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
二元论
是统一理论还是二元论
沃尔拜
［Walby, 1986］
将历经二十几年由女权主义者发展起来的性 统治理论归纳划分为以下五种
［Walby, 1986
：
5］
。
l.
性统治在理论上是无意义的；
n.
将性统治归结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
m.
将性统治归结于独立的父权制；
w.
性统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它是形成资本主义式 父权制这一单一机制的（资本主义下的）父权制的产物；
v.
性统治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机制相互作用下的 结果。
其中，
I
是无视性统治的资本主义阶级分析（教条式马克思主义），
n
［则是无视阶级分析的性统治分析（激进女权主义）,它们都是极端的一元论。_宜以来，激进女权主义者批判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也批判激进女权主义，二者对彼此的批判都是指出对方理论中所存在的一元论的局限性。双方的批判虽有妥当之处，但是即便将一种一元论替换成另一种一元论，也只是在重蹈覆辙而已。
在沃尔拜看来，过去的激进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二元对立 经过理论的磨合已经有些交错融合了
0
在最近的著作中，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更加精炼，现在又分为两 类。一种认为由于性统治是资本主义式父权制这一单一机制的产物，所以应该超越有关性统治的二元论。另一种认为性统治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彼此独立的机制相互作用下的产物（所以二元论应该被保留）。
［Walby, 1986: 5,
括号内为引用者加］
“资本主义（阶级统治）一元论”与“父权制（性统治）一元论” 曾经的对垒现如今已变成围绕“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称父权制资本主义）统一理论
（unitary theory）
"与"承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彼此相互独立的二元论”这两种观点的理论之争了。因此，即便将沃尔拜的五种分类最终还原为
H+1V
（统一理论）与
V
（二元论）的二元对立也并没有错。可以将
H
和
W
视为统一理论的变形。
统一理论来自众多的马克思主义阵营，而二元论则在女权主义者之中 影响力巨大。由于马克思主义相信全局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受到女权主义的挑战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可以解决性统治的问题。
海蒂•哈特曼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不幸的“婚姻”》
［Hartman, 1981
：
2］
中略带焦躁地写道：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婚姻”与英国传统所说的丈夫和妻子 的关系相似。即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一心同体，但所谓的体是马克思主义。
［Hartman, 1981: 2 ］
但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一旦无法再继续无视性统治的问题之时，就 开始转为父权制有益于资本主义的论点,即只要父权制对资本主义有益，那么它就有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因而父权制从属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始终都是唯一且至高的决定因素！)。道菲将此称为“家务劳动资本救济论”
(domestic-labour-as-saving-capital theory) [ Delphy, 1980
：
99]
。
这种统一理论涵盖范围广泛，其中包括艾里斯•杨(
IrisYoung)
和帕 特•阿姆斯状(
Pat Armstrong)
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无法分割的一个整体。而爱森斯坦和巴雷特则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原本是独立形成的，而后才变成相互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果存在本质为父权制下的资本主义，并且这其中存在女性受 压迫理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改变两者的关系，即通过女权主义者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和试图变革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如果像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以及现在仍然存在的事实所呈现的一样，资本的核心是将女性(劳动)边缘化并作为二次劳动力使用的话，那么此时同社会中存在的女性受压迫及其边缘化问题的斗争就变成了针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斗争。
[Young, 1981: 64]
性是马克思主义的课题……阶级是女权主义的课题。二者密不 可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不是相互独立的体系。二者甚至都不是互相结合而成的两个体系。它们是同一个体系
o [ Armstrong&Armstrong, 1978: 224—226 ]
女口果真如杨和阿姆斯状所言“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性别歧视”,“对性 统治的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对性统治的斗争”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间所存在的不幸对立了。但是，与杨的乐观主义相反，正因为没有所谓的”统一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相互批判。另外，就连杨自己谈到“统
一理论”时也只不过作了诸如“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希望性预测而已， 并没有提及其实际情况。如阿姆斯状这里所提倡的、未被论证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相同”这一命题也只不过是个提倡而已。
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
爱森斯坦和巴雷特的论证更加谨慎。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是紧密相关互相依存的，所以二者形成
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
[Eisenstein, 1984: 94 ]
女性压迫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功能性先行条件，但已经在现在 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再生产关系中获得了物质基础。
[Barret, 1980:249]
无论是杨还是巴雷特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I
他们都批判“二元
论”
者。他们好像尤为不满意“父权制的独立性”这一概念。
争论的第一个焦点在于父权制是否“先于”资本主义。他们认为， 如果父权制（家庭与其个人隔离的成立）不先于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因而从属于资本主义。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父权制下的女性劳动（即家务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贡献。即便父权制是独立于资本主义并且先于其存在的,但如果它现存于资本主义之中并对资本主义发挥出有益作用的话，仍可以将其视作从属于资本主义。父权制这种制度正是因为允许了资本主义的存在所以才被保留下来，现存于资本主义之中的都是对资本主义有益的
2,
这种观点显露出马克思主义功能主义的
哈特曼，巴雷特则激烈地批判道菲，他们互相对立。
2巴雷特在此意义上（唐突且不谨慎地）使用的"功能性先行条件”
（functional prerequisite ）这一暗示性的词是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用语。
色彩。
无论是哪种情况，统一理论都是认为资本主义不允许存在外部和例外 的全局体系，一切都要从属于它，这在某种还原主义上是共通的。与此同时，从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全局理论并不承认其理论有无法涉及的外部及例外这点上来看，统一理论拥有逻辑共通之处。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确接受了女权主义的挑战，但是如果能详细且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应该完全能够解释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父权制”和“再生产”等概念。为此，他们依据的是与女权主义几乎同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复兴，特别是阿尔都塞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家务劳动论争”初期的教条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时，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一味地排斥并试图将其驱赶出去。与之相反，更加精炼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这次试图彻底地包容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概念。因为对他们而言，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完全”的理论。道菲不接受巴雷特和麦金托什的批判，反而讥讽他们：“由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全局理论，所以只能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们秉承的是“宗教般的态度”
[Delphy, 1980
：
83]
。在为了证明“存在于资本主义中的都是对资本主 义有用的”这种“功能主义式一目的论式”命题时，马克思主义者遇到了新的问题。他们曾经假设过单纯的资本主义一元论~- “资本主义使家庭分崩离析”,这次他们要回答的是正是在资本主义之中，家庭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non-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他们也认为就连家庭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是如何存续下来的，并且他们被迫要证明家庭这一私有领域的存续比解体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更大的利益。
资本主义中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家务劳动论争(至少对于试图将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归入马克思主义的 分析框架中的人而言)以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就家务劳动这种资本主义下的非资本主义式劳动是否对资本主义有益这个问题提供了解释说明。
它提出了以下问题：
劳动力的私有再生产对资本主义是必不可缺的吗？劳动的商品化 理应是经济之事，但科人劳动为什么没被商品化却被保留下来了呢？究竟是谁从女性进行的私人劳动中获利呢？
［Fox, 1986
：
183-184］
答案多种多样。伊娃•卡鲁任斯基就家务劳动论争在《用理论擦地 板》
(Wiping the Floor with Theory)
［ Kaluzynska, 1980 ］
这一标题诙谐的评论文章中自己先进行设问，即“资本主义从无偿的家务劳动中获取了物质利益了吗？如果是的话，那是如何获取的呢？”她将该问题的回答划分成四种：
第一，回答“是”的科斯塔和詹姆斯
［DaliaCosta&James, 1972］
。 他们的回答是：家务劳动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因此占据资本主义的核心位置。
第二，回答“是&否”的一例为塞科姆
［Secombe, 1974］
。家务劳 动虽然是非产生性劳动，但承认它为生产价值的劳动。
第三，回答"是&否"的希梅尔维特和莫胡［
Himmelweit&Mohun, 1977］ o
他们认为家务劳动的的确确是生产价值的劳动，但其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因此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
第四，回答“否”的加迪纳、希梅尔维特和麦金托什［
Gardiner, Himmelweit & Mackintosh, 1975
］以及库尔森、马格斯、温赖特等［
Coulson, Megas & Wainwright, 1975 ]
。他们主要认为，家务劳动在资本主义的外部，将家务劳动对应于阶级分析用语的行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滥用,这构成了他们对“家务劳动价值生产论”的批判。
[Kaluzynska, 1980
：
42-44]
讽刺的是，达拉•科斯塔、詹姆斯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女性压迫 问题上的缄默态度表示了愤怒；另一方面，她们这些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将马克思概念单纯、直截了当地套用于家务劳动问题上，因此他们反倒是相信了马克思理论的全局性。对此，惊慌失措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劝告道，无知致使坚定的女权主义者错用和滥用了马克思主义概念。与此同时，从这些回答中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对这些挑战持保留意见，即认为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但是有用的，或者说虽然不产生交换价值但产生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试图与女权主义者发起的挑战达成和解，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将所存在问题的认识看法归进马克思理论范围之内。
试图将家务劳动用马克思主义用语解释的这些努力都反映了他们的立 场，也就是家务劳动私有特征的存续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
资本主义为何将重中之重的商品、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置于非
资本主义之下呢？
[Blumenfbld&Mann, 1980
：
273]
布卢曼菲尔德和曼恩自问自答道：
资本从个体家务劳动的维持，继而从个体家庭的维持中获取了经
济利益。[同上：
302]
将家务劳动委任于私有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有益之处在于，一般来说 “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代价过高”
o [Hamilton, 1986
：
145]
资本主义虽然成功地渗透到近代社会中的众多生产领域，但却汝 能完全渗透到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小商岛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下,如果将这些领域社会化的话，资本家将负担不起该成本。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无法承受问题如此之多的生产领域。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家务劳动就会被替换为被商岛化的劳动形态（比如领工资工作的托儿所劳动者）。这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间接地提高“劳动者作为阶级的生存水平”，因此会直接导致资本利润下降这一结果。
[Blumenfbld&Mann, 1980: 301—302 ]
希梅尔维特和莫胡更进一步地指出，将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本身进行 商品化的行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自杀行为。
如果说商品生产的基础使人类集团的诞生成为可能，那么劳动 被统一管理的这一制度，准确来讲恐怕很难再被称为资本主义。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地雇佣劳动者这一阶级，也就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出售给任何一位资本家都是自由的。
[Himmelweit&Mohun, 1977: 25
.强调处为引用者所加]
所以，资本主义“并非像汽车制造业一样，它不是生产人类的制造 业……资本主义无法选择将劳动力置于资本主义之下来生产”
[Kaluzyns-ka, 1980
：
47]
。所以正如赛科姆所说：
公和私的分离，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
[Seccombe, 1986a
：
255]
如此一来，统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至上的条件下）成功地解释了 家务劳动一直具有私人特征的问题。家务劳动的非资本主义的特征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既不是矛盾的又不是不相关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而言，它既非是其理论外部的又非其受挫败之处，它是资本主义需要的且是恰如其分的存在。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理论：资本主义需要全职的家务劳动者一家庭主妇的存在，反之而言，家庭主妇支撑着资本主义。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女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 得到女性解放。
［Blumenfeld&Mann, 1986
：
302 ］
所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再次成为女性解放唯一的必经之路。
父权制的构成
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二元论来立论,需要承认父权制是独立的领 域。根据它所在的社会领域，二元论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第一种看法认为意识形态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且父权制应当是一种 意识形态。这体现了阿尔都塞之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概念
［Barrett, 1980］
。在女权主义之中，精神分析和文艺批评等对文化主义式研究(
culturalist approach)
有着巨大的影响
［Kuhn, 1985
；
Mitchel,1975 ］ o
第二种看法认为在社会生产领域之中存在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父权制生 产方式。也就是道菲、哈里森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外部存在其他生产方式领域
［Delphy, 1980
；
Harrison, 1973 ］
。另外还有哈特曼的观点，认为它是贯穿于资本主义内部并与其相交错的存在
［Walby, 1986］
。
父权制所依据的物质基础，最根本就在于男性对女性劳动的统 治。
［Hartman, 1981: 208 ］
哈特曼从女性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特殊关系出发来探求该问题。在 资本主义之下,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在贯穿于所有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差异表现为职业中的性别隔离。所以，资本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男性控制女性劳动的(父权制的)一种形式。
就这个问题，道菲提出了作为父权制物质基础的“家庭内部生产方 式"这一独立的概念
［Delphy, 1984］
。道菲的理论要点在于，父权制是固有的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关系之下，女性的劳动被男性占有，她们作为受剥削集团形成了性阶级。
哈特曼与道菲相同，都认为父权制的非资本主义的特点在于其固有 的生产方式。他为了强调资本主义与女性劳动的固有关系，放弃了家务劳动“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这一说法，而是将其定义为一种更保守的概念，也就是，“从属的生产方式”
(client mode of production)
o
道菲的讨论对于父权制的独立性及其物质基础的说明是最为彻底的， 也正因如此，她受到统一论者最为苛责的批判，这些批判尤其集中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相对于资本主义独立的程度这一问题上。
批判的第一点在于，一个社会经济构成体中是否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 原理相异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资本主义占有优势地位的结构。马克思自身也承认，资本主义之中存在小商品生产者及非资本主义的劳动。就连激烈批判道菲的巴雷特也勉强承认”在一个社会构成体中可以同时存在多种生产方式”
［Barrett&McIntosh, 1979
：
99］
。特别是在对第三世界发展的研究之中，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共存及其分割方式决定了当今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结构”
O
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中也诞生了这样的多元看法
I
。
然而巴雷特主张,“倘若能够决定在多种生产方式之中哪个占优势地
位,
那么也是一方由另一方来决定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建立二元论。另一位批判道菲的学者莫利纽克斯也提出，即便承认父权制这一概念，
倘若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共谋而压迫女性，那这一体制究竟有 多少独立性呢？
[Molyneux, 1979: 15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统一论者一般都在承认复合体制的存在的基础上，最终来否定这个论 说。对于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是唯一终极的存在。
第二点争论在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是否真的是“男性对女性劳动 占有(
appropriation) ”
的物质基础。通过结婚这一制度，男女形成了统治和从属的阶级关系。道菲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妻子离婚后除了变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其他的生存手段的话，那么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妻子其实并不与其丈夫属于同一阶级”。
如果说妻子做着无偿的家务劳动是为家庭做贡献，而丈夫自己劳 动所得的货币收入同样也是为家庭经济做贡献。那么可以说妻子“占有"了丈夫的劳动吗？
[Molyneux, 1979
：
18 ]
且如果说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主要面向孩子和老人的话，
我们可以将孩子、老人和残障人士看作是剥削(女性的)人吗？
[Barrett&McIntosh, 1979: 102 ]
1在卡尔•波兰尼的记述中，社会体制并非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而是"交换方 式”，他承认从"古代的交换”到“资本主义市场”这一过程是一种发展阶段的学说，但同时指出这不仅是从一种交换体系转换为另一种交换体系,而是将古老的交换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与"支配的交换体系”共同存在。
这样的批判不过是无事生非，道菲对此的反驳更加严苛：
正因为他们（巴雷特和麦金托什）几乎没有理解“占有”这一概 念，他们甚至都没有分清为谁做贡献和被谁占有其贡献中的劳动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Delphy, 1980: 12
.强调处为原作者所加］
莫利纽克斯说，”结果不过是我们都被妈妈剥削了嘛”，这与将性统 治正当化的男性的那些通俗看法并无差异。由于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家庭中女性的无偿劳动，所以男性无论以何种方式带回家庭的货币收入都与之无宜接关联。他也许通过雇佣劳动来获得货币收入，也许获得利息和分红收入。他也许是资本家，也许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利益。他也许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与其他男性一同从属于某一阶级关系，但至少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中，他面对一位女性时是处于统治阶级立场的。
巴雷特和麦金托什进而批判道，道菲的概念形成于基于法国小农民的 研究,所以无法推论至都市化和工业化都已完成的、几乎没有农业人口的英国这样的国家。这里仿佛在暗中批判“落后的法国”，这种批判只能说是吹毛求疵。然而道菲的论述要点可以证明，从小农民推论至都市生活中的家庭劳动，在原理上与农业经营的父权制生产方式并无不同。只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历史形态有所不同，所以家务劳动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界限有所变化而已豎
争论的第三点在于“性阶级”这一概念。如果承认“家庭内部生产方 式”这一概念，那么在这一生产关系下，男女则是阶级对立的关系。这就会归结于这样的理论，女性构成了同一物质基础之上的一个“阶级”，所以其阶级敌人是男性。这又意味着实践性的、政治性的结果：（
1 ）
女性
1不仅是道菲无法划分生产劳动和消费劳动的界限，大多数的女权主义者人类学家都 反复说明了这一问题，且•"家务劳动”的内容不过是历史式的定义而已。首先应当与男性这一“主要的敌人”
[Delphy, 1984]
进行斗争；(
2
)
所以为了斗争，应当组成一个只有女性参与的独立的政治运动(
autono-mous women's movement)
o
这_实践性的、政治性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有巨大的分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女性总是在歧路中分裂，即是否应当与男性一同参加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应当组成只有女性参与的运动。芭芭拉■埃伦赖希(
Barbara Ehrenreich)
颇带讽刺地定义道：“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与女权主义者两者)举行集会之时，出动比别人多几倍人数的人。”
[Young, 1981
：
64
.括号内为引用者添加]
巴雷特和麦金托什认为，首先，将男性看作是“主要的敌人”的这 种看法是错误的
I
女性的斗争首先应当是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他们批判只有女性参与的独立的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男性也同样责难道，只有女性的运动对于左派而言是”分派”的运动。他们既不喜欢“家庭内部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下的独立性，又不喜欢女性运动在左派阵营之中的独立性。虽然巴雷特和麦金托什批判了道菲无视“女性之间的阶级差”,然而道菲的观点在于，尽管女性之中存在着阶级差，但在与男性的关系之中，她们共同面对同样的“性阶级”利害等问题。
对二元论的拥护
分类整理了统一理论和二元论的沃尔拜追溯了两者的对立,并站在拥 护二元论的立场上。
1对将男性看作为"主要的敌人”的反感不仅在女权主义者之间，当然在男性之间也 颇为强烈。这是因为，明明是在批判作为集团的男性所占的组织性优势地位，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将此误解为个人攻击或对个别男女关系的批判。
（统一理论的）难点在于只有一个主要的解释变量。
[Walby,
1986
：
30]
统一理论的难点如下：第一，无法导入性这一变量。即便证明了家 务劳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的压迫且对资本主义有益，但仅凭这一点无法解释为何家务唯独分配给女性。第二，家务劳动通常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这一目的论式的假设常常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二者关系调和的产物。这会使得其中的对立和矛盾隐形而不为人所见。第三，家务劳动论争的十年，也是全职家庭主妇急剧减少、女性进入雇佣劳动市场的历史巨变的时期。统一理论姑且证明了 “全职家庭主妇为资本主义的维系做出贡献”这一命题，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又要回答“资本主义是否真的需要全职家庭主妇”这一新的谜题。统一理论在历史变化的解释上暴露了破绽。
布卢曼菲尔德
（Blumenfeld）
和曼恩（
Mann）
认为，家务劳动的私人 特征基本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但同时也承认其中的矛盾。
资本主义式的积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成商晶的生产，即 把生产价值的劳动力禁锢于私人家庭之中，并用非资本主义式的方法来持续进行商晶的生产，而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出现。
[Blumenfeld& Mann, 1980: 302 ]
然而，“资本主义渗透到家庭的每个角落”
[Braverman, 1974
]这 一补充式假设解决了这种矛盾。这里“市场对家庭的渗透”是通过以下两个方式进行的：第一，家务劳动的众多部分逐渐被商品化；第二，市场越发需要女性的雇佣劳动。根据布雷弗曼（
Braverman）
的说法，这就是”资本主义使家庭分崩离析的长久以往的不可逆的过程”[同上]。
统一理论的学者们初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主张全职家庭主妇 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然而随着全职家庭主妇的存在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他们快速地将争论的焦点转向女性的“双重劳动”
(dual labour)
和“劳动力预备军”
(reserve anny)
等问题。统一理论曾经证明了全职家庭主妇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有益的，如今需要证明兼职家庭主妇一劳动者的存在对资本主义是最为有利的。这期间所发生的历史变化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方向”，进而解决了统一理论的一贯性问题。
然而，统一理论再次露出了两个严重的破绽。
第一，他们越是运用统一理论以相互依存的过程来解释“双重劳动” 下对女性的压迫(作为无偿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其非资本主义式特征决定并加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雇佣劳动者所遭受的歧视)问题，就越是不得不承认在劳动市场中性这一要因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并非资本主义决定家务劳动，反而是家务劳动决定了资本主义下的女性劳动。父权制式的资本主义
(patriarchal capitalism,
即贯彻性统治原理的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式的父权制
(capitalist patriarchy,
即由资本主义统治的父权制)出现。各种理论百家争鸣，如女性的“劳动力预备军”论说、“职业性隔离"(
job segregation)
论说、"双重劳动市场"(
dual labour market
)理论等等，这反倒越发印证了在资本主义之下，作为集团的男性(不论阶级)对作为集团的女性进行剥削的这一性统治机制。
第二，还剩下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究竟是想要维系私人家 庭，还是最终想要使其解体呢？只要统一理论是目的论式的逻辑构成的，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仅如此，还会陷入维持现状的非历史性讨论。
对父权制可行合理的解释是，它是某个历史形态的产物，而且 必须以特定的生产方式来解释其固有的存在形态。
[Beechy, 1987
：
114]
维罗妮卡•比彻论述道:“既要否定父权制是独立机制的这一说法， 又要否定父权制是可以还原到资本主义的这一说法。”
[Walby, 1986
：
29]
最终，比彻在这十年之中硕果累累，她围绕英国女性劳动市场的固 有发展方式开始了历史实证性研究。沃尔拜虽然对比彻的想法感同身受，但仍旧批评道，认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只可从固有的历史形态来论述，这种方法是“个别假设”。虽然如此，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比彻对于理论的多元性
(theoretical pluralism)
十分谨慎，但同时也 给予了该理论坚定的支持。
在女性压迫这一问题上，初期女权主义的理论分析追求统一理 诰。与此不同，当下的理论囊括了围绕性差与性统治的各个角度。理论的多元性在形形色色的领域中有力地推进了女权主义者的分析。
[Beechy, 1987: 16 ]
补论对批判的回应
本书的一部分原稿内容是《思想科学》杂志上的文章——《马克思主 义女权主义》
（1986—1988 ） o
连载结束后，有一些针对我的批判，在此我对其中的一部分批判作岀回应。
批判来自于两个阵营，一部分来自女权主义者，另一部分来自马克思 主义者。前者除了江原由美子有批判性的评价之外没有值得一提的意见;而后者中有久场嬉子、竹中惠美子、中川角（中川
X5
）,伊田广行。除此之外，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对我的批判，但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论述有渡边多惠子、古庄英子等人。这些所持不同立场的人数比率出现的不均衡本身就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无知或没有兴趣,而马克思主义者把我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看作是某种挑战或偏隘。
索科勒夫的《在金钱与爱情之间》的译者江原由美子，她在
1988
年 发表的《向女权主义理论的邀请》［江原，
1988］
—文中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下赞赏，“（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拥有准确定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的——引用者添加）逝代社会机制的二重性'的理论武器”,在此基础上，她接着补充道：”但是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流派批判它陷入了二元论之中。”［同上：
24］
但不明确之处在于，她的观点究竟是与“来自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流派”的批判一致，还是仅仅单纯地指出事实而已。倘若是为了说明她所提出的“近代机制的（公与私之间的）二重性”的话，那么完善二元论理论才是应该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只是将原本以二元论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东西当成一元论式的话，那么即便被指出“陷入一元论的批评”也是在所难免的。二元论并不比一元论理论精炼度低。从二元论的立场出发来看，一元论反而不过是将二元论式的现实过度简单化的还原论而已。
她进一步指出，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点在于“该理论的 实践性效果不够明确。在实践战略的提出上，理论的复杂性带来了负面效应”
o
［同上：
24］
对此，我的回答如下：第一，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并没有如江原 所指出的“理论如此之复杂”
o
比起已被梳理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争论来说，激进女权主义错综复杂的争论更加复杂且晦涩难懂。第二，虽然与简单且一元论式的自由女权主义及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相比，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二元论式的理论结构的确是“复杂”的。但是它只是尝试将复杂的现实以其原本就复杂的面貌呈现出来而已，其复杂之处不在理论而在于现实。
对于江原对“实践效果”提出的质疑，我觉得无需赘言。我认为，关 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实践结果”,
第
对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就是要求其承认女性的自觉式运动；第二，对女权主义而言，意味着女权主义者的革命不再仅仅是心理主义、文化斗争而已，而必须是颠覆“父权制物质基础”的实体性革命。这种“实践效果”无论是在条理上还是方向上都无可置疑。对于将此称为“复杂”且“不明确”的江原而言，我们与其批评她的理论倒不如让她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没有弄明白”比较好吧。
从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间接批判 的有田嶋阳子的“批判带头衔的女权主义”［田嶋，
1989］
。“带头衔的女权主义”是指像“生态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实际上仅指这两个）在女权主义之前另加有形容词的意思。田嶋认为，只有激进女权主义才能称得上为女权主义，其他所有的“带头衔的女权主义”都是对原始女权主义的修正和倒退。她继承了激进女权主义的性统治一元论和对压迫的物质基础（下层建筑）的理解的缺乏。江原由美子在《女权主义论战》（
1990）
中对田嶋所谓的“反带头衔的女权主义”进行了批判，我在此就不详细论述了。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自由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的批判，就正 如道菲对文化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论述的那样，女权主义革命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思想的变革，而一定是制度和下层建筑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才是从激进女权主义的父权制概念出发，发现了 “父权制有其物质基础”的理论的流派。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阵营又如何呢？本书雏形时期以类似单册的 形式而面世的《资本主义和家务劳动》［上野，
1985
］曾经受到了来自《赤旗》的责难，他们批评我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解。除此之外，并没有受到诸如此类的来自男性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恐怕那时他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视为“挑战”,甚至他们对女权主义本身就无知且毫不关心吧。
我所收到的反馈几乎都是来自女性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深受女权主 义洗礼的年轻^性学者。
在日本，久场嬉子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她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课题》［久场，
1987
］字数繁多的注释中对我关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解进行了细致的批判。
上野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美国女性学的基础之 上的，这是她理论的一大特点。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复兴是在马克思复兴潮流中诞生于欧美的，特别是以英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这与上野的理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上：
227］
但是，这样的批判并没有切中要害。
1986
年之前我确实一直主要引证 索科勒夫的思想，但是，索科勒夫本身受英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理论的影响。另外，我自己翻译的库恩和沃尔普的著作《唯物主义和女权主义》
［Kuhn&Wolpe, 1978］
就是在以
20
世纪
70
年代的伦敦为中心的、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圈内激烈的家务劳动论争之中诞生的。
然而，
70
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得到了升华，特别是深受 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巴雷特、莫利纽克斯、杨等人，他们的理论均是
1987
年后才提出的。索科勒夫坦白道：“从本书刊载发行的时间也知道……这是在我表明自己立场之后的事了。”这表明他
［Sokoloff,1980
：日译本
239
页］也开始意识到那些“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的流派”的存在。可以说，当时我也一并接受并继承了索科勒夫的局限。但是，那之后事情的走向让我产生了对久场的批判多少需要进行一些回应的想法。我为久场仅止步于批判而没有进行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内涵的原创性探索而感到惋惜。
竹中惠美子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吗？至少在
1983
年时，从她支 持包括劳动力商品在内的商品生产一元论观点上来讲，她是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与我的意见交换之中也显示出她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让步。到了
1985
年，她似乎是认同了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辩证法”，这也包含二者间是相互矛盾的关系。在
1989
年的论文中，她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二重机制论”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倾向性的”的介绍主张的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是二重机制论，因此而提出了异议。
在我国至今有关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问题上，上野千鹤子对马 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进行了尽心尽力的介绍。她主张将其作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二重机制论来思考。她的观点似乎已经普遍化了……但这只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论争的一种潮流，仅从这一种观点上去思考会使得问题单一化,并可能会让我们忽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原本丰富多彩的设问。[竹中，
1989
：
4]
我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时，已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也明确解释了在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之中我选择二元论而不是统一理论的依据。我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当作我分析问题的工具，并不是为了介绍各种理论潮流而写这些论文。如果竹中担心我所支持的二元论成为“一种潮流”的代表，“仅从这一种观点上去思考会使问题单一化”，那么她大可以尽全力去介绍“这以外的潮流” “丰富多彩的内容”
o
稍稍整理一下论点，她所谓的“丰富多彩的内容”是指由于我体现出来的“混乱”的论述，所以在探讨各种论点功与过的基础上，她得出了我选择“二元论的方法”这样的结论。
竹中的意图似乎是拥护与二元论对立的统一理论。但是，竹中真的是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之中的统一理论家吗？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是不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首先必须认同激进女权主义的各个前提，即“父权制”的概念与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在我看来，能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同等而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真 正的统一理论家还没有出现。像主张统一理论的巴雷特、杨等学者，一边说着两个概念的“统一”,实际上却由于“将父权制归于资本主义之中”而陷入了资本主义一元论。
索科勒夫说道：
有趣的是，关于给女性生活带来影响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两 个自律性机制，有人批判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这种理解是二元论式的。对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持批判态度的还有……处于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与后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中间派。持中间派立场的主要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派别。他们认为父权制比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思考的还要复杂，他们深受后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观点的影响。但与前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相同，在对女性生活中矛盾问题的理解上，他们仍旧认为其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方式。
［Sokolofi
；
1980
：日译本
260-261
页］
索科勒夫的这番发言也许正适用于竹中。
竹中进一步说道:“上野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解与上野自己所 尊崇瓠 与自己看法最为相近的索科勒夫完全不一样。”［竹中，
1989
：
4］
其根据是，对于我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挫败”的“包含市场外部广义的经济概念的理论化”，索科勒夫则将之“看作是发展”
o
更明确地说，这是因为索科勒夫没有像我一样评价马克思主义。但是，竹中为此所引证索科勒夫的文章——“马克思自己对此都没有充分地论述过女性作为社会创造性存在的相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个侧面展开论述的任务委派给了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女权主义者们。”
［Sokoloff, 1980
：
74,
日译本
95-96
页］这与我的主张有哪里不同呢？将索科勒夫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盲点视为”局限”或是“今后有进一步探讨研究空间的课题”,这些与“马克思自己都没有充分地论述过”的区别，二者只是语言措辞上存在不同而已。这是因为就连我自己都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之后才接受了为了超越其“局限”而进一步扩展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任务。
以下发言完全展示了竹中的立场。
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完备的机制。如果不把父权制的结构视为与 统治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话，就不可能理解其内部的自我运行。［同上：
17］
女口果资本主义是“自我完备的体制”,那么就要否认资本主义的“外 部”。父权制不是受资本主义“外部”影响的、非资本主义式的变量，它是资本主义下的一个要素。竹中虽然引用了比彻的“’经济'概念的范围应该扩展至包含家庭领域”的观点
［Beechy, 1988
：
51
；竹中，
1989
收录：
21］,
但包含她在内，谁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在此现实之中，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备性”只能是一种想要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全局性”的意图而已。正如哈特曼所言，“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低估了父权制的力量及其灵活性，还高估了资本的力量”。
［Hartman,1981
：日译本
69
页］
伊田广行的二元论批判最为彻底。他发表了名为《父权制资本主义与 性别歧视机制■~以探讨上野千鹤子的二元论式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为中心》的论文，他的论文“从统一理论派的看法，对上野千鹤子的几篇论文进行了批判性的检讨，并通过这样的探讨明确了上野的理论引入方法有失偏颇”
o
［伊
E0, 1990
：
1］
他称我的二元论为”非辩证法式的二元论”
o
他认为辩证法就是“运 动、发展是通过自我运行自我发展而实现的”。［苏联科学学会哲学研究所编，
1974
：
126］
他对于辩证法的定义与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不同，他不过是照搬了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我们暂且先将这莫名其妙的事放在一边，这里的重点是他的观点与竹中如出一辙，认为资本主义是“自我完备的机制”。因此，其“自我运行”的过程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而他认为这是我在“资本积累论问题上的无知”。资本主义超越市场，其“自我完备的机制”指的是总资本——国家垄断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如同绘图一般，展现的是计划协调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读。因此，他认为，在初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在工厂法确立之前“不断摸索的时代”、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存在矛盾的时代，不过是历史的趣闻(
anecdote)
。 但是通过“不断摸索”变成可能，这本身就证明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所达成的历史性“妥协”有可能存在着其他方式。
根据伊田所说，所谓辩证法，大概必须是单一之物的“自我运动”
o
的确，这与黑格尔所定义的“世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较为相近。然而索科勒夫的辩证法是“包含两种事物之间矛盾和调和的相互关系”的较为宽松的理论。在英语世界，
“dialectics”
一词多意为“对话式”的意思，并非一定沿用了黑格尔学派的意思。索科勒夫所用的
“dialectics”
这一词语体现了女性的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并不是“单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是”包含两种事物之间矛盾和调和的相互关系”
O
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全局式的自我完备机制,这似乎对马克思主义者而 言是极具诱惑的。按照伊田的想法，这一机制就是国家、家庭从属于资本主义(是为了资本主义而存在的)。
然而,
资本和信息跨越了国境。随着柏林墙在眼前倒塌，我越来越坚 信资本主义存在着局限。国家和家庭都在资本主义的外部。也就是说，总资本并不等同于国家，在“国民国家”这一历史的某一时期之中，它与产业资本主义调停所达成的国家形态已变得与资本格格不入，并且它们开始发生冲突，而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正是这种冲突的存在，反而让我们知道了国家与资本原本就并不一定是和谐存在的。
资本主义与家庭的关系亦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为何在资本 主义之下家务劳动是无偿的这一历史固有形态提出了疑问。伊田忽略了这一设问而认为“家务劳动的无偿性是内在于机制之中的”[伊田，
1990
：
注
(13)],
他批评我是“无历史的”，而我认为他才是非历史的。
在《家务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川，
1987]
—文中，中川角 批判了我的论述，并指出“劳动力”这一虚拟商品从最初便包括非资本支付的“无偿劳动”，所以对比“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和“雇佣劳动的有偿性”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强调薪金包含雇佣劳动者的无偿劳动，也是将论述基础置于家务 劳动之中的女性解放论的一部分，这对于攻克其论述的理论性不足之处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近年来，一般的论述导向在于将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对女性餉压迫归因于性别分工之中，主要是针对女性被迫无偿承担家务劳动这一问题。因为许多论说都在对比和强调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和雇佣劳动的“有偿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看法太过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下家务劳动所包含的问题，而忽视或轻视了雇佣劳动中包含的无偿劳动。为了制定女性解放的正确战略，不该对比家务劳动的无偿性与雇佣劳动的“有偿性”，反而应该探讨家务劳动和雇佣劳动双方无偿性的关联之处[同上：
47-48 ] o
中川的论文基本上全篇均是为了印证雇佣劳动的“无偿性”，也就是 劳动和劳动力之间不等价交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再阐述。论文指出，对于资本而言，无论是雇佣劳动还是家务劳动，其“无偿性”是平等的，这就再次掩盖了相对资本而言家务劳动的固有性，这又回到了 “女权主义者的设问”。对于中川而言，资本平等地剥削男女双方，这种剥削没有性别歧视。这种极端的资本主义一元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最初就
1这之中也包含我的看法。请参照中川的论文注
(43) 和(
24) 。
开始批判的。
同时，渡边多惠子也在《阶级斗争与性别斗争——答马克思主义女权 主义者之问》的一文中写道：
我要深刻地强调，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作为阶级斗争的主 要组成部分，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是存在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党的阶级斗争一元论者。［渡边，
1987
：
151］
即使是在渡边的论说中，她也没有论证性别歧视的斗争为何必然是阶 级斗争（或者反之）。渡边精准地指出，“不与性别歧视做斗争的，是工会官僚、所有组织的官僚、高薪男性劳动者以及政治分裂主义者。将那些主张与性别歧视做斗争、主张男女协作，并试图对抗资本统治的行动派女权主义者称为组织分裂者、政治分派者等等，这种做法是毫无原则的”。
［同上：
151］
她的批评虽然正中下怀，但实际上即便是在英国劳动运动 之中，被扣上“政治分裂主义者”的帽子的还是女权主义者。在劳动运动之中，通过性别歧视来保护男性劳动者的既得利益，这也就是渡边所说的
“毫无原则”
o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无论是否承认女性是“自 律的组织"（
autonomous institute）,
她们总是被当作战略争论的靶子。而且即使在劳动运动濒临危机的时候，无论何处，女性独立运动常常被责难为”分派”运动。
渡边写道，“不要害怕'妇女分离主义，,妇女解放是妇女的事业。 季米特洛夫（
Dimitrov）
倡导大胆地尊重妇女主导权”［同上：
149］
。然而即便是渡边这样具有强烈意愿的女权主义者，仍然主张“对资本的斗争即是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对性别歧视的斗争即是对资本的斗争”,这是_种对尚未论证过的统一理论的期待式言论。她写道，“劳动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大会的干部席中，竟然没有一位女性，这是种耻辱”
o
［同上：
151］
然而她应当分析的正是在现实中产生“耻辱”的机制。而且正是女权主义为她们这些女性社会主义者将焦躁转换成语言提供了概念方法。但她们仍然像往昔顾及男人的面子一般，不愿意向女权主义理论学习。
女性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大多集中于问题本身 的解体、预想的破产等等。在这些问题之中，古庄英子在《如何解决母性保护论争——如果扬弃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古庄，
1987］
—文中的论述独树一帜。她写道：“我一点都不想去追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我来说，女性的解放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环。”［同上：
21］
她同时也对（山川）菊荣的观点表示肯定，也就是“作为劳动者阶级，男女是平等的”
o
而这也就意味着“到头来我不过是站在了男性的一方，加重了对女性的歧视”［同上：
19］
。
没有劳动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女性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解放就 没有社会主义。与我对立的不是劳动阶级。如果说连劳动阶级都解放了，那么对所有女性的剥削也会终结，这种说法不过是男性的独断而已。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二者需要的不是折中，而是扬弃。
［同上］
关于古庄的论述，无论是“没有劳动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女性的解 放”这一女性社会主义者的信仰，还是“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充满乐天主义的论说，我都无法苟同。没有“女性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没有”女性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曾经存在过。我们姑且不去管那种革命才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强词夺理，单就其不去探讨“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中的“性别”问题这一现象，就已经暴露了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劳动者解放”的理想中早已存在对女性的压迫了。
除此之外，金井淑子也批判我道：“上野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没 有她本人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金井也没有详细论述哪里没有）她的批判,以及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人们的批判与统一理论家莫利纽克斯对道菲的二元论观点的批判如出一辙。
她的作品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论说……然而人们所 抨击的是她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太过于简单化且太过于戏剧化了。
[Molyneux, 1979:
日译本
30
页]
竹中和久场批判我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定义为
T9
世纪的思想”，并 且认为我没有理解阿尔都塞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复兴。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似乎是，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而成长，也逐步灵活地囊括了马克思本人都忽视的性和家庭的问题，他们认为它是全局式的思想（只要有这一项，那么就万事俱备了！ ）
o
然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仍旧）看作是全局式思想，这不是无中生 有的。只要当今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就仍然有效。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全局式的”
o
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局性的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高估，只能说是一种反讽。人们仿佛是陷入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局面，好像只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全局性，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全局性似的。
但是，资本主义真的像他们所相信的一样是“全局式”的吗？换句话 说，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一元论式的且是自我运行的吗？与经典资本主义社会论和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在社会史和家庭史中明确地发现了资本主义尚未渗透而残留下的非资本主义的领域。资本能够有效地运作并非一定意味着该领域即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那种“现存的所有事物都是被资本主义所允许的”观点，就会导向令人畏惧的功能主义一元论。
当下，国家与人种等市场外的要素逐渐强化了与资本的冲突，我越来 越深刻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是有局限的。那么，倘若否认资本主义是有其局限性的体制，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拥有打破该体制的希望呢？
本文完成之后,我又有机会拜读了两篇谈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 的重要文献，我将在下文论述。
瀨地山角在《家庭主妇的诞生与变迁》［瀨地山，
1990b ］
这一有趣 的论文中比较研究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东亚三地的“家庭主妇和女性劳动”。诚然，日本方面的研究动向曾经是将日本与欧美作对比分析，这样的研究视点还比较匮乏。而且这项研究以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地的差异为研究中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视角。他在文中用“产业主义”
1
这一概念代替“资本主义”，试图探寻“国家与产业主义、父权制之间的关系”［同上：
23］
。在这一分析方法中，他将国家视为重要的“行为者”这一态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国家论不足之处的批判，又遵循了其可行之处，将“父权制”看作独立的分析概念也是其可取之处。然而他将“产业主义”与“父权制”二者的关系还原为“经济和规范”这一最为正统的（也可以说通俗的）社会学二元论。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主张“父权制”不是米凯莱•巴雷特所说的单纯的“规范”一“上层建筑”，而是具有物质基础的”下层基础”
o
他的分析本身关注了家庭与产业社会之间女性劳动的分配
（allocation）
这一实证性问题，所以“规范”是伴随“物质基础”的。另一方面，所谓“产业主义”一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日本式产业主义/韩国式产业主义，他都没有将其变型视为意识形态和文化“规范”。所以，以性主导下的劳动分配来阐述父权制“规范”的文化差异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他自身
,"产业化（产业主义）”的概念“包含了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置 于较低位置”的含义，从它没有涉及"生产手段的所有形态”这一点上来看，这个词是更加彻底地成功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用语。
想要保持论证的二贯性，那么他就应该认为“父权制”与“产业主义” 相同，都是制度的实体，而且是根据其变型所衍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形体。
瀨地山承认了 “父权制”这一概念，但转而又将其降格为“规范”。 他仿佛不情愿地采用了这一词。从以下之处可以看出他缺乏对“父权制”概念的物质基础的理解。
比如说，阶级这一概念。原本这一词应用在社会学等领域之中，
甚至可以说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概念转变，是无法使用这一词的。但这 一词简简单单便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被引入了讨诰，比如“女性可以说是阶级”
O
这恐怕体现了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的确不高。［同上：
33,
注（
4
）
］
这句话存在很多问题。第一，“阶级”这一概念原本并没有应用在 社会学中。第二，关于“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概念转变”就无法使用阶级这_概念，对这一说法我也深有体会。然而迫使“一定程度上的概念转变”的是“女性一阶级”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引入”
o
第三，瀨地山似乎宣称“阶级”这一概念完全是无效的，但我与他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国际分工、性别分工以及原本意义上的阶级分工，在这三者交错的关系之中，人种与性和阶级概念相并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外一点重要的批判是自称劳农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川副诏三所寄来 的《回答女权主义的挑战》。这本书的副标题为“写给上野千鹤子的理论一一来自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该著作长达
441
页。他这样阐述自己著书的动机，“女权主义所提起的思想上、理论上的各种问题是具有建设性的，是在有关人类解放的社会科学理论中质问根本原理的、带有激进色彩的设问。而且，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不是停留在本质上止步不前，而是将整个人类历史纳入视野的全面性的思考”。［川副，
1990
：
5］
他所探讨的主要对象就是我本书的雏形，也就是我在杂志《思想的科 学》上的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一其可能性与局限》。针对我的文章，他进一步作了以下解释：“这篇论文主要就本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且具备一定的批判性。从这些方面上来看，这篇论文是较为出色的，因而要找到比它还合适的探讨对象是相当困难的。”［同上：
5-6］
川副的著作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定义、女权主义的问题意识以及 认识论。就其全面性、彻底性上而言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迎战”我的、反响最大的论著。我对他长达四百多页篇幅中所包含的激情与真挚谨表敬意。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错综复杂的派别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从其自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正统派（男性）马克思主义者”上来看，想到他一宜受到来自包括我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嘲讽或无视，他的态度又是如此不易。他写道：“能与像上野一样据理力争，并且能全面地提出问题的理论家相遇，才使得我第一次写下这一主题的文章。我从上野身上受益良多，想对她表示感谢。”［同上：
10］
我也向忙于实践运动但仍坚持辛勤执笔写作的川副献上我最崇高的敬意。至少，他认同女权主义的问题不是“女人和孩子”的片面，性问题，而是重新回顾整个人类历史的全局性问题，他慎重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为了回应来自这部著作的批判，我需要写一篇论文，或者说以本书一 章的内容来回应。对此我仅就要点作一下简短的论述。川副对我的批判是针对我发表在《思想的科学》上的论文的。该论文与本书相比，二者除了结构不同之外论点大同小异。所以他的这一点批判也同样适用于本书，对此我认为没有必要修改本书的论述。但是针对他的批判，首先我想要彻底明确的是，为什么我们之间会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差异。
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家务劳动”的概念和 “父权制”的概念上。由于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两大概念，所以他的批判正中要害。
在批判的第一点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家务劳 动”这一概念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也是一种虚妄的幻想。他认为我误读了马克思，也就是他认为我将“马克思仅把资本……只出现在市场中的劳动视为'生产劳动'”,误认为是“马克思仅将只出现在市场中的劳动规定为'生产劳动'”。而基于此，他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无事实根据的攻击。这是因为他觉得马克思认为“只要是人类的劳动就属于’生产劳动’”［同上：
98］,
并且我对马克思的误读是源于“女权主义者没有真正彻底地理解何为生产劳动”［同上：
104］
。而这导致了整个家务劳动理论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同上：
104］ o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其最为核心的“家务劳动”概念被指责为是毫无根据的，因此他们必须要加以反击。
首先是有关定义的问题。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劳动”这一定义包 含两层含义：_层是，正如川副所说的，广义上，生产使用价值的所有有用的人类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另一层则是狭义上的含义，对资本而言，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称为“生产劳动”。而这与川副的主张正相反，对资本而言，用是否属于生产性的（即是否带来资本的增长）这一标准来定义它属于“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的，不是资本而是马克思。原本资本主义之中就不存在“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这些术语。要提前声明的是,它们是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所定义的术语。资本中仅存在“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区别。不，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提出“无偿劳动”概念的是女权主义者，对资本而言只有“有偿劳动”才是“劳动”。对资本而言只存在“劳动”和除此以外的事物。因此，就资本而言，家务劳动不是劳动。只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务劳动也是劳动。
其次，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把家务劳动看作为劳动当 然是由于其知晓马克思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如果创造价值的有用的人类活动都是（生产）劳动的话，那么家务劳动显然也是“劳动”
o
正如川副始终坚持说的，“把人类劳动区分为生产性的与非生产性的，这才是资本的不正当性”［同上：
130］,
而他自己却忽视了这一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将家务劳动也看作是人类劳动，并以 此为前提进而努力阐明以下问题，即“为什么资本没有将家务劳动划分到生产劳动之中呢？ ”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解决该问题的答案。尽管如此，就“女权主义者提出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疑问”,马克思主义阵营给出的回答至今为止也仅有高木、岛津等人的观点而已。他们将马克思所定义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奉为真理，并不断重复着这种区别。川副称他们的回应是“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与女权主义者们“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无知”别无两样。川副将他们的这种以其无知而进行的无知回应称为“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不幸的关系”。并且在谈到这种无知时，他总是说，这“不得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庄结果”［同上：
368］
。
第四，川副所提及的“劳农派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对“马克思的真 正理解”，这样看来，他给出的关于“家务劳动”的解释就很不可思议
To
川副将家庭内家务劳动（原意为家务劳动）定义为类似于“自家生产、所得、消费的家庭领域”之中的劳动［同上：
113］,
也由于其存在于“商品的生产、流通、所得的领域”之外，所以这种劳动“不获得酬劳”理所应当。这样看来,他只不过是重复了这个循环式的定义而已。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设问在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下，某些劳动被留在“自家生产、所得、消费的家庭领域”之中呢？川副还认为，“人类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活动是“物的消费”过程，所以与“（物的）生产劳动”不一样。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犯了将非劳动之物称为劳动的严重错误［同上：
147］ o
但是他定义“劳动”与“消费”的区别在于“物的生产”,而从这一点上来看，就连他自己也好像有所察觉地解释道：从“生命的生产”这个观点上来看，物的生产更是也只是生命力的消费过程而已［同上：
153］ o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批判道，正是这种定义，即不将人类生命的生产、再生产称为“劳动”，才诞生出了物的生产占优的这种思想。
第五，对于我将人类生命的生产、再生产定义为“再生产劳动”的 做法，他批判道：“上野总试图将非劳动的事物定义为劳动。这种将生命的生产还原为劳动的做法，只是把人类的所有行为活动还原为劳动而已。无须赘言，这完全是荒谬的［同上：
147］
。”但他的这句话也恰恰证明了他对我的不理解和误读。我用“再生产劳动”这一术语想要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在资本主义下的商品生产是劳动且是被异化的（为资本产生利润的）劳动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下，家庭领域的生命再生产也成了（这里借用川副的说法）被降级的（被异化的）劳动。他谴责我将“马克思认为是资本将家务劳动定义为非生产性的”的这一看法误读成了 “马克思……将家务劳动定义为非生产性的”
o
但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针对我所提出的“是资本主义将生命再生产还原为劳动”这句话，他误读成了
“我……将生命再生产还原为劳动”。当然，“非生产劳动”和“再生产 劳动”这两个术语分别是由马克思和我提出的。但是，让提出这种术语的人背负这些术语本身所包含的否定性含义，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的。我用“再生产劳动”这一词的意图在于更好地记述父权制资本主义下“生命再生产”所采取的方式。把“非劳动的当作劳动”的不是我，而是父权制下的资本主义。并且我想指出的是，由于我们不将它称为“劳动”，并始终将它看作是一种无偿的行为，它才沦落为“二流劳动”。从这一点上来看，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罪孽深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通过
“无偿劳动”
、
”再生产劳动”这些术语，使“二流劳动”至少能得到与
“一流劳动” 一样的待遇，而不是如川副所说，“以上野为代表的女权主 义者们将劳动看作为拜物式的神话”,“为了将女性的行为活动置于同样神圣的地位而把家务、生殖等活动都'升级’为劳动”[同上：
158] o
而且这种对“二流劳动”的误解经常出现，也就是认为它与被资本宜接榨取的“一流劳动”不同，它是“榨取度更少的劳动”，而事实并非如此。但川副并没有理解，女人所进行的”二流劳动”是被置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压迫下的劳动。而“再生产劳动”这一概念则是为了解析这种“双重压迫”而导入的分析概念。在父权制资本主义之下，”女人从事活动”可以被视作为“再生产劳动”
o
在此基础上，什么可以说而什么又不能说就成为理论性课题，而这就是我一直在反复探讨的事情。
第六，关于我所探扮的家务劳动的历史性定义。将家务劳动限定于狭 义上”再生产劳动”之中的做法反映了由于家务劳动的外部化而使“自我生命的生产、再生产”变成最小化的历史现实。川副对此也表示了认同，即“若想要将人类的生命生产领域（马克思主义中狭义上的人类生命生产、再生产领域）中人的行为……完全定义为'劳动'的话……那么只有生产他人的生命才属于再生产”[同±：
157] o
本来家务劳动论自身就是在家庭内劳动（为了自己直接消费而进行的生产）被划分出家务劳动之后才产生的。我将家务劳动限定为”女人为他人生命的生产、再生产所进行的劳动”,其理由如下，比如单身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生命再生产所进行的活动就不叫家务劳动。如果认为单身女性也要进行家务劳动，这种想法
反而模糊了我想要阐述的问题。在都市化生活中，单身者对自我生命进行 生产、再生产的活动被削减到最少。而单身的男性可能连这些事都不做。他们或许只是将为了自我生命再生产而进行的活动当作商品并购买而已。正如我们不把吃饭、睡觉称为家务劳动一样，自我生命的生产、再生产通常也不是家务劳动。但无论如何，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的劳动力质量都没有差别。可是女人一旦承担了为”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所进行活动，那么她就在市场中沦落为“二流劳动力”
To
在实际的劳动市场中，如果单身女性所得到的薪酬低于单身男性，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单身女性会被归为“应该成为主妇的女人”的集团中。并且这种预见是基于“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劳动的排他性的性别分配制度。但如果像单亲爸爸一样，倘若男性也背负及承担了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劳动的话，他们也会沦为
“二流劳动力”。如此一来，这里的问题就是有关劳动的性的分配问题， 即为何“他人生命生产、再生产”的劳动单单分配给了女性呢？只有引入
“父权制”这一概念，资本主义才能作为说明变量发挥作用。
第七，为了解决“家庭内所进行的劳动性别分配”这一问题，我提出 了 “家庭经济学”这个概念，对此他表示十分不屑。
在仅仅几个人的家庭里还存在着什么有关劳动及其生产所得、消 费的"经济学”呢？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谁都可以立刻明白的，并且这一领域根■本连一点理论都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在九泉之下都要苦笑了。[同上：
175]
但是，他们就是一直以来对“显而易见”之物紧闭双目。理由如下： 首先，由于他将家庭看作是“成员之间不存在剥削、被剥削关系”的“共同体”式的社会组织[同上：
182],
因此家庭看似是“共同体”。但这也只不过是家庭中剥削者眼中的“共同体”罢了。对于被剥削者而言，家庭是在“共同体”的外壳之下，不公平和不合理肆意横行的场所而已。女性觉得自己是家庭中的被剥削者，她们指出家庭之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公平。而为推翻这种不公平，只有打破一叶障目的家庭“共同体”神话，并且把由不同性别、辈分的成员所组成的家庭拆分得支离破碎才能实现。其次在谈到家庭时，他不使用“剥削、被剥削”等术语是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常识”，即这些词只是关于商品生产的术语。认为商品生产领域存在剥削，而家庭领域不存在剥削，这种看法只不过是幻想而已。他将“家庭内的'经济学理论'”当作“共同所得、共同消费”，并且指出，“连家务劳动的存在都没有意识到……而在无意识之中,家务劳动就被消费了” ［同±：
183］ o
是谁没有“意识到”家务劳动的存在呢？而又是谁在“无意识地消费”家务劳动呢？女人清楚谁在有意识地从事家务劳动。并且究竟是由谁创造的意识形态而导致将家庭视为“共同所得、共同消费”的单位呢？他说道：“家务劳动是家庭内部劳动……不应该从法律上考虑这是谁的所有物。”［同上：
183］
但是，不考虑未被货币化的劳动的归属问题，正如他所言，是资本所起的作用。当事者清楚，实物经济中谁的劳动贡献归属于谁。资本主义也同样如此，由于不考虑家务劳动的归属问题，所以川副将此问题转嫁给了父权制。“如此一来，这就使得家庭成员人格性地从属于家长了。家长的支配权并不是为了剥削家庭其他成员的劳动，反而是分家产的基础。”［同上：
183］
从他这样的认识，可见他对“家庭的政治经济”的无知与置身事外之悠哉，这几乎等同于犯罪。
女权主义者正是为了解析“家庭的政治经济学”而创造了父权制这 一概念。川副肯定了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父权制”这一概念，并承认道：“一宜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都犯了这个理论性错误，即忽视了雇佣劳动者家庭中的父权制。”［同上：
341］
而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家庭理论仍在十分幼稚的水平，事实上，它像化石一般停滞在
19
世纪末期”［同
±: 351］
。他甚至还指出了如此幼稚的家庭理论打着权威主义的大旗，并企图抹杀女权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犯罪。这种反省是好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家庭问题的现状认识也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女权主义进而推论，马克思主义“对性视而不见”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产物。家庭是自然的存在，家务劳动迟早要消亡，一夫一妻制下的雇佣劳动者中不存在不公平等诸多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执念。只能说工业社会隔绝并创造家庭这一领域的同时，也将其变为不可见的存在，而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一同生活在这样的工业社会的阴谋之中。我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
T9
世纪的理论”，对此川副似乎颇为不快。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在
19
世纪进步史观的影响下，人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天花板，因此他才保留了 “生产力主义”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修订”
o
从这点来看，我认为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也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局限，对于这些看法有什么迟疑的必要呢？女权主义作为
20
世纪的思想，总归也会收到批评的声音。作为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难道不应该是勇敢地承认马克思忽视的历史变量，并不断修正它为时代所用吗？他坦率地提出一种修正的实践方法：
对于至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薪酬论，只需要一点重要的修正…… 女性的薪酬之低，其首要原因应当修正为排他式的父权薪酬对于男性劳动者的保证。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薪劳动者家庭看作是维持父权制家庭的一环，则需要将女性的低薪酬看作是体制化的结果。
［同上
：
335 ］
然而他又写道，“而为何如此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回答这个 问题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回应了 “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其吹毛求疵地反驳女权主义者的理论，他难道不应该共同面对这一质问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给出解答吗？
通过探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我和他对于女性解放的“基本问题”大 体上有着共同的目标：
一、 废除私有。
二、
实现劳动中男女平等。
(1)
使女性进入社会劳动，与男性一样参与社会劳动。
(2)
废除男性父权薪酬，支付给男女无差别的家庭生计费用。
(3 )
实现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劳动。
三、 实现母性的权利[同上：
205-206 ] o
在这几点之中，我并不认同第一个命题中的“女性压迫的根本问题 在于私有”的观点，除此之外，我几乎全部都同意。第二个命题的三个条件，用女权主义的术语来讲便是：废除劳动市场的性别隔离(
gendersegregation);
男女同工同酬(包括让单身妈妈可以安心生存下去的薪酬)；男女共同参与家务。我想将第三个命题中的“母性”改成包含男女双方在内的”实现父母性的权利”
o
这里对“母性”这一概念的冒失使用体现了他并不理解自始至终将“母性”的政治性作为问题的女权主义。除此之外，我基本完全赞成他所提出的问题。然而他或许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未包含的问题，也正是他从女权主义之中所学到的东西。
对于“人类解放的实践运动”问题，他所提出的下面的三个战略更为 重要。
第一，“解放主体的形成……实际主要在于女性解放主体的形成”。 它是从“家庭的变革”开始的。“这种解放主体使家庭发生了变革，其最重要及最低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家庭自身不再是压迫人类的场所。换言之，家庭不再是父权制的家庭”［同上：
408-409
、
413］
。
第二，“组织女性劳动工会”
o
女性劳动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为实现男女薪
»1
的平等而奋斗”［同上：
414-415］
。
第三，“组织女性党”
o
“只要女权主义的实践包含女权主义者所提 出的问题，组织女性党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之事。女性党与既有政党在一致问题上共同面对，在敌对问题上互相斗争。女性党本身不阻止成员加入既有的其他党派，也就是二重加盟。”［同上：
419-420 ］
我完全同意以上三点。并且，他提出的战略一一击中了父权家庭、男 性劳动工会、男性党的各自的要害。我对于作为男性马克思主义者的川副以及他直言的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这些战略正是一宜在“破坏家庭”和“分派主义”的名义下的女权主义者所遭受的责难。然而他的提案同女权主义者的战略基本全部一致，在我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因为他向女权主义理论学习并走进了女权主义。
他提议，“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不幸关系应当立刻叫停”［同 上：
370］,
在这点上我也完全同意。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正面接受“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挚态度。同时，正如女权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学习一样，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向女权主义学习的坦率，因此双方应该互相让步。
他虽然认为父权制存在问题并也同意废除父权制,但在具体战略上， 他还是显露出以往男性马克思主义者所展现的局限性。
他提到，“废除父权的具体要求，并非女性对于拥有父权的男性劳动 者提岀的要求，而实际上是女性对资本和国家的要求”［同上：
360］
。他的这种观点将女权主义者的斗争再次还原为”阶级斗争”。这在理论上体现了他并没有理解女权主义，从实践上则体现了他对女权主义的扼杀。对于“女性的斗争”，“男性可以站在任何立场上。而作为紧握父权特权的人们，他们站在资本和国家的立场上，对于女性所提出的要求或许只会冷眼旁观、置之不理。而想要同女性一样争取人人平等的人们，会同女性一起战斗。中间的人仍会坚持做旁观者，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助长了性压迫的统治，安于处在父权这一特权之下”[同上：
360] o
在
360
页，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之后，他又在男性的态度问题论述上展现了他事不关己的态度。无论从左派还是右派来看，他的论述都展现了男性在“女性问题”上绝望般的无知和不理解。倘若如他所言，如果能从是否支持“女性的阶级斗争”来试探男性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他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他没有说“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同女性共同斗争”,而是说"站在任何立场都可以”，这就展现了他本身就认为阶级所划分的利害关系与性别所划分的利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回答是直接明了的。第一，性压迫是存在物 质基础的；第二，男性劳动者从中获利；第三，他们无意放弃既得权力；第四，在历史上，男性劳动者为了守住既得权力，与资本和国家狼狈为奸并积极地排挤女性。女权主义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
Humanism）
。女权主义提出了 “与女性并肩一起争取人人平等的男性”是多么的稀少，并分析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川副认为，“女性的斗争” “是对资本和国家的斗争，这不一定是针对父权男性的斗争”。而与他这种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我不得不宣告女权主义的”主要敌人”
[Delphy, [984]
就是男性。避免与男性敌对的冒牌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以及通过避免与女性对决而无视女权主义问题的反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只有他们才天真地认为“男人和女人可以面对共同的敌人一起战斗”打
—1 — 会”这种政府的标语也是一样的。如果不同男性对决、不改变男性，
就无法实现“男女共生”。“对立时代已经结束”,想必这种话语只有“不想与男性为敌的 女性”或者“谄媚男性的女性”才会支持吧。
对于女权主义者的实践，作为实践活动家的他称这种实践为“宛如 '打地鼠'一般，逐一击破父权的每个虱子”，而他所提出的疑问正体现了他没能理解女权主义者的这种实践运动。劳动运动不正是将资本主义的压迫宛如”打地鼠” 一样，将每个虱子逐一击破吗？他应该最了解，只要最终没有废除阶级，压迫的根源就不会消除。而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放弃每日的劳动运动。所以，一直以来，女性劳动者不仅同男性雇佣者，还同男性主导下的劳动工会一起斗争，而在每个家庭中，妻子都在与丈夫不断作斗争。在父权制的最小单位，即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之中，妻子对丈夫的个别作战，才正是女权主义的出发点。正如每个劳动者都无法避免与雇佣者的直接斗争一样，每个女性也是如此。她们无法避免与在一组男女关系中所展现的父权制的直接对垒。
最后，我来解答他在该书的结尾处所提到的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疑 问。他批判女权主义将所有认识都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做法，而拥护“科学认识的可能性和实在性”这一观点。他认为“科学认识”应该是“唯物论世界观”。他说，“上野以及女权主义者理论的最根本的问题” “在于对科学的嘲讽态度”[同上：
437] □
的确如此，他的批判是正确的。我无数次地“嘲讽”过所有以“科学认识”为名的，要强迫女性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我不是在争论是否有“客观存在”，我是在“嘲讽”所有打着科学旗号的、自封为“客观存在”的、以往所有男性所提倡的理论。我辜负了他的期待，我从来没有将女权主义当作基于客观认识基础之上的实证主义。所谓的“客观存在”，或许存在又或许不存在。但即便存在，也应该没有人能对它了如指掌。女权主义只是提出了从女性角度来看可能存在的“客观存在”
o
当然，这样的看法也存在着局限性。女权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受利害和立场制约的、有倾向性的思想。面对这种“倾向性”，“不过是女人的思想”的女权主义对于以往所有的看法，以牙还牙道“你们不过是男人的思想罢了”。而且当“女人的看法”与”男人的看法”存在天壤之别的时候，谁能说它们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呢？
这里我不再重复前言的内容了，我认为视角的共通和多元化是可能 的。与其将“科学认识”妄自尊大地自我正当化，不如将女权主义作为_种多元认识来谦虚看待
O
第八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第一期
工业化与家族(
Domus)
的瓦解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生产一再生产复合体以家族
(domus)
为单位。 在家族中栖居的人被称为
familia,
而将它译成近代意义上“家庭”是错误的。
Familial
拉丁语中是指包括从家奴到家畜的世代单位。家族通常是指以土地为基础的，并拥有完整生产、再生产自主权的单位。
家族的理想型是让一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在《新爱 洛伊丝》
［Rousseau, 1761 ］
中所描绘的克拉朗农园里乌托邦式的生活。克拉朗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自给自足的家族为单位的、包括仆人在内的世代成员一年四季所经历自给自足生活的微观世界。生产劳动都是家庭内部劳动，它是家庭内部生产方式的一种，并且在这当中也进行着后代的再生产。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家族是由一夫一妻制家庭组成的。青年家庭教师 圣普乐仿佛是卢梭的化身，他所爱的贵族小姐朱丽最终嫁给了与自己门当户对的绅士沃尔玛，从而成为了克拉朗的女主人。而圣普乐敬爱着这对高洁的夫妻，他担任了朱丽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倘若朱丽的丈夫是诸如企业家一样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话，那么这种“家庭小说”式的设定就具备了近代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全部特征。朱丽是不从事劳动的，她是家族中的女主人、理想妻子和母亲的家庭式女性
(domestic woman)
。
自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都流传着将家庭理想 化的小说和意识形态式话语。家庭史学家以及女性学学者指出，正是借由这种理想化话语，当时历史上首次出现了 “家庭性”
(domesticity)
的概念。[矢木,
1981]
有趣的是，”家庭性”的概念形成之时，它的基础与《新爱洛伊丝》 一样往往是前工业式的，即它是以农业式生产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它是以自然和田园生活为基础的概念。
18
世纪到
19
世纪正是近代化的时期，也就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下被称为“田园危机”的时代。这不仅仅只是自然遭到破坏的过程，还是共同体式土地所有权被改变以及农村逐渐走向瓦解的过程。
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家庭一经营体原本就是前近代式的产物。通常 这样的家庭不可能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作为农业经营体的家庭，是超越了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扩大版的家庭，在日本它表现为直系家庭，在印度一欧洲则表现为包括旁系亲属在内的复合式家庭。以这种形式为单位的农业经营体家庭，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拥有很强的凝聚力。并且，这种家庭一经营体是一种家庭劳动集团
。
其中虽然存在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劳动分工，但所有的生产劳动都是家庭内部劳动，生产劳动与家庭内部劳动之间是不存在分工的。
在希腊语中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家庭经营体被称为
oikos
。执掌
oikos
规范(
nomos)
的，也就是
oikos ■ nomos,
是
oikonomia,
即
economy
的词源。所以
oikonomia
应该被译为“家政学”，而
oikos
的主人即家长
(patri-arch)
应当具有严谨的知识。实际上到
19
世纪为止，在英国，所谓的“家政"是指由男性承担的事务。
Oikonomia
转变为
economy
(经济学)的背后，体现着社会巨大的转变。生产活动从亲属集团“脱离”（
disembed-ded）
（波兰尼语），并分裂为“生产劳动”和“家庭内部劳动”。在这之后，“家庭内部劳动”成了生产劳动的剩余之物。与此同时，
econ-omy
不再是
oikonomia,
它成了家族的"外部"，即探究市场运作原理的学科。
因而，卢梭将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理想蓝图建立在非资产阶 级的（即前工业的）基础上，这种做法显而易见是矛盾的。克拉朗的乌托邦，除去质朴勤奋的资产阶级气质，它原本就是依附于他人劳动的贵族式生活形式。朱丽的丈夫沃尔玛虽然如同企业家一样指挥着农园经营的这种“家政”，但朱丽是他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她被局限于作为女性的性别之中。贵族的女性逃离了作为生产者的宿命，她们被要求主要担任再生产者|这一角色。
资产阶级家庭的理想蓝图之所以是贵族式家庭生活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处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封建社会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一宜都有阶级晋升的愿望。将不工作的美貌妻子置于家中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对女性而言，成为“在家中的妻子”（即使失去佣人自己不得不躬身力行一切家务劳动）与“阶级晋升愿望”紧密相关。第二，与生产场所相隔绝的“家庭领域”
（domestic sphere）
的出现也得到了女性的支持。女性成为“女性之家”的主人，掌管着“家庭领域”
[Cott, 1977] o
即使之后这被称为“幽禁”，但比起在父权制统治下的生产劳动中所展现出的宜接受到劳动剥削的状态，它作为“女性地位的提高”的象征，反而得到了
1贵族女性不只是再生产者。她们虽然算不上生产者，但因其拥有财产继承权，因而 属于“所有者”。正是这种虽不是"生产者”却是"所有者”的特点，才将其定义为贵族阶级的特征。因而作为所有者的贵族女性除了进行最小限度的“再生产劳动”，即生育正统的财产继承人之外，她们享受着作为”有闲阶级”（
leisure class） 的巨大自由。
女性的支持
I
。这样一来，在远离公共世界的、作为避难所的私生活中， 女性同被保护的孩子一起，共同创造出了 “女性与孩子的世界”
O
阿利埃斯
［Ari6s, 1960］
和巴丹德
［Badinter, 1980］
等学者证实了 “母爱”
、
“童年”等我们所熟悉的概念与“家庭性”的概念一样，基本上都出现于 这个时期。
第三，将女性从生产劳动中隔离，它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家庭史无 前例地变成了性的存在。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性史》
［Foucault, 1976］
中指出，近代的性道德将“性”带入“家庭”之中，这背后也是史无前例地将家庭“性化”
(sexualize)
的过程。在近代家庭中，人们为了性交、生殖而建立起了家庭。将家庭中的一切归于“性”，这种一元化的现象在结婚之时就显露无疑。周围的人们在向两位新人询问对家庭生活最初的“期许”时，会问“想要几个小孩？ ”。在面对如此明显的有关“性”的提问时，新郎、新娘会害羞得面红耳赤。但是对于已被“性化”的家庭而言，除此之外本就不存在其他目的。如果家庭同时也是以生计为基础的前近代家庭，那么就不会发生诸如以下的情况。年轻夫妻在被问到有关对婚姻生活的“期许”时，也许会理宜气壮地回答道：
“为
了传承先祖的家业，为后代子孙奠定基础。”家庭的“性化”使女性被局限于“再生产者”的身份(这背后也伴随着男性被局限于“生产者”的身份)，而近代家庭也得以区别于其他所有的前近代式家庭。
使这种近代家庭立足于本不可能成立的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并在 此基础上展开描绘的不仅只是卢梭一人。从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家庭小说”(
family roman)
常常伴随着对都市生活的厌恶和对自然的赞美。另外，同时期描绘的“家庭蓝图”，许多都以田园生活为背景。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家庭理想蓝图是遭到工业化浪潮的步步紧逼，并在持续推进的“家
1请参照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家庭一女权主义(
domestic feminism) 的悖论》。 庭危机”中所诞生的产物。近代也是如此，在近代形成期就出现了《家庭瓦解”的危机。但是“瓦解”的只不过是“前近代家庭”而已。家庭通过这样的“瓦解”，“重组”成了 “近代家庭”
o
[落合，
1989;
上野，
1985]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准确地来说是“家庭小说”出现之前的“恋 爱小说”
o
《新爱洛伊丝》这个题目本身是指中世纪一对热恋的恋人——阿伯拉尔(
Aboard)
和爱洛伊丝
(Heloyse)
o
卢梭的恋爱小说与中世纪的宫廷爱情小说有几点不同，它是划时代的近代恋爱小说。第一，未婚的千金小姐朱丽和青年圣普乐陷入炽热的恋爱中，他们之间存在着包含性关系在内的交往。第二，朱丽后来成为沃尔玛的夫人，迎来了自己孩子家教、曾经的恋人圣普乐，她开始经营"三角关系"
(menage a trois)
般的家庭。朱丽，作为沃尔玛夫人这一人物，作者通过对她的德行、自由意志的描写，得以规避了她与圣普乐之间的“通奸”
O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出版之际，这种恋爱小说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 而言是巨大的丑闻。这也是因为婚前自由恋爱、婚后贞节的“近代式”卢梭的恋爱结婚观念与当时的性风俗，即婚前的纯洁、婚后的通奸(乃至于在法国，结婚曾经对于女性而言都意味着拥有情夫的资格，对男性而言结婚则意味着让奸夫睡自己妻子，他们变成了戴绿帽子的丈夫)完全对立。
朱丽与沃尔玛之间的婚姻不是源于炽热的恋爱，而是源于双方的自 由意志。在这个婚姻中，财产、家世等阶级性“门当户对”原则发挥了效用，即恋爱结婚也几乎是遵循“门当户对”的原则，很少有超越“身份差距”的结合。除去这种原则，理想状态上朱丽是依其自由意志结的婚，在克拉朗经营着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并以其自由意志守护着这个家庭。
依照自由意志的恋爱和结婚，体现的是在再生产伙伴的配对游戏中 “自由放任主义”的规则。近代式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也将再生产“自由市场”化了；在“性的自由市场”之中，期望能达成终极的“最适合的均衡”。对于出现在这个自由市场上的玩家而言，无论是谁都可以成为某人潜在的恋爱—结婚对象。
列维•斯特劳斯
［L6vi-Strauss, 1949 ］
精彩地论述了婚姻可被视为 交换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婚姻规则)是从将玩家划为“可以结婚的对象”和“不可以结婚的对象”而开始的。基于这种规则，就明确了婚姻游戏的方向性和规则性。
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在“自由恋爱”的名义下瓦解了婚姻游戏的规 则。即使在“自由恋爱”中，婚姻唯一的禁忌还是残存下来了，那就是乱伦禁忌(
incest taboo)
。只有自己的母亲、姐妹、女儿被划归到“不可以结婚的对象”之中。但是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符合这种归类的对象用五根手指也数不满。而当母亲、姐妹、女儿作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亲属名称贯穿于整个家庭亲属体系时，“不可以结婚的对象”的数量就会大幅增加。从不同文化中婚姻规则的对比上而言，近代社会就是“不可以结婚的对象”的数量低至人类史上最小值的社会。反言之，除了极少数的亲属之外，所有的异性都有可能成为性的对象，也可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性”的时代。
恋爱结婚的意识形态扰乱了婚姻游戏。乍看上去这似乎无秩序、无规 则，但是如同资本主义是基于生产的“自由市场” 一样，以恋爱结婚为基础的近代家庭也是基于再生产的“自由市场”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不是毫无关系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并且在再生产的“自由市场”中还有理想状态下脱离亲属关系体系的自由单身者。而使这些单身者具备进行再生产条件的是将自由的个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作为“劳动力”进行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更明确地来说，即使是没有土地的无产者，只要他变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能经营和维持自己的家庭。而没有这种机制，就没有近代化带来的结婚率的质的飞跃和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普及。
近代就是无论是谁都可以结婚的时代。与阶级、亲属关系体系中的一 部分人独占再生产的时代相比，在近代家庭之中，无论是谁都可以成为再生产者。人们虽然以单身者的身份登上生产的自由市场的舞台，但正因如此，这些单身者使再生产成为可能。
“近代家庭”的形成
近代形成期也就是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究竟有没有岀现瓦 解“家庭”概念(包括传统家庭在内的)的动向呢？针对这个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论。理想状态上来看，参与市场这一经济交换游戏的玩家与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分离继而成为“自由的个人”，他们"摆脱了生产资料”，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无产劳动者。这里的“个人”,在英国，它是指由于“圈地”而导致被迫离开土地放弃农业的农民，而在日本，它是指土地被长男继承并独占的农业家庭中的次子和老三。对市场而言，参加游戏的“个人”基本上都是单身者，并且
“个人”
是否进行再生产与市场无关。正因如此，神岛二郎指出，英国在工业化初期时存在着弃农的农业家庭涌入城市的问题，而日本与英国不同，日本实现了 “单身者类型”的近代化，只需以“福利立法”的形式，就可以不花毫厘地来维系劳动者家庭。
并且，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掀起的技术革新使劳动的质平均化，这正 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劳动”(
abstract labor)
。诸如以时间单价来计算“劳动价值”的说法，其前提是“抽象劳动”的形成，也就是舍去全部劳动的质，将“抽象劳动”作为共同的分母，去除劳动中存在的质的差异并使它们的互相交换成为可能。因此，资本主义中的抽象劳动也一并破坏了以性别和年龄为基础的传统劳动中的差异性。就连在技术层面上的工厂生产，都用熟练劳动替换掉了连女性和儿童都能进行的非熟练劳动。总之，以市场为前提的“个人”是不问性别和年龄的“单身者”，而对于这种体制来说，单身者就是如克隆人般能进行自动再生产的存在，并且不花丝毫的成本！正因如此，这种体制也是最理想的。对于市场式的生产体制而言，作为再生产变量的性别和年龄只会是干扰而已。
至少理想状态下是这样的。但是，家庭史研究以及比较近代化理论逐 渐明确的是，在市场化推进的初期，市场化只有在与市场外部这个重要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发展起来。例如，在工厂劳动初期，有许多女人和儿'童加入了工厂工人的队伍中，这不仅仅是源于技术革新带来的“非熟练劳动”的普及。女人和儿童成为工厂工人是因为传统社会中对性和年龄的差别对待。即第一，女人和儿童的工资较低；第二，使货币这种不可靠的新型社会资源首次登场的是这样一批人，也就是被排除在土地及名誉等传统型社会资源分配之外的人们——女人和儿童以及底层男性。.工业革命虽然是从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开始的，但无论最初的纺织工人是男人也好，是女人也罢，都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传统性别分工残存的影响。纺织这项工作传统上是女性的工作，即使机械化改变了其劳动形态，纺织工业仍旧由女工来承担。但是由于劳动由私人领域转向了公共领域，也就出现了像印度这样的由男性独占机械化劳动的社会。
女性劳动经济史学者千本晓子详尽地调查了明治时期工厂工人的薪 酬账本。她证明了不管地域、职业有无差别，无论是哪个工厂，女性工人的薪酬几乎都被控制在男性工人薪酬的三分之二左右［千本，
1981］
。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的职位不同（男性工人负责监督女性工人)，而这一点却无法从劳动的内在原因中得到相关解释。但是，这个薪酬控制的过程，是以锯齿形的方式向男女同薪同酬趋近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某种徘徊，即附着于传统社会的“外部”且逐渐膨胀的资本主义体制，对于如何应对市场外部的因素所表现出的无所适从。
哈雷雯
(Tamara K. Hareven)
用庞大的社会史资料证明了就连工厂 工人的招募都没有瓦解家庭制度，反而还利用了家庭的联系
[Hareven,1982] o
从叔叔到侄女、从姐姐到妹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一并被雇用为工厂工人。就连在机械化工厂劳动的队伍中，都存在着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也就是父亲监督着女儿、姐姐与妹妹共同劳动。家庭式关系可以说被照搬到了工厂劳动的队伍中去。家庭劳动团队由农田那片土地转移到了工厂这片土地上。
在资产阶级式近代家庭的理念尚未瓦解前近代式家庭一经营体之前， 工业化急速地发展，这一阶段的家庭一经营体的理念往往只是通过“放弃农田”来实现的。简单来说，就是出现了诸如工业化进程越晚，女性就越容易进入职场工作的悖论。即便是在日本，与城市相比，一般来说在农村的女性的就业率更高，她们对工作的抵抗也更少。只要“家庭劳动团队”的传统仍根深蒂固，无论是女性还是儿童，只要是能工作的人，但凡有机会从事劳动，他们的劳动就被视为是“理所当然”之事。鹤见良行周游亚洲，他发现无论是儿童、女性，还是老人，甚至是一家之主，都做着无法自足的收入微薄的工作，拼拼凑凑才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对此，日本人可能会感到“悲惨”，而对于他们这种看法，鹤见则敦促他们进行反思[鹤见，
1986] o
鹤见提醒道：“细细想来，前近代社会的生活不就是老人和年轻人都通过各自的劳动来维系着全家吗？ ”对于有着“家庭劳动团队”意识的人们而言，近代化只不过意味着劳动形态由非货币领域转向了货币领域而已。
村上信彦也在《明治女性史》［村上，
1977］
中指出，明治时期， 最初在工厂劳动的工人是通勤女工，而她们中的多数是已婚者。而像《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寄住在雇主家里的未婚女性劳动者，她们之所以是“女工”的主力，是因为日本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完成了工业革命，其纺织业飞跃发展的过程要求劳动的强化。与已婚的通勤女工相比，未婚、单身以及寄住在雇主家的女性劳动者要忍受低薪且更长时间的劳动，她们处于更容易被管理的环境。通勤女工将家庭问题带到了劳动之中，另外，她们总是有很多的牢骚和不满，而且她们的要求又很高，所以不受雇主的欢迎。
从已婚的通勤女工到未婚的女性劳动者，劳动者变为超越了性别和 年龄的单身者，这当中的变化从表面上看，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结果。然而，她们只有在进入劳动市场之时才是“自由的个体”
o
实际上她们仍然只是父权制之下父亲所持有的财产般的存在，靠着提前支付的微薄的薪金到工厂打一整年的工，而她们还只是年幼的女孩子。她们对于如何使用和处置自己的劳动力没有决定权，并且无法取得劳动的收益。父权制下家庭财产权的支配对象不仅有女性，还有孩子。我们常常关注丈夫对妻子的压迫和剥削，而容易忽略父亲对女儿的剥削。日本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并不是通过贯彻市场原理做到的,而是市场通过抓住父权制这一市场外部原理趁虚而入建立起来的。
虽说如此，由于家庭式的劳动从非货币领域转移至货币领域，这使得 旧制度下的家庭权力机制受到了一些影响。这是因为劳动的货币报酬
I
是归属于个人的。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很难分清劳动成果的个人归属。所有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果，均按照权威的分配结构而被置于父权制的统治之下。无论女性劳动的贡献有多大，也未必会与劳动生产物的所有权相结合，正因如此，它与女性地位并无关联。然而工厂生产之下的男女雇佣工人会以薪金的方式来明确个人劳动成果的归属。事实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父权的独裁所有权。
然而这也是要建立在“个人”这一概念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家庭” 这一单位作为超个人的实体这种观念已经被内在化，而个人不过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已，因此劳动者的薪酬不归属于个人。譬如父母代替子女受领预支工资，丈夫去妻子工作处要求预支薪水等。从这些司空见惯的行为来看，劳动者是作为“家庭的一员”,而并非作为“自由的个人”在工作。即便劳动者个人按照自由意志来工作，比如在外工作的姐姐给大学在读的弟弟寄送生活费或者供养乡下的弟弟妹妹，这不是由于制度的强迫，而是将家庭内在化的结果。她们作为超个人实体、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在劳动。这无法称为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而是家庭外部的，且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
货币经济依照性别和年龄进行的渗透在时间上存在延迟,这对于传 统家族内部权力机制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显著。比如，长老独占了传统的贵重财产，而对于货币这种不太可靠的新型财产，保守的长老则会拒绝。因此，对于在"结构上处于劣势"（
structural inferiority,
特纳语）的女人和年轻人来说，货币反而是更容易入手的资源。在交换经济上鼎鼎有名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当岛上传统经济被卷入“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语）之后，人类学家就货币经济化的进程进行了众多个案研究。其中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货币经济化对传统社会的威信构造（
authority structure
）产生了威胁。在传统中，被称之为库拉环的有关荣誉的交换游戏之中不包括女人和年轻人。然而他们通过掌握新技术（开货车）或通过教育这一方法（学校的教师）获得了货币收入。随着货币这一新的社会资源逐渐可以交换罐头以及各种各样的工业制品，这表明了货币是一种流通性较高的媒介，传统贵重财产的威信则随之降低。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走出岛外工作赚钱的女儿和儿子，将获得的现金收入汇给家里
人,
虽然这些现金仍然被看作是参与传统交换游戏的父亲、叔伯的贵重财产，但女儿和儿子被公认为拥有实质的所有权。
[Gregory, 1982]
这也是市场外部的要因给市场带来的影响，是过渡期的悖论。在社会 的变动期之中，通常来看，原有的旧秩序之中的受益人反而最无法追随变动的浪潮。然而这种“时差”的消除，正如字面意思一样，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当社会构成的成员全部转移到新秩序之中后，这种过渡期的逆转就会消失。如此一来，明治三十年至四十年间，男女薪酬差异大约固定在了三比二的比率上，而未婚女子劳动市场也相继成立了。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一雇用男性家长劳动者、清除劳动市场中的已婚女性，这种”结婚了就做主妇”的常识沿着
Z
字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通过引入并利用市场外部的要因，在资本主义初期就逐渐形成了这种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
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处理市场外部的要因呢？在这一反复试验的过 程中，比如在自发形成了资本主义并推动其逐渐走向成熟的英国，它的发展更加具有戏剧性。通过“圈地”而使得被迫放弃农业的农民举家迁至城市，这使得城市的移民承受了城市病症的重担，他们在面临着贫困、犯罪、卖淫、疾病、贫民窟化等各种城市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家庭解体的危机。对于城市的怨恨是源于城市移民的生活现实。针对这种现实，
16
世纪到
17
世纪英国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济贫法。据说济贫法是福利立法的原型，从济贫法的成立过程来看，所谓“福利国家化是在后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的”这种发展阶段论说是值得怀疑的。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制度成立极早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可以说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补充物出现的。自由市场虽然理应要求国家的最小限度，但实际上，市场从最初便针对“外部”向国家提出了要求。看上去，市场仿佛最初便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即市场仿佛提前预测好了一样，若将市场原理合乎逻辑地极限化反而会增加干扰而陷入悖论。
1802
年，英国制定了最早的工厂法案。它规定了禁止
9
岁以下的少年 参加劳动，
9
到
13
岁的少年劳动时间被限制在每周
48
小时之内，等等，因此它又被称为最早的劳动者保护法。这一劳动者保护政策进而又由少年劳动扩展到妇女劳动。这些针对妇女、少年劳动者的“保护”立法，最终给劳动市场所带来的现实结果是女人、儿童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这导致了成人一男性劳动者独占了劳动市场，以及男性背后的“女人和儿童的世界”脱离出了劳动市场。倘若不考虑脱离出劳动市场的“女人和儿童的世
界”
,那么“母爱”和被保护的“儿童时代”的概念就无法成立。
劳动市场驱赶女性、孩子而仅对成人一男性劳动者开放，这究竟对于 资本主义制度而言是否是划算的买卖仍是疑问。这是因为成人一男性劳动者还并非“自由的个人”,实际上他们当时仍是作为家长劳动者的家庭代理人。如果成人一男性劳动者是“自由的个人”，那么只针对这一单身者的再生产，市场支付相应的成本作为其劳动报酬理应足够了，但事实上，当时资本家家长劳动者支付了其足以扶养家庭的薪酬(即便这只是最低限度的)作为“家庭津贴”或者“生活津贴”
o
这从市场原理来看的确是干扰|。
家长一个人代替了所有家庭成员成为“顶梁柱”(
breadwinner),
只要他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得到养活一家人的薪酬，而也有人将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进步”
o
相比于全家劳动时代下家庭成员的总劳动时间，家长劳动者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或许较短。这也是劳动生产效率上升的结果。
构如下：青年、低学历层呈现的是单身型，而在其结婚年龄前后开始 极快地上升，并在中年期呈现停滞状态。支撑这种薪酬体系的理念并非针对个人的”职务津贴”，而是将其生活周期的平均类型作为约定俗成的前提的"生活津贴”体系。
虽然“生产劳动”的时间减少了，然而对于被隔离在“家庭内部领域”中 的女性和孩子而言，等待他们的则是“进行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与“被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
。
“女性和孩子”的隔离使得孩童时代延长，这与长大成人所需要时间的延长密不可分。在前近代社会之中，
9
岁的少年就拥有了足以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被禁止劳动的少年们被迫接受教育。孩童时代的延长意味着教育时间的延长。与此同时，教育的作用就是将等级
(grade)
更高的劳动力输送至下一代的劳动市场。伊利奇
(lllich)
睿智地将“(接受)教育这一劳动”看作是“影子工作”
(shadow work)
的一种。教育并非单单是充实自己的活动。为成为一名劳动者而接受教育的孩子们自己承担着这种准备劳动。(接受)教育从其强制性的特点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且这种劳动是被置于非市场领域的无偿劳动，从这两点来看，接受教育这一劳动与“影子工作”有着相同的特点。如果将”女性和孩子”的影子工作也计算在劳动时间之内，并且支付给家长劳动者的薪金还约定俗成地包含这种个人的再生产劳动的话，那么户主单独收入
(single income)
这种形式的劳动与家庭集体劳动这种形式相比，很难说是一种“进步”
0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工厂法颁布后的
1837
年至
1901
年，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进入 了俗称“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对家庭生活的崇拜(
cultof domesticity)
和所谓维多利亚时代压抑的性道德的规范，以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规范等几乎都形成于这个时期。通过这一过程，按照市场与市场外部的性别分配，逐渐形成了性别分工式的“近代家庭”
o
在这种家庭之中，成人一男性排他性地独占了进入货币资源的通道，从这点来看，这的确是“父权式家庭”
o
然而从它并不遵照家庭内部生产方式这点来看，它与传统的父权制又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将近代的与传统的父权制混为一谈。资产阶级单婚小家庭之中的父权制并非“封建式”的父权制的残余，而是由市场形成的且是适合市场的近代式制度。
然而，劳动市场将“女人和孩子”驱逐出去并雇用男性家长劳动者， 这种选择真的是符合市场的经济合理性的逻辑性结论吗？有人认为，倘若为了经济合理性，市场可以利用市场外部的任何要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市场合理的选择结果就是将性别和年龄这些市场外部的变量导入市场之中。这是因为正如福利法和劳动者保护法的建立目的一样，我们知道，家庭解体所需的成本远比维持家庭所需要的成本要高得多。
家庭解体所需的成本与维持家庭所需的成本都是一种社会费用。简 单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类比为国家一总资本，也就是说，总资本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可以承担这种社会费用。但在现实中，家庭解体所需的成本在“福利”的名义下，由社会费用所负担。相反地，“维持家庭所需的成本”是对家长劳动者所提供的”生活津贴”,而这是由每个企业来承担的。从自由市场的原则来看，倘若每个资本家的行动仅仅是从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出发以谋取利润最大化，那么其最终应该可以达到“预定和谐”。这才是私有资本之所以被称为“私有”的原因。个体的私有资本都不参与劳动者的再生产。劳动者的供应与资源的供应相同，都在市场外部，也就是说都属于“自然”。而且劳动市场的建立与商品市场相同，必然要以此为前提，即来自外部的供应应当没有极限。虽然总资本有意要参与劳动市场的再生产,但个体资本的利害不可能与总资本的利害相一致。
劳动市场驱逐了 ”女人和孩子”,并把近代家庭这一私有领域驱逐至 市场之外，这时，市场暗地引入了非市场原理一这对市场原理而言原本是干扰性的，并与非市场原理达成了妥协。而对于市场而言，这种妥协最终能否达到经济合理性，则是另外的问题。问题在于，“市场”是一种局部式原理(而且是一种自认为自己是全局式的局部式原理)，而它从外部引入了其内部不会产生的原理。也就是说市场采取了不合理的行动，无论这种不合理的选择最终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我们都不能放过对这种选择“不合理性”的质疑。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将为了维系“近代家庭”市场所支付的费 用，称为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之间的“维多利亚王朝的妥协"(
Victorian compromise) [ Sokoloof, 1980 ]
。而这最终所形成的机制被称为“父权制资本主义”
(patriarchal capitalism)
0
这种机制最初便是二元的。父权制下的近代家庭，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的前提便是把资本主义补充之物——家庭置于市场的“外部”
O
倘若如此，那么与市场携手的代理人
(agent)
实际上并非个人，而 是家庭。市场本应该是将“自由的个人”作为玩家
(player)
而组成的一种游戏，但这里的个人实际上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代理人——家长劳动者。为了使“自由的个人”出现，市场与传统的共同体相敌对，并通过工业化的过程将其解体。但从共同体中孕育而出的不是“自由的个人”，而实际上是“自由的、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o
阿利埃斯称，在近代化的过程之中，“胜利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o
家庭的独立性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家庭是被隔离于公共领域之外的孤立的场所，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也正因如此，家庭被完全曝露于市场之中。以上几点都是近代家庭所具有的特征。如此一来，这些属性并非是在“市场与个人”的二元结构之中形成的，而是在“市场与家庭”的二元结构基础之上形成的。
“家”的发明
众多学者早已指出，家庭这一自律单位并非传统社会的遗留制度， 它是近代的产物。在日本，“家”制度被公认为是明治政府的发明之物。将“家”制度看作是封建遗留制度是不正确的。它的确是发祥于封建制度下武家的传统，然而在身份制度社会之中，武家的传统与”常民”（柳田国男语）的传统并不一致。将武家的传统引入“常民”的世界并确立了“家”的概念的是明治
31
年的帝国民法。伊藤干治在《家庭国家观的人类学》[伊藤，
1982]
—书中描绘了民法制定之前的情况。这也就是“常民”的家庭习俗逐渐衰退为武家式父权制式的家庭规范的这一过程。青木弥生结合明治国家的成立过程这样论述道：日本儒教的“家”制度是基于维多利亚时期规范的西欧近代家庭的翻版[青木，
1983b] o
在这些著作的论述下，原本看似惊人的发现逐渐变成了_种常识，即”家”非但不属于前近代，而且是极其近代的发明，有关这点详细的论述就请参照以上学者们的论述。
幕末到明治时代是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解体时期。”家”的独立性、自 律性与共同体的规范南辕北辙。共同体中的约束力
（sanction）
较弱，相比之下，“家”获得了作为经营体的自律性，也正因如此，“家”之间的墙壁随之变得厚重。共同劳作和借贷农具的传统逐渐消失，村内婚姻也转变为看中门第的媒妁之言。“家”失去了其公共性特征，相应的“私事”的隐匿性（“家丑”意识）逐渐上升。促使共同体解体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的利己主义”。
将“家”制度看作是封建遗留制度的这种看法，首先是来自一种误 解的陷阱，即把近代百年（准确来说是从明治三十年代起）的传统视为不变的历史传统。其次，这也源于错误地将武家的传统看作是整个日本社会的传统。第三，这是近代主义者的执念，他们把“近代”按字面意思来理
解,
看作是“个人主义”时代，认为”家”是前近代的产物，而“个人”是近代的产物。深信不疑地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喜欢把“家与近代的自我之间的冲突”当作近代人的心理主题来书写。这一主题，正是日本近代小说中以“私小说”为名不断被创作的主题。但是，女权主义者的文学批评也成功地颠覆了这一视点。驹尺喜美从女权主义者的视角出发，重读了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史。在她雄心满满的这一探索中［驹尺：
1978
、
1982］,
她谈道：“私小说中的主人公，真的是被’家'制度压迫而牺牲的被害者吗？”她的设问极其精辟，宛如是哥伦布竖鸡蛋一样的知易行难的真知灼见。岛崎藤村也好、太宰治也罢，私小说作家们无一不是站在父权者的立场上的男性，他们笔下没有在父权统治下痛苦挣扎的女性和孩子。他们所书写的是他们与“家”制度之间的冲突，而这种所谓的冲突不是什么“家与近代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而是“无法背负父权责任的怯懦自我的烦恼与苦闷”
o
而且也正因如此，“从父权责任中逃离的未成熟的自我”深深伤害了在父权统治下的妻儿，反倒对自己的加害性没有自知之明且不以为耻，以至“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五木宽之所用之词）。
因此，近代是一种悖论，与其说它是“个人的时代”，不如说它是 “家庭的时代”
o
这里的家庭是史无前例的脆弱而又孤立的小家庭，它的确是，而且仅仅是史无前例的纯粹化又特殊化的“家庭的存在”
O
第九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4 -FFrt
第一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妥协在历史上不仅仅只发生过一次，也不仅仅只 经历一次就落下了帷幕。可以说，资本主义形成之后，其自身也经历了数次蜕变。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再生产方式，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被迫相应地进行了些许调整。
直到
19
世纪末，也就是直至资本主义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时期，针对 它们的动向的相关讨论，马克思的市场分析都还是有理论预测力的。市场依照固有的运作规律重复着繁荣和萧条的轮回，最终也汝能逃过陷入大萧条的命运。我们只要看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市场就必须求助于市场外部，以避免市场的运作规律在市场中一意孤行。资本主义无可避免地转向了帝国主义，这就体现了资本主义对市场外部存在着明显的依赖。结果，经济转化为战争经济。但只要战争这个巨大的消耗作为黑洞存在于市场外部，就可以解决市场供给过剩的问题，如此一来就不会导致恐慌。战争是发达经济的倾销之地(
dumpingground),
对资本主义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自然”
o
如此一来，正如预测的一样，
19
世纪末从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开始最终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藤枝潯子把
20
世纪的女性解放运动划分为两个时期:她将
20
世纪初的 女性解放运动命名为“第［期女权主义运动”；将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命名为“第
II
期女权主义运动”。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日本，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了高潮［藤枝，
1985
；落合，
1985a］
。
换言之可以说，战争促进了女性解放。战争是男性所有活动中最为 .神圣的行为，而女性进入了男性气概的最后一片圣地
（sanctuary）
但是，由于男性出征战场而导致大后方以往的性别分工体制瓦解，男人们将农田及工厂置于身后，女人们则不得不取代男人拿起铁锹和锄头，去从事工厂中被视为是“男性工作”的车工和上钏钉的工作。两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都呼吁女性配合国家政策。这不仅包括利用母性，呼吁女性“多生多育”,让孩子作为士兵为祖国而战，还包括让女性参与到制作炮弹及飞机等所谓男性的职业领域之中。这些配合战争的行为都呼吁女性走出传统家庭领域。当然，由于这种呼吁违背了 “女性的领域是家庭”的“良风美俗”，所以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环，呼吁女性配合协助战争只会是一种矛盾的存在。我们能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有数不胜数的宣传海报，这些海报贯彻了呼吁女性配合协助战争的这一国家政策。其中许多传达的都是让女性感到极为矛盾的双重信息，那些海报仿佛
1在性别分工中，无论是哪个社会，男性都独占"战斗”这一行为。"战斗”对女性 而言是禁忌，女性被视为污秽，战士和武黠应远离女性。从动物行为学上来讲，这种"战斗”就是在男性之间围绕食物和女人而发生的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所以当他们本该保护的女人们走上前线时，男人们作为战士的主体性就会坍塌。在美国
ERA 运动（平等权力修正案）所遭到的恶性攻击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宣传口号，也就是“要实现男女平等，那么女性也应该是征兵的对象”。然而在接受新闻节目采访时，年轻的
GI （士兵）明显表现出了困惑，他说道："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战斗了。”在说：“即便从事男性的工作也丝毫不会有损你的女性魅力。八
[Honey, 1981]
女性通过配合协助战争的”社会参与”,她们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后 所带来的实际成果和自信。通过这一过程，女性懂得了性别分工，即社会领域的划分和与之相对应的性别分配，而这种分配并不是按照“能力”，而是按照“禁止”和“排除"来实行的。
反言之，大后方建立起了女性的自治（
autonomy）
。女性进入了家庭 以外的活动领域并建立起了自信。村上信彦在《日本妇女问题》（
1978
）
中指出，就连大政翼赞的国防妇女会都对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在配合协助国家政策的锦旗加护之下，媳妇不用再顾及婆婆的意思，即便是在晚上也能堂堂正正地外出了气
在一个国家举全国之力进行战争动员时，女性的参战被强有力地向前 推进了。战争中，几乎所有男性都必须冲上战场。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宜以来的性别分工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日本也是如此，在长达
15
年的战争中，初期，户主和家族继承者还不会收到入伍通知单。但随着战败的形式愈发严峻，连一家之主都会收到入伍征集令。对于母子家庭中“处于大后方的妻子”或是战争遗孀而言，她们只能选择自己成为一家之主来支
1莫林•哈尼（
Maureen Honey） 分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呼吁女性配合协助 战争的宣传海报，她揭示出这样的两难困境：国家一边呼吁女性打破传统女性角色，而另一边却又要求女性保持其女性气质。位于京都工艺纤维大学的美术工艺资料馆收藏有大量一战中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宣传国家政策的海报。在竹内次男的努力下，藏品的整理归类得以顺利进行。参考《朝日俱乐部》
1986 年
5 月
30 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美宣传海报》。
2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本身既不是
100% 好也并非
100% 坏，它对于女性的影响是多 方面的。从战争即是压迫人民这种公认的角度来看，很难得出村上这种灵活开放的结论：即便是战争也对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
撑起这个家
I
。经历战争的女性，她们所获得的实际成果和自信并不会随 着战争的结束以及和平的恢复而轻易消失。这种情况在战败国尤为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战败国比战胜国损失了更多的男性人口。还因为战争不单单是争夺物资的交战，更是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理念）的斗争。因此，国家一旦输了战争，那么该国家的国民理念也就失败了。高举理念大旗而奋战的士兵们在复员归家之际，连对内的权威都已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哪个国家，战后的混乱期就是恢复从前的内与外“性别角色分工”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相比于战胜国的男性，战败国的男性让女人们“回归家庭”则更为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妇女参政权，英国于
1918
年、德国于
1919
年、美国于
1920
年。这一系列妇女参政权运动所取得胜利的背后包含着要求国家承认战时女性为配合协助国家政策所做出的贡献的诉求。当然，将女性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作为获取她们政治权利的交易品是极为危险的。而日本的妇女参政权运动没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也正因如此，她们在
15
年的战争中被卷入了配合协助国家政策的漩涡之中。对此，铃木裕子在《女权主义与战争》［铃木，
1986］
中有详细的论述。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期同时也是女性进入职场的时期
o 无论是 在德国还是英国，除了工厂工人以外，护士、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
—hofen） 认为易洛魁族的女性“最接近所谓的母系氏族”，她们虽然拥
有选举氏族首长的权利以及收养孩子这样重大问题的决定权，但这是由于男人们长时间在外 参与战斗和打猎不在家的缘故［上野，
1986a］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之中，在男女平等走在前沿的瑞典，_位参与女性运动的瑞典女性将本国的”文化传统”大胆地说成”这完全是由于维京人的传统”。因为她们在男人们长期出海期间，在家园中建立起了女性的自治区。等办公室女性劳动者也随之增加。这些女性们在战时被招募为随军护士和事务员，而战争结束后，她们就这样继续留在了职场。另外，战后逐渐复苏的经济还顾不上甄选男性劳动者，女性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了职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丧偶的遗孀以及丧父的女儿。她们代替战死的家长支撑起家庭，并肩负起了家庭收入的重担。
经历了战争经济的发展，未婚女性雇佣劳动力市场就此形成了。即 便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女性,她们与以往仅限于家庭内部生产领域的女性相比，也有着更多的家庭外部的雇佣机会。并且，在劳动市场中的女性，.她们“与男性一样”,身着模仿男性的商务正装以及加入垫肩的男款女装，这就是她们的商务时尚。
但是，这样的劳动市场仅仅向“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敞开。•
“工作还是家庭”这种对于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二选一的问题就是在 此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形成了 “工作到结婚为止”这种未婚女性雇佣劳动的社会共识。在没有“（家庭外的）工作”这一选项时,
“工作还是家庭”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无法成立。女性在结婚时才首次面对 “是（继续）工作还是（进入）家庭”的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也就此达成了 ”结婚之前的暂时工作”的社会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劳动者都会结婚。在女性劳动市场中，不仅包括未到适婚期的未婚女性劳动者，还包括过了结婚年龄的不婚女性劳动者。
“职业女性”这个词中包含着“结婚晚”的剩女（
high miss）
的意思。另 外，在女性劳动市场里，除了未婚、不婚的女性之外，即便是已婚的女性，当她成为寡妇或离异的女性时，也随之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都被夹在了 “工作还是家庭”二选一的两难之中，也就是结婚不工作和工作不结婚的处境。
但是，“工作还是家庭”这种选择并没有撼动父权制家庭制度。资 本主义需要女性雇佣劳动力。而对资本主义而言,将其置于“到结婚为止的工作”和女性的生活周期之上，这种做法使得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分离得到了保留。不论未婚还是不婚，”不用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被视为”与男性一样”的单身者。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依然不会与以“家庭责任”为名的再生产劳动对立。
未婚女性劳动市场的形成也没有撼动”女性气质”的规范。倘若女人 在结婚之前被视为不能独当_面的人（或不结婚就不是女人）,那么在劳动市场中的女性就被迫要求作为中性劳动者而勤劳工作。只不过她们一结婚，她们的生活重心就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便是职场中极有能力的职业女性，只要是将这种规范内化的人，一旦结了婚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辞职而专心于家庭。在“非此即彼”的二选一的规范中，“结婚前工作第一，结婚后家庭第一”这种在各自领域中尽善尽美的做法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
除此之外，所谓“结婚就是女性的终点”,这种观点只不过意味着停 留在职场生活的女性总是被看作是不完整的女性而已。女性一旦结婚，她的工作就随时可能被叫停，从这点上来看，未婚女性劳动者仅仅是职场上的“过客”
o
即便她们一直保持单身，但当下的状态也不知何时会由于结婚而导致中断。”工作还是结婚”这种选择规范，给女性无法成为职场上永远的伙伴找到了理由,这也正成为职场上歧视女性的合理借口。
对女性而言，未婚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出现所带来的结果是，让单身 女性得以享受“与男性一样”的自由以及女性的晚婚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魏玛时期的德国，拥有职业和收入的女性，社会对于她们性的放纵不羁以及享乐式生活方式的哀叹此起彼伏[住沢，
1985] o
她们成了消费社会中有力的一员。此外，女性的晚婚化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向少生少育和小家庭的方向发展。
萧条之下的家庭和凯恩斯革命
战胜国美国与欧洲不同，战争的战火没有蔓延到自家领土。美国在战 争中的损失较小，并且与欧洲各国相比，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不大。不仅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战争经济尽享渔翁之利的也是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
1929
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引起了经济大萧条，美国 便开始陷入了恐慌，国内资本主义的改革迫在眉睫。经济萧条也同战争一样，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做出了贡献。这是因为妻子和女儿取代了失业的丈夫和父亲来维持一家的生计。由此，在家庭中，女性取代了权威尽失的男性，与此同时形成了 “妻子、母亲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格局。
通常来看，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家庭以及经济层面上受压迫的少数民 族(
ethnic minority)
家庭中，"妻子、母亲处于优势地位"的母系家长制倾向较强。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市场没有能够给予女性独当一面的家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但劳动市场却给予了 “赚取零花钱的女人和孩子”就业条件较差的机会。这使得劳动市场的性别歧视开始发生了逆转，也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失业的丈夫靠妻子做洗衣工、清洁工等工作来维系生活；在萧条期的家庭之中或是贫民区的黑人家庭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大萧条下的美国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这随之引起了社会的恐慌 也同时撼动了父权制。对此，美国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财政投资来创造扩大内需，也就是凯恩斯政策，这又被称作“修正资本主义”。在“自由市场”无法实现预定和谐之时，代表总资本的政治所给出的良药便是“加强国家的干预”
o
这时，“看不见的神之手”就转变为了 “看得见的国家之手”
。
财政投资和融资政策成为经济状况变化的保险阀。此后，这种政策成为了 “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大任务。市场仅成为超越资本家玩家总和的存在。这里体现了超越个体资本的"公共意志"（
volontG generale）
（卢梭语）,也使得既非家族又非市场的第三领域的”国家”昭然可见。
资本主义在凯恩斯革命之后，略微转向了宽松的“管制经济”
o
如果 说凯恩斯革命之后的“修正资本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由国家主体所执行的“管制经济”的一种，那么苏俄形成于
1917
年的“计划经济”也是”管制经济”的一种，且被看作是一种极端的变种，这是因为经由斯大林统治，苏俄逐渐实行了五年计划
o
苏俄所达成的这种计划经济也是通过国家来干预生产调节和达到需求平衡。美苏的差异只在于“程度之差”
o
如此一来便产生了 “收敛理论” （
convergence theory
）
o
收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之后必将到来的发展阶段，而只不过是由统制经济“程度之差”所引起的另一种经济制度而已。从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鸿沟。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有无计划性、意志决定主体是集中还是分散（集权或是分权）,这导致了从完全的自由市场到完全的计划经济的连续性。然而在这一连续性的两极中，自由市场则要求更多的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则引入分权式的市场原理，二者互相逐渐“趋近”对方的形态。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分析南斯拉夫”混合经济”的“比较经济体制论说”这种变通的理论[岩田,
1971] o
战争也是管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国家在决定命运的“非常时期”，以 一种掌握“公共意志”的人格性存在作为主体粉墨登场。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由它来决定资本和劳动者的分配。战争中的“国家主义”看上去是一种“社会主义”，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误解便由此而来。
在管制经济的各种变形体之中，处于危机之中的经济从战争和革命这 两种强烈的国家管制中寻求出路，而处于危机边缘的经济则像罗斯福新政一样寻求更温和的国家干预。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语）下的各国同时面临着危机，只不过针对这种危机的轻重而采取的应对方法才是优劣成败的关键，而这种看法现在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战争是市场寻求的“外部”，而内需则是让市场衍生出“内部”的 “外部”。选择放弃战争这种“极端的外部”途径的市场体系，便只能转向扩大内需（和平产业）。通过分配给劳动者利润来创造需求这种方法对市场来说，宛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来增重的诡计，凯恩斯政策正是以这种诡计来抑制失业的，并通过这种不自然的行动，完成了修正资本主义的“革命”
O
经济高速成长期与第
n
期女权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终于在
1946
年通过了妇女参政权法案。在作 为战败国的日本，男性丧失自信退伍归来，而女性在战争中和战后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她们重拾了自信，取代了丧失权威的男性原本的家长地位。战后逐渐复苏的经济顾不上甄选家长劳动者，企业就开始接收未婚、不婚、非婚的女性劳动者。在她们当中：有些人是战争遗孀，失去了丈夫并需要抚养孩子；有些人是妹妹，由于兄长逝去，需要赡养年迈的双亲；有些人是年轻的女儿，由于战争中可以成为配偶的同龄男性大量死亡不得不孤独终老。如今，在企业工作到退休的女性之中，那些做到管理层和担任要职的职业女性的先驱者们大多都是这一时期进入职场的女性。
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和建设，企业逐渐关闭了向女性劳动者敞开的大 门。
1962
年，媒体上有关“女大学生亡国论”的话题成为一时的热门。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不过是”结了婚就当主妇”罢了。
即便如此，那些经历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女性，她们在社会运动中彰显 了巨大的力量。
1954
年杉并区一名家庭主妇带头发起了反对原子弹氢弹的署名运动，并瞬间征集到了一千万个签名。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的“母亲
大会”
也在各地召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然而，从二战结束到
50
年代中期出现的女性运动的高涨却不能被称 为是第
H
期女权主义运动。战败后的女性力量会如此轻易地掉进陷阱的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而这个陷阱也就是与战后复兴一同兴起的“女人要回归家庭”这一宣传运动。随着
1946
年新宪法的颁布，_宜以来团结女性力量的妇女参政权运动仿佛天上掉馅饼一般地达成了其暂时的目标，也就是获得了妇女参政权。而与此同时，运动也失去了目标并陷入了低潮。达成“政治平等”的女性运动，对暗藏在形式平等背后存在的实际不平等问题则付之不问。女性的目标是“作为母亲”参与和平反核运动。而作为家庭领域的中坚力量，女性非但不去质疑自我的分工，还积极地接受了这种分工。这种母亲运动无论起到多大的作用，它都只会加强父权制的统治，而绝对无法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第
H
期女权主义运动几乎同时在发达工业社 会的各个国家中兴起了。在美国，它作为肯尼迪政权下民权运动的一环，只不过是"向黑人权力致敬"
(The Black Power Salute)
的伴随现象罢
To
然而到了
60
年代末期，女性脱离了种族歧视运动，并随之展开了独创性的反对性别歧视的运动。
日本的女权主义几乎也在同时期进行。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并非源于 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而这点很容易引起误解。日本的确受到了美国的影响，然而欧洲与日本都面临着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发达工业国家中的女性所需要共同面对的。
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首次以“女性问题”为运动背景，并且只兴起于 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而这当中混杂着各种问题，不能仅仅从压迫女性的“封建遗留制度”与觉醒的女性所拥有的“近代式自我”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虽然第三世界的女性问题与发达工业国家的女性问题二者出现于同一时期，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第三世界的女性容易将发达工业国家妇女解放运动中女性所提出的要求，看作是生活在丰衣足食世界中人们的奢侈的烦恼。而第
U
期女权主义运动仅仅出现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是因为只有这些国家才存在着运动的根基。
用一句话来阐述这种根基就是：对女性而言，家庭的“近代”已经形 成了。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
20
世纪
60
年代是戏剧性的新时代。日本 “近代”的形成经历了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当然，“近代化”从明治维新开始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而在这期间，其变化发展的程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日本的“近代化”经历了两大转折：一次是从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期，即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另一次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这两次转折分别对应的是第
I
期女权主义运动与第
n
期女权主义运动。
日本的“近代”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完成的。而对于这种说法，大多数 人都会表示这仿佛是天下奇闻。因为一般常识认为，日本的”近代”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了。社会学家放弃了 “昭和”这一持续较长时期的年号，而将昭和三十五年称为“高度成长元年”。从以下的指标中可以看出，以高度成长元年为界，在这前后日本社会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日本的劳动人口中，雇佣人数超过了自 营业者。即便说日本实现了 “近代化”，但直到经济高速成长期为止，日本人口的一半以上都还处于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并且将近一半的人口还依然从事着农业劳动。从作为近代化指标之一的人口城镇化率上来看，
1950
年的数值还是
37.5%,
而到了
1960
年则达到了
63.5%
。
50
年代出现了人头攒动的“进城离村”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口的很大部分都在
60
年代变成了城市移民的第一代，并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在这一时期，核心家庭的百分比达到了
60.2%o
并且以
1960
年为分界点，家庭成员数量由平均
5
人左右急剧跌至
3
人左右（
i960
年为
4.97
人；
1970
年为
3.69
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不足两人也是
60
年代出现的情况。这一时期不仅仅出现了核心家庭化，而且也逐渐形成了小家庭化现象，即形成城市雇佣者核心家庭，并且孩子的数量不超过两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典型的近代家庭，家庭的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了。
在雇佣者核心家庭之中，女性第一次实现了 “结了婚就做主妇”
o
第 一，她不从事家庭内部（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家务劳动。第二，除她之外，这个核心家庭中没有成年女性（婆婆或小姑子）,因此没有竞争者的她自动成了 “家庭主（要）妇”。然而这种“家庭主妇”并没有可以使唤的、给自己打下手的女性，她们成了家务、育儿都不得不亲力亲为的家务劳动者。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对于男人而言的“全民工薪族化”的实现，对女 人而言，则意味着实现了荣升为”工薪族的妻子”一
“太太”
的梦想。然而，当谁都能成为“工薪族的妻子”时，这种荣升的实质则变成了女性沦落为“专门从事家务的人”。经过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社会已经完成了这种最为近代式的性别角色分工，并且这种性别角色分工在社会上得到了普及。这种性别角色分工也就是克己奉公的企业战士和在后方专注于家务、育儿的妻子。女权主义者将其称为“父权制”，然而这种“父权制”完全是近代的产物，它与作为封建遗制的父权制大相锤。
主妇的普及化与"女性阶级”的形成
经过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成长期，日本的“近代”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家庭“近代”的形成意味着在城市雇佣者核心家庭中，“丈夫工作，妻子在家”的这种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的完成及普及。在女性的生活周期中，她们在经历了结婚前的“临时就业”后，会以结婚或生育为契机“进入家庭”，并以这种形式逐渐稳定下来。现在看来，这是多么传统的做法啊！
“结了婚就做主妇”的这种荣升至中产阶级的梦想，通过“全民中 产阶级化”已得到实现。然而，在由经济变量决定的“生孩子要在两个之内”的这种小而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女人仍旧无法安于被分配成为
100%
的再生产者。对于中产阶级的妻子而言，育儿期结束之后，等待她的终将是孤独和不安的折磨。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女性的奥秘》(
Feminine Mystique
)(总是想要把它读错成
Feminine Mistake) _
书中
［Friedan, 1963］
描绘了中产阶级妻子的不安与不满。而这正是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为止大多数中产阶级妻子共同的烦恼。
1970
年日本的妇女解放运动打响了第一枪。直接策划第
H
期女权主 义运动的妇女解放先锋是原新左翼女性以及失意的马克思主义女性。在她们的背后，许多过着“家庭主妇生活”的女性，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silent majority)
抒发了共鸣并给予了支持。妇女解放运动虽然遭受了许多误解和诋毁，但是当它的主张一旦准确地传达给了女性阶层，那么它所传达的信息马上就可以得到女性的理解，并衍生出许多草根女性运动。这是因为第
D
期女权主义运动并非争取女性的人权,而是将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视作问题之所在。她们对看似理所应当的“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发出了质疑。这里，“女性问题”转化为了 “女权主义”
o
这是因为第
II
期女权主义运动所讨论的问题并非社会的“不公正”一女性的“问题”,而是质疑社会上看似“正常”的“机制”
O
在工业化逐渐实现的过程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所开展的第
n
期女权 主义运动跨越了国界，一起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前工业化社会中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女性问题的背景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相比起阶级差异，性别差异作为分析阐释异化和压迫机制的第一变量逐渐显现出来。作为一种阶层的女性，她们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在于，女性作为家庭主妇所面临着的两种异化：第一，她们被排挤出了生产劳动；第二，她们被迫从事再生产这种无偿的劳动。”性阶级”(
sex class)
这一概念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在这一时期，女性作为被压迫阶级，也作为一种阶层，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她们共同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父权制，她们有充分的理由向二者发起双重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第
II
期女权主义运动仿佛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女性阶层中蔓延扩散开来。
第十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第三期
M
字形就业形态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资本主义而言又是一个崭新的开 始。因为日本的“近代”在形成的同时，也是它走向瓦解的开始。就家庭和女性而言，只要“一结婚就变成家庭主妇”的性别角色分工规范一旦形成，家庭主妇的地位就从根基开始一步步地走向了瓦解。“家庭主妇劳动者”就这样出现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建立了以个人生活优先主义（
My Home
主义）为理想的性别角色分工规范，女性才刚刚被封闭在家庭之中，就立即从家庭被拉向了劳动市场。只不过这与近代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并没有发生冲突，换言之，家庭以极为奇怪的形态保留了父权制，并且成功地建立了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
从按配偶关系分类的女性雇佣者构成比率中可知，
1962
年未婚女性 所占比率为
55.2%,
已婚女性占
44.7%,
其中
12.7%
是丧偶以及离异者，也就是结束婚姻的人，有配偶的女性占到了
32.0%
。这个数字在
20
年后的
1981
年发生了逆转，未婚女性所占比率为
32.1%,
已婚女性占
67.9%
（其中有配偶者占
58.0%,
丧偶以及离异者为
9.8%
）
o
因此，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止，谈及职业女性就自然会出现这样的社会共识:她们是“结婚之前暂时工作”的未婚女性，亦或是奋斗工作错过适婚年龄的单身女性或寡妇。留在劳动市场的女性不是尚未结婚就是在婚姻之外，不然就是结束婚姻的女人，结婚和工作被视为是无法同时兼顾的。直到这个时期，女人要么就是工作没结婚，要么就是结婚不工作，而这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时间，未婚者和已婚者的比率实现了逆转。 但是，已婚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甚至许多女性在结婚之后也依然坚持留在职场，这样的现象丝毫不意味着她们“兼顾了工作和家庭”
O
大多数的未婚女性劳动者依然是以结婚或者生育为契机而离开职场。女性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与她们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依然无法共存。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发挥女性角色的时期明显缩短了，这就意味着后育儿期提前到来。女性并没有兼顾再生产者的角色和生产者的角色，而是早早结束了再生产者的角色重新回归到生产者的位置。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她们虽然是实现了兼顾“工作与家庭”，但与此同时，这种兼顾是由通过错开生命周期的时间分配而得以实现的。
根据年龄划分的女性劳动力比率构成，我们即可得知这种变化趋势 ［图
3］
。
1960
年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女性劳动力年龄比率在
20
到
24
岁达到峰值，随即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到了
1981
年，在
40
到
49
岁区间又达到了另一个峰值，这样的曲线变化图呈现出
“M
字形”。我们可以看到，在
25
岁到
34
岁的生命周期第二期（生育和育儿期），劳动力比率暂时陷入低谷，在
1980
年前后达到最低，之后呈现出上升趋势。
M
字形低谷与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二者息息相关，工作和育儿的对立证明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其实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生命周期第二期的女性劳动力比率的上升意味着女性雇佣劳动力的增加。在美国，女性劳动力比率曲线较早地消解了
M
字形，则没有呈现生育与育儿期的低谷[图
4] o
而这当然是因为女性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I
在自营业者的生活中，再生产劳动和生产劳动的选择则并非问题之 所在。在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下，女性既是生产者又是再生产者。不仅如此，女性被迫要求二者同时兼顾。农家的家庭主妇没有成为专职于家务和育儿的主妇的自由。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后期，女性劳动力在其长期变化中基本保持了 平稳状态而且没有显现出较大的变化[图
5 ] o
德国、法国等较晚完成工业化的“二流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而较早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和美国，贝恠工业化的过程中首先呈现出女性劳动力比率大幅降低的趋势（暂且将女性从劳动市场中驱逐之后），然后在
20
世纪末才逐渐开始上升。
1980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劳动力比率都趋于
50%
左右。而日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却没有出现女性劳动力比率大幅下跌的情况。在工业化一雇佣者化的过程中,女性单纯地只是从家庭内劳动者变为家庭外劳动者而已。
因此，提及工业化以后的日本“近代”，我们应该要看女性雇佣劳 动力的比率才对。从图
6
来看，
I960
年提到女性雇佣者一定指的是未婚女性，这似乎是一种社会共识。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女性雇佣者的确增加了，但是这一变化只发生在
35
岁以后年龄段的女性身上，也就是后育儿期的女性。
1像日托中心这样的公共托儿设施，美国还没有日本完备。与自食其力型资本主文国 家的美国相比，日本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社会主义式”的国家了。美国女性在育儿期间能够工作是通过私人负担保姆或日间支付给养父养母费用而实现的。在资本主义下，育儿彻底私人化的代价是女性生育年龄的高龄化以及出生率的降低。
资料出处：总务厅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妇女教育研究会
1988 ：
54 ） （注）图中数字为
1987 年的数值'
图3
按年龄、阶级划分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变化趋势
（妇女教育研究会
1988 ：
55 ）
图4 按年龄、阶级划分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国际比较）
图5
女性劳动力比率的长期变化( 1890—1980
年)
图6
按年龄划分的女性雇佣劳动力比率
“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出现
“家庭主妇劳动者”是个多么奇妙的词汇。就在
20
多年前，社会上还 遍布着这种社会共识，只要是家庭主妇就不会是劳动者，只要是劳动者就不会是家庭主妇。说起家庭主妇，就一定是没有工作的人。但是，经过经济高速发展的
10
年，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劳动者的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随之出现。“家庭主妇劳动者”出现的条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将已婚女性从家庭向外面推的推力
(push);
另一方面源于劳动市场将女性从家庭向外拉的拉力
(pull)
[上野，
1982b] o
推力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新生婴儿数量减少所引起的后育儿期 的较早来临。生于昭和二十一年
2
的那一代人，他们初婚的平均年龄在
25.3
岁，而一年后，他们在
26.5
岁的时候生下第一个孩子，经过两年，在
28.5
岁的时候生下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继而他们画上了生育的句号。最小的孩子在他们
35.0
岁的时候达到上学年龄。即便女性一直受到“妻子和母亲身份”的女性性别角色社会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有效期限也仅仅只到
35
岁，之后等待女性们的则是过早到来的“余生”。正如贝蒂•弗里丹所描绘的“郊外中产阶级妻子”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过了育儿期后逐渐成为现实。
育儿期中的女性除了孤立和闭塞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 但是处于这个时期的女性百分之一百都会先专注于作为再生产者的母亲这一身份。那种后育儿期母亲所感受到的空虚与不安，对处于育儿期的女性
1与“家庭主妇劳动者”这种奇妙的词一样，"专职主妇”这种奇怪的称呼也同时在 这一时间出现了。把理应"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特意称为"(家务)专职主妇”,这与有工作的已婚女性(兼职主妇)的大量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家庭主妇的出现不再被看成是理所应当之事，所以才出现了 “专职主妇”的这一说法，特意给了没工作的主妇这种特定的称呼[上野，
1982b] o
2 1946年。——译者注
而言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想要推迟后育儿期，也就是延迟“母亲工作的退 休”,只要一个接一个地一直生孩子便可以达到。实际上，明治时期出生的女性，在她们
25.5
到
38.0
岁的近
13
年的时间里，平均会生
6
到
7
个孩子，而在最小的孩子成年之前，她们就会离开人世。
日本女性的特殊出生率（一个女人一生所生孩子的数量），在
1905
年 合计为
5.11
人，
1981
年合计为
1.74
人，而到
1989
年降至
1.57
人。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人的平均生育人数不足
2
人。“生孩子在两个之内”这种规范在
60
年代迅速得到普及。日本社会不依靠任何的国家强制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成功地控制了出生率|。并且这种控制出生率还是在经济因素主导的市场“放任主义”的间接统一管理之下出现的，同时这看似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女人们虽然最多生两个孩子,但这当然是由于只能最多生两个孩子所 导致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就是不再要求也不允许女性一生始终作为百分之一百的再生产者了。
推力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家务劳动大幅度的减轻。
20
世纪
60
年代的 技术革新使禁止参战的日本经济转向了扩大内需。市场无法开拓外部领域的“海外市场”而找到了内部的“外部”，也就是市场之外叫作“家庭”的这一内部领域。随着家电商品的不断开发和普及，资本主义迅速地将一大部分的家务劳动社会化一商品化。
这种扩大内需的路线将内部的“外部”侵蚀而尽，它包含了一种类似 于“赏花饮酒经济”的循环论法则。女性们靠着家电商品大幅度地节省了
1相较于日本，西欧各国出生率的降低历经了更长的时间。而诸如印度、中国等国， 他们经历了人口在短时间内的急剧膨胀，这些国家则是依靠国家政策来控制人口数量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印度的奖励避孕手术等政策正是如此。与其他各国相比，日本在如此短的时期内且没有依靠国家统一管理就实现了出生率的大幅降低，不得不说是极为少见的例子。
她们的家务劳力
o
虽然家庭中最后仅剩下无法节省劳力也无法机械化的育 儿劳动，但在后育儿期，这种劳动也不复存在了。由此看来，家务劳动已经不再意味着健康成年女性一天需要从事
24
小时的工作。当女性们没有必要再为家庭
24
小时不停献身之时，当女性想要具有购买家电商品的能力之时，她们就进入了职场。也就是说，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将女性推出了家庭，但女性为了能够走出家庭不得不依靠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而为了购买这些机器，她们必须要外出赚钱。如此一来，女性们就被困在了这种循环往复的陷阱之中。
这个过程类似于农家的兼职化过程。靠着机械化的农业机器，农民虽 然逐渐能够外出务工了，但是为了能够外出务工，农业机器对他们而言则变成了必需品；而为了能够购买“久保田”、“大发”
I
他们又不得不外出务工。在这样的循环中逐渐形成了农家兼职化。在这一过程中，最受益的一方当然是利润大增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农民为了能够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而外出务工。扩大内需的诡计宛如章鱼吃自己的腕足来增重，市场就是在蚕食市场的外部。
女性们虽然能够外出工作了，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为了能够有钱购 买三种神器
2
以及
3C?
等家用商品。女性为了创造能够外出工作的条件，她们不得不开始工作。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谓“丰衣足食的生活”以及“平均生活水平”,这些都是通过让女性进入劳动市场而实现的。
非全日制劳动的"发明”
女性进入职场是由于家庭需要女性外出工作，但不管女性能够进入
1两者均为日本农业机械品牌。一译者注
2 '洗衣机、黑白电视机和冰箱。一译者注
3彩色电视机、空调和汽车。一译者注 市场的条件有多完备，只要劳动市场不需要女性，那么女性就无法外出工作。也就是说，推力原因和拉力原因缺一不可，否则就无法让家庭主妇转化为劳动者。
慢性型劳动力的不足是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发展问题之所在，而在这 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中，一直都潜存着将女性拉向劳动市场的拉力原因。但是，一旦确立了作为企业战士丈夫和作为全职家庭主妇妻子的近代型父权制，就很难将已婚女性从家庭中拉出来。只要雇佣劳动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那么女性就无法走出家庭。
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的这种“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是资本主义 亟需解决的迫在眉睫之事。这是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强行制造了这种二选一的矛盾。具体而言，只要将“朝九晚五”的全职劳动轮班强加给女性，那么就只有不用肩负家庭责任的未婚女性以及不婚的女性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市场。对此，资本主义以妥协的姿态进行了划时代的发明，那就是非全日制劳动方式。
非全日制劳动这种划时代创想就如同哥伦布竖起鸡蛋一般，并非偶 然。为了将家庭主妇劳动者推向劳动市场，企业并没有让女性的生活去迎合劳动方式，而是通过转变思维，让劳动方式去迎合女性的生活。而从女性角度来看，将她们推出家庭的推力原因也完全成熟了。“生孩子在两个之内”使得后育儿期的提前到来的确缩小了母亲的角色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角色分工不复存在了。让几乎所有家庭主妇犹豫要不要外出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不想让孩子成为钥匙儿童。因为育儿这一再生产劳动才是让她们选择家庭的最重要原因。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家庭主妇的门禁时间就是孩子回家的时间。非全日制劳动方式为女性提供了一种不与家庭主妇角色相抵触的全新的劳动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发明并不是女性的要求，而是因企业的需求所 形成的。资本主义只有在需要女性成为劳动力的时候，才将女性招入劳动市场。
非全日制劳动方式的起源并不明确。大概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左右， 部分大企业先采取了这种形态，经历了
60
年代后，继而蔓延到其他企业。因此，
70
年代之后，政府劳动统计中才出现了 “短时间工作雇佣者这一分类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行政部门都没有掌握短时间工作雇佣者的实际情况，甚至连它的存在都不得而知。非全日制劳动者没有被视作为正式的雇佣者，他们不仅没有雇佣合约和社会保险，甚至都不是最低工资制的适用对象。到
60
年代初期，女性雇佣劳动的普遍形态（不知何时起，除了家务劳动，女性还得从事雇佣劳动！）仍旧还是副业。工场手工业之前的、恶劣的家庭内部雇佣劳动就是副业。至今，在地区新闻的“求职”栏里仍刊登着“寻找能够在家办公的工作”的启事幕企业转向承包，而承包则更多的依存于副业。副业，也就是进入家庭之中的工作，它意味着家庭是工厂的终端。副业逐渐被非全日制劳动取代后，女性们不再从事副业，转而走出了家庭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并且与副业相比，非全日制劳动的时薪还相对较高。“短时间工作雇佣者”的人数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尾声时有
216
万人，在所有雇佣者中占
6.7%
O
而在女性雇佣者之中，“短时间工作雇佣者”就有
12.2%
。之后，经过
70
年代，这个数字仍持续增加，到了
1985
年，在女性雇佣者中，这个数字达到了
22.0%
。也就是说，每
5
位女性劳动者中就有一个人是非全日制劳动者，她们中的多数都是有配偶的女性劳动者。这样一来，在社会上，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劳动者就成了日本劳动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于育儿期女性寻找“柱家就能办公的工作”时，我的心就会隐隐作 痛。她们因为再生产劳动而被禁锢于家中，但即便如此，她们也不厲于能够专注育儿工作的经济阶层。并且那些为了再生产劳动而”能够在家”的工作，其工作条件都处于标准条件之下。女性以"在家工作”这一条件被迫接受了低于劳动再生产成本的雇佣劳动。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我之前已经论述过，历经战后复兴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后，日本的资 本主义面临着慢性型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高等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种劳动力短缺。在
1960
年，即经济高速发展的元年，这一年日本的高中入学率，男性为
59.6%,
而女性则为
55.9%o
而高中入学率在
1980
年时，男性为
93.1%,
女性则为
95.4%,
这近乎达到了 “全民教育”的水平。而劳动市场中缺少的并不是管理部门以及决策部门，它缺少的是年轻人、单身者以及低学历的人群，也就是学历水平为初中毕业的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低薪酬、非熟练、单纯辅助型和不稳定雇佣的底层部门职业。那时初中毕业的劳动者被称为“金蛋”，而他们所在的部门之中，劳动力的补充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部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的资本主义有以下几种选择。
第一，自动化。技术革新和不断进行的设备投资的确显著提高了工厂 的劳动生产效率并且大幅缩减了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数。在机器化大工厂广阔的区域中，常见到以下这样的画面：仅靠着零星的几个人来控制着电脑并指挥无人操作自动运转的传送带。就连制造厂中在生产一线工作的人数也在明显减少，工厂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转变，由“金字塔型”转变为管理部门相对增多的头重脚轻的“钻石型”。
但针对自动化也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在自动化也无法替代的面向客 户的服务部门中，仍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对此，资本主义能够采取的选项是：
1
.已婚女性；
2
.老年人
I 3
.通过移民劳动力来填补，而日本的资本主义没有采用移民这种做法。
1柏木博在《微型乌托邦的家庭》（
1988 ）中指出，退休制度是一种通过将劳动者强 制归人"老人”的范畴而使得他们被边缘化的一种手段。
除日本以外的所有发达工业化国家都采用了第三种选项，而只有日 本没有采用这一项措施。美国自建国以来一直主要依靠包括黑人奴隶在内的移民劳动力，而欧洲则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欧洲共同体内部面临着南北问题，大量劳动力从南部各国流向北部富裕的德国。希腊人、土耳其人等外出务工的劳动者，德语不熟练，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就职的正是劳动市场中处于最底层的生产一线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这些移民劳动者居住在城市，引起了贫民窟、贫困、犯罪，以及卖淫等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福利的负担成本也不容乐观。并且在工作岗位上，他们与下层的德国人之间竞争频发。贫穷阶层的德国人对他们产生的怨恨和敌意很容易就发展成种族主义。近年来，在德国能看到新纳粹主义的抬头,这就是源于下层中产阶级德国人对移民劳动者的敌意和反感。除此之外，更不必说延续至今的美国的种族歧视了。
如果日本也选择对劳动市场“敞开国门”，那会怎样呢？亚洲的“南 北问题”将会使大量的劳动力一举从南部各国涌入日本吧。日本到现在依然采取严格的出入境管理法，但通过偷渡、非法签证入境的外来务工现象仍然存在。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的“南北问题”表现为大量农民“进城离村”的现象。恐怕现在应该会有许多亚洲人涌向"亚洲的东京”一日本吧。我们先不说德国的例子，光是日本，城市居住问题、贫困、犯罪等城市问题都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还有排他的国民性这一问题。先不说归国子女问题和遗华日本人的问题，日本政府的高官也许会担心恐怖主义和严重的种族歧视的肆意横行。因此他们选择了对劳动市场“封锁国门”，死守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出入境管理法”
o
即使面临难民接收问题，无论国际舆论压力多大，日本政府都甘受辱骂而固守着“封锁国门”的现状。长期以来，来自内外的“敞开国门”的舆论压力使得商品市场几乎全线败北，可以说，日本现在除了仅留大米供销这方”圣地”外，其他领域几乎都实现了自由化。但是对劳动市场“敞开国门”则很难实现。日本的资本家们一定知道，相对于引入移民劳动力获取的利益而言，他们需要为移民支付的成本更高。
但即便如此，日本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利用亚洲的廉价劳动力。他 们没有选择将移民劳动力引入日本，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利用外国人劳动力，也就是在他们的居住地进行就地利用。这是通过合并企业以及多国籍企业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它的诡计：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同时，还能逃避支付处理工业废物这种公害的成本并可以仅仅获得商品。日本资本主义所采取的这种选项,真可谓是将成本降至最低并使利益实现最大化的“合理性”选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无法依靠移民劳动力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将目光投向了女性和老年人。 而家庭主妇同时兼具了女性以及中老年这两个（不利）条件。她们作为中途被录用、担负着家庭责任的、不熟练的劳动者，带着所有的不利条件进入了劳动市场，成为了低工资、单纯辅助型以及不稳定的雇佣劳动者。
家庭主妇转变为劳动者，我们可以将这种转变称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的第二次妥协。”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被称为是第一次妥协，其中丈夫是百分之一百的生产者，妻子是百分之一百的再生产者，并且二者形成了专职家庭主妇的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
o
如此一来，在第二次妥协中，确立了 “家庭主妇劳动者”这种角色双重化的“新性别角色分工”也就是女性不仅是雇佣劳动者还是家务劳动者，此时她们既是非全日制家庭主妇，又是非全日制劳动者。对资本主义而言，“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发
1源于樋口惠子精彩的命名[樋口等，
1985] o 明实为上策。劳动市场需要处于其边界外部的“劳动力预备军”（如果没有她们，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机制将无法运作）,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使得劳动力供给后方的农村自行解体，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依靠农村中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非嫡长子的次子和三男。日本的资本主义曾经是依靠农家的次子和三男外出务工来支撑的，也就是说，日本资本主义是由这些单身劳动力而支撑起来的。日本的工业化并没有像英国一样，发生因圈地而使农民弃农并移居城市等问题。在日本农村中，仍然是由长子单独继承土地、驻守家园，而这使得次子和三男远离了土地，不得不进入城市工作。农村的“叔伯”原本仿佛是家族奴隶一般在乡村被埋没，而工业化给这些人群提供了经济独立的机会。神岛二郎将这种变化称为“单身型近代化”
o
出身农村的人曾是经济萧条时期的保险阀，他们是“劳动力预备军”
。
因为对于外出务工的单身者而言，他们拥有回归农田的出路，即便在城市失业了，也有能回去的地方。即使他们没有货币收入，也不会苦于生计。这是因为在农村他们依旧拥有着实物经济。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都曾是劳动市场的"外部”
o
随着农村作为 ”外部”被蚕食殆尽，家庭又作为新的“外部”粉墨登场了。如此一来，“家庭萧条缓冲论”出现了，这取代了经济学家所谓的“农村萧条缓冲论”。身为家庭主妇劳动者的妻子们即便失业也有可以回归家庭这一选择。
1985
年在“格力高森永事件”中受到“怪人二十一面相”威胁的森永制果公司临时命令“打工的阿姨们”暂时回家休息，而她们就只能听从公司的命令。
据报道，她们平均一天工作
4
个小时，每个月工作
20
天左右，当时每 月的收入为
4
万到
5
万日元。当然，这些钱连女性一个人的生计都无法维持。她们把这些钱用在了什么地方呢？某位女性说道，当没有了那四五万日元收入的时候，这部分本应负担房贷的钱由家庭开销来填补，生活就变得越发艰难了。另外，其他女性也表示道，她们为此不得不停掉孩子的兴趣班。
对家庭主妇劳动者而言，最首要的就是找一份有收入的工作，而那些 收入却不是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女性的收入与其说是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说就是为了补贴家用。“补贴家用型收入”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分配形式，它针对那些需要收入而进入劳动市场的家庭主妇劳动者，它也是资本主义保留父权制的一种方式。非全日制劳动与补贴家用型收入的结合看似对女性和资本主义双方而言利害相同。但实际上，利害关系相同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与女性，而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下的女性）。
一般而言，女性的独立收入会威胁到父权制。女性的劳动在家庭内 部生产方式之中与在家庭外部生产方式之中，两者的存在方式有所不同。在父权制下的家庭内部生产方式之中，女性的（家庭内部）劳动贡献由经营体的父权所占有。而在市场化的劳动领域中，工资并不是支付给她的丈
夫、
她的父亲的，而是支付给她本人的。也就是说，她的劳动贡献变成了肉眼可见之物。从历史来看，女性其实一直都在劳动，而当她们的劳动由家庭内部劳动转为雇佣劳动，这使得家庭这一单位，甚至个人（这也意味着无法再划分）这一单位都出现了划分的可能。
当女性的收入达到了足以让她们脱离父权制并独立生存的额度时，这 种问题才会出现。实际上，大多数有配偶的女性劳动者，她们的家用补贴贡献率都未能达到
25%
。在
1960
年，工薪家庭中妻子的家用补贴贡献率微乎其微，仅为
2.3% o
但到了
1981
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
12%
，但是，这里出现了扣除抚养费用的上限金额，也就是
1990
年出现的“百万日元大关”
'o
妻子的家用补贴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吗？是的，的确不可或缺。如今妻
1这里指被抚养者年收入达
100 万日元以上需要上缴所得税。——译者注 子的家用补贴收入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了。因为妻子的收入并不是仅仅用在自己的身上。相较丈夫的钱包，妻子的钱包几乎与家用的钱包划了等号。妻子的补贴家用收入算在家庭收入之内，决定了家庭收入的状况。如此一来，家庭支出一旦增加，而这时倘若失去了妻子的收入使得家庭收入再次减少的话，对家庭而言恐怕会极为困难。
即便家庭收入增加，也不是说生活状况就富余了。许多妻子诉苦道， 如果自己没有收入的话，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整个收入分配结构已经无法保证仅靠男性一个人的单独收入
(single income)
就能养活全家了。双份收入型(
double income)
家庭最开始就依靠着妻子补贴家用的收入，而这种收入最终成了可以决定家庭收入状况的因素之一，这样的家庭现在逐渐成为多数。
妻子的补贴家用收入主要用于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和购房后偿还房贷 的任务。在森永公司做着非全职工作的女性告诉我们，倘若自己失去这份工作，她抱怨的也就是以上这两件事。依照“家庭萧条缓冲论”的说法，有些人认为“只要不奢侈”，仅靠丈夫的工资就足以生活。但是，要负担孩子的课外教育费，长远来看，还要让他们升入较好的学校，并且还需要负担一直到退休才能还完的房贷，最后手头仅剩下微薄零星的收入，这能称为“奢侈”吗？所谓“大家都是中等家庭”,这种与其他家庭别无两样的生活水平，是由妻子补贴家用收入而实现的。
女性的双重角色
由于雇佣劳动，妻子对于家庭生计的(可见的)贡献影响到了丈夫 与妻子的上下关系，并且使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倒退。然而，它以一种更巧妙的形式补充了父权制，并强化了性统治。这是由于在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成为家务劳动者，而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既是雇佣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她们扮演着“双重角色”（
dualrole） o
并且，家庭主妇虽然成了雇佣劳动者，但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
”家庭责任”丝毫不会减少。女性背负着百分之百的家庭责任（家务、育 儿劳动），同时她们还要外出工作|。女性的“双重角色”，意味着“双重负担”（
dual burden
）。这意味着，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而在家庭之中，丈夫对妻子的家务劳动袖手旁观；在职场上，这些男性对于女性劳动者（她们与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妻子一样）而言，则是支付她们低廉薪水的上司。在此基础上，丈夫还享受着妻子赚来的用来填补家庭生计的收入成果。
社会学的角色理论认为，职业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双重角色”是“角 色冲突”的根源之所在。“工作还是家庭”这种二选一的窘境正体现了其中的冲突。同时，这种冲突又与女性解放语境下的“自立还是依靠他人”的问题遥相呼应。然而，我需要再次重复下面的话：只要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互相抵触，换言之，只要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互相矛盾，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新与旧的性别角色分工，作为百分之百再生产者的女性，她们的家庭责任并不会消失。然而，按照她们的生命周期，再生产劳动的强度已经有所改变，或者说，再生产劳动的实质已有所改变。
在生命周期的第三期，处于后育儿期的女性与处于哺乳期的女性相 比，她们的再生产劳动急剧减少。再生产劳动负担减少的部分则由生产劳
1 “妻子在丈夫的许可下”从事劳动，然而丈夫允许妻子从事劳动的条件通常是“不 要给家庭（丈夫和孩子）添麻烦”
o 也就是说，"丈夫的逻辑”便是，妻子需要像往常一样负担家务的责任，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妻子外出工作便是"自由”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妻子自由”的行使受益的则是丈夫。这是因为，他们的家务劳动负担为零，但通过妻子填补家庭生计的收人，使他们的生活着实富裕了。
动的负担来填补。然而女性无法变为百分之百的生产者。非全日制的从业 形式(部分生产者！),这是与生命周期第三期相对应的劳动形式，也是使得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不互相抵触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达成的妥协形式。
但这种说法似乎仍然不正确。在生命周期第三期，不仅是再生产劳 动的数量会有所变化，其实质也会有所改变。儿童在从第一次社会化走向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中，教育代替了养育。换尿布、喂奶这种生理性的养育责任，会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大幅减少。而与此相应的教育责任则会变得格外重大。并且，教育的成本主要是货币成本。母亲的养育责任的确是逐渐减轻了，但减轻的负担会变为一种外部化的再生产劳动——就是教育，这时，母亲就不得不用金钱来购买教育了。
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职业女性的角色这两种“双重角色”之所以没有产 生冲突，是因为“新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了维持父权制的秘密武器。也就是说，在后育儿期，女性进入职场后，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妻子_母亲"这一角色而已
[Sokoloff, 1980 ] '□
如此一来，女性就成了作为”妻子_母亲”的劳动者。这并不符合恩 格斯所提出的假说——女性转化为劳动者则能撼动父权制。家庭主妇劳动者不但没有与“妻子一母亲”这一角色产生冲突，反而成了成为“妻子一母亲”这一角色的新条件。这种悖论的辩证法正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新的妥协形式
2
。这就是让女性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或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地识破了这个诡计。
2在我所教的女学生之中，当听到"家务劳动” 一词时，她们中甚至有人认为其包括 了 “外出工作”。按照她们的理论，依靠外岀工作所得的薪金，能够为孩子“购买”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这也是"母亲的职责”之一。对“家务劳动”现实的认知如今竟有如此大的改变。
3非全
13 制劳动者
(part-time worker ) 同时又是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
(part-time housewife), 关于这一卓见，可以参考女权主义者的盟友一丽贝卡•詹尼森(
RebeccaJennison) 的评论。
也就是让她们成为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通过给予女性这种新的身份 认同，她们陷入了 “工作还是家庭”的二选一的窘境，所以说，这种身份认同只不过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而已。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双方都是有利 的。这是因为它代替了完全的生产者亦或是完全的再生产者这种二选一的选择，转化为了一种貌似和谐的解决方式，即”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而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女性之中。
第一，对资本主义而言，女性是部分生产者，也就是她们作为不完 全的生产者进入劳动市场。在劳动市场中，中老年家庭主妇劳动者从一开始便放弃了竞争，她们作为二流劳动者忍受着恶劣的待遇，作为心甘情愿的、经济实惠的、顺从的劳动者被压价购买，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求之
I
不得的。并且她们获取的用于家庭生计的辅助收入贝
1
在“扩大内需”的名义下提供了消费市场，可以说，她们甚至还是消费市场的老主顾。
第二，在父权制下，男性仍依赖着部分再生产者的女性所承担的家庭 责任，他们只是盘腿享受着无偿劳动。女性成了部分生产者，而男性却没有成为部分再生产者，可以说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从部分生产者到部分再生产者，这种变化只要不发生在男性身上，那么以无偿再生产劳动为物质基础的压迫女性便不会消失。
而且，只要女性仍然是部分再生产者，这就为那些认为女性只能成为 部分生产者的人提供了借口。在劳动市场中，作为部分生产者的家庭主妇劳动者被给予薪金低廉的职位，并且正因如此，她们的收入只够补贴家庭生计。如此一来，作为家长的男性，他们的权威便更稳如泰山了。女性的部分生产者化与部分再生产者化，就是机制互相强化的、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女性成为部分再生产者，这意味着无偿再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在教育 的名义下成为“有偿的劳动”。女性的部分再生产者化减轻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吗？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最终却只能得到否定的答案。这是因为，承担着教育这种“有偿再生产劳动”成本的正是女性。
父权制资本主义需要从女性手中剥夺一部分再生产劳动使得女性变成 部分再生产者。而依靠高科技的高度资本主义则需要受教育的劳动者。初期产业制下的技术革新把熟练劳动者替换为不熟练劳动者。与此相反，第三次科技革命只需要智慧的劳动者。而这种“受教育劳动者”的教育费用无非是由女性来负担的(本应由受益者负担！)，这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阴谋。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英国同当下的日本一样，也在经历着产业结构的转换。然而，英国 又与日本不同，英国采取应对措施的时机相对较晚，又错过了转换期产业部门的衰落，产业结构的转化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之中又会带来不平衡的影响，而英国比日本更容易受到这种好坏参半的影响。另外，在各个发达国家之中，女性劳动力化的比率从年龄、阶级构成上看，英国与日本最为相近。
有许多学者都已指出，过去的十年间，处于经济萧条和高失业率困境 中的英国社会“男性失业率急速上升，而在社会各阶层中，女性的雇佣却有所上升”
[Mitchel, 1986
；
Beechy, 1987]
o
而这种雇佣集中在中老年以及已婚女性的年龄层上。而年轻未婚女性，包括丧偶离婚的独身女性的失业率反倒有所上升。米歇尔
(Mitchel)
就曾经介绍过这一现象，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在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演讲中说道：“找到工作的不是你们，是你们的母亲吧。”这些中老年、已婚女性的就业情况在职业种类上主要集中在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各个部门，而她们的劳动形态则为非全日制、弹性工作制。尽管大多数非熟练部门的职位薪酬低廉并且雇佣极其不稳定。
而且更具讽刺的是，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市场，却导致了女性失业率的 上升。这是因为尽管“家庭主妇并不把自己当作失业者“，但随着雇佣机会的增加，潜在求职的家庭主妇数量急速增加。
在
1974
年到
1977
年之间，比起面向女性设置的职位数量，求职女
性数量上升的速度更快。
[Bruegel, 1982
：
280]
在这期间所设置的“面向女性”的工作大多数都是烹饪、护理、保 育、教育等“女性在家中所从事的工作”
o
但在这段时间中，虽然也有女性寻求一份全职工作，但公共部门所设置的社会劳动者等各种职位主要还是非全日制式的[上野：
1987a] o
比彻认为，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女人的工作"
(woman's work) [Beechy, 1987
：
163 ]
。勃鲁盖尔
(Bruegel)
“不稳定且季节性”的服务劳动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他列举了如在学校食堂烹饪这样的职位。勃鲁盖尔指出，正因为它是女人 的工作，所以无法成为“稳定的、持续的工作”，而正是由于它无法成为稳定的工作，所以它只能是“女人的工作”
[Bruegel, 1982
：
278]
。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女性大量被"边缘劳动力化”(
marginalization of women's labour)
的现象。这样就形成了进出于劳动力边缘地带的女性“劳动力预备军”。
女性“劳动力预备军”这一说法，是从家务劳动论争发展到女性的 ”双重劳动”论说过程中的成果之一。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预备军是“对资本而言不仅是有利的且是 必不可少的”
[Walby, 1986
：
75]
。这种劳动力预备军不仅有女性也包括了男性。布雷弗曼指出，“成为劳动力预备军的男性与女性，他们在数量上都在不断增加"
[Braverman, 1974 ]
。亨弗里斯(
Jane Humphries)
谈道，”劳动力预备军的形成，不单单是一种循环，而是(在资本主义之下)一种永久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逐渐变成了雇佣劳动者”。
[Humphries, 1983
；
Walby, 1986
收录：
79,
括号内为引用者所加]而这 种劳动力(无论男女)的边缘化正好呼应了沃尔霍夫(
Claudia von Werlhof)
所提出的劳动力的世界性"家庭主妇化"(
housewifization )
。于是，被驱逐至边缘劳动地带的女性与同样处于劳动边缘地带的男性一移民、失业者、第三世界的劳动者之间呈现出宜接的竞争关系[上野，
1987b] o
布雷弗曼谈道：
男性与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了劳动力预备军的队伍。男性是 通过离开雇佣劳动，而女性则是通过参与雇佣劳动。
[Braverman,1974, Walby, 1986
收录：
79]
与此相同的是，“劳动力预备军”是最容易因经济萧条而受到影响 的“一次性”
(disposable)
劳动力。而基于这种假说，则衍生出了以下悖论。
经济萧条对女性雇佣机会的影响力是远超过单纯的劳动力预备军 假说的，它是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
1971
年到
1981
年是制造业周期性的经济变动期，在这一期间的女性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不仅如此，至少在
70
年代中叶时，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有服务部门，女性的雇佣机会都呈现整体性的上升。
[Ruberty&Tarling, 1982; Beechy,1987
收录:
99]
不仅是劳动力预备军的“一次性”假说，
20
世纪
70
年代在经济萧条 的英国，女性雇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上升，这是否就印证了 “一次性”假说应该被我们废弃呢？然而，如果考虑到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劳动力的整体“边缘化”问题，那么这一过程中也就不存在什么矛盾了。
70
年代时，英国涌现了大量失业者，他们是男性和单身女性，并且主要是全职劳动者。也就是说，经济不景气使得正规的全职劳动者所处的环境更加艰难，他们被非全
H
制劳动者所替代了。
正如布雷弗曼所言，”男性是通过离开雇佣劳动，女性则是通过参与 雇佣劳动”，二者共同形成了劳动力预备军，而在男女双方的劳动力边缘化这一问题上，二者开始的时期是一致的。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萧条的雇佣研究也同样证明了上述倾向。在美国
1930
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中，“失去职位的男性比女性还要多”
[Milkman, 1976] O
在经济萧条时期，劳动力的边缘化问题更加严峻。如此_来，更加适合边缘劳动的女性存留了下来，她们替代了失业的家长劳动者，获得了赚取“零用钱”(
pin-money)
的机会。
比彻指出，在
1974
年到
1975
年的经济萧条时期中，经合组织
(OECD
)各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Beechy, 1986
：
78],
而日本也并非例外。
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十分原人，废弃产业中的失业者迅速被新兴行业 部门所吸收，因此，日本没有经历像英美那样的严峻的失业率上升期。然而，衰落行业与新兴行业的产业部门间落差很大。其中，特别遭受打击的人群主要为职业转换艰难的、熟练部门的中老年男性劳动者。青年人在职业转换上相对容易，因此很快被成长中的产业部门所吸收。而这种现象与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国失业率最高的反而是青年人。然而，即使在新兴产业中，处于不定期或自由契约的不稳定雇佣形式中的男性劳动者也在
逐渐增多。而女性劳动者的增长主要在非全日制和弹性工作制方面，也就 是“边缘的”雇佣机会
I
。不仅如此，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在离婚后，作为非全日制、派遣劳动者进入了 “二次劳动市场”(
secondary labour market) ,
而这种再进入职场的压力也比以前更大。
所以，正如加迪纳
(Gardiner)
和史密斯
(Smith)
所说的那样：
女性逐渐得到更多的雇佣机会，但雇佣这一领域丝毫没有改变男 女的不平等［
Gardiner&Smith, 1982; Beechy, 1982
收录：
100 ］
。
在当今的日本，男女同工不同酬直到
1978
年才显示出了缩小的倾向， 但随后又再次扩大。
1978
年，倘若将男性的收入看作是
100,
女性的薪金则为
56.2o
而到了
1981
年，女性的薪金又减少到了
53.3,
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差异逐渐增大。在这期间，女性雇佣机会虽然显著提升，但有数据显示，女性参与雇佣劳动(只要女性与男性不处于同一条件下)对丝毫没有消解男女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
女性劳动力边缘化的原因在于：
已婚女性有家庭这一独自的天地，即便被生产所排除，她们也 可以回归家庭。而社会福利又没有必要关照她们的存在，同时她们的消失也不会(只要不是自己注册在案)反映在失业率上。
［Beechy,1987: 57］
支撑女性边缘化的是家庭。女性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紧密相关。 女性是再生产者，所以她们作为生产者是次等的，而正因为她们是次等的生产者，所以她们被称为再生产者。如此一来，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领域
—1 比彻批判道：公共部门以这些是”女人的工作”为由，率先制造了护理、保育、烹饪等不稳定的非全日制雇佣机会。从这点上来说，政府和自治区在女性歧视问题上应当承担责任。
之中，以及女性劳动力的边缘化，二者共同制造了女性的“双重分离区”
(double ghetto) [ Armstrong&Armstrong, 1978
：
201 ]
。
80
年代的改革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双循环型、家庭生计辅助型、非全日制雇佣的劳 动形式，即工作至结婚，以结婚或生育为契机暂时退职，而进入后育儿期时又再次回归职场，这种情况发生在日本大多数的女性之中。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仅仅过了二十年这种变化就显现出来了，不得不说时代变化的速度比我们料想的更快。
1980
年，在哥本哈根，日本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
1985
年该条约得到国会批准，同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废除了劳动标准法中保护女性的规定。在“均等法元年”的
1986
年之后，女性所处的职场环境，伴随着各种抵抗也在逐渐发生改变。这些事件出现的背景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日本政府所做出的政治选择中，包含着如何改 革生产和再生产问题的洞察和判断。简单来说，所有男性都是生产者而所有女性都是再生产者这种“近代的假设”已经结束了。在“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下，男性都可以成为生产者，而女性都可以成为再生产者(或者只能成为再生产者)。只要该结果成立，那么“近代”便也可以被称为平等的时代，让男性成为生产者，让女性成为再生产者，这是使得男女双方平等化的时代。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则是“近代型”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构再次动摇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