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空间
Dimensions
一路上，多琳要倒三趟车：先坐车到金卡丁，从那儿转乘去伦敦的车，再换乘由城区到市郊的巴士。她周日早上九点就动身了，但由于来回倒车候车，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要耗到下午两点才到。坐车也好，等车也罢，她都不介意。她平日里从事的并不是那种一直坐着的工作。
她是蓝叶云杉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工作内容包括清洁卫浴、拆洗和整理床褥、地毯吸尘、擦洗镜子等等。她喜欢这份工作——忙得没空想东想西，累得晚上倒头就睡。尽管几个和她一起共事的女人会讲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多琳自己很少会碰到糟乱不堪的情况。这些比多琳年长的女人都觉得她应该往上爬，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本事，谋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多琳自己很知足，她并不想和人打交道。
和她共事的人都不知道她的过去。或者，即便知道，也避而不谈。她的照片曾经登过报——报上登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里，她怀抱着刚出世的迪米特里，两边分别站着芭芭拉·安和萨沙，他们都一起望着镜头。那时她留着褐色的大波浪长卷发，头发是自然卷，发色也是天然的，正是他喜欢的样子。她的表情透着娇羞和温柔——与其说是她本性使然，倒不如说是为了摆出讨他喜欢的样子。
自那以后，她剪短了头发，做了漂发，又拉直了，整个人瘦了许多。她还改了名字，用起了自己的中间名“弗勒尔”。他们给她找了这份在小镇上的工作，地点离她原来生活的地方很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那里了。前两次去，他都不肯见她。如果这次他还拒绝，她就打算放弃，再也不来见他了。即便他见了她，短期内她可能也不会再来了。她不想太意气用事。她自己心里也确实不知道未来该作何打算。
坐在第一趟车上时，她心里还不是很乱，一路上只是看风景。她自小在海边长大，那里还有春天这一说。而在这儿，冬天一过就一跃到了夏天。一个月前还在下雪，可现在天气热得都可以穿短袖了。阳光从光秃秃的树枝间倾泻而下，田地里一块块的水洼被照得明亮晃眼。
换乘第二趟车后，她开始紧张起来，心里不禁开始猜测，同车的一些女人说不定是和自己去同一个地方的。这些独自出行的女人，通常会费点心思打扮一下，或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去教堂做礼拜。上了年纪的女人看起来像是要去那种严格又老派的教堂，裙子、长筒袜和帽子是必需的装扮，而年轻点的女人则有可能来自更开明的教派，裤装、亮色围巾、耳环和蓬蓬头都能接受。
多琳的打扮两头不沾。在她工作的这一年半时间里，从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上班时穿工装，下了班就穿牛仔衣。她早就不费心化妆了，过去是因为他不许，现在可以化了，她也不化。金色的直发和她瘦削的素颜并不相衬，但这并不重要。
到第三趟车时，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着，开始辨认那些标志牌——广告牌也好，路标也罢，并试图借此来平复心情。她开始玩起了某个把戏，就是不让脑子闲下来。她放眼望去，把自己所见的词都拆成字母，再试着去想从中又能组成多少个新词。比方说，“coffee（咖啡）”可以拆解重组成“fee（小费）”、“foe（敌手）”、“off（关）”和“of（的）”四个单词，“shop（商店）”可以组成“hop（跳）”、“sop（浸）”、“so（如此）”，对了，还有“posh（时髦）”。因为一路会经过很多广告板、大商场和停车场，就连房顶上悬着的广告促销气球上也有词，所以出城路上，多琳看到的词数不胜数。
前两次去见他的事，多琳都瞒着桑兹夫人，这次估计也不会告诉她。她每周一下午都会和桑兹夫人见面。虽然桑兹夫人总是说人要往前看，但也会说慢慢来、事情急也急不来。她宽慰多琳说她做得不错，正一点点地挖掘出自身的力量。
“我知道这些都是陈旧到死的老话，”她说，“但它们说得在理。”
桑兹夫人意识到自己说出“死”这个字，她尴尬得红了脸，但并没有为此道歉，以免让气氛变得更糟。
七年前，多琳十六岁的时候，她每天放学后都去医院探望妈妈。妈妈的背上刚开了刀，还在调养阶段。医生当时说病情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劳埃德是那里的一名护工。他虽然比多琳的妈妈要小上几岁，却跟她有着共同语言——他们都是老嬉皮士。他一有空就会过来和她闲聊，聊起他们都去过的音乐会和参加过的示威游行，聊起过去认识的那些愤青，以及让他们精神恍惚的嗑药体验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劳埃德颇受病人欢迎，因为他喜欢开玩笑，为人又沉稳可靠。他长得健壮结实，肩膀宽厚，令人信赖，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医生。（他不喜欢被认作医生——他认为很多药都是唬人的，而且很多医生都是混蛋。）他的皮肤敏感发红，发色偏浅，神色无畏。
他在电梯里亲吻了多琳，说她是沙漠里的一朵花。然后他又自嘲说：“我这人没什么创意吧？”
“你是个诗人，不过自己还没意识到。”她说这话是出于礼貌。
某天晚上，多琳的妈妈突然过世，死于血管栓塞。妈妈的很多女性朋友都表示要接多琳过去住——她也的确在其中一家住过一段时间——但多琳更想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一年后，在多琳生日的时候，她怀孕了，之后他们就结了婚。尽管劳埃德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却都下落不明，他以前从没结过婚。反正他的孩子那时候应该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年纪大了，他的人生哲学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笃信婚姻、坚贞，并且反对节育。他觉得赛谢尔特半岛，这个他和多琳一起生活的地方，近来人满为患——都是老朋友、老的生活方式和老情人，这让他不堪其扰。不久，他们横穿整个国家，搬到了一个在地图上选的名为“米尔德梅”的小镇。他们没有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份工作。他们还种了一片花园。劳埃德精通园艺，正如他擅长做木工活、拾掇柴火炉和修理旧车这类事情一样。
萨沙出生了。
“那是很自然的。”桑兹夫人说。
多琳说：“是吗？”
多琳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上。尽管沙发花纹绚丽，还配有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夫人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那边，好让她们说起话来没有阻碍。
“其实我一直希望你那么做，”桑兹夫人说，“我觉得我要是你，大概也会这么做。”
起初，桑兹夫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即使是在一年前，她也会对自己的言辞更谨慎。她明白多琳当时很叛逆，绝不相信任何人、任何活着的人能够和她换位思考。但桑兹夫人知道，现在的多琳会把这种换位思考当作一种尽力去理解的姿态，甚至是一种谦恭的姿态。
桑兹夫人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太一样。她不活跃、不苗条也不漂亮，而且年纪也不算太大。要是多琳的妈妈还活着的话，倒是与她年纪相仿，但桑兹夫人不像是当过嬉皮士的样子。她留着花白的短发，一侧脸颊上长了一颗痣。她平日穿着平底鞋、阔腿裤和花哨的上衣。即便她的上衣大红大绿，她也不像是在意穿着的人——倒更像是有人提醒过她要注意打扮，然后她顺从地去商店挑了几件自己觉得还不错的衣服。她待人亲厚，行事沉着公允，倒是帮她消除了这些衣服招来的所有冒犯。
“事实上，前两次我根本没见到他，”多琳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肯了？他出来见你了？”
“是的，他肯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变老了？”
“或许是吧。我猜可能是瘦了些。还有那些衣服。那些制服。我从没见过他穿那样的衣服。”
“你觉得他看上去像变了个人？”
“是的。”多琳咬着上唇，努力去想他到底哪里不同了。他太安静了。从没见过他那么安静。他甚至都不知道该不该坐到她对面。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坐下吗？”而他回答说：“可以吗？”
“他看上去好像脑子一片空白，”她说，“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或许是让他吃了一些保持镇定的药吧。不过，我也不知道。你们谈话了吗？”
多琳也说不上来那算不算是谈话。她问了一些傻傻的又再平常不过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还凑合。）想散步的话，有地方去吗？（有，但得有人监管着。那儿还算是个去处吧。也可以算是散步吧。）
她说：“你得透透气。”
他说：“的确如此。”
她差点要问他有没有交到朋友，就像大人问小孩在学校的状况一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你就会用那种口吻问他们的。
“没错。我明白。”桑兹夫人边说边用胳膊肘把舒洁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琳倒不需要面纸，她的眼睛很干。可问题是，她的心底却在翻江倒海。
桑兹夫人等着多琳继续说下去，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该插嘴。
后来，好像知道多琳要问什么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偶尔会过来跟他聊天。
“我告诉他，他这是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懂的不比他少。”
多琳觉得，只有这话听起来像是他说的。
探视过程中，她的心一直怦怦地跳。她觉得自己快晕倒了，快死了。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敢看向他，敢把视线放在这个瘦削又苍白、陌生又冷漠、肢体僵硬不协调的男人身上。
她没跟桑兹夫人提起这些。不然，桑兹夫人会迂回地问她怕的到底是谁。是怕她自己？还是怕他？
但多琳并不觉得害怕
。
萨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安出生了。等到芭芭拉·安长到两岁，他们又有了迪米特里。萨沙的名字是他们两个一块儿起的。后来他们约定，以后生男孩就他起名字，生女孩就她来起。
迪米特里是孩子中第一个患上腹绞痛的。多琳怀疑是不是自己奶水不足或是奶水里营养不够。还是营养太过？总之是哪里不对。劳埃德请来了国际母乳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过来跟她谈。那位女士告诉多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用辅助奶瓶来喂他。一旦开了这个头，事情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很快他就不愿意喝母乳了。
她全然不知多琳已经开始用奶瓶喂迪米特里了。他好像确实更喜欢奶嘴——喂母乳时，他越来越闹腾。到三个月大时，他已经完完全全用奶瓶喝奶了，然后便再也瞒不住劳埃德。她告诉他自己奶水没了，只好开始用奶瓶喂奶。劳埃德二话不说就开始挤她的乳房，这边换到那边，发了狂似的坚决，最后终于挤出了几滴可怜的乳汁。他说她骗了他。他们动了手。他骂她跟她妈一样都是婊子。
所有嬉皮士都是婊子，他说。
很快他们又和好了。可每当迪米特里哭闹、得了感冒，或是被萨沙的宠物兔子吓到，或是到了哥哥姐姐会自己走路的年纪还要抓着凳子的时候，没有用母乳喂孩子的事就会被重提。
多琳第一次去桑兹夫人办公室的时候，那里有个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金色和紫色的字母拼成了一段话：“当你无法忍受失去的痛苦时……”内页里有一幅色彩柔和的耶稣画像，还有几行纤细的印刷字，多琳没去细读。
多琳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手里还攥着那本册子，开始瑟瑟发抖。桑兹夫人不得不把小册子从她手里拽出来。
“这个是谁给你的？”桑兹夫人问。
多琳边说着“她”，边朝关上的门那边偏了偏脑袋。
“你不想要这个吗？”
“你一倒霉，他们就会来找你。”说完这话，多琳意识到她妈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有几个女人到医院探望她妈妈，也带了类似的东西。“他们以为，你只要跪下祈祷，一切就都会好的。”
桑兹夫人叹了口气。
“好吧，”她说，“的确没那么简单。”
“根本就不可能。”多琳说。
“也许吧。”
那些日子里，她们从不谈劳埃德。多琳尽力不去想他。而想到他时，也只是把他看作自然造物下一个可怕的意外产物。
“即使我信了那些，”多琳说——说的是小册子上印的内容，“也纯粹只是因为……”她本打算说有了这样的信仰，她便可以想象劳埃德在地狱里受煎熬的样子，或是受诸如此类的折磨。但她说不出口，因为那都是些蠢话。由于她像以前一样把话吞了回去，因此感觉有把锤子一直在敲打着她。
劳埃德认为孩子们该在家里接受教育。这倒不是出于宗教原因——教会反对恐龙、穴居原始人、猴子变人之类的说法——只是因为他想让孩子们待在父母身边，在父母悉心又循序渐进的教导下慢慢了解这个世界，而不是一下子被丢进去。“我只是觉得，孩子们是我的，”他说，“我是说，他们是我们的，不是教育部的。”
多琳不确定她是否能做好家庭教育，后来她发现教育部有现成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计划，这些都可以从当地学校拿到。萨沙是个聪明的男孩子，自己学会了认字，而另外两个还太小，还学不了太多东西。到了晚上和周末，劳埃德就教萨沙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的知识，还有汽车原理等等，萨沙提问题他就展开去讲。很快，萨沙的学习进度赶超了学校的课程安排。但多琳还是按照学校的课程计划让他按时完成作业，以免违反相关法律。
社区里还有一个妈妈也在家教育孩子。她名叫玛吉，开一辆小面包车。劳埃德要开车上班，而且多琳也没学会开车，所以当玛吉主动提出每周载她去学校交作业和取新的作业时，她非常开心。当然，她们每次都把所有的孩子带上。玛吉有两个儿子。较大的那个对很多东西过敏，所以玛吉必须格外注意他的饮食——这也是她在家教孩子的原因。随后，她觉得那个小的也可以一起带着在家教，反正他也愿意和哥哥待在一块，更何况他还有哮喘病，也不太适合去学校。
那时候，看着自己三个健康的孩子，多琳是多么感恩啊。劳埃德说，那是因为她怀三个孩子的时候还年轻，而玛吉是等到快更年期的时候才生的孩子。对于玛吉的年龄，他有点夸张了，但玛吉也确实是等了些时日的。她是个验光师。她和丈夫过去是合伙人，他们一直等到小有所成、在乡下买了房子后才成了家。
玛吉的头发花白，紧贴着头皮。她高个子，平胸，乐观又有主见。劳埃德管她叫“女同志”，当然只有背着她才这样叫。他一边在电话上跟玛吉开着玩笑，一边用嘴型告诉多琳，来电的是“女同志”。多琳并不介意，因为他管很多女的都叫“女同志”。她只是担心，他的玩笑会不会让玛吉觉得过火，或是侵犯到她，或是浪费时间。
“你找孩子他妈啊？好，我这就换她来接。她正用搓衣板洗衣服呢。是啊，我还真是个奴隶主。是她跟你说的？”
多琳和玛吉渐渐养成了一起去学校取完作业后再去超市购物的习惯。她们有时候会在蒂姆霍顿咖啡店买外带咖啡，带着孩子们去河边公园。萨沙和玛吉的孩子们在周围赛跑或吊在攀爬架子上玩耍，芭芭拉·安在荡秋千，迪米特里在沙地玩沙，而她俩就坐在长凳上聊天。天冷的时候，她们就坐在小车里聊。话题多是关于孩子、烹饪，但聊得多了，多琳了解到玛吉在成为验光师之前曾环游过欧洲，玛吉也了解到多琳年纪轻轻就结了婚。多琳还说自己刚开始怀孩子很容易，现在就难了，劳埃德也为此变得疑神疑鬼，他还去翻她的抽屉看有没有避孕药——他怀疑她在偷偷吃这些药。
“你真的吃了吗？”玛吉问道。
多琳一听吓了一跳。说她可不敢。
“我是说，如果真的服药，不告诉他不太好。只是他翻抽屉去找药倒是搞笑。”
“哦。”玛吉应了一声。
有一次玛吉问她：“你一切都好吗？我是说你的婚姻？你幸福吗？”
多琳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但自那之后，她说话就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她明白，有些她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别人可能无法理解。劳埃德有他看问题的方式；他就是那样的人。她第一次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护士长是个有点刻板的人，他管她叫“地狱婊”，而不叫她的名字“米切尔夫人”。他说得飞快，你几乎听不出异样。他认为她对一些人偏心，而他不在其列。如今在冰淇淋厂里他也遇到个讨厌的人，他把那人叫作“下流鬼路易”。多琳不知道那个男人的真名。但这件事至少说明不是只有女人才会惹到他。
多琳确信这些人没有劳埃德想得那么差劲，但顶撞他没用。或许是男人就得有对头，就像他们得会开玩笑一样。有时候，劳埃德确实爱拿他的对头来开玩笑，就像他在调侃自己一样。只要她不是先笑的那一个，甚至也可以和他一起笑。
她不希望劳埃德那样对待玛吉。有时候她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苗头。他要是不准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和购物，那就是个大麻烦了。更可怕的是她会为此感到羞愧。她会不得不编造一些愚蠢的谎言来为他开脱。但玛吉会看出来的——至少她能看出多琳在撒谎，可能进而意识到多琳的处境比她想象的还要糟糕。玛吉看问题自有其敏锐的一面。
后来多琳又觉得，自己干吗要介意玛吉怎么想呢。玛吉是个外人，甚至算不上亲近的人。这还是劳埃德说的话，他说得不假。他们之间的真实状况，他们之间的纽带，外人理解不了，也不关外人的事。多琳只要忠于这个家庭就够了。
事态却变得越来越糟。劳埃德虽然没有明言禁止，但他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挑玛吉的刺。他有一套说辞，说玛吉小孩的过敏症和哮喘病都是玛吉的错。原因总出在当妈的身上，他说。这种事他过去在医院见得多了。这些当妈的管得太多，书读得太多了。
“有些孩子有先天疾病，”多琳不明智地开口说道，“你不能总赖当妈的。”
“哎哟，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了？”
“我不是说你
。也不是说你不能这样说。我是说，难道他们不可能生下来就患病吗？”
“你什么时候成了医学权威了？”
“我没说过我是。”
“你是没说过。你也不是个权威。”
后来事情进一步恶化。他想知道她和玛吉两人都说过些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真没说什么。”
“这可有意思了。两个娘们在一辆车里却没说什么。我可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事。她就是要拆散我们。”
“谁？你说玛吉
？”
“我了解她这种娘们。”
“哪种娘们？”
“就她那种。”
“别犯傻了。”
“管好你的嘴。别说我傻。”
“那她为什么想拆散我们？”
“这我怎么知道？她就是想这样。你等着瞧。她早晚要把你拉到她那边，你会哭着喊着说我是个混蛋。总有一天会这样的。”
事实上，一切都被他说中了。至少在劳埃德看来，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有天晚上大约十点的时候，多琳就真的坐在玛吉家的厨房里，一边抽着鼻子抹眼泪，一边喝着花草茶。多琳敲门的时候，隔着门听到玛吉的丈夫说：“真他妈见鬼。”他不认得多琳。他挑着眉，抿着嘴，上下打量她，多琳则抱歉地说：“真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搅你——”然后玛吉过来了。
多琳是一路摸黑到她家的，她先是沿着她和劳埃德住处的那条小石路走，后来又走上了高速公路。一有车靠近，她就躲到沟里，因此耽搁了时间。每辆车过去时她都会瞥上一眼，生怕会是劳埃德。她不想被他发现，至少目前还不想。他什么时候吓清醒了，她才安心。以前她曾吓住过他，又是哭又是喊，甚至还把头往地板上撞，嘴里反复嘟囔着：“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肯定不是真的。”最后他会服软，说：“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亲爱的，冷静。想想孩子们。我相信你，亲爱的。快停下来。”
今天晚上，她刚想再搬出这套法子，却冷静了下来。她穿上外套出门，听到他在后面喊：“别给我来这套。我警告你！”
玛吉的丈夫去睡觉了，离开时一脸的不高兴。多琳在边上不停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大晚上的闯进来。”
“好了，别说了，”玛吉安慰她说，语气友好却像是例行公事，“你要来杯红酒吗？”
“我不喝酒。”
“那还是别开这个头了。我给你来杯茶吧。有镇定作用。覆盆子甘菊茶。这次不是因为孩子，对吗？”
“嗯，不是。”
玛吉接过她的外套，又递给给她一卷舒洁牌手纸，让她擦干眼泪鼻涕。“先不用急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等你平静了再说。”
尽管多琳已经平静了些，她还是不愿意将整件事的真相和盘托出，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而且，她更不想向玛吉解释劳埃德的所作所为。不管劳埃德让她多么疲惫，他仍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人。而且，她觉得如果告诉别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公然背叛他，她的一切都会随之分崩离析。
她告诉玛吉，自己又和劳埃德因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吵起来了。她受够了，只想离家出走。自己会想开的，她说。他们会没事的。
“每对夫妻都时不时会这样。”玛吉说。
电话响了，玛吉接了起来。
“在。她没事。就是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好的，没问题。我明天一早送她回家。一点也不麻烦。晚安。”
“是他，”玛吉说，“我猜你听出来了。”
“他听起来怎么样？没事吧？”
玛吉笑道：“我哪知道他没事时什么样呢，对吧？反正听上去没喝醉。”
“他也不喝酒。我们家连咖啡都没有。”
“想来点吐司面包吗？”
第二天一大早，玛吉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出门去上班，就先留在家里看着孩子。
玛吉急着赶回家，于是一边在院子里调转车头一边说道：“再见。如果你想聊聊的话，给我打电话。”
那是一个早春的清晨，天气很冷，地上还铺着雪。而劳埃德就坐在台阶上，身上连件夹克都没穿。
“早上好。”他说，大大的嗓门，礼貌中透着讽刺挖苦。她回了一句早上好，语气上装作没听出他的话锋不对。
他堵在台阶上，没给她让路。
“你不能进门。”他说。
她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说‘请’还不行吗？请让我进去。”
他看着她，却不回答，只是抿嘴笑了笑。
“劳埃德，”她说道，“劳埃德，行吗？”
“你最好别进去。”
“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劳埃德。对不起，我昨天离家出走了。我想，我只是想要透口气。”
“最好别进去。”
“你到底怎么回事？孩子们呢？”
他摇了摇头，就像听到她说一些他不爱听的话时那样。比如当她说出一些不雅的词，像“见鬼”时，他就会这样。
“劳埃德
，孩子们呢？”
他稍微挪开了些，想过去就去吧。
迪米特里还在婴儿床里侧躺着。芭芭拉·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看上去是她自己下的床或是被拖下了床。萨沙在厨房门口——他曾试图逃跑。他是唯一一个喉咙上有伤痕的。其他两个孩子都是被枕头闷死的。
“我昨晚打电话那会儿，你知道吧？”劳埃德说，“我打电话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这都是你自己造的孽。”他说。
鉴定结果说他精神失常，免除刑事责任。他是犯罪型精神失常——必须移交给安全机构看管。
多琳夺门而出，跌跌撞撞地在院子附近徘徊，她双手紧紧交叉抱着腹部，仿佛她刚被撕成两半，努力不让自己裂开。这是玛吉折返回来时看到的场景。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所以她调转车头回去。她开始还以为多琳的腹部被丈夫拳打或是脚踢了。她不明白多琳为何在惨叫。而劳埃德却还坐在台阶上，不发一言，彬彬有礼地让路让玛吉进门。玛吉进屋后明白了多琳的惨叫声为何而来。她报了警。
有段时间，多琳抓着什么都往嘴里塞。先是泥块、草，后来是床单、毛巾甚至是自己的衣服。好似这样她就能遏制住哭号，就能忘记脑中的画面。医院定时给她打针让她镇定下来，的确有用。虽然她得的不是紧张性精神症，但实际上她变得异常安静。医生说她的状况已经稳定了。等她出院以后，社工将她带到这个新地方，由桑兹夫人接管。桑兹夫人给她安排了住处，找了工作，并约定每周找她谈一次话。玛吉本打算来看她的，但她是多琳唯一不想见的人。桑兹夫人说这是正常反应——她是受不了跟过去有关的一切。她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夫人让多琳自己决定还要不要继续探视劳埃德。“你也知道，我不会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你见了他，心里是好受了还是更难受了？”
“我不知道。”
多琳自己也说不清楚，她见到的不像是他本人，倒像是幽灵。他面色苍白，灰不溜秋的衣服松松地套在身上，脚上穿的好像是双拖鞋，走路时悄然无声。她觉得他的头发掉了一些。不再是以前那头浅黄色的浓密卷发。过去她曾依偎在他肩头，那宽厚的肩膀和凹下去的锁骨都不见了。
案发后，他对警察说——报纸把他的原话登了出来——“我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他们受苦。”
受什么苦？
“他们知道自己的妈妈丢下他们离家出走了，肯定很凄惨。”他说。
这句话印在多琳的脑袋里。或许在她决定去探望他时，就打算让他收回这句话。让他了解并承认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你不准我顶撞你，要不我就得滚出去。所以我才出去了。”
“我只是到玛吉那儿待了一个晚上。我本来就打算回来的。我没丢下谁不管。”
那次争吵的起因，她记得清清楚楚。她买了罐通心粉，罐子上有个小坑。也正因如此，商家打折处理，她也为自己的节约感到开心。她当时觉得自己的决定很明智。但当他追问罐子上怎么有坑时，她并没有说起这件事。不知为何，她觉得还是假装没注意到更好。
谁都会注意到的，他说。我们都可能会中毒。她脑子没坏吧？还是她心里打的就是这算盘？她是打算拿孩子们或拿他来实验吗？
她让他别发疯了。
他说发疯的才不是他。除了疯婆子，谁还会给家人买毒药吃？
孩子们一直躲在前厅的门口那里看着他们。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孩子们还活着。
所以她一直想要的，就只是让他弄明白到底谁是疯子吗？
当她意识到心里有这个想法时，她本该马上下车的。她甚至该像其他几个妇女一样，在大门那儿下车，然后再沿着马路往回走。她本可以走到街对面去等回市里的返程车。或许有人就曾这么做过，他们本打算来探望但临时又改了主意。可能一直都会有人这样做。
或许她最好继续前行，去见见他陌生又消瘦的样子。不值得再去怪这么个人。他已经算不上是个人了。他就像是梦里的人物罢了。
她会做梦。有一次，她梦见发现孩子死后便夺门而出，而劳埃德突然像之前那样放声大笑，之后她又听到萨沙也在她身后笑。她脑子里曾经突然冒出过一个奇特的想法，想着他们都只是在跟她开玩笑而已。
“你上次问我，见到他心里是好受还是难受。上次你是这么问的吧？”
“是的。”桑兹夫人答道。
“我说我得想一想。”
“对的。”
“我想过了，去看他让我的心里不好受。所以我再没去过。”
很难搞清桑兹夫人是怎么想的，但她朝多琳点头示意，似乎表示满意或是赞成。
所以当多琳决定要再去的时候，她觉得最好还是瞒着桑兹夫人。但无论发生过什么，闭口不谈总没那么容易——虽然她一向很少说话——于是她给桑兹夫人打电话取消了见面。她推说自己要去休假。夏天就要到了，入夏的时候去度假是很常见的事。和一个朋友一起，她说。
“你穿的不是上个星期那件外套。”
“那不是上个星期。”
“不是吗？”
“那是三个星期前了。现在天已经热起来了。这件外套薄，但其实也穿不着了。现在的天气根本用不着穿外套了。”
他问她的行程如何，一路从米尔德梅过来坐了哪几趟车。
她告诉他，她已经不住那儿了。她说了下现下的住处，又说了一路上坐的三趟车。
“这一路还真是长途跋涉啊。你喜欢住在大地方吗？”
“找工作方便。”
“所以你上班了？”
上次她就已经告诉过他现在住哪、倒几趟车过来以及在哪儿上班了。
“我在一个汽车旅馆里打扫房间，”她说道，“我跟你说过。”
“哦，对了。我忘了。抱歉。你想过回去上学吗？读个夜校什么的？”
她告诉他，自己确实有这种想法，但还没有到采取行动的地步。她说她不介意现在的打扫工作。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了。
他叹了口气。他说：“对不起，真是对不起。我已经不习惯聊天了。”
“那你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我读了不少书。算是反思吧。通俗地讲。”
“哦。”
“谢谢你过来看我。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但你没有义务继续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你想来时再来。如果有别的事，或者是你不想来——我想说的是，你能来，即便就来一次，对我都是厚赐。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回答说她懂，她是这么觉得的。
他说他不想打扰她的生活。
“不，你没有。”她说。
“这就是你想说的？我以为你刚才好像另有话说。”
实际上，她差点说，她还能有什么生活？
没有，她答，没什么，没什么别的话要说。
“好吧。”
三个星期后，她接到一个电话。是桑兹夫人亲自打来的，不是她办公室的女职员打的。
“多琳，我以为你没回来，还在休假呢。现在已经回来啦？”
“嗯。”多琳一边说，一边心里想着要怎么跟她说她去哪儿度假了。
“那你怎么没跟我再约过来的时间呢？”
“哦，还没来得及。”
“没关系，我只是想确认下你回来了没。你一切都好吧？”
“一切都好。”
“那好，那就好。要是你需要我帮忙或是想跟我聊聊的话，你知道上哪儿找我。”
“嗯。”
“好的，照顾好自己。”
她没提劳埃德，也没问多琳是不是又去看他了。当然，多琳说过他们不打算再见了。但桑兹夫人常对现状有极强的感知能力。不过她也懂得收放自如，她知道问也问不出什么。要是她真的问起，多琳也不知自己该怎么回答：是遮掩一下撒个谎还是和盘托出？事实上，就在他告诉她来不来都没关系之后的一个周日，她又去了一次。
他感冒了。病因他也不清楚。
他说，也许上次和她见面的时候就感冒了，所以有点郁闷。
郁闷。这些日子，她基本上不与说这种词的人打交道了。这个词她听起来感到陌生。但他过去总喜欢用一些这样的词，当然之前她也从没觉得听着有什么异样。
“你是不是觉得我像变了个人？”他问。
“嗯，你的样子变了，”她小心地回答，“我不也是吗？”
“你看上去很漂亮。”他伤感地说。
她的心在变软。但她在抗拒。
“你觉得自己不一样了吗？”他问，“你觉得自己像是换了个人吗？”
她说不知道。“你呢？”
他说道：“全都不一样了。”
那个星期临近周末的时候，她在当班时收到了一个大信封。信是通过汽车旅馆转寄给她的。信封里装着厚厚几页信纸，正反两面都写着字。她一开始没想到信是他写的——不知为何，她认为看守所里的人是不允许写信的。当然，他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囚徒。他不是个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失常的病人。
信上没写日期，也没有以“亲爱的多琳”开头。多琳还以为是一封传福音的邀请信，因为他在开头直接这样对她写道：
人人都在四处寻求出路，他们的心在胀痛（因为寻找）。周围的一切纷纷扰扰，让他们感到痛苦。在他们的脸上，你可以看到那些伤痕和疼痛。他们深受桎梏，又四处赶路。他们要去购物、洗衣、美发、赚钱或是去领补贴。穷人忙着做这些，富人则费尽心思地想着该怎么好好花钱，这也是种工作。他们得建最好的房子，冷热水管都得配上金水龙头。他们得开奥迪，用魔术牙刷和各种新奇的东西，还得装防盗器以防被杀。无论穷人也好，富人也罢，他们的灵魂都无法安宁。我差点把“neither”（无论）写成了“neighbor”（邻居），这是怎么回事？我在这儿没什么邻居。这里的人至少避开了很多困惑。他们知道自己现在和将来有多少财产，吃饭用不着自己买、自己做。连选择都不需要。因为选择权已经作废。
我们在这里能得到的就是思考。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脑子一团糨糊。（没写错吧？）脑子里是永不停息的风暴，我把头往水泥墙上撞，希望以此得到解脱。我想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所以他们惩罚了我。用水淋我，用绳子捆我，还往我的血管里打麻醉剂。我不是在抱怨，因为我必须认识到这样做没有丝毫好处。这和在现实世界里人们酗酒行凶没什么不同，都不过是为了消除痛苦罢了。那些人被抓进来，被囚禁起来，但关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让他们从另一个极端里出来。另一个极端是什么？不是彻底的疯狂，就是彻底的安宁。
安宁。我得到了安宁，大脑还保持着清醒。我想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接下来我就会谈到上帝、耶稣或是佛陀，就好像我已然信教了。不。我不会闭上眼睛，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指引下得到升华。我不太懂这些。我所做的是认识自我。“认识你自己”应该是出自哪里的某种教条，可能是圣经吧。所以从这点看，我应该是皈依了基督教吧。另外，“忠于你自己”这句话好像也出自圣经，所以我也找了一下。但这句话没有指出要忠于哪一个自我——是善的自我还是恶的自我——所以并不能作为道德上的指南。另外，认识自我也和我们所知的道德以及行为并无联系。但行为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已对我做出了正确的审判，我是一个不能判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人。这也是他们把我关在这里的原因。
回到“认识你自己”中的“认识”部分。我完全可以清醒地说，我认识了自己，我认识了自己能有多罪恶，认识到了自己造的孽。全世界都当我是个恶魔，我不想争辩些什么。虽然我完全可以提一句，那些在城市上空投下无数炸弹或是烧毁城市的人，那些让成千上万人挨饿丧命的人，他们通常不会被当作恶魔，奖章和荣誉反而纷至沓来。只有对少数人所犯下的罪恶才会被认为是可怕又邪恶的。这不是我在找借口，只是观察所得。
我在自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恶。这是我获得安慰的秘密。我是说，我认识到了自己极恶的一面。它可能比别人的极恶更加可怕，但实际上我不该考虑或是担忧这个问题。这不是借口。我得到了安宁。我是一个恶魔吗？世界是这样判定的，既然如此我就是吧。但是我要说，世界对我来说没什么真实意义。我就是我的自我，也不可能成为别的我。我可以说我当时是疯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疯狂的。理智的。我就是我。我不能改变当时的那个我，我也不能改变现在的我。
多琳，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有件特别的事我想告诉你，但我不能写下来。等哪天你愿意再来这里时，或许我会告诉你。别认为我无情。并不是我不愿去改变一切，而是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上班的地方，我还记得你住的小镇的名字。所以，我的脑子在某些方面还算正常呢。
她以为下次见面他们一定会谈及这封信，于是她把它反复读了好多遍，却怎么也想不到有什么可说的。其实，她真正想谈的是他说无法写下来的那些东西。可她再见到他时，他表现得好像从来没写过那封信一样。她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话头，告诉他上周一个过气的民谣歌手住过她们旅馆。让她有点意外的是，他对那个人的歌手生涯比她了解得还多。原来他有台电视，或者说能够看到电视。他看过一些节目，当然，也会定期收看新闻。这下，他们便多了一点可以聊的话题。直到最后她忍不住问：“你说等我来这儿见你才会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劳埃德说希望她从没问过这个问题。他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去谈论这件事。
她害怕劳埃德要说的是件她无法面对、无法承受的事，比方说，他还爱着她。现在她还不能听到“爱”这个字眼。
“好吧，”她说，“也许我们都还没准备好。”
后来她又说：“不过，你还是告诉我吧。如果我出去就被车撞了，那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了，你也再没机会告诉我了。”
“也对。”他答道。
“那，到底是什么事？”
“下次吧，下次再说。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我想说，但是突然间就会卡在那儿了。”
多琳，自你离开后我一直在想你，后悔自己让你失望了。当你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的情绪往往比表面看上去要激动。我在你面前无权流露情绪，你肯定更有权利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你一向自制力很强。所以，我准备收回以前说过的话，因为我最终认为还是写出来比说出来要好一些。
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天堂是存在的。
这是一种说法，不过并不准确，因为我从不相信天堂和地狱等说法。据我所知，这不过是鬼话连篇。所以，我现在提起这个话题，你听了一定会觉得奇怪。
那我就直说了：我看到孩子们了。
我看见他们了，还和他们说话了。
总算说出来了。你现在在想些什么呢？你想得没错，这个人肯定是疯了。或者，他意识不到那只是个梦，也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差别。可我想告诉你，我确实知道现实与梦境的区别，我知道的是，他们还在。我说他们还在，并不是说他们还活着，因为活着就意味着他们还生活在我们这个空间里。我说的并不是他们还在这里。事实上，我相信他们已经不在这重空间里了。但他们确实还在别处，肯定有另外一重空间，或者无数重那样的空间存在，但我知道我闯进了他们所在的那个空间。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我可以颠来倒去地去想事情，我左思右想的就是这些事。所以，在我经受了折磨和孤独之后，某个神明赐予我这种能力。我知道在这个世界看来，我是最不配的。
如果你读到这里还没把信撕了的话，你一定是想知道些什么，比方说孩子们过得怎么样。
他们很好。很快乐，也很聪明。他们好像没有任何不好的回忆。他们好像比之前要长大了一些，但这很难说。他们更加懂事了。没错，迪米特里学会说话了，以前他还不会。他们的房间我能认出几分。那房子就像我们的房子，但要大得多、好得多。我问他们有没有人照看他们，他们就笑我，说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一类的话。我觉得这话是萨沙说的。有时候他们分别说话，我分不清他们的声音，但能分清谁是谁，而且我得说，他们都很开心。
请不要认为我疯了。这也是我不敢告诉你的原因。我曾经是疯了，但相信我，我已经完全丢掉自己过去的疯狂了，就像熊脱毛，或者，该说是像蛇蜕皮一样。我知道，如果我还没有丢掉所有疯狂的话，我是不可能获得重新见到萨沙、芭芭拉·安和迪米特里的能力的。现在，我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如果说配不配的话，你肯定要比我更配得到这样的机会。但这对你来说有点困难，因为你更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好在至少我可以告诉你这些——真相——我告诉你这些，希望能借此让你的心里好受一些。
多琳想，如果桑兹夫人读了这封信，不知道她会说些什么又作何感想。桑兹夫人当然会小心为上。她会注意说辞，不会直接抛出“他已经疯了”的论断，而是会采取谨慎又善良的方式来引导多琳。
你可能说，她不会引导多琳——她或许只是解开多琳的困惑，让多琳自己得出结论。用桑兹夫人的话来说，多琳得把脑子里那些危险的念头都清空。
这也是多琳不肯跟她亲近的原因。
多琳确实觉得他疯了。他在字里行间还是保留着过去喜欢吹嘘的习惯。她没有回信。日子就这样一天接着一天、一周接着一周地过去了。虽然她的想法没变，但这封信上的内容一直在她脑袋里打转，就像是一个秘密。时不时地，当她往浴室镜子上喷清洁剂或整理床单的时候，心头会袭来一种感觉。这两年来，她都没有留意过那些通常会让人感到幸福的东西：风和日丽的天气、盛开的鲜花或是烤面包的香气。准确来说，她还没恢复那种自发地感受幸福的能力，但她隐约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它与天气和鲜花无关。劳埃德说，是孩子们生活在另一重空间里的这种想法让她心头一暖，而且这是第一次，她感到一丝愉悦，而非痛苦。
自那件事发生之后，一旦有任何与孩子相关的念头，她都会立刻摆脱它们，就像需要立即拔出插在喉咙上的一把刀一样。她连他们的名字都听不得，即使是听到相仿的名字，她都会急忙逃开。就连小孩子的说话声、尖叫声以及他们在旅馆游泳池边跑来跑去的脚步声等都会被她挡在外面，就如同她堵住了耳朵一样。不同的是，她现在有了一个避难所，只要发现有任何危险，她就可以立刻躲在里面。
谁给了她这个避难所？不是桑兹夫人——这点是肯定的。即使每周她都坐在办公桌旁，在那个舒洁纸巾总是触手可及的地方和桑兹夫人谈心。
是劳埃德给了她一个避难所。劳埃德，就是那个可怕的人，那个与世隔绝的疯子。
你可能会说他是个疯子，但有没有可能他说的话也不无道理呢？如果他真从绝对安宁的另一头走出来了呢？谁又能说，一个人在做了这样的事、走过了这样一段旅程之后的视界不会另有深意呢？
这种想法慢慢地进驻她的脑袋，挥之不去。
和这种想法一起出现的是，在所有人中，或许劳埃德才是她该陪伴的人。如果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连倾听都做不到，那她还有什么用处？她曾经对某个人说过这话，好像是桑兹夫人。
我没有说过“原谅”，她在心里默念着告诉桑兹夫人。我永远说不出这个词。我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看，我和他一样，不都是在那件事发生后就被隔离了吗？知道这事的人都避开我。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让人们察觉到我。
但伪装是行不通的。那皇冠一样竖起来的黄色头发看着就让人怜悯。
于是，她又坐上了远行的汽车，一直在高速路上前进。她想起了妈妈刚刚去世时的那些日子，她寄住在妈妈的朋友家，晚上她会编个谎话，说要去哪里，然后偷偷跑出去和劳埃德约会。她还记得她妈妈朋友的名字——劳丽。
除了劳埃德，现在还有谁记得孩子们的名字，记得他们眼睛的颜色呢？当桑兹夫人不得不提到他们的时候，几乎从未把他们叫作孩子，而是称“你的家人”，把他们几个都放在一起说了。
那些日子里，与劳埃德约会，跟劳丽撒谎，多琳一点也不感到内疚，她只是觉得这是命运使然，她得服从。她曾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了解他的心声。
当然，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候不同了。不一样了。
她坐在司机旁边的前排座位上，透过挡风玻璃望出去，视野清晰。这也是为什么除了司机以外，她是车上唯一一个目睹了事故的乘客。那是星期日的清晨，在空荡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卡车突然冲出小路，也没减速，在他们前面东翻西撞，然后一下子翻到了沟里。接着她看到了更奇怪的事情：卡车司机突然腾空飞起，又缓缓飘落，迅疾又缓慢，荒谬又飘逸。他最后落在了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落在人行道旁的碎石路边上。
其他乘客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司机突然踩刹车，让他们猛地向前一扑。刚开始，多琳的脑子里想的全是他怎么会飞出来呢？那个年轻人，或许还只是个男孩，肯定是在开车时打起了瞌睡。他怎么会从卡车里飞出去，又优雅地从空中飘落呢？
“有个家伙在我们车前面。”司机向乘客们解释。他想大声又冷静地告诉大家，但他的声音里有种惊异的颤抖，像是害怕的颤音。“飞过公路，掉沟里了。我们会尽快重新发动车子，同时请大家不要下车。”
多琳跟着司机下了车，仿佛是没听见他说的话，或是享有某种特权似的。他倒没有责怪她。
“这个白痴，”他一边穿过公路一边说，现在他的声音里只有气恼，“这个白痴孩子，你能相信他都干了些什么吗？”
小伙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就像在雪地里摆出天使的姿势。只不过，他的身体四周是碎石而不是雪。他的眼睛半睁着。他那么年轻，胡子都还没长，可已经长得很高了。他可能还没拿到驾照。
司机在打电话。
“贝菲尔德以南一公里多点的样子，在二十一号公路上，在路的东侧。”
男孩的头下边靠近耳朵的地方溢出了一些粉红色泡沫。那颜色看起来不像是血，倒更像是做草莓酱时撇出来的水沫。
多琳在他身旁蹲下来。她将一只手轻放在他的胸口上。没有律动。她又弯腰把耳朵凑过去听。看来他的衬衫是最近刚熨过的——衬衫上还带着那股味道。
没有呼吸了。
但她的手指拂过他嫩滑的脖颈时感到了脉动。
她想起以前有人告诉她的方法。那是劳埃德教她的方法，是以防哪个孩子在他不在的时候出事用的。舌头。如果舌头抵在喉咙口，可能就会阻碍呼吸。她一只手按住男孩的前额，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抵住他的下颚。前额向下放，下巴向上抬，以确保清除呼吸道的阻碍。
如果他还不能呼吸，她就得给他做人工呼吸了。
她捏住鼻孔，深吸了一口气，将双唇贴上他的嘴巴，然后呼气。做完两个人工呼吸后，她就检查下。又做两个人工呼吸，她又检查了一下。
“要不要把毯子垫在他的头下面？”说这话的是另外一个男人，不是刚才的司机。看来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停车下来看了。她轻轻摇了摇头。她还记得不能搬动伤者，以防伤到他的脊柱。她嘴对嘴地做人工呼吸。她还反复按压他尚有热气的胸部。她一呼一吸后稍停一停，再一呼一吸后就又等了等。她感觉脸上冒了一层薄薄的汗。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也没抬头看。后来她确信小伙子还活着。有一口气从男孩嘴里逸了出来。她张开双手放在他的胸口上，刚开始由于自己在颤抖，她分不清他的胸口是否有起伏。
是的，有起伏了。
他确实是在呼吸。呼吸道畅通了。他自己能呼吸了。他在呼吸。
“把这个盖在他身上吧，”她冲那个拿着毯子的人说，“让他暖和些。”
“他还活着？”司机俯下身子问她。
她点了点头。她的指尖又触到了他的脉搏。吓人的粉红色泡沫已经不再往外溢了。或许那不是什么大事。那东西不是从脑子里流出来的。
“我不能再让一车人等你一个，”司机说道，“我们已经晚点了。”
摩托车手说：“没事。我可以继续看着他。”
安静，安静，她想对他们说。在她看来，安静是必要的。男孩身体之外的一切都得凝聚起来，他才能继续呼吸。
一呼一吸微弱但稳定，胸口也配合着起伏。继续，继续坚持住。
“你听见了吗？这人说他可以待在这看着他，”司机说，“救护车正尽快赶过来。”
“你们继续赶路吧，”多琳答道，“我搭车和他们一起到镇上，晚上再坐你的车回去。”
司机得俯下身才能听清她说些什么。她不经意地说着，连头都没有抬，好像她才是那个费尽力气找回呼吸的人。
“你确定？”他问。
确定。
“你不去伦敦了？”
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