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
The Eye
我五岁那年,父母突然生下了我弟弟,母亲把这说成是我一直想要的。我不明白她这种想法从何而来,她煞费苦心地解释了一番,没什么依据,可我很难反驳。
一年后,妹妹出生了。我又烦恼了一阵,但不像前一个孩子出生时那么夸张了。
弟弟出生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同于母亲口中我的感受。那以前,哪怕母亲不在屋里,我依然可以随处感受到她的存在,她的脚步声、说话声、她擦的脂粉那不祥的香味。
为什么我会说“不祥”呢?我并没有感到害怕。事实上,母亲可没告诉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在这点上,她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不仅在生弟弟的事情上如此,就连在红河牌麦片上也是,红河牌麦片对身体好,所以我就得爱吃。还有就是我对挂在床脚边那幅画的解读
[1]
。画上画的是耶稣让孩子们来到他身边
[2]
。“让”是以前的意思,跟现在不太一样,但这是题外话。母亲指出了那个半掩身子躲在墙角的小女孩,她想到耶稣身边去,可太害羞了。母亲说那就是我。我想她说得对,但她要是不说,我根本不会这样觉得,我倒希望那女孩不是自己。
我觉得爱丽丝在奇境里显得身形庞大,还被困在了兔子洞里,真是可怜,但母亲似乎很高兴,所以我还是笑了。
然而弟弟出生了,她没完没了地说着他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这种话,于是我开始明白,原来母亲对我的看法和我自己的认知是如此不同。
我想,这些都让我很快接受了前来帮佣的萨迪。母亲要陪着两个小孩,所以很少在屋子里走动。没她在旁边晃来晃去,我反而能看清是非。当然,我清楚这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讲。
萨迪最特别的一点是,她还算个名人,尽管家里没人提起。镇上有一家电台,她在那儿弹吉他,演唱开场曲,曲子还是她自己写的。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
半个小时后,又换成“再见,再见,再见,大家再见。”她在节目当中唱的是别人点播的歌,有时也自己挑些曲子来唱。镇上一些见识广的人会笑她,说镇上那家电台是全加拿大最小的。那些人听一家多伦多电台,它播放当下的流行歌曲,也播放《三只小鱼》这样的民谣,还能听到吉姆·亨特高声播报着丧气的战地新闻。然而农场的人喜欢收听本地的电台,还有萨迪唱的那些歌。她的声音深沉而感伤,唱出了孤寂与悲愁。
倚靠着古旧的栏杆,
在那顶端。
俯望暮色中的小路
那人今在何处——
我们这里的农场大多在一百五十年前左右开始开垦和居住,从几乎任何一座农舍放眼望去,几块田地之外就有另一座农舍。而农民们想听的歌曲唱的却都是孤独的牧牛人、对远方的向往与怅然,还有罪孽深重的罪犯临死前念叨着母亲或上帝。
萨迪唱这些歌的时候,洪亮的女低音里带着悲伤,但在我家工作的时候,她却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她乐于交谈,说的大多是自己的事。她基本上就我这么一个聊天对象。由于工作原因,她很少跟我母亲待在一块儿,不知为何,我觉得她俩也聊不到一块儿。母亲就像我描述的那样,为人严肃,她以前在学校教书,后来才回家带我。或许她很希望也能教教萨迪,让她不要再说“你们们”。但萨迪似乎不需要别人来教,也不愿改变一贯的说话方式。
正餐也就是午餐过后,萨迪和我单独待在厨房里。母亲会趁这功夫打个盹。运气好的话,孩子们也会跟着睡会儿。睡醒后,她会换身衣服,仿佛打算过个闲适的下午,然而事实上,她只会有更多的尿布要换,还要给最小的家伙喂母乳,真希望我能永远避开这个不雅观的场面。
父亲也会小睡一会儿——就在门廊躺上十五分钟的样子,脸上摊着一份《星期六晚间邮报》,之后再回到谷仓去。
萨迪用炉子烧上水,我帮着洗了盘子。她放下百叶窗,好让屋子里凉快点。干完这些活后,她擦地板,我再将地板弄干,我想出了个法子——踩在抹布上,在屋子里一圈圈滑。然后我们取下黏糊糊的黄色粘蝇纸,那是早餐后挂上去的,现在上面已经粘满了苍蝇,有的已经死了,还有些快死的在那儿嗡嗡作响。之后再挂上一卷新的,到吃晚饭的时候,估计上面又会粘满死苍蝇。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萨迪一直在跟我讲她的生活。
那时候我还不太看得出人的年龄,觉得只有小孩和大人之分。在我看来,萨迪是大人。她那时也许十六岁、十八岁或是二十岁。不管多大,她反正不止一次说过不着急嫁人。
她每个周末都去跳舞,一个人去。自己去,自己跳,她说。
她给我讲舞厅的事。有一家在镇上,从主街那儿岔出去,冬天那里是冰球场。一毛钱跳一次,交完钱就可以上场跳舞了。周围到处都有傻盯着你看的人,但她不在意。她总喜欢自己买单,不欠人情。但有时候会有人先过来,问她想不想跳舞。她开口就问,你会吗?你会跳舞吗?她问得很直接。然后他会好笑地看着她,说他会跳,那意思是不然他在这儿干吗?结果他所谓的跳舞,通常不过是拖着两只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一边用肥大的汗手抓着她。有时她干脆挣脱开来,把他丢在那里,自己跳——反正她也喜欢一个人跳。她会跳完已经付过钱的那支舞,要是收钱的想再多坑她一份钱,她就会让他适可而止。她喜欢自己跳舞,随别人笑去好了。
镇外公路那儿还有一家舞厅。交了入场费,就可以跳一整晚,而不是只跳一场。那地方叫皇家T舞厅。在那里她也自己买单。一般来说那儿的人跳得更好些,但她在答应跟他们进场跳舞之前,会想办法先对他们有个大致的了解。他们大多是镇里人,之前那家舞厅里的是乡下人。镇里人舞步更好些,然而,通常要留心的不是脚上的动作,而是他们想把手放在哪儿。有时非得给他们点儿警告,说要是再不住手,她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她会让他们知道,她是自己花钱来跳舞的。再不然她也知道该狠戳哪里,能一下子就让他们老实。有时候碰上跳得好的,她的心情也会很痛快。他们一起跳完最后一支舞,然后她就直接回家。
她不像有些人,她说,她不想被缠住。
被缠住。听她这么说时,我眼前浮现出一张巨大的金属丝网,它从天而降,一些邪恶的小生物把网一圈圈裹在你身上,困住你,让你再也出不去。萨迪肯定从我脸上读出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她告诉我别怕。
“在这世上没什么好怕的,只要自己当心就行。”
“你跟萨迪真能聊啊。”母亲说。
我知道她话里有话,我得当心,可又不知道她具体是指什么。
“你喜欢她,是吧?”
我说是的。
“你当然会喜欢她。我也一样。”
我希望谈话到此为止,有那么一会儿,我也以为真结束了。
然后她又说:“现在有了小宝宝们,我俩在一块的时间就少了。因为他们,我们都没有什么相处的时间了,是吧?但我们爱他们,不是吗?”
我马上说是的。
她说:“真的?”
我要是不说“真的”,她就会一直追问下去,于是我说是真的。
母亲在渴求着什么。是想交几个挚友?去认识那种丈夫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自己会打桥牌的女人?不全是,反正也实现不了。是希望我跟以前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让她给我把头发梳成香肠状卷发,并把主日学校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她没空管再那些了。我变得有些叛逆了,但她不知道原因,我自己也不清楚。在主日学校我并没有交到镇上的朋友。相反,我崇拜萨迪。我听母亲这么跟父亲说过。“她崇拜萨迪。”
父亲说萨迪是上帝派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语气很欢快。也许这意味着他不打算为任何一方说话。
“我希望门前能有条真正的人行道,”母亲说,“也许有条人行道的话,她就能学滑旱冰,再交些朋友了。”
我确实想要一双旱冰鞋。但我知道自己是永远都不会承认的,虽然那时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
之后母亲说什么等上学就好了。好像是说我的情况会好转,不然就是在说跟萨迪有关的什么事会好转。我不想听。
萨迪教我唱她的歌,我知道自己唱歌不太好。我希望这不是那件要么好转、要么就得结束的事。我真的不想就这么结束。
父亲没什么话好说。我归母亲管,除非是日后我太贫嘴,母亲才会让父亲罚我。他在等着弟弟长大,好有个管教对象。男孩没那么麻烦。
弟弟确实不像我这么难缠。他会长成一个不错的男孩。
正值新学期开始。学校前几周就开学了,那会儿叶子还没变红、变黄。现在它们几乎要落光了。我没穿校服,而是穿着一件好大衣,有深色的天鹅绒袖口和领子。母亲穿着她去教堂时的衣服,用头巾裹住了大部分头发。
母亲正开车前往我们要去的什么地方。她不常开车,比起父亲,母亲开起车来更优雅,却不够自信,她每次转弯都要鸣喇叭。
“好了。”她说,但她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把车停好。
“我们到了。”她似乎想在声音里带上一丝鼓励。她碰碰我的手,好让我可以握住她的手。但我假装没注意到,她就把手拿开了。
这栋房子没有车道,连人行道都没有。房子不错,却相当朴素。母亲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敲门,可实际上我们不必敲门。有人给我们开了门。母亲正准备跟我说一些鼓励的话——诸如一切会很快结束,快得超乎你想象之类的——但她没能说完。她和我说话的语气很坚定,令人心安。门一开,她的声音就变小了,语气也柔和了,像是低着头一样。
他们开门是为了让一些人出来,而不单是让我们进去。正往外走的一个女人回过头去高声喊话,根本没打算放低自己的音量。
“是雇她干活的人,还有那个小姑娘。”
接着一个穿戴相当正式的女人走了过来,她和母亲说了几句,帮她褪去外套。然后母亲帮我脱下外套,对那女人说我特别喜欢萨迪。她希望带我过来不会失礼。
“噢,亲爱的小家伙。”那女人说道。母亲轻轻碰了一下我,让我问好。
“萨迪很喜欢孩子,”那个女人说,“真的很喜欢。”
我注意到那里还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我在学校见过他们,一个跟我一起念一年级,另一个大一些。他们从像是厨房的地方往外瞄。那个小一点的孩子滑稽地把一整块饼干塞进嘴里,另外那个大点的孩子摆出了一副厌恶的表情。不是冲着塞饼干的家伙,而是冲着我。毫无疑问,他们讨厌我。男孩子要是在学校外碰见你,不是对你视而不见(在学校里他们也一样对你视而不见),就是摆出一副厌恶的表情,冲你喊些难听的外号。万一不得不靠近某个男生的话,我就会浑身僵直,不知所措。当然,有大人在就不同了。那两个男孩老老实实待着,可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直到有人把他俩拉回了厨房。然后我注意到母亲那尤为温柔、充满同情的声音,甚至比跟她说话的那位女发言人的声音还要淑女。我想那厌恶的表情可能是对她做的。有时候,她在学校喊我的名字,有人就会模仿她说话。
和她说话的女人似乎是负责人,她领我们到了房间某处,那里的沙发上坐着一男一女,他们神色茫然,仿佛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母亲躬下身来,毕恭毕敬地和他们说话,还把我指给他们。
“她真的特别喜欢萨迪。”她说。我明白自己该说点什么,可还没等我开口,坐在沙发上的女人突然哭号起来。她谁也没看,她的声音就像是被某种动物撕咬时发出的。她拍打着自己的手臂,像是要挣脱什么,却怎么也挣脱不开。她看着我母亲,仿佛母亲该为此做点儿什么。
那个老男人让她安静点。
“这对她打击太大了,”领我们过来的那个女人说,“她控制不住自己。”她把身子弯得更低了,说道:“好了,好了,会吓到小姑娘的。”
“会吓到小姑娘的。”那个老男人附和道。
他话音刚落,那女人就不再弄出声响,她拍着自己满是抓痕的胳膊,仿佛不知道胳膊上的伤痕到底是怎么来的。
母亲说:“可怜的女人。”
“还是个独生女。”那个引导我们的女人说。接着她对我说:“别害怕。”
我确实害怕,却不是因为那声哭号。
我知道萨迪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可我不想看见她。其实母亲没有说过我必须看她,可她也没说过我不用看。
萨迪死在了从皇家T舞厅回家的路上。她在舞厅停车场和小镇人行道之间的一小段碎石子路上被车子撞了。她可能是像往常一样急着赶路,笃定司机能看到她,或是觉得自己没理由给他们让路,或是她身后的车突然转弯,或是她不太清楚自己正站在哪里。她是从背后被撞上的。撞她的车当时在给后面的车让道,后面的车正准备在第一个转弯处拐进镇上的街道。舞厅里有人喝酒,尽管里面不卖酒。舞会刚结束那会儿,总有人按喇叭、大声叫嚷,还把车开得飞快。萨迪手电都不打,就匆匆忙忙地赶路,好像每个人都该给她让道似的。
“姑娘家的,没有男朋友,还自己走路去跳舞。”那个女人还在跟母亲说着掏心窝子的话。她声音轻柔,我母亲低声念叨了几句令人惋惜之类的话。
简直是自找麻烦,那个友善的女人更轻声地说道。
在家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些不懂的话。母亲想要做点什么,好像是跟萨迪还有那辆撞她的车子有关的,但父亲让她别管。镇上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他说。我当时并没想去一探究竟,因为我正努力不去想萨迪,更别说去想她死了的事。当我意识到我们是要去萨迪家时,我很不想去,但我根本没法逃避,除非表现得极其无礼。
看到那个老太太情绪爆发后,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转身回家。那样我就永远不必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其实无比害怕死人。
我正想着可能要回家了,却听到母亲跟与她交谈的女人说到我最不想听到的事。
去看萨迪。
是的,母亲说。当然,我们得去看看萨迪。
死了的萨迪。
我一直竭力低垂着眼睛,几乎只能看到那几个个头和我一般高的男孩,还有坐着的老人。但现在母亲却拉着我的手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原来房间里一直摆着一口棺木,之前我把它当成了别的。因为我从没见过棺材,所以不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它完全可能是个放花的架子,或者是架琴盖合上的钢琴。我们正朝它走去。
也许是围在那东西四周的人掩盖了它真正的大小、形状和用途。而此刻,这些人肃穆地给我们让出了路,与此同时母亲用一种不同以往的语气说话,听上去极其平静。
“过来吧。”她对我说。她温柔的声音在我听来是那么可恨,那么得意洋洋。
她弯下腰来盯着我的脸,她这样做一定是为了防止我像刚刚想到的那样做——紧紧闭上双眼。然后她把视线挪开了,却依然紧握着我的手。她的视线一离开,我就立马垂下了眼睑,但没有完全把眼睛闭上,以免绊倒,或是被人推到我不想去的地方。我隐隐约约看见那些僵硬的花和光亮的木头。
然后我听到母亲吸鼻子,感到她在动。她的钱包“嗒”的一声打开,她得伸手进去取什么东西,所以放松了抓我的手,我趁机摆脱了她的钳制。她抽泣着。她的注意力放在了抽泣、哽咽上,这给了我自由。
我直直地看向棺材里面,看见了萨迪。
车祸没有毁掉她的脖子和脸,但我没有一次看全。我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觉得她似乎没我之前想象中那么可怕。我赶紧闭上眼,却还是忍不住又去看。先是看她脖子下面的小黄垫子,同时也看到了她的喉咙和下巴还有朝向我一边的脸颊。我的诀窍就是每次快速地看一个地方,接着看回小黄垫,然后下次再多看一点你不害怕的地方。之后就是萨迪了,她的全身——至少是在我能看得着的这一边。
有什么动了一下。我看到了,她朝向我这边的眼皮动了一下。不是睁眼或半睁或诸如此类,只是微微一颤,仿佛如果你是她,如果你在她的身体里,就能通过这微微一颤看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仿佛只是为了看看,现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当时没有惊讶,也一点儿不害怕。这一幕瞬时融入了我对萨迪的全部记忆当中,不知何故,也成为属于我自己的特殊经历。我没有想过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一幕与他们无关,是专门为我而发生的。
母亲又拉起我的手,说我们该走了。接着又是几场交谈,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在外面了。
母亲说:“好样的。”她捏了捏我的手说:“好了,都结束了。”她不得不停下来跟赶往那栋房子的人说上几句,之后我们上了车,准备开回家。我觉得她是希望我说点什么,甚至告诉她点什么,但我没有。
之后再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实际上,萨迪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淡去了。学校给我带来了冲击,从那儿,我学会了用一种古怪的方式去应付这件事,兼具极度惊恐和炫耀卖弄。其实早在九月的头一个星期,当萨迪说要留在自己家里照看父母,不再来我家干活的时候,她对我就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后来母亲发现她是去了一家奶油厂打工。
然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她,都从没怀疑过那一幕是为我而发生的。很久很久以后,当我对一切超自然现象都失去了兴趣,我心里仍然相信这一幕确实发生过。我就这样轻易相信了,就像你相信并记得自己曾长过另一副牙齿,尽管现在没有了,那时却真的长过。直到某一天,或许当时我也不过十几岁,内心某个模糊的空洞让我知道,现在我再也不相信了。
[1]
应为丹麦画家卡尔·海因里希·布洛赫 (Carl Heinrich Bloch)的画作《基督与孩子们》(Christ and the Children
)。
[2]
见《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耶稣看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的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原文中的“让”使用了“suffer”一词,在今天已经演变为“受难”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