荨麻

荨麻 Nettles 1979年夏天，我走进朋友珊妮家的厨房——在安大略省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那个家，看到一个男人正站在操作台旁给自己做番茄酱三明治。 后来我驱车把多伦多东北部的山区转了个遍，和我的丈夫一起——第二任丈夫，不是那年夏天我离开的那位——我懒懒散散但还算坚持地找寻着那座房子，试图找出它所在的道路，但总是徒劳。很可能房子已被拆除。我拜访过他们几年后，珊妮和她的丈夫把那所房子卖掉了。因为那里距离他们生活的渥太华太远，作为避暑之地不太方便。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更是不愿去那儿。此外，约翰斯顿也需要做太多的修缮工作。约翰斯顿是珊妮的丈夫，他喜欢周末的时候打打高尔夫。 我找到了那个高尔夫球场——我觉得就是那个球场，尽管原本参差不齐的边界已被修整清理，会所装修得也更加奢华。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水井到了夏天经常干涸。大约每隔五六年就会因为雨量不足而出现这种现象。这些水井都是挖在地下的洞。我们家的井比大部分人家的井要深一些。即使如此，我们家因为父亲饲养了很多银狐和水貂，需要大量的水供应。因此，有一天，钻井人带着他那惹眼的钻井设备来了。水井的洞向下延伸、延伸，一直延伸到地下岩石里的水源。从那时起，不管是一年当中的什么时候，不管天有多干，我们家的水井都可以抽出纯净冰凉的水。这很让人感到自豪。水泵旁边挂了一个锡制的大杯子，每当我在炙热的夏天拿起这个杯子喝水时，都会想起地下黝黑的岩石，水流如宝石般汩汩流出，闪闪发光。 钻井人——有时候也被称为挖井人，好像大家都不愿意费心去找一个确切的称呼，以前的称呼总是听着更顺耳——是一个名叫迈克·麦卡勒姆的男人。他住在我们农场附近的镇子里，但他在那儿没有房子。他住在克拉克旅馆——从春天起就住在那里，把在这附近能找到的活儿都干完后，才会搬到其他地方继续找活儿。 迈克·麦卡勒姆比我的父亲年轻，但他有一个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的儿子。这个男孩与他的父亲一起住旅馆，或寄宿在他父亲干活的地方，就近学校上学。他的名字也叫迈克·麦卡勒姆。 我之所以对他的年龄记得如此精确，是因为孩子们就是通过年龄快速建立关系的，这是他们确定是否可以成为朋友的一个关键因素。他那年九岁，我八岁。他的生日在四月，我的在六月。他和他的父亲来到我家时，正值暑假。 他的父亲开一辆暗红色的卡车，车身上不是沾满污泥，就是布满灰尘。遇到下雨天，迈克和我会爬到驾驶室里。我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父亲是去我们家的厨房吸烟喝茶了，还是站在树下，或是正在干活。我只记得雨水顺着驾驶室的窗户往下淌，声音大得就像石块儿砸在车顶上。驾驶室里充满了男人的气味——他们的工作服、工具、烟草、脏兮兮的靴子，还有发出酸奶酪气味的袜子。以及湿答答的长毛狗的味道，因为兰杰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对于兰杰，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已经习惯它跟在我后面到处跑，有时我会无缘无故地命令它待在家里，到谷仓去，不要跟着我。但是迈克很喜欢它，总是亲切地唤它的名字，告诉它我们的计划，如果它跑去做某件狗该做的事儿——比如追土拨鼠或兔子，他会等着它。像他跟着父亲过的那种生活，是永远不可能养一条自己的狗的。 一天，兰杰跟着我们出去时，跑去追一只臭鼬，那只臭鼬转过身朝兰杰喷气。迈克和我多少应该为此负责。我母亲不得不放下手上的活，开车去镇里买了几大罐番茄汁。迈克把兰杰引到浴盆里，我们把番茄汁倒在它身上，把汁液梳到它的毛发上。看起来好像在用血给它洗澡一样。我们很好奇，得需要多少人才能凑够那一大盆血啊？多少匹马？多少头大象？ 我比迈克见过更多鲜血淋漓和屠杀动物的场景。我把他带到靠近仓院大门的一个牧场角落，指给他看我父亲射杀、屠宰马匹的地方，马肉用来喂银狐和水貂。那里的地面被踩得光秃秃的，上面看起来有一层厚厚的血迹，如同铁红色的铸件。然后我领他去看仓院里的储肉房，马的尸体挂在那里，等着被绞磨成饲料。储肉房只是一个棚子，四周有铁丝网围成的墙，墙上黑压压地趴满了苍蝇，在腐肉的气味中酩酊大醉。我们用木瓦板把苍蝇拍死。 我们的农场不大，只有三万六千平方米。小得让我足以走遍农场的每个角落，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外表和个性，我无法诉诸文字。像那个用钩子残忍地挂着长长的灰白色马尸的铁丝棚子，或者那片浸满鲜血的地面，把活马变成肉饲料，被踩得光秃秃的，很容易看出来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谷仓坡道两侧的石头，尽管那里从未发生过值得纪念的事，但对我来说，它们同样异乎寻常，有着自己的特色。在坡道的一边，有一块光滑的白色大石头，突出来，傲视着其他石头，所以那一边对我来说有种宽广辽阔的感觉，我总是选择爬那一边，而不会选择另一边，因为另一边的石头颜色更深，都挤在一起，感觉非常狭隘小气。同样，这个牧场上的每一棵树也具有独特的姿态和风采——榆树看起来宁静安详，橡树盛气凌人，枫树平易友好，山楂树老迈暴躁。甚至河滩上的坑也拥有截然不同的个性。我的父亲很多年前曾廉价处理了坑里的砂砾。春天退潮时，坑里会装满水，可能那个时候最容易看出它们的特点。有一个坑小、圆、深而完美，有一个像尾巴一样摊在那里，有一个坑很宽，没有确定的形状，因为水太浅，总是露出一道小小的水岭。 迈克看待这一切的角度与我完全不同。因为我与他在一起，我的视角也改变了。我既从他的角度也从我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些东西，我看问题的方式本质上难以言传，所以只能缄默不语。而他总是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坡道一边的灰白大石头是向下跳的垫脚石，奋力小跑几步，然后从大石头上跳到空中，越过下面斜坡上的小石头，降落在马厩门口结实的泥地上。所有的树都是用来爬的，尤其是房屋旁边的那棵枫树，可以爬到它的树枝上，然后跳到阳台的顶上。那些砂砾坑功能更加简单。我们像动物扑向猎物般大吼着，在深草丛中猛跑一阵，然后跳进坑里。迈克说，要是再早几个月，这些坑里有更多的水时，我们可以造一个筏子。 我们研究了一番这个计划，把河考虑了进去。但是八月份的河，与其说是一条水道，倒不如说是一条石路。我们根本没法坐到筏上沿河水漂流，或者在河里游泳，而只需脱掉鞋子涉水过去——从一块露出水面雪白光滑的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在水面下满是水垢的石头上滑步而行，从一簇簇扁平叶荷花和其他水生植物中间奋力开路行进。关于其他水生植物，我要么想不起来它们的名字，要么干脆不知道它们的名字。（野生欧洲防风草？水毒芹？）它们长得如此稠密，好似扎根在小岛上或者陆地上，但实际上，它们是从河道的淤泥里长出来的，它们像蛇一样弯曲盘绕，总是绊住我们的腿。 这条河也流经会镇上，沿着这条河向上游走，可以看到那座双跨的公路桥。我一个人或只带着兰杰的时候，从没走到公路桥那么远的地方，因为那里一般都会有镇里的人。他们在河边钓鱼，当河水涨得足够高时，男孩子会从桥上的栏杆向下跳。这会儿他们没法跳水玩，但很可能有一些会在桥底下玩水，弄得桥下水花四溅——他们会大吼大叫，恶声恶气，镇里的孩子总是那样。 另一种可能性是那里会有流浪汉。但我没对迈克说这些，他在我前面走，好像公路桥只是一个普通的目的地，那里不存在任何不快或禁忌。声音传过来了，就像我预期的一样，是男孩子们的喊叫声——这让你觉得那座桥是他们的。兰杰一直跟着我们走了那么远，一路上都无精打采的，但这会儿它突然朝岸边转过去。彼时它已是一只上了岁数的老狗，它从不随意地喜欢小孩子。 有一个人在那里钓鱼，不是坐在桥上，而是在岸边。兰杰从水里出来时弄出了些动静，那个人对此骂了几句脏话。他问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那条烂狗关在家里。迈克径直向前走，好像那个人只是对我们吹了声口哨，然后，我们从桥荫下经过，我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走到那里。 桥面就在我们的头顶，光线从厚板之间的缝隙里洒下来。正好当时有一辆汽车从上面驶过，发出雷鸣般的声响，光线也被挡住了。这期间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抬着头向上看。桥下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不只是河流的短暂延伸。那辆汽车过去之后，太阳光又从缝隙里照射下来，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泛起许多艳异的光泡泡，反射到水泥桥墩上。迈克大喊了一声，看看有没有回声，我也学着他喊了一声，但没他声音洪亮，因为岸边的男孩子和桥那边的陌生人让我恐惧，更甚于流浪汉。 我读书的学校在乡下，远在农场之外。注册上学的人严重缩水，以至于我所在的班级里只有我一个孩子。但迈克从春天开始就在镇里的学校上学，所以这些男孩子对他来说不是陌生人。如果他的父亲没有想着工作的时候把他带在身边，好时不时地看着他，迈克很可能是在跟那些男孩子一起玩，而不是跟我在一起。 那些镇里的男孩子和迈克之间一定说了几句打招呼的话。 嗨。你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跟你一起的是谁呀？ 不是谁。就是她。 呐呀呐呀。就是她。 当时他们正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占据了每一个人的全副精力。每一个人，包括河岸更远处专注做事的几个女孩子。尽管我们所有人早已过了孩童的年纪，那时男孩女孩一起玩是多么稀松平常啊。她们可能是跟着那些男孩子从镇里出来的——假装不是跟随他们来的——或者也有可能是男孩子想要骚扰她们，一路跟着她们来的。不管怎样，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游戏已经初具雏形，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所以男孩女孩之间平日里的拘束就被打破了。这个游戏，玩的人越多越有意思，所以迈克自然也参与进去，而且把我也拉进去一起玩。 这是一个模拟战争的游戏。男孩子们分成两支队伍进行战斗，他们躲在用树枝简单搭设的防御工事后面、粗糙锋利的草丛里、比我们还高的芦苇和水草里。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用黏土捏成的泥球，约有棒球那么大。正好有一处地方可以专门提供黏土，那是一个挖空的灰色泥坑，被水草半掩着，泥坑有一部分在河岸上（可能正是因为发现了它，他们才想起来玩这个游戏）。女孩子们就在这里为男孩子们准备“弹药”。把黏土捏成一个球状物，用力拍得尽可能紧实——里面可能掺了砂砾，或用草、叶子、随手捡的小树枝来加固，但绝不会故意放石头进去——必须要做很多这样的球，因为它们只能扔一次。不可能把没有击中目标的球捡起来重新捏到一块再用。 战争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如果被球击中头、脸或躯干——球的官方名称是“炮弹”，就必须倒下“死去”。如果被击中的是胳膊或者腿，也必须倒下，但只是“受伤”。这时候，女孩们的另外一项任务就是爬到战场上，把受伤的士兵拖到踩平当作医院的地方。她们把树叶敷在“伤口”上，“伤员”应该躺着不动，直到从一数到一百，然后他们才可以起来继续战斗。“牺牲”的士兵直到战争结束才能起来。当一方所有士兵都“阵亡”的时候，战争结束。 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也分为两方。但因为女孩子的人数没有男孩子的多，所以不可能每个女孩只为一个士兵供应弹药、当护士。所以女孩子中间同样也有联盟。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一堆炮弹，为特定的几个士兵提供保障，当一个士兵受伤倒下时，他会喊一个女孩的名字，这样她就可以尽快把他拖走，并包扎好“伤口”。我为迈克制造武器，他喊的也是我的名字。当时那里闹哄哄的——不停地有人喊“你死了”，语气要么是胜利欢呼的，要么是义愤填膺的（义愤填膺当然是因为本来应该“死”的人总是企图偷偷跑回去继续战斗），此外还有狗叫声，不是兰杰，它不知怎么也加入了战斗——各种声音非常杂乱，所以必须时刻留心侦听那个喊你名字的男孩的声音。当听到声音传来时，全身肌肉立马紧张，好像电流疾驰而过，内心顿生一种迫不及待想要献身的感觉。（至少我是这种感觉，我和其他女孩儿不同，因为我只为一个士兵提供服务。） 我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跟这么多人一起玩过。身为奋力拼搏的庞大集体中的一员，却在众多成员中被挑出来，誓为一个战士效命，这种感觉真是美妙。当迈克“受伤”的时候，他一直紧闭双眼，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由我用黏糊糊的大叶子敷在他的额头上和脖子上——还要把他的衬衫掀起来——拍在他那白白嫩嫩的肚皮上，肚皮上还能看到他可爱娇弱的肚脐眼。 这种战争很难分出胜负。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游戏因为争论和大量的“死者复活”而自行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平躺在河水里，想把身上的泥土洗掉。我们的短裤和衬衫被弄得脏兮兮，不停向下滴水。 那时已近黄昏，迈克的父亲准备收工离开了。 “老天。”他说。 我们家有屠宰动物或其他额外的活儿要做时，都会找一个临时工来帮我父亲。这个临时工看起来像一个老顽童，呼吸喘促。他喜欢抓住我，挠我痒痒，直到我感觉自己笑得都快窒息了才放开。没人阻止他这么做。我母亲不喜欢他这样，可我父亲告诉她那只是闹着玩儿。 他在院子里，给迈克的父亲打下手。 “你们两个在泥地里打滚了，”他说，“这下你俩可得结婚了。” 站在纱门后面的母亲听见了他说的话。（倘若那两个人知道我母亲在那里，谁都不会说出上面那样的话。）我母亲走出来，在评论我和迈克的模样之前，先用一种压低的、责备的声音对那个临时工说了几句话。 我听到了只言片语。 像兄妹一样。 那个临时工盯着自己的靴子，无奈地笑笑。 她错了。其实那个临时工说的更接近事实。我们不像兄妹，至少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兄妹。我只有一个弟弟，那时候他还是个婴儿，因而我不知道有个哥哥是什么感觉。但我们也并不像我知道的那些夫妻。首先，他们年龄更大；其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几乎都认不出对方。我和迈克就像一对如胶似漆的情侣，我们对彼此的爱意已经不需要太多外在的表示。至少对我来说，那是神圣庄严又让人心动的。 我知道那个临时工是在暗示说我们做爱了，尽管我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做爱”这个词。因为这，我更加恨他，比往常更甚。但严格来说，他错了。我们没有各种示爱、各种爱抚和各种越轨的亲昵行为——所以没有费劲寻找隐蔽之地，也没有互相抚摸获得快感或者遭遇挫败，更没有接踵而来的赤裸裸的羞愧感。这样的场景曾发生在我和一个堂兄以及几个稍微比我大一些的姐姐之间，她们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我以前就不喜欢那几个伙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就更不喜欢了，甚至在我自己的意识里，都气呼呼地否认这些事曾经发生过。这些胡作非为，不可能发生在我喜欢或者尊重的人身上——只会是那些让我讨厌的人，就像身上那些让我憎恶却抑制不住笑出来的痒痒一样讨厌。 我对迈克的感觉已经从淡淡的喜欢，转变成了布满全身各处、令人感到刺激的兴奋和柔情，另一个人的存在让我赏心悦目，心满意足，激动不已。每天早上，一睁开眼，我就迫切渴望见到他，渴望听到钻井人的卡车在我家车道上颠簸而行的咔嗒声。我爱慕他的后颈，他的头形，他紧蹙的双眉，他长长的光脚趾，他脏兮兮的胳膊肘，他洪亮自信的声音，还有他的气味，但我丝毫没有流露出来。我欣然甚至虔诚地，接受了我们之间形成的这种无须解释、不必强求的关系——我帮助他，仰慕他，而他指导我，时刻准备保护我。 有一天早上，卡车没来。当然，那天早上一切工作都已结束，水井上加了盖子，水泵重新启用，大家对清澈的井水惊叹不已。那天午饭的时候，桌边少了两把椅子。老迈克和小迈克一直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小迈克和我从不说话，也不怎么看对方。他喜欢把番茄酱涂到面包上。他父亲跟我父亲谈话，内容大都关于水井、事故和地下水位。我父亲说迈克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眼里只有工作。不过，他——迈克的父亲——几乎每次说完话都会哈哈大笑一声。笑声听起来孤寂深沉，好像他还在井底一样。 他们没有来。工作已经干完了，他们没理由再来。原来在我家的这份工作，是钻井人在我们村接到的最后一份活儿。在其他地方还有活儿等着他去做，他想趁着天气好，尽早把它们干完。像他那样住在旅馆的人，只需要把行李打包，提包走人即可。他恰恰是这么干的。 为什么我当时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事呢？是因为没有告别？是因为那天下午迈克爬到卡车上时我没有意识到他将永远离开？还是因为那天满载所有设备的卡车在车道上最后一次蹒跚而行时没有挥手，也没有向我回头——就算回头也没看？当井水涌流出来的时候——我至今都记得当时大家都围过来品尝新出的井水——为什么我就没有反应过来，对我来说，这一切已然终结？我现在想，当初是不是仔细思量过，打算不把分别这件事看得太重，不进行告别，这样我——或者我们——就不会太伤心苦恼。 在那个年代，似乎人们不太会顾及小孩子的感受。不管是痛苦或是压抑，都由孩子们自己承受。 我没有从此苦恼不堪。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没让任何人发觉我有任何异常。那个临时工每回看到我都会揶揄我（“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把你甩啦？”），但我无动于衷。 我肯定早就明白迈克迟早有一天会离开。就像我知道兰杰已经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一样。我可以接受未来的别离——只是直到迈克消失，我才真正明白别离的滋味。我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仿佛经历了一场山体滑坡，所有的一切都被冲刷掩埋，而我，只知道迈克离开了。从此以后，每次看到过道上的那块白色大石，我都会想起他，所以我开始讨厌看到那块大石。同样，我也讨厌看到那棵枫树的树枝。后来我父亲因为树枝离房子太近将其砍断，看到留下的那个树疤，我也讨厌。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穿着秋天的大衣，正站在一家鞋店的门口，我母亲当时在店里试穿鞋子。我听到一个妇女喊“迈克”。她从鞋店门口跑过去，嘴里喊着“迈克”。我顿时非常确信这个我不认识的妇女就是迈克的母亲——虽然迈克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知道他的母亲没有死，而是跟他父亲分开了——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又回到了镇上。我没有考虑他们这次回来是短暂停留还是永久定居，而是冲出了鞋店，这样我马上就能看到迈克了。 那妇女追上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他在鞋店隔壁食品杂货店前，从人行道上放着的一筐苹果里拿出一个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我停下脚步，一脸怀疑地盯着这个小孩，好像刚刚目睹了一场荒诞离奇的魔法。 很常见的名字。只是一个脸扁扁的、顶着一头脏兮兮的金发的笨小孩。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胸腔里仿佛发出阵阵嚎叫。 珊妮到阿克斯布里奇的汽车站接我。她身材高挑，肤色亮丽，银棕色的鬈发用不对称的发梳卡子从脸颊两侧推到脑后。即使发胖——这次见她的确比上次胖了——她看起来也不像发福的家庭主妇，依然像一个端庄的少女。 她一如既往地用她的生活席卷了我。她跟我说本来以为来接我会迟到，因为那天早上，克莱尔的耳朵里进了一只虫子，所以必须把她送到医院把虫子冲洗出来。然后她家的狗在厨房的台阶上吐了，很可能是因为它讨厌这趟旅行，讨厌现在的家和乡下。当她——姗妮——开车来接我时，约翰斯顿正指挥儿子们把狗的呕吐物清理干净，因为是他们坚持要养狗的；而克莱尔仍在不停地抱怨她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 “要不我们找个安静优美的地方，一醉方休，再也不回去了？”她说，“不过，我们还是得回去。约翰斯顿邀请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朋友的妻子和孩子都去了爱尔兰。他们想去打高尔夫。” 珊妮和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就是朋友。我们的孕期几乎是无缝对接，所以两个可以穿同一套孕妇装。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找一天，在我家厨房或她家厨房里聚一下。期间，总有孩子来捣乱，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睡眠不足而头脑发昏，我们一边喝着浓浓的咖啡，抽着香烟，给自己提神，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争吵、个人的不足、那些有意思但不光彩的初衷，以及我们曾经的理想抱负。我们同时在读荣格的著作，并尝试解释我们的梦。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本应该整天忙着生儿育女，本应该处于一种母爱泛滥、孕傻迷糊的状态，但我们仍然强迫彼此讨论西蒙娜·德·波伏瓦、阿瑟·库斯勒 [1] 和《鸡尾酒会》 [2] 。 我们的丈夫完全没有这种心境。当我们试图与他们谈论这类话题时，他们会说，“哦，不就是文学嘛”或者“你听起来像‘哲学101问’”。 如今，我们都搬离了温哥华。只不过珊妮是以常规的方式离开的，她的丈夫、孩子和家具同她一起搬走，原因很寻常——她丈夫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而我，离开的原因则是标新立异的，只在某些特殊的圈子里获得过大力支持，但没能长久存留，而是转瞬即逝——离开丈夫和房子，以及结婚后获得的所有东西（当然孩子们除外，她们需要时不时被送到我身边），希冀过上一种不需要虚伪、不剥夺自我和不感到羞耻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多伦多市一幢房子的二楼。楼下住着房东一家，他们十二年前从特立尼达搬到这里。那条街上上下下都是老旧的砖房，这种房子都有阳台，窗户又高又窄，这里以前住着卫理公会教徒和长老会教徒，他们都叫亨德森、格里沙姆和麦卡利斯特之类的名字。如今，房子里住满了黄褐色或者棕褐色皮肤的人，他们说的英语我很不熟悉，我甚至无法确定他们说的是不是英语。空气中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他们又辣又甜的烹饪味。我对所有这些都很满意——因为这让我感觉自己做了真正的改变，这是从婚姻的枷锁里逃脱出来必经的漫长旅途。然而，要让我十岁和十二岁的女儿对此有同感，就太强人所难了。我离开温哥华的时候是春天，我的女儿们一放暑假就到我这里来了，本打算待满两个月。但街上的气味让她们作呕，嘈杂的声音令她们心生恐惧。当时天很热，即使晚上吹着我买的电扇，她们还是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而后院的派对常常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 即便我带她们去科技中心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去博物馆和动物园，在百货商场有冷气的饭店请她们吃饭，泛舟游玩多伦多岛，也无法弥补她们在这里没有朋友的缺憾，无法让她们接受我努力提供给她们的不完整的家。她们想念她们的猫，想回到自己的房间，渴望有个让她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居住环境，享受在家无所事事悠闲自在的时光。 刚开始她们并没有抱怨。我曾听到大女儿对小女儿说：“得让妈妈觉得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难过的。” 但后来还是爆发了。指责，痛苦的坦白（我甚至觉得，她们为了我夸大了境遇的悲惨）。小女儿大声哭着说：“你为什么就不能住在家里呢？”大女儿怨恨地告诉她：“因为她讨厌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问出了几乎同样的问题，然后他自己给出了几乎同样的答案。我把她们的机票改签，帮她们打包行李，送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都在玩大女儿教给我们的一个傻乎乎的游戏。首先必须选一个数字——27或42——然后从车窗望出去，数着看到的男人，第27或第42个男人，就是你必须要嫁的男人。我一个人从机场回来以后，开始整理所有能让我想起她们的东西——小女儿画的漫画，大女儿买的《魅力》杂志，还有各种各样她们在多伦多才穿戴但在家不会碰的首饰和衣服——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了垃圾袋。以后每次想到她们的时候，我都差不多做同样的事——我将我的心牢牢锁住。有些悲痛我可以忍受——那些跟男人有关的悲痛。但有些悲痛——跟孩子有关的悲痛——我忍受不了。 我恢复到她们来之前的生活模式。早上不再做早饭，而是每天都到意大利便利店喝咖啡，吃新鲜出炉的面包卷。一想到这种可以不用做家务的生活，我就十分陶醉。对于那些每日清晨坐在窗后的凳子上或是人行道摆放的桌子旁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绝对不是精美绝伦的，而只是孤单落寞、陈腐无味罢了，从他们脸上的神情，我能觉察得到，这是我之前从未留意过的。 回到家，我会坐在一张木桌前连续写作几个小时。桌子摆在窗户底下，那里以前是阳光房，现在临时当厨房用。我一直都希望能够靠写作为生。太阳很快把这个小房间照得很热，我的大腿后侧——我都是穿着短裤——会粘到椅子上。我能闻到我的塑料拖鞋因为吸收脚汗而发出的香甜的化学怪味。我喜欢这味道——这是我辛勤劳动的味道，我还希望，也是我文学成就的味道。我现在写的东西，并不比以前写得好多少，那时经常是一边煮着土豆或者听着洗衣机砰砰旋转，一边写东西。只不过，现在写的东西比那时候多，而且也没有更糟——仅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然后很有可能跟某个女性朋友约着见见面。我们会去皇后大街，或者鲍德温街，或者不伦瑞克街，坐在小餐馆前面人行道上摆的桌子边，一边喝着酒，一边聊我们的生活——主要是聊我们的情人，但我们感觉说“情人”怪不自在的，索性把他们称为“和我们关系密切的男人”。有时候，我会去见和我关系密切的那个男人。两个孩子住在我那里的时候，他被赶走了，尽管我曾两次打破惯例，把女儿们留在冷气很足的电影院，自己跑去找他。 我离婚之前就认识这个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在他面前——在其他所有人面前——装出一副事实并非如此的样子。我和他见面时，努力让自己无忧无虑，让精神自由自在。我们会交换轶闻——我保证自己有料——我们为此开怀大笑，然后到山涧散步，但我真正的目的就是引诱他跟我做爱，因为我当时认为性爱的狂热激情可以把人们最好的自我融成一体。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实在愚钝无知，甚至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幽会之后，有时我会非常快乐——冲昏了头脑，同时又安全感十足——但其他时候，我会像石头一样沉沉地躺在那里，疑虑不安。他离开之后，我能感觉到眼泪不自觉地从眼中涌出。这可能是因为我瞥见他的某个背影，或者因为他的逢场作戏，或者他拐弯抹角给我的警告。窗外夜幕降临，这时后院的派对就会开始，起初是各种音乐声、呼喊声和挑衅声，后面可能会变成打架的声音。我会感到害怕，不是因为这些声音咄咄逼人，而是因为一种虚无感。 在这种心境下，我给珊妮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去乡下过周末。 “这儿景色优美。”我说。 但是开车驶过的乡村景色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小山不过是一连串的绿色隆起物，有些山上还有奶牛。杂草丛生的溪流上架着低矮的水泥桥。这里的干草用新式方法收割，卷起来，堆在地里。 “等会儿你看到房子就知道了，”珊妮说，“这里很脏。管道里曾有一只老鼠。死的。我们的洗澡水里总会有些小毛毛。现在已经弄出来了，但谁知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她没有问我的新生活——是因为世故练达还是不尽认同？或许她只是不知如何开口，觉得难以想象。就算她问了，我也不会说实话，或不全是实话。做这个决断很艰难，但我必须这么做。我非常想念我的孩子们，但这或许就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正在学着给男人自由，也让自己自由。我也在学着不把性看得那么认真，这对我来说不容易，因为我起初并非如此，而且我也不年轻了，但我正在学习。 一个周末，我想。但感觉非常漫长。 房子砖墙上还留着走廊被拆掉的痕迹。珊妮的儿子们正在院子里撒欢跑着。 “马克把球弄丢了。”大儿子格雷戈里喊道。 珊妮让他跟我打个招呼。 “你好。马克把球扔过棚子了，我们找不到球了。” 一个三岁的女孩从厨房里面跑了出来，我上次见到珊妮的时候她刚出生。然后她突然停住，看到陌生人有点吃惊。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告诉我说：“有一只虫虫在我的头里面飞呢。” 珊妮抱起她的女儿，我提起装着过夜要用的行李袋，我们一起走进厨房，厨房里迈克·麦卡勒姆正在往一片面包上抹番茄酱。 “是你。”我们几乎同时脱口而出。我们笑起来，我跑向他，他走向我。我们握了握手。 “我以为是你父亲呢。”我说。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到了那个钻井人。我当时想的是，那个看起来很面熟的男人是谁？一个男人身形如此轻巧，从井里爬进爬出时如履平地。整齐的短发已经开始变灰，深邃的眼窝，浅色的眼睛，精瘦的脸颊，看起来脾气不坏，但神色严峻。习惯性的拘谨，但并不惹人讨厌。 “不可能了，”他说，“爸爸已经过世了。” 约翰斯顿拎着高尔夫球袋走进了厨房，跟我打招呼，催促迈克动作快点。珊妮对他说：“亲爱的，他们两个认识。他们以前就认识。非常熟悉。” “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迈克说。 约翰斯顿说：“真的吗？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们异口同声说出他打算说的话。 “世界真小。” 迈克和我仍然看着对方，笑着——我们似乎要向对方证明，珊妮和约翰斯顿认为不可思议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好运大爆棚，我们自己也喜出望外。 两个男人不在的整个下午，我一直幸福感十足。我为晚餐准备了一个蜜桃派，给克莱尔读书，好让她消停下来睡午觉。这期间珊妮带着男孩子们去满是浮渣的小溪里钓鱼，但一无所获。然后，她和我坐在前厅的地板上，重新做回旧时好友，一边喝酒，一边聊书，而不是聊生活。 迈克的记忆跟我的记忆内容各不相同。他记得曾在某个狭窄的旧水泥地基顶上四处游走，假装那是最高的建筑物，如果失足掉下去，我们会摔死的。我说那一定是其他地方，接着我想起有一个浇筑好的车库的地基，但那个车库一直没建起来，位置就在我家的车道和大路相接的地方。我们在那上面走过吗？ 走过。 我记得想在桥下大声喊，但又害怕镇里的孩子。他不记得有什么桥。 但我们都记得泥土炮弹，和那场战争游戏。 我们一起洗碗，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情聊天而不至失礼。 他告诉我他父亲是怎么去世的。他从班克罗夫特干完活儿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 “你的父母都还健在吗？” 我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已经再婚。 在某个时刻，我告诉他，我和我的丈夫分开了，如今住在多伦多。我还告诉他，我的孩子们过去和我住了一段时间，眼下和她们的父亲一起过暑假。 他告诉我他住在金斯顿，但刚搬去不久。他是最近通过工作认识的约翰斯顿。他和约翰斯顿一样也是土木工程师。他的妻子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出生，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在加拿大工作，是一名护士。现在她回爱尔兰的娘家了，在克莱尔郡。孩子们也跟她回去了。 “几个孩子？” “三个。” 洗完碗碟之后，我们回到前厅，提出和男孩子们一起玩拼字游戏，这样珊妮和约翰斯顿就可以出去散步。玩了一局后，到了约定的睡觉时间。但是他们说服我们再来一局，所以他们的父母回来时，我们还在玩。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约翰斯顿说。 “还是那一局，”格雷戈里说，“你说的我们可以玩完那一局，而那一局还没结束。” “我打赌是的。”珊妮说。 她说那个夜晚非常美丽，她和约翰斯顿都有点受宠若惊了，因为有住家保姆帮他们看孩子。 “昨天晚上我们甚至去看电影了，迈克在家照看孩子们。一部老片子。《桂河桥上》。” “是《桂河大桥》。”约翰斯顿说。 迈克说：“反正这个电影我已经看过了。好几年前看的。” “这个电影超赞，”珊妮说，“只是结局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结尾不该如此。当亚历克·吉尼斯 [3] 看到水里的引线时，还是早上，他就能意识到有人要炸桥？然后他变得非常狂暴，一切都变得如此复杂，每一个人都要死，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我觉得他本应该看到引线，知道会发生什么，待在桥上，和桥同归于尽。我觉得这样才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这样的话会更有戏剧效果。” “不，我觉得不会，”约翰斯顿说，语气好像此前进行过这样争论一样，“那样的话，哪里还有悬念？” “我与珊妮看法一致，”我说，“我也记得看完后觉得结局太复杂。” “迈克呢？”约翰斯顿说。 “我觉得很好，”迈克说，“原本的剧情很好。” “男人对女人，”约翰斯顿说，“男人赢。” 然后他让男孩子们把拼字游戏收拾起来，他们照做了。但格雷戈里想去看星星。“只有这里才能看到星星，”他说，“在家里，只能看到灯光和垃圾。” “说话注意！”他父亲说。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就五分钟。我们都走到外面，仰望星空。我们寻找领航星，紧挨着北斗七星斗柄处的第二颗星。如果你能看到那颗星，约翰斯顿说，那说明你的视力非常好，能够进空军，至少二战期间可以。 珊妮说：“我能看到，可那是因为我本来就知道它在那儿。” 迈克说他也一样。 “我能看见它，”格雷戈里不屑一顾地说，“不管我知不知道它在那里，我都能看见。” “我也能看见。”马克说。 迈克站在我前面一点，我们站在同一边。他其实离珊妮比离我近。我们后面没有人了，我想碰一下他——只是假装无意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胳膊或者肩膀。如果他没有闪开——出于礼貌，以为我真是不小心碰到的——我就会用一根手指摸一下他露在外面的脖子。如果我俩互换位置，他会不会也这么做？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专注于此而非星星？ 然而，我有种感觉，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会自我克制。 因为这个原因，那晚他当然也一定不会到我的床上来。因为风险太大，所以无论如何可能性都为零。楼上有三间卧室——客房和主卧都通向那间孩子们睡的大卧室。任何人想要进入两间小卧室，都必须经过孩子们的房间。迈克昨天晚上睡在客房，今晚他搬到楼下前厅的折叠沙发床上睡。珊妮给他拿了干净床单，把他昨晚睡过的床直接留给我用了，她没有把他睡过的床单撤下来，也没有给我拿新床单再铺上。 “他很干净，”她说，“再说你们还是老朋友。” 躺在他躺过的床单上，我晚上也没有睡得多么安稳。我在梦里总能闻到床单上的水草味、河泥味和烈日下的芦苇味。但现实中并没有这些味道。 我知道，不管风险多小，他都不会到我这里来。这么做确实太低级庸俗，尤其是在朋友家里，这些朋友将来——如果现在还不是的话——也会成为他妻子的朋友。再说，他怎么能确定那就是我想要的？或者那就是他想要的？即便我自己也不能确定。直到现在，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在特定时间内对跟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忠贞不贰的女人。 我睡得很浅，不断地做情欲横流的梦，中间穿插着让人气愤、不愉快的片段。有时候迈克都准备好要配合了，但我们却遇到了各种障碍。有时候他又偏离了正常轨道，比如他说他给我买了一件礼物，却放错了地方，对他来说，找到这份礼物意义非凡。我告诉他不用在意，我不在乎礼物，因为他本人就是我的礼物，他就是我过去爱而且一直爱的人。我就是这么说的。但他还是一门心思要找礼物。有时候，他还责备我。 整个晚上——或者至少是每次我醒来的时候，我不断地醒来——我都能听到窗户外面蟋蟀的歌声。起先我以为是鸟叫，不知疲倦的夜鸟合唱的声音。我在城市里住得太久了，都忘了蟋蟀也可以发出瀑布般完美的叫声。 有一点也必须记录下来，有时候我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异常清醒。你到底对这个男人了解多少？他又了解你多少？他喜欢什么音乐？他的政见是什么？他渴望什么样的女人？ “你们俩睡得好吗？”珊妮问。 迈克说：“躺下就睡了。” 我说：“不错，还好。” 那天早上，有个家里有泳池的邻居邀请所有人到他家吃早午饭。迈克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更想到高尔夫球场去。 珊妮说：“当然可以。”然后看着我。我说：“嗯，我不知道我——”然后迈克说：“你不打高尔夫，对吧？” “不打。” “不过你可以来当我的球童。” “我可以来当你的球童。”格雷戈里说。他已经准备好不管我们去哪里都跟着我们，因为跟我们在一起比跟他父母在一起更自由更有趣。 珊妮不同意。“你跟着我们。你不是想去泳池吗？” “所有的小孩都在那个池子里撒尿。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我们出发前，约翰斯顿提醒我们天气预报说有雨。迈克说我们碰碰运气。我喜欢他说“我们”，我喜欢和他一起开车出去，坐在妻子坐的副驾驶座位上。一想到我们是一对儿，我就很开心——我知道这种开心就像青春期少女的开心一样让人飘飘欲仙。为人妻的想法对我充满了诱惑，好像我从没做过妻子一样。与我现在真正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难道我真的能与真爱一起安定下来，以某种方式除却与自己不搭调的部分，而感到幸福快乐？ 但当我们两个人独处时，还是有点拘谨。 “这里的乡村景色还是很漂亮的吧？”我说。那天我是真心这么想的。满天白云映衬下的小山，比昨天耀眼日光照射下的看起来更加柔和。夏末的树叶渐次凋零，很多树叶的边缘已经开始泛黄，有些已经变成了褐色或红色。现在我已经认得不同树的叶子了。“橡树。”我说。 “这里是沙质土壤，”迈克说，“这一带都是——他们称之为橡树岭。” 我说爱尔兰应该很漂亮。 “有些地方却很荒芜。都是光秃秃的石头。” “你的妻子是在那里长大的吗？她有没有可爱的爱尔兰口音？” “如果你听到她说话，应该会觉得她有。但她回去后，大家都说她的口音已经变了。他们说她听起来就像美国人。他们总是说美国人——似乎都不屑于说加拿大人。” “你的孩子呢？我猜他们完全没有爱尔兰口音吧？” “没有。” “那他们是——儿子还是女儿呢？”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讲述我生活里的矛盾、忧伤和需求。我说：“我想念我的孩子们。” 但他什么也没说。没有同情的话，没有鼓励的话。或许他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谈论我们的伴侣或孩子不太合适。 不久之后，我们把车停在了俱乐部旁的停车场，他非常大声地说——好像是为了缓和刚才的不自然——“看来雨把星期天来打高尔夫的人都吓回家了。”停车场只有一辆车。 他下车，到售票厅买了票。 我从没到过高尔夫球场。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两场高尔夫球赛，但都不是我主动要看的。我只记得有些高尔夫球杆被叫作铁杆，或者说铁杆就是指球杆，有一种被称为九号铁杆，球场也有自己专门的名称。当我告诉他这些时，迈克说：“你或许会无聊。” “如果感觉无聊，我就到处走走。” 这话似乎让他很高兴。他把暖暖的大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会有机会散步的。” 我的无知并没有多大影响——当然我也不是真的非得要给他捡球——而且，我也没觉得无聊。我需要做的就是跟着他走来走去，看他打球。我甚至都不需要看他。我可以看着球场四周的树——树很高，树冠枝叶茂盛，树干纤细修长，我不确定树的名字——洋槐？树叶偶尔随风飘动，但我们在下面根本感觉不到有风。那里还有成群的鸟，画眉或欧椋鸟，所有鸟飞过时都很匆忙，但只是从一个树梢飞到另一个树梢。我想起来鸟的确有这个习惯。在八月份，甚至七月底的时候，它们就开始齐聚一堂，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为南下过冬做准备。 迈克时不时地说句话，但几乎不是对我说的。我也没有必要回答他，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回答。不过我觉得他那天说的话比他一个人打球时说的话要多。他没头没脑的话是对自己的责备、低调的祝贺或警告，甚至有时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话——只是发出某种可以传达意思的声音。如果两个人长期亲密生活在一起的话，这种声音的确可以在这亲密无间中传情达意。 这就是我那时该做的——给他一种更宽广更开阔的自我观念。可以说是一种让人更加舒服的观念，安心地让人填满他的孤寂。如果把我换作另外一个男人，或是他感觉跟他没什么既定关系的女人，他不会期望以这种方式获得这种观念，或者像现在这么自然这么轻易地提出要求。 我当时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感到了无尽的幸福。晚上给我阵阵疼痛的情欲，那时候都被抑制了，被削减成了一簇纯净的火焰，异常专注，如妻子一般。我跟着他放球、选球、考量、眯眼和挥杆，看着球飞行的轨迹，飞向我们挑战的下一站，飞向我们不远的未来。我每次都觉得他打得非常好，但他老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途中，我们几乎不说话。会下雨吗？我们说。你有没有感觉到雨滴？我似乎感觉到了雨滴，可能不是。这不是在专门讨论天气——而是在打球这个大背景下的谈话。我们能不能打完这一局？ 结果是不能。开始是一个雨点，绝对是雨点，接着又是一个，然后雨花飞溅。迈克沿着球场望去，原来的白云变成了深蓝色。他说：“该来的还是来了。”语气中没有什么特别的警示，也没有大失所望。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他的包，并将其扣紧。 那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距离俱乐部最远的地方。鸟儿们的动静更大了，在空中焦躁不安犹豫不决地盘旋。树梢在摇摆，而且有一种声音——仿佛就在我们头顶上方——听起来就像浪潮满卷着石块拍打着海滩。迈克说：“好吧。我们最好躲一躲。”他拉起我的手，匆匆穿过一片已经修剪过的草地，跑进球场和小河之间的灌木丛和高高的野草丛中。 与野草相邻的灌木叶子是深色的，看上去工工整整的，好像被人专门设作篱笆似的。但它们仍连成一丛，肆意生长。看起来好像密密匝匝，无法从中穿过，但靠近仔细看，能发现有一些小的空隙，可能是动物或者过来找高尔夫球的人踩出的小路。地面稍微向下倾斜，一旦穿过不规则的灌木墙，就能看到一条河——门口的招牌其实就源自这条河，招牌上写着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河畔高尔夫球俱乐部。河水呈青灰色，看似在翻滚，而不像池塘里的水，即便在这骤然变化的天气里也只会露出一道小小的水岭。在河水与我们之间，有一片野草地，所有的草看起来都在开花。秋麒麟草，长着红黄钟状花冠的凤仙花，开着一簇簇粉紫色小花的荨麻（我觉得是），还有野生的紫菀。那里还有葡萄藤，牢牢攀附着一切它够得着的东西，在脚底下乱作一团。土壤松软，不是太黏。哪怕是根茎最脆弱、看起来最弱不禁风的草，也长得几乎跟我们一般高或者比我们还高。当我们停下来从这些草丛中抬头看时，能看到远处的树像一束束花一样在摇曳。有东西要从午夜般的云朵那边过来了。真的下雨了，紧随着打在我们身上的雨花而来，看起来不只是雨，好像大片的天空在自我拉扯，向地面压下来，匆忙而坚决地压出一个难以辨认又活灵活现的形状。在前面开路的是一道道雨帘——不是雨纱，而是厚实、猛烈拍击的帘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些雨帘，尽管我们身上所能感觉到的只是轻盈慵懒的雨滴。感觉就好像我们在透过一扇窗户向外看，直到风雨一起席卷而来扑向我们，我们才相信窗户上的玻璃会破碎。我的头发被吹起来，像扇子一样在我头上扫来扫去。我感觉接下来我的皮肤可能也会如此。 然后，我试图转过身去——我急不可待地想冲出灌木丛，奔向俱乐部，这种感觉前所未有。但我动不了。站稳都很困难——在空旷的野外，狂风随时能把人掀倒。 迈克猫着腰，头抵着野草，迎着风，挪到我前头，这期间一直抓着我的胳膊。然后，他面向我，将身体挡在我和暴风雨之间。但效果就像根牙签般微不足道。他正对着我说什么，但我听不见。他大喊了几声，我还是什么也听不见。他抓住我的双臂，两手慢慢滑向我的手腕，紧紧地握住。他把我往下拉——我们刚想改变姿势，两个人都摇晃起来——所以我们只能靠着地面蹲伏下来。我们两个挨得太近了，几乎无法看着对方。我们只能向下看，看暴雨形成的小涓流冲刷着我们脚周围的土地、被压倒的草和我们湿透的鞋子。即便这些，也必须透过从我们脸上飞奔而下的瀑布才看得到。 迈克松开我的手腕，搂住我的肩膀。他的触摸仍旧比较拘谨，而不是放松安慰式的拥抱。 我们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一直到风停住。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可能也就两三分钟。雨还在下，但只是普通的大雨了。他把他的双手拿开，我们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我们的衬衣和宽松的长裤都紧紧地贴在身上。我的头发散在脸上，好像巫婆长长的鬈发，他的头发也都平贴在额头上，像又短又黑的尾巴。我们尝试笑一笑，却几乎使不上一点儿力气。然后我们简短地拥抱和亲吻了下对方。这只是庆祝劫后余生的一种仪式，而不是我们身体本身的渴望。我们的唇轻轻滑过，光滑且冰冷，拥抱的压力让我们感到轻微战栗，身上的雨水从衣服里挤压出来。 雨渐渐地小了。我们踉踉跄跄地穿过野草丛，半数的草都被压平了，然后经过茂密却湿透了的灌木丛。整个高尔夫球场上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大树枝。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任何一根这样的树枝都可能把我们砸死。 我们在空旷的户外走着，绕开落在地上的树枝而行。雨基本上停了，天空亮堂起来。我低着头走——这样头发里的水可以直接滴到地上而不是我的脸上——我感觉到了阳光照射到我肩膀上的热量，然后抬头望向那欢畅的日光。 我静静地站着，深吸一口气，把头发从脸上甩开。是时候了。我们虽全身湿透，但还安然无恙，还能沐浴着阳光。是时候说点什么了。 “有件事我没有跟你提过。”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吃惊，就像刚才的太阳一样。不过，是一种相反的格调。他的声音有些沉重，像是一种警告——毅然决然里夹杂着一丝歉意。 “是关于我们的小儿子的，”他说，“我们的小儿子去年夏天死了。” 哦。 “他是被车轧死的，”他说，“我就是那个开车轧死他的人。从车道上往外倒车时。” 我又停下来。他跟我一起停住。我们两个都直视前方。 “他的名字叫布赖恩。他才三岁。 “当时我以为他在楼上睡觉。其他人都还没睡，但他已经上床了。然后他又起来了。 “可是，我应该看一看的。我该更仔细地看一看的。” 我脑海里想象的是他从车里下来的那一刻。他一定发出了那样的惨叫。还有孩子的母亲从房子里跑出来的那一刻。这不是他，他不在这里，这不可能发生 。 在楼上睡觉。 他又走了起来，走进了停车场。我在他后面一点走。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句富于同情的、通常该说的、无能为力的话。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这些。 他没有说诸如此类的话：这是我的错，我永远无法释怀，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但我已竭尽全力。 或者，我妻子原谅我了，但她也永远无法释怀。这样的话，他也没说。 这些我都知道。我知道他是一个曾跌落到谷底的人。一个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也不了解——到底谷底是什么样子的人。他和他的妻子一起经历了谷底，这把他们绑在一起，发生这样的事，两个人要么会分开，要么会一辈子绑在一起。并不是说他们会一直在谷底过活。但是，他们对谷底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那个冰冷、空虚、封闭的核心地带。 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是的。但是，看起来却不是那样。有时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有时发生在那个人身上，好像他们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专门挑选出来的一样，一次挑选一个。 我说：“这不公平。”我指的是这些没有理由的惩罚，这样的打击足以让人失魂落魄，从此一蹶不振。或许，这类的遭遇，比经历众多灾难、战争和种种天灾更让人痛苦不堪。最糟糕的是，一个人因为他的行为，很可能是不经意的行为，便要独自且永久地为此负责。 这就是我所说的，但我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这不公平。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 如此蛮横不讲理的抗议看起来几乎天真无辜，来自于那么一个原始的自我核心。天真无辜，的确如此，如果你是说这话的人，而且没有让其他人听见。 “嗯。”他温柔地说。公平与否无关紧要。 “珊妮和约翰斯顿不知道这事儿，”他说，“我们搬家以后认识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好像这样对我们更好。甚至对我们的其他孩子也更好——他们几乎不提起他。从未提他的名字。” 我不是他们搬家后认识的人。他们在这些人中努力开始崭新的、艰难的、正常的生活。我只是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仅此而已。一个他单方面认识而知道此事的人。 “很奇怪。”他说。他看了看四周，打开汽车后备箱，将高尔夫球袋收好放进去。 “之前在这里停车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不是看见还有一辆车停在这里吗？但我在球场上没看见其他人。我想起来了。你呢？” 我说没有。 “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又说了一遍“嗯” [4] 。 这个词我过去经常听到，是用同一种口吻说出来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这个字就像一座桥，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联结，或是一句结语，或是无法把一件事说得更明白之时用这个词先来说点什么，或是在思考时，用上这个词。 “井是地上挖的一个洞。”那时候会这样开玩笑地接话。 这场暴风雨提前结束了泳池派对。在那里的人太多了，屋里容不下所有人，所以有孩子的人大部分都选择回家。 开车回去的路上，迈克和我都注意到，并向对方说起，我们露在外面的前臂上、手背上和脚踝周围，都有一种刺痛、发痒、灼烧的感觉。这些都是我们蹲在野草丛里时衣服遮不到的地方。我想起了荨麻。 坐在珊妮农舍的厨房里，换上干衣服，我们讲述了刚才的冒险经历，给他们看我们的疹子。 珊妮知道怎么处理。昨天她带克莱尔去当地医院的急诊室，那已经不是他们家第一次去那家医院了。早些时候的某个周末，男孩子们跑到了谷仓后面长满杂草的泥地里，回来后身上到处都是伤痕和红斑。医生说他们一定是跑进了荨麻丛里。原话是这么说的：一定是在里面打滚了。医生让冷敷，开了抗组胺涂搽的药水和一些药片。瓶子里现在还有一些药水没用完，药片也剩了一些，因为马克和格雷戈里很快就好了。 我们不想吃药——我们的情况看起来没那么糟糕。 珊妮说她曾在公路上和给她汽车加油的一个女人聊天，这个女人说有一种植物的叶子可以捣碎做成药糊，治疗荨麻疹非常有效。你们根本不需要吃药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女人说。那种植物的名字好像是牛蹄。还是冷蹄？那个女人告诉她可以在某个桥边的路堑周围找到。 她急着要那么做，她喜欢民间的偏方。我们不得不指出有现成的药水，而且已经花了钱。 珊妮很享受伺候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困境让这一家子人心情很好，将他们从浑身湿透和计划取消的无聊中解脱出来。我们两个选择一起出去，又经历了这样一场冒险——一场在我们身体上留下证据的冒险——似乎让珊妮和约翰斯顿感到格外激动。他脸上挂着逗趣的表情，她脸上则是生气勃勃的热望。如果我们带回来真正乱搞的证据——臀部的伤痕，大腿和肚子上的红疹子——他们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愉快和慈悲。 孩子们看着我们坐在那里，脚泡在盆子里，胳膊和手上笨拙地缠着厚厚的布，感到非常好笑。克莱尔看到我们光着傻乎乎的大脚丫子尤其感到高兴。迈克对着她扭动他长长的脚趾头，引发她一阵阵略带惊恐的大笑。 嗯。见或不见，结局都是一样。爱不是巧取豪夺，它知其进退。（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它总是畏首畏尾，害怕被人耻笑，害怕心力交瘁。）不危及任何东西，却似涓涓细流，若地下源泉，绵长悠远。它将安然地封存于此，历久弥新。 随后的岁月里，我和珊妮渐行渐远。我从未向珊妮打听过他的消息，她也从未主动向我提起。 那些开着粉紫色花朵的植物不是荨麻。我后来发现它们的名字叫紫泽兰。让我们过敏的所谓荨麻实际上是一种更加其貌不扬的植物，紫色花朵的颜色更浅，它的茎上暗藏着细小锋利、能够刺穿皮肤引发炎症的毒刺，邪恶地伸展着。当时在那片生意盎然的荒草地上，肯定也有这种植物，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 [1] 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籍作家。 [2] The Cocktail Party ，英国作家T. S. 艾略特的喜剧剧本。 [3] Alec Guinness（1914—2000），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国演员，有“影坛千面人”之称。在《桂河大桥》中饰演英国上校尼克尔森一角，并因此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4] 原文为“well”，也有“井”的意思。故有下文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