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这个概念把公共福利[1]理念——集体保障个体有尊严的生活——所蕴含的责任强加给国有的和国家资助的机构。公共福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公共福利原则的纯粹形式是个体需求的平等，它凌驾于消费能力的不均衡之上。福利国家的理念责成国家机关负责落实这个原则。
公共福利的理念，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理念，与工作伦理的关系有些模糊不清。事实上，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存在两种截然相反、难以调和的联系，由此成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主张以集体力量保障个体福利的人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但他们也指出，由于很难为所有人提供长期就业，我们距离这种正常状态还很遥远，为了实现工作伦理的愿景，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人。我们需要帮助暂时失业的人渡过难关，帮他们做好准备随时重返“正常生活”，即一旦经济复苏，工作机会重新开放，他们就能够就业。这种观点下，国家福利能够很好地支持（作为社会健康的基本规范和衡量准绳的）工作伦理，帮助它克服在持续、普遍的实践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难。
另一方面，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公共福利允许（明示或暗示）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的、最不容置疑的前提。这种理念使有尊严的生活成为政治性的公民权利问题，而不是经济绩效问题。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因此，自20世纪初国家福利的理念诞生以来，它就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双方的理由都很充分，一些人坚持国家福利是对于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福利是反对工作伦理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阴谋。
这还不是唯一的争议焦点。伊恩·高夫（Ian Gough）问道，国家福利是“一个用于压迫的工具，还是一个扩大需求，减轻自由市场经济残酷性的制度？是扩大资本积累和利润的助力，还是如工资袋中的现金一样是应该被捍卫、去扩增的社会性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欺诈，还是工人阶级的胜利？”[2]他试图解决困惑，结束这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最合理的解释是，国家福利具有所有这些特征，且远不止这些特征。
国家福利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
所有这些强大的、异质的驱动力汇聚在一起，诞生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市场化的、民主的）现代社会某个高级阶段的国家福利，确实是“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这些压力促使国家福利诞生，且多年来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这些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一般人都认为，由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是现代生活自然的组成部分，就像民选政府和货币一样。
直到最近，舆论的风潮还在忠实地支持这个人类智慧的结晶。即使是最敏锐、最有见地的观察家，也很难设想不存在福利国家的现代社会。1980年2月，作为最敏锐的时代趋势分析者，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呈送佩鲁贾会议的一篇论文断言，福利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结构，要废除这种结构，就必须废除政治民主和工会，并从根本上改变政党制度”。这篇论文在1981年10月发表。奥菲完全认同当时的普遍观点，把“废除福利国家的设想”斥为“一些旧中产阶级思想家政治无能的白日梦”。确实，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生活的艰辛可能令人无法忍受：
如果没有大规模国家补贴的住房、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大规模的强制性社会保障计划，工业经济的运作将不可想象……福利国家令人尴尬的秘密是，它对资本主义积累可能有着破坏性的冲击……废除它显然也有毁灭性的后果……矛盾在于，虽然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和平共处，但没有福利国家，它却难以为继。[3]
在奥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真的。废除甚至大幅削减福利国家的想法，把集体保险交由私人企业去做，把福利体系“私有化”或“去政府化”，看来都不过是空想者的白日梦。然而，不到二十年后，白日梦变成了现实。一个不存在国家福利的国家，一个缺乏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在最富裕、最为“经济成功”的社会中还没有成为现实，至少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清晰的可能。目前看来，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的力量势不可挡。
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是福利国家命运的一次戏剧性逆转。工作伦理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它被描绘出的作用是什么？这个巨变又会对工作伦理未来的前景产生什么影响？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如今，在经历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和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熏陶之后，在经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发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与其说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爵士（即便称不上英国的福利国家之父，至少也是英国福利国家的主要推动者）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算不上社会民主政策左派批评家的话），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贝弗里奇把自己全面施行福利国家的蓝图视作自由主义美好社会理念的合理又必然的实践：“我相信我的抱负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实践——这是一个通向伟大的自由主义新世界的历程”。因为“平等享有一切基本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社会的组织力量增加个体的权利”。如果社会不能保证所有成员都“免于匮乏和对于匮乏的恐惧，免于失业和对失业的恐惧”，那么这种自由和权利就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4]
对威廉·贝弗里奇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仅宣称人人享有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并愿意行使他们根据法律拥有的自由。正是这样的理念下，贝弗里奇撰写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报告》（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提交给当时致力于迎接战后和平的政府。该报告用贝弗里奇的腔调说：
……制订一项社会保障计划，以确保国家每一个工作过、作出贡献的公民，如果由于任何原因（疾病、事故、失业或年老）不能工作，无法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以维持他和依赖于他的人的体面生活时，可以有一份足以维系生活的收入，且这份收入不会因为他有其他资产而削减。
显然，这份报告发表于工作伦理长达两个世纪无可非议的统治之后。工作伦理完成了它的任务。它让所有人明白，每一个正常和健全的人（男性），只要有能力，就应当工作。在20世纪中叶，这被视作理所当然。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工作可做，或无法工作，该怎么办。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恐惧折断了人们的翅膀，使他们失去进取心，也剥夺了他们面对风险的勇气。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险将消除人们对于丧失能力的恐惧，使他们能够从容应对个人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实现个人价值的自由需要免于匮乏，免于失业，也免于对匮乏和失业的恐惧。
如果这种自由不能覆盖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只针对那些（伤害发生后）已经失败的人，即那些“一无所有”的、不幸的、失去能力的社会成员，这种预防和支持的理念显然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像今天大多数政治家提议的那样，把帮助聚焦于最需要帮助的人，就根本无法实现贝弗里奇的宏伟目标。对勇敢、自主、自信、自强，胸怀自由主义梦想的人来说，如果仅在灾难发生后，或匮乏和失业变成可怕的现实之后才提供援助，这种援助就根本没有意义。
即使从纯粹的成本效益角度，“有侧重点的”需要经济审查的援助也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如果贝弗里奇的策略奏效，福利国家就可以逐渐步入正轨；但如果允许恐惧像过去一样困扰人们，只会使受害者的队伍成倍增加，从而持续推高援助成本。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消除恐惧本身。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确保那些即使因为幸运或未雨绸缪而“保有一些财产”的人，所得到的援助也“不会因经济审查而削减”。
因为主张取消经济审查，贝弗里奇的设想几乎得到了普遍好评。可能有极少数人对加诸于己的财务成本担忧，但事实上没有人抱怨“负担不起”（就像正常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同意每个人拥有平等的食物权，无需事先清点确认现有食物是否充足）。正如阿兰·迪肯（Alan Deacon）和乔纳森·布拉德肖（Jonathan Bradshaw）在他们关于经济审查历史的著名作品[5]中指出，贝弗里奇的报告正是因为主张废除经济状况调查，才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当国民保险法案（National Insurance Bill）最终成为法律时，《经济学家》（1946年2月2日）认为它“实质上废除了经济审查”。但事实上，这种废除从未真正发生过：到1948年底，英国有三种基于经济审查的福利，覆盖了约200万国民。之后的岁月里，需要经济审查的社会服务持续增加，这个数字也快速扩张。到1982年12月，各种形式的经济审查已经影响到1 200万人——这种增长速度是公共生活的其他任何领域难以企及的。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各类人群对它们的感知，它们的政治命运预期，也大相径庭。
选择性社会保障正无情蚕食普遍性社会保障，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和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可能是最积极对抗这种趋势的人。1968年，蒂特马斯不顾一切地试图阻止这种转变。他提醒读者：“为穷人提供的总是最差的服务”[6]——若只服务于众所周知缺乏政治力量和公众话语权的贫困人口，选择性社会保障只能吸引最差而不是最好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两位作者一再指出，无论这种业已严峻的负面影响是否真实存在，把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经济审查的穷人，对作为整体的社会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只有当社会服务面向整个社会，惠及所有民众时，才能“像战争期间那样促进社会融合和团体意识”。
事实上，取消经济审查，会使受益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值得的，毕竟这些钱被用于提供“一个人能买到的”最好的、最慷慨的、最值得信赖的保险，以抵御各种厄运。于是，整个社会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家园，权利与义务在这里能够逐渐达到最适当（且最优）的平衡。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7]。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经济审查总体的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新的、更小规模的纳税人群体，使用政治力量把那些具有缺陷的公民归为另类，也借此完成对自己的构建。他们不断吸纳自己的成员，不遗余力地把那些失败者边缘化，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达到公认标准的惩罚。R.博伊森（R. Boyson）之流愤怒又自以为是地认为，钱“从精力充沛、成功、节俭的人那里拿走，施舍给闲散的、失败的、无能的人”[8]，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鸣。那些接受福利援助的人无异于敲诈勒索，他们必须是失败者，由此社会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幸运归结于节俭，把自己的人生看作成功的故事。正如乔尔·F.汉德勒（Joel F. Handler）所言，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9]
所造成的伤害并没有到此为止。国家福利沦为只服务于小部分人（大众眼中的低等人）的工具，其最重要的长期影响是政治的式微和主流民众政治热情的消退。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说，对政治的关注只剩下让财政之手远离他们的口袋。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与大多数公民利益攸关，他们对国家几乎没有更多期望，于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理由也越来越少。国家福利的“缩水”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萎缩相伴而行。
福利国家的衰败
这似乎是无情偏向经济审查带来的“意外后果”，或如楚萨·费尔格（Zsuzsa Ferge）和S. M.米勒（S. M. Miller）所言，是“准蓄意的”或“有导向但非计划的”结果[10]。不过，人们不禁要问，国家福利从任务清单中删除了“社会归属感”，到底如蒂特马斯和汤森所说，是一个致命的短视问题，还是如那些经济审查的倡导者坚持的，是经济平衡恶化导致的无可挽回的结果。
前文提到过，福利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闪亮登场，立即在政治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它的整个发展实际上未遭遇任何抵抗，这可以归咎于它的多因素决定性：那些原本对立的、多方的利益与压力的会聚。福利国家的屹立不倒，屡屡被归功于社会阶级之间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社会阶级的矛盾就难以调和。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曾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只依靠强制措施的工作伦理无法做到这一点。
今天福利国家的溃败，曾经满怀热情的支持者的快速消失，以及公众对于削减、取消福利供应，甚至摒弃福利国家看似不可动摇的原则的冷漠，都暗示着一种类似的“多因素决定性”。用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或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流行来解释福利国家的今非昔比，无异于本末倒置。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能够找到如此广泛和精准的受众，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目的。克劳斯·奥菲在1987年的文章《民主反对福利国家？》（Democracy Against the Welfare State?）中写道，福利国家正在迅速失去政治支持的事实，“既不能用经济和财政危机完全解释，也不能用强调新保守主义菁英和意识形态崛起的政治观点完全解释。现有福利国家体系对正义性、合理性的道德诉求也无法挽救它”[11]。
事实上，以上这些常见的观点终究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进行政治合理化和意识形态辩解，而非解释这种转变的根源。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不是一种解释，其本身就是一种有待解释的现象。另一个需要解释的谜团是，为什么曾经促进和推动福利国家稳步扩张的“正义、合理的道德诉求”，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用于激进削减和遣散福利国家。
如果不是因为福利国家式的公共保险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之间的共鸣，很难想象多因素决定的福利国家，最初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此外，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福利国家建立了随时准备服役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帮助他们在不需要服役时保持良好的状态。
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来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本地劳动力市场可能还会出现临时的、偶尔的、“灵活的”（即不是“极端定型的”或“深度训练”的）劳动力需求，但不再需要那些福利国家黄金时代培养出的受过良好教育、强健、自信的劳动力。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马丁·伍尔科特（Martin Woollacott）最近的一篇评论很好地讨论了这一趋势：
瑞典和瑞士合资的ABB集团宣布将削减57 000名西欧员工，同时在亚洲创造其他就业机会。随后，伊莱克斯（Electrolux）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1%，其中大部分裁员在欧洲和北美。皮尔金顿玻璃（Pilkington Glass）也宣布大幅裁员。短短十天内就有三家欧洲公司裁员，其规模相当于法国和英国政府提案中创造就业的数量……众所周知，德国在5年内失去了100万个工作岗位，德国的企业正忙于在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建厂。如果西欧工业大规模地迁移到西欧以外的地方，所有那些政府关于提高就业率的讨论就都是空中楼阁。[12]
如果增加劳动力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雇主当然乐得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成本转嫁给财政部。不过，这种情况逐渐不复存在。公司业绩的大部分收益都是通过“前期”支出（达到总成本的80%左右）实现的，其中并不包括大量雇佣的劳动力。逐渐地，雇员从资产变成了负债。经理人，特别是顶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因为成功裁员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比如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托马斯·拉布雷克（Thomas Labrecque），因为裁减了1万个工作岗位而获得900万美元的薪水。股东的选择得到了证券市场的认同和支持。雷诺公司的老板路易·施韦泽（Louis Schweitzer）对公众舆论就雷诺关闭比利时工厂的愤怒反应感到困惑和委屈，毕竟这个举动得到了证券市场（商业智慧的最终体现）的大力支持：雷诺公司的股票因此大涨了12%。[13]
虽然增加了税务负担，但从企业角度来说，国家管理的福利体系还是非常不错的投资。如果一家企业打算扩大规模，雇佣更多劳动力，它可以随时从国家福利体系的用户池中募集。然而，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国家福利体系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在遥远的国度，在缺乏公共福利压力的政府的支持下获得“方便旗”[14]，似乎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当地政府允诺了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机会。当这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机遇到来，那些严苛竞争压力下头脑灵活的商人们无不趋之若鹜。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但是，在本地市场，你需要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欲望，并保持雇员工资增长，以确保这些欲望能够变成普遍切实的需求。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的先知们发现，相较于把远方的廉价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
因此，“劳动力预备役”以及其维持成本逐渐全球化，但所有的福利供应仍像国家权力机构本身那样是以国家为界限。国家的臂展触及不到真正重要的地方。对资本的扩张和安全性来说，老套的国家援助变得无关痛痒。商人深知，如果想获取更好的收益，最好是不再局限于本地。他们需要为自己代言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在扩张的旅程中向远方的政府引荐他们，并在必要时提供扶持。
现在，在支撑福利国家的利益关系中，最主要的利益关系已经被移除。失去了经济基础，整个利益集群分崩离析。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因此，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可以想象，只有允许压低本地劳动力成本，雇主才会留下来。但在这个方面，福利国家的核心理念，即国家对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贫困化本地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也许不需要很久）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本地劳动力也是本地的消费者，消费品生产者正是把经济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偿付能力和购买意愿上，并从中寻求对抗利润下降和破产的保障。
即使福利国家受到经济基础崩溃的威胁，但它曾经获得的跨党派、跨阶级的政治支持，难道不足以支持它继续前进吗？而且，一直以来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选举权从普及的那一刻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福利国家的原则在民主体系之下似乎很安全。事实上，国家行政层面对弱者的保护在持续发展，这鼓舞了自T. H.马歇尔（T. H. Marshall）以来的政治学家，把社会权利纳入民主社会的公民权，把这种权利看作民主逻辑的必然产物。
对于这个逻辑，流行的理论颇为浪漫地解释说，民主实践培养了对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共同责任感。一些分析者补充说，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目前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都需要一个可靠的避风港，确保他们的生活不低于有尊严的生活所需的标准。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对当前能够自力更生的人来说也不可或缺。换句话说，近一个世纪以来，民主政治的明显逻辑使观察者认为，尽管有些人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而且比其他人更迫切地需要这些服务，但这些服务的存在和普遍可获得性，符合所有人“显而易见”的利益。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右”的新政治共识。然而这个论断掩盖的事实是，不久前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几乎是一个“跨越左和右”的共识，是一种真正的跨阶层的团结。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这个大众共识的根本性变化非常值得探讨。
在关于“满足的大多数”的讨论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最清晰地解释了公众情绪这种惊人的转变及其政治影响——即使是对最敏锐的学者来说，这在仅仅20年前仍然是不可预测的。加尔布雷斯问道：民主政体中的大多数选民基于自己的意志支持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怎么可能呢？自从投票权实现真正的民主以来，自从投票权从有产阶级扩展到所有成年人并成为一种普遍权利以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
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毕竟穷困潦倒、难以自食其力的人始终是少数，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他们也几乎不会去投票，忽视他们的利益和意愿相对容易，丝毫不会影响政治家的前途。因此，赞成对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分配、抑制不平等现象的人，尤其是赞成集中保障个体利益的人，肯定大多来自其他群体。“中层选民”肯定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距离极端贫困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支持由国家提供保障服务的人，一定是无需立即享受这种服务的人，甚至是那些真诚地希望永远不要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表面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利他的：准备作出个人牺牲，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求得到回报，而且最好永远都不需要得到回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真正的原因或许在于他们缺乏自信。运气使然，到目前为止他们仍能自力更生，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运气能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所处的世界声名狼藉，因为繁荣是那么不平均、那么零散、那么不可靠。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财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无数更渺小、更脆弱的生命被拽入深渊。一个人需要如何足智多谋才得以安全度日？安全难道不需要比最勤勉的努力所召唤的东西更有力、更可靠的基础？这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反问，有且只有一个答案。
情况一定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很少被提及，即使问了也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大多数中层选民似乎非常确信，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会更好。他们仍然需要保险以对抗厄运和其他意外，因为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控制能力并不比他们的父辈更强。但是，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这种新的态度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一种清醒的反思：相比依靠自己不可避免带来的风险，其他可选方案似乎更糟糕。
这种新的观念（或者说对于宿命的新屈从），改变了个体为福利体系的付出和福利体系为其带来的收益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它至少改变了在岁月静好的时光里，在无需求助于国家援助时，人们对于这两者的权衡。因税收降低结余的现金比公共保障抽象的可能性更具诱惑，何况公共保障的标准和吸引力在日渐下降。公共福利保障，用简单易懂的话来说，并不“物有所值”。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影响了中层选民对于财务成本和福利保障的权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他选项越来越糟糕，间接地加强了他们自力更生的愿望）。
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影响之一是福利服务的质量持续不断的恶化。可以想象，这些服务一旦只提供给最需要它们的人，就失去了那些（至少目前为止）“不需要”这些服务的人的政治力量，于是政客自然而然地降低税收，讨好那些大多数更幸运的正常人。众所周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缺乏政治力量。
最近，法国新当局把加入欧元体系所需的预算标准作为其施政要务，将收入上限引入之前面向所有家庭的经济补贴，走上了曾经长期避免的经济审查之路。基于这种情况，塞尔·哈利米（Serge Halimi）对比了采用同样路线的国家，他发现：
开始时是不允许中产阶级平等地享用某些社会福利。然后，这些福利政策越来越多地与弱势群体联系在一起——因为只有他们从中受益。用美国人的说法：“给穷人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这个法则使得用于社会保障的金额不断地减少。“欺诈、欺骗和虐待”迟早会被发现：一个单亲母亲，通常是非裔母亲，用食品券买伏特加酒（这是里根主义者惯常的言论），不负责任的穷人，他们在福利政策的鼓励下生下孩子，等等。于是，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福利保障体系不再受到欢迎，中产阶级对继续提供福利保障不再感兴趣，转而同意废除它。[15]
把国家福利的服务对象限定于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那部分人，是降低福利质量无懈可击的秘诀。如此一来，在非贫困人群的眼中，那些私人保险公司提供的最不靠谱的条款，相比国家福利仍像十足的奢侈品。有趣的是，国家保障体系的恶化也降低了私人保险服务的质量，降低了人民普遍的期望水平。福利质量糟糕（且越来越糟糕）是反对福利开支的最好论据：福利体系的价值越来越低，以至于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种开支纯粹是浪费。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简单来说，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大多数人似乎从来不会使用公共财富，他们通过税收减免、职业便利和津贴、公开的或灰色的商业补贴等形式获得的收益，被公认为是他们应得的，不存在任何亏欠。鉴于这个事实，申请福利是一个可耻的决定，会自我边缘化，把自己排斥在主流之外。申请福利变成了最差的选择，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无论质量如何，都显得更加合理，令人向往。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这不足为奇，因为消费者的“挑剔”是作为市场命脉的竞争力的映射。为了生存，进而发展，消费市场首先必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消费者：选择是由竞争提供的，鉴赏力使得这种供给具有吸引力。
具备鉴赏力的消费者的神话，与提供自由选择、守护自主偏好的市场的神话，相互滋养，相辅相成。没有前者，后者也就难以想象。消费者的典范更珍惜选择权，而非选择对象。他们乐于在市场中流连，在这里才能体现他们的鉴赏力。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选择的可能性，可以把一个缺乏经验的新手升格为鉴赏家。在消费者社会这个根据选择能力分层的社会，成为一个为人称道的有修养的鉴赏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确信自己是一个熟练的、有修为的选择实践者，也令人倍感满足。[16]
相应的，处于没有选择的境地（没有东西可供选择，或在选择时没有发言权），就会被消费者社会摒弃。剥夺选择权本身是一种羞辱，无论是否最终事关福祉。这也是令人深陷不满、无奈和烦恼之中的原因。商品在被选择的过程中获得光彩和魅力。如果选择消失，它们的吸引力也就无影无踪。一个“被自由选择”的物品能使其主人变得与众不同，而“被分配”的物品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成熟的消费者会把选择（以及选择带来的所有的风险和未知的可怕的陷阱）置于相对安全的配给、分派之上。理想的消费者可以容忍消费品大量的相对劣性，只因为它们是“自由选择”的，而非被分配的。
因此，国家福利体系和消费主义社会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与它能提供的服务品质无关。产品的营销必须宣扬（至少口头上）对差异化和选择的崇拜，福利国家则必须追求公民生存环境、需求和人权的平等，它们是彼此对立的。福利国家胜算不大，消费心理造成的压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仍然会背负“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消费者社会获得豁免的基本缺陷——在业已皈依的、虔诚的、“获得新生的”消费者眼里，这个缺陷使得福利国家无可救药地声名扫地。
招致毁灭的成功
说了这么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许，下面的例子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
“平权行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这些人来自公认的贫困社会阶层，因此在与社会地位更好，更“有文化”的白人的公开竞争中几乎没有机会。过去十年，里根-布什时代，在最高联邦法院保守派成员的帮助和怂恿下，抗议平权运动的浪潮席卷美国。抗议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很多白人家长对所谓的劣等生取代他们成绩更好的子女升入大学而感到费解和愤怒。令人惊讶的是，抗议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事实上，第一位以“废除纲领”在州议会赢得一席之地，要求结束“平权法案”的民主党人，是加州非裔富商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康纳利遭受到许多非裔和拉丁裔激进分子的谴责和诋毁，但他在日益扩大的非裔美国中产阶层队伍中收获了大量或明或暗的支持。令这些非裔中产阶层特别敏感的是自主尊严问题。“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康纳利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拐杖”，“我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如”。但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康纳利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现在的竞争环境更趋于公平。”[17]然而，竞争环境是由于“平权法案”而趋于公平，这是该法案不可否认的成功和历史性的成就。现在，三分之一的非裔家庭年收入能够达到或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目前为35 000美元）；仅仅25年前，这个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现在，超过五分之一的非裔家庭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这在美国是富裕的标准。有成千上万的非裔律师、医生、公司经理——他们的声音得到了倾听，他们也有能力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如果没有“平权法案”，这一切会发生吗？根据纽约大学法学院最近完成的研究，在3 435名非裔法律系学生（他们因此有机会进入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中，只有687人能只凭考试成绩进入该校。
可以说，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平权法案”实现了一个与福利国家类似、却使福利国家奠基人动容的目标：它已经可以“自运行”（workeditself out of ajob）。然而，它显然没有按照设计师期望的方式运行。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
为了让这个论调更加可信，他们必须用怀疑和蔑视的目光审视那些穷困的、不机灵的同伴；最重要的是，必须强烈要求拆除“特权”，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提示着自己“被贬损的”（因为得到了帮助）历程。那些已经登上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他们急于脱离关系将其销毁。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一无是处，抱怨它给受益者带来的不公正的、有辱人格的心理阴影。
然而，对福利国家或“平权法案”的发明者而言，这样的“自运行”没有意义。他们心中所念的是消除贫困，集体关怀和扶助弱者是必由之路——补偿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机会更平等。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毕竟，这些从贫民窟直升中上层阶级的非裔成功人士，比他们的白人同伴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底气谴责“保姆国家”，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发声，更真诚、更可信地发声：他们已经成功，他们做到了，他们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没有了与肤色相关的“侮辱性”帮助，其他人真的能做到吗？在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去年的非裔新生约占5.9%。今年，随着平权政策被宣布取消，这个比例将降为0.7%。沃德·康纳利的愤懑能有下一代承接吗？
“平权行动”和福利国家的案例当然不尽相同。福利国家最初的理念是反对任何区别对待，在其后期提倡区别时也丝毫不“积极”。但是，它们“自运行”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却相当相似。加尔布雷斯的“满足的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福利国家的产物，是其获得成功的沉淀物。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他们受益于国家福利体系，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这种观点背后的真相是否会比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的那代人活的更久，尚不得而知。
正如马丁·伍尔科特最近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目前这些态度大反转的人们提出的，用于解决福利国家或真实或预设矛盾的方法，归根结底：
仅仅是利用了一个历史上的瞬间——此时福利国家创造的社会资本还没有完全消散，福利国家衰败导致的新的社会成本尚且不高。福利国家和非福利国家的社会成本都很高，但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阶段的社会成本却可以被无知或虚伪地描绘为很小。或许很小，但这只是暂时的。[18]
[1]“公共福利”来自科尔·曼恩（Kirk Mann）。他在讨论1955年理查德·提姆斯（Richard Titmuss）关于财政福利、就业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区别时提出了这个术语。曼恩指出，把“社会福利”和另外两者分开“有一些误导性，因为其他两者显然也是社会性的”，他建议用“公共福利”这个词语替代“社会福利”。曼恩说，“它是公众的，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普通大众知道这就是国家福利”。（参见K. Mann（1992）The Making of an English Underclass: The Social Divisions of Welfare and Labou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13.）我在这里使用的“公共福利”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和曼恩所说的“公共福利”略有不同。这是一个通用的，包括一切集体保险的个人福利的概念——无论这种福利采用何种形式，也无论其主管机构是谁。
[2]I. Gough（1979）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p.11.
[3]C. Offe（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pp.152-153.
[4]Sir W. Beveridge（1945）Why I am a Liberal, quotedin E. K. Bramsted and K. J. Melhuish（eds）Western Liberalis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Locke to Croce. London: Longman 1978, pp.712 ff.
[5]A. Deacon and J. Bradshaw（1983）Reserved for the Poor: The Means Test in British Social Poli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Martin Robertson, p.1 ff.42.
[6]R. M. Titmuss（1968）Commitment to Welfare. London: Allen & Unwin, p.143.
[7]最近，新当选的一位“新工党”部长大卫·布兰克特（David Blunkett）很好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在1997年7月29日给《卫报》的一封信中，把福利国家的概念——他称之为“低效且不可持续的”——简化为“把钱从社会的一部分人转移给另一部分人”。
[8]R. Boyson（ed.）（1971）Down with the Poor. London: Churchill Press, p.5.
[9]J. F. Handler and J. Hasenfeld（1991）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 London: Sage, p.16.
[10]Z. Ferge and S. M. Miller（eds）（1987）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 Gower, p.297 ff.
[11]C. Offe（1996）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72.
[12]M. Woollacott（1997）Bosses must learn to behave better again, Guardian, 14 June.
[13]D. Duclos（1997）La cosmocratoie, nouvelle classe planetair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ugust, pp.14-15.
[14]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原指商船为逃避税收而在别国注册并挂该国旗帜。——译者注
[15]S. Halimi（1997）Allocation, e“quite”, e“galite”, Le Monde Diplomatique, August, p.18.
[16]诚如研究消费主义的学者反复强调的，这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为消费市场保驾护航，没有这种幻觉，消费市场无法运作。事实上，选择的可见性（即使是标准的麦当劳牛肉汉堡，你仍能够吃到几个变体），促进了人们对于选择的热爱。它们的存在吸引潜在消费者徘徊于选择范围已被严格界定和限制的市场。无论消费者如何选择，他们都无法超越市场提供的选项。市场提供哪些选项也不由消费者决定。它们是由消费者无法触及的管理者决定的——全球性公司逐渐垄断了对于消费市场的统治。正如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在1997年6月20日发表于《卫报》（Guardian）的文章《汉堡帝国》（Empireofburgers）揭示的：“在汽车、航天航空、电子、钢铁、军火和媒体等8个行业中，前五大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场的50%。”他的结论是：“这种力量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它开始支配生活的基本要素。十家大公司现在几乎控制了世界食品链的每一个环节，四家公司控制了世界上90%的玉米、小麦、烟草、茶叶、菠萝、黄麻和林产品的出口。”
[17]这句话以及后面的引语，来自Martin Walker的文章“God Bless（white）America”, Guardian, 17 May 1997。
[18]M. Woollacott（1997）Behind the myth of the self-made man, Guardian, 17 M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