没必要，甚至有点傻。我希望自己是她，穿着一身丝滑的黑色泳衣，皮肤晒成蜜色，像烤焦的吐司一般，留着一头乌黑顺滑的齐肩长发，涂着淡紫色口红。 倒不是说她看上去很开心。但她那郁郁寡欢的神情和喋喋不休的抱怨，在我眼中也富有魅力，她脸上喜怒无常的迹象多么令人艳羡。她和她丈夫与蒙乔夫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有钱人。他们更接近我在杂志和《广告员》 [6] 之类的书里读到的有钱人形象——酗酒，搞外遇，还会去看心理医生。 她叫卡罗尔，她丈夫叫伊万。瞧，我想起他们时，已经在心里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了——对蒙乔夫妇，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欲望。 蒙乔夫人要求我穿上裙装，所以我就穿了那条粉白条纹的棉布裙，腰部弄脏的部分藏在松紧腰带下。其他所有人几乎都是短裤和泳装打扮。我穿行在人群中，为客人们呈上食物。我不清楚该怎么做。有时，人们谈笑得正起劲，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我真怕他们夸张的手势会把盘子上的食物打飞。所以我提高嗓门，用非常坚定，甚至有些责备的语气问：“请问——您想来点这个吗？”然后，他们会吃惊而饶有兴味地望着我，我感到我的打扰一定成了他们的又一个笑料。 “传菜就到此为止吧。”蒙乔夫人说。她揽起一些玻璃杯，吩咐我把它们洗干净。“人们从不会留意自己用过的杯子后来去哪儿了，”她说，“干脆洗净再端来干净的杯子，更省事。是时候把冰箱里的肉丸拿出来加热了。你能做一下吗？盯着点烤箱——很快就好了。” 我正在厨房里忙时，听见哈蒙德夫人喊：“伊万！伊万！”她正漫步穿过屋子后面的房间。但哈蒙德先生从厨房通向树林的那道门走进来。他站在那里，也不搭理她。他走到灶台，往自己的玻璃杯里倒了点杜松子酒。 “哦，伊万，你在这儿呢。”哈蒙德夫人说着从客厅走进来。 “我在这儿。”哈蒙德先生说。 “我也要。”说着她把自己的玻璃杯顺着灶台推向他。 他没去拿，而是把杜松子酒瓶推给她，转而和我攀谈起来：“玩得开心吗，米妮？” 哈蒙德夫人尖声大笑着。“米妮？你从哪儿知道她叫米妮的？” “米妮。”哈蒙德先生，也就是伊万，说道。声音做作而迷离。“你玩得开心吗，米妮？” “哦，很开心。”我也故意用一种跟他一样做作的声音答道。我正忙着把烤箱里的瑞典小肉丸往外取，不想哈蒙德夫妇围着我碍手碍脚的，万一掉了些丸子在地上呢。他们肯定会把这当作大笑话，还极有可能去蒙乔夫人跟前告我的状。然后蒙乔夫人就会责令我扔掉那些掉地上的肉丸，还会为这点浪费生气。假如这种情况发生时只有我一人在场，我就可以直接把丸子从地上铲起来了事。 哈蒙德先生说：“很好。” “我游过了岬角，”哈蒙德夫人说，“我下次准备环游整座海岛。” “恭喜啊。”哈蒙德先生说，口吻和说“很好”一样。 我希望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没有那么活泼，那么傻气。我希望自己的语气和他的一样成熟世故而充满怀疑。 “那好吧，”哈蒙德夫人，也就是卡罗尔说，“你忙吧。” 我开始拿牙签串肉丸，再把它们摆在盘子里。伊万问：“需要帮忙吗？”然后，他试着照葫芦画瓢。只是他的牙签老扎不住肉丸，弄得肉丸乱飞到灶台上。 “呃。”他说。但他似乎忘了自己要说什么，所以他转过脸，又喝了杯酒。“好吧，米妮。” 我知道些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哈蒙德夫妇之所以来这里度假，是因为哈蒙德先生丢了工作。是玛丽·安妮告诉我的。“他因为这件事心情很低落，”她说，“不过他们不会受穷的。卡罗尔阿姨很有钱。” 在我看来，他并没有心情低落。他只是有点不耐烦——主要是对哈蒙德夫人不耐烦——但总体来说，他挺怡然自得的。他又瘦又高，一头黑发从额头齐齐向后梳，唇上的一撇胡子颇具嘲讽意味。和我说话时，他身子前倾。之前，我看见他和客厅里的女宾讲话时，也是这种姿势。当时，我就在想，用“殷勤”一词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 “你都去什么地方游泳啊，米妮？你游泳吗？” “游啊，”我说，“我常到船屋下边游。”我决定把他称呼我为米妮这件事看作我俩之间的一个玩笑。 “那地方还不错吧？” “挺好的。”对我而言，是挺好的，因为我不喜欢离码头太远。这个暑假之前，我从没在踩不到底的水里游过泳。 “你有没有裸游过？” 我说：“没有。” “你该尝试一下。” 蒙乔夫人从客厅走进来，问肉丸好了没。 “真是群饿鬼，”她说，“一定是游了泳的缘故。你玩得怎么样，伊万？卡罗尔刚刚在找你呢。” “她来过这儿。”哈蒙德先生说。 蒙乔夫人在肉丸上撒上欧芹。“现在，”她对我说，“这边你要做的大概都做完了。剩下的我应该可以搞定了。不如现在给你自己做一个三明治，然后回船屋吧？” 我说我不饿。哈蒙德先生又给自己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冰块，然后就到客厅里去了。 “好吧。你最好吃点东西，”蒙乔夫人说，“你待会儿会饿的。” 她的意思是叫我待会儿别再回来。 在去船屋的路上我遇到两个客人——和我同龄的姑娘，赤着脚，穿着湿漉漉的泳装，笑得喘不过气来。她俩可能是在环游了海岛半圈后，在船屋附近从水里爬上岸。现在她们正准备偷溜回去吓唬别人。她们礼貌地让到一边，怕水滴到我身上，仍旧笑个不停。她们虽然给我让了路，却不正眼瞧我一下。 她们就是那种女孩，假如我是一条狗或是一只猫，她们一定会兴奋地尖叫，对我大惊小怪。 派对上的吵闹声越来越大。我和衣躺在我的小床上。从一早开始就忙个不停，我感到很疲劳。但还是无法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起床换上泳衣，去游泳。像往常一样，我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下到水里——我总觉得如果直接跳进水里的话，肯定会一沉到底，再也起不来的——我在船屋的影子下游来游去。海水冲刷着我的四肢，让我想起哈蒙德先生的话。我慢慢解开泳衣的肩带，终于把两条胳膊挨个儿抽出，让双乳在水中自由浮动。我就这样游着，海水轻柔地抚弄着我的乳头…… 我思量着，要说哈蒙德先生会来找我，也不无可能。我想象他抚摸我。（我并不清楚他是怎么进入水里的——我并不在乎他是怎么脱光衣服的。或许，他会蹲在露台上，而我会游到他身旁。）他的手指如同光带一般轻抚我裸露的肌肤。被那么老（四十还是四十五？）的男人抚摸、垂涎，想想就有点恶心，可我知道我会从中获得快感，就如同你们会喜欢被一只多情而温顺的鳄鱼抚摸一样。哈蒙德先生——伊万——的皮肤可能十分光滑，但年龄、学识和堕落，就如同看不见的瘤和鳞片，附着在他身上。 我十分大胆地半浮出水面，一只手搭在码头平台上。我在水中上下浮动，像人鱼般跃入空中。闪光的瞬间，却无人观赏。 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听见有人走近。我潜入水下，一动不动。 有那么一瞬，我真以为是哈蒙德先生来了，以为自己已经真正进入了那个充满隐秘符号的世界，欲望会突然间悄然而至，袭上心头。我并不急于穿好衣服遮住自己，只是背对码头缩起身子，在那一刻，我浑身无力，既恐惧，又逆来顺受。 船屋里的灯亮了，我在水里悄悄转身，看见来者原来是老福利先生。他还穿戴着参加派对的衣物：白裤子、平顶帽和运动夹克。他留下来喝了几杯酒，和众人解释说，福利夫人的身体经不住劳累，没法见这么多人，但他代她向大家问好。 他在工具架上挪动东西。过了一会儿，要么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要么是把要放的东西放好了，他关上灯，离开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这儿。 我穿好泳衣，从水里出来，爬上楼梯。我的身子似乎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待爬到楼梯顶部时，我已累得气喘吁吁。 鸡尾酒派对上的喧闹声根本停不下来。我得做点什么事情，好排除干扰，于是我开始给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唐娜写信。我用耸人听闻的字句来描述这场鸡尾酒派对——人们俯在露台栏杆上呕吐不止，有一个女人晕倒了，她倒向沙发的姿势，使她的裙子走光，暴露出一只乳头发紫的老女人的乳房（我把这称作放大特效）。我还提到了哈蒙德先生，说他是个色狼，不过，我又补充说他长得很帅。我还说，他在厨房里调戏我，就在我两手都忙着做肉丸的时候，后来，他又尾随我到了船屋，在楼梯上抓着我不放。我狠狠踢了他那地方，让他永远忘不了，他这才撤了。抱头鼠窜 ，我写道。 “所以，请屏息静待下回吧，”我写道，“题目就叫《厨娘的肮脏历险记》或者《乔治亚海湾礁石遭劫记》。” 我看到自己写的是“遭劫”而不是“被强暴”，想想随它去吧，因为唐娜不会明白其中的差别的。但我意识到，关于哈蒙德先生的那一段，即使是对这样一封信来说，也写得太过了。接着，这整件事情让我充满羞耻感，还让我深感挫败与孤独。我把信揉成一团。写这封信毫无意义，只能自我安慰，让我觉得自己也见过点世面，那些令人兴奋的事——与性有关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可我并没有见什么世面。那些事情也不曾发生。 “福利夫人问过我简在哪儿，”蒙乔夫人和我一起洗银器时——或者应该说她盯着我洗银器时，我问她，“简也是一个暑假在这里做活儿的女孩子吗？” 我一时还以为她不会回答，但她还是回答了。 “简是我的另一个女儿，”她说，“她是玛丽·安妮的姐姐。她死了。” 我说：“哦。我不晓得这件事。哦。我很抱歉。” “她是得小儿麻痹症死的吗？”我问道。我没有就此打住，是因为我还没有那种意识，或者你可以说是不懂礼数。在那个年代，小孩子们每年夏天还会因小儿麻痹症丧命。 “不是，”蒙乔夫人说，“她是我丈夫在我们的卧室里搬梳妆台时被压死的。他正在找一样东西，以为它掉在了梳妆台后面。他不知道她正在他身边。一只脚轮勾住了地毯，然后整个梳妆台倒下来砸在了她身上。” 当然了，这件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玛丽·安妮已经告诉了我。甚至在福利夫人问我简哪儿去了，还在我胸口抓了一把之前，她就已经告诉了我。 “太可怕了。”我说。 “唉。都过去了。” 装模作样使我感到不自在。我把一个餐叉掉在了地上。 蒙乔夫人把它捡起来。 “记得重洗一遍。” 我并不怀疑自己有权打探、干涉他人的私事，并对此事刨根问底，多么奇怪啊。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在我所处的那个社会阶层，人们从不会去隐瞒这种事情，反而会郑重其事地一遍遍重新提起，这样的惨事就像是人们——多数情况下，是女人们——会在身上戴一辈子的徽章。 还可能是因为我在与人建立亲密关系，或至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方面，一向不让步、不妥协，即使是与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也一样。 我可不认为自己天性残忍。我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在与这家人的一切往来中，都无可指摘。这都是因为我年纪尚轻，家境贫寒，还有，知道关于瑙西卡的事。 我可没有那种风度和勇气，去做一个仆人。 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独自待在船屋里，把我的东西打包装进随身带来的行李箱里。那只行李箱曾伴随着我的父母度过他们的蜜月旅行，也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只行李箱。把它从床底抽出打开时，我闻到了家的气息——楼上大厅尽头壁橱的气息，行李箱就放置在那里，紧挨着散发出樟脑丸气味的冬衣和曾经铺在童床上的橡胶床单。但在家时，把它拿出来，总能隐隐约约闻到火车、煤火和城市的气息——旅行的气息。 我听到小径上有脚步声响起，有人跌跌撞撞走进船屋，接着响起了敲墙的声音。是蒙乔先生。 “你在上边吗？你在上边吗？” 他的声音喧闹、快活，就像之前我听过的他喝高时的声音。当然了，这次他又喝高了——因为又有客人来了，来欢庆夏天的结束。我走到楼梯顶部。他用一只手扶住墙，保持身体平衡——航道里有一艘船驶过，激起层层海浪，拍打着船屋。 “听着，”蒙乔先生说，他抬头看我，皱着眉，十分专注的样子，“听着——我刚刚想到，干脆把它带过来给你好了。” “这本书。”他说。 他手里拿着《七个哥特故事》。 “因为那天看见你在看，”他说，“我想你应该挺感兴趣的。所以，我现在看完了，我想干脆把它给你好了。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 我说：“谢谢。” “这本书我可能不会读第二遍了，尽管我觉得非常有趣。极其不同寻常的一本书。” “非常感谢您。” “没关系的。我想你可能会喜欢的。” “嗯，我喜欢。”我说。 “那就好。愿你读得开心。” “谢谢。” “好，”他说，“再见。” 我说：“谢谢。再见。” 为什么他明明在我离开海岛、坐上火车之前还能见到我，却在此刻道别？可能他的意思是，他赠书给我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我不许再泄露或者提及此事。我也的确没有。或许，仅仅是因为他喝醉了，忘了之后还会再见到我。无论喝醉与否，此刻我都不再去深究他的初衷。我看着他，斜倚着船屋的墙壁，一个认为我值得他馈赠的人。认为我配得上这本书。 然而那一刻，尽管我不停地道谢，却并没有感到特别开心或感激。实际上我受宠若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尴尬窘迫。我心里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小角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摸透了心思，反而激起恐慌，就像被忽视会激起愤恨一样。蒙乔先生大概是那个暑假遇到的人里面我最不感兴趣的一个，他的尊重在我眼里一文不值。 他离开船屋，我听见他跌跌撞撞地沿小径往回走，回到他妻子和客人们的身边。我把行李箱推到一边，坐在小床上。就像第一次那样，随手翻开一页，读了起来。 这房间的墙壁曾经是鲜红色的，不过，随着时光流逝，色彩渐褪，变得斑驳了，就像玻璃瓶中日渐凋零的玫瑰…… 高高的火炉里燃烧着杂物，火炉两边的墙上，海神涅普顿手持三叉戟，驾着他的马队驶过巨浪…… 我几乎立刻就把蒙乔先生抛在了脑后。没过多久，我已经开始相信这份礼物本就属于我了。 [1] 动画片《大力水手》中大力水手卜派的女友。 [2] Nausicca，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曾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出场。 [3] 《孤筏重洋》（Kon-Tiki ）是挪威学者托尔·海雅达尔（Thor Heyerdanl）写她和五位挪威、瑞典的同伴乘木筏横渡太平洋的纪实之作。 [4] 在英文原文中，前文的错放、摔掉（misplaced or dropped）与不记得、理解不了（misplaced or failed to grasp）是同义词。 [5] 《哥特故事七则》（Seven Gothic Tales ）是《走出非洲》的作者、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1885—1962）以笔名艾萨克·迪奈森（Isak Dinesen）出版的短篇小说成名作。 [6] 《广告员》（The Hucksters ）是弗雷德里克·瓦克斯曼（Frederic Wakeman, Sr.）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