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光景

挣光景 Working for a Living 父亲十二岁时，从村里的学校毕了业，去镇上参加了一场考试。这场考试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作“中学入学测试”，但人们统称其为“入学考试”。字面上来讲，入学意味着进入高中，但还有一层未言明的意味，就是入行，进入诸如医学、法律、工程设计或者教育之类的各行各业。一战之前的那些年，乡下孩子入行的确比他们之后的那代人容易。那时正值休伦郡的经济繁荣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期。那是1913年，建国尚不满五十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入学考试，考进了布莱斯的中等学校。中等学校开设四年高中课程，但没有高年级，或者叫五年级——要读的话，你得去一个更大的城市。看上去，他的前途一片光明。在中等学校的第一个星期，他听老师念了如下一首诗。莉莎·盖曼，奥利·米纳斯。我们可以搞瞎伊丽莎。安迪走了，李·比黑纳斯。芬王子对神祈愿时。 [1] 他曾把这首诗当笑话背给我们听，但事实上，他第一次听这首诗时，可没把它当笑话来听。大约也在那个时候，他走进一家文具店，要买珊丝·斯诺牌的纸。珊丝 ·斯诺牌的纸。科学课用的稿纸。 [2] 不久以后，他看见黑板上写着那首诗的原文，不觉一惊。伟人的一生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亦可辉煌。最后，在辞世之际，留一串自己的脚印在时间的沙地上。 [3] 他没料到会有这么清楚明白的阐释，更是做梦也没想过请人解释。他一直很乐意让学校里那帮人拥有他们自己的怪语言和怪逻辑。他并不要求他们的言行在自己这儿也讲得通。他还有一点儿自尊，可能表现出来更像谦卑，这让他既胆小又敏感，总是毕恭毕敬的。那种感觉，我很清楚。在那里，他是谜一般的存在，身上有一套与人格格不入的习惯和不为人知的秘密，一点也不食人间烟火。他总感觉到周围人的恶意嘲弄，他总是太把竞争当回事儿。那时影响他的还有他家人的提醒，以及乡下人的智慧：少掺和。那时，城里人普遍认为乡下人比他们愚笨、口拙，乡下人不文明，力气虽大，却多少会比城里人温顺一些。而庄稼汉们则认为城里人过着安逸的生活，若身处需要人坚忍不拔、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环境，他们就无法生存。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工厂或商店里上班的人们劳动时间长，报酬又低；尽管城里的许多房子还没装上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通电。但城里人有周六或周三下午的半天休假，再加上周日可以休息一整天，这就足以让他们放松。庄稼汉们一辈子也没休过假。甚至连那些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们也从不休假；奶牛可不懂什么安息日。乡下人进城购物或做礼拜时，总显得拘谨、羞涩腼腆，而城里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举止也可以是优越感的体现。一种我才不会让他们把我当成傻子的举止。即使有了钱，也没有多大变化。在那些他们可以拿钱招来呼去的城里人面前，庄稼汉们还是保持着自尊、警觉和矜持。后来，父亲总说他上中等学校时，年纪还太小，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还说他应该留下来，让自己学有所成。不过，他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并不放在心上。当时他也并不是一碰到不懂的事情就立刻逃回了家。他从来都没弄清楚自己究竟在那所学校待了多久。三年级读完，又读了一段时间四年级？二年级读完，又读了一段时间三年级？他也不是突然间就退了学——不是那种头一天来学校，第二天就不来了，从此不再露面。只不过他待在树林里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他的父母就决定，再送他去更大的城市读五年级也没有多大意义，更没有希望进大学或入行了。他们其实负担得起——虽然并不轻松——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这也并没让他们感到大失所望。他是他们的独生子，唯一的孩子。他将继承农场。那时，休伦郡的荒野并不比现在多。可能更少。1830年至1860年，休伦湖一带开放之后，人们开垦农场，便将荒地清空，而且是彻底清空。人们疏通了许多溪流。比较先进的做法是，将河道改直，使它们如运河般在田间平缓流过。早期的农民喜欢开阔的平地，见不得地面上有树。男人们管理土地的方式粗暴、专横。只有女人可以偶尔去关注风景，而不顾如何征服土地、提高产能。举个例子，我祖母拯救了路边的一排银枫树的事迹就很出名。这些树长在一块庄稼地旁边，越长越大，渐成老树——它们的根茎影响到耕作，浓荫又遮蔽了阳光，使很大一片作物得不到日照。一天早晨，我的祖父和父亲一起出门，准备砍掉其中一棵。祖母从厨房窗口看见了他们要干什么，围裙都没来得及脱，就立刻飞奔出去，气势汹汹地讲了一堆道理，又把他俩一顿好骂。终于，他们收起斧头和横切锯，灰溜溜地离开了。那些树留了下来，而长在边缘的庄稼则遭了殃，直到1935年冬天，可怕的天气才将树彻底毁掉了。不过，迫于法律规定，农民总会在农场后面留出一片林地。从那片林子里砍下的树，既可以供他们自用，也可以出售。木材当然是他们最直接的收获——美洲榆用来造船，白松用来造桅杆，直到后来再也没剩多少美洲榆和白松了。如今，尚存的白杨、梣树、枫树、橡树和山毛榉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条叫布莱斯的小溪穿过祖父家农场背后那片人称小灌木丛的林子。早在农场初建时，小溪就得到了疏浚。当时清理出来的淤泥堆积成一个高高的圆丘状土堤，上面长满一丛丛茂密的香柏。就在这里，父亲开始了捕猎。他悄然离开了学堂，开始了自己的毛皮猎人生涯。他可以沿着布莱斯溪向上游或者下游走上好几千米，一直走到小溪的源头格雷镇，或是溪流汇入梅特兰河的地方，这条河最终注入休伦湖。在有些地方——尤其是布莱斯村——小溪会流经一片开阔地带，清晰可见，但在大部分河段，它从农场背面流过，夹在灌木丛中，因此沿着溪流走可以完全感受不到农场、开垦地、笔直的马路和篱笆的存在——你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正身处一百年以前，甚至是更久之前的大森林。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读了不少书，有家里找出来的书，也有从布莱斯图书馆和主日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他已经读过费尼莫尔·库珀 [4] 的书，了解了那些虚构或半真半假的关于荒野的故事，而他身边的大多数乡下小伙对这些故事都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很少读书。那些和他一样被书本激发出想象力的小伙子大多生活在城市。这种小伙子假如足够富有，每年夏天就会和家人一起到北方旅行，去划独木舟，然后再垂钓和打猎。如果家里真的很有钱，他们会雇请印第安导游，一起去北疆的河道上航行。那些渴望体验荒野的人，在经过我们这一带时，往往直接驱车穿越，不做丝毫逗留，根本不会注意到这里也有一小片荒野。然而，休伦郡的农家小伙们，对广袤荒僻的前寒武纪地盾和原生态河流一无所知。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那时仍会被溪流沿岸的条带状灌木林吸引，去那里钓鱼、狩猎、造筏子、设陷阱玩儿。即使从未读过关于野外生活的文字，他们还是会去荒野探险。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再去林中嬉耍，而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一个农民的劳碌生涯。当时的农民和现在的农民区别之一在于，那时大家并不认为消遣在务农生活中必不可少。我的父亲，虽是农家子弟，却有着一般农家子弟所没有的灵感和浪漫情怀（他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词汇）。读费尼莫尔·库珀的书培养出来的对荒野的渴望，使他在十八九岁、二十岁时依然不肯放弃少年时期的消遣活动。他不但没有舍弃丛林，反而去得愈加规律、愈加认真。人们谈起他、想起他时，也开始把他当做一名猎人，而不是农民。在别人眼中，他虽不让人生嫌或害怕，也总归是个独来独往、有点孤僻的年轻人。他悄悄地远离了农民的生活，一如他从前悄悄远离了接受教育然后成为职业人士的人生设想。他正慢慢靠近一种生活，一种他大概还无法清楚预见的生活，因为他总是更了解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在丛林中度过一生，远离城镇，徘徊于农场边缘——这要如何才能做到呢？即便在这里，在这个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会选择接受宿命安排的地方，还是有些人做到了。即便在这个日子平淡的乡下地方，还是有那么几个离群索居的人，继承了农场却不好好打理，而有些则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非法居住者。他们钓鱼、狩猎、四处游荡，有时走了还回来，有时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不像一般农民们，出个门总会坐马车，乘雪橇，如今更常见的是开车，去特定的地方办实实在在的事儿。他设的那些陷阱开始为他带来收入了。有些毛皮卖出去可以赚来打谷场两个星期的盈利。所以家里人也找不到理由抱怨了。他不但向家里交生活费，必要时还会帮他父亲干活。他和他父亲从不交谈。他们可以一起在林子里砍一上午的木头，却不说一句话，即使讲话，话题也仅限于手头的活儿。他父亲对丛林毫无兴致，只对林子里的木材感兴趣。对他而言，那片树林和一块燕麦地毫无二致，只不过地里的庄稼换成了木柴。他的母亲则更有好奇心。周日下午，她会走回到树林里。她是个高挑而挺拔的女人，十分端庄，可走起路来还是像个假小子。她常把裙子撩起来拧作一团，然后动作十分娴熟地一跷腿跨过栅栏。她认识许多野花和浆果，凭叫声即可说出各种鸟类的名字。他带她看自己设的渔网。这让她很不安，因为渔网在礼拜日也有可能捕到鱼，与其他的日子没有差别。她严格恪守长老会的一切教义和教规，而这份恪守的由来说来奇怪。她从小接受的宗教教育并非长老会派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她都在圣公会，也称作英国国教教会，过得自由自在。那一带没有多少圣公会教徒，人们有时把他们想得和天主教徒差不多——也和自由思想家差不多。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宗教就是下跪和应答，布道简短，解说浅显，牧师世俗，浮夸而轻佻。这样的宗教符合她父亲的口味，他是个乐呵呵的爱尔兰人，爱讲故事，爱喝酒。但祖母婚后一心投身于丈夫的长老会教派中，笃信程度胜过众多从小信奉长老会教派长大的人。她生来是圣公会教徒，后来全身心投入长老会教徒那场互相攀比谁更正直的竞赛中，一如她本是个假小子，却一门心思扑在了农场主妇之间的比拼上。人们可能会想，她是为爱才这么做的吗？我父亲和那些了解她的人可不这么看。虽然她和祖父很少闹矛盾，但他们并不般配。他深思而沉静；她活泼，爱交际。不，她这么做，不是为了爱，为的是她的自尊。她决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决不能忍受别人的指摘。也决不愿听别人说她后悔当初的选择，说她贪慕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撇开那些礼拜日捕来的鱼不谈，她和儿子还是朋友，只不过她绝不会把那些鱼烹饪成菜。她对他展示的动物皮毛颇感兴趣，也乐意听他讲这些皮毛卖了多少钱。她为他洗净臭熏熏的衣服。他的衣服混杂着鱼饵、皮毛和内脏的气味。她常常生他的气，但又对他百般忍让，好像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可能在她眼里他确实还没长大吧，因为他还在小河边设陷阱、蹚水呢，而且，他不爱社交。他从未追求过女孩子，也和那些忙着谈情说爱的儿时伙伴日渐疏远。她不在乎。他的行为也许缓解了她的遗憾与失望，她本希望他能深造，成为一名医生或是牧师。或许，她还可以装作相信他仍有可能做到，从前的规划——她为他设想的人生规划——他并未遗忘，只是暂且搁置了。至少，他没有变得和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沉闷的农民。祖父呢，他不发表意见，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他仍保持着克制自律、与世无争的做派。他生于莫里斯，后迁入此地定居务农，是加拿大自由党党员，长老会教徒。他生来反对英国国教、家族盟约、寄宿学校，还有酒吧；支持普选权（妇女除外）、自由学校、责任政府、主日联盟。生活中他严格遵守起居作息，从不放纵自己。祖父曾稍稍背离了这清规戒律——他学会了拉小提琴，还娶了一个眼睛有两种颜色的高个子、暴脾气的爱尔兰姑娘。在此之后，他便退出江湖，勤勤恳恳、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他还爱读书。冬天，他把所有活儿干完——而且是漂漂亮亮地干完之后，就开始读书。他从不和人谈起他读的书，不过全村人都知道他在阅读，并因此对他敬佩有加。真是怪事——有一个女人也爱读书，她一直从图书馆借书，人们却一点也不敬重她。人们说起她来，总是说，她床下积了多少灰啊，她丈夫晚上只能吃冷冰冰的饭啊。也许是因为她读的是小说、故事书，而我祖父读的是大部头书。大家都记得那些书有多么厚，只是那些书的名字没人记得起来了。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那时图书馆里有布莱克斯通 [5] 、麦考利 [6] 、卡莱尔 [7] 、洛克 [8] ，还有休谟 [9] 的《英格兰史》。还有《人类理解研究》吗？也有伏尔泰？卡尔·马克思？有可能。好啦——假设那个床下灰积成堆的女人读了大部头的书，她就会得到谅解吗？我不信。对她评头论足的是女人，女人评价女人，比评价男人要苛刻得多。此外，必须记住，我的祖父可是先做完了他该做的活儿——他的木柴堆放得整整齐齐，他的马厩打扫得整洁干净。从各方面来讲，他的读书行为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说起祖父，人们还会提一件事，就是他发达了。不过，那个时候，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理解与今天不同。我还记得祖母说过：“我们需要办事的时候——像你父亲要去布莱斯上学，需要买书，买新衣服什么的时候——我就跟你爷爷说，我们最好再养头牛或者别的什么，增加点收入。”就好像他们既然知道怎么创收，那么从一开始起就可以很有钱。由此说来，他们平时本可以赚更多钱。他们并未将潜能发挥到极致。他们不把赚钱看作生活的全部。也不像他们的爱尔兰邻居那样，认为人应该省点力气来享乐。那么，在他们眼中，生活到底该怎么过呢？我相信，在他们看来，生活大概是循规蹈矩的吧。春播秋收，一成不变，就像家务那样。努力赚更多钱，以提高社会地位和生活舒适度，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已经与当时那个前往伊利诺伊拓荒的男人有所不同。或许，那次挫折，还影响着他更加懦弱多虑的后人。这样的生活，一定就是父亲当时眼中的未来——这样的生活，祖母虽然已经接受，但眼看父亲逃开，她也并不十分难过。这里存在一处矛盾。在写真人事迹时，你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莫里斯的八号公路上跑的第一辆汽车，就是我祖父买的。那是一辆格雷－多特车。父亲少年时代就有了一台令所有男孩子向往的矿石收音机。当然了，他可能是用自己的钱买的。他可能是用自己捕猎赚的钱买的。父亲捕到的动物有麝鼠、水貂、岩貂，偶尔还有山猫。外加水獭、鼬鼠、狐狸。他在春季捕麝鼠，因为麝鼠的毛皮在四月底之前是最好的。其他动物的毛皮则在十月底至冬季处于最佳状态。白鼬鼠直到十二月十日左右皮色才达到洁白无瑕的状态。他穿着雪鞋去捕猎。他搭起一堆树枝作为陷阱，采用“4”形触发结构，木板和枝条会倒在麝鼠或水貂身上。他把捕鼬鼠的器具钉在树上。他还把木板钉在一起，钉成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状陷阱，这和树木堆陷阱的工作原理相仿，也不易被其他猎人发现。捕麝鼠的钢制夹子是倾斜的，系在木桩上，能让麝鼠自己淹死在雪松木围栏的末端。耐心、远见、狡猾是猎人必备的品质。为食草动物，他准备好可口的小块苹果和欧洲防风根；为食肉动物，比如水貂，他亲手调制美味的鱼饵，并放在一个罐子里埋入地下催熟。他为狐狸准备类似鱼饵的肉类混合物，在六七月间埋入地下，秋天再挖出；狐狸们想方设法将其找出，在上面打滚，沉醉于腐肉的气味中。他对狐狸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一路尾随它们，从小河边一直跟到灌木丛与草地之间偶尔得见的小沙丘——它们最喜欢夜晚的沙丘了。他学会用水加软枫木树皮煮捕兽器，以祛除金属的气味。煮过的捕兽器放在野外，用一层细沙覆盖着。怎样宰杀落入陷阱的狐狸？不能一枪打死，因为伤口会在毛皮上留下痕迹，血腥气会使捕兽器无法再使用。应该用一条长而结实的木棍，把狐狸一棒打昏，然后用脚踩住它的心脏。野生狐狸通常是红色的。偶尔它们中间会出现一只黑狐，那是自然变异体。他从没捉到过黑狐。但他知道其他地方有人捉到过，然后通过选择性繁殖的方式逐步扩大其背部和尾部的白色毛发区。然后它们就称得上银狐了。当时，加拿大的银狐养殖业刚刚起步。 1925年，我父亲买了一对银狐，雌雄各一只。他在谷仓旁为它们搭建窝棚。一开始，它们看起来不过是农场里养殖的又一种动物，比鸡、猪，甚或是矮脚鸡更奇特些，和孔雀一样稀有、艳丽、引人注目。在父亲买回银狐并给它们搭棚建窝的时候，人们甚至已将这看作他决意留下务农的表现，虽然和大多数农民有些许不同，但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第一窝幼崽诞生了，他又建起更多窝棚。他拍了一张他母亲抱着三只幼崽的照片。她看上去忧心忡忡，但颇有风度。三只幼崽，两只公，一只母。到了秋天，毛皮最丰美的时候，他宰杀了两只雄狐，毛皮卖了好价钱。渐渐地，比起这些圈养的动物，那些捕兽夹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一位年轻姑娘来家里做客。她是爱尔兰那边的一个表姐，在学校当老师，活泼、执着、漂亮，比他年长几岁。她立刻表现出对狐狸的兴趣，而且不是像他母亲想的那样，装作对狐狸感兴趣来勾引他。（他母亲和这位来客之间，几乎是立刻有了敌意，尽管他俩是表姐弟。）她来自一个贫寒得多的家庭，她家的农场也更贫瘠，成为学校老师全凭自己拼命奋斗。她的奋斗之所以止于此，是因为在她的阅历中，当老师是女人的最佳出路。她是个兢兢业业的老师，深受学生欢迎，但她明白自己的一些才能尚无用武之地。她在投机冒险、赚钱方面有天赋。这些才能，在我父亲家，和在她自己家一样，显得格格不入，为人们所不齿，尽管建设我们国家靠的正是这样的才能（人们提到更多的是辛勤劳作和坚持不懈）。她看着狐狸，看到的不是这群动物身上的浪漫色彩；她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产业，赚钱的可能。她有一小笔积蓄，可以买一方场地，真刀真枪地干起狐狸养殖来。她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当我想起他们尚未成为我父母的那段时光，也就是他们已经决定踏入婚姻的殿堂，但还未缔结婚姻，一切尚可改变的那段日子，就会觉得他们被命运辜负，不仅动人而无助，而且比他们人生的任何时候都更富魅力。就好似，那时一切顺风顺水，他们还不曾遇到过挫败，人生依然充满可能。好似，在互相盟誓之前，他们享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当然，那肯定不是真的——他们肯定已经感到了焦虑——我的母亲已经为自己年近三十尚待字闺中而焦躁不安。他们一定已经尝过失败的滋味，很可能是相互有所保留地走到一起，而不是如我想象的那般乐观。但我的确是这样想象的，我们大家肯定都乐意这样去想象，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认为自己出自一段缺乏爱意的婚姻，或是敷衍潦草的房事的产物。我想，他们来到休伦郡特恩贝里镇温厄姆以西，决定在此度过一生的那天，一定是个晴朗的春日，他们开着一辆轿车，在干燥的路面上飞驰，而他们心地善良，容貌漂亮，身体健壮，并坚信自己的运气。不久以前，我和丈夫驱车行驶在位于休伦郡东北方向的格雷郡乡村小道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处，我们经过了一个空置的乡村商店。商店有着老式的窗户，窗格狭长。商店门口设有一个加油站，但油泵早已不在。旁边是一个长满漆木和交错藤条的土丘，乱七八糟扔满垃圾。漆木轻轻敲打着我的回忆，我又多看了商店一眼。我仿佛曾经来过这里，此情此景勾起了某次失望、沮丧经历的回忆。成年以后我从来没有开车经过此地，小时候应该也没来过这里。这里离家太远了。我们一家开车出镇主要是去布莱斯的祖父母家——他们卖掉农场后，搬到那里养老。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开车去一次戈德里奇湖畔。但是，甚至就在我向丈夫讲述这一切时，那失望感依然挥之不去。冰淇淋。接着，我全部都想起来了——1941年，我和父亲一起去马斯科卡，母亲已经在那里，那时她在格雷文赫斯特北面的松树酒店做毛皮生意。我父亲把车停在一家乡村商店加油，然后又给我买了一支蛋筒冰淇淋。那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地方，冰淇淋一定在冰桶里放了很久。期间估计还融化掉了一部分，然后又重新冻住。冰淇淋里面有碎冰片，真正无色无味的冰，口感也令人失望，完全没了冰淇淋的味道。连蛋筒也软塌塌的，走了味。 “可是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我丈夫问道，“他不是应该沿着九号国道，再北上走十一号高速吗？” 他说得对。我怀疑自己可能记错了。我们可能是在另一个十字路口的另一家商店加油、买冰淇淋。太阳已经落山，夜幕还未完全降临，我们开车往西，翻越绵延的山脉，向布鲁斯郡和二十一号高速前进。一路上，我与丈夫谈起，过去任何一次长途汽车旅行——任何一次路程超过十五公里的旅行——在我们一家人看来，都是多么艰辛、充满不确定性。丈夫来自一个更加务实的家庭，他们一家自认为经济实力不够，于是没买车。我向他描述，汽车发出的声响和路上的颠簸，每一次上下摇晃，每一次格格发响，引擎所承受的压力，换挡时发出的嘎吱声，这一切都使坐在车里的每一个人实实在在感受到翻山越岭、长途跋涉的艰辛。会不会爆胎？散热器会不会因沸溢而漏水？车子会不会崩溃？用“崩溃”这个词，使得车听起来似乎非常破旧、不稳定，带有几分神秘，几乎和血肉之躯一般脆弱。当然了，我说，车但凡新一点，或者你有钱好好保养它，就不会如此这般了。我忽然想起为什么我们去马斯科卡走的是乡村小道了。我终究还是没有记错。我父亲肯定是在时刻警惕着，以防把车开进任何有一定规模的城镇，或开上主要高速公路。那辆车有太多不对劲的地方。它本来该被禁止上路的。有时候他甚至没钱去店里维修，那次的情况一定也差不多。他尽其所能自己动手修车，确保车正常运行。有时会有邻居帮忙修车。我记得父亲说“那人是个机械天才”，我不禁怀疑，父亲自己不就是个机械天才吗？如今，我才明白，为何一种惊险、恐惧的感觉总混杂在我对土路（那些路有时连碎石子都没铺——有些路面凹凸呈棱纹状，我父亲戏称为“搓衣板路”）和单行木板桥的记忆之中。往事纷至沓来，我记起父亲告诉我他身上的钱只够我们去母亲所在的松树酒店，假如她身上也没钱的话，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这话他当时没和我讲。他还买来蛋筒冰淇淋让我吃，还吩咐我汽车上坡时推一推仪表盘，我也照做了，虽然这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惯例，一个笑话，我早已不相信推推仪表盘能够起什么作用了。父亲似乎还挺开心的。多年后，他才告诉我那一路上的情形。那是在我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忆起与母亲曾经共同度过的岁月。母亲卖给美国游客（我们总是说起美国游客，这相当于承认，只有美国游客才吃我们那一套）的毛皮不是天然毛皮，而是已鞣制加工过的。有些毛皮被剪开，再一条条缝起来，做成披肩；有些则是一整张皮做成所谓的“围巾”。一条狸皮围巾需要一整张皮，一条貂皮围巾则需要两三张皮。动物的头部被保留下来，装上亮闪闪的金褐色玻璃眼珠子，还有人造假颚。爪部缝上纽扣。我相信，穿戴貂皮时是将尾巴扣到嘴巴上。狸皮围巾则是把爪部系在一起，狸皮披肩有时为了达到装饰效果，把狐狸脑袋完全错位地缝在背部中间。三十年后，这些毛皮都进了二手服装店，人们为了搞笑才会买来穿。在所有那些陈旧而骇人的昔日时尚中，这样堂而皇之地直接把动物皮披在身上的做法，是最令人咋舌、最为野蛮的。根据白毛的数量，也就是毛皮上有多少“银”，我母亲把狸皮围巾的售价定为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十加元不等。披肩则要五十、七十五，或一百加元。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父亲开始养殖狐狸和水貂，但她卖的貂皮围巾不多，我也记不得她要价多少了。或许，我们最终将它们保本处理给了蒙特利尔的毛皮商。狐狸圈在我们农场占据了很大一块地盘。从谷仓后面一直延伸到高耸于河滩之上的堤岸。父亲最早搭建的狐狸圈有顶棚，四周以杉木杆为围栏，围上细金属丝做墙。圈里是泥土地。后来建成的狐狸圈则有了抬高的金属丝网状地面。所有的狐狸圈并列排在交错纵横的“街”上，组成一个小镇，小镇周围是高高的护栏。每个圈内都有个小屋——就是一个大大的木盒子，有通风孔，配有斜屋顶，或者一个可以掀起的盖子。狐狸圈一侧还设有木质斜坡，供狐狸活动。由于狐狸圈是在不同时期分批建成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全盘规划好，因此它和一座真正的小镇一样错落有致——街道或宽或窄，有宽敞的、泥地面的老式圈舍，也有紧凑一点的、金属丝地板的新式圈舍。新式圈舍就算再干净卫生，看起来还是不够协调。有两列长长的公寓楼，叫作“小屋”。“新小屋”在两排相邻的圈舍之间搭起一条带顶走道，有倾斜的木屋顶，高悬的金属丝网状地面。“旧小屋”则仅仅是一小排毗连的圈舍，十分简陋地拼凑在一起。“新小屋”是个嘈杂无比的地方，关满了待剥皮的幼崽——绝大多数——都要赶在满周岁以前剥皮。“旧小屋”堪比贫民窟，住在那里的有始终不孕的种狐，最多再养一年就要被宰杀，还有偶尔出现在狐群中的瘸腿狐狸，甚至，有段时间，还有一只火红的雌狐，很招人喜欢，被当作宠物养了起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又或许是因为它与众不同的毛色，其他狐狸都避开它，而且它有一个名字——它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叫“老处女”。我不知道它是哪来的。是一窝狐狸崽中的一只？还是一只打洞打错了方向，结果误入了防护栅的野狐狸？地里的干草收割之后，一部分铺在圈舍的顶棚上，为狐狸遮阳，防止它们的毛皮变成褐色。反正，夏天它们看上去脏兮兮的——旧毛脱落，新皮刚刚长出。到了十一月，它们的毛色华美丰泽，尾巴末梢洁白如雪，背部毛发乌黑闪亮，覆盖一层银色光泽，它们已经长到了时候，可以宰杀了——只有种狐才会被留下来。它们的毛皮将被延展、清洗，送去鞣制加工，然后再送去拍卖。直到这个时候，除了一些疫病和交配繁殖时的偶然性无法把握之外，一切都还在我父亲的掌控之中。所有东西都是他亲手造的——圈舍；圈内供狐狸藏身和交配用的小屋；由铁皮罐头改造而成的饮水碟子，焊接在圈舍外面，每天换两次净水；被推着走过狐狸小镇大街小巷的水箱，用来运送水泵抽上来的水；谷仓里的食槽，在那里，饲料、水和碾碎的马肉被掺在一起做成狐狸的美食；用来宰杀狐狸的箱子，狐狸头卡在里面，吸入氯仿。接着，等到毛皮风干、清洗完毕，再从拉伸板上撕下来，事情就脱离他的掌控了。毛皮平平展展地铺在装运箱里，被运往蒙特利尔，接着就无事可做了，只等毛皮被评分定价，再到拍卖会上竞拍。一整年的收入、吃饭的账单、银行贷款、他从寡母那里借的钱，都得靠这笔收入来出。有几年，毛皮价格不菲，有几年，也不算太坏，还有几年，简直糟糕透顶。虽然当时还没有人看得明白，但事实真相是，他入行太晚了，错失了商机，最开始的几年，利润丰厚的时候，他没有足够的本金把生意做大。他生意刚有起色，大萧条就来了。大萧条对他的生意的影响是不定的，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全部是负面影响。有些年份，他的收入要比当初务农略好，但总的来说收入差的年份要比好的年头多。战争打响后，情况也没有好转——事实上，1940年的毛皮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大萧条时期，低价还好接受——他可以看看周围，大家的境况都不怎么好——但现在，战争带来了不少工作岗位，国家又越来越繁荣昌盛了，像他这么努力干活，收入却寥寥无几，心里确实不好受。他跟我母亲讲，他在考虑要不要去参军。他想把剩下的狐狸都剥皮、卖掉，然后以商人的身份参军。他去参军还不算太老，而且他还有些手艺，可以派上用场。他可以当个木匠——家里的狐狸圈都是他亲手建的。或者他可以当个屠夫——他宰杀过很多老马，切成小块后喂给狐狸。我母亲则另有打算。她建议他们自己留下最好的毛皮，不送去竞拍，而是送去鞣制加工，剪裁装饰——也就是说，做成围巾和披肩，装上假眼珠子和爪子——然后把它们拿出去卖。现在人们手头上都开始有了点钱。身边有些女人手上有钱，也想打扮打扮。还有游客。虽然我们住的地方太过偏远，很少有游客，但她听说过他们，听说过马斯科卡的景区酒店住满了游客。他们从底特律和芝加哥一路北上来到这里，揣了钞票，来买英国的骨瓷、设得兰的羊绒衫、哈得孙湾的毛毯。那么，为什么不再买点银狐皮呢？在变化，或入侵和剧变面前，有两种人。假使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要穿过他们的前院，有的人会觉得受到冒犯，他们会哀叹隐私丧尽，不能再种牡丹和丁香花了，属于个人的空间也没有了。另一种人则发现了机遇——他们会摆摊卖热狗，弄到快餐特许经营权，开一家汽车旅馆。我妈妈属于第二种人。一想到揣着美钞的游客成群涌向北地的森林，她就浑身充满活力。然后，到了夏天，也就是1941年的夏天，她就载着一车毛皮去了马斯科卡。我祖母来接替母亲照料家务。她仍是个挺拔、好看的妇人，她踏入母亲的地盘准备大展手脚，给人不祥的预感。她厌恶母亲在做的事情。贩卖毛皮。她说，想到美国游客，她只希望他们都离她远远的，永远别靠近她。她和我母亲在同一屋檐下待了一天，那一整天，祖母都脸色阴沉，爱理不理。我母亲当时太激动了，根本没发觉。但母亲走后，祖母一个人全权掌管家务才一天，整个人就松了下来，变得和蔼可亲。她决定暂时原谅父亲找了这么个妻子，干了这么份工作，又落得这么个失败的下场，我父亲也决定把他还欠着她钱这个丢人的事实抛在脑后。她烘焙蛋糕、馅饼，再靠院子里种的蔬菜、新鲜鸡蛋、泽西奶牛源源不断产出的牛奶和制成的奶油，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我们虽然没钱，但一直吃得不差。）她把橱柜内壁擦拭一新，还把平底锅底部的黑垢彻底刮干净，之前我们一直以为这黑垢是永远弄不掉了。她搜罗出一大堆需要缝补的东西。傍晚，她挑着一桶又一桶水去给花境和番茄秧苗浇水。接着我父亲忙完谷仓和狐狸圈里的活儿，也回来了，于是我们搬出椅子，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浓密的大树下。我家的九亩农场——在祖母看来，根本算不上农场——位置奇特。农场东边是小镇，待树上叶子全部凋落，便可以看见教堂的塔顶和镇政府的塔楼。我家农场和镇上大街之间相距大约一公里路，在这一公里路上，房屋越来越多，泥土路逐渐变为人行道，渐渐出现一盏孤零零的街灯，于是可以说我家算是在小镇的最边缘，然而论地界，已经不属于小镇辖区。农场西边只看得见一家农舍，与我家相距极远，坐落在一座山的山巅，那山几乎横在西边地平线的正中间。我们总说那是罗利·格兰的家，但谁是罗利·格兰，哪条路通往他家，我从未问起过，也不曾做过想象。它太过遥远，首先，要越过一大片玉米地或燕麦田，然后是树林和河滩，向下倾斜，延伸至一条隐藏在丛林深处的弯弯的大河，再到远处叠翠的山峦，有些光秃秃的，有些则植被茂密。在我们这一带人口密集的农耕区，这么一大片引人遐想的空旷荒野，的确非常少见。我们坐着远眺风景时，父亲会卷根烟抽，他和祖母聊起从前在农场的时光，他们的老邻居，还有发生过的趣事——也就是那些稀奇古怪又好笑的事情。母亲不在，家里的氛围变得平和起来——不仅仅在他们母子俩之间，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得到。所有人都从之前警醒戒备、拼命干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之前的野心勃勃、自私自利，又或是一种不满足感消失了。那时候，我还不清楚消失的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假使这消失是件好事，它对我而言，将是怎样的损失而非解脱。我的弟弟和妹妹缠着祖母要看她的“窗户”。祖母的眼睛是浅褐色的，但其中一只眼睛里有一大块斑点，占虹膜至少三分之一的面积，颜色是天蓝色。所以人们都说她的眼睛有两种不同的颜色，尽管这么说不完全确切。我们管她眼睛里的蓝色斑点叫她的“窗户”。有人要求看她的“窗户”，她会假装生气，低下头，伸手去打退那些要往她的“窗户”里看的人。或者她会紧紧闭上眼，再慢慢把那只纯褐色的眼睛眯开一条缝，看看是否还有人在盯着她。到最后，她总被逮住，乖乖坐着睁大眼睛让人看。蓝色蓝得纯净清澈，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衬着周围的褐黄色，如同夏季蔚蓝的天空在朵朵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明澈。父亲把车开进酒店车道时，已近傍晚时分。我们驶过两旁是石门柱的车道，就看到了它——一座很长的石砌建筑，有山形墙和白色游廊。吊篮里花团锦簇。我们错过了停车场入口，只好沿着半圆形的车道继续行驶，结果驶过游廊前面，经过一群坐在秋千和摇椅上的人，父亲说他们除了看我们无事可做。除了傻看，无事可做。我们发现了那个不显眼的指示牌，找到了网球场旁通往碎石路面停车场的路。我们下了车。车子上覆满灰尘，和停车场里的其他车子一比，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闯入者。一路上，我们都把车窗敞开着，热风迎面扑来，把我的头发吹得蓬乱毛躁。父亲看看我，感觉不对劲，于是问我有没有梳子。我回到车里找梳子，最后发现它卡在了椅背的缝隙里。梳子脏兮兮的，还缺了几根齿。我试了试，他也试了试，最后他说：“要不你就把头发掖到耳朵后边吧。”然后他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弯腰去照后视镜，看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他皱了皱眉头。我们穿过停车场，父亲大声叨咕着，说我们究竟应该走前门还是后门。他似乎以为我对此会有什么建设性的主意、有个他从未想到的点子。我说，我们应该试试前门，因为我还想再瞧瞧那个被车道环绕的半圆形草坪上的莲花池。那儿有一尊露肩的少女雕像，女孩身上的裙袍沿胸部收紧，再自然下垂，她肩上顶着坛子——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优雅的事物。 “好，准备上阵。”父亲轻声说。我们走上台阶，穿过游廊中那些假装没有在看我们的人群。我们走进大厅，里面光线暗淡，于是开了许多盏小灯。这些磨砂玻璃球小灯高悬在深色铮亮的木质墙面上。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大厅的一侧是餐厅。晚餐结束后收拾得整洁干净，每张桌子都罩上了白色台布。另一侧，大门敞开着，通向一间长方形木制房间，房间尽头有一巨大的石砌壁炉，地板上铺着一张熊皮。 “你看那个，”父亲说，“她一定就在这里某个地方。” 他看见的是大厅角落里一个齐腰高的展示橱。玻璃橱窗里，一件银狐皮披肩优雅地摆在一块白色丝绒上。橱窗顶上有一块标牌，底板是黑色的，上面用银白两色的漆料以浮夸的字体写着：银狐，来自加拿大的奢华。 “就在这里某个地方。”我父亲重复道。我们朝那间装有壁炉的房间里窥望。一个坐在办公桌前写字的女人抬起头来，用和气但冷淡的语气说：“你们要是按门铃的话，会有人来的。” 在我看来，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和你讲话，似乎是件怪事。我们退了出来，穿过大厅，来到餐厅门口。越过一大片摆着整齐的银餐具、倒放的玻璃杯、一束束鲜花和折成拱顶状的餐巾纸的白色餐桌，我们看见两个人，两位女士，坐在靠近厨房门的一张餐桌上，正在吃夜宵，或是享用晚茶。父亲转了转门把手，她俩抬头张望。其中一名女士站起身，穿过一排排餐桌，朝我们走来。确实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我没有反应过来朝我们走来的女士就是我母亲。我眼前的女人，穿着一条我从没见过的裙子，一条乳白底红色小碎花裙。这是条百褶裙，随走动发出沙沙声，面料挺括，像桌布一样在有深色墙裙的房间里熠熠生辉。穿着这条裙子的女人显得干练而优雅，乌黑的头发中分，编成辫子，用发夹固定成一个整齐的冠状发髻。甚至在我得知这是我的母亲后，当她伸出双臂环抱我，亲吻我，我依然觉得她像一个陌生人，她浑身散发着我不习惯的香水味，也不像平常那样匆忙、爱抱怨，挑剔我的外表、我的个性。看来她毫不费力就融入了宾馆的世界，而父亲和我还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而她却好像一直就生活在这里。我先是感到吃惊，然后有种被背叛的感觉，继而兴奋，满怀期待，我开始构想自己在这个新环境里可以得到的好处。刚才一直在和我母亲聊天的女人原来是餐厅的女服务员——一个皮肤晒黑、脸色憔悴的女人，涂着深红色口红和指甲油。后来我才知道她常向母亲讲些遇到的麻烦事。她立刻表现出友好的样子。我加入大人们的聊天，告诉他们路上吃的那个冰淇淋怎样结了冰凌，味道如何糟糕。她走进厨房，给我端出一大份香草口味的冰淇淋，上面涂着一层巧克力酱，还缀着一颗樱桃。 “那是圣代吗？”我问道。它看上去像我在广告里见过的圣代，我从没吃过这样的冰淇淋，所以想在吃前弄清楚它的名字。 “我想应该是，”她说，“就是圣代。” 没有人责备我，事实上，我的父母还笑了，接着那女人又给我父亲端来热茶和某种三明治。 “我就不打扰你们聊天了。”她说完就离开了，把我们三人留在那间安静又华丽的房间里。我的父母在谈着什么，但我没有注意听他们的谈话。我时不时地插嘴，告诉母亲一路上的见闻或家里发生的事。我给她看蜜蜂在我腿上蜇的包。他俩都没有责令我住嘴——而是高兴而有耐心地回复我。母亲说晚上我们都可以睡在她的小木屋里。酒店后边若干小木屋的其中一间。她还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享用早餐。她说等我吃完圣代，应该跑出去看看莲花池。那一定是一次愉快的谈话。对父亲是如释重负——对母亲，则是胜利。她干得很不错，带来的东西基本售罄，这次冒险很成功。她证明了自己的正确，而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拯救。父亲一定在想着亟待处理的事，是先把车送到这附近的修车行修理，还是再冒次险，把它顺小路开回家，送去家里的修车行，那里他认识人。哪些账单得马上还清，哪些可以分期偿还。母亲一定在做长远打算，盘算着怎样做大，还可以在哪些酒店试试，明年还应多做多少条披肩和围巾，这个能不能发展成全年的生意。她没能预见的是，不久之后，美国人就卷入了二战，他们不得不待在家里，汽油配给制也限制了旅游度假行业。她也没能预见自己体内积聚的灾难将怎样击垮她的身体。之后的很多年，她都会时常念叨起自己在那年夏天取得的成功。她是如何推销有道，不能太过强求，仿佛向顾客展示毛皮是件无比快乐的事情，与金钱无关。她似乎不是一心想着把货卖出去。重要的是要让运营酒店的人看到，她不会让他们苦心经营的体面打折，她不会让人们觉得她只是一个小贩。她是位真正的淑女，她囊中的宝物将让他们更显与众不同。她不仅要成为顾客的朋友，还得与酒店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保持友好关系。这对她而言并非难事。她生来就知道怎样将交友与做生意完美结合，所有优秀的销售人员都拥有这样的天赋。她从不需要费尽心思去盘算自己的优势，然后再死板地依此行事。她所做的一切都毫不做作，自然得很。她真心热爱着所做的事业。她，一个与婆婆和丈夫的家人相处困难的女人，一个邻里眼中高傲自大的女人，一个镇上教会里其他女人眼中一意孤行的女人，却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这一切，随着年龄渐长，越发令我反感。人怎么能那样作践自己，完全看他人的脸色度日，奉承话说得熟练、自然到自己都不觉得是奉承话了呢？而这一切只为了钱。我鄙视这样的做法，觉得它丢人至极。当然，祖母也这么认为。虽然父亲从没表露过态度，但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也是这么看的。我信奉的是——或者说，我认为自己信奉的是——辛勤劳动，自尊自重，不在意物质上的贫乏，而且确实还有一点点瞧不起那些过着安逸生活的人。那时，我的确对不能再养狐狸深感遗憾。倒不是遗憾生意没法做了，而是为失去了那些有着美丽尾巴和愤怒金眼睛的动物而悲伤。随着我慢慢长大，与乡野习俗、乡村生活渐行渐远，我第一次开始质疑猎捕狐狸的正当性，为捕杀它们换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感到遗憾。（我从未对水貂抱有类似情感，水貂在我看来像老鼠般猥琐，因此觉得它们死得其所。）我明白怀有这样的情感是奢侈的，几年后，我向父亲提起此事时，总是用轻松调侃的语气。父亲也开玩笑地回应说，印度有一种宗教，认为所有动物死后都能进天堂。想想看，他说，如果那是真的——他将在天堂遇见一大群愤怒咆哮着的狐狸，更别提其他那些他猎捕过的毛皮动物了，还有水貂，还有一大群吼声如雷的马群，他宰杀过它们，用它们的肉喂狐狸。然后他又说，语气严肃起来：“你会从事起一个行当，知道吗。而你大概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 直到多年以后，母亲已不在人世，父亲才谈起她做销售的那段往事，和她怎样解救了我们全家。他说，假如那次旅途结束时，发现母亲也没挣到钱，那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她赚了，”他说，“她赚到钱了。”他说这话的语气使我相信，他从未像祖母和我那样对母亲贩卖毛皮持有异议。或者是，即使他曾经有过异议，也早已毅然决然地收起了那份廉耻。绕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最后，这份廉耻却变成了我的耻辱。 1949年一个春日的傍晚——事实上，这将是我在家生活的最后一个春天，也是最后一个季度——我骑着自行车去铸造厂，给父亲捎口信。我已经很少骑车了。有一段时间，大概整个五十年代，人们认为女孩子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穿胸罩的年龄），再骑车的话，就比较怪异。但去铸造厂我可以走乡间小道，不用经过镇上。父亲从1947年开始在铸造厂上班。前一年，市场行情明显已经很不乐观，不单是我们的狐狸农场，整个毛皮产业都在急速下滑。要是我们当初多养些水貂，或许还能靠它渡过难关；要是我们没有欠饲料公司、欠祖母和银行那么多钱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撑过去的。结果是，水貂也救不了我们。那时，父亲犯了许多养狐人都犯过的错误。当时人们相信可以靠“白金”，一种毛色更浅的新品种扭转乾坤。于是父亲借钱买来两只雄性种狐，一只是几乎通体雪白的挪威白金狐，另一只是珍珠白金，毛色呈漂亮的蓝灰色。人们已经厌倦了银狐，但有了这些美丽的狐狸，市场一定可以复兴。当然了，虽然有了新雄狐，但它的配种能力如何，多少幼崽能遗传到它的毛色，这些都无法估计。我总觉得这两只雄狐都不大对劲，虽然母亲不许我们提问题，也不许在家里讨论这些事情。我觉得一只雄狐生性冷淡，另一只产出的尽是毛色偏深的幼崽。不过，这不重要，因为长毛皮草统统过时了。父亲开始四处求职，他需要找一份上夜班的工作，因为白天他还得忙着把生意脱手。他得把所有的狐狸剥了皮，再把毛皮卖出，价钱再低也得卖。他还得拆除护栏、旧小屋和新小屋，以及所有的狐狸圈。我觉得他没必要急着做这些，但他一定是想要销毁养狐狸的一切痕迹吧。他在铸造厂找到一份巡夜的工作，工作时间是下午五点至晚上十点。做巡夜人是赚不到多少钱的，但好在他可以同时兼做另一份工作。这份额外的活儿就是“擦地板”。每次他的巡夜工作结束后，擦地板的工作还做不完。有时，他要到午夜以后才回家。我要给父亲捎去的口信算不上大事，但对家里却很要紧。只是提醒他不管多晚，下班后一定记得去祖母那儿一趟。祖母已经跟她妹妹一起搬到了我们镇上，这样就可以帮衬我们。她烤蛋糕、松饼，还帮我们缝补衣裳，帮父亲和我弟弟补破袜子。父亲下班后本应绕道去她在镇上的房子，去取这些东西，再陪她喝杯茶，但他总是忘记。她就会熬夜等他，边织毛衣，边在灯下打盹，边听收音机，一直到午夜时分加拿大广播电台结束播报，她开始听起了来自远方的新闻报道，还有美国爵士乐。她会一直等呀等呀，可就是等不到父亲。昨晚又是这样，所以今天晚饭时，她打来电话，语气颇为伤心，拐弯抹角地问道：“你爸爸是该今天晚上，还是昨天晚上来呀？” “我不知道。”我说。每次听见祖母的声音，我都会觉得有什么事情没做对，或者根本就没有做。我感到我们一家人辜负了她。她依旧精力充沛，不但料理家务，收拾庭院，还能把摇椅搬上楼，而且她还有我的姨奶奶做伴，但她需要的不止这些——她还需要比从前更多的感激与顺从。 “好吧，我昨晚一直没睡，就等他来，可他没来。” “那他今晚肯定会来的。”我不想多花时间和她讲话，因为我正在准备十三年级考试，这关乎我的前途。（即便到了现在，当我在凉爽明净、新芽初发的春日夜晚，想起这次考试，依然激动万分，犹如新剑出鞘般满怀壮志、跃跃欲试。）我把通话的内容告诉母亲，她说：“哦，那你最好骑车过去，提醒你爸爸一下，要不就麻烦了。” 每次需要应对祖母敏感易怒的情绪时，母亲都显得格外精神，好像她找回了某种能力和在家里的重要地位。她得了帕金森症。她得这个病有一段时间了，起初是各种奇怪的症状，最近才确诊为不治之症。恶化的病情占据了她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她再也无法正常走路、吃饭和说话了——她的身体僵硬，无法自控。但她还得苟活很久。每当她像这次一样，讲到和祖母相处的情况——不论她讲了什么，但凡表现出她还关心其他人，甚至是家务事，我都会感觉自己对她心软起来。但当她讲到最后，又回到自己，就像这次一样（这会让我心烦），我的心又硬起来，对她的自暴自弃感到愤怒，对她的顾影自怜感到厌恶。这不是一个母亲该有的表现，简直让人无法容忍。父亲在铸造厂工作的两年间，我从没去过那里，也不知道哪里能够找到他。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不会在男人的工作场所闲逛。假如她们那么做了，假如她们独自沿着铁道或河边散步，或者孤身一人骑行在乡间小道上（后边这两样我都做过），那么有时人们会说她们是自找麻烦。反正我对父亲在铸造厂里的工作没什么兴趣。我从没指望过养狐狸能使我们家致富，但至少它使我们感到自己是独特而自主的。我总觉得父亲是受了重大打击才会到铸造厂工作。我母亲也这么认为。你爸爸干这个可惜了，她总是这么说。可我非但不肯认同她的观点，还要与她争辩一二，暗中影射其实是她自己不甘心当一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她是一个势利鬼。母亲最讨厌收到铸造厂装满水果、坚果和糖果的圣诞果篮。她无法忍受自己成为这类东西的受施者，而不是施予者。第一次收到慰问品时，我们不得不按照她的意思，把篮子放到车里，然后开车把它送去一家她选定为合适接受者的人家。第二年圣诞，她在家中没那么有权威了，我拆开篮子，宣称我们也和别人一样需要接受款待。她听着我强硬的语气暗自垂泪，但我还是吃掉了巧克力，它并不新鲜，碎成了几块，颜色也变得灰扑扑的。铸造厂大楼没有一丝光亮。窗户内侧涂成蓝色——可能是为了遮光。办公楼在长方形主楼的尽头，是一栋老式砖房。我看见办公楼的一扇威尼斯百叶窗里透出灯光，以为是经理或者某位职员在加班。或许我可以敲门问问去哪儿找父亲。但当我透过门上的小窗查看时，发现里面的人正是父亲。他一个人，正在擦洗地板。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每晚擦洗办公室地板也是巡夜人的职责之一。（不是父亲故意隐瞒不讲——可能是我没注意听。）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没见过他干这种活儿。家务活。母亲病了，家务活就落在了我身上。他从没时间做家务。何况，男人有男人的活儿，女人有女人的活儿。我一直这么认为，而且我认识的所有人也都这么认为。父亲擦洗地板的工具和人们家中所用的完全不同。一个装着滚轮的台面上放两只大桶，两侧挂满各式拖把和刷子。他擦洗起地板来，力道大，效率高——不像女人那般不情不愿、应付敷衍。他似乎心情不错。他得走过来，开门放我进去。看见是我，他脸色一变。 “家里没事吧？” 我说没事，他松了口气。“我还以为来的是汤姆。” 汤姆是工厂经理。所有人都直呼其名。 “好吧。那你是来视察我干活喽？” 我跟他说了祖母的事，他摇摇头。 “晓得了。我忘了。” 我坐在桌子的一角，跷起腿给他让道。他说这儿的活儿差不多干完了，要是我愿意等他，他可以带我参观整个铸造厂。我说我愿意等。我说他在这里心情不错，意思并不是说他在家就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牢骚满腹。但此时此刻的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快活劲儿，这样的快活并不适合家里。在这里，他看上去确实有如释重负的轻快感。待地板擦洗得终于达到了他的标准，他把拖把钩在平台一侧，再将清洗装置推到连接工厂主楼和办公楼的倾斜走道上。他打开一扇门，门上有个标志。管理员。 “我的地盘。” 他把桶里的水全部倒进铁盆里，再将铁盆冲洗、倒空、刷干净。铁盆上面是一排架子，堆满工具、橡胶管、保险丝和闲置的窗玻璃。这其中还有他的午餐盒，是我每天放学后帮他打包好的。我在热水瓶里灌满浓浓的红茶，再装进一个涂满黄油和果酱的糠麸饼，如果家里有馅饼的话，再放进一个馅饼，还有三大块夹有烤肉和番茄酱的三明治。肉是农家肉卷的碎肉或大香肠，都是市面上最便宜的肉。他领着我进了工厂主楼。那里的灯很像街灯——也就是说，灯光只照亮走廊的交叉口，而不是整座楼的内部。整座楼又高又大，让我误以为自己身处黑暗密林，又或是高楼林立的城镇。父亲打开了更多的灯，眼前的事物便缩小了几分。现在还可以看见砖墙，内壁已经变黑，窗户不仅涂过颜色，还用黑铁丝网罩了起来。走道两侧堆满垃圾箱，一箱摞在另一箱上，摞得比我头顶还高，还有精致的、一模一样的金属托盘。我们来到一块空地，地板上有一大堆金属块，全都奇形怪状，形似树瘤，又像是藤壶。 “铸件，”父亲解释说，“还没有清理好。他们把铸件放进一个叫作带式喷丸清理机的奇妙装置里，它会向铸件喷射弹丸，把铸件上的疙瘩弄掉。” 然后是一堆黑灰，像是黑色的细沙。 “那看上去像煤灰，但你知道他们叫它什么吗？青沙。” “青沙？” “浇铸用的。这种沙子含有黏合剂，和黏土一样。有时用的是亚麻籽油。你对这些有兴趣吗？” 我说有，部分是出于自尊心。我不想被当成傻姑娘。何况，我确实有兴趣，但感兴趣的不是父亲开始给我讲的各种具体细节，而是总体印象——幽暗的光线，空气中的纤尘，想象全国各地，每一个镇，每一座城都有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窗户都涂了色。你开车，或乘火车路过，根本无意去猜想里面在发生些什么事。有些人做了一辈子的事。一道道无止无尽、反反复复、花费人们精力、耗费人们生命的工序。 “这里面就像个坟墓。”父亲说道，他似乎捕捉到了我的部分想法。但他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是说跟白天比的话。白天的喧闹，你无法想象。他们试图让工人们戴上耳塞，可他们不肯戴。” “为什么不肯？” “我不知道。不受约束惯了。他们也不肯穿防火围裙。看这儿。他们管这个叫圆顶化铁炉。” 这是一根黑色巨管，顶部的确有圆顶炉。他指给我看工人们在哪里生火，还有钢水包，工人们用它把熔融的金属倒入模具。他还给我看形状古怪似残肢的大块金属，告诉我那些是铸件孔隙的形状。缝隙里的空气留下的形状。他向我讲述这一切时，声音里一直带有满足感，仿佛他所展示的东西能够带给他确凿的快乐。我们转过一个弯，遇到两个正在干活儿的工人，衣服脱得只剩裤头和背心。 “喏，两个工作勤奋的家伙，”父亲说，“认识费尔格吗？认识乔迪吗？” 我的确认识他们，至少知道他们是谁。乔迪·霍尔是送面包的，但因为孩子多，不得不晚上在铸造厂做兼职多赚点钱。有个笑话是说他老婆逼着他晚上工作，是想让他离她远点。费尔格是个年轻些的小伙子，你经常可以在镇上看到他。他找不到女朋友，因为脸上长了一个瘤。 “她来看看我们干活儿的是怎么过的。”父亲解释说，调侃的语气中带着歉意。替我向他们道歉，也替他们向我道歉——对谁都略带歉意。这是他的风格。两个人小心翼翼地配合着，用结实的长钩子，把很重的铸件从一盒沙里吊出。 “那东西非常烫，”父亲说，“今天才铸好的。接下来他们就该把青沙弄好，为下一轮铸造做准备了。然后又是一轮。这是计件的活儿，你知道的。铸多少件，得多少钱。” 我们走开了。 “他们俩在一块儿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说，“他们总是结成对子干活儿。我一直是一个人单干。这是厂里最重的活儿。我花了好一阵子才适应，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 没过多久，我就忘了那晚见到的大部分事物。化铁炉、手动起落式钢水包、致命的粉尘。（确实致命——小镇周边，整洁小楼的门廊上，总能看见几个黄脸硬汉，坐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得了铸造厂要命的职业病——尘肺。）许多特定的技术，连同其所带的危险都将一并消失。许多日常的风险，连同莽撞、自傲和不经意间的聪明机智、随机应变，也将消失。我所目睹的工序，可能更接近中世纪的工序，而不是现代工序。我想象着，随着工序的改变，这些在铸造厂工作的工人也将改变。他们会变得和工厂里的工人、和做其他工作的人们相差无几。在我刚才讲述的那个年代，他们看上去还比其他工厂的工人强壮、粗粝得多；他们更骄傲，由于工作环境更脏、工作风险更大，也更爱自吹自擂、装腔作势。他们不屑于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来防范风险。事实上，听我父亲说，他们对提供给他们的保护措施，甚至是嗤之以鼻的。据说他们骄傲到连工会都没成立。然而，他们会从厂里偷东西。 “给你讲一件乔迪的事儿吧。”我们边走，父亲边说。他正在进行“例行巡视”，要在大楼不同区域停下来打钟。接着他就要开始着手做自己擦地板的工作了。“乔迪喜欢顺点木材啊什么的回家。板条箱什么的，凡是他觉得修葺房子、搭建后院小屋用得上的东西他都往家搬。一天晚上，他抱了一堆东西，天黑以后出去，放进车后座，这样他收工后就可以带回家。可他不知道当时汤姆就在办公室，而且正好站在窗户边看着他呢。汤姆没开车，他老婆在用，她开着车去别处了。汤姆刚刚步行来厂里处理一些公务，要不就是取忘在办公室的什么东西。反正他看出了乔迪想干什么，于是等到乔迪收工后，就走出办公室把他叫住了。他说，嗨，能不能开车载我回家，我的车老婆用着呢。他们坐进乔迪的车，别的伙计们站在周围起哄，乔迪急得满头大汗，汤姆却一言不发。他坐在车里吹着口哨，看乔迪拿车钥匙发动引擎。他就这么让乔迪载他回家，一字不提。自始至终也没扭头看一眼后座。他也没打算这么做。他就这么让乔迪急出一身汗。第二天又把这事告诉了厂里所有人。” 这个故事容易被过分解读，进而推想管理层与工人们之间相处得融洽亲密，互相包容，甚至喜欢互相捉弄。可能确实有点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没有那些敌意、冷漠和欺骗。不过，玩笑对他们很重要。上夜班的工人们常常聚在父亲的小房间，就是巡夜人的值班室里，多数天气是这样——要是赶上天气炎热的夜晚，他们则聚在大门外——抽抽烟，聊聊天，忙里偷闲。他们会讲起最近或是多年以前的笑话。他们还会讲起早已作古之人生前捉弄人或被捉弄的趣事。有时他们也会讨论严肃的话题。他们争辩鬼魂是否存在，还说谁谁谁就宣称自己看见过鬼。他们谈钱——谁有钱，谁没钱，谁想赚钱却赚不到，人们都把钱藏在哪儿。父亲多年以后才跟我讲起这些谈话。一天晚上，有人问，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有人说，是孩提时代，那时可以整天无忧无虑地玩耍。夏天去河边戏水，冬天在路上打曲棍球。除了到处游耍、尽情享受，什么也不用考虑。不然就是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天大地大，完全不负任何责任。再不然就是新婚燕尔时，与新娘情意正浓，还有稍晚一点，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到处跑着玩耍，性格中的缺点还未显现出来。父亲站出来说：“现在。我想也许是现在。” 他们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现在自己还不老，病痛还没摧垮身体，却又足够成熟、洞达人生中的许多企求都注定无法圆满。很难解释这种情况哪里能让人感到幸福，但他认为有些时候就是挺幸福的。对我讲这些时，他说：“我想我喜欢的是他们的陪伴。那之前，我一直独来独往的。他们可能算不上什么社会精英，但他们却是我遇见的最好的人。” 他还告诉我，刚到铸造厂工作那会儿，有一晚，他快到半夜才下班，却发现外面下着暴风雪。路上已覆满积雪，劲风裹挟着大雪扑面而来，铲雪机要到早上才能开出来。他不得不把车留在原处——就算他把积雪铲除，把车开出来，也摸不清路。他开始朝着家走。大约有三公里的距离。地上都是积雪，西风迎面吹来，他走得很艰难。那天晚上，他一共打扫了好几层楼的地板，对于这份工作，正一点点习惯起来。他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军用大衣，是我们的一位邻居送的，反正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也用不上了。父亲也不是经常穿。他通常只穿一件风衣。那天晚上，他穿了军大衣，一定是因为当天的气温降到了冬日正常气温以下，而他的车里又没有装暖气。他拖着身子顶着暴风雪前行。在离家大约有四百米的地方，他感到自己再也走不动了。他站在雪堆中央，再也挪不动双腿。他被风吹得几乎站不住了，精疲力竭。他觉得自己可能心脏衰竭了。他想到了死亡。他要是死了，会留下一个几乎无法自理的生病的瘸腿妻子，一个满心失望的母亲，一个身体娇弱的小女儿，一个大女儿，虽然健康聪明，但常常比较自我，又总是莫名其妙地表现得很无能，还有一个小儿子，虽然有希望长成一个聪明又可靠的人，但年纪还小。他要是死了，债务尚未还清，甚至连狐狸圈都还没拆完。它们会一直留在那里——铁丝线垂挂在杉木杆上，那杉木还是他1927年从奥斯汀湿地砍来的——向世人昭示着他事业的失败。 “当时你心里就只想着这些吗？”在他跟我讲起这些时，我问道。 “这些还不够吗？”他答道，接着向我讲述他怎样把一条腿拔出雪堆，再接着拔出另一条腿：他从雪堆中逃了出来，之后再没有那么深的雪堆了。很快，他躲进松林的背风处，那排松树是我出生那年他亲手栽种的。他到家了。但我的意思是，难道他没有想过自己吗，那个在布莱斯溪沿岸捕猎，那个走进文具店买珊丝·斯诺牌纸的男孩呢？难道他不为自己而努力吗？我的意思是，难道他现在都只是为别人而活吗？父亲常说，去铸造厂工作后，他才真正成熟。以前他从不愿意讲起狐狸农场和毛皮生意。岁数大了以后，他几乎无话不说，不再觉得难为情。而瘫痪愈加严重的母亲，却总是乐于回忆松树酒店，和她在那里交的朋友、赚的钱。事实证明，还有另一份职业在等待着父亲。我说的可不是养火鸡，他在铸造厂的工作结束之后干的就是这个，而且一干就干到七十多岁。养火鸡可能损害了他的心脏。那些火鸡重达二十几公斤，而他总得拖着、拽着这些巨鸟。放弃了这份工作之后，他才提笔写作。他开始写回忆录，并把其中一些片段改写成小故事，发表在一份地方刊物上，那刊物质量不错，但没多久就停刊了。在他过世前不久，他完成了一部关于拓荒者生活的小说：《麦格雷戈一家》。他告诉我，写这本书带给他惊喜。他惊喜于自己竟然可以写作，而且写作竟可以带给他快乐。他仿佛在写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下面是父亲《祖父》这篇文章的节选，里面提到了他的祖父托马斯·莱德劳，那个十七岁来到莫里斯，被指派到棚户区做炊事员的托马斯。他是一位身形羸弱的老人，有着长而稀疏的银发和苍白的皮肤。因为贫血，他的肤色比常人更显苍白。他一直服用维他矿，一款广告推荐的专利药品。这药想必有效，因为他活到了八十多岁……我第一次知道他时，他已退休还乡，把农场租给了我父亲。他时常来看看农场，或是像我以为的那样，来看看我，我也会去看望他。我们一起散步。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他比父亲讲话随便，但我也不记得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向我解释事物时的语气，就像是他自己也刚刚发现这些事物似的。或许，他是在以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他从不厉声呵责，从不说“快从篱笆上下来”或“注意看着点水坑”之类的话。他更喜欢一切顺其自然，我也可以自然成长。我既然行动自由，就必须学会小心谨慎。一旦受伤，也无人过多同情。他走不快，所以散步时，我们的步子缓慢、沉着。我们一起搜集含有远古奇特生物化石的石头，这一带的砾质土壤里可能有这种石头。我们每人收藏了一套。他去世时，我继承了他那一套。两套藏品，我都保留了很多年。它们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我舍不得扔。我们沿附近的铁路轨道散步，一直走到大河边的巨大路堤，在那里，铁轨与另一条铁路相交，跨过一条溪流。一道巨型料石水泥拱状结构横跨路堤。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数十米之下的铁道。最近我故地重游。路堤奇怪地缩小了很多；铁路也已经不再经过此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列车还在下面穿行，但相隔的距离似乎没那么远了，溪流也明显变小了…… 我们去附近的刨削车间，看着铁锯在眼前飞转，听着它在耳边轰鸣。当时正流行用各种花哨的木制品装饰屋檐、游廊和任何可以加以修饰的地方。这里有带着各式各样有趣图案的废料，可以随便带回家。傍晚，我们来到车站，也就是伦敦人称作旧大干线铁路或“黄油鸡蛋”的地方。把耳朵贴近铁轨，可以听见远处火车的隆隆声。接着，远方传来一声汽笛，空气顿时变得紧张，凝聚着期待。汽笛声渐近，一声比一声响亮。终于，火车闯入了视野。大地震颤，天幕几近撕裂，一头巨型怪兽咆哮着滑行而来，然后伴随着痛苦的刹车声，渐渐停住…… 我们来这里买晚报看。有两份伦敦的报纸：《自由通讯》和《广告报》。《广告报》是自由党的报纸，《自由通讯》则是保守党的报纸。在这一点上毫无折中的可能。要么对，要么错。祖父是一个坚定的乔治·布朗派自由党人，他买的是《广告报》，于是我也成了自由党人，直到现在还是……于是，在这世上最好的政治体系里，政府是由达到选举年龄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投票选举出来的…… 列车长按步骤握住扳手。他大叫一声“啵！”并挥手示意。蒸汽喷薄而出，车轮咔嗒作响，列车向前驶去，越来越快，越过料场，穿过拱门，像远去的星系，越来越小，直至渐渐从视野中消失，消失在北方未知的世界…… 曾经有一位客人，从多伦多而来，他与我同名，是祖父的表兄。这个大人物据说是个百万富翁，但他很令人失望，并无过人之处，只是比祖父穿得好一点、举止文雅一点而已。两个老头一块儿坐在我家门前的枫树下聊天。他们大概和其他老人家一样，在聊从前的事情吧。我悄悄躲在一边听。祖父虽没直接说什么，但也隐隐约约地暗示，小孩子只能看不宜听。有时他们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苏格兰老家方言交谈。不是那种我们从歌手和搞笑艺人口中听来的带小舌音的苏格兰语，而是颇为柔糯、凄楚，又像威尔士语和瑞典语那般，带着些轻快的调子。我想最好收笔，让他们定格在此处——父亲还是一个小男孩，不敢凑近偷听，老人们一人一把木椅，于一个夏日的午后，在曾经荫蔽着我祖父母家农舍的大榆树下，坐上整整一下午。在那里，他们讲着儿时的乡音——他们长大成人后就再也没讲过——而他们的子孙们则一句也听不懂。 [1] 原文为：Liza Grayman Ollie Minus. / We can make Eliza blind. / Andy Parting, Lee Beehinus. / Foo Prince in the Sansa Time. 应是学校老师有口音，后注有正确的原文。 [2] 此处“珊丝·斯诺牌的纸”原文为“Signs Snow Paper”，与“科学课用的稿纸（science notepaper）”谐音。 [3] 原文为：Lives of Great Men all remind us, / We can make our lives sublime. / And, departing, leave behind us / Footprints on the Sands of Time. 该诗选自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 W. Longfellow，1807—1882）的《人生礼赞》（A Psalm of Life ）。 [4]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作家，主要因其描写印第安人和边疆居民的作品《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 Tales ）而受到推崇。 [5] 应为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学家、法官。主要著作为《英国法释义》。 [6] 应为Thomas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主要著作为《英国史》。 [7] 应为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为《法国大革命》和《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 [8] 应为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在知识论上，他与乔治·贝克莱、大卫·休谟三人被列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论宽容》和《人类理解论》等。 [9]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所著的《英格兰史》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人类理解研究》亦是他的著名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