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化不应该被解释为“通往现代性（modernity）之路”。如果那样，它就变成了一系列“变得更现代”的行动。一旦这些任务完成，现代化就戛然而止。现代化就是现代性，一旦停止，现代性也随之消亡。现代化是对世界和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难以抑制、令人上瘾的“重塑”，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同义词。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这种生存方式使它有别于其他（传统主义）生存方式。那些生存方式大体上主要致力于社会的持续再生产，最好形式上不要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现代化都被看作是一个有期限的过程或任务，一项“有终点线”的事业。这与其内在的自我推动趋势是相悖的。赋予它的任务是清理历史遗留的众多不完善、不协调、不健全的东西，使其达到一个不需要进一步修正（更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形式。比如，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总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稳定状态，并一直持续下去。届时，追求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就会具有破坏性，会打破平衡。因此，现代化被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用来实现理性社会这个终极目标的工具。
资本主导的现代化逻辑违背了人们的期望。资本主义初期，其动力来自征服并殖民“处女地”——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可以改造的“处女地”所剩无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把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这个过程最近被概括为一个新潮的概念：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这个重要转变让人们留意到一直存在却又一直被疏忽的现代创造力的特点：它的破坏性。
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可以真正从零开始——尽管那些“处女地”被入侵和殖民之前被断言“一无所有”，以（错误地）开脱殖民者的行为。当需要治疗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医源性的，即病症是治疗本身的副产品，当重组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重组的产物，是过去破坏性喧嚣的恶报时，幻觉就不再能够维系。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合理化就是分离合理化对象中有用的（无论如何定义与衡量“有用”）部分和“无用”（过剩）的部分，并对后者进行清理。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近年来商业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间歇性体系重塑”（discontinuous reinvention of institutions），将其破坏性的行为隐藏在“再造”（reengineering）[1]这个令人得意的名称之下。桑内特说：“关于再造，最显著的事实是工作岗位的缩减”。他引用迈克尔·哈默（Michael Hammer）和詹姆斯·钱皮（James Champy）的话说：再造意味着“少花钱多办事”。以美国为例，在不超过15年的时间里（1980—1995年），再造的主要受害者——“被精简”的工人的数量至少达到了1 300万，实际上很可能多达3 900万。如今，术语“再造”已成为“更高效率”的代名词，“让人联想到通过与过去决裂而实现的更紧密运营”。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人们对“再造”的热情很容易理解：“精简”预示着立即削减开支，“股东的短期回报极大地激励了这个信誓旦旦的表述掩盖的乱象”。于是，“有效可行的商业被破坏和弃置，有能力的员工被解雇而非获得奖励，只因为组织必须向市场证明它有能力改变”。
对人的“精简”意味着更多的过剩。就人而言，那些制造出来的过剩构成了“再造”的主要“废弃物”。为了生存，公司必须向股东证明投资是有回报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侵略和征服，有能力“创造性地破坏”，就像“处女地”充沛的殖民时代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兼并，这种兼并有时是友好的，但大多数是恶意的，随之而来的就是“资产剥离”“精简”“外包”和大规模（自愿或不自愿的）裁员。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1883年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上，一位来自索尔特本（Saltburn）的托恩（Toyne）先生的发言[2]反映了当时全国的普遍观点。他关切地指出：
在农村出现了垄断土地的趋势，把小的庄园变成大的庄园。小农庄被推倒，土地被大庄园吸收。现行的土地制度正把人从田地赶到矿山和工厂，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手工业者竞争。全国的劳动人民渴望从这种情况中解脱。
抱怨其实了无新意，只是原告和被告发生了变化。以“经济进步”之名，类似的问题在创造性破坏的动荡历史中单调地重复着。在托恩的案例中，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拥挤被归咎于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小农破产和衰败。几十年前，工业机器引发的手工业行业解体为许多人招致了苦难。几十年后，轮到了矿山和工厂，它们曾经拯救过因农业技术进步而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例子里，减轻劳动者生活压力、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方法，无不是寄望于转移人口、减少本地就业竞争。这种补救措施似乎是明摆着的，也没有引起任何争议，毕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迅速安置那些剩余的劳动人口。正如农业工人工会的传奇领袖约瑟夫·阿奇（Joseph Arch）1881年在女王陛下的农业委员面前的证词[3]：
问：你如何确保劳工获得更高的薪水？
答：我们已经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工数量。
问：你们是如何减少市场上的劳工数量的？
答：在过去的八九年里，我们已经移民了大约70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
问：这70万人是如何移民的？资金来自哪里？
答：我去了加拿大，和加拿大政府达成了协议，给他们那么多的人，并从交易中得到那么多的资金。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城市之中零星却不断发生的动乱，刺激了当权者的决策。1848年6月以后，巴黎的“贫民区”被全面清洗，大批桀骜不驯的穷苦人和下层民众被集中送往海外的阿尔及利亚。巴黎公社之后，历史又一次重演，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远离巴黎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4]
从一开始，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至今为止，不计其数的人远渡重洋，离开无法生存的故土，去往满载憧憬的异国他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热门区域不断变化，热门的线路也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性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地区视为或作为“无人区”（或在镇压“土著人”的反抗过程中，或在殖民者觉得安抚太过麻烦而挥舞武力的过程中，把这些区域变成无人区）：也就是说，大规模迁徙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不完全估算，自欧洲士兵和商人首次抵达这些“未开化”地区并定居到20世纪初，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口数降至最低点，约有3 000万—5 000万当地居民死于非命，约占他们总人口的80%。[5]许多人被杀害，许多人死于外来疾病，其余的人因为失去了几个世纪以来先辈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而死亡。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对欧洲主导的“蛮荒开化”这个传奇进程的总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神就降临哪里”。[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开辟新的场所（用于堆放因国家经济进步而产生的人类废弃物的垃圾场）安置欧洲的剩余人口，而对原住民赶尽杀绝，是同样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欧洲的剩余人口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移民”。例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把消灭美洲印第安人表述为对文明事业的无私奉献：“本质上，正义站在殖民者和开拓者这边：否则这片伟大的大陆只能成为肮脏野蛮人的庇护所。”[7]罗卡将军（Roca）是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征服沙漠”事件的指挥官，“征服沙漠”这个委婉的名字背后是对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罗卡将军向他的同胞解释说，他们的自尊迫使他们“尽快以理性或武力的方式打倒这群野蛮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财富，阻止我们以法律、进步和自身安全的名义，占领共和国最富饶最肥沃的土地”[8]。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物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论断。就物理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延伸来说，地球远没有达到极限。相反，人口稀少、人迹罕至的土地面积似乎在扩大而非缩小，这些土地被认为不适合居住，不足以支撑人类的生活。技术的进步拓展了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当然成本也不断增加），但也削弱了很多区域容纳人类居住和耕作的能力，经济进步使过去的谋生方式不再可行、不切实际，从而增加了休耕和废弃的荒地面积。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若以地球上的现代（过分现代化）区域为参照，世界上还有庞大的区域（“落后”“不发达”的地区）没有受到现代化压力的影响，从而也就没有“人口过剩”的问题。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未开化的”“欠发达的”地区往往被视为或作为能够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过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是倾倒现代化人类废弃物的理想垃圾场。清除和处理全球“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废弃物，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征服的最深层意义。这两个过程都是因为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力量差距持续拉大的必然结果，这也导致现代生活模式被限制于一个相对较小的“特权”区域。这种不平等为现代国家提供了本土“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
只要现代性（即永不停歇、引人入胜、使人沉迷的现代化）仍然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将持续下去。一旦现代性如人们所望，艰难地挣脱束缚成为全人类普遍的福祉，它在这个星球上的统治影响力也就走到尽头。当现代化的胜利号角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全体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以货币和市场为中介，当商品化、商业化和货币化进程渗透进人类的每个缝隙，本地产生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也就不再可行，或者说本地过剩人口的全球出口方案不再能够实施。所有地方，尤其是高度现代化的地方，现在都要承受现代性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果。他们必须寻找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但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简而言之：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雪上加霜的是，“过剩人口”又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来源。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现代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使大量的、越来越多的人口失去了以前的生存方式，以及生物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生存手段。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即我们曾经熟悉的殖民主义压力，失去了现成的排泄口——既不能“回收”，又很难“安全处理”。全球人口过剩的警报（没有足够的就业，也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已经拉响。于是，“移民”和“难民”成了当代政治议程新的核心，模糊又无所不在的“安全担忧”在新兴的全球战略和权力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基本上不受管制的、政治不可控的全球化进程，在全球“流动空间”中建立起各种新的“前沿阵地”，曾经仅限于现代主权国家内部的许多行政权力被转移到这里。众所周知，这些“政治自由区域”的脆弱又危险的平衡，是建立于“互相保证的脆弱性”之上。因此，安全恶化的警报加剧了本就足够脆弱的“安全担忧”，并将公众的关注和个体的焦虑从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人人身安全。相应的，蓬勃发展的“安全产业”迅速成为废弃物产业的主要分支之一，并成为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首要手段。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考虑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区域都彼此紧密依存（特别是劳动分工、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且考虑到填补这些差距的所有障碍，那么，缺乏政治愿景和缺失能够有效实现愿景的政治机构，就显得更加凶险，更具有灾难性。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世界上收入位居前20%的收入总和已经是位居后20%的收入总和的114倍。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无人关注。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其他地区的苦难迟早会反弹回国内，反弹到期望以密实的城墙保护自己的富人身上。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警告：“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9]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罗蒂的呼吁不只是为了遥远国度的穷人们：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到问题的所在：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10]
人类的生存现状，并不像官方倾尽全力宣传的那样冠冕堂皇。他们说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最偏远的雨林部落的居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辛勤工作”[11]。然而，正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Klein）揭示的，全球化远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技术，“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这是属于比尔·盖茨的地球村，他积累了550亿美元的财富，而他三分之一的雇员是临时工”。克莱恩还记得，在马尼拉郊区，她看到一个17岁的女孩在做组装电脑这样的高科技工作并对此表达了赞叹。“我们制造电脑，”女孩回应克莱因的赞美说，“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耐克运动鞋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越南的血汗工厂，芭比娃娃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苏门答腊的童工，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可以追溯到危地马拉被烈日炙烤的咖啡园，壳牌石油则可以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困村庄。”
新的“地球饱和”——现代化席卷全球，于是现代生活方式也遍布全球——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对于这两个后果，我们曾简要地指出，但它们值得更多的关注。
第一个后果是，曾经能够定期、及时地清理少数现代化地区过剩人口的通道被堵死了，过剩人口的产生超过了其回收能力。一旦现代生活模式不再是部分区域的特权，之前处理人类废弃物的主要方案，即那些“空旷”“无人居住”的土地（更准确地说，由于实力差距而被视为或被作为空旷、无人居住的土地），就彻底消失了。对于现代化主宰之下刚刚开始面对“过剩人口”的地区，这样的通道从来就不存在。在所谓的“前现代”社会中，不存在“过剩”问题，也不需要这种通道。无论是因为通道被堵死，还是根本就没有通道，前两类社会都只能逐渐将排除异己的利刃转向自己。
如果过剩的人口（那些“多余”的人，不能重新融入正常的生活模式，不能被重新加工成“有用”的社会成员）可以被定时清理，运送到寻求经济平衡和社会平衡的围墙之外，那么那些免于被清理而残存于围墙之内的“剩余”人口，就需要被标记为“可以回收利用”。他们的确“失去了有用的工作”，但那只是暂时的。他们的“被排除”是一种非正常现象，需要得到治疗，以帮助他们尽快“回到”我们中间。正如之前所说的，他们是“劳动力后备军”，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以确保第一时间回到工作状态。
然而，一旦剩余人口的处理通道被堵死，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所有“剩余”的人都留在围墙之内，和“有用的”“正常的”人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被永远废弃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清晰可辨。现在，“过剩”不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不断在两级之间摇摆。要处理这种新形式的“过剩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工具和策略不再有效，也不再适合。然而，为老问题的新形态寻找对策的努力，很容易被热切、徒劳地部署更多过去针对老问题旧形态的努力所拖累。为了安全起见，针对“内部剩余人口”的应急措施应该成为首选，无论是否是临时性的，其优先级应该高于所有其他解决方案。
所有这样的和类似的命运挫折和反转，对于最近才面对“过剩人口”现象及问题处理的其他区域来说，往往更加严峻。“最近”的意思是已经太晚。现在的地球已经超负荷，没有空余土地可以作为废弃物处理场，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坚决反对新进入者。周边的区域不再欢迎过剩人口，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迫接纳他们。这些现代性后来者只能在本地寻求解决方案，他们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些国家向全球压力屈服，允许资本和商品在自己的领土自由流通，使得家庭和社区商业举步维艰。这些企业曾经能够并愿意吸纳和雇佣新生的劳动力，并确保他们能够生存。刚刚加入现代化大家庭的国家，终于体验到几百年前现代性先驱所经历的企业与家庭的分离，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人类苦难，但本地产生的问题，却不再能够获得全球化解决方案：可以轻松安置“过剩”人口的充沛“空地”和“无人区”。
部落战争和大屠杀、增生的“游击队”（通常只是伪装的土匪团伙）之间相互火并，在这些过程中“过剩人口”（主要是在国内失业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被消灭和吸收。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迄今为止，在这些后来者的土地上，唯一快速发展繁荣的产业也许就是大量生产难民。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卢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12]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这种明显的心理变化严格符合从回收利用过剩人口到弃置过剩人口这个逻辑过程。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转变，需要国家权力强有力的介入和协助。对此，国家义不容辞。
首先，是取消那些防止个体从生产力机器中（假设是暂时的）被驱逐或跌落的集体保险。如果这种开除或跌落被认为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回收再造阶段（一个“康复期”，以回归到生产工作中去）的开始，那么这种社会保障对政治谱系的两翼来说都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然而，一旦这种回收再造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用于重塑的设施也越来越无法容纳那些堕落的、永远无法重生的人，这种社会保障很快就失去了“不只是左右”的支持。
之后，是设计和建造新的、安全的废弃物处理场。当成功回收的希望逐渐消失，过去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输出剩余劳动力）也不再可行，对未来的疑虑不断蔓延以及“过剩人口”引发的恐惧不断加深，这项事业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13]。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如今，社会问题越来越趋向于犯罪化。吉鲁总结道：
压制增加并取代了同情心。真正的问题被忽视了，例如城市中的住房紧张和大量失业，这是人们无家可归，年轻人游手好闲，以及毒品泛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倾向于训诫、遏制和管制的相关政策。
“无用之人”大规模聚集并迅速膨胀，看上去会变成持续的、永久的存在。这要求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政策和极端的安全措施，以免危及“社会的健康”以及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根据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说法，所有系统都要执行的“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和“紧张关系管理”（tension-management）任务，目前可以完全归结为通过物理区域来隔离这些“无用之人”，并将其排除在其他正常人所处的法律框架之外，以“化解”和“中和”这个问题。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刑罚系统提供了这样的容器。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对“卫戍型国家”带来的变革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回收利用过剩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狱墙，而非狱墙内发生的事情，“被视为这种机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元素”[14]。充其量，“修复”“改造”“再教育”“挽救迷途羔羊”的意图只是偶尔的口头承诺。若真落实，又会招致舆论报纸和政治家的愤怒反击。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缓刑监督官的职责不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回归社区”，而是为社区保驾护航，使其远离这种暂时放任的危险。“考虑被定罪的罪犯的利益，都会被视为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15]
事实上，罪犯通常被视为“本质就邪恶的人”，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有的相似性纯属偶然：
“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相互理解，不可能有沟通的桥梁，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无论罪犯的性格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在反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结果都一样：他们超乎常理，无法挽救，被排斥于正常公民社会之外……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必须被强行驱逐。[16]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的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所有的废弃物都有潜在的毒性，或者，被定义为废弃物就是被认为具有污染性，是潜藏的炸弹，总是会扰乱事物的正常秩序。如果回收利用无利可图，回收方案（无论如何在现今的环境下）也不再现实，那么处理废弃物的正确方法就是加快其“生物降解”，同时尽可能安全地将其与普通人的居住环境隔离。
工作、社会福利和家庭支持曾经是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的手段。随着这些资源的减少，监禁已经变成了一项长期任务，囚徒几乎没有重返自由生活的希望……今天，监狱变成一种保留地、一个隔离区，以公共安全之名把所谓危险的人隔离。[17]
修建更多的监狱，增加可以判处监禁的罪行，“零容忍”政策，以及更长、更严厉的刑期，这些都是为了在当前的新局势下挽救摇摇欲坠的废弃物处理事业作出的努力。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社会国家承诺保护其公民，首先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有更稳定的工作、未来更具保障。然而，之前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现在的国家无法兑现社会国家的承诺，政治家也不再热衷于重复这个承诺。相反，他们的政策预示着一种更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生活。人们在制定长期规划时需要直面各种意外，“终身”规划已是镜花水月。他们教导选民变得“更灵活”，为更多即将到来的更多不安全做好准备，并自己寻求社会产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每个意图解除社会国家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或发明一个新的“合法配方”（legitimation formula），使国家权威和纪律要求能够赖以生存。是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附带牺牲品”，现在是由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决定的，国家政府无法保证避免。加强同样自由流动的恐怖主义威胁导致的对于个人人身安全的恐惧，然后承诺增加安保力量，投入大量监控设备，扩大监控范围，进行更频繁的安全检查、更多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预防性逮捕，以保障这种安全，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权宜之计。
人们每天都身处市场造就的切实不安全感之中，政治力量对这种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相反，“被包围的城堡”的心态，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威胁必须被渲染上最邪恶的色彩，这样一来，无形的不可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慌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而且效果卓著。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几乎每天、每周都在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警告他们的安全即将受到威胁，让他们处于持续的安全警戒状态，并将个人安全牢牢安放在最多样化的、四处弥漫的紧张局势之中。美国总统不断提醒他的选民，“一旦不慎让一丝不安定因素流入国内，我们就会遭受前所未见的灾难”。这个策略受到其他众多政府的热切关注，它们纷纷效仿，把社会国家亲手埋葬。民众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对抗过剩，限制废弃物，只是这种需求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难怪许多面临同样局面的政府都把目光转向美国，抱有共同的期待，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个可借鉴的有效榜样。表面的意见分歧之下，各国政府之间似乎存在着真正的“思想联盟”。这完全不能归结为一时的利益一致，而是不同国家的掌权者就一个共用的合法化政策达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新任的强硬派内政部长能够迅速声名鹊起，英国首相在其他欧洲首脑的注视下以极大的热情引入那些与制造“紧急状态”有关的美国式新做法，比如：把“外国人”（委婉地称之为“避难者”）锁入难民营，坚决把“安全考量”置于人权之上，取消或停止他们自《大宪章》和《人身保护法》以来一直享有的人权；对所谓的“萌芽中的犯罪”采取“零容忍政策”；以及反复警告民众：恐怖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袭击。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一场毫无准备、被迫卷入的战争的附带牺牲品。与这种直接、剧烈的威胁相比，过去那种对于过剩的恐惧相形见绌，甚至不复存在。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是一个新生词，专门用来指代世界新边域环境中的过剩人口。这种新边域环境被无法抑制的猛烈全球化力量制造出来。至今为止，全球化驱动有效抵制了所有驯服和监管的尝试。与现代过剩人口有关的各种恐惧压倒了更传统的对于过剩本身的担忧和焦虑。无怪乎他们被热切地用于构建（以及解构）新的全球权力等级。
[1]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p.47-51.
[2]参见Report of the TUC 1883, p.39.
[3]引自J. B. Jeffrey's（1948）Labour's Formative Year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4]参见Jacques Donzelot, Catherine Me'vel and Anne Wyvekens（2002）De la fabrique sociale aux violences urbaines, Esprit, December, pp.13-34。
[5]参见David Maybury-Lewis（2002）Genocide againstindigenous peoples, in Alexander Laban Hinton（ed.）Annihilating Difference: The Anthropology of Genocid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43-53。
[6]引自Herman Merivale（1861）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p.541。
[7]Theodore Roosevelt（1889）The Winning of the West: From the Alleghenies to the Mississipi, 1769-1776. New York: G. P. Putnam Sons, p.90.
[8]参见Alfredo M. Serres Guiraldes（1979）La Estrategia de General Roca. Buenos Aires: Pleamar, pp.377-378，引自Herman Merivale（1861）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9]Richard Rorty（1998）Achieving our Count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85.
[10]Richard Rorty（1999）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Penguin Books, p.203.
[11]引自娜奥米·克莱恩不无讽刺的总结。参见Naomi Klein（2001）No Logo. Flamingo。
[12]“Comment la‘tolérance zéro’ vintà l'Europe”, p.40.
[13]参见Henry A. Giroux（2002）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garrison state, Arena Journal 19:141-160。
[14]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77-178.
[15]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80.
[16]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84-185.
[17]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