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我们身处消费者社会。
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消费者”意味着什么。顾名思义，消费者是消费的人，消费意味着把东西消耗殆尽：吃穿用度，或以其他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所处的世界，绝大多数情况下，金钱是满足欲望的桥梁，所以作为一个消费者通常也意味着，占有那些注定要被消费的东西：付费购买它们，使其成为自己的专属财产，禁止其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它们。
消费也意味着毁坏。在消费的过程中被消费的事物将不复存在。它们或者在物理上湮灭，如被吃掉或耗尽，或者被剥夺了原本的吸引力，无法再唤起欲望，如被过度使用的玩具或频繁播放的唱片，不再适于消费。
这就是成为一个消费者所意味的。但是，当我们谈论消费者社会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呢？身处消费者社会的消费者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毕竟，每一个已知的社会，不都或多或少是消费者社会吗？前面罗列的特征，除需要付费外，在任何一种社会都肯定存在。诚然，什么具有消费价值，我们如何消费它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可能各不相同，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没有人能够脱离消费生存。
因此，当谈到我们是一个“消费者社会”的时候，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不仅仅停留在泛泛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在消费”这个范畴。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消费者社会”，相应的，之前的那个社会（上一章中描述的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可以称为“生产者社会”——尽管人类自诞生起就从事生产，并将持续生产直到人类灭亡。之所以称之为“生产者社会”，是因为那时人们主要以生产者的身份参与其中。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由社会分工的需要决定，社会希望其成员有能力和意愿参与社会分工。在当前这个近现代（late-morden）、次现代（second-morden）或后现代（postmorden）阶段，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过去和现在的差异，并不像放弃旧身份、以新身份代之那样彻底。两种类型的社会都有一部分成员负责生产，显然所有成员也都会消费。但社会的重心发生了转移，这也造就了社会、文化、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如此深刻，无处不在，于是有充分的理由把现在的社会归类为一个独立的、与众不同的社会形态——消费者社会。
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迁带来许多意义深远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涉及人们被培养、训练以符合社会认同要求的模式，也即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曾经举足轻重的圆形监狱逐渐失去了作用，大规模工业化雇佣迅速萎缩，小规模的、自由的职业群体取代了全民大生产，大部分人不可能再受到他们的影响。技术的进步在就业萎缩的前提下确保了生产力的增长，工厂的员工越来越少，“精简”成为新的行为准则。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编辑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计算，从1970年到1994年，欧盟的工业就业人口比例从30%跌落到20%，美国从28%跌落到16%，而此期间工业生产力平均每年增长2.5%。[1]
圆形监狱的训练方式不适合培育消费者。那套体系擅长训练人们习惯例行的、单调的行为，并通过限制选择或完全取消选择巩固效果。然而，不因循守旧、持续进行选择恰恰是消费者的美德（实际上是“角色要求”）。因此，圆形监狱式训练不仅在后工业化时代大幅减少，而且与消费者社会的需求背道而驰。它擅长培养的气质和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大相径庭。
理想的情况下，后天的习惯应该轻落在消费者的肩头，正像宗教/伦理激发的对职业和经济获取的激情曾经轻落在新教徒身上一样，恰如马克斯·韦伯引用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话语所说：“就像一件轻盈的斗篷，随时准备被扔到一边”[2]。习惯也确实是不断地在第一时间被丢在一边，从未有机会凝结成牢笼的铁栏。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任何承诺、任何忠诚的誓言，都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有效期。契约的有效期、既定的时效是最关键的，比契约本身更重要，它不应该超过满足欲望的消费所花费的时间（或欲望消退的时间）。
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是消费者社会的桎梏，也是消费品商人的主要烦恼。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如果欲望不用等待就能充分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可能会远远超越所有先天、后天的需求的限制，或超越消费品物理耐久性的限制。一直以来需求和满足需求的关系或许会翻转：对满足感的期待或期望会先于需求，并总是大于现存需求，但又不至于大到使人失去欲望。事实上，越是陌生的需求越具吸引力，能获取的未知生活体验会带来大量的乐趣。前所未有的新鲜的兴奋感，就是消费者游戏的秘密。马克·C.泰勒（Mark C. Taylor）和伊莎·萨里宁（Esa Saarinen）说，“欲望不求被满足。恰恰相反，欲望永无止境”[3]，至少这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消费者的欲望。欲望逐渐消失、消散，看不到复生的征兆，或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向往，这一定是理想的消费者最毛骨悚然的噩梦。
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在正常运转的消费者社会中，消费者会主动寻求被诱惑。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对那些成熟的、完全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以这种方式行动是一种强迫症、一种必需品；然而，这种“必需品”，这种内在的压力，这种以其他方式生活的不可能性，却以行使自由意志之名展现在他们面前。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在现代性的工业阶段，一个事实不容置疑，那就是每个人在拥有其他身份之前，首先必须是个生产者。在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消费者的时代，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变成了：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
制造消费者
近年来，各个政治派别异口同声地积极鼓吹“消费主导经济复苏”。产出不断下降、订单簿空空如也、商业街门可罗雀，这些都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者信心”的不足（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足以压倒对破产的恐惧）。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经济增长”是衡量现代社会是否正常有序运行的首要标准。在消费者社会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即健康充裕的劳动力、充实的财政收入、勇往直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
在“前现代”，社会定位（social placement）是一种传统的、归属型的机制，它相对直接地要求“人以群分”，达到但不高于由他们的出身决定的“社会分类”标准。拆解了“前现代”之后，现代性赋予社会个体“自我构建”的任务：自行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即使不能完全从零开始，至少也要从当前的基础开始。个体的责任在过去根据社会定位清晰地界定：贵族、商人、雇佣兵、手工业者、农场佃户或农场工人。现在，人们需要选择自己的社会定位，并使这个定位得到社会的认同。
最初，工作是承接这份新责任的首要工具。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努力构建的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一旦选定身份，人们就终其一生去构建这个身份，终其一生于他们的工作、职业或事业。社会身份的构建是平稳的、持续的，需要经历一系列泾渭分明的阶段（难怪要用“构建”来描述“社会身份”的实现），人们的职业生涯也是如此。职业生涯的稳定持久和人们贯穿终身的社会身份构建非常契合。
然而，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新的工作机会设置了期限，到期后的安排另行通知，或者干脆是兼职。它们经常和其他岗位合并，没有任何持续性保障，更不用说永久就业。今天流行的口号是“灵活”，这个越来越时髦的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在游戏进行时，单方面就可以随时更改规则。
沙滩上无法建立牢固的城堡。简而言之，在工作的基础上构建终身身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至少在目前，除了少数高技能、高特许职业的从业者外）是死路一条。
然而，这个意义重大的新转折，并没有被看作是一场大地震或什么生存威胁。因为对身份的社会认同也发生了变化，老式的职业生涯变得不再合时宜，且与新身份的任务和要求完全脱节。按照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精辟的警语，所有的文化产品都被设计为具有“最大限度的影响力并且可以瞬间废弃”。在这样一个世界，终生构建一个提前设计的身份确实会带来麻烦。正如里卡多·佩雷拉（Ricardo Petrella）所言，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4]
无论人们渴望的身份是什么，都必须像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一样，具有灵活性。它必须能够适应紧急通知甚至没有通知的变化，必须遵循“拥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拥有所有选择”的原则。未来必然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不这样做，就等于自己放弃机会，放弃那些未来曲折命运以及难以预料的生活带来的未知的、只能模糊感觉到的利益。
文化潮流前赴后继地涌进浮华的公众市场，又迅速过时，变成荒唐滑稽的老古董，衰败的速度比获取注意的速度更快。因此，当前的身份最好都只是暂时的，人们只需轻轻地拥抱它们，确保一旦放手它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者未曾尝试的新身份。更确切地说，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都散布着遗失或遗弃的身份。每一个后继的身份可能都是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因此，如何避免身份的固化成为一个难题。“身份”这个词或许已经失去了效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所掩饰的比揭露的更多。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
变化多端、无限创新、飘忽不定的消费品市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类担忧。无论是耐用品，还是易耗品，从定义上来说，消费品就不打算永久存在，不可能提供什么“终身的服务”。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它们遍体都写满了死亡的悼词。
消费品的这些特质和当代社会身份问题特有的矛盾性，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和谐和共鸣。身份像消费品一样被占有，而占有是为了消费，所以它们终将消失。和市场上的消费品一样，对一种身份的消费不应该——不允许——熄灭对其他更新、更好身份的渴望，也不应该——不允许——妨碍人们接纳新身份的能力。这意味着，与其去其他地方寻找工具，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到市场。“集合身份”（Aggregate identities），即随意地安排商店里能买到的、不太持久、容易剥离、可随意更替的标签，这似乎正是人们应对当代生活的挑战所需要的。
如果市场能够解决社会身份带来的问题，专门的“规范管制”（normative regulation）或“模式维持”（pattern maintenance）社会机制就不再必要，也不可取。传统的、圆形监狱的训练方法显然与消费者的任务格格不入，对围绕欲望和选择构建的社会来说，这些将是灾难性的。但是，规范管制外的其他方法能够做得更好吗？至少在全球社会的维度上，规范管制的想法不是已经过时了吗？在生产者社会中，它是让人们“去工作”至关重要的手段，但在消费者社会中，它不是已经失效了吗？任何规范的唯一目的，都是利用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来限制或完全消除选择自由：除规范所倡导的选项外，人们别无其他选择。然而，扼杀选择，尤其是那些被规范性和秩序性管制深恶痛绝的选择，那些不可控的、天马行空的、可随意撤销的选择，相当于扼杀了人的消费潜力，这是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可能遭遇的最可怕灾难。
因此，就消费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而言，规范管制并不可取，也被它的受众厌恶。消费者和市场经营者的利益在此交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情就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神奇地一语成谶（如果这里的“美国”仅仅指其公民的集合）。“消费者精神”和那些依赖于它们的商品销售企业一起，反抗着管制。消费者社会反对所有强加在选择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抗拒对任何潜在的消费对象的非法化，并通过广泛支持大多数“去管制”措施来表达其不满。
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类似的不满也体现于对削减社会服务（集中管理和保障的生活必需品供给）和降低税收的空前支持。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对“还利于民”这句口号都无比狂热。“还利于民”变得不容置疑，它呼吁消费者履行选择的责任——一种已经被内化、重塑为人生使命的责任。更多税后收入的吸引力，与其说是来自更多消费，不如说是来自有了更多消费选择的预期、更多购物和选择的乐趣。这种能够更频繁行使选择权的期望具有惊人的诱惑力。
就实际意图和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手段而非到达的终点。履行消费者的责任意味着更多地做选择，无论这最终是否带来更多的消费。拥抱消费者模式意味着首先要热衷于选择，消费只能居于次席，也并非不可或缺。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确实可能会聚在一起，但即便如此，消费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如果挑选商品时有其他消费者陪伴，或身处于充斥着消费信徒的熙熙攘攘殿堂，整个消费过程就更加令人愉悦。在人满为患的餐厅吃饭，在拥挤的商场或游乐园闲逛，都能体会到这种乐趣。在所有类似的场景中，被共同欢庆的却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这种个性通过其他消费者的模仿得到重申和再次确认。若非如此，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消费活动从来就与团结协作格格不入，也不被其影响，一切联结的努力在面对消费行为特有的孤独症时都束手无策。即使聚集在一起，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完全剥夺，它们作为资本（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金钱）的用途即使没有被遗忘，也逐渐退居次席，让位于扩大消费选择的范围。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然而，它们不是提供给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选项，因为那只会招致灾难。储蓄增加和消费信贷萎缩绝对是坏消息，信贷的膨胀才是“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信号，受到欢迎。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待。
同样，不需要用“规范管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训练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来确保人们的需求顺应市场经营者的利润，也不需要重塑“需求经济”（消费者—商品经济）来匹配消费者的欲望。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信息要有效传达给接收者并将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未知体验上。消费，愈发多样化、愈发丰富的消费，对消费者来说必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他们的义务。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但是，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体验的机会不需要也没必要做任何准备，它突如其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即使抓住也会慢慢消逝）。你需要时刻准备去体验，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刻，每个时刻都一样好、一样“成熟”。
况且，对于以选择作为生活模式的人而言，时机并不是他们能选择的。令人心动的机会何时出现不可预测，消费者必须时刻准备迎接机会。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在第一时间发现机会，竭尽所能把握机会。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经验法则的集合，而不是万无一失的秘方或算法指令。因此，“实践智慧”需要大量的信任，需要安全的避风港让信任安全地停泊。于是，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唤起欲望的能力，这是消费生活中最愉悦的阶段，比欲望得到满足更令人陶醉。根据这些能力的差异，所有的人、物、事件被标记在地图上。最常用的地图是美学的，而不是认知的或道德的。[5]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使命是一种特权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工作给人带来的满足感差异很大。有些工作总是被追捧，被认为富有满足感或“成就感”，其他很多工作则被认为是苦差事。有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使命，令人感到骄傲、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于道德得体和精神救赎的事业。工作伦理认为，所有工作就本身而言都是“人性化的”，不管从事工作的人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乐趣（或没有乐趣）。履行了一份职责的感觉是工作带来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最充分的满足感。在这个方面，所有工作都是平等的。有少数幸运儿能够把职业作为真正的使命，并在自我实现时体验到引人入胜、令人沉醉的满足感，但这通常被归因为“职责完成得很好”的意识。这种意识对所有工作的执行者都是成立的，即使是那些最卑微、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它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对工作的美学审视则截然不同。它强调了区别，放大了差异。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这些“高大上”的职业对其欣赏者有同等的素质要求——良好的品位、足够的修养、独到的眼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优秀的教育。其他类型的工作一律被认为是悲剧，一文不值，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人们心甘情愿、自由选择的标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无法获得任何其他生存手段的情况下，才有人会从事这类工作。
前者是“有趣的”，后者是“无聊的”。这两个简明扼要的价值判断概述了赋予它们实质的复杂审美标准。这种“不需要理由”“不接受反驳”的直率，从侧面印证了美学已取代伦理学，主导了工作的价值判断。如同所有其他可以成为消费标的、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会自愿从事这样的工作，除非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即他本质上已经不是一个能够自由选择的消费者）。这类工作完全没有美学价值，在这个注重体验的社会里，不可能成为一种使命。
问题在于，在这个美学标准至高无上的世界里，那些令人厌恶的工作未能保留过去假定的道德价值。只有未经消费者社会改造、尚未皈依消费主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选择那样的工作，满足于出卖劳动力勉强生存（来自贫穷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和“外来务工者”，或四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外来资本设立的工厂中雇佣的贫穷国家居民，都可以归为此类），其他人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接受那些无法提供美学价值的工作。曾经隐藏在工作伦理外衣下的粗暴胁迫，今天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显现出来。引诱和唤起欲望，这些在消费者社会中无比有效的整合/激励工具，此时也只能束之高阁。为了让那些已经皈依消费主义的人去从事那些经不起美学考验的工作岗位，必须人为地重新创造一种没有选择、迫不得已、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奋斗的处境。只是这一次，不会再扯上什么崇高的道德救赎。
就像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一样，工作的美学价值成为消费者社会的一个有力的层级化因素。诀窍不再是最小化工作时间以腾出更多的休闲空间，而是相反，完全抹去工作与兴趣、爱好、娱乐之间的界限，把工作本身变成最令人愉悦的娱乐。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不提供终生职业，也不容许它们存在。对从事的工作产生感情，爱上这份工作，根据这份工作和运用的技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意味着成为命运的人质。鉴于所有工作的短暂性和所有合同中都包含的期限条款，这既不现实，也不值得推荐。除了少数的天之骄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当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作从一而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会招致心理和情感上的灾难。
这样一来，勤奋和奉献的劝诫显得虚伪、空洞，理智的人最好能够洞察本质，看穿老板所布置游戏中的“使命感”外衣。老板其实并不指望员工们相信自己说的是肺腑之言，他们只希望彼此对这场游戏心照不宣，并据此行事。对老板来说，员工若真的接受所谓的“使命感”会积聚麻烦，下一次“裁员”或“合理化”时，这些麻烦就会爆发。道德说教或许可以在短期获得成功，但长远来看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偏离真正的使命——身为消费者的追求。
所有这些“该做”与“不该做”、梦想和代价、诱导和警告，交织成一副奇景展现给苦苦寻求自己使命的人们。就伟大的运动员或某个领域中最耀眼的明星而言，在他们非凡的成就和声望之下，失去的是生命中所有可能阻碍成就的东西，他们摒弃了所有凡夫俗子珍视的乐趣。他们的成就无疑是最真实的。田径场或网球场是最能检验“真才实学”的舞台。如果歌手能够站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狂热剧场中演唱，那么他/她的优秀性就毋庸置疑。在这些公开场合中，似乎没有矫揉造作、阴谋诡计、装腔作势、幕后操作的空间。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每个人都在观看，并作出评判。这些关于使命的戏码自始至终都在拥趸面前公开上演（看似如此。事实上，表演的可靠度需要大量的脚本和筹划）。
被崇拜的明星如同其他被崇拜的圣明一样，可以被敬仰，被视为典范，却不可效仿。他们象征着人生的理想，也象征着人生理想的遥不可及。体育场和舞台上的明星格外富有，他们倾心付出、克己自律，最终收获了“以工作为使命”这则信条孕育的果实。咏诵那些网球、高尔夫、斯诺克或国际象棋锦标赛冠军令人瞠目结舌的奖金，或是足球运动员的转会费，与那些虔诚的信徒咏诵神的奇迹和殉道者的苦难一样，是这种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明星收获的东西多么令人赞叹，他们失去的东西就多么令人胆寒。代价之一是这种荣耀过于短暂，明星从不知名处跃入苍穹，最终又回到不知名处销声匿迹。难怪运动员是使命伦理剧的最佳演员：这种成就必然短暂，如青春一般稍纵即逝。他们生动地展示了“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使命可能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它不是——无论如何在这个剧本中不是——一个贯穿一生的命题。使命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就像那些后现代的体验收集者收集的任何一种体验一样。
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作为道德的修行，作为对神圣戒律的践行，他们认为所有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道德问题。今天的精英同样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美学问题。就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而言，这种观念和前者一样，都无比荒唐。[6]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和前途未卜。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在生产者社会的黄金时代，工作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工厂车间和贫民窟。其理念勾勒出一个虽未实现但正确、适当的社会愿景，并提供了一个行为指导和境况评估的准绳。这个愿景的终极状态是充分就业，形成一个完全由劳动人民构成的社会。
“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视“劳动雇佣合同”中双方的哪一方援引该原则，权利或义务浮出水面。但与所有的规范一样，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存在，以确保该原则的总体约束。充分就业作为“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既意味着一种普遍的、自愿接受的义务，也意味着这个共同意愿被提升到公民权利的地位。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意料之中的是，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等人认为，“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贫困，因此贫困现象不能用工作伦理的传播不充分来解释”。这对英国的启蒙思潮来说是一种冲击。如果普及工作伦理是人们面对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是诊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那么“就业中的穷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矛盾。
工作曾经是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交汇，但现在它离这个核心位置越来越远，如前所述，曾经作为最高管理原则的工作伦理正在逐渐降格。如今，它退出了（或者说被挤出了）许多它曾经直接/间接统治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非就业人口或许是它最后的退路，或者说最后的生机。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贫穷意味着直接威胁人的物理生存——因为饥饿、病重时无人照顾或缺乏住所而面临死亡的威胁。目前全球仍然有很多地方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即使提升穷人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脱离仅能勉强生存的境遇，贫穷仍意味着营养不良、变幻莫测的气候的威胁和无家可归——相较于特定社会中公认的营养、衣着和住宿的应有标准而言。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克服这种不合格被视为唯一的救赎，是摆脱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
彼得·开尔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E.贾雷特（Joanna E. Jarett）曾研究“消费者社会中失业的社会心理影响”[7]。他们开创性地发现，有一种境况对失业者来说特别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安排”。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
失业者最常抱怨的问题之一是感觉被关在家里……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无聊、沮丧，（而且）看到自己这样（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更使他们烦躁不安。烦躁成了失业者日常生活的特征。[8]
斯蒂芬·哈钦斯（Stephen Hutchens）从受访者（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失业者）中得到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感受的报告：“我很无聊，很容易沮丧——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坐在家里看报纸”“我没钱，钱总是不够，我真的很无聊”“我通常躺着，除非去见朋友，有钱了就去酒吧——实在无足称道”。哈钦斯最终得出结论：“显然，用于描述失业经历最高频的词是‘无聊’……无聊，不知如何打发时间，‘无事可做’。”[9]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消费市场作为消费文化的忠实伙伴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能够防止烦躁、无聊、审美疲劳、忧郁、绝望或厌倦——曾经困扰富裕舒适生活的所有疾病。消费市场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为“尝试过所有的东西”而绝望或沮丧，从而失去生活的乐趣。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然而，事实证明，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只能怪自己，并容易成为他人鄙视和谴责的对象。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这些场所的存在本身就是最有效的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的滋生，它们存在的意义是让欲望不断沸腾，永不停歇，也无法停歇，但由于预期的满足而深感欢愉。
所以，无聊是消费者社会特有的社会分层因素产生的心理学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选择的自由度和丰富度、流动的自由度、消除孤立和组织时间的能力。在社会分层的心理学维度中，它或许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最痛苦的感受，也是他们最恼怒、最抗拒的感受。急于摆脱无聊或减轻无聊，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动机。
然而，实现目标的难度也是巨大的。消解无聊的常规措施对穷人是可望不可即的，所有非常规的、别出心裁的措施必然又被视为非法，受到秩序维护者和法律的惩罚。荒谬的是（其实也不那么荒谬），挑战法律和秩序成为穷人最愿意用来对抗无聊的冒险，毕竟富裕的消费者相对安全的方法对他们过于遥远。在这种冒险中，期望和可承担的风险都经过了谨慎的权衡。
如果说穷人的基本特征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么，贫民区的人们几乎很难得当地安排他们的时间，特别是以一种被公认为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方式。懒惰的罪名总是危险地盘旋在失业者家园的上空，只能以夸张、过度、最终流于形式的家庭劳碌与之对抗（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比如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洁墙壁、窗帘和孩子们的衣物，打理后花园。即使在有缺陷消费者聚集的贫民区，人们仍无力抵御作为一个不合格消费者的污名和耻辱。按照周围人的标准去做是不行的，因为得体的标准已经被设定了，并不断提升。它来自远离邻里守望的地方，来自报纸杂志和光鲜亮丽、永不间断地传递消费者福音的电视广告。贫民区那些绞尽脑汁的替代品不堪一击，不值得骄傲，无法减弱自卑的痛苦。关于一个人是否是合格消费者的评价来自远方，本地舆论根本无法与之抗争。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10]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他们似乎永远游刃有余，周而复始，没有终点，未来永远比过去更精彩、更诱人。需要特别指出，对富人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为他们打开的广阔前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以消费美学为指引的，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掌握（而非对工作伦理的服从和经济上的成功）才是他们高人一等的核心，是他们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
希布鲁克指出，“穷人与富人并非生存于相互独立的文化中。他们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是为有钱人的利益设计的。穷人的贫困不但因经济增长而加剧，也因经济衰退和停滞而加剧”。我要补充的是，“因经济增长而加剧”，具有双重意义。
首先，无论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指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都是以“灵活的劳动力”替代铁饭碗，以“滚动合同”（rolling contracts）替代工作保障，采用固定期限合同，临时性雇佣，裁员重组和“企业优化”——所有这些最终都在削减就业数量。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或许最能说明这种关联，它同时也是所有这些“增长因子”最狂热的捍卫者，是被西方世界广为赞誉的、获得最惊人“经济成功”的国家，也是全球富裕国家中贫穷问题最耸人听闻的地方。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撰写的最新《人类发展报告》发现，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或西化国家中，英国的穷人是最穷的。英国近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贫困中，是“经济困难”的意大利的五倍，是“落后”的爱尔兰的三倍。五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是中国台湾和意大利的两倍，芬兰的六倍。总而言之，“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处于贫困线的穷人比例猛增了近60%”。[11]
其次，在穷人变得更贫穷的同时，非常富有的人——那些消费美德的典范——却更加富有。近来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国，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购买力低于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大国的同等人群，而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却是欧洲最富有的人群，他们所享有的购买力相当于传说中富裕的日本精英阶层。穷人越是贫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生活模式就越高高在上，越匪夷所思，令他们崇拜、觊觎，渴望效仿。因此，“主观上的不满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耻辱和污名化造成的痛苦，由于生活水平下降和相对贫困恶化的双重压力而加剧。目前，这两种压力都因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增长而加剧，非减轻。
消费者梦想的天空越升越高，曾经帮助力有不逮的人们飞往天堂的恢弘飞行器耗尽了燃料，被丢弃在“过气”的废品场，或者被重造成了警车。
[1]M. Wolf（1997）Mais pourquoi cette haine des march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p.15.
[2]M. Weber（1976）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181.
[3]M. C. Taylor and E. Saarinen（n.d.）Imagologies: Media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Telerotics, p.11.
[4]R. Petrella（1997）Une machine infernal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e, p.17.
[5]关于认知、审美和道德空间的区分，参见Z. Bauman（1993）Postmoder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6]哈维尔·艾曼纽利（Xavier Emmanuelli）嘲讽了另一种错觉（Le Monde, 15 April 1997, p.11）。这种错觉是把精英主义的解释投射到社会层级更低的人身上的倾向造成的。四海为家、充满变化、不受家庭约束的生活方式在富裕阶层中备受推崇，年轻人离乡背井，涌入大城市，追寻“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的勇气和自信总是被人们歌颂（且浪漫化），被视为在一个崇尚和回报个人创新的社会中开始生活的准备［回想一下诺曼·泰比特（Norman Tebbit）的演讲“骑着单车”］。艾曼纽利指出，“让穷人的孩子出发流浪是他们的‘启蒙之旅’，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没有什么想法比这种理念更加错误了。“启蒙之旅”绝不是这种漫无目的、毫无前途的游荡，“没有什么比这更具破坏性”。
[7]P. Kelvin and J. E. Jarrett（1985）Unemployment: Its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7-69.
[8]P. Kelvin and J. E. Jarrett（1985）Unemployment: Its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7-69.
[9]S. Hutchens（1994）Living a Predicament: Young People Surviving Unemployment. Aldershot: Avebury, pp.58, 122.
[10]J. Seabrook（1988）The Race for Riches: The Human Cost of Wealth. Basingstoke: Marshall Pickering, pp.163, 164, 168-169.
[11]引自G. Lean and B. Gunnell的报告，UK poverty is worst in the West, Independent on Sunday, 15 June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