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19世纪初，工作伦理的传道者非常清楚他们在宣扬什么。当时，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生产更多的东西基本等同于让更多的人参与生产过程。渴望生产更多产品的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不愿意按照企业家提出的条件工作、生产的穷人也越来越多。可想而知，工作伦理可以调和两者的矛盾。工作不仅能够使国家富强，也能帮助个人脱贫致富，这种理念听上去很真诚。
20世纪末，工作伦理再次成为公众的焦点，它在诊治时弊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在美国的“以工代赈”计划中，工作伦理尤为引人注目。“以工代赈”计划自启动以后（尽管其结果存在争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包括英国）的政治家的推崇。正如J. F.汉德勒（J. F. Handler）和Y.哈森菲尔德（Y. Hasenfeld）在谈到WIN（美国以工代赈项目的简称）时指出的：
……贯穿其错综复杂的历史，“WIN”的实际作用与人们对它的支持并不匹配。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该方案的结果令人沮丧……这个政策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尽管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总体来说它们并没有显著减少贫困者的数量，也没有改善穷人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因此，这个政策能够继续存在不可能是因为它们对穷人和福利体系的正面影响，而是因为它们对非穷人效用显著。[1]
今天，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即使他们需要工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而且价格便宜得多，虽然这加剧了本地穷人的贫困。毕竟，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目前世界上有13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美元。按照这样的标准，生活在富裕国家（工作伦理的发源地）的1亿贫困人口，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这从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某国整体失业率快速上升时，你看不到证券市场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它们反倒可能表现火爆。1996年6月至7月，美国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比例上升，这条消息被报道为“就业数据令华尔街振奋”[2]，道琼斯指数当天应声上涨70点。在管理层宣布裁减4万个工作岗位的当天，行业巨人AT&T的股票急剧拉升[3]——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全球所有的证券市场重复上演。
定居者与游牧者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4]，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显然，最后一类人在出售劳动力时面临的困难最小，他们的潜在买家并不会特别挑剔。“常规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既不需要难以掌握的稀有技能，也不需要面对面与顾客沟通所需的特殊机敏，因此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所有有偿的低技能工作中切换。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很容易被弃用，工作不稳定。他们随时可能被替换，这不会给雇主带来什么损失。他们可能在生意不景气时被就地解雇，因为业务回暖时有很多这样的人随时可以上岗。因此，他们没有找麻烦的气力，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即使有能力也愿意争取更好的就业条件，他们仍没有胜算的机会。
这类人很少有抗争的意愿，特别是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意愿。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今天的伙伴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去向遥远的地方……投身于工人的团结和集体抗争，需要付出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努力，注定收益不大，成本却高得难以计量。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很久，看不到任何改观，那些受雇者的世界观和心态也会相应变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
如此说来，“常规劳动者”一词似乎不那么精确。第四类职业涵盖的那些工作可能和福特式工厂老式的常规工作一样：单调、缺乏创造性、枯燥无味、没什么技能要求。不一样的是，它们被公认是脆弱的、多变的、临时的、短期的、偶发的，通常稍纵即逝。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常规的，但雇佣关系不是。“常规”暗示着单调地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它可信地表达了他们在雇佣期间日复一日地从事被他人支配的工作。正是这种常规工作使得他们的雇佣关系完全不“常规”。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这种“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即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直待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寻求最舒适、压力最小的共存模式。然而，如果你每天都可能身处不同的公司，又何必如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持久的关系、坚定的承诺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都令人生疑地像是痛苦和失望的配方。如果你喜欢为之工作的公司，并期望未来一直和它携手前行，那么最多在下一轮的“外包”或“裁员”时，你就会受到伤害。总而言之，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转变，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曾在二十年后重访一家纽约的面包店。他发现“在各种裁员、缩减规模的挤压游戏中，工人的士气和积极性急剧下降，幸存者等待着下一波冲击，而不是因为在竞争中战胜了被解雇的同僚而欣喜若狂”[5]。不管是失败还是（暂时）幸免，他们都充满怨恨，并以同样的方式屈服于恐惧——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无论什么工作，从雕塑到餐饮服务，人们都认同那些有挑战、有难度的任务。然而，操着各种语言的工人毫无征兆地来了又走，每天都有全然不同的订单进进出出，在这个充满灵活性的工作场所，机器才是唯一真正的秩序标准，所以必须让机器对于任何人——无论是谁——都是容易操作的。在一个灵活性的体制中，有难度的任务只会带来麻烦。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悖论，当我们减少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们也在培育工作者不去挑选和漠不关心的行为。[6]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雇佣期间，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这个由工厂、办公室、工作间和商店构成的世界崇尚“灵活性”，“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味。若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工作本能”（workmanship instinct）想在这样的世界中存活，就需要寻求其他的意义。消费市场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提供这种意义。曾经由专业能力带来的自豪感，现在可以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精美商品中获得——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
被赖希称为“常规劳动者”的人（再重申一次：临时的、不稳定的、用完即弃的、容易被替代的、与从事的工作关系脆弱的人）没有资格要求雇用工厂与自己建立更稳固、更亲密的雇佣关系，更不用说赢得这种关系。劳资双方的关系不再对称，依赖性也不再对等。在“福特式工厂”时代，在庞大、笨重的工业厂房中工作的，是大量的本地劳工，老板的财富和利润取决于雇员的认同和士气，雇员的生计也取决于老板的仁慈。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依赖关系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对于来自肖尔迪奇（Shoreditch）或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电话咨询，应答可能出自孟买或加尔各答……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资本完全没必要承受本地劳动力日益膨胀的自信（以及日益增长的要求）所带来的不便（和高昂的成本）。长期雇用导致这些定居劳动力越来越勇敢，并且有足够（过多）的时间变得更团结、更强大、更坚固。然而，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那些收益颇丰的“非常规”工作者，又是如何？
对于处在就业谱系的另一端、环绕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而言，空间不是一个问题，距离不是一个麻烦。他们四海为家，没有特定的居所，他们轻盈、灵动、多变，正如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跨境贸易和金融。也正是这种贸易和金融造就了他们，支持他们四处游牧。正如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描述，“他们不拥有工厂和土地，也不担任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来自一种便携式资产：他们对迷宫法则的熟稔”[7]。他们“喜欢创造、竞争和迁移”，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价值观、对未来无忧无虑、自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社会。他们“享受新鲜事物，崇尚冒险精神，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并实践着“液态生活”（liquid life）的艺术：接受方向的迷失，免疫于晕头转向，容忍旅行计划和方向的缺失，以及无限期的旅行。以“赤脚医生”为笔名的《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他建议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容。[8]从东方预言家老子的超脱和宁静获得启迪，他描述了最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生活立场：
如水般流淌……你灵动前行，顺势而为，从不停顿太久，成为一潭死水，也不依附河岸或礁石——生命中过往的财物、情境或人，甚至不固守自己的见解和世界观，而是聪明地轻轻抓住任何出现在路边之物，随即放手，让它随风而逝……
面对这样的对手，“常规劳动者”的战斗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未必是因为对手强大的力量和技巧，而是因为他们“无怨无悔”（je ne regrette rien）的生活态度。他们难以捉摸，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他们精通胡迪尼式的逃脱术，总是打破最复杂的枷锁，从最牢固的牢笼里逃脱。
可以肯定的是，为了限制或至少减缓这些新生全球精英自由流动而设置的障碍，并非精工细作，也并非牢不可破。各国政府用来罩住资本家的笼子也远非层层上锁。根据世界劳工组织1995年在日内瓦发表的报告：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资本的流动削弱了国家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灵活性侵蚀了按地域分配投资的控制能力，技术和专业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征收更加困难，进而维持公共服务也更加困难。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像幽灵一样萦绕在各种工作周围。不同工作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能有效防范雇员的反抗：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来对抗雇佣关系的脆弱性。没有哪种工作能免除失业，也没有人可以免除近来出现的“长期失业”——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更准确地描述为“过剩”。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最终到来。它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
从“失业”到“过剩”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直到最近还被普遍用于表示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前缀“un”表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如同其他非正常现象一样，人们呼吁对它采取矫正措施。一旦这种呼吁被有效传达、纠正措施得到实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即使在经济放缓或萧条的时候，“充分就业”的愿景仍岿然不动：一旦走出目前的低迷——一定会走出的——工作机会就会纷至沓来，所有人都能充分就业。
然而，不知何故，我们似乎从来没能在连续的萧条之后恢复就业水平。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起初还不起眼，但渐渐地，经济“发展之路”的理念残酷地转向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随着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轮回，“失业”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失业”之下的希望也越来越不切实际。这种体验无情地累加，推动了真正的“范式转变”产生——“过剩”这个新词，替代了“失业”。
与“失业”不同的是，这个词没有任何哪怕是隐晦、含蓄的承诺。没有暗示这是“非正常”状态，没有暗示偏离轨道，没有暗示目前的痛苦是短暂的。失业不再是一种暂时的烦恼，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自然消失。“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所谓“过剩”的人被标记在资产负债表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他们增加的只是社会的负担（公共支出）。他们是“资源黑洞”，是尚无清晰解决方案的“问题”；从事“经济活动”的那部分人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似乎也创造不出“过剩”的人的工作需求，无法使他们重新就业。就所有现实意义而言，如果他们不存在，经济会更好。简而言之，他们应该继续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
“重返工作岗位”这个概念变得虚无缥缈，天真幼稚，又自欺欺人，这也证实，人们对“繁荣”的理解以及经济“向好”/“向坏”的理解，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国际先驱论坛报》在1997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大公司现状深度分析的文章。这篇权威性文章的主标题是“欧洲公司从痛苦中获益”，副标题是“削减成本虽不带来就业，但带来了利润”。在这篇文章中，汤姆·布克尔（Tom Buerkle）为欧洲经济的“积极进展”欢欣鼓舞：
欧洲公司正从近年来痛苦的重组中获得回报。效仿美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的方法，许多欧洲公司纷纷裁员，关闭或出售他们认为非必要的业务，精简管理，以提高利润率。
利润确实增长迅速，股东们为此欢欣鼓舞，学识渊博的分析家们则热情称道，即使表面看来经济成功也有些不那么重要的“副作用”。布克尔承认，“近期这种企业的强劲增长不太可能立刻降低失业率”。事实上，过去的6年里，就制造业劳动力而言，英国缩减了17.9%，德国缩减了17.6%，法国则缩减了13.4%。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突飞猛进”的美国，制造业劳动力“仅仅”萎缩了6.1%。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完成了“削肉剔骨”。
关于“当代欧洲人最关注、担心和恐惧的事情”的调查表明，失业（已经失业的或受到威胁的）是无可争议的重中之重。其中一份来自MORI的调查表明，85%的芬兰人、78%的法国人和瑞典人、73%的德国人和72%的西班牙人认为，失业是他们国家最严重的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是“经济健康”，而失业率下降并不在这些标准之列。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正是为达到“经济健康”标准所做的努力，严重阻碍了能够真正提升就业水平的有效措施——创造就业机会。
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这是对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里卡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劳动力过剩被视为灾难，所有寻求合理化（提升投入产出比）的努力首先都会集中于进一步削减雇员数量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伦理的劝诫显得愈发空洞，它不再符合“产业的需要”，也很难被描绘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必经之路。工作伦理能够持续存在，或者说近来在政治主张中有所复苏，只能解释为：在我们这样的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人们期望它发挥一些新的作用。
正如弗吉（Ferge）和米勒（Miller）所言，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9]。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底层阶级”的浮现
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下层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形象，他们可能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的困境。
术语“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属于这样一个社会意象：这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组分的总和。“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这样描绘底层阶级的群像[10]：
从行为界定来说，穷人指的是那些辍学者、无业游民和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此外，底层阶级还包括无家可归者、乞丐、酗酒和吸毒成瘾的穷人[11]，以及街头罪犯。这个词很灵活，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也经常被归入底层阶级。事实上，这种灵活性也使该词成为一个标签，可以用来污辱穷人，无论他们的实际行为如何。
这实在是个种类各异、丰富多彩的集合。怎样才能让这个集合显得更合理呢？单亲妈妈、酗酒者、非法移民、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既然他们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带来的危险就占据了人们对他们的认知。这些危险如它们的宿主一般种类繁多，从公然的暴力行为、潜伏在黑暗街角的谋杀和抢劫，到他们的悲惨生活给人造成的良心上的烦扰和困窘，再到“公共资源的负担”[12]。一旦察觉到危险，恐惧立刻如影随形。“底层阶级”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令人惧怕。
无用和危险，属于盖里（W. B. Gallie）认为的“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所以，当它们被作为分类的标准时显示出了“灵活性”，能够精巧地囊括所有萦绕社会的邪恶魔鬼。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任何有用性的持久产生怀疑，困扰于零散、游移的恐惧。这些概念帮助绘制的精神世界地图为接踵而至的“道德恐慌”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容器，已有的分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收和驯化新的威胁，同时让散布的恐惧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因具象化而使人安心。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应该不是巧合，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冷战正好趋于停止，冷战制造恐怖的力量迅速消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全面展开，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危险不再来自外部威胁，也不在于“内部敌人”——那些外国势力在我们内部建立的根据地和桥头堡，那些敌人扶植的“第五纵队”。外国煽动、培育的政治威胁不复存在，危险无处扎根，必须委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壮大。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不存在乞丐、吸毒者和未婚母亲——每当有人质疑底层社会的存在时，总会指向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丝毫不足以证明底层社会的存在。把他们归为一类是一种分类决策，而非事实的裁决。把他们混为一体，指责他们是无用的，会给社会的其他部分带来可怕的危险，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真实叙述。最重要的是，虽然底层阶级的概念基于一个假设，即社会（能使社会存活的一切事物的集合）可能小于其组分的总和，但这个概念指代的底层阶级却大于其组分的总和：这种归类行为给其组分加上了它自身没有的新特征。实际上，“未婚母亲”和“底层女性”并不是同一种人，把前者归类为后者花费了大量的努力（虽然思考很少）。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在缪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1977年8月29日，通过《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报道，底层阶级的概念才闯入公众视野。其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人，危险性远超所有人的预期。他们是不可理喻的：美国底层阶级。”定义之后附有一长串名单，包括了少年犯、辍学者、吸毒者、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暴力罪犯、未婚母亲、皮条客、毒品贩子、乞丐。显然，这些名字使正派人士们恐惧，是他们良心深处的隐忧。
“棘手”“格格不入”“怀有敌意”，从而不可理喻。伸出援手也没有意义，完全无济于事。这些人无药可救，他们自己选择了病态的生活。
不可理喻意味着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这些自闭者拒绝他人的善意，劝告、诱导、唤起良知都无法穿透他们的心墙。他们不仅拒绝工作，懒惰寄生，而且对工作伦理所代表的一切充满敌意。
1981年到1982年间，肯·奥莱塔（Ken Auletta）对“底层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考察，其研究结果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后来这些文章被收录在一本广为人知、极具影响力的书中。他自己承认，这是为了解决绝大多数同胞的焦虑。
从统计数据来看，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日益膨胀。这些反社会行为显著上升，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蔓延，我很好奇究竟谁才是幕后的推手……我很快了解到，在家境贫寒的学生中，确实存在着相当明显的非裔和白人底层社会，他们普遍感觉受到社会的排斥，拒绝接受公认的价值观。他们不仅收入微薄，行为上也存在缺陷。他们不仅受困于贫穷，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他们的行为也是畸形的。[13]
请留意描述底层阶级形象时所用的词汇、句法和修辞。奥莱塔的文字或许是研究底层阶级的最佳材料。不同于大多数不那么严谨的后继者，他并没有简单地“抨击底层阶级”，相反，他致力于保留和彰显足够的客观性，对所述故事中的反面典型不仅谴责，也抱有怜悯。[14]
请注意，“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它们被同时提及并置于同一水平。无需论证，也无需证据，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它们共同被归类于“反社会行为”。很容易就能看出，贩毒和领取救济都一样反社会，同样是祸害；这种暗示（如果明确指出必然会引发一片哗然）通过纯粹的语法形式达到了目的。
也请注意，底层社会拒绝公认的价值观，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排斥。在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双边关系中，底层阶级是主动行动的一方。他们的行为，也只有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并被宣布为异常，而“大多数美国人”则理所当然地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底层阶级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反社会行为，底层阶级不会被送上法庭，也就不需要开庭，因为没有案件需要权衡，没有罪行需要惩罚，没有过失需要弥补。
修辞性的暗示之后是付诸于行，并在实践中得到回溯性的确认，用于补充之前或许不完整的论证。这种实践越充分、越广泛，先入为主的观点就越能自圆其说，修辞的暗示作用就越难被发现，更不用说去反对。奥莱塔的大部分经验材料都来自野猫技能培训中心（Wildcat Skills Training Centre），这个机构意图帮助社会公认的底层阶级成员回归社会。哪些人是目标群体呢？共有四类人：刚入狱的罪犯、正在接受治疗的瘾君子、靠救济生存的没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以及17至20岁的辍学青年。制定规则的人一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四种类型虽然看起来不同，但本质上具有相同的问题，或者说表现出相同的问题，所以需要同样的治疗方法。这种先入为主的理念在野猫中心得到了实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被安排在一起，服从于同样的管理，每天接受同样的指导。野猫中心为他们提供了所有他们需要的、应当为之努力的社会定义。再一次，言成肉身。[15]
奥莱塔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读者，“底层阶级”并非贫穷导致，或者说，至少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他指出，有2 500万到2 900万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只有“约900万不被认同”[16],“在社会认同的界限之外游走”，他们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或反社会行为者[17]。这暗示着，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如果有穷人能够“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
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他们骚扰、纠缠、恐吓、捣乱、给他人的良心造成负担，并用各种手段摧毁其他人的生活。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最明显的影响是，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无论案件如何推进，举证责任都公平公正地转移到“底层阶级”身上。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善意和决心。无论要做什么，首先必须由底层阶级自己来做（当然，也不乏专业的、自告奋勇的辅导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这些底层的幽灵什么都没有做，也不愿意离开，那么解释就很简单，到底是谁的责任也就清清楚楚。如果说其他人有什么值得自责的地方，那也只是缺乏足够的决心去遏制底层阶级的错误选择。这样一来，更多的警察、监狱，更严厉更可怕的惩罚，显然是用于亡羊补牢的手段。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重要：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我们应该还记得，被置于社会认可界限之外的底层社会，只占“公认的穷人”的一小部分。正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如此重要又紧急的问题，所以大部分非“底层”的贫困人口就算不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底层阶级一贯的丑陋和可恶不同，“仅仅是穷人”的人只是暂时遭受着不幸，他们本质上是正直的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回到社会认可的边界之内。正如堕入底层是一个选择问题，脱离贫困也是个选择问题——如果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穷人沦为底层阶级是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暗示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劳伦斯·米德（Lawrence C. Mead）在关于当今贫困根源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特别指出，无能是富足社会中的贫困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惨败的原因。[18]穷人纯粹是缺乏能力去享受工作生活，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米德说，正是由于这种无能，工作伦理的呼吁才会被当作耳边风，无法影响他们的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穷人能否对自己负责，首先，他们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19]……无论罗列出什么外在原因，这些无业者的内心始终是个谜——赤贫的人在把握明显存在的机会时总是表现得消极被动。想了解无业者，就不得不向心理学或文化求助。在很大程度上，赤贫的成年人逃避工作，不是因为其经济状况，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20]……在就业没有禁止性壁垒的情况下，穷人的个性成为理解和克服贫困的关键。心理学是探究他们为什么不愿工作的最后可能[21]……为什么穷人不能像社会期望的那样奋力抓住机会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文化核心似乎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效能缺失。[22]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穷人的这种缺陷，总体来说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们是负责任的，为穷人提供了机会。穷人是不负责任的，拒绝接受这些机会。就像医护人员在病人始终不配合治疗的情况下无奈放弃那样，面对穷人顽固不化的工作态度，我们只得放弃提供就业机会的努力。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工作伦理只帮助愿意接受帮助的人，工作的机会就在那里，剩下的要靠穷人自己争取。他们无权再向我们提出其他要求。
在社会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如果贫困仍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那么工作伦理一定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工作伦理之所以无效只是因为其戒律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和遵从，那么，就只能用那些掉队者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予以解释。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贫穷即犯罪
面对那些“选择”不依靠工作谋生的穷人，米德在文章的最后强调：“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23]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底层阶级特别适合这个角色。米德反复强调，促使“正常的”、正派的美国人组成统一战线，反对那些福利寄生虫、罪犯和辍学者的，是他们察觉到那些人具有的强烈矛盾性：底层阶级冒犯了大多数人珍视的价值观，却又紧紧抓着它们，渴望像其他自力更生的人一样，获得消费生活的乐趣。换句话说，美国人对底层阶级真正的不满意在于，这些人的梦想，他们渴望的生活模式居然和自己如此相似。但是，这种追求的类似性并不能推导出矛盾性，正如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指出的，消费者社会的逻辑是把穷人塑造成未被满足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低收入者而言越来越触不可及，这里的低收入指的是只能维持生计、满足生活最基本要求的收入。”[24]消费者社会培养其成员体验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可望而不可得，恰恰是最令人痛苦的剥夺。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总体来说，这些愿景往往是孕育它们的社会的映射，那些危险的形象通常是社会负面的镜像。或者，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为了长盛不衰，这些恐惧必须被逐渐挤出，被塑造为一个异端形象：成为一个有形的敌人，人们可以与之不断斗争，并有望征服它。
根据这条普遍性规则，传统的、建立秩序又深陷于秩序的现代国家面对的是革命的危险。敌人是革命者，更确切地说，是头脑发热、胆大妄为、过于激进的改革者，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秩序取代当前的国家秩序，新的秩序意图颠覆现行秩序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原则。
从那时起，社会秩序的自我形象发生了变化，威胁的形象（秩序的负面形象）也获得了新的形态。近年来的犯罪率上升，不是功能失调或疏忽大意的结果，而是消费者社会自身的产物，这在逻辑上（而非在法律上）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消费者社会不可避免的产物。消费者需求越大（即市场诱导越有效），消费者社会就越安全，越繁荣。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有欲望并能满足自己欲望的人（已经被诱惑并能按照诱惑的期望行动的人）与那些已经被诱惑却无法按照期望采取行动的人，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市场诱惑，既是伟大的均衡器，也是伟大的分化器。为了取得效果，消费的诱惑、消费更多的理念必须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不加区别地传达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然而，总是存在不能够按照诱惑的期望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每天面对着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展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终点线和参赛者一起前行，人们力图到达的目标永远领先一步之遥。记录被不断打破，人的欲求似乎永无止境。人们目瞪口呆地发现，在那些印象中总是缺钱但由于私有化而“重获自由”的公司里，经理人的薪金可以动辄以百万美元计算，而那些因为玩忽职守被辞退的经理人，同样能得到以百万美元计的补偿。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渠道，传来的都是无比清晰的声音：除了攫取更多，没有其他标准，除了“打好自己的牌”，没有其他规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一手好牌。如果获胜是游戏的唯一目标，那些手气不好的人就会尝试所有其他可以掌握的资源。在赌场老板的眼中，他们自己能够支配和周转的一些资源是合法的筹码，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其他资源则会被禁止。然而，玩家未必认可这种公平的界限，热切准备参与游戏的玩家尤是如此，更不必说那些没有能力获得合法的筹码又对游戏无比热忱的玩家。他们会利用所有自己拥有的资源，无论所谓的合法还是非法。他们原本也可能选择完全退出游戏。然而，在市场的诱导下，退出已经变得无法想象。
因此，在市场主导的消费者社会中，对那些无法实现欲望的玩家来说，解除他们的武装，剥夺他们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成为“通过商品诱惑整合社会”这个策略的必要补充。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不停生产这种废弃品还有个重要原因：需要让仍在参与游戏的人看到作出其他选择的可怕后果（他们也被告知这是唯一的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够忍受，并愿意忍受这场游戏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艰辛压力。
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所遭受的苦难，曾经被认为是社会造成的，需要用社会的手段来解决。鉴于现在这场游戏的性质，它们却只能被重新定义为个体的犯罪。“危险的阶层”就这样被重新定义为罪犯阶层。于是，监狱逐渐取代了日渐萎缩的福利机构的职责，而且随着福利经费的不断减少，很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取而代之。
越来越多的行为被归类为犯罪，但这并非消费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囊括一切的障碍。恰恰相反，这是其天然的副产品和先决条件。之所以如此，诚然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人（他们的资源无法匹配自己的欲望，在按照官方规则游戏时根本没有胜算）就是消费生活特有的“内在恶魔”的活化身。他们堕入贫穷，沦为罪犯，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他们残酷的命运，都是这种内在的恶魔作祟，并最终将他们引向毁灭。定罪成了特有的清洁工具——将消费主义诱惑中不可避免的有毒污水排入下水道，由此，身处消费主义游戏中的人就不必担心自己受到影响。如果这就是挪威伟大的犯罪学家尼尔斯·克里斯蒂（Nils Christie）所谓的“监狱产业”[25]蓬勃发展的主要刺激因素，那么，在一个由消费市场激活和运营的、彻底去监管和私有化的社会里，放缓这个进程的希望可以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停止或逆转这个进程。
这种联系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充分。在里根-布什自由竞争的年代，美国的消费市场盛极一时。与放松管制、取消福利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警力和囚犯的不断增长。那些年里，为罪犯准备的监狱也更加严酷，这匹配了大多数表面成功的消费者（沉默或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快速增长的恐惧、焦虑、紧张、不安和愤怒。“内在恶魔”越强大，大多数人越希望严惩犯罪、伸张正义。自由主义的比尔·克林顿赢得了总统大选，他承诺扩张警察队伍，建立更安全的新监狱。俄亥俄州托莱多大学的彼得·莱尼伯（Peter Linebaugh）是《伦敦死刑犯》（The London Hanged）的作者。包括他在内的一些观察家认为，克林顿的当选要归功于广为人知的对一个智障患者里基·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的处决。克林顿在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批准了他的死刑。两年后，克林顿的共和党激进右翼对手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因为他们让选民相信，克林顿在打击犯罪方面做得不够，他们会做得更多。克林顿的连任选举中，两党候选人都主张强大的警力，并对所有“依赖社会但侵犯社会价值”的人（这些人企图享受消费主义生活但没有对消费者社会的永续作出贡献）毫不留情施以打击。他们都力图在这个主张上压倒对手，最终克林顿胜出并获得连任。
1972年，时值福利时代盛极而衰之际，美国最高法院对死刑的判定是武断的、任性的，已经不适合服务于正义。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公众情绪。在后来的几个裁决中，1988年判定对16岁的少年执行死刑；1989年判定对精神障碍者执行死刑；最后，在1992年声名狼藉的赫瑞拉（Herrera）诉柯林斯（Collins）案中，法院裁定，被告可能是无罪的，但如果审判过程没有问题，符合宪法精神，仍然应该执行死刑。参众两院最近通过的犯罪法案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扩大到57项，在某些解释下，甚至可以达到70项。在一片鼓乐齐鸣声中，美国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建起了一座监狱，内置联邦最先进的行刑室，以及可容纳120名死囚的牢房。1994年初，共有2 802人在美国监狱中等待处决，其中有1 102位非裔美国人、33位少年。不出所料，绝大多数的死囚都来自数量庞大并持续增长的消费者社会的失败者队伍。正如莱尼伯所言，处决的场景“被政客们无所顾忌地用来恐吓日益壮大的底层社会”。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级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根据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说法，“较幸运的阶层对穷人的情绪是恐惧、愤怒和厌恶的混合物，但恐惧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26]。事实上，只有身处真正的、强烈的恐惧之中，这种情绪混合物才可能在动机上和政治上发挥作用。被广泛宣传的穷人对于工作伦理的反抗，以及他们不愿意像大多数正常人一样辛勤劳动，已经足以引发普遍的愤怒和厌恶。如果再叠加犯罪率上升、暴力侵害他人生命和财产等惊悚信息，厌恶的情绪就会被恐惧淹没。对工作伦理的违抗除了在道德上令人憎恶之外，又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行为。
贫困从社会政策的问题变成了刑法学和典狱学问题。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线。依赖救济的人是犯罪集团天然的温床，让人们依赖救济生存无异于支持犯罪。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保护穷人不受残酷命运的伤害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另一个道德问题取而代之，即保护正常人的权利和他们的正当生活，使他们避免来自卑贱街区或贫民窟的袭击。
如前所述，既然现在不工作的穷人已经不是“后备劳动力”，那么帮助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以备在需要时积极参与生产，就失去了经济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条件没有道德意义。他们的福祉可能与提高生产力和利润率无关，却仍然与人类应有的道德情感、人文关怀以及人类社会的自尊紧密相关。甘斯在自己著作的开头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段话：
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宣称，我们的穷人是幸福的，他们之中没有无知，也没有痛苦，我们的监狱里没有囚犯，街道上没有有乞丐，年长者免于贫困，没有苛捐杂税……当一个国家敢于这么说时，它的宪法和政府就是值得夸赞的。
在现代历史的早期阶段，工作伦理在关联经济利益与托马斯·潘恩阐述的道德关怀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把穷人带进工厂去工作可能符合商品生产者和商人的利益（这些利益甚至可能为工作伦理的宣传注入了最大的动力），但它呼应了公众的道德敏感——他们对失业者所遭受的苦难感到担忧、不安和羞愧。鉴于新兴的大规模工业似乎对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供应有着无尽的渴求，道德关怀可以在传播工作伦理的福音中找到一个合法又现实的出路。可以说，资本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操有了一次历史性邂逅。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的工作伦理与公共道德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它不再是道德情感的出口，而是成为20世纪末“中立化”（adiaphorization）的有力工具。凭借这个进程中，道德谴责不再适用于道德上可憎的行为。
“中立化”进程中的一个行动，是宣布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或者说，让它免于道德评价，接受道德标准之外的其他标准的评价。是否遵守工作伦理的号召，现在成了检验是否有资格获得道德同情的标准。然而，在这种检验所针对的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必然）无法达到这个标准。他们一旦失败，就会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他们自己选择把自己排除在道德义务的边界之外。社会大众于是不再对他们的困境负有任何责任，也不会因为背弃了自己的道德义务而内疚。鉴于道德冲动的普遍性以及对人类苦难和屈辱的敏感性，这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永远不可能彻底扼杀道德冲动，所以彻底脱离道德义务也不现实。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当代最杰出的记录者理查德·卡布辛斯基（Ryzard Kapuściński）最近解释说，操持这些“慈善盛宴”的媒体运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27]这些手段持续地作用，最终达到了效果。
第一，关于饥荒或者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新闻，总在暗示，在“电视中”的人们死于饥荒和疾病的那片遥远土地上，也诞生了“亚洲小龙”——虽然所有“小龙”加起来也不及亚洲人口的百分之一。它们传达了想要传达的：饥荒和无家可归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其他选项是存在的，然而他们缺乏勤奋和决心。字里行间的意思是，穷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可以像“亚洲小龙”一样，选择勤奋节俭的生活。
第二，这些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这个策略有两个效果：贫困的真实规模被降低了（全世界有8亿人长期营养不良，但约有4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中），今后的任务也被局限在帮助饥饿的人寻找食物。但是，正如卡布辛斯基指出的，这种对于贫困问题的表述，比如最近《经济学人》在“如何养活世界”的标题下对世界贫困问题的分析，“非常恶劣地贬低了——实际上是否认了——我们声称需要帮助的人的人性”。“贫穷=饥饿”，这则等式掩盖了贫穷的复杂性：“令人恐怖的生存和居住条件、疾病、文盲、敌视、支离破碎的家庭、衰弱的社会关系、没有未来、没有生产能力”。这些都是饼干和奶粉无法解决的。卡布辛斯基还记得，他在非洲乡村游荡时遇到的孩子“不是向我乞讨面包、水、巧克力或玩具，而是乞讨一支圆珠笔，因为他们上学时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写作业”。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媒体展示的可怕画面与受指责违背工作伦理的穷人困境之间的联系，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被展示的是受苦的人和他们遭受的饥饿，但无论观众如何睁大眼睛，都无法在画面中找到任何工作器具、可耕作的土地或牲畜。在一个不需要更多劳动力的世界里，工作伦理的空洞承诺和这些用于宣泄道德冲动的人所处的困境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工作伦理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无伤，准备再次扮演鞭子的角色，把本土的穷人赶出他们徒劳寻求的福利国家的庇护。
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除了缓解不断积累的道德感情外，其长期的影响是：
……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以事不关己的藩篱将自己包围起来，竖起一道全球的柏林墙，来自“外部”的信息都是战争、谋杀、毒品、抢劫、传染病、难民和饥荒，都是那些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东西。
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撇清与战争、屠杀的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听到轻描淡写的声音叙述着杀人武器正被使用。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我们炫耀着订单，为自己的竞争力感到自豪，这是我们所珍视的繁荣的命脉。一个人造的咎由自取的景像沉淀在公众意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贫民街区”和“危险区域”的形象，一个夸张的黑帮，一个没有道德无法救赎的低等人的世界。把他们从自己酿造的苦果中拯救出来只能短暂有效，长期来看则注定失败，所有抛出的救命索必然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
于是，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工具“中立化”展现了自己的价值：清醒、理性地计算成本和收益。在这些人身上花钱等同于浪费，所有人都同意，浪费是不能接受的。遭受饥荒的人不能作为道德对象，我们的立场也不是道德问题。道德只为慈善盛宴而存在——那些怜悯和同情的浓缩物爆炸产生的宏大的、稍纵即逝的场面。一说到我们（富人们）对世界上穷人的持续痛苦负有集体责任，经济计算就会占据上风，自由贸易规则、竞争力和生产力取代了道德准则。经济发言的时候，道德最好保持沉默。
独有工作伦理除外。它是经济规则能容忍的唯一变体。工作伦理不是一味追求利润和竞争力的敌手，而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世界上的富裕阶层来说，工作伦理是单向的。它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特别是，它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于是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
现在，工作伦理令“依赖”这种想法名誉扫地，依赖逐渐成为一个肮脏的字眼。福利国家体制被指责培养了依赖性，问题被提升到自我延续的文化高度，这是去除福利国家体制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场反对依赖的圣战中，道德责任第一个被波及，因为“他者”的依赖就是自身责任的镜像，是所有道德关系的起点，也是一切道德行动的基础假设。在诋毁穷人的依赖性是罪恶的同时，当前演绎的工作伦理，给富裕阶层的道德顾虑带来了最大的慰藉。
[1]J. F. Handler and Y. Hasenfeld（1991）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London: Sage, pp.139, 196-197.根据作者的说法，1971年在WIN框架下有270万参与者，但实际登记的只有118 000人，其中只有20%的人工作了三个月以上。工资的中位数是2美元/小时（p.141）。
[2]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4 August 1996.
[3]C. Julien（1996）Vers le choc social, 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4]Robert Reich（1991）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5]Richard Sennett（1998）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50.
[6]Richard Sennett（1998）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82.
[7]Jaques Attali（1996）Chemins de sagesse: Traiie'du labyrinthe. Paris. Fayard, pp.79-80, 109.
[8]参见Barefoot Doctor（2003）Grace under pressure, Observer Magazine, 30 November, p.95。
[9]Z. Ferge and S. M. Miller（eds）（1987）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 Gower, pp.309-310.
[10]H. J. Gans（1995）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p.2.
[11]正如甘斯指出的，“有钱的人可以在家里喝酒，甚至可以在工作时喝酒，而没钱的酒鬼只能出没在贫民窟。更甚者，富人们疑似不道德的行为通常最终变成合法行为，这是一条‘黄金法则’：拥有黄金的人制定的法则”（出处同前，p.4.）。
[12]1992年，联邦和地方用于各种福利的开支不到400亿美元，这只是后冷战时期国防年度预算的15%，甚至比年度的抵押税务减免少100亿美元，是企业扶持和富人税务减免总额的六分之一。不过，这不重要。“军火商对五角大楼的依赖程度或许等同于贫穷女性对福利制度的依赖程度”，这也不重要。（出处同前，pp.82-84）
[13]K. Auletta（1982）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x i.
[14]目前美国关于底层社会的讨论更类似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不妥协的喋喋不休：“底层阶级只为眼前利益生活……冲动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无法自律以延迟满足，对未来也完全没有规划。本质上来说他们缺乏远见，凡是不能立刻享用的东西，他们都认为没有价值。他们倾向于立即‘行动’。”［E. Banfield（1968）The Unheavenly City: The Nature and Future of our Urban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p.34. Boston; Little Brown, pp.34-35.］请注意，班菲尔德针对“底层阶级”的抨击听上去是对消费者社会中“理想消费者”的准确描述。和其他大多数讨论一样，书中描述的“底层阶级”是恶魔的垃圾场，他们使消费者饱受折磨。
[15]奥莱塔的田野研究使他过于靠近被标准化处理的对象，而没有注意到这些概括性标签和笼统分类本身的经验性缺陷。在著作的结尾，他讲述了一个助力底层社会统一化的冗长故事。他写道：“从我对底层社会和穷人的报道中，我深刻认识到，把他们统一化是理解他们的敌人。笼统地概括‘底层阶级’……或‘受害者’……或贫穷‘几乎被消灭’……或说政府‘是问题所在’，都是危险的。从3万英尺的高空俯视，所有人都和蚂蚁无异”。［K. Auletta（1982）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317.］意料之中的是，这类警告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新闻、政治和大众认知方面，奥莱塔的研究又一次强化了底层社会的统一形象。
[16]K. Auletta（1982）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xvi.
[17]K. Auletta（1982）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28.
[18]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x.
[20]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12.
[21]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133.
[22]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145.
[23]L. M. Mead（1992）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 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p.261.
[24]P. Townsend（1993）Poverty in Europe, in Z. Ferge and S. M. Miller（eds）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 Gower, p.73.
[25]N. Christie（1993）Crime Control as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26]H. J. Gans（1995）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p.75.
[27]R. Kapuściński（1997）Lapidarium III. Warsaw: Czytelnik, pp.146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