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从山那边来
The Bear Came Over the Mountain
菲奥娜住在自己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那个小镇上。那是幢有飘窗的大房子，在格兰特眼中，它既豪华又凌乱，地板上的地毯高低不平，杯底在桌面的清漆上印出了一个个圈纹。她母亲是冰岛人——这位强势的老太太长着一头蓬松的白发，在政治立场上是个愤愤不平的极左派。她父亲是位知名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内外备受尊崇，而在家里，却甘心俯首帖耳，总是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倾听种种怪异激愤的长篇大论。发表此类长篇大论的人形形色色，他们或阔绰或寒酸，在她家进进出出，言辞激烈高谈阔论，偶尔还有操着外国口音者。菲奥娜自己有辆小轿车，羊绒套头衫也有一大堆，但她并没有参加什么女生联谊会，原因可能就在于她家里的这些活动。
对此她倒也不在意。于她而言，女生联谊会很是可笑，政治也是一样，不过她喜欢在留声机上播放《四个叛将》，如果她觉得自己能把某位客人搅得心神不宁，有时还会把《国际歌》放得震天响。当时有个神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追求她——她说他简直就是个西哥特人——另外还有两三个体面而拘谨的年轻实习医生也对她示爱。她总爱拿那几个男人来打趣，对格兰特也是如此。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一些他那小乡镇上的土话。当她说要跟他结婚时，他觉得可能也是在开玩笑，那是个寒冷的晴日，他们在斯坦利港的海滩上，风沙把他们的脸打得阵阵生疼，海浪翻卷起一层层小沙砾冲刷到他们脚下。
“你会觉得有意思吗——”菲奥娜高声喊道，“你会不会觉得有意思，要是我们结婚的话？”
他当即就接过她的话头儿，大声喊着好呀。他真想永远都不离开她。她身上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出门前，菲奥娜发现厨房地板上有一块污印。是她那天稍早时候穿的那双廉价黑色便鞋留下来的。
“我还以为那双鞋不会再弄脏地板呢。”她一边用平常那种烦恼与茫然的语气说道，一边使劲地擦着那块看上去像是油性蜡笔涂抹的灰色污渍。
她说自己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种活儿了，因为她不会把这双鞋带去。
“看来以后我整日里都得穿戴整齐了，”她说，“至少也得大体上过得去。就像是住酒店那样。”
她把刚用过的抹布冲洗干净，晾在水槽下方门背后的架子上。接着她穿上那件金褐色的毛领滑雪夹克，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色高翻领毛衣和一条量身定做的浅黄褐色长裤。她是个个头高挑、肩膀窄小的女人，七十岁了，身形却依然挺直苗条，腿脚修长，手腕、脚踝纤细精致，小巧的耳朵看上去有点滑稽。她那马利筋草绒毛般轻柔的头发，已经从浅金色变成一片银白，连格兰特都没注意到究竟是何时变成这样的。她仍然留着披肩长发，就像过去她母亲那样。（这曾是让格兰特的母亲很惶恐的一件事情，她是个寡妇，住在小乡镇上，在一位医生那儿做接待员。母亲的白色长发，甚至比他们家气派的豪宅更能向菲奥娜传达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态度和政治倾向。）
然而除此之外，有着纤美身形和蓝宝石般小眼晴的菲奥娜就跟她母亲再无相似之处了。此刻她涂着红色唇膏，这使她原本有点翘的嘴唇更显突出——涂口红是她出门前的最后准备。她一如平日——直率又有些茫然，和蔼甜美却又带点儿冷嘲的意味。
一年多以来，格兰特已经注意到家里到处都贴着许多黄色小纸条。贴字条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菲奥娜总爱把事情写下来——或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一本书名，或是那天她计划要完成的工作。哪怕连早上惯常的事儿她都要写下来——这样的精确让他觉得神秘又心动。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叫格兰特吃早餐。
新贴的字条有些不同。她把它们贴到了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布、刀。她一拉开抽屉不就看到里面是什么了吗？他想起一个关于战时德国兵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巡逻的故事。有个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犬都挂着标牌，上面写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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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这是为什么呢？捷克人问道。德国人回答说，因为那是一条“狗”嘛。
他本想把这个故事说给菲奥娜听，但想了想觉得还是别说了。他俩的笑点总是很一致，可万一这回她不觉得好笑呢？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镇上时从电话亭给格兰特打了电话，问他开车回家该怎么走。她出去散步，穿过田野进入树林，可回来时却沿着围栏走——绕了很大一圈路。她解释说她觉得这些围栏总是能把你带到什么地方的。
这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她说到围栏时就像是在讲笑话似的，而且她毫不费劲就能记起家里的电话号码。
“我觉得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觉得自己只是有点犯迷糊而已。”
他问她是不是一直在服用安眠药。
“就算吃了我也记不得。”她说。紧接着又说她很抱歉，自己话说得太冒失了。
“我肯定什么药也没吃。也许我还真该吃点什么呢。比如维生素什么的。”
维生素也没用。她会站在大门口，拼命想自己这是要去哪儿。她烧菜时忘记开炉火，煮咖啡时忘了往咖啡壶里加水。她还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进这幢房子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
她说：“太让人震惊了。”
“她一直就有点儿这副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有一回她把毛皮大衣落在储藏室里，然后就忘记这茬儿了。从那时起，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后来她说自己原本就打算把大衣放去储藏室，只不过后来刚好又忘了，她说这就像是把一宗罪过扔在了身后一样。毛皮大衣让她有种负罪感。”
他想进一步解释，到头来却只是徒劳——他想说明，菲奥娜对这些事所表现出的惊讶和歉意，不知怎的，竟像是例行公事般的礼貌客套，却并不能真正掩藏她心底隐秘的快意。仿佛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冒险活动，或是在玩她希望他能心领神会的什么游戏。他们总会玩些两人间的游戏——胡乱说些土话啦，扮演一些他们杜撰的人物啦。菲奥娜自己造出了一些声音，或是叽叽喳喳或是腻声腻气的声音（他自然不会跟医生说这些了），那是她在怪里怪气地模仿那些跟他有过关系，而她却从未谋面也不了解的女人们。
“这样啊，嗯，”医生说，“这种事起初可能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吃不准，对吧？在看到她有恶化的征兆之前，我们真没法判断。”
短期内，无法做出明确的诊断倒也关系不大。菲奥娜现在已经不再独自外出购物了，有次在超市，格兰特一转身的工夫，她就跑没影了。一名警察发现她时，她正走在几个街区之外的马路当中。警察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张口就答了上来。然后，他又问她国家总理叫什么名字。
“我说年轻人，要是你连这都不知道，你可真不能干这么责任重大的工作。”
他哈哈大笑起来。但接下来她却犯了个错，她问他有没有看见鲍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两条俄罗斯猎狼犬，几年前她为了帮朋友的忙而收养下来，倾心尽力养到它们去世。她之所以接管它们，没准儿与发现自己似乎无法生育有关。她体内一个什么管子堵塞或扭曲了——格兰特现在也记不清了。他总是避免去细想女性器官。或者也是由于她母亲刚去世。她带着两条犬在外面遛弯的时候，它们修长的腿和丝绸般的毛发，它们那窄长、温和而坚毅的脸，跟她甚是相配。那段时间，格兰特在大学里获得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且不论他岳父有何政治污点，他的财势在那里还是很管用的）。在有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出于另外某种奇思妙想才会挑中格兰特，并对他悉心照料，爱护有加。幸运的是，他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了解到这一点。
在超市走丢的那天，吃晚饭时，她对他说：“你知道该把我怎么办了，是不是？你要把我送到那个地方去了。是叫沙洛湖？”
格兰特说：“是梅多湖。咱们还没到那一步呢。”
“沙洛湖，傻冒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有趣的猜词比赛，“傻冒湖。就是傻冒湖。”
他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抱住了头。他说即使他们真要考虑这么做的话，也绝不是让她永远待在那儿。就当是试验性治疗吧。休养疗法。
有这么一条规定：十二月份不接收病人入院。节日期间容易产生巨大的情绪波动。因此他们等到一月份，才开车前去“梅多湖”。到“梅多湖”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在开上公路之前，他们走的是条乡村小路，小路向下伸展，穿过一片已经完全冻住的沼泽洼地。沼泽地里橡树和枫树的影子像栅栏条一样交叉投映在明晃晃的积雪上。
菲奥娜说：“哦，我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正想着那件事呢。”
“只不过那次是在月色之下。”她说。
她说的是有一回他们晚上出来，在满月的清辉下来到这片映着黑色树影条纹的雪地上滑雪的事；其时就在此地，这个只有隆冬季节才进得来的地方。他们听到了树枝在严寒中断折的声音。
如果连这她都记得如此生动准确，那她还能真有这么大的问题吗？
他也只能强自忍住，没有把车子掉转头开回家去。
院长还对他讲明了另一条规定。入院头三十天内不得探视。大多数人都需要有这样一段时间让自己安顿下来。这项规定实施之前，总会有入院者哀求、哭闹或者大发脾气的情况发生，就连那些自愿入院的人也难免如此。入院三四天左右，他们就开始后悔，求着家人来把他们接回家去。有些家属心软了，于是有些人又被车子拉回家去，可是他们回去后，情况也并未改善。六个月，有时不过几周之后，这一整出折磨人的闹心事儿又得重演一遍。
“然而我们发现，”院长说，“我们发现要是把他们独自留在这儿而不加理会，他们反而会愉快平静地接受现实。后来，你要是想让他们坐巴士进一趟城，还得想方设法哄骗引诱他们才行。让他们回趟家也是如此。到了那时带他们回家已经完全没问题了，但待上一两个小时后，反倒是他们自个儿要急着按点儿赶回来吃晚饭了。那时候，‘梅多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这对二楼的那些人可不适用，我们不能让他们外出。那太难办了，况且他们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住到二楼去的。”格兰特说。
“不会的，”院长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过是想把话都先说清楚罢了。”
几年前他们也去过几次“梅多湖”，去探望法夸尔先生。那是他们的老邻居，是个单身老农。他独自住在一所到处透风的砖房里，除了添置过一台电冰箱和一台电视机，那房子从本世纪初起就没什么变化。他总是隔上一段恰当的时间就不期而至来造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他喜欢聊聊当地轶事，谈谈近期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极地探险或火器发展史等等。但自从进了“梅多湖”，他就只谈些那儿的日常。他们渐渐感觉到，法夸尔先生虽然感激他们的来访，却也因此有所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那里弥漫着的尿骚味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光线幽暗、顶棚低矮的走廊上那些壁龛里随意乱扎的塑料花束。
如今那幢老楼早已拆除了，尽管那只是五十年代的建筑，却也如法夸尔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华而不实的“城堡”，一些从多伦多来此度周末的人会住在那儿。新建的“梅多湖”是一幢通风良好的圆拱顶建筑，空气中散发着一股宜人的淡松木香。品种丰富、货真价实的绿色植物，在巨大的陶盆里吐芽抽条，生机勃勃。
尽管如此，在无法与菲奥娜相见的那难熬、漫长的一个月中，格兰特时常想象菲奥娜就生活在“梅多湖”的旧楼里。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漫长的一个月，他是这么觉得的——简直比他十三岁时跟着母亲到拉纳克郡去走亲戚的那个月还要漫长，比他跟雅基·亚当斯刚好上那阵，她跟家人去度假的那一个月也更漫长。他每天都往“梅多湖”打电话，希望能和那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通上话。她似乎觉得他这股不依不饶的劲儿有点儿好笑，但不管怎样，相比其他护士，她就菲奥娜的情况给出的汇报更为详尽。
菲奥娜患了一场感冒，不过对刚入院的人来说这很寻常。
“就跟你的孩子刚开始上学时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接触到大量新细菌，所以有一阵子总是会染上这种或那种毛病。”
后来感冒好些了。她不必再用抗生素了，看起来也不像刚来时那么困惑了。（格兰特头一回听到“抗生素”和 “困惑”这事儿。）她胃口相当好，似乎很喜欢在阳光房里坐坐。她好像还挺爱看电视的。
在“梅多湖”原来那栋老楼里，最让人受不了的事情之一就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儿，吵闹的电视声都会打断你的思考，淹没你的谈话。有些“犯人”（那时他和菲奥娜就这么称呼他们，而不是管他们叫病人）会抬眼盯着电视，有些人还跟电视对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在那儿温顺地忍受着它的侵犯。在他的印象当中，新楼的电视被放在单独的起居室，或各个卧室里。想怎么看悉听尊便。
这样一来，菲奥娜就得拿个主意了。看什么呢？
他们住进这房子这么多年来，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节目。他们曾窥探过摄影机镜头所能拍摄到的每一种野兽、爬行动物、昆虫和海洋生物的生活，也曾追过几十部剧，剧情类似大同小异的19世纪经典小说。他们还一度沉迷于一部英国喜剧，讲的是百货公司里的故事，这部剧他们看了许多遍重播，连台词都倒背如流了。如果剧中的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去世，或是离开剧组转行干别的了，他们会为此伤心；可剧中人物新生后，他们又会为那批演员的回归欢欣鼓舞。他们看着那位百货公司巡视员的头发从乌黑变成灰白，最后又从灰白变回乌黑，那些粗制滥造的布景从来没什么变化。但这些都在日渐褪去色彩；终于那些布景和最黑的头发也都变得暗淡了，仿佛伦敦街头的尘土正从电梯门底下慢慢钻进来一般，由此带来的悲伤似乎深深地触动了格兰特和菲奥娜，其影响远超过《经典剧场》
[2]
上演的任何一出悲剧，因此，不等到大结局，他们就弃剧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上了几个朋友。她无疑是在从自己的壳里往外钻呢。
什么壳呢？格兰特想问，可又忍住了，还是不要破坏克里斯蒂的一番好意吧。
要是有人来电话，他就让他们在电话里留言。与他们偶有来往的不是左邻右舍，而是住在乡间的朋友。这些人跟他们一样已经退休，而且经常招呼也不打一声就上外地去了。格兰特和菲奥娜搬过来的头几年，都是在家里过的冬。乡间过冬是一种新体验，要做的事情也不少，他们得对房子进行修缮。后来他们觉得，趁自己还走得动也应该去外面周游一番，他们去了希腊，去了澳大利亚，去了哥斯达黎加。说不定这会儿别人还以为他们是去哪儿旅游了呢。
他靠滑雪锻炼身体，但从不会滑到太远去，最远也就是到沼泽洼地那儿。傍晚时分他在屋后田野里一圈又一圈地滑雪，夕阳西下，把天空渲染得一片粉红，天空穹盖之下的乡野，仿佛被边缘泛着蓝光的冰浪所环绕。他在野地里滑够圈数，便回到光线渐渐幽暗的家里，一边吃晚饭一边打开电视看新闻。以前他们都是一起做晚饭的。一个人弄喝的，另一个人生火，两人或讨论他写的文稿（他当时正在撰写一篇研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狼群传说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在世界末日吞吃掉奥丁
[3]
的巨兽芬里厄
[4]
），或聊聊菲奥娜在读的书，或交流下他们在这既亲密共处又各自忙活的一天里产生的想法。这是他们俩最欢快的亲密时光，当然，还有他们上床后那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肌肤之亲——这种亲热倒也未必经常会使他们做爱，却能让他们确信性生活尚未终结。
有一回在梦中，格兰特将一封信拿给他曾视为朋友的一个同事看。信是他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的室友写来的，要不是这封信他早就忘了这么个人。那封信充满了伪善和敌意，用一种哀怨的方式对他进行威胁——他觉得写信的这位私下里是个女同性恋者。他早跟那个女孩好聚好散了，她应该不太可能自寻烦恼，更别说试图自杀了，而那封信显然是煞费苦心地要让他产生这样的错觉。
他那位同事虽已娶妻生子，却是最先丢开、夜不归家的那类人。他夜夜跟一个迷人的年轻情妇在地板垫褥上厮混，然后衣冠不整、带着满身毒品和香水气味就来上班或是讲课，不过眼下这人对此类胡闹也兴味索然了。格兰特记得他还跟其中一个情妇结了婚，这女人举办晚宴、生儿育女，俨然一个良家主妇。
“我可笑不出来，”他对格兰特说，但格兰特没觉着自己笑了，“我是你的话，我会先在菲奥娜那儿备个案。”
于是格兰特去了“梅多湖”找菲奥娜——去的是“梅多湖”那幢旧楼——可他却走进了一间阶梯教室。所有人都在那儿等着他上课。坐在后面最高那一排的，是一群眼神冷漠的年轻女子，个个身穿黑袍，都在服着丧，她们怨恨的目光片刻不曾离开过他，而且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她们对他的讲课内容不做笔记，也毫不关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没有受到干扰。她把这个阶梯教室改成了她在派对上喜欢待着的角落，在这远离纷扰的一隅，她喝着兑矿泉水的酒，吸着便宜的香烟，讲着她那两条狗的趣事。她与聊得投机的人一起远离人群，待在那儿抵抗着潮流，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和幽暗阳台所上演的戏码，不过是些幼稚的喜剧罢了。仿佛贞洁是一种雅致的时尚，而缄默则是一种神赐的幸福。
“哦，呸，”菲奥娜说，“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总是满世界地跟人说要寻死觅活的。”
可她的话并不能使他心安——实际上，这让他觉得心头冷飕飕的。他生怕她说错了，生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他看到了她看不见的东西——房间顶部环绕着黑色套索，它缠住他的气管，不断地变粗、收紧。
他拼命把自己从梦境中拽了出来，让真实慢慢地从虚幻中剥离。
信确实是有过一封，在他办公室的门上也出现过黑色油漆写的“无耻之徒”几个字，而菲奥娜呢，在得知有个女孩因为耽溺地迷恋上他而受到伤害之后，也说过跟梦中那句类似的话。那位同事没掺和进来，他的教室里也从未出现过那些黑袍女人，根本没人自杀过。格兰特并没因此颜面扫地，事实上他是轻松脱身了，要是再晚一两年的话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事。然而，流言四起。人们明显对他冷淡了很多。几乎没人再邀请他们一起欢庆圣诞节，连跨年夜也是他们自己过的。尽管没人劝酒，格兰特还是喝醉了——还有，谢天谢地，他多亏没对菲奥娜坦白，否则就铸成大错了——他只是向她保证要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
那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被人愚弄的羞辱，是一种未能觉察事态变化的羞辱。这种羞辱不仅来自于某个女人。过去也曾发生过变化，那时有那么多女人突然之间都变得唾手可得了——或者，他自认为是这样——可是，眼下又有了这样的新变化，现在她们却说以前的一切根本不是她们的本意。她们那时之所以与他苟且是因为孤弱无助、一时鬼迷心窍，她们在整个事件中受到了伤害，而不是得到了快乐。哪怕当初是她们主动求好，那也只是由于形势对她们不利。
不论到哪儿都不会有人认为，这样一个玩弄女性的男人（要是格兰特必须如此自称的话——其实他乱搞过的女人和风流的经历，连梦中指责他的那个男人的一半都不到呢），他的生活能与仁慈、慷慨甚或是牺牲等行为搭上边儿。或许起初还不至于如此，但至少当事态继续发展时，可能就会这样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迎合一个女人的自尊，迎合她的脆弱，他曾付出更多的感情，或者说是更强烈的激情，这样的付出甚至远多于他所感受到的爱意。尽管如此，却仍有人指责他伤害、玩弄和摧毁了别人的自尊心，指责他欺骗了菲奥娜——事实上他确实欺骗了她——但倘若他也像别的男人那样跟妻子坦言，然后离开她，果真就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尽管他在别的女人那里寻欢，却也一直保持着与菲奥娜的性生活。他从未夜不归宿，也从没为了周末想去旧金山度假或是去马尼图林岛野营而编造过精心设计的谎言。他不嗑药，少喝酒，还在继续发表论文，在各种委员会中任职，在事业上不断进展。他从未想过要抛弃工作与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养蜂。
可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他只得提前退休，没能领取足额的养老金。那位心脏病专家已经去世，他最后在那幢大房子里孤独地度过了一段困惑混乱又隐忍淡泊的日子。菲奥娜继承了房产，还有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一个农场，那是她父亲自小长大的地方。菲奥娜辞了工作，当时她在一家医院担任志愿服务协调员（她的说法是，在那个庸常的尘世，除了毒品、性以及文人相轻等问题，人们也会面临其他各种烦恼）。要开始新生活，就得有新生活的样子。
在这之前，鲍里斯和娜塔莎早已过世。其中一只先染病身亡——格兰特忘了是哪一只——接着，另外那只也死了，多半是由于情深思切追随而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进行了整修。他们弄来了越野滑雪板。他们不大喜欢跟人打交道，却也逐渐交上了几个朋友。现在再也没有让人脸红耳热的调情了。再也没有女人会在晚宴时把赤裸的脚趾伸进男士的裤腿里往上爬了。再也没有那样放荡的人妻了。
幸好脱身及时，格兰特这样想着，此时他心中那种遭际不公的感觉渐渐消退。那些女权主义者，也许还有那个伤心的傻姑娘自己，以及他那些胆小如鼠的所谓朋友们，及时将他推了出来。他们让他脱离了一种确实不值得为之深陷烦扰的生活。不然到头来，他可能当真会失去菲奥娜的。
在要回“梅多湖”去第一次探望妻子的那天早晨，格兰特醒得很早。他心里充盈着一种庄重的兴奋，如同以往他计划好跟某个初识的女人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那种感觉并非完全源于性。（到后来，当幽会成为惯常，那就全是为了性了）。那里面有着一种对探秘之旅的期盼，几乎可以算作一次心灵的开拓了。同样，里面也还掺杂了胆怯、谦卑和惊慌。
他从家里出发得太早了。下午两点之前是不准探视的。他可不想在停车场里坐着傻等，因此就掉转车头朝别的方向开去。
前些日子冰雪融化了一些。积雪仍然不少，但早先那种炫目的严冬景象已经不再。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积雪因为部分消融而布满了麻麻点点的孔洞，仿佛是田野上的垃圾。
在“梅多湖”附近一个小镇上，他看到有家花店，便去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没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给其他人送过。他走进大楼时感觉自己很像漫画当中无望的情人或愧疚的丈夫。
“哇。水仙花这么早就开啦，”克里斯蒂说，“你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她领着他穿过前厅，吧嗒一声打开了一个储藏室，或者是个什么厨房的灯，在里面翻找花瓶。她是个很胖的年轻女人，除了一头秀发，身上其余地方都不修边幅。她的头发是金色的，异常浓密，蓬松又高耸，很是奢华，极有鸡尾酒女服务员或是脱衣舞娘的派头，然而头发之下的脸庞和身材却平庸无奇。
“在那边，去吧，”她说道，点头示意他朝大厅那边走，“门上写了名字。”
果不其然，画了蓝知更鸟图案的姓名牌上写有名字。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敲门，但还是敲了，接着便推开门，叫着她的名字。
她不在里面。壁橱的门关着，床铺得平平整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舒洁纸巾和一杯水，其他什么都没有。连一张照片或者图画都没有，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是要求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到橱柜里去吧。
他走回护士站，或许那地方是叫接待处，或者管它是什么地方。克里斯蒂说：“不在？”她显出些惊讶，而他觉得那不过是种敷衍。
他有些迟疑，手里还捧着花。她说：“好吧，好吧——先把花放在这儿吧。”她叹了一口气，仿佛他是个头一天上学的智障儿童似的，她领着他沿着大厅，走进有着大教堂风格穹顶的宽敞的中心区域，来到那巨大天窗的光亮之下。有些人挨着墙坐在安乐椅里，还有一些人围坐在房间中央的几张桌子旁，房间里铺了地毯。他们看上去都不算太糟糕。年纪是老了——有几个行动不便者必须坐轮椅了——不过都还算体面。以前他和菲奥娜来探望法夸尔先生时总会看到一些让人崩溃的景象。老太太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有人的眼睛鼓凸得像个烂李子。有口角流涎的，有脑袋抖个不停的，还有心神错乱喋喋不休的。而现在，那些情况最糟的病人似乎都被弄走了。要不然就是对他们用了药物或做了外科手术，或许还使用了一些治疗容貌残畸、失语或其他失禁的新方法——前几年都还没有这些方法呢。
然而，还是有个郁郁寡欢的女人坐在钢琴前，用一根手指拨弄着琴键，却怎么也弹不成一个曲调。另一个女人，站在咖啡壶和一撂塑料杯的后面朝外瞪视着，看上去无聊之极。但她肯定是个工作人员——她穿着一套跟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工作衣裤。
“看到没？”克里斯蒂声音更加轻柔地说，“你上前跟她打个招呼吧，可别吓着她。你得记住她保不齐会不——算了。过去就是了。”
他看到了菲奥娜的侧影，她紧挨一张牌桌坐着，却并没在打牌。她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一边面颊上松弛的肉把嘴角都挡住了，这可是从没有过的。她正在看离她最近的那个男人打牌。他把手里的牌侧过来一些好让她能看见。当格兰特走近牌桌时她抬起头来。大家都抬起头来——牌桌上所有人都抬起了头，面露不悦。不过他们立马便低下头去看牌了，好似要避开任何干扰。
但菲奥娜露出了她那有点偏斜、局促、狡黠而又可爱的微笑，她把椅子往后推了推，起身朝他走了过来，一边把手指竖在自己的嘴前。
“桥牌，”她轻声说，“玩得可认真了。他们都快玩疯了。”她拉着他向咖啡桌那边靠过去，嘴里嘟囔个不停。“我还记得上大学时有阵子也是这样。我和几个朋友翘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像一群凶狠的杀人犯似的边抽烟边玩牌。有个朋友名字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几个叫什么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脑子里浮现出那个胸部凹陷的黑眼睛小姑娘，没准儿她如今已经去世了呢。烟雾缭绕中，菲奥娜、菲比还有另外那几个人，一个个玩得如女巫般痴迷。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一边说着，一边微笑地转向那个表情呆滞的女人，“要不要我给你取杯什么喝的来？来杯茶？这儿的咖啡可不怎么样。”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无法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尽管她的声音和笑容一如往昔，但里面却好像隐含着些什么，令人觉得她似乎不想让那些玩牌的人甚至是那个管咖啡的妇女受到他的干扰，同样，也免得他们的不快影响到他，这些暗含的意味使他无法伸手拥抱她。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花，”他说，“我想这能让你的房间有些生气。我去过你的房间了，可你不在那儿。”
“嗯，是不在，”她说，“我在这儿呢。”
格兰特说：“你交了新朋友。”他冲着她方才挨着坐的那个男人点了点头。就在这一刻，那男人抬头朝菲奥娜看了过来，而她恰巧也转过头去，不知是因为格兰特的话，还是因为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不就是奥布里嘛，”她说，“有意思的是我好多好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当时在店里干活，就是我爷爷常去买东西的那家五金店。我俩常在一块儿闹着玩，可他总也鼓不起勇气约我出去。直到最后那个周末他约我去看了一场球赛。但球赛结束时，我爷爷开车来把我接回去了。我是暑假去看他们的。看望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住在一个农场里。”
“菲奥娜。我知道你爷爷奶奶住在哪儿。我们也住那儿。以前。”
“真的吗？”她说，不过有些心不在焉，因为那个打牌的男人正向她投来目光，目光里不是带着祈求而是在下命令。他与格兰特年纪相仿，或许还稍大一点儿。他那又浓密又粗糙的白发耷拉在前额上，皮肤如皮革般坚韧，但却苍白泛黄，就像只皱巴巴的小山羊皮旧手套似的。他那张长脸威严而忧郁，有一种强健却失意的老马之美。但菲奥娜的关注点并未让他沮丧。
“我还是回去吧，”菲奥娜说，新近变胖了的脸上泛起一片绯红，“要是我不坐在那儿，他就觉得玩不下去了。说来可笑，我几乎一点儿都不记得怎么打牌了。看来我只好先走了。”
“你们很快就会打完的吧？”
“哦，应该是。也说不准。看到那位一脸严肃的女士了吗，你要是跟她好好说说，她会给你倒杯茶喝的。”
“不用担心我。”格兰特说。
“那我就先过去了，你能招呼好自己吧？你肯定觉得这儿很奇怪，但你一定很快就能适应，快到你自己都不敢想象。你会认识这儿的每一个人。除了有那么几位高冷又不合群的，你懂的——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知道你
是谁。”
她溜回到椅子上去，在奥布里耳边说了些什么。她用手指在他的手背上拍了拍。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厅里碰见了她。她正推着一辆车子，上面放着一壶壶苹果汁和葡萄汁。
“稍等，”她一边对他说着，一边把头探进一扇门里，“要来点儿苹果汁吗？葡萄汁？饼干呢？”
她倒满两只塑料杯端进房间去。他等在那儿。接着她又回来取了两块竹芋饼干放到纸盘子上。
“怎么样？”她说，“看到她参与活动，还有这一切，你开心吧？”
格兰特问：“她还认得出我是谁吗？”
他无法确定。她没准儿是在开玩笑呢。这倒是她的风格。她对他说的最后几句话，简直像是在跟一个新入院的人说话，正是这最后的伪装让她露了馅儿。
但愿她是假装如此。但愿那是假装的。
可玩笑开完了，难道她不该追上来对他嘲笑一番吗？她肯定不会就那么回去看打牌，假装已经忘了他。那样做太残忍了。
克里斯蒂说：“你刚好赶上她状态不好的时候。正迷上打牌的时候。”
“她压根儿就没打牌呀。”他说。
“哦，但她的朋友在打啊。奥布里。”
“奥布里又是谁呢？”
“就是那个人。奥布里。她的朋友。你想来杯果汁吗？”
格兰特摇了摇头。
“哦，听着，”克里斯蒂说，“他们感情可好了。已经有一阵子了。像铁哥们似的。也是适应这里的一个阶段。”
“你是说她可能真不认识我了？”
“有可能。她今天认不出你。那明天呢——谁也说不准，对吧？情况总是忽好忽坏反复变化，对此谁都无能为力。你来的次数多了，也就明白了。慢慢就知道不用那么较真儿了。一天一天也就适应了。”
一天又一天。情况却没什么反复变化，他也没习惯他们现在的状况。倒是菲奥娜似乎渐渐习惯了他，但也不过是把他当成一个经常来的，对她特别感兴趣的访客罢了。甚至可能是当成了一个讨厌鬼，按照她过去的处事习惯，一旦发现他是这种人，一定会把他拒之门外的。她总是以一种心不在焉、彬彬有礼的和善态度来对待他，这态度成功地使他没法问出那个最显而易见又最不可回避的问题。他没法问她到底记不记得他这个结婚近五十年的丈夫。他觉得要是这样问了，她一定会相当尴尬——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他感到尴尬。她会不安地笑笑，用礼貌又困惑的态度来羞辱他，然后不知怎么的，最后也没能回答个“是”或“不是”。要不然就是随随便便答上一句，但结果根本无法让他满意。
克里斯蒂是唯一一个他可与之诉说的护士。有些人把这整件事情当成一个笑话。有个粗鲁的老家伙居然当面笑话他。“那个奥布里跟那个菲奥娜？他们真是自得其乐，对吧？”
克里斯蒂告诉他，奥布里原先是一家公司在本地的代理人，那家公司向农民出售除草剂——“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人挺好。”她这样说，但格兰特不明白她所说的好是指奥布里为人诚实正直、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还是指他谈吐和衣着得体、开的车也气派呢。可能兼而有之吧。
在他年纪还不是很大，甚至都还没退休的时候——她接着说——他受到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伤害。
“他平常都是由妻子照顾的。她在家里照料他。她只是暂时把他送到这里看护，好让自己也休息一下。她妹妹想让她去佛罗里达。知道吗，她真的很不容易，你绝对无法想象会有人像他这样——他们不过是去什么地方度了个假，偏巧就不知道一个啥东西，大概是虫子什么的吧，让他发了可怕的高烧。而且一度让他昏迷不醒，后来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向她打听这儿的住客之间的感情问题。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事情发生？他现在已经学会用一种放任的语气交谈，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别人对他长篇大论地说教。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么了。”她说。她一边在记录本上不停地写着，一边在考虑着怎么回答他。她写完后，抬起头来对他坦诚地笑了笑。
“我们这里所遇到的麻烦，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是经常会有人彼此水火不容。他们可能甚至不会去互相了解，除了，比方说，这人是男是女之外，其他都一无所知。你总以为是那些老头儿想往老太太的床上爬吧，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老太太追着老头儿跑。兴许是她们的精力还没有耗尽吧。”
这时她敛住了笑容，仿佛是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或是说得太麻木不仁了。
“可别误解我的意思，”她说，“我不是指菲奥娜。菲奥娜是个淑女。”
那么，奥布里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格兰特差点就脱口而出了。可他想起奥布里是坐着轮椅的。
“她是位真正的淑女。”克里斯蒂说，语气是那样肯定和令人信服，这反倒让格兰特疑虑难消。他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场景，菲奥娜穿着带网眼花边和蓝色缎带的长睡袍，顽皮地掀开了一个老男人床上的被子。
“呃，我有时在想——”他说。
克里斯蒂急声说道：“想什么？”
“我在想她会不会是在玩猜谜游戏。”
“玩儿什么？”克里斯蒂说。
多数下午都能见到这一对儿搭档坐在牌桌旁。奥布里手很大，手指粗壮。他理起牌来相当费劲。菲奥娜帮他洗牌、发牌，有时眼看有牌就快要从他手里滑落时，她会敏捷地出手把牌扶正。格兰特从房间的另一头看着她飞快地出手，又迅速微笑着表达歉意。他能看到当她的一缕头发拂过奥布里面颊时，奥布里还像个丈夫似的皱了皱眉头。每当她紧挨着待在他身边时，奥布里反倒对她一副爱理不睬的样子。
然而，要是她微笑着跟格兰特打招呼，要是她往后推开椅子站起身来请格兰特喝茶——这些表明她认为格兰特也有权利在那儿，说不定还认为自己对格兰特是要负些许责任的——这时奥布里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阴郁的惊恐之色。他会让纸牌从手指间滑落到地上，把这局牌搅黄。
于是菲奥娜只得手忙脚乱去摆平乱局。
他们要是没在打桥牌，就可能是在沿着大厅散步，奥布里一只手紧扶住栏杆，另一只手抓住菲奥娜的胳膊或肩膀。护士们觉得这真是个奇迹，她竟有办法让他离开轮椅。不过，如果要走更远一点的路——比如说要去大楼一头的阳光房或是另一头的电视房——还是得要轮椅。
电视似乎总是固定在体育频道，奥布里什么体育比赛都看，但他最喜欢看的显然是高尔夫球。格兰特跟着他们一起，看什么都无所谓。他在隔着几把椅子之外的地方坐着。大屏幕上，一小群观众和解说员在那片宁静草坪上追随着几个运动员，在适当的时候会报以一阵恰如其分的鼓掌喝彩。但当运动员挥杆一击，那只小球孤独地在空中划过既定路线时，周遭寂静一片。奥布里、菲奥娜和格兰特也许还有其他人坐在那里屏息静气，然后奥布里第一个突然大喊出声，表达满意或是失望之情。接着菲奥娜也应和着他做出反应，像是以相同的音调加入到合奏中来似的。
在阳光房里就不会如此安静了。这一对儿搭档会在最葱翠最茂密的热带风情植物中间找个地方坐下——树荫下，如果你喜欢这么称呼的话。格兰特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挤进去。在树叶沙沙和流水潺潺的声响之间，隐隐夹杂着菲奥娜的柔声低语和欢快大笑的声音。
随后传来一阵咯咯咯的声音。这又是他俩中的谁呢？
也许不是他们，也许是住在角落鸟笼里的某只鲁莽、艳俗的鸟儿。
奥布里说得出话，尽管声音可能不像从前。他这会儿好像是在说着什么——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当心。他在这儿。亲爱的。
在喷水池的蓝色池底，散落着一些许愿的硬币。格兰特从没看到过谁真的往里面扔钱。他盯着这些五分、十分和二十五分的硬币，心想它们是不是被贴在瓷砖上的呢——是这地方又一个吸引人的特色装饰吧。
他们是观看棒球比赛的少年，坐在露天看台的顶层，离那男孩的朋友们远远的。他们之间是几厘米高没刷漆的木头，暮色四合，夏末的黄昏时分很快就变得凉意袭人。他们挥着手，扭着腰，目光始终没离开球场。如果他穿着夹克，他会脱下来，披在她窄小的肩膀上。这样，他就能把她拉得靠自己更近一些，用张开的手指压在她柔软的手臂上。
可不像现在似的，哪一个男孩在初次约会时，都恨不得把手伸到人家女孩子的裤子里去。
菲奥娜的手臂纤细柔软。在灯光照耀着的尘土飞扬的球场之外，夜色愈浓。此刻，少女的情欲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一下子点燃了她年轻纤柔的身躯里的每一根神经。
“梅多湖”那儿没安什么镜子，因此他倒也不必看到自己潜行和跟踪时的样子。但他间或也会想到自己这样偷偷摸摸到处盯着菲奥娜和奥布里，看上去得有多么愚蠢，多么可悲，甚至都有些精神错乱了。但他又总是运气不佳，总不能当面撞上她，或是他。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无权在场却又无法自拔。哪怕在家，当他趴在书桌上工作、打扫房间或铲雪时，他脑子里也总有个滴答作响的节拍器让他执念于“梅多湖”，执念于下一次探视。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执拗的毛头小伙子，进行着一场毫无指望的追求，有时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媛的可怜虫，深信有一天这些女人会转过身来接受他们的爱。
他拼命抑制住自己，将探视的次数减少到星期三和星期六两次。同时，他又强迫着自己去观察这个地方的其他事情，仿佛自己是个普通的探访者，是个过来进行视察或是做社会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种假日里喧闹而紧张的气氛。一个又一个家庭成群结队地前来。一般都是做母亲的来张罗，她们像既欢快又尽职的牧羊犬一样把男人和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只有年龄最小的孩子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立刻注意到了大厅地面上铺的绿色和白色的方形瓷砖，然后就会选择一种颜色在上面走，而另外那种则是要跳过去的。有些胆子大一点的，会试着攀在轮椅后面玩搭便车的游戏。要是一些孩子不顾训斥，死活就是要玩这些把戏，那就得被撵回车里去了。这时稍大点的孩子或父亲会喜出望外，欣然承担这项任务，从而从这探访中脱身。
多亏这些主妇们，谈话才得以进行。男人们似乎被这情形吓呆了，那些十来岁的小青年则像是遭到了侮辱。那些被探望的老人，或是坐着轮椅让人推行，或是拄着拐杖跌跌绊绊，或是不用搀扶，自己僵直地走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因为这么多人来探视而得意洋洋，但也因此而倍感压力，他们的眼神有点迷茫，嘴里拼命地嘟囔个不停。此刻，在形形色色“局外人”的包围之下，这些“局内人”终究显得有别于常人。那些妇女下巴上的胡须茬会给刮得干干净净，那些眼睛有问题的肯定用眼罩或墨镜遮住了，那些人的怪诞言行没准儿也被药物控制住了；但有些人的目光依然呆滞，眼神里有种挥之不去的僵硬——仿佛他们早已自足地沉浸于自己的记忆中，定格为遗照里的那个形象。
格兰特现在更能体会到法夸尔先生当时的感受了。这儿的人——哪怕是那些没参加任何活动，只是散坐于四处注视着门口或是望向窗外的人——在头脑里都过着一种忙乱的生活（更别提他们的身体了，肠胃里有种征兆不祥的蠕动，从头到脚全身各处都有刺痛和剧痛），而这种臆想的生活，在多数情况下既无法在探望者面前细说也无法隐晦地提及。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坐着轮椅或是自己走着到处逛逛，但愿能碰上些什么值得让大家看一看或聊一聊的。
那个阳光房倒是可以炫耀一番的，当然还有那个大屏幕电视。父亲们觉得那还真是相当不错呢。母亲们则说这些蕨类绿植长得真丰茂啊。很快，大家便围着小桌子坐了下来，吃起了冰淇淋——只有那些十来岁的小青年们不肯吃，他们觉得快要恶心死了。主妇们把滴下的汁水从颤巍巍的下巴上擦掉，男人们则移开视线朝别处看去。
这样的仪式中必定是有些什么能给人带来某种满足的，就连那些小青年没准儿有一天也会为自己曾经来过这儿而高兴。格兰特对跟家庭有关的事情着实摸不着头脑。
没有子女或孙辈来这儿探望奥布里，而且由于他们没法打牌了——牌桌被占用来举办冰淇淋派对了——他和菲奥娜就躲开了星期六的探亲盛会。阳光房里人满为患，根本不适合他们亲密交谈。
当然，在菲奥娜关上了门的房间里，那些亲密交谈可能还在进行。格兰特纠结了半天也没敲门，他站在门前好一会儿了，瞪视着那些迪斯尼风格的小鸟图案，满怀强烈而真切的憎恶。
或者他们也可能待在奥布里的房间。但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儿。他对这个地方的探究越是深入，便越发现这里的回廊、安设座椅的场所和坡道真是太多了，当他在这儿闲逛时还是很容易迷路。他会以某幅画或某把椅子为标志物，可等到下个星期，他选好的那个标志物就好像被挪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愿跟克里斯蒂说这件事，免得她以为他自己也精神紊乱了。他猜想这样不停地变来动去和重新安排可能是为了那些疗养人员——为了让他们的日常锻炼更有趣味一些。
还有一件事他也没有提，有时他看到远处有个女人，会觉得那是菲奥娜，但转念又觉得不可能，因为那女人的衣着不是菲奥娜的风格。菲奥娜何时喜欢过鲜亮的印花衬衫和铁蓝色长裤呢？有个星期六，他从窗户向外张望，看见菲奥娜——那肯定是她——正推着奥布里的轮椅，沿着一条已经清扫干净了冰雪的铺砌小道往前走，而她竟然戴着一顶样子特傻的羊毛帽，穿着一件印有蓝色和紫色螺旋纹图案的夹克，他曾在超市里见过那些本地妇女穿着这种衣服。
实际上这一定是因为工作人员懒得把那些身材相仿的女人的衣服一一区分开来。他们觉得反正那些女人也认不出自己的衣服了。
他们还给她理了发。他们竟把她头上那轮天使的光环给剪掉了。一个星期三，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运转，打牌又在进行着；工艺室里女人们正在做绢花或是穿衣娃娃，并没有谁在一旁打扰或夸赞她们；此时奥布里和菲奥娜又很是惹眼了，这倒给了格兰特一个机会，他跟自己的妻子进行了一次简短、友好却又让人崩溃的谈话，他对她说：“他们为什么剪掉了你的头发？”
菲奥娜抬起手，摸了摸头。
“什么——我没剪头啊。”她说。
他觉得自己应该去了解一下二楼是什么情况，依克里斯蒂所言，那儿住着的，是完全丧失了神智的人。至于在楼下到处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或是向路过的人抛出古怪问题（“我的套头衫是落在教堂里了吗？”）的那些人呢，显然是仅仅部分地丧失了神智。
还没资格上二楼。
确实有几处楼梯，但上头的门是锁着的，只有工作人员才有钥匙。你也进不去电梯，除非哪个工作人员在办公桌后面按电钮打开电梯门。
那些人丧失了神智后都做些什么呢？
“有的就只是呆呆坐着，”克里斯蒂说，“有的坐在那儿哭。有的想把房子喊塌。你不会真的想知道这些的。”
有时候他们又会突然恢复过来。
“你就算一年到头上他们房间去，他们也认不得你。然后有一天，他们说话了——嘿，我们什么时候回家。突然之间，他们头脑完全恢复正常了。”
可那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你还想呢，哇，恢复正常了。谁知接着他们又现回原形了，”她啪地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他曾工作过的那个小镇上有一家书店，他和菲奥娜每年都会去上个一两回。这次他是自己一个人上那儿去的。他本来没想买什么，但还是列了一个书单，选了单子上的几本，然后又买了一本他偶然发现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一本19世纪的水彩画册，作者是一位游历过冰岛的女旅行家。
菲奥娜从没学过她母亲的语言，也从没对这种语言留存下来的故事表现出过多少关注——而这些故事，恰恰是格兰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所讲授和著述过的，且他至今仍笔耕不辍。她把那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叫成“老尼雅尔”和“老斯诺里”
[5]
。不过近几年来她对这个国家本身倒逐渐产生了兴趣，还翻看过旅游指南。她读了一些威廉·莫里斯
[6]
的游记，还有奥登的。她并非真的打算去那儿旅行。她说那里的气候太让人受不了。而且——她还说——应该有那么一个地方，你惦记它，了解它，甚至对它心驰神往，却永远不会真的去实地看看。
格兰特刚开始教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文学时，他班上还都是些常规的学生。可几年后，他发现有了变化。已婚妇女开始重返学校了。她们倒不是想给自己充充电，好跳槽找更好的工作或是随便能找到个什么工作，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她们仅仅是想让自己在平常的家务和爱好之外，还能找到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来思考，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没准儿还能顺其自然地发展，使这些教她们课的男老师成为这种多彩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老师在她们眼中更具神秘色彩、更加令人渴慕，是她们为之做饭与之睡觉的那些男人难以比拟的。
她们所选的课程通常是心理学、文化史或英国文学。有时也有人会选考古学或语言学，但后来发现很难学下去，也就放弃了。选修格兰特课程的人可能都有斯堪的纳维亚的背景，就像菲奥娜一样，或是从瓦格纳或历史小说那里对北欧神话有所了解。还有几个人以为他教的是凯尔特语，对她们来说任何与凯尔特民族有关的东西都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
他站在讲台前很不客气地对这些抱负不凡的学生说：
“如果你们想学一门优美的语言，就去学西班牙语。你们要是去墨西哥的话就能派上用场了。”
有些人听从他的告诫离去了。另外一些人似乎反倒被他严苛的语气打动了。她们意志顽强地努力学习，将她们那种成熟女性的依顺、那种对于获得认可的迫切期盼，像令人惊叹的盛放的鲜花一样，带进了他的办公室，带进了他那有条不紊的美满生活。
他看上了一个叫雅基·亚当斯的女子。她和菲奥娜截然相反——娇小，温顺，眼睛乌黑，热情奔放。她从不会对人冷嘲热讽。他们的私情持续了一年，直到她丈夫调往别地。当他们在她的车里告别的时候，她竟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犹如得了低温症一样。她给他写过几封信，可他发现她信中的语气过于紧张，便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复。他拖着拖着，再回信也已不相宜了；而在此期间，他居然又像变戏法般出乎意料地跟另一个女孩纠缠上了，那女孩年轻得都可以当他女儿了。
就在他跟雅基打得火热之时，更加让人眩晕的情形发生了。一个个长发披肩、足蹬凉鞋的年轻女孩上办公室来找他，恨不得大声宣布自己可以随时向他献身。与雅基交往时所需要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接近，那些微妙的感情暗示，全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恰如一阵旋风击中了他，就像击中其他许多人一样，愿望立刻就发展成了行动，其燎原之势让他不禁暗自疑虑是否有什么错漏。可谁还有空去懊悔呢？他听说过一些多角恋情，还有那种原始和冒险的艳遇。众多丑闻败露于世，到处上演着狂躁而痛苦的戏码，但同时也让人觉得，这种结局总归要好一些。他们也会遭到报应——比如开除职务。不过那些人被开除后便转身离去，到一些规模较小、更加宽容的院校或是“开放学习中心”去教书，而许多被弃之一旁的妻子也从创伤中慢慢复原，并开始喜欢上那些曾勾引她们男人的女孩们的衣着打扮和性开放做派。学术派对，过去曾那么呆板老套，现在却成了一片雷区。一种流行病突然爆发了，像西班牙流感那样迅速传播开来。只不过这一回人们都趋之若鹜，巴不得患病，小到十六岁老到六十岁，似乎没有谁愿意被落下。
然而菲奥娜好像甘愿远离这种潮流似的。她母亲奄奄一息；她自己由于在医院里的丰富工作经验，离开挂号处的日常工作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格兰特倒也没做得太过头，至少跟周围有些人比起来是这样。他从未再让其他女人像过去雅基那样跟自己走得那么近。他所感受到的主要是身心康乐方面的巨大提升。他从十二岁以来便一直都有的发胖趋势消失了。他可以一步跨两级台阶那样跑上楼。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站在办公室窗前欣赏云卷云舒与冬日夕阳交相辉映的美丽景象，从未像现在这样欣赏从邻居家客厅窗帘缝间透出光来的古董灯具的魅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薄暮时分在公园里欣赏孩子们由于不肯离开玩雪橇的小山坡而发出的哭闹声。夏日来临，他认得了一些花儿的名字。在接受自己那几乎发不出声音来的岳母（她患的是咽喉癌）的辅导之后，他在班上壮着胆子背诵并翻译了那首宏大而又血腥的颂诗《赎头》（Hofuolausn
）。诗的作者是被国王——血斧埃里克
[7]
——判了死刑的一位吟唱诗人，他写下此诗来歌颂埃里克国王（后来，诗人又被这位国王——也是得益于这首诗歌的力量——释放了）。所有人都鼓掌喝彩，甚至包括班里的那些反战分子，他早先还曾开玩笑奚落过这些人，问他们能不能别上课，去大厅那里待着。那天，也可能是另一天，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荒诞可笑且亵渎神明的引句，久久萦绕挥之不去。
如此他的智慧与声望——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8]
当时他为此觉得困窘不安，并感到一阵迷信般的寒战。至今也还会如此。不过，只要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什么不正常。
下次去“梅多湖”探望时，他把那本书带了过去。那是个星期三。他去牌桌边寻找菲奥娜，却没见着她。
一个女人冲他大喊道：“她不在这儿。她病了。”她的声音听起来满是炫耀和兴奋——她很是洋洋自得，她认出了他，而他对她却一无所知。也许她的得意也是因为她知道菲奥娜的一切，了解菲奥娜在这儿的生活，觉得自己说不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
“他也不在这儿。”她说。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
“没什么，真的，”当他问起菲奥娜出了什么状况时，她回答道，“她不过是今天想在床上待着罢了，就是有点儿心烦。”
菲奥娜直挺挺地在床上坐着。这房间他没进来过几次，他以前没注意到这床原来是医院用的病床，是可以用曲柄摇起来的。她穿了自己的一件少女式高领睡袍，脸色苍白，不像粉艳的樱桃花，却更像是面粉糊。
奥布里坐在轮椅里，靠在她旁边，他把轮椅推得尽量挨近她的床。他穿着夹克，打了领带，而不是像平常那样胡乱穿件开领衬衣。他那顶整洁的粗花呢帽子搁在床上。他看起来像是刚出去办过什么重要事情似的。
去见他的律师？银行经理？还是去跟殡葬司仪安排后事了？
不管是去办了什么事，反正他看上去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的脸色也很阴郁。
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格兰特，满脸呆滞和悲伤的忧惧之色；当发现他是谁时，他们虽然没有感到高兴，却也都如释重负。
不是他们担忧着要来的那个人。
他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没有松开。
床上搁着帽子。夹克和领带。
奥布里没出过门。不是他去过什么地方或是去见过什么人的问题。而是他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格兰特把书放在菲奥娜空着的手那一侧的床上。
“关于冰岛的，”他说，“我寻思说不定你会想看看。”
“噢，谢谢你。”菲奥娜说。她看都没看书一眼。他拉起她的手放到那本书上。
“冰岛。”他说。
她说：“冰—岛。”第一个音节还算显示出了一丝兴趣，可是第二个音节就变得平淡无奇了。无论如何，她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回到奥布里身上去，后者正把自己那只厚实的大手从她的手中抽离。
“怎么了？”她说，“怎么了，亲爱的心肝宝贝？”
格兰特以前可从没听过她这么花里胡哨的说话腔调。
“哦，好了好了，”她说，“哦，拿着。”她从床边的纸盒里抽出一大把纸巾。
奥布里竟然哭了起来。他哭得涕泗横流，他极不愿让自己这样可怜兮兮地出洋相，特别是在格兰特面前。
“给你，拿着。”菲奥娜说。她原本打算替他擦掉鼻涕和眼泪的——要是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的话，他会让她这么做的。但格兰特在，奥布里就不肯如此了。他勉力抓过一些舒洁纸巾，笨拙地在脸上胡乱抹着，碰巧也还擦到了几下。
在他忙着擦脸的时候，菲奥娜转向格兰特。
“你会不会碰巧在这个地方有点儿门路？”她轻声说，“我见过你跟他们说话——”
奥布里发出一种声音，表示抗议、厌烦或憎恶。接着他把上身向前探，像是要朝她扑过去一样。她移身过去，一半身子都探到了床外，抓住他并牢牢撑住。格兰特似乎也不便过去帮忙，但如果他觉得奥布里会跌到地上去的话，他当然也会出手相助的。
“嘘，”菲奥娜在说着，“哦，宝贝儿。别哭了。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们必须得见面。我会去看你。你也会来看我的。”
奥布里把脸埋在她的胸前，又发出那种声音来；格兰特一时手足无措，只得从房间里退了出来。
“我真希望他妻子能快点赶到这儿来，”克里斯蒂说，“我希望她把他从这儿弄出去，赶紧结束这痛苦。我们马上就要开晚饭了，他要是还在这儿待着，我们哪还能让她咽下一口东西？”
格兰特问：“我该留下来吗？”
“留下来干什么呢？她没生病，你知道的。”
“陪陪她。”他说。
克里斯蒂摇了摇头。
“他们必须独自了结这些事。他们一般记性都很差。这倒也并非总是坏事。”
克里斯蒂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在结识她的这段时间，格兰特也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上哪儿去了，但觉得他可能是在艾伯塔。她小儿子患有很严重的哮喘，一月份有天夜里要不是她及时把他送到急诊室的话，肯定已经发病身亡了。他没有吸食任何非法毒品，但他哥哥怎么样她就不敢打保票了。
在她眼里，格兰特和菲奥娜还有奥布里肯定都算是幸运的了。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多波折，顺顺当当度过了一生。如今到老了不得不经受这一切，可那几乎都不算什么事儿。
格兰特没有再回菲奥娜的房间就走了。他注意到那天的风其实已经很暖和了，群鸦不停地嘶叫。停车场上，有个穿花格子长裤的妇女正将一辆折叠轮椅从汽车后备厢里取出来。
他开车途经的那条街叫黑鹰巷。这一带所有街道都是用昔日全国曲棍球联赛中的那些球队命名的。这条街位于“梅多湖”附近一个小镇的边远地带。他和菲奥娜以前定期来这小镇购物，但除了主街之外，他对小镇其他地方都不熟悉。
这儿的房子看起来像是同一时期建成的，大概是在三四十年前吧。这儿街道宽阔蜿蜒，没有人行道——让人回想起在那个年代，人们都认为有了汽车，谁也用不着再走那么多路了。格兰特和菲奥娜有些朋友有了孩子后，就搬到类似这样的地方来住了。对此他们起先还觉得不好意思，称之为“出城去‘烧烤场’了”。
年轻的家庭仍然住在这儿。车库门上方安装了篮球筐，车道上停放着三轮童车。但是，也有些房子的状态每况愈下，已经不像原本用于家庭居住的那种房子了。院子里到处是车轮碾压的印痕，窗子上贴着锡箔纸，或悬挂着褪了色的旗子。
住宅出租。租客都是些年轻男性——要么是一直未婚，要么是失去配偶重返单身的。
有少数房产像是一直被悉心保养着的，他们在房子全新时就搬了进去——这些人没什么钱或者可能觉得没必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住。灌木长得郁郁葱葱，色彩柔和的塑料护墙板省去了重新刷漆的麻烦。栅栏或树篱整洁有序，表明这些房子里的孩子们都已长大离开，他们的父母认为不再需要用通道把各家院子连成一片，让孩子们在邻近自由玩耍了。
电话簿上登记的属于奥布里和他妻子的房子就是这其中的一幢。屋前的步道铺有石板，步道两旁种着粉色与蓝色相间的风信子，像瓷制假花般直直挺立着。
菲奥娜还没从她的忧伤中恢复过来。进餐时她什么都不吃，虽然她假装在吃，却将食物藏进了餐巾。他们每天要给她补充两次营养液——有人站在一旁看着她咽下去。她也会起床，穿衣服，但之后就只想呆坐在自己房间里。她根本不愿进行任何锻炼，除非克里斯蒂或别的护士，或是来探视的格兰特，陪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走，或带她上外面去。
春天的阳光下，她坐在墙边一张长凳上，无力地哭泣。她仍然彬彬有礼——她为自己落泪而表示歉意，别人建议什么她也从不反对，问她什么问题也从没拒不回答。可她一直哭。哭泣让她双眼又红肿又昏花。她的开襟羊毛衫——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纽扣总是扣得歪扭不齐。她眼下还没有到头发不梳、指甲不剪这一步，但没准儿也快了。
克里斯蒂说她的肌肉正在萎缩，要是她不能尽快改善的话，他们就要让她用助行架了。“可你要知道，他们一旦用上助行架，就会对它形成依赖，从此自己就不会再多走路了，只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走动一下。”
“你得在她身上多下点功夫，”她对格兰特说，“想办法鼓励她。”
可格兰特并没有这样的机会。菲奥娜似乎不喜欢他了，尽管她试图掩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每次见到他，便会让她想起跟奥布里告别的那最后几分钟吧，当时她请他帮忙，可他却置之不理。
他觉得眼下再提他们是夫妻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她不愿再穿过大厅到牌桌那儿去，那儿主要还是以前那帮人在打牌。她也不想去电视房或阳光房。
她说自己不喜欢大屏幕，她的眼睛会难受。鸟雀的啁啾声也令她恼火，她还希望他们能隔一段时间就把喷泉关一关。
就格兰特所知，她从来都没看过一眼那本关于冰岛的书，也没看过一眼她从家带来的其他书——她带来的书本就少得可怜。这儿有一间阅览室，她会过来坐下休息一会儿，选中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这里少有人来，如果他从书架取下一本书，她也会愿意让他念给她听。格兰特怀疑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他的陪伴变得更容易接受些——她便可以闭上眼睛，重新沉浸于自己的忧伤之中。要是她放下忧伤，哪怕只有一分钟，那么当她重新触及时，是会受创愈深的。有时候他也寻思，她闭上双眼是为掩藏自己那种会表露内心绝望的目光，她觉得若让他看出这种绝望来是很不好的。
因此他坐下来，从那些讲述高雅贞洁的爱情和失而复得的财富的旧小说中，抽出一本来念给她听；这些书或许是某个古老村庄或主日学校的图书馆里废弃的。显然，尽管这幢楼里的大多数其他东西都整饬一新，却没有人想着把阅读室的藏书更新一下。
这些书的封皮很软，如同天鹅绒一般，上面压印着叶子和花卉的图案，这使它们有点像是首饰盒或巧克力盒。这样女士们——他猜想应该是女士们——就会把它们当宝贝似的带回家去了。
院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她说菲奥娜没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转起来。
“尽管给她添加了营养，她的体重还在持续下降。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治疗她。”
格兰特说他知道他们确实尽了力。
“情况是这样，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在一楼是没有延时床位护理的。如果谁感到不舒服，我们可以临时性地提供这种服务；但要是病人身体太弱而无法走动和自理的话，我们只好考虑把他们转到楼上去了。”
他说他觉得菲奥娜还不至于老是卧床不起。
“是还没有。可如果她无法继续保持体力的话，她就会的。眼下她正处于临界线上。”
他说他原以为二楼是给神智完全失常的人住的。
“还有她这种情况的人。”她说。
他对奥布里的妻子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在停车场见到她身穿一套花格子衣服。她弯腰钻进车子里的时候，夹克下摆掀了起来。他感觉她腰身很苗条，臀部很宽大。
她今天没穿那套花格子衣服，而是穿着棕色束带长裤和粉红色套头衫。他对她腰身的印象是对的——勒得紧紧的腰带表明她在有意突显自己的细腰。若是腰带没系这么紧，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而现在腰带以上和以下都勒得鼓凸出来了。
她可能比她丈夫小十到十二岁。她头发短短的，波浪卷，染成了红色。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比菲奥娜的要浅一些，犹如单调暗淡的知更鸟蛋或是绿松石的颜色——因为轻微浮肿而显得有点歪斜。胡桃木色的妆容使得她脸上密集的皱纹更加明显了。也许是在佛罗里达晒黑了。
他说有些不知该如何跟她介绍自己。
“我在‘梅多湖’见过你的丈夫。我常去那儿探望家人。”
“嗯。”奥布里的妻子说，下巴挑衅似的扬起。
“你丈夫怎么样，还好么？”
“还好么”是最后一刻加上去的。正常情况下，他本来会说“你丈夫怎么样？”
“他很好。”她说。
“我妻子和他在那儿处成了很亲密的朋友。”
“我略有耳闻。”
“是这样的。如果你能抽出一丁点时间，我有点儿事想跟你谈谈。”
“我丈夫可没想跟你妻子有什么牵扯，如果你是想谈这个的话，”她说，“他绝对没骚扰过她。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绝不会那么做。我听说，情况倒是恰恰相反的。”
格兰特说：“不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到这儿来并不是想对任何事情表示什么不满。”
“哦，”她说，“这样啊，那对不起了。我原以为你是为此而来的呢。”
她没再说更多抱歉的话。而且她语气里也没什么抱歉的意思。听上去她反倒有些失望和困惑。
“你还是进来吧，”她说，“穿堂风吹着挺冷的。今天外面也没看上去那么暖和。”
这么看来，对他来说，能进她家门也好歹算是个胜利了。他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难办。他本以为她会是另一副模样——一个受宠若惊的家庭妇女，因客人突然登门造访而倍感欣喜，因客人要跟自己谈谈心里话而倍感荣幸。
她带他穿过门廊进入客厅，她说：“我们只能坐在厨房里了，这样我能听到奥布里的动静。”格兰特看见正面窗户上挂着两层窗帘，都是蓝色的，一层很薄透，另一层是丝质的。房间里有一张配套的蓝色沙发，一块令人却步的灰白色地毯，还有各种各样明晃晃的镜子和装饰品。
菲奥娜对这类窗帘曾有个专门的叫法——尽管被她提及的那些妇女在这些帘子上颇费心思，她的叫法却像个笑话似的。菲奥娜经手布置的每个房间都不着装饰，宽敞明亮。她若是见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都塞在这么小的一个房间里，定会十分惊讶。他想不起那个词是什么了。
他能听到厨房隔壁的一个房间传来电视的声音，那应该是个阳面房间，然而放下的百叶窗却遮住了午后的亮光。
奥布里。菲奥娜祈望的那人就坐在那几米之外的地方，听起来像是在看什么球赛。他妻子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她说：“你还好吧？”接着就把门虚掩了起来。
“你还是喝一杯咖啡吧。”她对格兰特说。
他说：“谢谢了。”
“我儿子去年圣诞节时让他看上了体育频道，要是没有这个频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厨房案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器物和用具——咖啡壶、食品加工机、磨刀器什么的，还有些格兰特叫不上名字或说不出用途的东西。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很新也很贵，像刚拆掉包装取出来似的，要不就是每天都擦拭保养过的。
他觉得或许自己该就这些器具恭维一番。于是他夸她用着的那个咖啡壶很好，还说他和菲奥娜一直都想买一个这样的咖啡壶。这绝对是瞎说——菲奥娜一直钟爱一种欧洲产的新玩意儿，那东西每次只能煮出两杯咖啡。
“是人家送的，”她说，“我儿子和儿媳送的。他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太多东西，我们简直都应付不过来。其实他们还不如省下这些钱，当作路费过来看看我们呢。”
格兰特有些深沉地说：“我想他们自己过得也很忙碌吧。”
“他们倒是忙，去年冬天还去夏威夷玩儿了。要是我们近旁还有其他家人，倒也没什么。可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
咖啡煮好了。她从桌上一个陶瓷树架的两段截短的树枝上取下两只棕绿双色的陶瓷大杯，将咖啡倒进了杯子里。
“人啊，确实会感到孤独。”格兰特说。他觉得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要是不让他们与喜欢的人相见，他们必定会觉得很悲伤。比方说，菲奥娜，我妻子，就是这样。”
“我记得你说过你常去看她的。”
“确实没错，”他说，“但问题不在这儿。”
接着，他终于不再踌躇，决然提出了那个请求，那正是他此行的目的。她是否能考虑一下，送奥布里回“梅多湖”看看呢——哪怕每周一天也好。不过是几公里的车程而已，想必应该不会太困难吧。或者，如果她不愿耗费这时间的话——格兰特之前根本没这样的想法，因此提出这个主意时他自己也相当沮丧——那么他可以亲自送奥布里过去，他完全不介意这样做。他相信自己能搞得定。如此一来，她也能抽空歇口气。
他说话的时候，她蠕动着紧闭的嘴唇和藏于其间的舌头，仿佛在努力辨清某种说不清的味道似的。她取了些牛奶给他加到咖啡里，还端来一碟姜汁曲奇饼干。
“自家做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碟子放下。她语气很冲，毫无待客的热情。她默然不语，坐下来，把牛奶加到她的咖啡里，搅了搅。
随后她开口拒绝了。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理由是，我不想再扰乱他的心神了。”
“那样会扰乱他的心神吗？”格兰特认真地问道。
“是的，会的。当然会了。决不能那么做。把他接回家又送回去。这样来来去去的，只会把他弄懵了。”
“难道他不明白那仅仅是一次探视吗？难道他不能适应下来吗？”
“他明白得很。”她说道，好像他刚才的话侮辱了奥布里一样。“但再怎么说，那都会对他造成干扰。况且我还得帮他打点好一切，然后把他弄进汽车。他那么大块头，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搞定。我得费好大劲儿才能把他摆弄进汽车，将他的轮椅折起来带去，而这一切图的又是什么呢？如果得这么折腾的话，我还不如带他去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呢。”
“我来做这些呢？那样也不行吗？”格兰特问道，仍然保持着期盼和商量的语气，“没错，你没必要费这劲儿。”
“你弄不了的，”她语气断然，“你不了解他。你应付不了他。你就算做了他也受不了。费这么大劲儿，他又图个什么呢？”
格兰特觉得自己不该再提菲奥娜了。
“带他去商场逛逛都比这好，”她说，“在那儿他还能看看小孩儿，看看这样那样的东西。可又怕这让他想起两个从未见过的孙子，感到伤心。或者去湖边也好，现在湖上的小船又开起来了，去那儿看看划船，他心情也会不错的。”
她站起身，从水槽上方的窗台上把她的香烟和打火机拿了过来。
“你抽烟吗？”她问。
他说不抽，谢了，尽管他不知道若真有一支烟递到他跟前会如何。
“你是从来不抽？还是戒了？”
“戒了。”他说。
“戒了多久了？”
他想了想。
“三十年吧。不——还要更久一些。”
他是在和雅基刚好上那会儿决定戒烟的。但他不记得，自己到底是先戒了烟，想着戒烟后就会有好运来补偿呢，还是因为已经有了这样一份恋情，转移了他对烟的热情，觉得是时候把烟戒掉了。
“我已经不想着戒烟了，”她说着点燃了烟，“就是下了个决心，不再想着戒烟了，仅此而已。”
也许这就是为何她脸上长了那么多皱纹吧。曾经有人——一个女人——告诉过他，抽烟的女人脸上会长出一些特殊的细纹。不过那也可能是太阳晒的，或者她的肤质本就如此——她脖子上也同样明显长了皱纹。尽管脖子布满皱纹，她的乳房却像年轻女人一样丰满挺拔。女人到她这个年纪，一般都是这样一个矛盾体。缺点和优点，基因上的幸与不幸，全都糅杂显现。极少有人能像菲奥娜一样完整地保持她们的美，即便那种美不过是从前的影子。
也许事实未必如此。也许他之所以会这么想，只是因为他在菲奥娜年轻时就认识了她。也许，只有在一个女人年轻时就认识她，才会得出这样的印象。
那么，当奥布里注视着自己妻子时，他所看到的是否还是当初那个目中无人、出言不逊高中女生呢？他还记得她那双知更鸟蛋般蓝色的眼睛迷人地斜着时的模样，记得她撅起圆润的嘴唇，叼着一根被禁的香烟的模样吗？
“这么说你妻子的情绪很低落？”奥布里的妻子说，“你妻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菲奥娜。”
“菲奥娜。那你叫什么呢？你似乎还没告诉过我。”
格兰特说：“我叫格兰特。”
她出人意料地把手从桌子对面伸了过来。
“你好，格兰特。我叫玛丽安。”
“好了，眼下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了，”她说，“我也就直言相告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依然痴迷地想见到你的——见到菲奥娜。没准不是呢。我不会问他，他也不会告诉我。兴许那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我不想送他回去，万一整出别的什么事儿来呢。我担不起这个风险。我不想他没管没收的。我也不想他心烦意乱又来瞎闹折腾。他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够我忙活的了。也没谁能帮我。家里就我一个人。里里外外都得靠我自己。”
“你有没有考虑过——当然这对你来说很是
艰难——”格兰特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他送去那里长住呢？”
他放低了声音，几近成了耳语，而她却似乎觉得没必要压低声音。
“没有，”她说，“我要让他住在家里。”
格兰特说：“哦。你真是善良又高尚啊。”
他希望“高尚”这个词听起来并没有讥讽之意。他本来也没这个意思。
“你这么觉得？”她说，“我可没想过什么高尚。”
“但这么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但我只能这么办，我没有别的选择。要是我把他送到那里去住，就只好卖掉房子，不然我根本付不起这笔费用。可这房子是我们的全部家当。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明年就能领养老金了，那样我就能拿到我和他两个人的养老金，可即便如此，我也没那么多钱既能送他去那儿又能保住房子。这房子对我太重要了。”
“这房子真不错，”格兰特说。
“嗯，还行吧。我为这房子可费了不少心血。各种修理维护。”
“我肯定你花了不少心血。真的。”
“我不想失去它。”
“那是自然的。”
“我不能
失去它。”
“我懂你的意思了。”
“他那家公司害得我们孤苦无助，”她说，“我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总之就是他被扫地出门了。最后，他们竟然还说他欠着他们的钱；而当我要去查查怎么回事时，他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那与我无关。我觉得他准是干了什么愚蠢透顶的事儿。可既然我不该过问，我也就不闻不问了。你结过婚，也有妻子，自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在我快理出个头绪来的时候，我们又被安排着跟这些人一起去旅行，然后就脱不了身了。路途中他染上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病毒，陷入了昏迷。这倒是把他
从那一堆麻烦中解脱了出来。”
格兰特说：“真不走运。”
“我倒不是说他是故意染上病的。那纯属是碰巧了。他再也不会对我生气了，我也不生他的气了。生活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你赢不了生活。”
她像猫那样有条有理地用舌头轻舔自己的上唇，把沾着的饼干碎屑都舔进嘴里。“我听起来都像个哲学家了，是吧？那儿有人告诉我你以前是个大学教授。”
“很久以前的事了。”格兰特说。
“我没什么文化。”她说。
“其实我也不见得就有多少文化。”
“但我很清楚自己心意已定。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绝不会放弃房子。我要让他留在家里，我也不想让他的脑子里生出想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的念头。当初我就不该为了去佛罗里达把他送进那儿；但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所以只好送他过去。现在我知道该怎样做才更好。”
她又从烟盒里抖出一支烟来。
“我敢打赌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她说，“你在想，这些人可真是唯利是图。”
“我并没做出这种评判。这是你的生活。”
“说得对。”
他觉得他们该以一种更平和的调子结束这次谈话。于是他问她，她丈夫上学时有没有在暑假期间去一家五金店打过工。
“我从没听说过这事儿，”她说，“我不是在这儿长大的。”
驾车回家时，他注意到原先白雪覆盖、树影斑驳的那片沼泽洼地，如今仿佛让臭菘点燃了生机一般焕发起来。它们那看上去鲜嫩可食的叶子舒展得犹如大浅盘子。花朵像蜡烛火焰般笔直地升腾而起，丛簇繁多，纯黄鲜亮，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恰如一片光焰从地里喷薄而出。菲奥娜曾告诉过他，这些花自身也能产生热量。她在某个隐藏的知识库里搜寻一番之后说道，你把手伸到蜷缩的花瓣深处就能感觉到那种热。她说她曾经试过，但却不确定她感觉到的到底是真的热还是只是她自己的想象。那种热会引来许多小虫子。
“大自然可不只会傻乎乎地装饰人间。”
他没能成功说服奥布里的妻子。他没能说服玛丽安。他也曾预想到自己可能会失败，但丝毫没想过会是这个原因。他曾以为自己需要化解的全部难题乃是女人生来的性嫉妒——或是她的怨恨，因性嫉妒而产生的难以消除的怨恨。
他根本没料到她会以那种方式考虑问题。令人郁闷的是，他对这种交谈并不陌生。这让他想起，他与自己老家人谈话时也是如此。他的叔伯、亲戚，也许甚至包括他的母亲，也都像玛丽安这样考虑问题。他们都认为，人要是不这么想问题就是在拿自己开玩笑——这些人或是生活轻松又有保障，或是受了太多教育，他们生活在空中楼阁里，变得愚蠢了。他们已经脱离了实际生活。受过教育的人、文人、某些有钱人（譬如格兰特岳父母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已经脱离了实际生活。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是获得了一大笔不该归其所有的横财，要么是天生就那么傻气。至于格兰特，他猜想，他们必然认定他是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毫无疑问，玛丽安肯定是这样认为的。一个傻冒，满脑子都是些无聊乏味的学问，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无需承受现实生活的压力。他用不着为保住自己的房产而担忧，还可以四处游逛来思考他那些复杂难懂的想法。闲来无聊，就空想出一些精良慷慨的计划来，还自认为那样的计划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真是个傻瓜，她此刻一定这样想着。
面对她那样一个人，他深感无望、恼怒，最后几近凄凉。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自信能在那个人面前坚守自我？还是因为他害怕到头来事实证明他们那些人的想法竟是对的？菲奥娜是绝不会有这样的疑虑的。她年轻时，没人能击败她、压制她。她曾为他那种教育成长背景而感到好笑，也能认识到那种现实严酷的理念是多么离奇。
不过，说起那些人呢，他们也自有其道理。（他仿佛听到自己在跟什么人争辩着。是跟菲奥娜吗？）他们那种目光短浅的态度自有其好处。若遇上紧要关头，玛丽安很可能会安然无恙。他们这类人适于生存，既能放下身段乞食谋生，也能安之若素地取走街上死人脚上的鞋子。
想要弄懂菲奥娜总是件令人郁闷沮丧的事。那如同追寻海市蜃楼一般。不——简直就是生活在海市蜃楼当中。而与玛丽安亲密相处，则会带来迥然不同的问题。那仿佛是在咬食一枚荔枝干。它的果肉有股很不自然的奇怪诱惑力，散发着化学制剂的味道和香气，只薄薄一层，裹住了那粒硕大的种子、那颗核。
他本来是可能跟她结婚的。想想看吧。要是他一直待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他是很可能跟像她那样的某个姑娘结婚的。她倒也挺招人欢喜的，还有一对非常棒的乳房。她当时也可能是在卖弄风情呢。她在厨房椅子上挪动臀部时的夸张动作，她撅起的嘴巴，有几分佯装威胁的意味——那就是此次小镇调情那略显天真的俗气余波了。
她选中奥布里的时候，肯定是怀有一些希望的。他英俊的相貌，推销员的工作，有望进入白领阶层的大好前程。她曾经一定深信自己最终会拥有一个更加富裕美满的人生，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这种事情，也往往会发生在那些实用主义的人身上。尽管他们精打细算，尽管他们有生存的本能，但他们却可能走不到自己合理期望的那么远。毫无疑问这是很不公平的。
他走进厨房时第一眼就看见了电话留言机上闪烁的指示灯。他想到了时时刻刻挂在心头的那件事。菲奥娜。
他外套也没脱，就按下了按键。
“你好。格兰特。我希望我找对了人。我刚想起了一件事。星期六晚上镇上退伍军人协会有一场为单身者举办的舞会，我是晚餐委员会的委员，也就是说我可以带一个客人免费参加。所以我想问问你是否刚好有兴趣参加呢？有空时给我回个电话吧。”
一个女人的声音报了个本地电话号码。然后是嘟的一声，同一个声音又开始讲话。
“我刚想起，自己忘了说我是谁了。当然，你可能也听出我的声音来了。我是玛丽安。我还是不太习惯用这种机器。我想说的是，我知道你不是单身，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自己也不是，不过偶尔出去放松一下也没什么要紧的吧。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说清楚了，我也真心希望听我语音留言的人是你。那机器里听着像是你的声音。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没兴趣就不必麻烦了。我只是想着你或许会希望有这么个机会出来乐呵一下。我是玛丽安。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好吧，那就这样。再见。”
留言机里她的声音跟他不久之前在她家里听到的不一样。在第一段留言里听着还只是稍有差别，第二段差别就大多了。那声音里包含着一阵神经紧张的震颤，一种故意装出来的若无其事，还有一种既急于把话说完又不舍得挂断电话的矛盾心理。
似乎发生了些什么。是何时发生的呢？如果就在会面当时，那么在他们俩相对而处的整段时间里，她隐藏得可真是太好了。更可能的情况是，她后来逐渐有了变化，或许就是在他离开之后。她倒也未必是被他的魅力所俘获，可能仅仅觉得他会是一种可能，一个没有羁绊的男人。或者说几乎算是一个没什么羁绊的男人吧。一种可以让她继续一试的可能。
她走出这第一步的时候依然是战战兢兢的。她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地。这会给她带来多大风险，他此刻也说不清。一般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事态的发展，女性的弱点会日益增加。你所能知道的就是，如果现在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之一角，那么以后会越露越多。
他倒也得到了某种满足——何必否认呢？自己竟然引发了她心里的这份躁动。还激起了一道微光，一片朦胧，浮现于她内心的外壳之上。从她那急切而又浓重的元音中他也听出了这微弱的渴求。
他准备好鸡蛋和蘑菇，给自己做了一份煎蛋卷。接着他又想，不妨喝上一杯吧。
一切皆有可能。真的吗——一切皆有可能吗？比如说，要是他愿意，他可以让她服服帖帖，让她听从他的意见，把奥布里送回菲奥娜身边去吗？不仅是去探视，而是让奥布里有生之年都待在那里。那样的震颤会把他们引向何方？引向一次彻底颠覆，引向她自我保护的终结？引向菲奥娜的幸福？
那将是一次挑战。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项值得称道的功绩。同时还是一个绝对无法对任何人透露的笑话——试想一下，他居然用自己的卑劣行径来为菲奥娜谋取幸福。
但他不会当真考虑这事儿的。倘若他真这么考虑了，他就必须得盘算好，在他把奥布里送到菲奥娜身边去之后，自己与玛丽安的结局又会如何。那样是行不通的——除非他能得到比预期更多的满足，能在她的厚实果肉内找到那枚无可厚非的利己之心的核。
你永远也无法洞悉这种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或许你能料到个八九不离十，但却永远无法确定。
此刻她应该会坐在自己家里，等着他的电话。或者也可能并没有坐着，而是做着什么事情好让自己忙活起来。她看着就是个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女人。她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自然是她不停不歇悉心操持的结果。况且还有奥布里呢——她必须得像往常一样照顾他。她可能已经让他早早地吃过晚饭了——按“梅多湖”的时间表安排他的三餐，以便晚上早些把他安顿好，也让自己摆脱这一整日例行的操劳。（她要是去参加舞会，该怎么安顿他呢？是把他独自留在家中还是请临时护工？她会告诉他自己要去哪里，并给他介绍她的同伴吗？她的同伴是不是该支付临时护工的费用呢？）
她可能在格兰特买蘑菇和开车回家的那会儿就给奥布里吃过饭了。也许她正准备让他上床睡觉呢。但这段时间里她一直都会留心着电话，留心着缄默的电话。也许她已计算过格兰特开车回到家里需要多长时间。她可以从他在电话簿上的地址大致估摸出他住在哪里。她会计算路上的时间，再加上可能去买点晚餐食材的时间（考虑到独居男人可能每天都得去买点东西）。然后他抽空一条条听电话留言也得花上一定的时间。要是电话还不响，她就会琢磨着该是还有其他事情了。没准他回家之前还得去办点儿别的什么事呀。要不就可能是在外面吃晚饭，约见了什么人，那样的话他就根本不会在晚饭时间到家了。
她会待到很晚都不睡，清理清理厨房碗柜，看看电视，一边暗自嘀咕着是否还有机会呢。
他自个儿瞎想什么呢。她是个很有头脑的女人，这是她最为突出的特点。她会在惯常时间上床，心里想着他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个很会跳舞的人。太木讷，太书呆子气。
他还待在电话边，翻看杂志，当电话再次响起时，他并没有去接。
“格兰特。我是玛丽安。我刚才在地下室把洗好的衣服放到烘干机里，我听到电话响了，可等我上楼来时打电话的人已经挂断了，所以我想还是该跟你说一声我是在的。如果是你打的电话，如果你正好在家的话。很明显我家没安留言机，你也没法留口信。我只是想告诉你。想让你知道罢了。
“再见。”
十点二十五分。
再见
。
他会说他才刚到家。没必要让她脑中浮现出这么一个画面：他坐在这里，反复权衡利弊，犹疑不决。
帷布。这应该就是菲奥娜用来形容那些蓝色窗帘的词——帷布。这又有何不可呢。他想到那些姜汁曲奇饼干，一个个都那么圆，她还得特地说明那是自家做的，还有那挂在陶瓷树架上的陶瓷咖啡杯子。那块长条的塑料地垫，他敢肯定，是用来保护门厅地毯的。这光鲜夺目的精确性和实用性，就连他母亲都从未做到，但却会为之钦羡不已——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他感觉到了这种不可靠的怪异感情带来的阵阵刺痛吗？还是因为他喝完第一杯酒后又多喝了两杯？
她脸颊和颈部那胡桃木般的日晒肤色——他现在认为那就是日光晒成的颜色——极有可能一直延伸到她的乳沟。那里必定是深沟高壑，肤如绉绸，别有幽香，温热诱人。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拨起了此前抄录的电话号码。他想着这些，想着她那像猫一样的舌头饱蕴着的实实在在的肉欲。还有她那宝石般的眼睛。
菲奥娜在她房间里，却没躺在床上。她坐在敞开的窗前，身上穿着一条正合时令的裙子，但那裙子又短又艳，着实古怪。从窗外飘进来一阵盛开的丁香花那温暖醉人的香气和田地里施春肥的气味。
她的膝头放着一本摊开的书。
她说：“瞧瞧这本漂亮的书，我找到的，是关于冰岛的呢。想不到他们竟会把这么好的书在屋子里到处乱放。住在这儿的人可未必都那么老实。而且我觉得他们把衣服全弄混了。我从来不穿黄色。”
“菲奥娜……”他说。
“你已经离开很久了。咱们出院手续都办完了吗？”
“菲奥娜，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你还记得奥布里吗？”
她盯着他凝视了片刻，仿佛有一阵又一阵风吹过来打在了她脸上似的。风吹进了她的脸，吹进了她的大脑，把一切都撕成了碎片。
“我记不住人的名字了。”她冷冰冰地说。
接着这种表情又消失了，她努力恢复了一点那种戏谑俏皮的优雅风度。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下，站起身来，抬起胳膊抱住了他。不知是她的皮肤还是她的呼吸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陌生的味道，他感觉那像是切花的枝梗浸泡在水中太长时间而发出的气味。
“见到你真高兴。”她说，一边还扯了扯他的耳垂。
“你本来可以开车一走了之的，”她说，“开车一走了之，在这个世界了无牵挂，抛弃掉我。抛弃我。弃之不理。”
他把脸紧紧贴着她的白发，贴着她粉色的头皮，贴着她那匀称可爱的脑袋。他说，绝对不会的。
[1]
原文为德语。
[2]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从1971年开始播放的戏剧选编电视剧，广受欢迎。
[3]
北欧神话中的主神，世界的统治者。
[4]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被诸神用魔绳系住的狼形怪物。
[5]
尼雅尔和斯诺里都是冰岛萨迦当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6]
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艺术家、作家。
[7]
古挪威国王，931—933年在位。
[8]
出自《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引用时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