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家庭的革新
I
人口资源
人口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这种观念源于近代以后。马尔萨斯（
Malthus）
的《人口论》著于
1798
年。而这也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人口 学”诞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三种观点：
第一，“人口在不断增加”的现状认识；
第二，“使人口增加”的发展理论；
第三，“人口可以调节”的统一管理理论。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均从人口统计学（
demography
）理论出发，这 的确存在着一定的依据。罗斯托（
Rostow）
主张最为单纯的近代化。从他的观点上来看，近代化的
“takeoff'
（起飞）是人口激增期，而近代化的完成期则是“
plateau"
（停滞）——人口增长停滞期时期（图
7
）
[Rostow, 1960] o
因此，我们从人口变化曲线就可以知道近代化的开始与结束。而所谓“近代”就是指夹在近代以前和近代之后这两个停滞期之间的、人口不断增加的过渡时期蔦
人口增长时期是一直处于变动的时期。社会人口承载量变化会导致
1罗斯托之后的近代化论也几乎都是基于人口学模式的。比如理斯曼（
Riesman ）在 论人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孤独的人群》
[Riesman, 1950] 中提出了将近代化社会意识分为"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 “他人导向型”。这也基本上是以人口统计学为基准来划分近代化各个发展阶段的。
图7 罗斯托的近代化模型
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 增加也会使得社会随之发生变化。人口在数量上的变化一定伴随着社会的质变。我们所说的
“近代”是人口增长时 期，其实这也意味着
“近代”是社会变动的 过渡时期。所以人口增长一旦进入了停滞期，这就表明社会变动的过渡期随之结束了。
当然，即便是在人口停滞的传统社会中，人口也被看作是一种资源。 但是，从以下两点来看，这仍然与“近代”社会存在着差异：（
1）
人口并不会如愿以偿地增长；（
2）
存在一些社会性牵制力使得人口停止增长。一般而言，“前近代”社会存在着婴幼儿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多生多死现象。仅仅从这点来看，我们并不能把这种现象称为人口调节。如果弃之不管，任由人类被欲望驱使进行不断的性交，并且在完全不懂得受孕调节的情况下怀孕，在人类可以生育的年龄阶段一直不停地生育孩子，这样，多数孩子还会因为环境的不卫生或是疾病等原因夭折死亡。或许有人会说，人类居然是这样野蛮的生物啊！而我认为，“人口论”才是真正野蛮的近代主义式主观论断。
对于那些研究“未开化社会”的人类学家而言，这确实是理所当然的 事（但从别的观点来看，这着实令人吃惊）。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狩猎采集社会之中，人口的净再生产率控制在
1.0
左右。然而，这并不是多生
多死导致的，而是源于受孕率本来就不高。当人们还不知道怀孕是怎样一 种现象的时候
1,
很难说人们有避孕的意识以及相关的技术。但无论如何这是人类学家也不尽了解的情况，也就是为什么那时的人们一生并不会生育七八个孩子。
社会史学家落合惠美子认为，人口调节有以下两种手段：控制结婚和 控制婚内的生育[落合，
1987] o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很难筹措聘礼，所以不是谁都可以结婚；月子期间的性交禁忌以及漫长的哺乳期，使得生育的间隔时期较长；而性交频率不如“近代人”高也是原因之一。性交频率不如“近代人”多一恐怕没有像“近代人” 一样，因量化后的性交(次数以及持续时间！)而产生出强迫性神经质执念的人吧！并且，以前人们的性交大概指的是体外射精(确认这件事比较困难，所以这也只是揣测而已)。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并没有导致这种结果——任由人们生孩子，孩子就会不断增加。
另外，这种停滞的社会与周围的生态系统之间也保持了某种协调性的 动态平衡。狩猎采集的原始人并不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也不是只要是能入口之物就毫无节制地从大自然的恩惠中一•味索取的人。各种各样的食物禁忌以及礼节性禁忌构筑起了一种文化规范，这种规范处于生态系统之中，以避免耗尽环境资源。他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有效利用可以食用的环境资源。萨林斯(
Sahlins)
将这种社会称为"富饶社会"
(afflunet soci-
1比如，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认为，基里维纳群岛岛民对如果没有男女性 交，就无法生育孩子的观点付之一笑。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则认为，被祖先的图腾附身就会怀孕。他们都没有将性交与怀孕联系在一起。
ety) [Sahlins, 1974] '
0
而“停滞社会”就是不会把生产和再生产推向最大化
(maximize)
的 社会，也是不会超越其能力极限的社会。如此一来，无论是在生产力水平还是再生产力水平上，“停滞社会”都只是单纯重复着再生产而已。
因此，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自我调 节机制。正如罗斯托所言，倘若“近代化”的起飞是源于突然间的人口爆发，那么这种人口增长则是文化一社会的调节机制由于某种原因失效所产生的结果。这不仅仅只是由于卫生水平的提高使得婴幼儿的死亡率降低(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而且，从人类史上来看，女人一生之中生育将近
10
个孩子，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极为反常的。
所以，所谓的“近代”，就是指“失效的社会”，也就是在人与自 然、人与身体之间，文化一社会的调节机制开始失效的社会。禁忌的解除使得人类朝着生产和再生产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前进。当然，禁忌的解除还有一个别名，叫作“解放”
o
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一旦开始，无论人类曾经历过怎样的传统，人类转瞬间就会忘记。
在亚洲和非洲，那些孩子较多的家庭的出现并不是“前近代”才有的 现象(早在明治时期，日本的出生率就很高了)。它也属于“近代”的现象，它是在各个发达国家控制下的落后
(under-developed)
状态，是同时期“近代”世界体的一部分。我们所看到的非洲饥荒，正是失效的社会，或是社会的被迫失效所导致的一种悲剧。
1如果人类的净生产率停滯在
1.0 左右，那么可能突发的气候变化等原因会给全体人类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正如饥荒时濒临灭绝危机的部族，事例比比皆是。但是，一般而言，由于他们不会榨取生态系统到人口承载量的极限，所以饥荒的时候也勉强幸存下来。实际上，在非洲部落社会，从狩猎采集向农耕方式转移的人群之中，饥荒时农耕人群比狩猎采集人群的死亡率要高。他们中的一部分抛弃了农田而又重新开始了狩猎采集的生活。因为狩猎采集的幸存可能性更高。•
控制出生和"再生产的自由”
因此，人口政策从近代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
形成之初便成为了重 要的政治课题。市场与个体资本虽然对劳动力的再生产表现出了不干涉、不关心的态度，但国家却并非如此。近代国家一直对人口政策极为关心，诸如国家时而禁止堕胎时而又将其合法化，时而惩罚计划生育时而又鼓励计划生育。不仅如此，美国_部分保守州的法律仍然延续着维多利亚时期的性道德，就在近几年，法律甚至介入市民的床笫之事，比如禁止同性恋、批判婚外性交，连夫妻间的口交都被视作是违法行为。
家庭是统一管理性和生育的社会领域。在文化人类学中，虽然"家 庭”的概念早已解体，几乎无法定义，但即便如此，社会中.由性别和年龄划分而定义的社会领域仍然根深蒂固。_直以来，家庭或亲族都是统一管理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单位。而说到“近代”，它所特有的现象便是，生产从家庭这个领域“脱离”
(disembed)
出来，也就是其英文字面的意思——离开
bed
(床)
。
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再生产被特殊化对待，也就是说，最后就只剩下了
bed
。
因而，家庭存在着历史性以及文化一社会性的多种形式。所以历史 的变动期也就是家庭的变动期。虽然在“近代”形成之时，对于家庭解体已经怨声载道，但之后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它向我们证明了那只不过是“前近代”家庭的解体，“近代”家庭则取而代之登上了历史舞台。家庭史以及社会史认为，“近代”家庭的性质不言而喻，它是各种特质所组成的复合体，比如儿童的世纪
［Aries, 1960］
、母爱的神话
［Badinter,1980］
、主妇的诞生
［Oakley, 1974］
等各种现象都集中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在“近代”形成期中，与市场形成期几乎同时形成的“家庭性”
(domesticity )
领域又是如何同样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物的呢？关于这点 我之前已有详细地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的解体”问题又再次引起了关注。
如果从民主主义的“近代”这一定义出发，对于人口停滞增长且逐渐减少 的英国和法国而言，它们的“近代”早已结束了。人口停滞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晚婚化；（
2）
结婚率的降低；（
3
）离婚率的上升；（
4
）出生率的下降。这也就是说，结婚的控制和婚内生育的控制这两个因素同时发挥着作用。更简单地说，男女双方都选择不结婚或者不受制于婚姻，并且人们越来越不想要孩子了。这种结果导致了以夫妻和孩子为单位的“近代”家庭逐渐沦为了少数群体。
为家庭解体哀叹的人将这种现象称为“解体”。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的美国，由夫妻和孩子组成的，并且仅依靠丈夫一人单方收入的典型“近代”家庭的比率跌落到了总体的
14%
。如今，我们只能称这种“近代”家庭是极其“传统的”家庭，这种家庭甚至已经成为少数。相反，独身家庭
（single household）,
以及单亲家庭
（single parent family,
以单亲母子家庭即
single mother femily
为主）则不断增加。
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这种生育的控制在所谓的自由主义发达国家之 中并不是由文化禁忌或是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而是由当事人依照个人的自由意志所做出的“选择”
o
众所周知，中国、印度就并非如此。当我们看到出于自由“选择”的人们拒绝了结婚、控制了生育时，我们反而弄清了一直以来是怎样的文化一社会性强制力作用于结婚以及生育之上的。
我们可以从男性与女性的身上同时看到拒绝结婚和生育的这种倾向。
受过教育的职场女性以及不愿将“男女平等”的规范内在化从而接受性别 角色分工的女性，这种情况在她们身上尤为明显。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女性和女权主义应该对家庭解体负一定的责任。但实际上，仔细体会有关支撑“近代”家庭的意识形态话语，我们即可发现，这些话语的目标对象就是女性。结婚、生育的强制力几乎就是胁迫女性的话语。比如“婚姻才是女人幸福的终点” “女人只有生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等言论比比皆是。这恐怕并不稀奇。也就是说，将男性划为生产者，将女性划为再生产者，在这种特定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之中，作为再生产制度社会单位的家庭一宜对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所谓男性的作用不过是不参与和不干涉"女性的领域”罢了。
所以，这也难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妇女运动和第
n
期女权主义对 再生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文化一社会性强制力进行了控诉，为逃离这种强制力而争取自由的女性运动不断出现。而在这些运动之中，争取“堕胎权利”(
abortion right)
的斗争成为了运动的焦点。他们控诉法律上禁止堕胎的国家，而这是一场发生在国家与女性之间的运动，是女性为了争取法律权利的斗争。有人说，“近代”国家对国民的“私”生活(核心是被私事化的性与生育)毫不关心，然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极为荒唐的“神话”而已。“近代”国家一直以来都对管理女人的子宫这一再生产资源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正因如此，争取"再生产自由”(
reproductive freedom) ,
”将子宫交还给女性”的这种斗争正是女性解放斗争的关键，并且这种要求也同样是让父权体制最为恼火的地方
I
家庭解体--危机论
相比欧洲各国，日本家庭解体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峻。日本人的结婚 率仍然很高，倾向于婚姻的国民性仍旧没有改变。在
40
岁之前的人当中，有
95%
以上的人都有过一次结婚的经历。西欧国家则有
10%
到
20%
的国民
利”的女权主义者遭到了批判，特别是来自右翼以及宗教界强烈的批 判和暴力。直至今日，在部分国家中，堕胎以及主张堕胎都是需要豁出性命的斗争。有关"生与不生的自由”对于女性解放的意义请参照［上野，
1986b］ 。选择终生不婚，与此相比，日本这样的社会实属特例。虽说日本离婚率也有上升的趋势，但是仍没有达到美国以及北欧的水平。然而最终，每个家庭平均出生婴儿的数量还是不足两人。
1989
年的数据为
1.57
人，“已经停止生育孩子的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量为
2.2
人，“很少有一个孩子都不生，或是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妻”［总理府，
1985
：
119］ o
日本在
1983
年的出生率为
12.7,
这虽然接近于英国（
1979
年）的
13.1
、法国（
1979
年）的
14.1,
但是由于日本老龄化比西欧各国出现得晚，因此虽说人口增长较少，但仍然呈现出了一定的增长趋势［矢野，
1981］ o
据
1980
年的国势调查可知，单身户所占比率为
19.9%,
虽然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欧美的
20%,
但这并非不婚单身的数字，而是未婚单身以及老年人单身户口的数字，而且后者的增加才是主要原因。
从以上的原因中即可看出，正在席卷欧美各国的“近代”家庭单位的 结构性解体，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仍有挽回余地。仅从外部来看，正如集体主义式的日本型经营管理一样，日本社会即便是在家庭制度的维系上，也是完成度好到让人难以置信的
well-organized
（组织良好的）社会。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那些担忧家庭解体的 声音仅仅只是危机的预警吗？ “看看美国？ ” “德国呢？ ”这些说法仿佛把某些危机的实例作为某种“不良示范”，并力图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然而这难道仅仅是某种威胁论吗？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初，日本就出现了感叹“家庭解体”的声音。 实际上这种声音的基调一直都没有改变。日本社会的家庭危机，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家庭单位的解体以及还原成个体单位。与其说它在根本上呈现出了激烈的变化，不如说家庭单位虽然仍旧维系着家庭单位这种形态，但它已出现了某种功能性障碍，以至于无法正常运行。当然，在这种危机话语中，包含着诸如《家庭内离婚》［林，
1985］
、《妻子们的思秋期》［斋藤，
1984］
等著作的声音。这些书几乎都在批评社会，并都指出了那些表面上过着正经家庭生活的人们实际所陷入的严峻问题。即便存在“家庭内离婚”,日本夫妻也并没有想要解除婚姻关系，并且即便存在家庭主妇症候群，大多数的女性也并不想从家庭主妇的位置上退位。大多数日本男性和女性都心知肚明，家庭单位的解体成本比维持成本要高得多。当然他们知道自己虽然面临“家庭内离婚”以及“家庭主妇症候群”（倘若并非如此，那么这些书怎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共鸣呢？）,除去那些不幸且成为某种问题案例的少数，大多数的男女其实并没有陷入精神性的疾病之中，他们还是设法挺过了这种状况。如此一来，实地记者所描绘的问题案例仅仅是没能应对这种情况的愚蠢人群的悲剧而已。
“近代”家庭由夫妻和孩子组成，在家庭中存在着“性别角色分 工”，这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将这种自明之理视为问题的也只有女权主义思想。与女权主义不同，那些叫嚷着”家庭危机”的声音是从另一个方向传来的，甚至可以说是从批判女权主义的方向席卷而来的。这与我们所预想的一样，“近代”家庭无法正常运行，具体来说，就是女人逐渐开始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女性开始不想承担再生产劳动的现象则出现了批评和指责的声音。她们主要的反击之处有两个方面：第由于这种家庭单位变成了核心家庭单位，所以导致无法继续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第二，在这种核心家庭单位中，职责地位无可取代的母亲开始工作，这导致了育儿质量的下降。
简而言之就是“核心家庭中外出工作的母亲”变成了众矢之的。家 庭再生产功能的低下则被看作是女性的责任。当然，在家庭再生产职责方面，由于女性一人就是百分百的责任人，所以自然不会让男性为职责怠慢而负责。
有关“家庭危机”的言论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这点的确耐人 寻味。正如前一章中所论述的一样，因为
60
年代是城市核心家庭普及的时期，同时也是家庭主妇开始向劳动者转变的时期。所以，当“核心家庭中母亲的外出工作”逐渐开始增多的时候，她们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改变这种“家庭危机”的良药有两剂：第一是将“核心家庭”视为错 误并试图回归大家族的期望；第二是将“家庭主妇外出工作”视为错误并高喊“女人，回归家庭”
o
实际上，日本的“家庭解体论”继承并延续了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对核心家庭的批判。而所谓“危机论”，其实这种危机还尚未达到让核心家庭支离破碎并解体到个体的程度。
核心家庭本身并没有错。早先便开始了家庭核心化的欧美各国，它们 的事例自不必说，弓
I
起日本核心家庭发生职责障碍的并不是家庭核心化本身，而是由于尚未成熟的社会环境并不符合家庭核心化的要求。来自家庭内外的经济要求瞬间使得对女性外出工作的批判烟消云散。时至今日，在怀抱学龄前儿童的女性之中，选择外出工作的女性人数仍在增加。如果无法批判“职场女性”,那么问题自然就向着“核心家庭是万恶之源论”的方向发展了。
当下，有的人认为，要改变“核心家庭中外出工作的母亲”，其终极 解决方法就是回归传统三世同堂的生活方式，而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仍在增加。只要三世同堂，那么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就可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工作。不仅如此，女性外出工作还能够避免因_家同时有两位家庭主妇而产生矛盾。另_方面，往后养老的看护也不用担心。三世同堂被认定是治疗“家庭危机”的特效药。但无论是哪一种看法，这些“解决方法”中仍然存在着两种再生产劳动——育儿劳动和赡养老人的看护劳动。这两种劳动是在作为祖母的女性和作为母亲的女性之间发生的隔辈交换，且仅仅出现在家庭的女性成员之中。主张回归大家族的一派，他们所提出的万能解决策略，不过还是由女性一方担负起了整个再生产劳动，这样的观点只是体现了他们的固执的一家之言而已。
而且这种观点认为,世代不同的女性之间进行了育儿和赡养老人的劳 动交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日本特殊的情况，赡养老人依然是被看作是家庭应该承担的再生产劳动。家庭核心化，从其定义上来看是指父母辈与子女辈的分离。照顾同自己已然分离的父母是一种责任，抱有这种想法的只是上一辈的父母们，而非这一辈的子女们。伴随着家庭核心化的发展，所谓赡养年迈父母的（处于）再生产（终点的）劳动，其实是最早由家庭领域向公共社会领域转移的一种劳动。“照顾父母辈是子女辈的责任”,而这种日本所谓的“常识”在欧美各国是行不通的。三世同堂的这一剂良药本来就是极富日本特点和缺陷的，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危机论”的各种说法之中，“保卫家庭论”显示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一致,即二者根本不想将再生产劳动从家庭中转移出去。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对此问 题有着独特的见解，她将女性拒绝结婚以及控制生育看作是“拒绝（再生产）劳动”
O
女人拒绝劳动力的再生产，她们在数量上也减少生育孩子的个 数，在质量上也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劳动的质量。这也就是我们一直看作是“重要工作”的“性的”、“源于爱的”劳动，而这种劳动质量的下降，正是从我们视为“重要工作的”、“性的”、“源于爱的”再生产劳动领域之中开始的。
[Dalia Costa, 1986
：
9]
当然，每一位女性生育婴儿的数量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外在条件的制 约。即便看上去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当下，众所周知，孩子的数量是关系经济实力的函数变量，女性不是“不生”,而是“不能生”
O
但是，事实上伴随着外出工作的女性人数的增加，少生少育的现 象也随之出现了。对于“工业化”时期这种对生产与再生产的利弊权衡
(trade-off),
在面对“工作还是家庭”的两难选择时，女性们选择的答案是少生少育。女性为了继续工作而不生孩子，或是为了使后育儿期提早来到而控制生孩子的数量。因为倘若不这样做，她们就无法再重回工作岗位。当然，女性并不都是为了能尽早地重回工作岗位才有意地坚持着“孩子最多生两个”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因为“孩子最多生两个”,所以才导致后育儿期的提前到来，而这才是真实的情况。但这是女性给无法兼顾生产与再生产的父权制资本主义所交出的答案。男人们哀叹着女人讨厌结婚并且不再想生孩子。但兼顾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变得越发困难，并且还不给予再生产者的女性任何支持和帮助，女性这样做只是对于这样的社会所给出的应有的反击而已。
达拉•科斯塔进一步指出，在这种生产与再生产之间强制性的利弊权 衡之中，女人的外出工作也是”拒绝再生产劳动”的一种选择。
"选择”家庭外部劳动本身就表明了女性拒绝家务劳动。
家庭外部劳动，其劳动时间不固定，并且它是抵御众多家务劳动 的一种防御手段
[Dalia Costa, 1986
：日译本
11
、
12
页]
她指出的对象正是那些怀抱嗷嗷待哺婴儿的女性，“只有职场才是 最能喘口气的地方。因为有职场上的临时休整才能让自己接着投入繁重的育儿工作之中”。她的看法虽然与这些吐露真情实感的女性们有着共通之处，但是许多人并非是为了逃离育儿劳动才外出工作的。达拉•科斯塔的表达在多数人看来是一种诡辩。但是她把女性总觉得是被“强迫”做出的选择替换为主体性的、能动性的选择，这种逆转性的战略无疑是划时代的。但无论女性的选择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无法逃过社会机制这一函数变量。达拉-科斯塔准确地说中了女性在面对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时进行利弊权衡的一种现实反应。
欧美各国所出现的结婚率的下降、离婚率的上升以及出生率的下降 等现象是女性反抗的一种表现。她们在面对由自己一人承担的再生产劳动时，不禁觉得毫无道理，并开始主动地反抗。这种对再生产劳动的“拒绝”和“质量的下降”，对于主张拥护家庭的人来说是一种危机。但是，女性被“部分再生产者化”（也可称为非完全的再生产者化）这一现象的背后也代表了女性的“（部分）生产者化”
o
倘若如此，那么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在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生产和再生产领域而进行了重整。家庭并没有逐渐“解体”,而只不过是从”近代”家庭的这种形式被“重整”为另一种形式而已。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陷阱
“工作母亲的增加”意味着“再生产劳动质和量的下降”,它是应 下层建筑（
infra-structure
）的要求所发生的改变。针对这种家庭危机，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日本父权制资本主义对家庭改革所提供的策略，正是我在上一节所提出的那种不适应潮流的解决对策——批判核心家庭和回归大家庭。除此之外，它还是女性的一种“（育儿期）中断一再就业”型新生命周期的形式。
对“既要工作又要孩子”的女性，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给出的回答是：
“OK,
两个都给你，但是你必须将它们很好地安排进生命周期的各个阶 段中。”在孩子需要母亲的时候，女性要毫不犹豫地回到孩子身边，待孩子长大后再回到职场。这种生活方式的提案对于母性与个性两者都想要的女性而言是理想且和谐的。事实上，这种“中断一再就业”型生命周期的形式在女性之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在顷刻间成了大多数女性的选择。甚至连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女学生们也接受并进入了这种所谓的理想生活。
当然，这种经过“中断一再就业”后出现的“家庭主妇一劳动者” 的生活方式究竟对谁有利呢？结果一目了然。“中断一再就业”型女性的生活，看上去对女性有利，但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第一，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并过河拆桥；第二，可以以低廉的薪酬雇用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一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对父权制而言，这样可以使得在育儿期间确保丈夫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在进入后育儿期之后，丈夫也可以不负担任何家务劳动还可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对于中断一再就业型的女性而言，她们生活艰辛的现实情况昭然若揭，但至今大多数的女性还是会主动接受这样的生活。这是因为这种生活对女人而言是有利的，更具体地说，是对育儿有利的。
1
由于育儿期的中断，导致了女性的中断一再就业以及家庭主妇向劳 动者转化。女性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接受未来劳动市场的不利因素。也正因如此，她们对于育儿产假制度和再雇佣制度的普及抱有深深的期待
I 。多数女性认为，只要有回归职场的保证，就不会被社会抛弃，就不会对看不见的未来抱有不安，这样她们就能够更惬意地度过育儿期了。而只要有回归职场的保证，女性就可以安心地休假。然而，即便是没有回归职场的保证，女性仍会抱着不安的心情选择去休假。不论如何，处于育儿期中的女性想要、也必须要专心育儿，这样的意识形态压力在不断作祟。
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疑问：如此这般的生活真的“对女性有利”吗？ 这对于父权制下的女性而言的确是方便之举，所谓父权制下的女性，就是将父权制的母性意识形态的规范进行内在化的女性，她们认为照料孩子是母亲的职责所在。正是父权制使得女性无偿地背负了全部的再生产劳动。倘若如此，那么对于进入育儿期专职育儿的女性而言，她们的生活并非对.女性有利，而只是对处于父权制（下的女性）有利罢了。
当然，仅仅从宏观社会体系发挥的效用上来讨论育儿这一行为，或许 会遭到微观当事者的反对，他们会以母亲的体会和孩子的经历来反驳。特别是有人认为，女性进入育儿期后，她们专职育儿的生活并非对女性自身有利，而是对孩子有利。这种母性意识形态要求女性作为母亲应该有献身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0
而这种崇高的动机让一心专注育儿的人们相信女性就应当为孩子着想，比起自己，要优先考虑孩子。从这种理论来看，“工作的母亲”自然就成了将自己优先于孩子的自私的母亲。
这种献身的意识形态被众多话语所美化，比如母亲的自我牺牲有着金 钱也换不来的崇高价值，再如，母亲可以亲身感受到新生命的活力。而在父权制下的这种”崇高的价值”并不会绑架男性，也正因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但即便如此，将这种意识形态正当化的话语仍层岀不穷，正可谓是无中生有。
不管怎样，女性还是“为了孩子”而辞职了。然而，是谁来断定这 种做法是“为了孩子”呢？孩子自己是无法判断的。所有有关育儿的意识形态最终都逃不过一句“这都是为了孩子”的陈词滥调罢了。跨越时代及文化，我们看到了多种多样的育儿方法，而其中究竟什么才是“为了孩子” ？这恐怕只会让读者陷入极度的混乱。比如说，让我们来看看以下两种相反的育儿方法：著名的规律母乳法（喂奶要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量）和自律母乳法（婴儿要喝奶的时候才喂奶）
0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美国的育儿书一宜都遵循着规律母乳法：“即便婴儿因为饥饿而哭叫，也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喂奶。”而就是这样的育儿书，告诉母亲这都是为了孩子。日本传统的母乳法与此正相反，长久以来都是不让孩子一直哭泣，即刻要满足孩子的要求。美国的育儿方法也是以《婴幼儿保健常识》
(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
) ［ Spock, 1946 ］
为转 折点，才开始由规律母乳法转向自律母乳法的。然而原本重视孩子”主体性”的自律母乳法，总是被批判道：“正因如此，教导出来的孩子才会没有忍耐性，总是会依赖别人。”
哺乳的方法以及排便的训练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
(personality),
这 种夸大其词的看法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那些被称为“文化与人格"(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学派的人〔遍布世界各地，他们不断钻研婴幼儿的哺乳和排便的方法。但如今看来，他们的学术成果不过是牵强附会、哗众取宠罢了。人类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除了哺乳和排便之外，还会受更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对于那些持决定论观点的人，也就是认为母乳期的生理活动决定着未来人格的人，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太过天真了。
这种决定论遵循的是弗洛伊德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前俄狄浦斯 阶段决定着一个人的一■生。所谓“绝无仅有的婴幼儿期体验”的危险论断披着科学心理学的外衣，将女性逼迫进专职育儿的生活中去。
所有的育儿科学都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某种意识形态罢了。以“孩 子的发育”为主题的一切学术研究都逃离不了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
2
。即便是完全相反的育儿法和育儿观都是从“为了孩子”的观点出发，企图将
1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和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都属于这 一学派，他们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日本颇具影响力。
2美国的发育心理学家鲍比(
John Bowlby ) 提出了 “母爱剥夺”(
maternal deprivation) 理论，他的理论为母性意识形态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受到了不少的批判
［Bowlby, 1951］ o 在反驳鲍比理论的相关探讨中，有关孩子发育的研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的详细论述请参考路特的《母爱剥夺的功与过》
［Rutter, 1972］ 。关于母性观的意识形态性的问题请参考［田间，
1985］ o 它们的一切说辞正当化。并且它们还会因学者的不同立场带有某种偏见。那些认为“由母亲来进行专职育儿是有利的”的学者会从数据上导出其结论；而与之相反的，那些主张要父母共同来育儿的学者则会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找寻其立论的数据。除了在怎样的环境下养育孩子这一单纯的事实之外，育儿法的多样性并不会给予我们有关所谓“正确的育儿法”的任何解答。不仅如此，这种研究只会使读者越来越混乱。
倘若如此，我们就不应该去追寻“什么才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去思 考“这些人究竟希望什么是正确的”。明白了这点，那么当下的这种“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的育儿观，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特点就一目了然了。支持这种育儿观的人们，是希望实现这种想法的人，即在孩子三岁之前母亲能够专职育儿，处于育儿期的女性应当离开职场。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在化的男性把带孩子的女性赶出了劳动市场，而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在化的女性则选择主动离开劳动市场。结果，就出现了由于育儿所导致的女性的中断一再就业的劳动形态。
当下所盛行的母性意识形态还给母亲的专职育儿时间打了优惠折扣： “宜到孩子三岁”便可，但这也着实让人不快。如此，专职育儿时间达到不了直到孩子“六岁”或“十二岁”的标准，相反的，也不会缩短至孩子“出生后一年之内”。专职育儿期的时长如果是直至长大成人的话未免也太长了，而只到一岁为止的话又会太短。但这长短之论究竟是就谁而言的呢？这种时间的长短绝不是由女性或孩子自己决定的。并且，恰如其分的时间长短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改变的。对社会而言，更确切地来说是对市场而言，女性直到孩子长大成人都待在家里是一件棘手的事，而让她们休整一年便立即回归职场也同样是一件麻烦事。
20
世纪
80
年代的育儿意识形态是“三岁之前孩子需要母亲照料”。 而在它的影响下，女性暂时离开了劳动市场。中断一再就业之后，女性得到了所期望的“事业家庭双丰收”,但这不仅不是自我价值的双重实现
(dual role),
反而成了双重负担(
dual burden )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现实中很快就显露出了原形。
再生产与分配的不公
贝蒂娜•伯奇(
Bettina Berch)
称，女性所承担的"兼顾工作和孩 子”的负担岂止是双重负担，而是三重负担(
triple burden)——
雇佣劳动、家务劳动和育儿
［Berch, 1982］
。这使得女性明显成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美国的女性学研究者使用经济用语来描述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更露骨地说，他们倾向于用金钱来定义这种压迫。伯奇称，对女性”分配不公”的机制如下图所示［图
8］ ［Berch, 1982
：
113］
。
图8
年龄与收入的相关性（ Berch, 1982
：
113
）
因育儿而辞职的女性，她不仅仅只是失去了收入而已。如果育儿结束 后重新回到职场，那么原本应得的期待利益（图
8
中
A
区域）的部分也会消失。实际上，她失去了原本应得的收入并且还要承担无偿的再生产劳动。然而她失去的远不止这些。工作中断后，即使能够成功再就业，但作为中
老年、非熟练工的家庭主妇劳动力，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女性的薪金仍然 很低。然而，没有经历育儿期中断工作的女性们，也就是她原来的女同事们，在她处于育儿中断工作期间继续勤勤恳恳地积累着业绩，而当她再就业的时候，她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职位和收入。从这两类女性一生的收入来计算的话，“中断一再就业”型的女性所失去的期待利益，就是
A+B
的总和
I
上述这种探讨简单易懂并很有说服力。也就是说，“中断一再就业” 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
这种现象在日本亦是如此。
因育儿而辞职的女性，通常一生都会陷入贫困。她们需要依靠丈夫单 独的收入(最近，连政府用语都将这种丈夫单独的收入称为“单职工”收入)来生活。而在年龄相仿的夫妻中，年轻丈夫的收入水平并不高。倘若妻子没有了收入，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缩减原本由两人共同赚钱时所需开支的家庭支出。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不断上升的育儿费用气
所以年轻一代不想再负担这种再生产的成本也无可厚非。母性意识形 态宣扬着承担再生产费用是划算的买卖，不，不单单是划算，它还附加产生无形的报酬。这貌似是表明，他们对现实了如指掌，绝对不会掉入文化这种意识形态机制的陷阱。但是当文化这种意识形态机制不再发挥任何作用时，再生产这种行为根本不是什么“人类的自然之举”,它只不过是文
1正因如此，当下年轻的女性对"中断一再就业”的期望值在降低，甚至还出现了两 极分化的现象。一种是想要做家庭主妇，而另一种则是要做职业女性。要工作就一直工作下去，要辞职就找一个可以负担得起家庭主妇生活的相应经济阶层的男性。无论是哪种，她们都感到"中断一再就业”是"双重负担”，得不偿失。
2过上"中产”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主动选择显而易见的经济窘迫生活前就预想到 了这种困难。但是，强迫女性专职育儿的母性意识形态至今仍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吗？根据我的调査，我发现她们在处于家庭单职工时期时，似乎是用辞职之前积蓄下来的存款来渡过难关的。她们从最开始就没有想到要依靠年轻丈夫的单方收人来维持生活。存款就是指女性的“凝结劳动”(
congealed labor), 而孩子无疑就是凝结劳动的产物。化所蓄谋的结果罢了。正是因为异性恋和母性意识形态等文化机制用尽各种手段来强制驱使人们进行再生产,人们才会掉入再生产的陷阱中。
事实上，欧洲的年轻人将承担再生产费用看作是劳而无功的、不划算 的交易。他们开始拒绝支付这项费用。分娩、育儿都需要投入成本，而在此之前的结婚也需要投入成本。结果就导致了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是否会重走这样的老路呢？谁能保证日本的母性和家庭主义的意识形态也能打败一切经济规则而继续维持再生产呢？用达拉-科斯塔的话来说，它是资本主义将再生产抛弃到私人领域后，必然要承担的一笔账。
除此之外，再就业后的女性不仅与未因育儿期中断工作的女性拉开了 差距，还与无须考虑育儿期是否中断工作的男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收入鸿沟。丈夫是年收入超过一千万日元的公司职员，妻子是年收入百万日元的兼职职工，这种组合体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着的显而易见的经济阶层的差异（也就是身份的差异）。如果这样的夫妻组合是超个人的单位（夫妻齐心同体），那么这种分配差异会由夫妻之间无私心的再分配得以调整。然而，这也得是建立在夫妻能够好好相处的基础上。其实很多妻子懂得，所谓“夫妻间的好好相处”不过指的是自己要遵循丈夫的意思罢了。当夫妻两人无法好好相处时，那么在作为个人的丈夫与作为个人的妻子之间所潜在的分配差异（身份差异）就会显露无遗。
据美国的数据显示：以离婚为转折点，女性的生活水平会直线下降， 而男性的生活水平则会不断上升。离婚后，作为原来的妻子，她们中的彳艮多人成为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并且，她们在劳动市场上面临着各方对女性的歧视，她们被迫陷入到贫困的生活中。与此相反，原来的丈夫则得以逃离赡养妻子和孩子的家庭责任，从而大幅度地提高了可支配收入
I
的数目
o
虽然仅通过测量经济变量来计算离婚盈亏的做法的确是非常美国式的，然而，离婚前后男女经济阶层差异扩大的事实，的确反映了男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配差异。
那么，从经济以外的变量上来看，离婚又使男性失去了什么呢？男性 失去的是自己的家庭，也就是从属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作为丈夫一父亲的这一身份。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强制女性成为妻子一母亲，同样也强制男性成为丈夫一父亲，且与此同时他们又被给予家长这一身份。而从家庭中脱离而出的离婚男性，他们也许会因失去自己的身份而陷入恐慌吧。然而，倘若他们将父权制所给予男性的这一身份看作是毫无价值之物，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否意味着“父权制的终结”呢？
美国女性运动的目标之一便是要求创造一个让单身母亲也能安心抚养 孩子的社会环境。她们不再试图让男性同女性一起来承担再生产的责任。不仅如此，她们决定不依靠男人生活，还通过离婚这一形式让推卸责任的男性自食苦果。男性对再生产的放弃和女性对再生产的独占，在这一表象之中，男女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敌对。这种对立的根源是性，其中存在着争夺性的果实——孩子归属权的问题。正因为男人不想承担再生产的责任，所以女性决定独占果实。这种战略就是敌视男性的战略。
然而，这种战略真的能如她们所愿，实现对男性的惩罚吗？并且，那 些脱离了父权影响的天真的孩子，以及那些在单亲母子家庭中被抚养长大的男孩们是否能为我们带来期盼已久的“父权制的终结”呢？
我对这个问题也心存疑虑。只要在全社会中，男性处于优势地位，
1
离婚之后由于要支付给离异妻子高额的赡养费和抚养费而不得不在这种沉重负担中 挣扎的丈夫，以及靠着丈夫资助过着优雅生活的妻子，像这种夫妻组合不过是美国的神话罢了。大部分男性要么就是不负担赡养费，要么就是起初还支付商定好的抚养费，后来就有始无终地放弃了支付。在美国，大部分的单身妈妈都不是靠着离异丈夫的资助而生活的。并且女性需要继续无偿承担再生产劳动，那么这种由单身母亲承担的再生产行为就仍会是为父权制社会做的奉献（看看那些战争遗孀，她们付出辛苦艰辛的努力，最后还是抚养出了男权式的儿子）。倘若父权制最广义的定义是“社会中男性成员对于女性成员进行内在化的剥削与统治”，那么一夫一妻制家庭只不过是在剥削统治体系中，仅由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所组成的最小单位的极限组合。女性离了婚，成了单身母亲，她虽然逃离了一个男性的支配，但取而代之的是”她会受到作为一个阶层的男性的彻底支配。而有丈夫的女性，她所需要支付的再生产费用，只有实物费用（即劳动力）而已，她无需支付货币费用。但是，倘若离了婚，她既需要负担实物费用，同时还需要负担货币费用。这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来说是极为困难的，所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她们的生活水平都跌落至了贫困线以下。
家庭的危机及其革新的发展动态就是通过再生产费用的重新分配进 行的。父权制下的家庭机制是将再生产只分配给女性的机制。生产市场、再生产市场和家庭三者的盈亏在不断变动时，传统的近代父权制也无法独自存活。家庭的危机看上去是女性的主张要求，但实际上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在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分配上所进行的重新交易，它是“家庭革新”的一种表现。
1
1986年
4 月起实施的《雇佣机会平等法》倡导推进了再雇佣制度的革新。然而，无 论是育儿产假制度还是再雇佣制度，它们的基础都是现行的性别角色分工，结果还是加强了这种分工，因此受到了许多批判。
第十二章家庭的革新
II
移民劳动者
有关日本式“家庭的革新”，我有两个保留意见。
第一，为了维系丈夫单方收入所支撑起的近代父权制，市场除了将家
庭主妇变成劳动者外，还有另一个选择一
E
就是引进移民劳动者。
达拉•科斯塔在题为《再生产和移民》的论文中这样写道：
为了能在质和量上壮大劳动阶级的队伍，并适度地将这些劳动
力重整为广泛的、训练有素的阶级，我们可以采取移民这一政策。而
这种政策是国家给出的一种回答，它所针对解决的是女性拒绝生育问
题和由此可能会产生的冲突以及创造新的阶级内部关系等所有问题。
［达拉•科斯塔，
1986: 157-158,
粗体为原著者所加'］
达拉•科斯塔认为，女性转变为劳动者，这也是”拒绝生育”斗争所 来带的结果之一。所以，在劳动市场上的移民劳动者们，他们的竞争对象还包括了女性所生下的孩子。实际上，根据移民政策，“欧洲资本……加
1由伊田久美子和伊藤公雄合译的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支付家务劳动薪 金》［中文译本名为《妇女与社会翻转》(
2017 )。——译者注］
( 1986) —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并没有选取在意大利出版的翻译版本”,达拉•科斯塔亲自为日文版选择编写了 "完全独立的……论文集”。《再生产与移民》被收录于该论文集则是假定了读者为处于劳动市场"锁国”状态的日本读者，可见作者以及译者是有蒔定意图的。作为日本不久将来会出现的参照事例，我们可以从意大利的实例中多多学习。深了女人们自己之间的斗争，以及女人们同她们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之间的较量”［同上：
157］
。
移民政策有两种方式来引入外国劳动力：一种是引进“在国内拥有 无可替代特殊技能的”外国劳动力；另一种是引进在国内虽然并非无可替代，但谁都不愿做的底层非熟练劳动力［二神，
1986］ o
目前日本的劳动市场对于前者是有条件的“开放”状态，但对于后者仍旧处于严格的”锁国”状态「°实际上，劳动市场“开放”的好处就在于能够收购这种非熟练低工资的劳动力(
cheap labor)
。即便在欧洲，移民劳动力也主要是用于补充这种非熟练部门的空缺。他们一般比本国人受教育程度低，而且，对于有语言障碍的外国劳动者而言,事实上他们也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非熟练劳动部门工作。
女性转变为劳动者，这种转变并非来自熟练部门，而主要来自非熟练 部门对劳动力匮乏的要求。如此一来，在非熟练部门工作的女性(以及年轻人)劳动力和移民劳动力直接在劳动市场上展开了竞争。
日本的失业率在
1986
年保持在
3%,
放眼世界，这个数字也相对较 低。连提倡充分就业的凯恩斯政策所期待的目标失业率都只是在
5%
以下，可见，日本的就业情况是比充分就业还要好的理想状态。但如果将寻求潜在就业机会的已婚女性也算作是“失业者”的话，那么失业率一下子就会猛增。在里根经济政策
(Reaganomics)
下美国的失业率为
6%,
并且失业率在社会少数群体以及低学历阶层中表现极高。女人也是社会中另一类的少数群体，她们与其他的少数群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竞争关系。因此，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雇用移民者的做法，是国家对女性拒绝生育的反击。”［同上：
159］
在《出入境管理法》上钻空子，许多亚裔劳动者以观光签证、工作签 证进人日本并开始工作，甚至在一部分行业中出现了没有他们就无法运行的状态。但是，劳动市场"开放”的相关法规修改的好与坏仍然尚无定论。
我在这里要批判这种社会共识，也就是女人进入职场会抢夺男人的 工作机会。同理，我也同样批判这种说法：移民劳动者会导致本国劳动者的失业率上升;而正是这种看法为德国发生的排挤移民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我认为，对于女人和移民的这种攻击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无端指责。实际上，在德国，像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等移民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德国人不愿去做的低工资且不划算的非熟练劳动部门，如清洁工和体力劳动者等等。而德国人的高失业率则集中在高学历且年轻的劳动者身上。他们这些拥有高学历的劳动者并不会与移民劳动者在非熟练部门中产生竞争,也就是说，移民者们并没有夺走德国人本应有的就业机会。
同理，家庭主妇劳动者取代的并不是男性家长劳动者原来所从事的职 位。在超市收银台收款或是在服务业做着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她们所做的工作是男性劳动者曾经从事的职业吗？这些职位都是在科技发展中新兴的、为女性所准备的且以往未曾出现的就业机会。这些职位也是男人们绝不会想要从事的工作。
因此，女人这一少数群体只同移艮这另一类少数群体发生竞争关系。 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与男人，或是移民与本国人，他们之间并不发生竞争关系。只有将日本的劳动市场看作是一种封闭系统(
closed system)
时，日本社会才会导致大量家庭主妇变为劳动者。但是，想要预测女性变成劳动者的这种趋势，不能仅仅只将目光放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无法得知日本在非熟练劳动部门中的这种“锁国”的移民政策会持续到何时，但谈及“女性问题”之时，我们要明白这不单单只是日本国内的问题。
女性的劳动问题直接关系到移民劳动问题。不仅如此，女性劳动问 题内部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换言之，一部分女性，由于在非熟练劳动部门同移民劳动者发生了直接竞争，她们撤出了该领域，而另一部分女性，由于移民劳动者代替她们进入了非熟练家务劳动部门，这使她们能无后顾之忧地进入了熟练劳动部门，这些女性之间产生了差异。从劳动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土来看，如果家庭主妇劳动的出售价格
A
高于家务劳动的购入价格
B,
那么主妇就会变为劳动者，反之，若价格
B
高于价格
A,
那么家庭主妇就会留在家庭。也就是说，家庭主妇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偏差在这里起着决定性作用。家庭主妇劳动虽然是家庭主妇所进行的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家务劳动。反之，家务劳动未必一定需要家庭主妇来做。也就是说，这里的家务劳动只是目前这一时间点上的、偶然的活动，它是以“家庭主妇”为名的女人作为质量参差不齐的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而已。高中毕业做着超市店员工作的女性和数学系研究生院毕业从事电脑软件开发的女性，两者作为家务劳动者的价值虽然是等价的，但当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劳动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就会产生劳动力的价格差。如此一来，引入移民劳动力对于女性劳动市场产生的冲击有以下两种效果：
(1)
女性被赶出非熟练部门;(
2
)将女性推向熟练部门。也就是说：中 层家庭依靠丈夫单方收入来生活，它维持着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上层家庭男女平等一实际上是无论男女都能免于家务劳动所带来的负担，而上层家庭的双方都在工作，也就是说家庭有双份收入
(double career—doubleincome),
而这两种家庭之间产生了差异。这种“中层”与“上层”之间的差距，虽然原来仅仅是由于丈夫的收入而产生的，但是现今由于有能力的妻子能赚取与丈夫相同的年收入，这使得这种差距一下子扩大
T
。也就是说，现如今已经出现了亚洲型的阶级结构，即比起社会性别差异的因素，阶级因素才是决定性变量。而阶级因素使得每个家庭的亚文化也产生了差异。“一旦结婚（都）会变为家庭主妇”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全局式观点也坍塌了。女人们能够花费比自己工资更低的成本来购买家庭劳动服务，这使得她们向劳动者转化，相反，对于那些无法购买小于或等于自己劳动薪金的家务劳动的女性而言，她们则会留在家中。处于经济阶层较低的、“不得不工作”的女人们，她们拿着与家务劳动者同样的工资，不仅要承担自己家庭中的家务劳动，还要从事雇佣劳动。如此一来，经济阶层决定了夫妻家庭亚文化的现状。承担家务劳动使得男女共同成为最小单位的双职工夫妻，也就是丈夫工作、妻子做家务~ 统型性别角色分工。但家庭主妇劳动者肩负起了来自家务和雇佣劳动的双重负担的压迫。这样一来，传统型“近代家庭”不再是家庭的唯一模式
2
。
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家务劳动在所有劳动之中 处于最底层的位置。只要市场将家务劳动的价格控制在最低限度，女人们就会让其他人来代替自己，也就是让那些从事着不如家务劳动的职业的劳
1在《周刊招聘时代》第
96 号（
1986 年
2 月
6 日号）《思考女性的时代》的特刊中，那 位著名的长谷川三千子曾以加速“经济阶层的分裂”这一理由对《雇佣机会均等法》提出了反对意见，真可谓是真知灼见。因为女权主义者们也预见了《均等法》将会促使女性劳动者之间产生差异。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向与长谷川完全相反。以下是对长谷川文章的部分引用。
当下，男女角色分工依然发挥着作用，但为何男女飾就业机会和结果非得要场等不可 呢？比如，一直以来国家的政策为了使每个家庭所得较为平夠（为了平等）做了各种各样飾努力。但这_介均等法是引向与此相反的方向吧。这•也是因为另女仅仅進求符合其各肖本身能力的公平待遇（能力水平天致相同殆男女才会给婚）同社会阶层、断层的扩大，极端地说就是会带来两极分裂。
2目前，在美国雅皮士这种新兴的精英阶层之中，在配偶陪同下一起出席派对时，相 较称赞妻子有多么美丽多么有女人味，现在甚至出现了相互攀比各自妻子的工资有多高的现象。拥有高学历且从事专业职位的妻子是凸显自己是配得上这样女人的、有能力的男性，这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
动者们来代替自己，而她们自己则进入市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在资本主 义强行树立的“经济原则”面前，社会性别的文化规范和“家务是有价值的劳动”这种家庭主妇意识形态的呼声都相形见细了。
因此，家庭主妇向劳动者转变的趋势与是否引进移民劳动者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家庭主妇劳动者在某些情况下与移民劳动者互为竞争关系，而在另一些情况中，二者又互为补充关系。我认为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动向是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劳动市场走向开放的重要指标。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言，这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给女性的一个答案。
"中断一再就业”型的阴谋
我对于日本式“家庭的革新”的另一个保留意见在于“中断一再就 业”型家庭主妇的劳动者化所带来的影响。“近代”完成之后，无论是在哪个发达工业国家，女性的劳动力比率都在上升（参照第
10
章图
5
）。这种现象在已婚女性之中尤为凸显。“近代”给女性劳动带来的影响是使得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地大幅降低。如果取几个世纪的时间跨度来看，那么所谓的“近代”,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地陷入低迷的历史过渡时期。随着“近代”的终结，女性劳动力比率与已婚率和未婚率一同回到了前工业化社会的水平，即恢复原状。这种（特别是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暂时性的降低和恢复的模式在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各国中更为明显，而在类似日本这样的工业化相对较迟的国家中却没有那么显著。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止，日本的农业人口一直都维持在总人口的
30%
的水平。由于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近代化，在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下降之前，她们的前工业型劳动就已经转变为脱离工业型的劳动了。
如今，各个发达工业国家正逐步迎来“近代”的结束，而已婚女性劳 动力比率都在逐渐升高。但是，就其内容而言，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与欧美国家还是与第三世界国家比，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这表现在已婚女性向劳动者转化这一问题上，在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之中，即便是处于分娩育儿期的女性，她们也不会中断工作，而是继续从事全日制型工作。与此相比，日本大多数女性则是在育儿期中断工作，并在后育儿期再就业，从事非全日制型工作。我认为这种差异性应该得到关注。
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地发挥女性的最大嫩用。这些国家为 了使女性的再生产劳动负担降到最低，从而让女性能够成为生产劳动者，积极推进再生产的社会化。这使得中国、苏联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在各个年龄阶级上并没有表现为包括分娩育儿期呈现的低谷状态的
M
字形。这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力比率模式无限接近于男性劳动力比率模式。
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自由放任主义 的市场原理使得再生产成为私人之事，美国的资本家以及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型国家都对国民的分娩育儿采取不干涉原则。也就是说，国家不会介入再生产，也不会对再生产提供任何援助。而美国的公共托儿设施的不完备以及贫困也是可想而知的。在以自力更生为原则的社会中，怀孕以及分娩是私事，如此一来，市民们既无法向国家寻求援助，也不能对此表示不满。与此相比，以美国的标准来看，日本的公共托儿服务虽然称不上完善，但其普及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就此而言，日本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 了。随着已婚女性劳动者化的发展，她们没有要求公共领域而是要求雇主提供企业内部的托儿设施。从这点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因为，雇用已婚女性劳动者而获益的企业理应负担起作为受益者应该负担的再生产费用。
在美国，近年来，抚养未满
6
岁孩子的女性的劳动者化得到了最快速 的发展。并且全日制工作比非全日制工作增加得更快
[Masnick&Bane,1980] o
这使得美国各个年龄阶级的女性的劳动力比率不再呈现
M
字形。虽然公共托儿服务设施尚不完备，但处于分娩育儿期的美国女性还是会花高额的育儿费用聘请保姆或日间妈妈，并且继续以全日制的劳动形式进入劳动市场。
可以说，亚洲及非洲也处于同样的状况中。这些国家地区拥有相应的 文化条件,即由传统的扩大版家庭取代公共育儿服务来支援在外工作的母亲。然而，这些国家地区的已婚女性仍不会中断育儿期，而是一直以全日制的劳动形式继续工作。上层女性可以雇佣奶妈或女佣以方便从事全日制的工作，而下层女性则需要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工作。他们并不存在专职育儿期的问题。只有像日本这样实现了国民全体中产阶级化的异常社会才会出现已婚女性所面临的专职育儿期问题。
但由于这种专职育儿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女人们还是会步入中 断一再就业型的生活。这种中断_再就业型的生活对女性而言是非常不划算的选择，这一问题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大多数女性都选择了中断一再就业，这才是日本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阴谋。
日本的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这种中断一再就业型 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增加。女性的工资在
1978
年达到峰值
56.2
（男性工资为
100）,
之后出现了逆转，开始逐渐降低，并于
1981
年下跌到
53.3
。在“联合国妇女十年”的时间里，各国都出现了男女工资差异缩小的趋势，但为何日本反而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趋势呢？当然，这是由于日本女性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而非全日制就业的增加，使得日本女性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上降低了。
我们也可以把已婚女性劳动力比率上升的这种现象称为专职主妇向兼 职主妇的转化幕
1983
年，在已婚女性之中，专职主妇的比率与兼职主妇的比率发生了逆转，专职主妇变成了少数派。将兼职主妇再进一步细分，可以分为第一种兼职主妇与第二种兼职主妇。正如专职和兼职的分类与农民的分类相似，第一种兼职主妇和第二种兼职主妇的分类也与农民的分类类似。农民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种兼职农民是指以农业收入为主、以非农业收入为辅的农民；第二种兼职农民是指以非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收入为辅的农民。以此类推，第一种兼职主妇就是以家庭劳动为主、以雇佣劳动为辅的已婚女性，第二种兼职主妇则是以雇佣劳动为主、以家务劳动为辅的已婚女性。第一种兼职主妇基本上与“中断一再就业”型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人生轨迹相一致；第二种兼职主妇则对应的是在育儿期未中断工作的全职劳动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第二种兼职主妇把重心更放在职业上，所以她们没有中断育儿期中的工作。她们连续工作十至十五年，现在收获了相应的职位和收入。而与此相反的是第一种兼职主妇。正因为她们把主妇这一角色视为是重中之重，所以她们一心扑在专职育儿的生活上，而且正因为她们将母亲这一角色优先于其他选项，所以才选择了非全日制劳动
2
。并且，为“中断一再就业”型女性敞开工作大门的劳动机会总是不能给她们提供一个完全的职业工作者的身份,她们从事的往往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工作。“中断一再就业”型的女性属于第一种兼职主妇。
在农业领域中，人们以雪崩之势从专职向兼职转变、从第一种兼职向 第二种兼职转变。
1政府公职部门将家庭主妇劳动者称为"在职主妇”或“就业主妇”
o 在这里，相对 于"专职主妇”来说，我们使用“兼职主妇”这一词来命名。
2从事非全日制劳动型工作的女性的最大动机就在于不想让孩子成为挂钥匙的儿童 （当孩子说“我回来了”的时候，她们能够在家迎接孩子）。家庭主妇的门禁时间与孩子的归家时间相一致。
时至今日，日本农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第二种兼职农民，同样的 变化会不会也发生在家庭主妇身上呢？
当下，日本的专职家庭主妇正逐渐向第一种兼职主妇转变。在日本以 外的其他国家地区，如欧美、亚非诸国正在向第二种兼职主妇转变。这种转变有的是经过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而发生的,有的则是未经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而发生的变化。
倘若按照发展阶段论的说法，在日本，在第一种兼职主妇转变之后 的下一阶段是否会迈入向第二种兼职主妇化转变的方向呢？这恐怕没有像宜向演化说
(orthogenesis)
那样简单。日本家庭主妇的劳动者化是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的形态出现的，并一直维持在第一种兼职主妇化的形式上。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并没有想要彻底颠覆父权制，而是出现了与之相妥协的姿态。资本主义在进入新阶段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已婚女性向劳动者转化的种种选择。而日本资本主义选择了中断一再就业型、将家庭主妇向劳动力转化的这一选项，这种特殊性值得我们留意［樋口，
1985 ］
〔°
再生产的
QC
思想
资本主义并不愿意支付再生产费用，而这一事实在“家庭危机”之中 已逐渐露出马脚。对资本主义而言，父权制只会增加成本，但即便这样，还要继续维持父权制的理由又是什么呢？纳塔利-索科勒夫指出，女性解放的对策就存在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辩证法中，即两者既协调又存
0道，战后逐渐加强的不是女人的人权，而是妻子的“身份地位”。
"中断一再就业”导致以往“丈夫主工作、妻子主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变为"丈夫主工 作、妻子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新性别角色分工”(这也是樋口命名的)。樋口指出，家庭主妇的劳动者化不过是性别角色分工的一种新形式而已。在着矛盾。倘若如此，那么“家庭革新”的时代就是迫切需要重新协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关系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正是争取女性解放的绝好时机。在欧美，有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父权制的支持了，它已经进入了 "无需父权制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without patriarchy) [ VanAllen, 1984]
阶段。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变成没有必要再同父权制相妥协的一元化制度，那么主张二元论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将会再次解体，它只需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便可。
然而，正如市场的一元化就意味着市场的终结一样(如果资本主义也 能将“孩子的生产”市场化，那么则另当别论
J ,
我不认为父权制会消失(因为这就意味着“家庭的终结”)，所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分析框架目前仍然有效。
日本的资本主义以第一种兼职主妇化这种不彻底的形式支撑着父权制 (即日本式的家庭制度)。我认为这表现在它对再生产品质管理(
QC,Quality Control)
思想所发挥的作用上。日本式家庭制度虽然没有对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女人提出很多要求，但它要求女人作为母亲要自我奉献
(selfdevotion),
而这才是这一制度的核心之所在。在核心家庭化和低生育的进程中，女人作为母亲的角色反而被逐渐强化了。让女人成为再生产者，这种思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逐渐被推进至极限，而这正是近代父权制所设下的圈套。
在低生育的时期,女人育儿的负担看上去比子孙成群的时代有所减
1在科幻小说的世界中，总是反复出现"孩子再生产”工厂这种意象。然而，这种社 会是缺少家庭制度的社会，是社会体系与个人未经媒介而连结起来的社会。人的再生产工厂似乎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生命工程学可以使其成为可能。但要实现人的再生产，恐怕需要很高的成本。在保持同样品质水准的情况下，很难判定在家庭中进行再生产的成本与通过高科技再生产工厂的再生产成本孰高孰低。
轻，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低生育的压力（最多生两个孩子）直接源于女 人要将每个孩子抚养到他们能独当一面为止，如此一来，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时间的长期化以及费用的极度增加。所谓“子孙成群”的时代，也是孩子社会化所需时间极短和社会化费用极低的时代。正因为实行放养式的抚养，人们才能一个接一个地生育孩子。
伴随着“近代”化的发展，与孩子第一次社会化所需的时间相比， 第二次社会化（孩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成人）所需的时间明显变长了。也就是说，教育所占比重与养育所占比重相比明显提高了。再生产劳动是指在整个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社会化过程中的劳动,它指的不仅仅是养育活动。借达拉•科斯塔的话来说就是：
全面到来的技术革新使得女性负担有所减轻，对于这种广泛流传 的妄言，我们需要予以反驳。再生产的对象由体力劳动者变为技术劳动者，而这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她需要花费时间带孩子去学游泳、学柔道、学跳舞、学外语等等。女性为了保证孩子的训练和练习，她们不得不一直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比起将孩子放养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向村里的人们学习，她们现在所花费的精力要高得多。
[达拉•科斯塔，
1986
：
27-28 ]
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的量要有所保证，它还要求劳动的质也要有所保 证。重要的不是能生几个孩子，而是能教育出怎样的孩子。通过创造大量的冲断一再就业”型第一种兼职主妇劳动者，我们可以说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在再生产儿童的品质管理目标上,几乎理想地达成了一致。
日本的儿童在第一次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他们依赖着无私奉献的母 亲，所以他们同样也形成了具有依赖性的、顺从的身体。这些儿童在第二次社会化阶段中由家庭被转手到了学校，他们在管理式的教育中进一步被加工成拥有相同的、整齐划一的、顺从的身体。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育儿期“中断一再就业”的主妇 劳动者化与“三岁之前由母亲抚养”的育儿意识形态是狼狈为奸的关系。母亲在孩子第一次社会化时期需要遵从这种观念，但是这也最多只能持续到孩子的第一次社会化结束前。因为完成养育孩子的任务后，她们不得不将孩子转手到学校。在传统社会中，孩子的第二次社会化是在家庭和共同体中进行的。然而，如今那些不将第二次社会化的任务委托给学校的父母们，会让孩子成为不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而使孩子被社会淘汰。
教育是指花费费用的再生产劳动。如今，母亲不再亲手承担教育职 能，她们为了购买教育服务，又需要转变为生产劳动者，而这些教育服务从她们手中夺走了她们的孩子。母亲们为了将孩子打造成适合劳动市场的产品，她们需要购买统一的商品——管理式教育，为此她们需要主动地外出工作。对于 冲断一再就业”型主妇劳动者而言，进入后育儿期后，
“好主妇”的条件便是成为劳动者。
樱井哲夫将学校类比为加工整齐划一的顺从身体的工厂［樱井，
1984］
。工厂产品的品质管理（
QC）
思想是由美国提出的，但日本却将
QC
思想引入并超越了其思想发源地美国。日本式家庭制度也体现了这种再生产
QC
思想。
美国的资本主义没有负担任何再生产的费用，它让女性被卷入激烈的 劳动市场的竞争之中。并且，由于单身妈妈数量的增加，女性不得不承担父权制的再生产费用|。这种再生产放任经济导致
QC
的效果不佳。日本的孩子相比美国的孩子，他们更好地受到了控制，在整齐划一主义和教育管理下，他们相对远离了性交和毒品。在创造日本这个“秩序井然的社会”
孩子和儿童的毒晶滥用等问题。像美国这样的社会，能让孩子远离性 和毒品是难上加难的事，父母费尽心力让孩子远离毒品却收效甚微。
(well-organized society)
上，对日本孩子的
QC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这种水平较高的
QC
是很难通过社会化的再生产劳动达成的。
诚然，在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从第一次社会化阶段开始 便设有托儿服务。
然而,
无论是怎样的育儿专家，他们所实施的共同育儿在再生产劳动的密度和热忱上都无法跟母亲单独实行的育儿相提并论。卢梭在被视为近代教育圣经的《爱弥儿》
(Emile)
[Rousseau, 1762]-
书中，先就教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然而之后他提到：无论是何种专家所提供的教育，其热忱和慈爱程度都远远不及真正的母亲所能给予的教育。无论与何种育儿专家相比，外行的母亲都是优秀的教育家。如果把母亲给予的热忱和密度的育儿公共化，那么这种成本将异常昂贵。无论是公共化还是市场化都无法实现育儿彻底社会化,其原因在于这是一种成本过高的选择。
然而，资本主义将养育完全交给女性，并没有将教育交给女性。因 为教育也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再生产劳动。但出乎意料的是，资本主义出色地克服了这个困难。它通过把“中断一再就业”型的生活强加给女性而实现了 “让受益者来承担这个困难”，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以无偿劳动的形式让女性背负养育责任，之后，又将教育所需的费用负担同样让女性来承担。在当事人的承担下，适应市场要求的顺从的身体以较高水准的
QC
接二连三地被再生产出来。如此一来，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它就与父权制完美地达成了调停的平衡。作为父权制产物的母性意识形态，它并没有与资本主义相抵触，再生产劳动在自发性地剥削着女人和孩子的过程中、在“家庭革新”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当下，人们正在从对极端式的生产者化的重新审视，逐渐向着谋求 缩短劳动时间的方向迈进。即便这是为了确保男女劳动者进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但缩短工时似乎确实是顺应了女性解放的潮流。并且
1986
年《劳动标准法》的修改以及在同时期弓
I
入的弹性劳动时间制
(flextime) ,
似乎都在保证劳动者能够获得人本该拥有的生活。
然而细细想来，女性在“母亲”的名义下，不是早就已经了经历这样 的阶段吗？她们由从事非全日制这种自主性缩短工时的工作转变成了从事“中断一再就业”这种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形式的工作。但这些对于她们而言都是毫无收益的。让女性背负自主性缩短工时、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工作的是父权制强加在女性肩膀上的再生产劳动的负担，而能从女性的自主性缩短工时和自主性弹性劳动时间工作中获益的一方是能够廉价收购女性生产劳动的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选择了将“中断一再就业”型主妇转变为劳动者的这一选项，这使它与父权制没有产生激烈的矛盾，而是走上了一条得以回避二者矛盾的道路。
第十三章尾声——寻找女权
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国家、企业、家庭一革新的时代
即将跨入的
20
世纪
90
年代，是人、物、金钱以及信息的无国界经济 （
borderless economy
）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柏林墙倒塌了。然而，这就意味着西柏林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吗？
回答是否定的。资本主义再一次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变动。这个时代也 就是资本主义与暂时处于协调状态的资本主义“外部”的各个变量——国家、人种和家庭等达成和解的时代。而这样的变化拉开了时代的序幕。
尽管经济无所不在，不，应该说尽管经济不断蔓延，但经济与周边 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关系却并非处于需要重建（
restructuring ）
的时期。
我们先来看一下与市场有关的参与者所处的环境条件。市场中有三 类参与者：国家、企业和家庭（收支），而就是它们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实际上，在市场的参与者中，个体始终都没有出现。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它们都如同个体一般拥有”法律人格”,参与经济活动。个体是无法再进行分割的单位，它处于国家、企业所未能触及之处。由于家庭（收支）单位也仿佛拥有“人格” 一般同样参与着经济活动，这样一来，
图9
家庭的内部仿佛是无法介入的 “黑匣子”。想来，市场就是被内部结构不明的国家、企业以及家庭这片“黑暗”所笼罩的、像机械一样的、透明的游戏领域。对于国家、企业以及家庭，资本主义究竟解析出了什么呢？[图
9]
马克思一直都知道国家 是非资本主义的变量，因而他
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论才得以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并不能完全等 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国民国家是市场与国家暂时达成调停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概念。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则主张国家等同于垄断资本，它试图使国家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但随着资本总额的帝国主义式扩张，最终导致了个别资本的破灭，继而使资本主义整体出现了危机。国家不会像资本总额那样合理运转。因为国家是权力，而权力无须遵循市场规则。
正如“近代家庭”是资本主义与家庭达成历史性妥协的结果，“近代 国家”也是资本主义与国家达成历史性妥协的结果。但倘若我们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国家论却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家庭论，那么就意味着马克思知道国家是人为创造之物，但他却将家庭看成“自然”之物。也就是说，谈论家庭时的禁忌远比谈论国家时的要更多。而正是女权主义，打破了这种禁忌，并揭露了家庭这种人为制度中所存在的“不自然”之处。
然而，“企业”真的属于资本主义吗？企业虽然进行着资本主义式的 经济活动，但企业的内部结构却丝毫没有依照资本主义式结构建立。所以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准则大相径庭，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行为，而管理学 主要研究企业组织。由于马克思主义将管理视为劳资双方的对立，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有劳动运动论，却没有马克思主义管理论。实际上，工会这种组织已经变成了企业组织的缩影。但由于它欠缺从管理角度出发的组织论，所以出现了这种讽刺性反论，也就是说，工会组织其实比企业组织更加死板落后。
但是，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市场的胜利”， 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市场外部因素的“日本式管理”给市场带来了效果。在市场理论之下，组织经常被置于“黑匣子”之中。在组织中，历史、文化、习惯等非市场性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虽说家庭在市场中如代理人一般从事着经济活动，但家庭内部丝毫没有被市场化。以此类推，企业虽然是资本主义最强有力的代理人,但其内部结构也丝毫没有被市场化。管理学的盛行以及近年来对网络组织论［金子，
1986
；金井、金子，
1988
］的关注，都体现了人们迫切要求企业人进行企业组织的流动化和企业革新的工作。.而这也意味着帯场与企业的分界线将会被重新划定。
不仅仅只有家庭急需重新调整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企业也试图进入 与资本主义调停的新阶段。如此一来，国籍、人种、性别、年龄等经济外部的变量则又重新被赋予了巨大的意义。
女权主义引入了 “性”这一视角，因此它可以尝试做横跨各个领域的 总括性分析。也正因为女权主义引入了 “父权制”这一性统治的概念，因此女权主义的探讨对象不只是父权制资本主义，它还可以涉及父权制式的国家以及父权制式的企业组织等相关问题。但是，从性统治这一分析视角出发，其本身也存在着局限。因为女权主义并不涉及种族主义以及年龄歧视等问题。而将女权主义称为“所有歧视”的解放理论，这其实是一种越权行为。女权主义虽然在性统治问题上进行了彻底的讨论，但却没有解明种族歧视的运作机制。正因如此，当下女权主义需要做的是，提出一种兼容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年龄歧视等其他各种关于歧视的理论，并构筑起一套有关压迫机制的多元化理论。与其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市场和家庭的理论”二元论化，不如应该将眼光投向包含国家、人种等要素的更多元的理论。经济语言至多不过是进入近代之后的市场经济语言而已
。
与其试图用经济语言将一■切事物进行一元化的描述，倒不如去探讨市场与市场外部问题一市场是如何被市场外部领域包围着的？而市场又是如何依存于市场外部领域的？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取代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另_种“经济”方式。而女权主义就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提供的一种方法。
批判经济学
当经济学一词从
"oikos
的学科”(
Oeconomia)
演变为
Economy
的时 候，“经济”的概念就把“生活”从“生产”中驱逐出去了。卡尔•波兰尼试图将“经济”的含义扩大为整个“生存”
(subsistence)
的含义[波兰尼，
1982] o
而他所做的尝试被坐井观天、一心只热衷于市场模拟游戏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从“批判经济学”出发的。而当我们谈到经济时，我们就只能通过讨伐这种本末倒置的理论来批判经济学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 生活。我们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颠倒的社会。
[渡边,
1987
：
143]
在二战之后的日本，大熊信行从根本上颠覆了 “经济”的概念，同时 他也参与了家庭主妇论争。
目前……如果重新描绘近代家庭的因素，即便只是一种框架， 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基本事实仍然是生产行为。由于“生产”和“被生产”原本都是与生命有关的术语，所以"生产”这一词语（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观点、即是如此）就自然地优先被使用于家庭领域。然而，当下“生产”这一术语不幸成为被经济学独占的用语，它早已转意为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如此一来，它逐渐成为所有人使用的日常用语。并且，人们习惯性地遵循这些用语的使用方法，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不自觉地遵循着当下经济理论中所特有的观点。也就是说，将自我的思考寄托于企业营利之上，或是以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当下，对于试图弄清家庭生活本质的我们而言，如果不能脱离以往的经济理论式的观点，那么我们今,后将会举步维艰。[大熊，
1956;
上野，
1982a
收录：
114-115]
面对如此明了的经济学批判，战后的经济学家们却没有接受这样的 挑战。于是大熊的尝试在日本学界始终孤立无援、无人继承。襁褓之中的“颠覆经济学”的想法尚未成形，大熊就辞世了。大熊提出，“这意味着在有关家庭以及家庭生活的问题上，需要提出一种与以往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种独立的科学”
o
而真正实现了大熊这种预见的，正是
30
年后登场的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挑战的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概念本身，以及对此并未 提出疑问的“经济学”
o
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共享了 “批判经济学”，但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彻底，至少它对于家庭这一再生产领域表现出了视若无睹。这就好比一些男性对自己的男性气质产生了怀疑继而走向了女权主义，但他们却在女权主义者集会时成了无可置疑的被声讨对象，这样的矛盾与上文所述的情况类似。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学界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因迫于女权主义带来的 冲击而进行自省，而这时只有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近代经济学）似乎依旧风平浪静。诚然，女性经济学家的数量的确增加了，但她们仅仅只是一心为了展示女性拥有与男性同样的定量分析能力。或者说，她们将研究目标转向了 “隔离区”的女性劳动市场，并努力构建更加精细的理论模式。然而，她们都没有对经济学的准则提出根本性质疑以及挑战。这仅仅是因为经济学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科学的神圣地带吗？我认为这只源于经济学家狭隘的科学主义和操作主义以及对知识的懈怠而已。
在过去的
20
年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断地对经济学提出了批判, 他们相继提出了 “家务劳动”、“无偿劳动”、”父权制”、“再生产”等相关概念。这些概念对解决当下女性的问题是不可或缺的分析概念。至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拥有了一定的解析能力，并做出了对理论进行补充的贡献|。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成功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进行了 修改和扩大。这些概念越是适用于“对性视而不见”的领域，外界对这个概念机制的不满就也愈发强烈。换言之，当我们将“女人所从事的活动”表述为“（家务）劳动”以及“（再）生产”概念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什么呢？
如果用马克思的术语来描述，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从事的 工作就是“女人所从事的活动”。但是，马克思理论是有关市场和经济的理论。马克思理论的广泛应用就是将“劳动”、"生产”这些经济术语用于“女人所从事的活动”之中。
即便马克思主义将“女人所从事的活动”称为“再生产”而非“生
无论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家务劳动”这个概念发现了 ”家务”是 一种"劳动”。在这个概念出现之前，"家务”并不是"劳动”。
产”活动，但是马克思主义将社会视为"生产和再生产单位”的生产至上 见解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倒不如说，马克思主义将性和生殖定义为”再生产”,是将其仅仅看作是一种合乎近代功利主义目的的活动。从这两点上来看，这种观点符合了人们的性规范
I
。另外，女权主义者将“家务”定义为“劳动”（无论“家务”是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还是有交换价值的生产）,即便我们暂且不谈这种分析概念对女权主义者意识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单单将“劳动”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各种属性都纳入分析领域，这种做法的贡献就不容小觑。与此相似的是，近代人逐渐把自己的各种活动当作是劳动，这种看法也同样影响了女性的领域。但“家务劳动”论没有看到家务中所包含的“性”（
Erbs）
这一特征，而这就是小浜逸郎提出批判的依据之所在［小浜，
1986］
駡
对“劳动”概念的再探讨
我们将“女人所从事的活动”用“劳动”和“生产”的概念来表述， 如此一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通过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劳动”以及“生产”的概念来进行理论的“颠覆”
o
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近年来就“劳动”概念的重新审视意义非凡。
鹫田小弥太在题为《论“人类的本质是非劳动”的相关准备性考 察》［鹫田，
1987］
这一篇极富挑衅性的文章中提出，“应该将马克思主义中'生产至上主义’的趋势重新定义为’劳动至上主义’”［同上：
106］,
并懿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是劳动”这一马克思主
X®*
：原理。
看作是"人口资源”的"生产”。这种观点是在近代形成期出现的。 而将性看作是为生殖目的服务的一种生产至上主义的性爱观，这也是近代所特有的。
2小浜的女权主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认识到，强调家 务中所包含的"性的特征”，其实也是一种近代主义幻想对"家务”的投影。
提议
1:
暂且先舍弃从历史连续一贯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提 议
2
：该问题首先应该从近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所固有的理想理念的角度来考察。提议
3
：将这一问题从解放劳动者的原理出发去理解，使之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同
-h
：
103]
马克思理论认为，人类是由“劳动”来定义的。从“劳动”的概 念看，正如鹫田所指出的一样，孩子是劳动力形成过程中的“不完全的人”，而老人则是“无用之人”
o
接下来这点虽然他并没有提及，但如果再加上女人的话，那么女人就自然是二流的“劣等”劳动力了豎
“劳动”的概念将人的活动分成了 “劳动”和“非劳动”
o
而非劳动 只不过是为了将“劳动的剩余变为劳动所作准备”的“休闲（再创造）”[同上:
105] o
当下，休闲时间逐渐增加，可以说社会在不断“休闲社会”
（leisure society）
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对“劳动”概念进行再讨论的课题任务。但我们先不说鹫田的观点，这里所提出的“休闲”不过是作为劳动的剩余和补充物的非劳动而已。
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休闲社会论的先驱之作应该是保尔•拉法格
（Paul Lafargue）
的《懒惰权》（
1880
）。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他是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的丈夫。这篇副标题为《驳斥
1848
年“劳动权”》的论文早在
19
世纪便由马克思的女婿撰写而成。由此可见，这暗示了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在重新审视
“劳动”
的概念了。
井上俊在介绍拉法格的一片短评中指出，极端地来说，“’懒惰权， 就是'休闲的权利’”，他认为拉法格的理论是前沿的休闲理论，“这种
章中，我已经论述了如果成年男性是近代"个人”概念的标准，那么
孩子必然就是”人之前”,老人是”人之后”,而女性则是"人之外”的存在。
看法即便在现代也是有效的”
o
另外，他还这样补充道：
然而，虽然这样的见解并无问题，但却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拉 法格不仅仅是被其语言上的挑战性所吸引，他难道不是将"休闲”所无法完全承载的含义用“懒惰”这一词来表现吗？［井上，
1973
：
144］
井上认为，对拉法格而言，“'懒惰'意味着对'劳动’长子——
'进步'之神”的逆反，这是“自由”的主张［同上］
o
对拉法格而言， 他所面临的并非是通过“劳动”向“非劳动”的转变而超越、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将“劳动”变为主体性、自发性的“自由劳动”的问题，更不是从“劳动”中逃向“非劳动”的问题，而是“劳动”与“非劳动”这种划分方法本身存在着问题。他那伟大岳父的思想反映了工业社会形成时期的禁欲式生产伦理，然而，他对此所提出的异议也只能用“懒惰”这一充满诙谐的、挑衅的方式来表现罢了。并且，作为马克思一族的浪子，他的声音在马克思主义流派里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自由劳动”与“脱离劳动的自由”
马克思将“劳动”神圣化是因为他沿袭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思 想。那是一场资产阶级对劳动观进行的革命。在那之前，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中，“劳动”（
labor）
这一概念一直是带有消极意义的，它指的是人类被逐出乐园时所要背负的苦难。因此，长久以来“劳动”被认为是牛马、奴隶等做的事，而不是贵族的事。贵族应该在神学、哲学（既意味着“休闲”又意味着“学问”）上消磨时间。
若想逆转这种看法，把被视为卑贱之事的劳动赞美为符合绅士贵族的 行为，势必要对劳动观进行革命，而资产阶级就做到了。资产阶级就是要把这种“为了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被错当作一种崇拜一般的异化劳动，当作是有价值的行为加以赞赏，而他们的做法不过只是一种诡辩罢了。因此，马克思对“劳动”的批判，就是揭穿这一诡辩，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马克思试图从异化手中夺回劳动，恢复真正"自由的劳动”。然而， 所谓“真正自由的劳动”究竟是什么呢？倘若“没有被异化的劳动”的“本质”、“根本性”不是意识形态构建之物，那它又是什么呢？这种“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与其说是在资本家社会，不如说是在劳动者社会”中，以“荒诞”的形式得以实现［鹫田，
1987
：
105］
。鹫田曾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入口处所挂着的“劳动使人自由”的标语，这极具讽刺意味。
他提出由“脱离劳动的自由”来代替“自由劳动”，并且针对“人 类的本质是劳动”这一命题，他颠覆以往的观点，提出了 “人类的本质是非劳动”。然而，在“劳动”与“非劳动”之间出现的这种反复摇摆，只会使得讨论再次走入死胡同。我们需要的并非是“脱离劳动的解放”,而是“脱离’劳动'这一概念的解放”
o
并且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把人类活动
(activity)
划分为“劳动”和“非劳动”的这种观点。
从“非劳动”的角度将“劳动”相对化，这种反复摇摆的做法使我 想起了女权主义者们。他们对“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在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两极之间不断变换。只要将再生产劳动定义为父权制下的、无偿的劳动，那么“家务劳动”对女性而言便是极度的异化劳动。这种拒绝劳动异化的方式，正如达拉•科斯塔所说，看上去只不过是一种女性“拒绝家务劳动”的战略式罢工而已。
另一方面，总有这样的观点反复出现，即相对于生产劳动而言，家 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从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来看，正因为家务劳动是“非劳动”，才使得家务劳动在“相对意义上没有被异化”
［Vogel,1973
；
Donovan, 1985
收录：日译本
120
页］。家务劳动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相比，它“相对而言是没有被异化的”。所以，承担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从事“没有被异化的生产活动，她们所进行的活动更接近于生产”［同上］。
正是这种未被异化的劳动经验，给主妇们批评异化劳动问题提供 了攻击点......
［Donovan, 1985
：日译本
120
页］
对家务劳动的两极评价，影响着对作为家务劳动者的“家庭主妇”是 否具有“革命性”的判别，两者息息相关。家庭主妇应当被看作是“最为落后的”、“最被异化”的人，还是“最为解放的”、“最为自由的”人呢？对于她们的评价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如果让我来回答的话，我认为，上述两极分化的观点不过是用相同理论所组成的盾牌的两面而已。
要想反驳十分简单。第一，家务劳动只要也是劳动，它就不可能是
“非劳动”。第二，就所谓“生产使用价值”的这种说法而言，在资本 主义的语境下只不过意味着家务劳动“不生产交换价值”而已。第三，处于父权制资本主义下的家务劳动不可能脱离生产劳动而实现一个人的”自由”。许多学者都十分欣赏以下这种看法，即“只有家庭或是私领域才能提供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唯一不被异化的空间”。但反言之，所谓的“避难港湾”对女性和孩子而言，瞬间就可以摇身变为“压迫和暴力的专制王国”
o
如果生产劳动会被异化，那么家务劳动也同样也会被异化；相反，如果家务劳动带有喜悦和自我实现的意义,那么生产劳动应该也有。
生产劳动与家务劳动，无论将哪一方特权化都是错的。劳动划分本 身，以及使“劳动”和“非劳动”这种划分成为可能的“劳动”这一概念才是问题之所在。
"劳动”的颠倒
安永寿延在题为《“劳动”的终结》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中提出的以 下观点耐人寻味。亚当和夏娃的神话告诉了我们：人类背负着原罪，以及人类为了偿还原罪而要进行劳动一苦役的起源。书中写道：
人类……在被诅咒的“劳动”和“分娩”之中，不断进行着生命 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此一来，“劳动”和“分娩”就不仅仅是平行的两件事了，甚至可以说“劳动”的原型就是"分娩”。因此，男人们每天不得不经受着阵痛。他们虽然免于分娩的痛苦，但不得不每日生产"生命之粮” [安永，
1985
：
8]
经过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他们通过把分娩称为“再生 产”,使分娩能用“生产”这一用语来表述。但是安永则认为，“生产”的原型就是“分娩”的隐喻。倘若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论述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就犯了颠倒黑白的大错。即便如此，正是在这“颠倒”的论述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解析“近代”的秘密。将“再生产”表述为“生产”的这种颠倒内在逻辑的表述方式并非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犯下的错误。而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性地体现了它所分析的工业社会中的生产至上主义那样，这种近代父权制资本主义所犯下的颠倒黑白的错误，也在这种理论中有所体现。
1原文附加了
kf 才勿一词，这里指希腊语的
pi6
S;
英语为
bios, 意为生命。——译 者注
“劳动一分娩”，即希腊人所说的珀诺斯（辛苦）……诚然，珀 诺斯这一希腊文的原义就是直接地指代生育之苦，并且意为养育孩子的劳神费心。［同上：
8,
强调部分为原作者所加］
他从词源学上对“劳动” 一词的考察并非只是故弄玄虚。他认为，
“劳动一关怀”向“关怀一劳动”这一转化过程的颠倒变化，正是“从中 世纪到近代的过渡”。
以前，“劳动一分娩”绝不是"以贪图方便为目的的、为迎合 某种事情所做的劳动”（霍布斯语）。如今，自然变成像人类的孩童一样的、"顺从”的存在。自然成为人类的随从〔
subject）,
人类相对于自然一客体而言，是主体（
subject
）的存在。劳动正是规定「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极为历史性的概念。［同上：
9,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括号内为引用者所加］
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概念这一表述自古以来就有。对此安永则提 出，“发现劳动的近代人把劳动当作超历史概念，并将其普遍化”，而这恐怕才是问题的“最大元凶”［同上：
28］ o
当劳动力开始转变为商品，当劳动成为为了资本而存在之物的时候，
“劳动”概念便产生了颠倒。当生产被置于崇拜的错觉之下时，包括再生 产之内的一切都不可能逃脱这种颠倒。倒不如说，在“家庭性” （
domesticity）
这一领域中，一旦把“女人所从事的活动”用“再生产”这一术语来表述，就能明确再生产究竟从属于（
subject
）什么了。如此一来，一切颠倒便开始了。在父权制资本主义之下，只有一人户［才能逃离压迫，一人户的家庭宛如是自由的“避难港湾”，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家庭
1指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人。一译者注 性”亦是如此，它使女人处于从属地位，将孩子视为“人的资源”。而这种想法更是一种严重的颠倒和倒退。”再生产论”不正是解析了这种颠倒是基于何种机制而形成的，以及明确了这种倒退的最终走向吗？
我们无法通过“生产论”来突破“生产”的难关，也无法通过“再生 产论”来突破“再生产”的难关。安永与拉法格都试图将“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当作处方良药。然而，如果这意味着从“劳动”向“非劳动”的解放，那么我们只会再次陷入同样的两极分化和循环往复的陷阱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从“劳动”这一概念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提出革新人类行为的新方法。
然而，即便如此，假如把我提出的观点看作如同意识变革一样的观念 论的话，也着实让人苦恼。"劳动"这一概念是被嵌入(
embeded)
在一定历史社会体制
(asset)
之中的。我们如果想要改变某一概念，就要改变其存在的体制和语境。倘若如此，在重新审视“劳动”概念时，女权主义者式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
女权主义必须要做的是去质疑表述女性经验的概念是否恰当，并去改 变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这样一来，只有当我们使用这些概念并试图淋漓尽致地表述女性经验时，这些概念的局限性才会显现出来。
比如说，育儿真的可以称作是“再生产劳动”吗？它是为了 “再生 产”某种事物而进行的“劳动”吗？将育儿称为“再生产劳动”，对于表述资本主义父权制之下的女性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恰当的。这是因为父权制资本主义规定了女性的社会分工。所以，质疑并试图重新创造“再生产劳动”这一概念，不仅仅意味着改变理论的框架，它还意味着质疑和改变父权制资本主义强压给女性的角色。
同样，如果把女性进入了 “劳动”市场这一行为，仅仅看作是她们 同男性一样被置于“劳动”异化之下的活动，那么这样的看法就只是多此一举了。女性参与“劳动”不可避免地应该要求改变“劳动”的意义。相反，如果男性参与“再生产”，倘若仅仅是同现在的母亲们一样，处于同样的生产/再生产分工下，只会导致男性成为母亲而已。也就是说，孩子不再只有一位母亲了，他拥有两位母亲。如果这仅仅只是角色的交换，男性参与育儿劳动，这种改变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仅仅以功利性目的及手段出发，对处在性统治与世代间统治的”再生产”进行改革，而不对其进行质的改变（若改革达成，育儿就不能再称作是“再生产” 了吧），就无法撼动父权制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尽可能地用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表述女性的经验，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只是证明了这些术语不过是应该被废弃的对象而已。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女性才会接受自己所处的状况不是“自 然”的且不是“命运的定数”这种观点、呢？我认为，这关键在于生产过程之中发生的变化。当社会性别（
gender）
机制与劳动性分工陷入矛盾对立关系时，当两者之间不再存在和谐时，这种观点、才会被女性接受。二者无法兼顾的事实给（女性的）斗争和疑问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而这也是两性之间对立和冲突的原因。然而我们无法提前“看透”这种斗争的方向。
[Edlholmetal., 1977
：
126]
正如埃德霍姆
（Felicity Edholm）
所说，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互相矛 盾和冲突的时候，对女性而言的另一种选择才会逐渐变为现实。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一直处于“冲突与紧张”的关系中。.“二战后，延续至今的已婚女性所从事的非全日制劳动，也是在围绕争夺女性劳动的问题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互妥协的结果。”
[Walby, 1986
：
247]
在题为《回顾女权主义的二十年》的这篇回忆式的随笔中，米切尔这 样谈道：
回顾女权主义过去
300
年的历史，从开始到高潮，在其断断续续 的发展之中，它兴起的时期或许与特定社会经济变动期并不一致。在其发展过程中，只有当女性重新进入生产时，抑或是她们的进入重新被认可时，她们才能暂时性地占据了先驱的地位。
[Mitchel, 1986
：
48]
米切尔所说的女性在变革之中所处的先驱地位是指:
这不仅只意味着社会全体的汝性化(
feminized )
或者雌雄同体化
(andro gynized ),
当然，这也是改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更是因为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因而她们更容易受到变革的影响。[同上：
47]
我们当下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急速巨变期。在这个巨变期之中，资本主. 义和父权制共同面临着革新的危机。丝黛西(
Judith Stacey)
谈道，“女权主义者对近代核心家族的批判，正出现于家族体制穷途末路的衰退时期"
[Stacey, in Mitchel&Oakley eds., 1986
：
237 ],
这丝毫不是什么悖论。所谓有效的批判是不可或缺的、能够代 替现状的蓝图，并且这一蓝图在变化过程中是一目了然的。[同上：
237]
丝黛西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女权主义已经在批判危在旦夕的体制 了，但他们的批判对历史的推程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米切尔这样谈到有关生产领域中女性的参与问题：
在这种急速的巨变期之中，通常而言，似乎中老年女性更趋向于 进入新的工种。无论是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劳动者阶级的女性，她们都从事着新兴的工作。在我看来这里出现了一种可能，即无论男女，他们未来从事的工作都属于劳动者阶级般的工作。倘若如此，那么男性恐怕会洽落为失业者。
［Mitchel, 1986
：
41］
米切尔预言，在“男性失业者”与“从事新兴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 中，也许会出现新型的“自营业者”
(self-employed)
或“企业家”(
entrepreneur)
。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日本就惊人地印证了她的预言。
与丝黛西一样，米切尔也曾讽刺地自问自答道：女权主义加快了这一 过程，“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发生的变化，女权主义不过是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吧？” ［同上：
47］
然而，
我们的展望没有任何过错。只不过是反映出了历史进程中的变化 而已。［同上：
48］
1
这种变革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正如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 展。马克思主义实践也会参与并推进“正在进行的历史变化”，继而落下帷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运动可有可无。
丝黛西指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改变对大多数女性而言不一定是积 极的结果"［
Stacey, in Mitchel&Oakley eds., 1986
：
238］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变化之中得利的女性与被淘汰的女性这两者之间的分裂。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处于“变化先驱”的地位。米切尔认为，反而是处于最边缘
1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利
H 本女性(和女权主义)所面临的资本主义变化的真实写 照，请参照
Ueno (1989 )
o
地带的女性占据了先驱的地位，她的这种看法产生于女性向“新阶级(革 新)的发展期，这是新阶级革新尚未完全确立的时期”
0
在这一过程之中，男人与女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种界限已被 混为一谈，需要重新定义。米切尔说，这时不仅出现了 “新男性”(
newmen),
在这种性差的重新定义中还出现了拥有新价值的当代“女性”［同上］。
女权主义并没有以现有的姿态改变男性和女性或者男女双方。女 权主义试图改变男女之间的关系。
［Barrett, 1980
：
254,
强调处为引用者所加］
女权主义者在经历了一系列尝试(这种尝试也就是把女性的经验用 男性的概念痛快淋漓地表述)之后，他们才第一次收获了男性字典中所没有的概念，并对这些概念给予了新的评估。在这些常识中，我将引用海迪•哈特曼，一位最果敢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的“发现”:
资本主义下的性分工使得女性学习到了一种经验，即究竟什么 才是人类的互相依存和需要呢？长期以来，男性都在与资本对抗和斗争，而女性明白了自己要为追求什么而斗争。就一般常识而言，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男性的地位会阻止人们认知相互关怀、互相分享、成长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在没有差异化的关系中，在非父权制社会中是可以实现的，但这种实现的能力也会被男性剥夺占有……我们要构建的社会，是把相互依存看作解放而不是看作耻辱的社会［
Hartman, 1981: 33,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0
1女权主义的成熟，就是从"依存"
(dependence) 到"自立"(
independence) 再 到达"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 的过程。我们并不赞同以往那种"孤立”、"拒绝帮助”等狭义的"自立”概念。而这也是对"近代个人主义”的质疑。
我们并不是将“女性的经验用男性的语言来表述”，而是当“男性 所做之事可以用女性的语言使其相对化”这种行为成为可能之时，只有这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局限之处，准确来说，处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中的女性经验，才第一次能够脱离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语境，并找到另一种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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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 革新——
90
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近代” 一直都在干涉社会性别
(gender),
而它的这种干涉行为与 个人主义和平等的“神话”背道而驰。对理性资本主义而言，社会性别是经济外部的非理性变量,而资本更是将社会性别这种变量理性地利用到了极致。伊凡■伊里奇(
Ivan Illich)
指出，“资本主义将男人和女人还原为无性的个体”，而他的观点恰恰说明了他不过是天真地相信了那个近代资本主义所散布的“神话”而已。讽刺的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工业社会是一种实现了 ”生产归男性、家务归女性的，史无前例地对性进行隔离(
Apartheid) ”
的社会。
女权主义跨越了性的区别而质疑“差别对待”的问题，从这点上来 看，女权主义的确是“近代”的产物。要在两性之间产生“差别对待”，两性之间首先需要出现作为”人”的平等观念。虽然激进女权主义将性统治的机制称为”父权制”并将其定型化，但女权主义从形成之初就已经将“近代”特有的性统治方式视为问题之所在了。
工业化创造出了近代特有的性别角色分工。它指的是，男人从事生产 而女人从事再生产的、按照性别所划归领域的规则。纳塔利-索科勒夫称之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历史性妥协，即“维多利亚式的妥协”。并且，在这种妥协下形成的体制，他称之为父权制资本主义。但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妥协不仅只有这一次，它们会根据工业化各阶段的需要，反复进行微调整。而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与其相适应的性统治方式也无法停留在过去了。由此，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究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才会停止从性这一变量中获利呢？
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沃尔霍'夫(
Claudia von Werlhof)
试图 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解释资本主义与社会性别的本质性关系。资本主义本应是对等的交换游戏，但在这个游戏场域形成并开始自我运转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划分资本占有者与非占有者的界限。资本最初是怎样出现的呢？马克思认为是通过掠夺出现的。
18
世纪*勺英国就是靠圈地运动来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强制性地把农民变成了 “自由劳动者”，于是这些农民成了劳动力的来源。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依靠城市对农村的剥夺而形成的，这就是通过经济外部的政治强制力所实施的“资本的不正当行为”
O
资本主义是交换游戏，它的内部兼具了等价交换和不等价交换。从 理论上来看，利润仅在进行不等价交换的时候才会产生。资本占有者和非占有者的分离，换言之，只有在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分离之后，劳动力的交易披着等价交换游戏的外衣才能够开始进行，而这种劳动力的交易其实是不等价的交换游戏。看破这种把戏的正是马克思。也就是说，资本看似购买了劳动，但实际上是购买了劳动力。换言之，资本仅支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相等价的部分，而没有对劳动的产物进行等价的支付。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游戏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存在着
落差。
在劳动力商品化之初,资本主义就开始利用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 间的这种落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资本不仅利用了农村和城市的落差，它还把性这一变量变成了剥削的手段。沃尔霍夫指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背后不仅仅有农村，还有资本新开辟的广袤的领地——女性。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期，它还利用了国别这一因素。工业资本主义前期 被称为重商主义,商人资本通过将财富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来获取巨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出现之前，重商主义趁机利用地区性交换规则的差异来获取利益。理性资本主义称重商主义为未成熟的资本主义或是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把重商主义看作是一种耻辱的历史。但是，耶鲁学派的经济学家岩井克人重新评价了重商主义。他认为，资本原本就是从差异中获取价值的。从这点来看，从重商主义直至今日，资本主义丝毫没有任何改变。
无论是城乡差异、国别差异，还是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这些都是 经济外部的变量。前者是政治性的，但是通过这种差异而诞生出的利润却是经济性的。看似已“脱离”政治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从未独立于政治。我们将这种机制
(economy)
称为政治性已深入骨髓的政治经济
(politicaleconomy)
o
无法否认的是，女权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应运而生，它 在抨击资本主导下的性别革新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革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携手”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女权主义看似在呼吁性别差异的消亡和随之而来的“近代”的最终完结，但实际上女权主义反对的是以性别规范为基础的、近代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根基。如此一来，女权主义本就诞生于“近代”，但它的批判其实是在自己摧毁诞下自己的母体。
通过消除社会性别这一变量,近代在完全形成的同时也开始步入了解 体之路。而使这一现象变为可能的正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开始试图要超越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框架。后工业化是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它让近代工业资本的各种特性都变得无效，并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后现代”的崭新的历史阶段。
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所有发达工业国家都把伴随着第四次技 术革命而发生的产业结构转型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它们都在经历后工业化的历史性转变。英国通过“撒切尔主义”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而日本也实现了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并经历了日元升值的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维罗妮卡•比彻在有关石油危机后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中女性雇佣的比较研究中指出，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尽管
OECD
各国失业率很高，但女性雇佣率都呈现上升趋势。“在男性高失业率的背景下，女性雇佣则有所增加”,这种逆转现象推翻了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论。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论认为，女性“是最后被雇佣的以及最先被解雇的”(
last hired, first fired)
。按比彻的解释来看，第亠，工业的信息化、服务化创造出了 “面向女性的工作”。第二，正因为是“面向女性的工作”，所以那些非全日制以及临时性非固定的雇佣机会才有所增加。女性并没有抢占传统意义上男性所从事的工作，她们涌入了新形成的边缘性工作领域。也就是说，女性劳动被边缘化了。
日本在进入工业结构转型期之后，女性雇佣也出现了大幅提升。与
OECD
的各成员国不同，即便在经济结构仍存在问题的时期，日本也没有因高失业率而烦恼。这是因为，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是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的，所以衰落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能很顺利地被新兴产业部门所吸收。而在
OECD
各成员国，高失业率给尚未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当头一棒。但在工会组织强大的欧洲各国中，中老年劳动者的既得权益得以保全。而在日本,产业结构转型直接打击了在熟练部门中工作的中老年男性劳动者。他们虽然没有宜接面临着要失业的危机，但是随着企业的转型，他们已经跟不上企业部署以及职业种类的转变了。另一方面，被边缘化的女性雇佣人数大幅增加。
1986
年，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人数突破了
500
万，其中有
7
成是女性，这个数字占到了女性雇佣者总体人数的
22.7%
。从
1985
年到
1986
年，女性雇佣者的人数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
36
万，相对于男性多了
31
万。其中长期雇佣者的人数增加了
17
万，非全日制雇佣者增加了
19
万人。新增人数有一半以上是源于非全日制雇佣者的增加。
文明史的倡导者、文化人类学家梅棹忠夫认为，后工业化会让女性的 劳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了劳动的性别区分，所以也同时消除了工业化时期劳动性别分工所带来的影响
。
正如信息产业中的电脑软件开发不存在“男性化的软件”和“女性化的软件”，信息产业中也不存在性别差异的问题。由科技革新带来的经济下层结构的变化为消除性别差异提供了物质保证。
但另一方面，比彻的分析一语中的，“正因为人们觉得某些工作是 适合女性的工作，所以才出现了雇佣的边缘化”
o
一宜以来女性作为无偿劳动力(
unpaid labor)
被隔离在非正式劳动领域。而如今她们已变成了边缘劳动力，根据需要而自由穿行于正式劳动领域和非正式劳动领域。但她们究竟是“为了谁的需要呢” ？第一，为了应对资本的需要；第二，为了应对父权制的需要。虽然有数据显示许多女性是凭借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非全日制工作，但这是因为她们已经将“父权制的需要”内在化了。许多已经过了
35
岁的女性，她们在结束育儿期之后，紧接着要面临的则是为了应对父权制的需要——照料老人(主要还是照顾丈夫的父母)而进入了待命状态。她们不得不做好随时重返非正式劳动领域的准备。而这些都隐藏在“劳动自由的扩大”、“休闲社会化”等意识形态的名义之下。在劳动的”休闲”这一部分之中，女性通常是服从于私领域”所需要”的变化的，而这正是女性劳动边缘化的根源之所在。沃尔霍夫将这种现象称为“劳动力的主妇化”
(housewifization of labor)
o
他继续说道，如今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女性和男性，都被卷入了在正式劳动领域和非正式劳动领域间自由穿行的浪潮之中，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性劳动力的主妇化"(
global housewifiiation of labor)
。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劳动力.“闭关锁国”的状态下，通过扩大内 需型的经济发展而大幅度增加了女性的雇佣人数。这是因为，第一，日本在经济成长期没有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选择引入移民劳动力。女性所从事的领域就像各国引入的移民劳动者所从事的领域，绝不是劳动市场的核心行业，而是低薪酬且不稳定的非熟练劳动力行业。第二，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将家务劳动商品化,所以生产领域与再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日本而言，二战后失去殖民地且无法依靠战争经济继续发展，所以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正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一样，日本也把眼光投向了自身内部的差异，只能开始蚕食全民中产阶级化社会残余在最后边境上的社会性别差异。于是，女人们为了购买家电产品、加工食品、成衣等商品而从事雇佣工作,家务劳动得以减轻，但同时也使得女性渐渐地走出了家门。家务范围被极大程度地缩小了，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企图。后工业化促成了大量女性的就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劳动的性差。在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之后，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出台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继而加速进入了“黄金的
90
年代”。这项法律虽然只不过是日本政府勉强批准了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一种托辞，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日本资本主文之所以能做好接受《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准备，也是因为它已经部分摆脱了性差。后《均等法》时期的父权制资本主义进入了第四期，实现了女性劳动力发展方向的分化，即与性别无关的精英方向和与性别有关的大众方向。由于《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加强了女性之间的竞争，所以它促进了女性中精英与大众的两极分化。旨在提高女性地位的一
些政策已经成为了一把双刃剑，这些政策有利于一部分女性，但对其余的 女性是不利的。女权主义要求”建立与性无关的劳动市场”，他们的这一要求有一部分甚至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积极地实践跟进的。在女权主义者之中，甚至有人高喊”资本主义是女性解放的战友”
O
在
1989
年
11
月举行的国际会议［
（1989
年度国立妇女教育会馆主办的 女性国际研讨会“不断变化的性别角色的全球视野”
（"Global Perspectives on Changing Sex-role"
）］期间，海迪•哈特曼在同我的交谈中提到，“资本主义对于女性而言是具有解放性意义的”。哈特曼说，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女性劳动者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女性劳动力之中，带着不满
6
岁儿童工作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而这使得女性劳动力比率的变化曲线脱离了
M
字形，这意味着育儿期对女性而言不再是绊脚石了。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资本主义在消除性差的方面有着长足的进步，而这是由资本主义合理性运作所带来的结果。现如今，无法任用女性的企业是由于它们“不合理”的规定。如此一来，企业则会提供诸如企业内部的日间照料等服务设施。另_方面，我认为在
”mommy track”
（这是一种针对有育儿责任的劳动者的、对他们而言负担较少的选择）、“职场天花板”
（女性劳动者在升职过程中有着看不见的壁垒）等问题上，哈特曼对于美 国女性劳动力市场的预想虽然太过乐观，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女性的劳动所发生的急速变化上来看，的确让人感慨。而她也承认了这种变化已经“超过了预想”
O
针对“资本主义对于女性而言是否具有解放性意义的”这一问题，我 给出的回答是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在过去的十年间，同时期日本女性劳动所发生的急速改变丝毫不输美国。然而，资本主义虽然给予了女性就业机会，但其代价是周边劳动力市场也被编入了体制之内。资本主义没有消除性差，而是将性差以新的形式进行了重组再编。
以下我将简短地总结进入后《均等法》时期的女性雇佣所呈现出的 新动向。从
1973
年石油危机到
1985
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颁布，在这一时期中，如果产业结构转换期就是”女性雇佣的边缘化”时期，那么从
1985
年到“黄金的
90
年代”,这一时期呈现了女性雇佣的新动向。从统计上来看有以下两种动向：（
1
）四年制大学女毕业生的就业人数大幅上升；
（2）
女性雇佣者的平均出勤年数有所延长。
有关（
1）—
从
1985
年
6
月《均等法》颁布到
1986
年
4
月
1
日实施， 各个企业建立了综合职位和一般职位的组织体系，并通过导入因职位而异的人事管理制度迅速地应对了《均等法》的“倾向和政策”。《均等法》只是一个无处罚式的“灰色地带”的规定，它仅仅是一种倡导。实际上在《均等法》的实施过程中，新录用职员里
99%
的男性从事可以出差、转职、转业的“综合职位”，而
99%
的女性则要从事没有以上自由变动的”一般职位”,这种性别歧视昭然可见。这种因职位而异的人事管理制度在“选择自由”的名义下掩盖了现实中的性别歧视问题。肉职位而异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发明使企业将《均等法》对职场的影响缩减至最小。其他国家并不了解《均等法》下表面和实质的这种双重构造。
然而，还未等《均等法》发挥效用，或者说抢先于《均等法》一步，
20
世纪
80
年代起，企业就逐渐开始了对高学历女性的录用。企业对于四年制大学女毕业生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相反地，它们对短期大学女毕业生的聘用则止步不前。曾经所谓的“就业就要选短期大学”这种共识逐渐被颠覆。我们可以预见，比起短期大学女毕业生，四年制大学的女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将会更好。
关于（
2
）
——1976
年全职女性雇佣者的平均出勤年数达到了
5.3
年。 而到了
10
年后的
1985
年，该数字增长了
1.7
年，达到
7.0
年。这些女性是《均等法》颁布之前进入企业的，她们也一宜坚守岗位。短期大学毕业后
20
岁就职，
7
年后她们就
27
岁了，而当下平均初婚年龄接近
26
岁，所以平均出勤年数的延长推进了晚婚化。然而与此相反的是，晚婚化也导致了能够得到工作和薪金的女性，也就是
OL,
她们在结婚和单身生活这座天平的两端之间摇摆不定。《均等法》颁布之前入职的女性，她们通常比男性职员学历低，并且一般都从事着辅助工作。《均等法》颁布后入职的女性职员与《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性相比，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培训内容有所不同。《均等法》颁布后入职的女性职员受到聘用后，法律规定企业禁止实施有歧视性的教育培训。在企业中，《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职员与《均等法》颁布后入职的女职员两者因为待遇不同而引发了纠纷。针对即便如此也不选择辞职的《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性，为了提高她们的积极性，企业为入职五年以上的女性职员积极实施了 “人才活性化”政策，为她们开辟了升职渠道，实施培训并努力培养中坚力量的女职员。针对《均等法》颁布前入职的女职员，企业所实施的这些对策，也是《均等法》的颁布所带来的、始料未及的影响之一。
高学历女性就业的增加，以及女性雇佣者出勤年数的增长，使得女 性劳动力比率发生了 “脱
M
字形”的变化。美国在过去十年间所发生的情况，如今在日本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新兴经济所带来的全社会的人手不足问题，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之中，质量较高（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短缺成为了一大问题。从目前来看，在不介意劳动性差的众多行业之中，比起性差；学历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更加显著。如今，虽然《均等法》规定，“在同等学历条件下”禁止性别歧视，然而这一规定却不适用于学历条件不同的男女。所以，如今大学毕业的男性与短期大学毕业的女性，他们之间的性别差异是堂而皇之的“学历差异”。同样，女性之间的“学历差异”也在逐渐变大。少数的大学女毕业生，她们所签约的综合职位对于短期大学的女毕业生而言是完全没有机会获得的
。
至此,在以往同样遭遇歧视的女性之间开始因为质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
参照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等许多问题，上述情况则更加明了
To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也就是竞争力较强的女性，相比种族、阶级因素，她们更容易克服性差。如今，今后的日本劳动市场中也可能会出现人种、国籍等多种因素，而比起这种人种歧视和国籍歧视，“职业隔离”
(job segregation)
的壁垒在性另!|歧视方面是更容易打破的。当下，对于卷入激烈国际竞争的企业而言，他们已无暇顾及高质量劳动力中的性别问题
To
性别歧视将会使得企业流失潜在的人才资源而得不偿失。
我预计，今后全日制持续就职型女性会继续增加，并且我想将她们 在职场所处的地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专业职位；第二，在女性人数较多的行业中的女性管理岗位；第三，在不介意性差的真正竞争性职场中的成功女性。第一种类型通常属于直线(
line)
组织部门而非参谋制
(staff)
组织部门豎虽然它的优势在于避免与男性进行竞争，但这同时也是计无所出的“被隔离的”职位。第二种类型，在服务业、物流行业等雇用女性较多的行业中，“领导女性的男上司”逐渐被”领导女性的女上司”所代替。众所周知，所谓“首个女董事的诞生”的情况往往出现在百货商店、通信、保险、化妆品等原本女性人数就较多的行业中。第三种类型，在对设计、电脑等业务能力要求较高的行业之中，往往无法避免不介意性差的激烈竞争。而这些往往也是非传统的、风险较高的企业。因此，在中小规模的企业之中，女性的晋升还存在着可能，但倘若在雇员五百人以上的一些上市企业中，至少宜至
21
世纪，女性升为总裁的愿望仍然难以实现。
不管怎样，“家务劳动的负担”减少到最小化是她们工作的前提。其 方法包括：第一，不生育孩子；第二，三世同堂或者临近居住的母亲或婆
1这里所说的
Line-staB 组织，对应的是直线参谋制。一译者注 婆的帮助；第三，购买私人的家务劳动服务商品；第四，彻底的
HA
（全智能家居）;第五，公共社区服务的帮助。在种种选择之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是“通过让丈夫同等地承担家务育儿劳动”来减少妻子家务劳动的负担。但由于男性劳动的机会成本较高，所以可以借由参与家庭的第三者或商品化的服务来替代丈夫，通过这样的替代使得丈夫和妻子得以免于家庭责任，而这种选择实际上更容易实现。无论如何，当下我们已经否定了性差是天生的。倘若没有家庭责任，那么女性则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有关这一问题我们早已论证过了。但是，这样的选择只存在于劳动机会成本较高且竞争力较高的女性劳动者之中。女性分成了三派一精英职业女性、占大多数的边缘化的职场女性，以及均不属于前两者的无业家庭主妇（拥有“不用工作也行”的这种特权的专职主妇）。并且，上述这种女性的多样化在“自由选择”以及“个性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都隐藏在了看似是女性自身的选择之中。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资本主义新的阶层变动就是由
“个性化”、“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女性的多样化与这种过程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回顾历史，无论何时，女权主义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资本主义共进 退的，它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简短地将其归纳为女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狼狈为奸”。与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女权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永远是批判时代的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同时期的父权制资本主义这一时代进程而言，女权主义永远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
倘若如此,资本主义想要对与社会性别不相关的劳动市场进行再革新 之时,女权主义就一定要解决下面的课题一为对抗因资本而导致的女性的竞争和分裂。女性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连带”关系呢？
资本主义看上去是通过将私人领域最小化来挣脱父权制的桎梏，至 少，将女性作为承担再生产劳动的专职劳动力置于私人领域这种具有排他性质的做法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获得利益了。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在整个市场中出现了全球化的父权制革新。也就是说，如今，女性、老年人、移民作为边缘性劳动力从事着女性曾经在家庭中所做的工作。在家务劳动的外部化和社会福利劳动之中，这种变化开始不断蔓延。如此一来，包括性在内的年龄、阶级、种族、国别等经济外部变量就创造出了新政治差异的“边境”
o
女性作为国民国家这一利益共同体的一员，作为阶级集团的一员，在如今国际化资本主义的背景下，她们既是受益者又是加害者。女权主义从发端之初便一直是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当下，女权主义的课题是如何对抗国别、阶级、种族、年龄等种种分裂，进而建构女权主义者的国际主义
（Feminism Internationalism）
。
最后仍残留的问题是，不考虑所有变量的、存在于劳动结构内部的 差异性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生育人的生命、守护死亡这种劳动（再生产劳动）是处于所有劳动之中最底层的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女权主义的课题将会一直存在吧。
本论文是基于国际妇女教育会馆主办的平成元年度女性学国际研讨 会——"不断变化的女性的性别角色”
（
1989
年 11
月）中的基调演讲稿修改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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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十年的时间。
1980
年我得知水田珠枝女士在杂志《未来》上连载了有关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的文章。在那期间，我接触到了库恩和沃尔普的著作《女权主义与唯物主义》,并决心要翻译这本完全不会畅销的书。当时这项默默无闻的翻译工作被劲草书房的编辑町田民世子女士所接受，并在女性学研究伙伴矢木公子女士以及住沢（姬冈）俊子（住沢七J子）女士的协助下，这本译名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挑战》的书于
1984
年出版
To 1982
年我赴美国，经由小林富久子女士的朋友戴安娜•辛普森（
Diane Simpson
）女士的介绍，我得知了纳塔利•索科勒夫的著作《在金钱与爱情之间》
（索科勒夫的这本书在
1987
年由江原由美子等人译成日文，并由劲草书房 出版发行）。早在
1982
年，我就在劲草书房出版发行了《读家庭主妇论战》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我在考虑女性问题时逐渐倾向于将问题的核心放在对“家务劳动”问题的理解上。于是，我渐渐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或许能够解答这些问题。
1983
年的夏天，我从美国暂时回虱与日本女性学研究会的成员们一 .同迎来了主题为“资本主义和家务劳动”的研讨会，会议中大家给予了我发言的机会。那次研讨会的企划源于一次相遇，也就是同年春天我遇见了大阪市立大学的在职大学生森屋裕子女士以及竹中惠美子女士。同年
8
月和
9
月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夏季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收录于日本女性学研究会
1983
年夏季研讨会研究小组编纂的《从女性解放的视角探讨家务劳动》一书中。那时我所作的演讲记录在海鸣社渡部基之先生的协助下，于
1985
年定名为《资本主义和家务劳动》，并以单独一册的形式出版发行了。而竹中女士的演讲记录则收录于她的著书《我的女性论》（
1985
）中。
这本拙作的副标题——“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构成”是海鸣 社所加的。我未曾想到这本书会多次再版，它在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收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由于这本演讲记录只是粗略删减到仅留要点而已,因此我想要回应那些批判的声音，将我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论写成正规严谨的论文。
1984
年我从美国回日本以后，每天忙忙碌碌，没能完成各种任务。
而盐沢由典先生没有放弃我，并将《思想科学》编辑部介绍给我。《思 想科学》向我发出了邀请，他们说：“请你写
30
页左右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文章。”对此，我回应道：
“30
页的话那就算了吧，如果是
300
页的话我就写。”而编辑部的增井淳先生对我的回应丝毫没有表现出惊讶之意，他只是说了句：“那就这样定了。”于是，从
1986
年
3
月起到
1988
年
1
月的前后大约
3
年的时间内，我开始了杂志的连载，前后共写了
14
篇文章。在这期间，我有许多“暑假休假”或是“偏题跑题”等任性的举动，增井先生对于我断断续续的连载行为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宽容与耐心。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一边更新连载，一边每个月坚持写
30
至
40
页的理论性论文。这样的生活远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我完全没有精力写新的长篇文章，这种写了改、改了又重写的理论性工程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在迫于连载文章有截稿期限的压力下，这部论文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在此，我想借此机会向《思想科学》编辑部表示由衷的感谢。
1987
年的夏天，我在伦敦度过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有幸得以见 到安妮特•库恩(
Annette Kuhn)
、•爱玛丽•沃尔普(
Ann Marie Wolpe)
等伦敦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伙伴。也正是我去福西特图书馆
(Fawcett Library)
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图书馆搜集资料的时候，我接触到了琳恩•西格尔(
Lynne Segal)
以及维罗妮卡•比彻(
VbronicaBeechey)
o
LSE
研究日本的学者雅内•亨特(
Hunter Janet)
在图书馆的阅览查询上给予了我诸多帮助。她在温布尔登的家，是我度过写作的最后一周的、充满回忆的地方。在那里，我写了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共计
50
多页的内容。那时到手的新资料我都用到了连载的写作之中。
1988
年连载结束后，有若干出版社都联系我，让我立即出版。我非常 感谢他们的邀请，却始终没有同意。因为我对于将连载时的原稿原封不动地出版为定稿这一做法略有迟疑。我多次拒绝了出版的要求，因为对于没有修改的原稿，我不想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有位编辑朋友热心地告诉我说：“如果是那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了，还是现在就出版吧。”这的确是事实，但我对她的热情仍无动于衷。
在这期间总有人来不断询问：“您的连载什么时候能出书呢？ ”在这 些人之中，只有岩波书店的编辑高村幸治先生跟我说：“我们把连载的内容出版吧！但请你修改一下，我们会等你的。”就这样，我决定同高村先生合作。
如此一来，高村先生等了我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不喜欢回头看以前 的工作，而是更倾向于提前着手下面的工作，于是我度过了一段繁忙的时间。终于，连忍耐力十足的高村先生也都坐立不安了。今年
3
月我不得不放下手头上所有的其他工作，专心于这本书的出版事宜。由于连载的时间大约有两年，书的内容和结构上都有所调整。并且，这期间我的想法和所处状况也有所改变。另外，在连载之初，我就已经收到了相关领域对本文的引用和批判。整理每章平均
30
页、共计
14
章、将近
500
页稿子的工作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庞大。因此，我对文章结构作了大量修改，并且补充和添加了许多内容。因而，这本书应该比连载时的论点更为系统，并且更加易懂了吧。
连载之时，几乎没有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什么。我尝尽了 没有观众、独自奔跑在竞技场上的孤独滋味。之后，通过研究会、研讨会等途径，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且对该理论的共鸣和批判的论文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所谓理论，不是独自创建而成的，而是在同时代众人的讨论、交流和相互批判中产生的。首先，我从英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那里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同日本学者的讨论中也得到了锻炼提高。无论评价是否定的还是肯定的，对于所有对我工作给予关注的人，我都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给我提供报告和讨论机会的人，还有倾听我演讲的听众朋友们。最后，对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人，特别是与本书的出版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增井淳先生和高村幸治先生，我想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促进这一领域的讨论和发展。
]990
年
9
月于京都 上野千鹤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
数据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日)上野千鹤子著；刍
E
韵， 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3
ISBN 978-7-308-19738-0
i.
①父…
H
.①上…②邹…③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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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性_ 文化研究一日本
IV.
①
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57156
号
KAFUCHOSEI TO SHIHONSEI：
MARUKUSUSHUGIFEMINIZUMU NO CHIHEI by Chizuko Ueno
©1990,2009 by Chizuko Uen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90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X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Hangzhou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2019-287
号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日)上野千鹤子 著 责任编辑谢焕
责任校对 许晓蝶 杨利军
封面设计云水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
排 版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x 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37
千
版印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738-0
定 价
58.00
元
Table of Contents
中文版序言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
问题建构
第二章女权主义者
与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 家务劳动论争
第四章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第五章再生产方式的理论
第六章再生产的政治
第七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
二元论
补论对批判的回应
第八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第一期
第九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第一期
第十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第三期
第十一章家庭的革新 I
第十二章家庭的革新 II
第十三章尾声——寻找女权
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附论后工业化和社会性别的 革新—— 90 年代的父权制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