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过了头

幸福过了头 Too Much Happiness 许多没研习过数学的人，将它和算术混为一谈，认为数学是门枯燥乏味的学科。而事实上，这门学科要求人具备无穷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 [1] 一 1891年元旦这天，在热那亚的旧公墓里，一个娇小的女子和一个魁梧的男子走在路上。两人都四十上下。女子有一颗孩子气的大脑袋，顶着乱糟糟的黑色鬈发，神情热切，略带恳求。她的容颜初显沧桑。而男士则身形壮硕，体重高达一百三十千克，重量分摊在他庞大的骨架上。他是俄罗斯人，人称大熊或哥萨克人 [2] 。此刻，他正蹲伏在墓碑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着碑铭，对那些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的缩写词冥思苦想，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点古典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他的学识跟他的体形一样宽广，他专攻政府法律，却也能讲授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史、俄罗斯和西方社会的特征差异以及古代帝国的法律及实践。不过，他绝非空谈迂腐之辈。他机智诙谐，颇受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相处自如，并且在哈尔科夫 [3] 一带拥有产业，所以能够过着颇为舒适的生活。然而，由于信奉自由主义，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 他的名字与他很相称。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姓科瓦列夫斯基。之前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亲，但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着话。 “知道不，我们俩其中一个会死去，”她说，“我们俩其中一个今年会死掉。”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新年第一天就往墓地跑。” “还真是。”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呢，”她唐突又焦虑地说，“我八岁前就知道这点了。” “女孩们常和厨娘待在一起，而男孩们多待在马厩——我想所以我才会不知道吧。” “男孩们在马厩里没听过和死有关的事？” “听得不多。注意力在其他的事情上。” 那天下着薄雪。他们踏过之处，积雪消融，留下了他们黑色的脚印。 1888年，她跟他初次相遇。那时，他来斯德哥尔摩担任一所社会科学院的基金会顾问。他们国籍相同，还是同姓，哪怕没有特别吸引彼此的地方，这无疑也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她有义务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其实根本谈不上什么义务。他们一见如故，仿佛真是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见面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问题，有瞬时的心领神会，用俄语喋喋不休，仿佛西欧的语言都是单薄而拘谨的牢笼，曾让他们长久困顿，也不过是人类真正语言不起眼的替代品。接着，他们的行为也迅速布满斯德哥尔摩的各处场所。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前往他的酒店共进午餐。当他在冰面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洗浴更衣，不仅如此，她还告诉了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自信满满，对他更是如此。她向一位朋友写信描述他，借用了缪塞 [4] 的话： 他极度快活，又异常忧郁—— 是讨厌的邻居，也是出色的同伴—— 特别轻佻，且格外造作—— 有愤世嫉俗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也十足狡猾 在信的末尾，她写道：“同时，他还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那时这样称呼他。 “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我从没想过要写爱情小说。” 还有，“他太占地方了，在椅子上这样，在人心里也是。但凡有他在，我完全想不了其他事情，满脑子都是他。” 那是她本该为准备申请博尔丁奖 [5] 而夜以继日工作的关键时候。“我不仅忘记了我的函数，也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和刚体力学。”她对她的数学家朋友米塔格－莱弗勒 [6] 开玩笑说道，于是后者劝说马克西姆是时候去乌普萨拉 [7] 讲一阵子课了。她把自己从对他的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上，也开始研究如何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来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拼了命工作，但心情愉悦，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底。等他返回时，她精疲力竭，但志得意满。有两件事值得她自得——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牢骚满腹却也喜气洋洋，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且在她看来，已向她明确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博尔丁奖毁了他们。索菲娅坚信不疑。起先是她被博尔丁奖迷惑了，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赞美和祝贺令她头晕目眩，在没完没了的赞叹和吻手礼之下仍是那恼人却难以改变的现实。那就是，他们永远不会为她提供配得上她天分的工作岗位，对她而言，能在一所省立女子高中谋份教职就已经够走运的了。正当她春风得意之时，马克西姆悄悄消失了。当然，对真实理由只字未提——只说他要写论文，需要博略 [8] 的平和与宁静。 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他不是一个习惯被忽视的人，自成年起，他似乎从未在任何沙龙上受到冷落，从未在任何招待酒会上碰过钉子，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在巴黎，情形便有所不同了。倒不是人们对他视而不见，只是在索菲娅的光环下，他相形见绌，成了个普通人。他不过是个家财殷实的男人，声誉马马虎虎，体形硕大，智力不凡，诙谐明快，拥有机敏的男性魅力。而她则令人耳目一新，是个讨人喜爱的怪人，兼具数学天赋和女性的羞怯，相当迷人，在一头鬈发之下有着卓尔不群的思想。 他从博略写来一封冷冰冰、气冲冲的道歉信，拒绝了她一忙完就来看他的提议。他说有位女士跟他在一起，不方便引见给她。这位女士目前情绪低落，需要他的关心。他说，索菲娅应该回瑞典去；她一定很高兴回到她的朋友们身边，他们正等待着她。她的学生应该很需要她，她的小女儿也是。（这是一记猛击，一种她熟悉的暗示，指她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末了，来信以一句可怕的话结尾： “我要是爱你的话，就不会这么写了。” 一切都结束了。她从巴黎回来，带着她的奖和她离奇璀璨的声望。她回到了朋友身边，而他们在她眼里突然变得招之即来；她回到了学生身边，与他们相处更有意义一些，但那也只是在他们面前，当她变回属于数学的自我时才会如此，神奇的是，这依然办得到。她也回到了被认为疏于照料、其实却无比快乐的小馥馥身边。 斯德哥尔摩的一点一滴都能勾起她的回忆。 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罗的海运过来的，花了一笔犯傻的天价。她面前，还是那张沙发长椅，就在不久前还曾勇敢地支撑过他硕大的身躯；在他娴熟地揽她入怀时，也曾支撑过她的身体。他尽管有那样庞大的身躯，与人亲热时却从未显得笨拙。 还是同样的红色锦缎，曾经有尊贵的或是无名的客人在她失落的旧家中坐过。也许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9] 曾坐在上面，带着那种可悲的神经质，正为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神魂颠倒。当然，还有索菲娅自己，这个不讨母亲喜欢的女儿，向来招人讨厌。 橱柜还是那个老橱柜，是她从巴利比诺的老家运来的，上面镶嵌着陶瓷，是她外祖父母的肖像。 外祖父母舒伯特夫妇。从他们那儿获取不到丝毫的安慰。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透露出荒唐的自鸣得意。索菲娅想，他们是如愿以偿了，但他们对那些不那么如意或没那么幸运的人就只有蔑视。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要不你怎么会是你那行的天才？你那脑瓜子里是不是满是神奇的数字？” 我要是爱你的话。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果酱，请妈妈跟她一起玩儿童纸牌游戏。 “让我静一静。你就不能让我静一静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去夺眶而出的眼泪，恳求女儿的原谅。 好在，索菲娅毕竟不是那种会一蹶不振的人。她忍气吞声，打起精神，给他回复读来轻松愉快的信件，她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再提及俄罗斯和法国政局，这样兴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以让他觉得自己之前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颇费心思地又提议道，到了夏天，等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略。 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也有误解，她这么定义（她后来又及时换了个词，称之为“沟通”）。冷冰冰的魔咒，分手，几近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跌宕起伏的环欧旅行，他们公然以情人身份出现，流言四起。 有时，她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女人。有时，她一个人玩味着不如嫁给那个追求她的德国人的念头。可这个德国人过于刻板，她怀疑他不过想要一个家庭主妇。况且，她也不爱他。每当他一丝不苟地用德语说起情话来，她的血就一点点凉下去。 马克西姆一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就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他说，前提是她对他所提供的条件感到满意。他说这话的时候，假装是在谈钱。对他的钱财满意，这当然只是玩笑话。而要说他给她那不温不火、彬彬有礼的情感是否令她满意，能否让她不再失望，并扫平多是由她挑起的事端，这全然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她用调侃来回避，让马克西姆以为她相信他不是认真的，进而也不需要做什么决定。然而，回到斯德哥尔摩后，她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因此，在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给朱莉娅说，她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幸福还是悲伤。她的意思是，她要坦陈自己是认真的，也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过虑了。马克西姆毕竟是位绅士，懂得信守承诺。他们会在春天结婚。有了这个决定后，他们相处起来比初识时更为自在。索菲娅举止得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稳重，但并不是家庭主妇式的端庄稳重。他绝对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或是反对她谈论政治。他一痛风就会变得跟她一样蛮不讲理、令人恼怒、自哀自怜，她也不会不高兴。毕竟，他们是同乡。瑞典人明事理，这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聘用女数学家在新兴大学教书的国家，但他们却让她觉得无聊，对此她很愧疚。瑞典的城市太整洁，他们的生活太规律，他们的聚会也太文雅。他们一旦认为某条路是正道，就会沿着这条路走到黑。彼得堡或巴黎的那些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暗含危险的激辩之夜，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的主要工作，也就是研究，但不包括教学。她有可以全情投入的事情，他也高兴。但她怀疑在他眼里，数学虽不是毫无价值，但也是无关紧要的。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这时尼斯 [10] 的天气已经转暖了。 “我怎么舍得走？我怎么舍得离开这柔和的天气？” “啊，可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还在等着你。春天一到，你就离不开了。” “你这么觉得？” 她绝对不能乱想——她绝不能认为这是在委婉地说他其实不想在春天结婚。 她已经给朱莉娅写了信，告诉她自己终会幸福的。会幸福的。会幸福。 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面前斜穿而过。她讨厌猫，尤其是黑猫。但她没有说话，克制住自己不要打战。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他说，要是她同意的话，他想一起坐火车到戛纳。她感激万分，几乎无法回答。又同时感到一阵强烈的哽咽。他瞧不起当众抹眼泪的行为。（他也不觉得自己私下里就该忍受她掉眼泪。） 她强忍住泪水。到达戛纳时，他把她裹进自己精心剪裁的宽大外衣里——外衣上散发着男人的气息——一种混合了动物皮毛和昂贵烟草的味道。他得体地吻了吻她，但用舌尖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暗示着私密的欲望。 她当然没有提醒他，她的研究是关于偏 微分方程理论，而且完成已久。平常，与他分开后的头一个钟头左右，她总要花点时间来平衡，用他流露出的爱意消弭他的不耐烦，用他表现出的冷漠冲抵一定程度上令她满意的盛情。 “永远要记住，当一个男人走出房门，他会把里面的一切都抛于身后，”她的朋友玛丽·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一个女人出门时，她会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 至少，她现在有空注意喉咙疼了。要是马克西姆被传染了，希望他别疑心是因为她。他这个单身汉，健健康康且精力充沛，觉得任何轻微的感染对他都是一种侮辱，认为通风不良和口臭是人身攻击。在有些方面，他确实很骄横。 事实上，是骄横且善妒。不久前，他写信给她，说他写的一些文章被归在她的名下了，就因为他们同姓。他收到了巴黎某出版代理人的一封信，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女士”。 哎呀，他说，他都忘了，她不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呢。而他什么也不是，那个巴黎人该多失望啊。他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 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 二 火车上还没点灯，她就睡着了。她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并不愉快。是关于她已故姐姐的丈夫维克托·雅克拉尔的，她打算去巴黎探望他。但其实她真正迫切想见的是她姐姐的儿子，她的小外甥尤里，只不过他跟父亲住在一起。她印象中的小尤里一直是五六岁的模样，一头天使般的金发，信赖他人，讨人喜欢，不过禀性不太像他母亲阿纽塔。 她做了一个混乱的梦，梦见了阿纽塔，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还没有雅克拉尔和尤里。梦里是结婚前的她，一头金发，漂亮而暴躁，在从前巴利比诺的家族庄园里，在自己的塔楼房间挂东正教的肖像，还抱怨说这些宗教制品不适合中世纪的欧洲。她正在读一本布尔沃－利顿 [11] 的小说，她以纱遮面扮演书中黑斯廷斯哈罗德王的情人、有“天鹅脖子”之称的伊迪丝。她打算自己写一本关于伊迪丝的小说，已经花了好几页描写女主人公不得不去辨认自己惨遭杀害的爱人的尸体，凭的是他身上仅为她所知的隐秘标记。 不知怎地，阿纽塔来到了这趟列车上，给索菲娅读她写的这些篇章。索菲娅却无法告诉她，白云苍狗，世事变幻，塔楼里的那些日子早已不复存在。 醒来时，索菲娅想，这一切是多么真实。阿纽塔曾痴迷中世纪，尤其是英国历史；某一天这种痴迷又消失了，面纱什么的都仿佛没存在过，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严肃的现代人阿纽塔。她写了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某些传统的缘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绝了一位年轻学者，后来他死了；他死后，她才发觉自己爱他，所以别无他法，只好随他殉情。 她悄悄地把这个故事投给了一家杂志，编辑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故事发表了。 父亲大发雷霆。 “你现在卖的是你的故事，还有多久就要卖你自己了？” 费奥多尔本人也掺和进这场骚乱之中，聚会时他举止糟糕，不过后来私下里打来电话，安抚阿纽塔的母亲，接着又提出求婚。父亲的坚决反对让阿纽塔差一点就打算接受求婚，然后私奔。然而，她终究更喜欢让自己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她可能有不祥的预感，知道要是跟费奥多尔在一起，她在这一点上会做出很大的牺牲。因此，她拒绝了他。他把她写进了《白痴》里，作为一个叫阿格丽娅的人物出现，后来跟一个年轻的速记员结了婚。 索菲娅又打起了瞌睡，滑入另一个梦境。梦见她和阿纽塔都还年轻，不过不像在巴利比诺时那么小。她们同在巴黎。阿纽塔的爱人雅克拉尔——那时还不是阿纽塔的丈夫——挤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罗德王、小说家费奥多尔，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难登大雅之堂（他对自己的佃农背景深感自豪），而且，他从一开始就不忠。他在巴黎城外的某个地方战斗，阿纽塔担心他被人杀害，因为他实在太过英勇了。这会儿，在索菲娅的梦里，阿纽塔去找他了，但是，当她哭喊他的名字时，她走过的街道却并不在巴黎，而在彼得堡。索菲娅则被留在巴黎一家大型医院里，满是死去士兵的尸体和浑身沾满鲜血的平民，其中一个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基米尔。她从这些死伤者旁边逃开，去找马克西姆，他在斯普兰德酒店躲过了战斗。马克西姆会带她远离这一切。 她醒了。外面下着雨，天色阴沉，包厢里不止她一个人。一个邋遢的年轻姑娘坐在门边，怀里抱着一个画箱。索菲娅担心自己可能在梦里哭出了声，但看来应该没有，因为这个姑娘正沉沉睡着。 倘若这个姑娘醒着，索菲娅会跟她说：“抱歉，我梦回1871年，那时我身在巴黎，姐姐跟巴黎公社社员坠入爱河。他被捕了，还可能会被枪毙，或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 [12] ，不过我们想办法救走了他。是我丈夫帮的忙。我的丈夫弗拉基米尔，他根本不是巴黎公社的，他只是想去巴黎植物园看化石。” 姑娘肯定会心生厌烦，虽然可以保持礼貌，但会流露出一种感觉，在她看来，这事儿大概发生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她甚至可能不是法国人。能坐得起二等车厢旅行的法国姑娘，一般不会孤身出行。难道是美国人？ 怪异的是，那些日子弗拉基米尔真的花了些时日逛巴黎植物园。而他被杀害一事却是假的。战乱时期，他正在为自己唯一的、真正的事业打基础——成为一个古生物学者。阿纽塔带索菲娅去医院也是真的。医院里所有的职业护士都被开除了，她们被认定是反革命，取而代之的则是社员的妻子或同志。这些普通女人都诅咒这次大换血，因为她们甚至连绷带都不会扎。于是，不断有伤员死去。但是话说回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无论如何都会离开人世。除了战斗中的伤员需要救治，还需要解决瘟疫，因为据说这里的人们吃的都是狗和老鼠。 雅克拉尔和他的革命战友并肩战斗了十个星期。战败后，他被关进凡尔赛的一间地牢里。几个人因为被错认成他而遭到枪杀。总之报道是这么说的。 那时，阿纽塔和索菲娅的将军父亲从俄罗斯来了，阿纽塔被带去了海德堡，在那儿卧病在床。索菲娅回到柏林继续研究她的数学。不过，弗拉基米尔留在了巴黎，放弃了他的第三纪哺乳动物研究，和将军合谋把雅克拉尔解救了出来。办成这件事靠的是行贿和勇气。雅克拉尔要在一个士兵的押送下转移到巴黎的一所监狱，途中经过一条街道，那里会挤满参加展览的人群。当警卫转移视线的时候——是贿赂他这样做的——弗拉基米尔就把雅克拉尔劫走。然后，在弗拉基米尔的看护下，雅克拉尔要挤过人群去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套为他准备的便装，再把他送到火车站，拿上弗拉基米尔自己的护照，让他逃到瑞士去。 所有的步骤都成功了。 雅克拉尔并没有把护照寄还给弗拉基米尔，直到阿纽塔和他碰头。之后由她归还了护照。没出一分钱作为报答。 索菲娅从她在巴黎的酒店给玛丽·门德尔松和朱尔斯·庞加莱 [13] 送了信。玛丽的女仆回复说女主人在波兰。索菲娅又送了一封信去，说她可能需要朋友的帮助，春日来临之时，请她“帮忙挑选衣服，为了世人所认为的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场合”。她用括弧加了一句，她自己对时尚“仍然没什么概念”。 庞加莱一大清早就来了，一到就开始抱怨起索菲娅的老导师、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 [14] 的所作所为。魏尔斯特拉斯是近期颁发的瑞典国王数学奖的评委之一。庞加莱实际上已经获奖。但魏尔斯特拉斯决定宣布庞加莱的研究结果可能有误，而他，魏尔斯特拉斯，还没有时间做充分的调查验证。他已经给瑞典国王写了封信，提交他做了注解的质疑——好像国王这样的贵人真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似的。而且，他还声称，庞加莱日后的价值将更多地体现在其研究成果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 索菲娅安慰他，说她会去看望魏尔斯特拉斯，跟他说说这件事儿。她装作对此闻所未闻，尽管事实上，她已经去了一封信调侃老导师。 “我相信，因为您的信，国王陛下的龙眠深受干扰。想想看，您是多么严重地打搅了陛下那颗迄今为止对数学一无所知的快乐心灵。您要小心，不要让他对自己的慷慨之举反悔……” “再说了，”她对朱尔斯说，“你毕竟获了奖，荣誉永远都属于你啊。” 庞加莱表示赞同，补充说，当魏尔斯特拉斯被人遗忘之时，他的大名却仍会闪闪发光。 我们所有人都会被遗忘的。索菲娅这样想到，却没说出口，因为这个节骨眼上的男人——尤其是年轻男人——太敏感了。 中午时分，她别过庞加莱，去探望雅克拉尔和尤里。他们住在城里一个破落的地段，她得穿行在挂满衣服的院子里——雨已经停了，不过天色依旧灰暗——还得爬上门外一段漫长湿滑的楼梯。雅克拉尔从屋里喊着门没锁，她进门后看见他正坐在一个倒扣的箱子上，刷着靴子。他没有起身迎接她。她正要脱斗篷，他却说：“最好别脱。要到晚上才会点炉子。”他给她指了指唯一的扶手椅，破烂而油腻。这比她预想的还要糟糕。尤里不在家，也没有在家里等着见她。 关于尤里，她想知道两件事。他是不是越来越像阿纽塔，还有他的俄罗斯亲人？他长高了吗？去年在敖德萨，十五岁的他看起来却像不到十二岁。 没多久，她发觉情况有变，她的这些关心都没那么重要了。 “尤里呢？”她问。 “他出去了。” “他在学校里？” “或许吧。他的事儿我知之甚少。我知道得越多，就越不关心。” 她想安慰他一下，一会儿再提这件事。她问起他——雅克拉尔——的健康状况，他说他的肺出了问题。他说自己一直没从1871年冬天的饥馑和野外露宿中恢复过来。索菲娅不记得战士们也挨过饿——吃是他们的责任，吃饱了才能打仗。不过，她语气和悦，说她之前在火车上也回想起了那段日子。她说，她想到了弗拉基米尔，还有那场简直像是喜剧式歌剧选段的营救。 那可不是喜剧，他说，也不是歌剧。但是，他开始来了精神，说起那时候的事来。他说起那些被当成他击毙的人，还有，5月20日至30日之间的那场恶战。到最后，等他终于被捕时，对革命者的处决已经结束。可是，在荒唐可笑的审判之后，他巴不得死掉算了。只有上帝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是说他相信上帝，他补充道，他每次都这么说。 每一次。每次他讲起这个故事，弗拉基米尔的帮助和老将军提供的金钱在其中的分量都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他也从来不提护照的事情。雅克拉尔，他本人的勇敢和机敏，才是关键。不过，他似乎会根据他的听众有意调整自己的话。 他的名字仍被铭记，他的故事仍在传颂。 后来雅克拉尔还说了更多故事，都是老生常谈。他起身，从床底拖出一个保险箱。里面有份珍贵的文件，是俄罗斯驱逐他出境的文书，当时他和阿纽塔居住在彼得堡，巴黎公社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他必定要通读全文。 “尊贵的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先生，敬请注意兹有法国公民雅克拉尔，前巴黎公社社员，其人居巴黎期间，与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党代表、犹太人卡尔·门德尔松长期过从甚密，通过其妻在俄境内的社会关系，参与递转门德尔松的信件至华沙，且友从法国众知名激进分子。雅克拉尔还自彼得堡向巴黎发出极端错误有害之新闻，涉俄罗斯各种政治事务、3月1日事件后续及反沙皇企图等，这些信息已超出容忍之极限。鉴于此，吾决意请求阁下将其逐出我帝国。” 朗读的过程中，他重新找回了愉悦感。索菲娅还记得当初的他是多么喜欢开玩笑、调侃，那时她，甚至弗拉基米尔，只要一感觉到被他注意，哪怕只是个听众，都会生出几分自豪。 “哦，太糟糕了，”他说，“太糟糕了，信息都不全。他都没提我是里昂的马克思主义国际选出来的，是他们在巴黎的代表。” 就在此刻，尤里进来了。他父亲继续说着。 “当然了，那是个秘密。在官方的名单上，他们把我放在里昂公共安全委员会里。”他当下来回地踱着步，陷入了一种兴奋急切的狂乱中。“我们就是在里昂听说了拿破仑三世被抓。被人涂得像个婊子。” 尤里对小姨点点头，脱下自己的夹克衫——显然，他不觉得冷——在箱子上坐下，接过了父亲擦靴子的活。 没错。他确实像阿纽塔。但像的是阿纽塔后来的模样。下垂的眼睑布满疲惫和忧郁，发卷带着质疑——在他则是蔑视，贴着丰厚的嘴唇。没有那个金发女孩的一丝痕迹，不像她那样渴望冒险和正义的荣光，不像她那样能爆发出一连串不羁的抨击。当然，尤里的记忆里没有那个金发尤物，他只记得一个病恹恹的女人，病得走了样，得了哮喘和癌症，宣称自己盼着早点死。 也许一开始，雅克拉尔也爱过她，但就像他爱任何一个人一样。他注意到她爱自己。在他写给她父亲的那封幼稚或仅仅是大言不惭的信里，他解释了要娶她的原因。他写道，放弃这样一个深爱他的女人似乎太不公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其他女人，甚至在他和阿纽塔刚开始交往、她正为自己发现了他而狂热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当然，在婚姻期间也没放弃。索菲娅猜测，或许对女人们来说，他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他的络腮胡子乱糟糟的，已经花白，说话时若兴奋过度就会变得结结巴巴。他是个斗争到筋疲力尽的英雄，为革命奉献了青春——他大概就是这样表现自己的，倒也不是不具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不假。他有勇武的身体，有他的理想，出身农民，知道被人鄙视的滋味。 而就在刚才，她也在鄙视他。 这屋子很破败，但若仔细看，能发现这已经是尽力打扫之后的样子了。几个烧饭用的罐子挂在墙壁上的钉子上。冷冰冰的炉子擦得亮堂堂的，还有那些罐子底也都擦得亮闪闪的。她突然反应过来，即便是当下，可能还有女人跟他在一起。 他正谈到克列孟梭 [15] ，说他们关系良好。他准备开始吹嘘和这个人的友情了。她本以为他会控诉克列孟梭被英国外交部买通了（尽管她本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她称赞屋子整洁，转移了他的话题。 他环顾四周，讶异于话题的转变，随后缓缓笑了，带着一丝新的邪恶。 “我娶了一个人，是她在照顾我的起居。我很高兴告诉你，她是位法国女士，不像俄罗斯女人那么唠叨和懒惰。她受过教育，以前当过家庭教师，不过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被解雇了。恐怕我无法给你引荐，穷归穷，她却是个体面人，很看重自己的声誉。” “啊，”索菲娅说着站起身来，“我也要告诉你，我要再婚了。嫁给一位俄罗斯绅士。” “我只听说你跟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四处逛游。没听说是要结婚。” 在寒冷中坐了这么久，索菲娅冻得直哆嗦。她跟尤里搭话，尽其所能地摆出欢快样。 “你愿意陪你的老姨妈一起走去车站吗？我还没顾得上跟你说说话呢。” “但愿我没有冒犯到你，”雅克拉尔相当恶毒地说，“我总是坚信人要讲真话。” “哪儿的话。” 尤里穿上夹克衫，她这会儿看出这件衣服对他来说太大了。也许是在旧货市场买来的。他长高了，不过还没有索菲娅高。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他大概没能吃上该吃的食物。他妈妈是高个子。雅克拉尔也很高。 尽管尤里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想陪她的样子，可楼梯还没下完，他就说了起来。而且，没等她要求，他就立即帮她拿了包。 “他太小气了，连火也不给你生。柴火就在箱子里，她今天早上带来的。她长得跟阴沟里的老鼠一样丑，这才是他不想让你见她的原因。” “你不该这样议论女人。” “为什么不该，她们不是要男女平等吗？” “哦，我应该说不能这样‘议论人’。但是，我不想谈她，也不想谈你父亲。我想谈谈你。你的学习怎么样？” “我讨厌学习。” “你不可能讨厌所有的课程吧。” “为什么不能？讨厌所有的课程又不难。” “你能跟我讲点俄语吗？” “那是野蛮人的语言。你为什么讲不好法语？他说你的口音像野蛮人。他说我母亲的口音也像野蛮人。俄罗斯人都是野蛮人。” “那也是他说的？” “我自己编的。”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巴黎这个季节有点无聊，”索菲娅说，“你还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在塞夫尔 [16] 有多开心吗？我们什么都聊，馥馥还记得你，会提起你。她还记得你当时多想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那是幼稚。那时候我考虑事情不现实。” “那你现在现实了？你想好这辈子要干什么了？” “对啊。” 因为他的声音里有一股奚落人的洋洋自得，她就没再追问他想干什么。他却主动告诉了她。 “我打算当一名公共汽车乘务员，报报站名。圣诞节我离家出走的时候，找了份那样的工作。可他来找我，把我弄回了家。等我再大一岁，他就不能这么做了。” “说不定你不会一直喜欢报站名的。” “为什么不喜欢呢？这工作很有用，也是必需的。依我看，数学家就不是必需的。” 她什么也没说。 “倘若我是个数学教授的话，”他说，“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他们正在登上站台。 “就为了没任何人明白、没任何人在乎，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的东西而获奖，得一大笔钱。” “谢谢你帮我拎包。” 她递给他一些钱，然而没有她最初想给的那么多。他接过钱，不讨喜地咧嘴一笑，好像在说，你以为我太要面子不会拿，对不对？接着，他感谢她，很是草率，似乎情非得已。 她看着他离开，想着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阿纽塔的孩子。说到底，他多像阿纽塔呀。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阿纽塔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几乎毁掉了全家人的每一顿饭。阿纽塔在花园小径上漫步时，满怀对当下生活的不屑一顾，坚信命运将带她去往一个崭新、公平、毫不留情的世界。 尤里保不齐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也难说。他甚至可能对他的索菲娅姨妈还有些许喜爱之情；尽管他也许要到她现在这个年纪才能意识到，而她早已辞世很久很久了。 三 火车出发前半小时索菲娅就到了。她想喝点茶，吃点止咳糖润喉。但她无法承受排长队等候，也不想用法语说话。不论身强体健的时候外语说得多么游刃有余，一旦情绪低落或出现生病征兆，你就会被毫不费力地遣回儿时母语的庇护之下。她在长椅上坐下，耷拉着脑袋。她可以小睡片刻。 不止片刻，站台上的钟显示，十五分钟过去了。此刻，人头攒动，她周围一片喧嚣，行李车来来往往。 当她急匆匆地跑向她的火车时，看见一个戴皮帽子的男人，那帽子很像马克西姆的那顶。是个高大男人，穿一件深色大衣。她看不到他的脸。他正从她旁边走开。但他宽阔的肩膀，有礼却坚定地为自己开路的方式，让她觉得格外像马克西姆。 一辆行李车从他们之间穿过，车上的货物堆得老高。那男人不见了踪影。 当然不会是马克西姆。他在巴黎干什么？他匆匆忙忙地赶什么火车？赴什么约会？她登上火车，在窗边找到座位，心跳开始不悦地加速。马克西姆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女人存在，这是合情合理的。比如，他拒绝邀请索菲娅去博略时，就是因为有一个不能介绍给她的女人。但是，她相信他不是那种喜欢低俗的混乱生活的男人。更不喜欢争风吃醋、女人的眼泪和训斥。早在那一回他就指出过，她对他没有权利，也不能占用他。 那显然意味着他认为她已经开始占有他了，这样他要是欺骗她，会觉得有损尊严。 她想到自己刚才看见他时，才从一场异常的、无益健康的睡眠中醒来。应该是产生幻觉了。 伴随着一贯的嘎吱声、咔嗒声，火车启动了，慢慢地驶离有屋檐的站台。 她过去是多么热爱巴黎。不是公社时期的巴黎，因为那时她生活在阿纽塔亢奋的、时常难以理解的指令之下，她爱的是在那之后，她作为生活自主的成年人游历的巴黎。就是在这里，她结识了那些数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她曾声称，巴黎不会无聊，没有势利，也没有欺骗。 然后，他们把博尔丁奖颁给了她，他们亲吻她的手，在最奢华明亮、最高雅的房间里为她祝辞，给她献上鲜花。但是，当需要给她一份工作时，他们就关上了大门。他们不愿考虑这事儿，雇用她就像雇用一只受过教育的黑猩猩一样。大科学家的太太们都不想与她会面，也不愿请她去家里做客。 太太们是把守路障的哨兵，是触不可及也无法言和的军队。对于她们的禁令，丈夫们悲哀地耸耸肩，但仍表示尊重她们的意见。力图用头脑破除陈规的男人们，依然要受这些女人的支配，而她们只知道得穿紧身胸衣、得带名片，谈话的时候一定会让你的喉咙灌满香雾。 她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抱怨了。斯德哥尔摩的太太们会邀请她去她们家，请她参加最重要的酒会和最亲密的晚餐会。她们赞美她，炫耀她。她们欢迎她的孩子。她在那儿或许是个怪人，但也是她们认可的怪人，就像通晓多种语言的鹦鹉，或是那种能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说出14世纪某一日是星期二的鬼才。 不，这么说不公平。她们尊重的是她的成就，她们中许多人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女性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总有一天会实现的。那么，她为什么会对她们有点厌倦，渴望起深夜时分放肆不羁的畅聊？就算她们穿得像乡村牧师太太或是吉卜赛人，又与她何干？ 她还处于震惊之中，由于雅克拉尔，由于尤里，还由于那位不能被介绍给她的尊敬的女士。她喉咙酸痛，微微地打着哆嗦，她无疑是彻底感冒了。 无论如何，她本人即将成为一位太太了，再说，还是嫁给一个富有、聪明、杰出的男人。 茶饮车过来了。茶有益于她的喉咙，虽然她更希望那是俄罗斯茶。火车驶出巴黎没多久就开始下雨了。眼下，雨点已经变成了雪花。她喜欢雪胜过雨，喜欢白茫茫的田野多过黑乎乎的湿土，这一点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一样。在俄罗斯，只要一下雪，大家就知道冬日来临，会用全副心思、想方设法保持室内暖和。她想到魏尔斯特拉斯的家，当晚她就要住在他家。教授和他的妹妹们说什么也不让她住酒店。 他们家总是舒适安逸，铺着深色的地毯，挂着流苏浓密的窗帘，有柔软深陷的扶手椅。那里的生活自有规则——即献身于研究，特别是数学研究。腼腆的男学生们通常衣着寒酸，一个一个地穿过起居室前往书房。教授那两个未婚的妹妹在他们经过时亲切地问候他们，但不太指望有所回应。她们在忙着手里的编织、缝补或钩毯子的活儿。她们知道哥哥头脑卓越，是个了不起的人，也知道由于他的工作要长期伏案，他每天必须吃一定量的西梅干；知道他不能贴身穿哪怕是最精细的羊毛，否则会起皮疹；更知道有个同事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赞他，伤害了他的感情（虽然他装作不在意，依然在生活中和文章里，小心谨慎地称赞这个忽视了他的人）。 索菲娅头一遭进入他们的起居室，往书房走去的时候，吓着了那两位妹妹——克拉拉和埃莉萨。迎索菲娅进门的仆人还没学会甄别客人，因为这屋子里的人是如此深居简出，而来这儿的学生也通常衣衫褴褛、出言无状，所以大多数体面人家的标准都不适用。尽管如此，女仆在把这个大半张脸藏在黑色帽子之下，畏畏缩缩像个害羞乞丐似的小个子女人迎进门之前，话音里还是有些许迟疑。姐妹俩猜不出她的真实年龄，不过她们推断——在她准入书房之后——她可能是哪个学生的母亲，来讨价还价要求减免学费的。 “我的天哪，”克拉拉说，她的猜测更有趣，“我的天哪，我们当时想，我们家来的这个人是谁啊，该不会是个夏洛特·科黛 [17] 吧？” 待后来和索菲娅成了朋友，她们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她。埃莉萨还一本正经地加了一句：“幸好我们的哥哥没在浴缸里。我们可起不了身去保护他，因为我们让这些没完没了的围巾给包裹住了。” 她们一直在为前线的士兵织围巾。那是1870年，索菲娅和弗拉基米尔还没有启程去巴黎开始求学之旅。那时的他们正深深地沉浸于另一个世界，醉心于过往的那些年代，几乎没有关注过他们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没怎么听说过正在进行的战争。 对于索菲娅的年龄和来访目的，魏尔斯特拉斯跟他的妹妹们一样毫无头绪。事后他告诉她，他还以为她是个受到误导的女家庭教师，欲借他的名头在资格证书里添上数学这一门。他想着一定要训女仆一通，还有他的妹妹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进来打扰他。但他是个礼貌和善的人，并没有马上赶她出去，相反地，他解释说自己只带取得受认可学位的高级别学生，况且目前的学生已经够他忙的了。然而，她站着不走——瑟瑟发抖——就这样站在他面前，那顶可笑的帽子遮挡住她的脸庞，她用双手抓着披肩。他想起一个法子，或说小伎俩，他以前用过一两次，用来吓退不合格的学生。 “你这种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他说，“出几道题让你去解答，一个星期后你再回来找我。若是你的答案让我满意，我们再谈。” 一星期过后，他已经把她彻底忘了。当然，他本指望再也不用见到她了。当她走进书房时，他都没有认出来。也可能是因为她脱掉了隐藏她苗条身材的斗篷。她一定是胆子更大了，或许只是天气变了。他不记得那顶帽子了——他的妹妹们倒是记得——他不太留意这些女人的饰物。不过，等她从包里拿出答卷放到他桌上时，他想起她来了。他叹了口气，戴上眼镜。 他大吃了一惊——后来他告诉了她这个——他看到每一道题都解答出来了，有时用的还是全新的解法。但他还是怀疑她，觉得她呈交的作业是别人代做的，可能是兄弟或情人，出于政治原因隐姓埋名。 “坐吧，”他说，“现在给我解释一遍答题思路，每一步都要解释。” 她开始讲解，她的身体前倾，软塌塌的帽子遮住了眼睛，于是她摘下帽子扔到了地板上。她的鬈发露了出来，还有她明亮的眼睛，她的青春朝气，以及她激动之下的颤抖。 “对，”他说，“对，对，对。”他每次开口，都要经过漫长的思量，尽量掩饰自己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别出心裁有别于他的精彩解法。 她在众多方面都给他带来了冲击。她如此纤弱，如此年轻，如此热切。他觉得自己必须让她平静，小心地约束她，教她学会如何管理脑袋中智慧的火花。 终其一生——他很难把这话说出口，他承认道，对于过度的热情他一向保持警惕——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能追随他的心智结晶，而且有可能超越这些结晶的学生。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表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在一流数学家的脑海里，一定有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出亘古的真理。精确、严谨是必备的素质，正如伟大的诗人一般。 当他最终将所有这些话对索菲娅坦言相告时，他还说，在与数学这门学科发生关联时，有些人对“诗人”这一措词颇为鄙夷。而另外一些人则急不可耐地接受这个概念，为自己思维的混乱和散漫找借口。 正如她早先预料的，越往东走，火车窗外的积雪就越深。这是二等车厢，相比从戛纳来时的列车，显得相当简朴。没有餐车，只有冰冷的圆面包——有些夹着各种辣肠——在推来的茶饮车上就有卖。她买了一个夹奶酪的面包，有半只靴子那么大，她觉得自己永远也吃不完，可实际上她吃光了。接着，她拿出小开本的海涅诗集，帮助自己恢复对德语的感觉。 每回她抬眼望向车窗外时，雪似乎都下得更大了。有时列车放慢，几乎像要停下来。照这速度，半夜能到柏林就算走运了。她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坚持要住酒店，而是去波茨坦街的教授宅邸叨扰。 “你就来住一晚，跟他同在一个屋檐下，这会让可怜的卡尔高兴不已的。尽管他老是称赞你的成就，以你的成功为傲，可他还把你看成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姑娘呢。” 实际上，她按响门铃时已过午夜。克拉拉裹着睡衣来开的门，她已经打发仆人去睡了。她哥哥——她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被出租车的声音吵醒了，埃莉萨去哄他安睡，告诉他明早就能见到索菲娅。 “哄”字让索菲娅感觉不妙。姐妹俩的信中除了说他相当劳累，别的什么都没提过。而魏尔斯特拉斯本人的信也从来不涉及私事儿，讲的全都是庞加莱，以及他——魏尔斯特拉斯——出于对数学的职责理应对瑞典国王说明情况。 现在，听着老太太提起自己的哥哥，语带宗教般的虔诚，或说是畏惧，闻着那个家里熟悉的、让人安心的气息，在今晚略微散发出一些沉闷的腐味，索菲娅感觉也许她信里的调侃根本不合时宜。被她一起带进这扇门的，不仅有冰冷的新鲜空气，还有成功的喧嚣、四射的活力，或许会让人沮丧和烦恼，这些她之前都没有意识到。从前，总有拥抱和极度的欢快迎她进门，尽管现在她还是受到拥抱的迎接（两姐妹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她们可以既那么活泼轻快，又那么保守传统），但老太太失神的眼睛里噙着泪水，衰老的胳膊也在哆嗦。 好在她房间的水罐里仍有温水，床头柜上放着面包和黄油。 更衣时，她听到在上门厅那儿传来略微激动的低语声。可能是在说哥哥的状况，也可能在说她，又可能是说面包黄油上没有罩子，直到克拉拉领她进房间后才发现这一点。 跟魏尔斯特拉斯一起工作的那会儿，索菲娅住在一间又小又阴森的公寓里，大部分时间和朋友朱莉娅在一起，朱莉娅是研究化学的。她们没去听过音乐会，没看过演出——她们资金有限，全副精力投入工作。朱莉娅在一家私人实验室工作，她在那儿得到了对女性来说很难得的待遇。索菲娅则在写字桌前日复一日地挥洒光阴，常常是不到必须点灯的时刻，她都不会离开椅子。接着，她会舒展身体，走动起来，飞快地从公寓这头走到那头——一段很短的距离——有时她会突然跑起来，大声说着没有意义的话，不像朱莉娅那么了解她的人，会纳闷她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魏尔斯特拉斯的研究方向，现在也是她的，是椭圆函数、阿贝尔函数、解析函数的无穷级数展开定理。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主张任意一个无穷大的有界实数数列至少包含一个收敛子列。她起初跟随他的思路，后来就挑战他，一度还曾跳到他前头，自此，他们从师生关系演化为数学家朋友的关系，她常常是他研究的催化剂。但这样的关系并非一夕形成。每个星期天的晚餐，他们都很自然地叫她一起吃，因为他把星期天下午的时间都给了她。她就像一个年轻的亲戚，一个恳切的女门徒。 朱莉娅若来，她也会受到邀请。他们给两个女孩吃烤肉、乳脂土豆和清淡美味的布丁，这些食物颠覆了她们对德国烹饪的所有成见。饭后，他们坐在火炉边，听埃莉萨大声朗诵。她神采奕奕，表情丰富地朗读瑞士作家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 [18] 的作品。每周一次的文学时间，是对缝缝补补的日常生活的犒劳。 圣诞节时，会有一棵为索菲娅和朱莉娅准备的圣诞树，虽然魏尔斯特拉斯他们一家子已经数年没费过这份心了。圣诞树上挂着用发光的纸包起来的小糖果、水果糕和烤苹果。正如他们所说，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然而，没多久就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意外消息。 意外在于，索菲娅，这个看似极度羞怯青涩的年轻姑娘，居然有位丈夫。她最初去上课那几周，朱莉娅还没来那会儿，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个年轻男人到他们家门口接她，她从来没把他介绍给魏尔斯特拉斯一家，他们就一直当他是个仆人。他是个高个子，不太引人注目，长着稀疏的红色胡须，大鼻子，衣着邋遢。事实上，魏尔斯特拉斯一家但凡多通些人情世故，就会意识到，没有哪个讲究体面的贵族家庭——他们知道索菲娅出身贵族——会用如此蓬头垢面的仆人，因此他必定是位朋友。 后来朱莉娅来了，年轻男人就不再出现。 一段时间之后，索菲娅透露了一些信息，说他叫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她已经跟他结了婚。他虽然已经拥有法律学位，但仍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他还曾经尝试打拼成为俄罗斯的教材出版人。他比索菲娅年长几岁。 同样让他们震惊的是，索菲娅这席话是对魏尔斯特拉斯吐露的，而非那姐妹俩。在这幢房子里，姐妹俩才是跟生活打交道的人——虽然她们的生活不过是管管用人、读读最新出版的小说。然而，索菲娅并不是她妈妈的宠儿，也不是家庭教师得意的门生；她和将军父亲的沟通虽然并非永远畅通无阻，但她尊重他，觉得他可能也是尊重她的。所以，宅中的男主人才是她托付重大秘密的对象。 她意识到，自己一定是让魏尔斯特拉斯难堪了，不是在她告诉他的时候，而是在他得转告妹妹们的时候。因为除了已婚这一事实外，还有其他的信息。从法律意义而言，她确实已婚，但却是白色婚姻——之前他从没听说过什么白色婚姻，他的妹妹们也没听说过。其实就是说，一对夫妻，不但不住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他们根本就不会同居。他们结婚不是出于举世公认的理由，而是私下订立誓言，永远不会那样生活，永远不—— “行房？”说这话的大概是克拉拉。她干脆地点破，似乎有点不耐烦，帮他把话说完了。 没错。而且年轻人——年轻女人——要是想出国读书，就得钻进这样的骗局，因为未婚的俄罗斯姑娘未经父母同意，就不能出国。朱莉娅的父母很开明，同意她出国，但是索菲娅的父母不同意。 多野蛮的法律。 嗯。俄罗斯的。但是，有些年轻姑娘，在年轻小伙子的帮助下找到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这些小伙子非常地富有理想和同情心。也许还是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 这个小伙子是索菲娅的姐姐物色的，她和一个朋友一起跟他见了面。多半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知识追求。天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带着索菲娅一起，她对政治没什么热情，也不打算投身任何类似的事业。可是，这个年轻人观察了两个年长的女孩——姐姐阿纽塔再怎么摆出公事公办的态度也掩饰不住她的美貌——然后说不行。不行，我不想跟你们两位尊贵小姐中的任何一个结约。可是，我同意跟你们的妹妹这样做。 “或许他觉得年长的两位会带来麻烦，”这可能是埃莉萨说的，依据她小说阅读获得的经验，“尤其是美女。他爱上我们的小索菲娅啦。” 爱情不应涉足其中，克拉拉也许提醒了她。 索菲娅接受了求婚。弗拉基米尔向将军提亲，请他把小女儿嫁给自己。将军很有礼貌，他明白这个年轻人来自一个良好的家庭，纵然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还没在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可索菲娅太小了，他说。她甚至不知道你要求婚吧？ 知道，索菲娅说，她爱上了他。 将军说，他们不能立刻就凭感觉行事，必须要花点时间考虑清楚，他们要在巴利比诺相处一阵子，增进了解。（那时他们还在彼得堡。） 事情陷入僵局。弗拉基米尔从来都没法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从不费力掩饰自己的激进观点，衣着也不修边幅，似乎有意为之。将军确信索菲娅对求婚者了解得越多，就越不会想嫁给他。 然而，索菲娅自有打算。 一天，她的父母要举办一场重要的晚宴。他们请来一位外交官、几位教授，还有将军本人在炮兵学校的战友。索菲娅趁乱溜了出来。 她独自走上彼得堡的大街，之前如果没有仆人或姐姐的陪伴，她从不独自上街。她来到弗拉基米尔的住处，在城里穷学生住的那一带。门立刻开了，她一进屋便坐下给父亲写信。 “我亲爱的父亲，我来了弗拉基米尔这里，而且会一直待在这里。我求求您，不要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所有人在餐桌就座后才注意到索菲娅不见了。一个仆人发现她的房间空无一人。阿纽塔被问到妹妹去哪儿了，她回答说不知道时脸刷地红了。为了掩饰窘态，她把餐巾弄掉在地上。 有人递给将军一张字条。他致歉离开了餐厅。没多久索菲娅和弗拉基米尔就听见门外传来他愤怒的脚步声。他要求自己那位被祸害了的女儿和她愿意为之丧失名节的年轻人马上跟他回去。他们坐车回家，三个人都一言不发。在餐桌上，将军宣布：“请允许我向诸位介绍我未来的女婿，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 事情就这样搞定了。索菲娅大喜过望。不是因为嫁给弗拉基米尔，而是因为阿纽塔对她为俄罗斯妇女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满意极了。他们在巴利比诺举办了传统而盛大的婚礼，新郎新娘随后出发，生活在彼得堡的同一屋檐下。 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就出了国，也不再住在同一屋檐下了。索菲娅先去了海德堡，然后是柏林，弗拉基米尔去了慕尼黑。他有机会就去海德堡看她。但是，阿纽塔和她的朋友然娜抵达之后，再加上朱莉娅——这四个女人理论上都处于他的保护之下——再也没有空间容得下他了。 魏尔斯特拉斯没有向女人们透露他与将军夫人一直保持着通信。索菲娅从瑞士（实际上是巴黎）返回时，看上去筋疲力尽，脆弱不堪；他担心她的健康，就给将军夫人写了信。做母亲的回信告诉他，女儿的状况应当归咎于巴黎，还有那些险象环生的时刻。只是，她的不安，似乎不是因为女儿们经历了政治剧变，而是因为发现她未婚的那个女儿公开和男人同居，体面结婚的那个却从不和丈夫真正生活在一起。于是他违心地成了这位母亲的知己，甚至在成为她女儿的知己之前。事实上，他直到索菲娅的母亲过世后，才把这事儿告诉索菲娅。 然而，当他最终告知她时，他也跟她说，克拉拉和埃莉萨当时听了立即就问该怎么办。 这或许就是女人的风格，他说，总认为该干点什么。 他的回答相当严厉：“不怎么办。” 早上，索菲娅从她的行李里拿出一件干净但有些皱了的外套——她从来都没学会怎么整洁地打包行李——尽力梳理了她的鬈发，把零散的灰色头发掖起来。她下楼来，听见屋里已经忙活了起来。餐厅只剩她的座位了。埃莉萨端来了咖啡，还有索菲娅在这幢房子里吃过的第一份德国早餐——冷肉切片、奶酪，和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埃莉萨说克拉拉在楼上帮她们的哥哥收拾，准备和索菲娅见面。 “最早我们有上门的理发师，”她说，“不过，后来克拉拉学会了理发，理得很不错。事实证明她像个护士那样能干。幸亏我们自己有一个会护理的人。” 在她说这话之前，索菲娅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缺钱。锦缎窗帘和网眼窗帘都是邋里邋遢的样子，她正在用的银制刀叉最近也没有抛过光。透过起居室敞开的门，可以看见一个举止粗野的年轻姑娘，她们如今的仆人，正在清理壁炉，扬起漫天的灰尘。埃莉萨看了她一眼，仿佛想请她关上门，随后自己站起来去把门关上了。她回到桌边时脸红了，面容沮丧。索菲娅匆匆地、也许并不礼貌地问，魏尔斯特拉斯先生得了什么病？ “先是心脏衰弱，后来秋天生了肺炎，似乎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另外，生殖器长了个瘤。”埃莉萨说，她压低了声音，但直言坦陈，德国女人都这样。 克拉拉出现在门口。 “他在等你了。” 索菲娅上楼时，想的不是教授，而是这两个生活中处处以他为重的女人。织围巾、修补亚麻制品、做布丁、腌咸菜，永远不放心把这些活儿交给仆人。同她们的哥哥一样，她们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索菲娅看来，这是一种冰冷单调的宗教——但看不出她们有片刻的反抗，或者丝毫的不满。 要我这样，早疯了，她想。 哪怕当上了教授，她想，我也会疯掉的。学生们总的来说都资质平平。他们只记得住最浅显常规的模式。 和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她对自己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 想到她的幸运，她即将到来的自由，以及她即将拥有的丈夫，她微笑着进了卧室。 “啊哈，你终于来了，”魏尔斯特拉斯说，有些虚弱和费劲，“调皮的孩子，我们以为她抛弃我们了。你是又要去巴黎吗？去找乐子吗？” “我刚从巴黎来的，”索菲娅回答，“回斯德哥尔摩去。巴黎一点儿都不好玩，要多闷有多闷。”她伸出一只手去让他吻，然后是另一只。 “那么是你的阿纽塔病了？” “她去世了，mein lieb [19] 教授。” “她在监狱里去世的？” “不，不是。去世很久了。她那会儿没坐牢，坐牢的是她丈夫。她死于肺炎，拖了很长时间，遭了不少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 “我的心痛无以平复。不过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件喜事儿。春天我要结婚了。” “你跟地质学家离婚了？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你早就该离婚了。不过，离婚总归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 “他也去世了。而且他是古生物学家。这是个新领域，很有意思。他们拿化石做研究。” “哦，我想起来了。我听说过这门学科。那么，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那时不希望他妨碍到你，可说真的，我没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吗？” “可以说很久。你肯定还记得我离开了他吧？你推荐我去找米塔格－莱弗勒。” “在斯德哥尔摩，对吧？你离开了他。嗯。就该这样。” “是的。不过这事早了结了。我要嫁的是另一个男人，他们同姓，不过关系并不近，是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 “那么是个俄罗斯人？也研究化石？” “完全不是。他是位法学教授。他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当然，除了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会带他来见您的，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我们会很高兴接待他，”魏尔斯特拉斯悲伤地说，“结了婚，你的事业就终结了。” “完全不会，根本不会。他希望我继续。但我就不再教书了，我自由了。我会住在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过得健健康康的，做更多的研究。” “我们走着瞧吧。” “Mein liebe，”她说，“我命令你，我命令你，为我开心。” “我一定看上去很老了，”他说，“我过着安宁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那么多面。你还写小说，这就够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不喜欢这个主意。”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回忆录。我读得很愉快。” “那本算不上是小说。你不会喜欢我最近写的这本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写的是一个女孩，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爱情的兴趣。没关系，你用不着读它。俄罗斯的审查制度不会让我出版的，其他国家又不会感兴趣，因为它实在是太俄罗斯了。” “我不大爱看小说。” “因为小说是给女人看的？” “说真的，我常常忘记你是个女人。我以为你是，是……” “是什么？” “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只属于我一个人。” 索菲娅俯身，吻了吻他苍白的前额。她强忍住自己的眼泪，直到她跟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这幢房子。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 她觉得，他的脸白得仿佛那天早晨克拉拉垫在他脑后的刚浆洗过的枕头。或许她已经把它拿走，让他靠在底下更柔软、更破旧的枕头上。或许他即刻就睡着了，这么换上换下已经把他精力都耗尽了。他一定也想到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应该明白，她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不知道——这是她的耻辱，她的秘密——她感觉现在是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尽管流着泪，可是，每离开这幢房子一步，都让她更自由一些。 她想，他的生活算得上比他妹妹们的生活更令人满意吗？ 他的名字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在教科书里，在数学家当中。假使他更热衷于树立自己的名望，让自己在那个刻苦钻研的精英圈子里始终占据前沿的位置，也许留得会更长久一些。然而他关注工作本身远远超过名望，而他大部分的同僚对这二者却同样重视。 她本不该提及自己的写作。那对他来说轻浮无聊。她写下了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其中洋溢着对逝去的一切的热爱，不管是令人绝望的，还是曾经珍视的。写这本书时她已远离家乡，那个家和姐姐都不复存在。而《虚无主义的女孩》则完全出于祖国之痛，是爱国主义情怀的爆发，也许还有一种她没太注意的情感，因为她平日里太专注于数学研究和生活里的种种烦恼了。 祖国之痛，没错。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她写那个故事是为了纪念阿纽塔。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放弃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只为嫁给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她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善他的生活，减轻对他的刑罚——把流放地从西伯利亚北部变成了南部——这适用于有妻子陪伴的犯人。这个故事会得到那些被放逐的俄罗斯人的赞扬，他们也许能想办法读到这部小说手稿。正如索菲娅所料，俄罗斯会拒绝出版这本书，避免这种赞誉在政治犯中流传。她更喜欢自己的回忆录，《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尽管这是本通过了审查的书，还被一些评论家斥为无病呻吟。 四 她曾经辜负过魏尔斯特拉斯。初获成功时，她辜负过他。这是真的，虽然他绝口不提。她背弃了他和数学，甚至不回他的信。1874年夏天，她回到了巴利比诺的家中，把自己得到的学位放进一方天鹅绒盒子里，搁进了行李箱，一忘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 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息，金色的火热夏季，北俄罗斯漫长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自排的话剧、舞会、生日聚会、老朋友的热忱相邀，以及身边的阿纽塔，还有她一岁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也在。在安逸的夏日氛围当中，借着暖意、美酒以及悠长的欢乐晚餐，载歌载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水到渠成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不再仅仅是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情人。 这么做不是因为她爱他。而是出于感激。她让自己相信，爱这样一种情感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她觉得，顺从他的意愿，会让他们俩都快乐。有一阵子也确实如此。 秋天，他们去了彼得堡。生活一如既往地排满了不可或缺的娱乐。晚餐，戏剧，酒会，可供阅读的报纸和杂志，既有浅薄的，也有正经的。魏尔斯特拉斯写信恳求索菲娅不要荒芜了数学的天地。在他的奔走下，她的博士论文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她却连看都不看。他请她用一星期时间——就一个星期——润色她关于土星光环的文章，好把它也发表了。她不愿意费那力气。她太忙了，她要出席没完没了的各种庆典。那些为命名日、荣获宫廷头衔、新上演的歌剧，还有芭蕾舞举办的庆典。其实，更像是关于生活本身的庆典。 她后知后觉，这时才明白一个身边大部分人自童年起就懂的道理——即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太多的职业都不至于把你累垮。创造舒适生活所需的条件，然后去参加社交和公众娱乐活动，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结束，你会觉得，你做的一切确实能让所有人都高兴，完全没有必要苦恼。 除了一件事儿，如何赚钱。 弗拉基米尔重操出版旧业。凡是能借钱的地方，他们都去借了。索菲娅的父母不久前双双去世，她的遗产投资于一家温室、一家面包房、一家蒸汽洗衣房以及几间公共浴室。他们有过宏大的计划。但天公不作美，彼得堡比往年更冷，冷得连蒸汽浴都无法诱使大家出门。建筑工人，还有其他人都耍了他们，市场变幻不定，他们没能为自己的生活打下稳定的基础，反而在债务里越陷越深。 已有夫妻之实，自然就会有那个通常的昂贵后果。索菲娅生了个女儿。孩子取了外祖母的名字，不过他们都叫她馥馥。馥馥有一个保姆，一个奶妈，还有自己的套房。家里还雇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仆。弗拉基米尔给索菲娅买时髦的新装，给女儿买最好的礼物。他在耶拿获得学位，设法在彼得堡当上了副教授。但是，这还不够。出版生意几乎一败涂地。 接着，沙皇被暗杀，政治气候令人不安，弗拉基米尔陷入了严重的忧郁。那段时期，他无法工作，也无法思考。 魏尔斯特拉斯听说了索菲娅父母的死讯，为了能给她些许安慰（他是这么说的），他给她送去了自己在积分体系上卓越的全新研究方法。可她并没有回到数学之中，反而开始为报纸写戏剧评论和科普文章。如此发挥才干，不仅更迎合市场，也不会影响旁人，或像数学那样把她自己榨干。 科瓦列夫斯基一家搬到了莫斯科，希望时来运转。 弗拉基米尔康复了，但他自认不能再回去教书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投机机会，一家从石油井里提炼轻油的公司提供了一份工作给他。公司的老板是拉戈津兄弟，他们在伏尔加河畔拥有一家石油精炼厂和一座现代城堡。这份工作需要弗拉基米尔投资一笔钱，他设法筹措到了。 然而这一次，索菲娅预先感知到了麻烦。拉戈津兄弟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他们。弗拉基米尔越来越为他们所摆布。他说，他们是新一代人，他们才不是在异想天开。他变得冷淡、态度粗暴还自视甚高。你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改变世界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除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有个像样点的目标可以投入进去，她们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起来，用自己的自大把事情全给毁了。 这是拉戈津那两兄弟说的吧，索菲娅说。 这会儿，她恢复了跟魏尔斯特拉斯的联系。她把馥馥托付给了老朋友朱莉娅，动身去了德国。她给弗拉基米尔的哥哥亚历山大写信，说弗拉基米尔自觉自愿地上了拉戈津兄弟的钩，挑战命运，让它给他一记新的痛击。无论如何，她还是给丈夫写了信，主动提出要回家去。他回答得不情不愿。 他们还见过一面，是在巴黎。她在那儿过得潦倒，魏尔斯特拉斯正在帮她谋份差事。她再一次沉浸于数学问题当中，她周围的人也都是。弗拉基米尔开始怀疑拉戈津兄弟了，但他已经陷得太深，无法抽身了。他说要去美国。他是去了，不过又回来了。 1882年秋天，他给哥哥写信，说他现在明白了，自己是个彻底没有价值的人。十一月，他汇报了拉戈津兄弟的破产。他害怕他们可能会把自己卷进什么刑事诉讼里去。圣诞节，他见到了馥馥，在敖德萨他哥哥家里。他很高兴她还记得自己，而且健康又聪明。之后，他给朱莉娅、他哥哥，还有一些别的朋友写了诀别信，却没有给索菲娅。他还留了一封信给法庭，解释自己在拉戈津案件中的一些行为。 他拖了一段时间。到四月，他用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氯仿自杀了。 远在巴黎的索菲娅拒绝进食，不愿离开自己的房间。她全心全意地绝食，这样她就顾不上自己的感受了。 最后，她被强迫进食，入睡。醒来后，她为自己的行为深感羞愧。她要来纸笔，继续解题。 一文不名。魏尔斯特拉斯给她写信，要她搬来跟他们一起生活，做他的妹妹。但他依然尽力牵线搭桥。终于，他成功了，说动了他身在瑞典的朋友米塔格－莱弗勒，也是他曾经的学生。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愿意成为欧洲第一家接收女数学教授的大学。 索菲娅去到敖德萨接女儿，带她暂时跟朱莉娅一起住。她恨透了拉戈津兄弟。她给弗拉基米尔的哥哥写信，称他们是“狡猾的、剧毒的恶棍”。她说服地方法官去旁听案件，让他宣告所有的证据证明了弗拉基米尔因为轻信而受了骗，但他是诚实的。 随后，她再一次乘上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再从彼得堡到瑞典赴任。在她的新工作被人们广为传颂的同时，毫无疑问也惹来了不少指摘。她在彼得堡登船走海路。船驶进一片壮美夺目的夕照之中。再不会有蠢事了，她想。我就要过上真正体面的生活。 彼时，她还没有遇见马克西姆，也没有获得博尔丁奖。 五 就在既悲伤又释怀地告别了魏尔斯特拉斯后不久，她于下午早些时候离开了柏林。火车老旧，速度缓慢，但是很干净，暖气也足。德国火车都是这样。 旅程大约过半，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摊开他的报纸，请她挑想看的栏目。 她谢绝了。 他对着窗外细密的风雪点点头。 “啊哈，”他说，“咱们还能指望什么呢？” “确实。”索菲娅回答。 “你要过罗斯托克 [20] 吗？” 他大概注意到她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德国人。她不介意他的搭讪，也不在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比她年轻一大把，衣着体面，略带恭敬。她觉得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他。这种事儿确实会发生在旅途中。 “我到哥本哈根，”她说，“然后去斯德哥尔摩。在我看来，雪只会越下越大。” “我到罗斯托克就下了，”他说，也许是为了让她放心，她并不会陷入一场冗长的闲扯，“你喜欢斯德哥尔摩吗？” “我讨厌这个时节的斯德哥尔摩。我恨它。” 她对自己的这番话颇为讶异。但他愉快地笑了，开始讲俄语。 “不好意思，”他说，“我猜对了。这下在你听来，我说起话来像个外国人了。我曾在俄罗斯学习过。在彼得堡。” “你听出我的俄罗斯口音了？” “不是很确定。直到你说到恨斯德哥尔摩才确定。” “难道所有的俄国人都恨斯德哥尔摩？” “不，不。但他们喜欢说他们恨。他们恨。他们爱。” “我本不该说这话的。瑞典人待我很好。教我不少东西——” 这时候他摇着头，笑了。 “真的，”她说，“他们教我滑冰——” “当然了。你在俄罗斯没学过滑冰？” “他们不会像瑞典人这么——这么执着地要教人学这学那。” “在博恩霍尔姆岛 [21] 也不会，”他说，“我现在住博恩霍尔姆岛。丹麦人没这么——执着，是这个词吧。话说回来，在博恩霍尔姆岛我们甚至都不是丹麦人。我们自称不是丹麦人。” 他是个医生，住在博恩霍尔姆岛。她想，若是叫他帮忙看看喉咙，会不会太过分了。她的喉咙现在很疼。最终她还是认为确实有点过分。 他说，越过丹麦的国境线之后，还有一段漫长甚至艰难的轮渡在等着他。 博恩霍尔姆岛的居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丹麦人，他说，而是自认斯堪的纳维亚人，于16世纪被汉萨同盟 [22] 接管。他们有一段凶残的历史，曾经会捉俘虏。她有没有听说过邪恶的博思韦尔伯爵 [23] ？有人说他就死在博恩霍尔姆岛，不过西兰岛人说他死在西兰岛。 “他谋杀了苏格兰女王的丈夫，自己娶了她。不过他死于囹圄，死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说，“那我听说过。”她确实听说过，因为这位苏格兰女王曾是阿纽塔早期着迷的女英雄之一。 “哦，原谅我。我话太多了。” “原谅你？”索菲娅说，“原谅你什么？” 他脸红了，说：“我知道你是谁。” 一开始他没认出来，他说。可她开讲俄语之后，他就确定了。 “你就是那位女教授。我在杂志上看到过关于你的内容，还有照片，但照片显得比本人老多了。我冒昧打扰了你，只是真心忍不住。” “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很严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笑，大家就不会信任我了，”索菲娅说，“难道医生没有类似的问题吗？” “可能是的。我还没法习惯被人拍照呢。” 这会儿，他们之间弥漫着淡淡的局促感；让他放松下来成了她的任务。在他坦陈之前还没这么别扭。她回到了博恩霍尔姆的话题上。那里地势险峻崎岖，他说，不像丹麦那么平缓起伏。人们去博恩霍尔姆，是为了欣赏风景和呼吸新鲜空气。要是她愿意去，那他会很荣幸带她到处转一转。 “那里有最稀有的蓝色岩石，”他说，“被称为蓝色大理石。可以敲碎，磨光，制成女士佩戴的项链。如果你想要一串的话——” 他直说傻话，因为他有话想说，却开不了口。她看得出来。 他们快到罗斯托克了。他变得愈发焦虑不安起来。她担心他会拿出一张纸，或者一本书请她签名。这么做的人少之又少，只是这样的事儿总让她觉得悲哀；很难说清楚是什么原因。 “请听我说，”他说，“我必须告诉你这个。本来不应该提的。去瑞典的路上，拜托你不要去哥本哈根。你不要害怕，我的神智非常清醒。” “我没有害怕。”她说。其实她害怕了，一点点。 “你得走其他的路，走丹麦群岛过去。在车站换票。” “我能问为什么吗？哥本哈根被下了咒？” 她突然确信，他要告诉她的是一个阴谋，一颗炸弹。 难道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本哈根有天花。那种传染性的疫病。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哥本哈根，但当局想压下不报。他们害怕引发恐慌，害怕有人会烧毁政府大楼。是芬兰人的问题，据说是他们带进来的病菌。政府不希望大家起来排斥芬兰难民。也不愿意大家反抗接收芬兰人的当局政府。” 火车停住。索菲娅起身，检查自己的行李。 “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没法走。” “好的，”索菲娅说，“我答应您。”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之后我得去鲁特根。” “我答应你。” 他是否让她想起了弗拉基米尔？早年的弗拉基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恳求般的关心。他自始至终谦和、顽固、恳求般地关心着她。 他伸出手，她也伸手跟他相握。可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小片药，说：“你若觉得旅途烦闷，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管事的人问问这场天花疫情，她暗下决心。 但是，她没能这么做。那位换票的男士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很是气恼；倘若她再改主意，他会更加火大。他一开始似乎只理会其他乘客说的丹麦语，不过帮她完成改签后，他用德语问，这条路费时要长得多，她清不清楚这一点？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仍在德国境内，他可能对哥本哈根的事一无所知——她刚才到底在想什么？ 他沉闷地补充道，群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小轮渡供暖充足，只不过你得坐在木制长凳上。她想，这样的凳子也许就是他觉得她可能会烦闷的原因，她准备吞下那片药。可转念一想她决定留起来，以防晕船。 她搭乘的当地火车有规范却破旧的二等座。车厢的一头有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善多了，也没那么匆忙。获悉他们确实到了丹麦境内，她便用瑞典语问他，哥本哈根是不是真的有流行病。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他回答说没有，你乘坐的这趟火车也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他似乎只听懂了“火车”和“哥本哈根”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没有包厢，只有两节装有木制长椅的车厢。有的乘客随身自带软垫、毯子和披风，用来裹在自己身上。他们看都没看索菲娅，更没打算跟她说话。就算跟她说话又有什么用呢？她听不懂，也回答不了。 更没有茶饮车。人们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气味浓烈的奶酪，一片片冰凉的熟熏肉，还有人在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着罐头里的泡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想起了俄罗斯。 可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没人喝醉或聒噪，也没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那么生硬，是些自重的路德派脂肪。她对他们一无所知。 话说回来，她对俄罗斯农民，对巴利比诺的农民又真正了解吗？他们在那些条件比他们优渥的人面前总是装模作样。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星期天，所有的农奴和他们的主人必须到教堂听解放农奴的通告。之后，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着，哭喊着：“现在我们可怎么办啊？我们可怜的孩子们可怎么办啊？”将军把她带进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一起在那里吃煎饼庆祝——不过他们的方式还相当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有位老人，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清扫院子，大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着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那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女家庭教师没多久就现身了，一张脸如乌云般阴沉，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她永远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善于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至于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救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他觉得他们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文不值的研究里。 泡菜和青鱼的味道让她略微有些恶心。 又开了一段距离，列车停了，他们全被通知要下车。至少，鉴于列车员的咆哮，以及其他人随之纷纷不情愿地起身，她是这么猜的。他们发现自己站在及膝深的雪地里，目之所及，没有城镇，更没有站台，光滑的白色山脉绵延不绝，透过轻轻飘落的雪花若隐若现，包围着他们。列车前方，一群男人在铲着铁道交叉处的积雪。索菲娅来回地走动，以免脚冻僵在轻便的靴子里。这种靴子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足够保暖，但在这里远远不够。其他的乘客都安静地站着，对目前的状态不置一词。 半小时后，或许只不过十五分钟后，铁路清理干净了，旅客们又爬上车。对包括索菲娅在内的所有人来说，为什么开始非要他们下车，而不是在座位上等，一定是个不解之谜。不过当然了，并没有人抱怨。他们不停地前进再前进，穿过黑暗。除了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强劲地打在窗户上，发出凶恶的噼啪声。雨雪交加。 然后出现了某处村庄微弱的灯火，一些乘客起身，井井有条地把衣服裹上身，收好行李，下了火车，消失了。旅程继续。然而，没过一会儿，所有人又被通知全体下车。这回不是因为积雪。他们都被赶上了船，一艘小轮渡载着他们驶上了黑漆漆的水面。这时候，索菲娅的喉咙实在是非常疼，她确定即使需要，自己也没法开口说话了。 她不知道这一回横渡了多远。上岸后，所有人都不得不进到一座三边有围墙的棚子，几乎无遮无挡，也没有长椅。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来了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来的时候，索菲娅觉得谢天谢地，尽管它并不比前一辆火车暖和，而且跟前一辆有着同样的长凳。看来，人对少得可怜的安慰有多感激，取决于此前遭了多少罪。但她想跟人说，这难道不是无聊的说教？ 过了一会儿，他们停在了一个大点的镇上。这里有车站小卖部。她实在太累了，无法像别的乘客一样下车，去小卖部带一杯冒热气的咖啡回来。那个吃泡菜的女人倒是买了两杯，事实证明其中一杯是买给索菲娅的。索菲娅面露微笑，尽力表达感激。女人点着头仿佛示意这样大惊小怪非但毫无必要，甚至有失得体。不过，她一直站在那儿，直到索菲娅掏出了票务员找给她的丹麦硬币。这下那女人不满地哼哼两声，用带着潮湿的连指手套的手拣了两枚硬币。很可能就是买咖啡的钱。想着关照她，还有给她带咖啡，都不要钱。似乎理应如此。女人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位新旅客上了车。一个妇女带着个大约四岁的孩子，孩子半边脸上包着纱布，一条手臂吊挂着。遇上了事故，去了趟乡村医院。绷带上有个洞，露出一只悲伤的黑色眼睛。孩子把没受伤的半边脸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展开自己的披肩，把一部分盖在孩子身上。她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轻柔，也没有非常上心，而是带着几分机械。发生了不好的事儿，她得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她，说不准肚子里还有一个。 多可怕啊，索菲娅想。女人的命运多么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位妇女，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性要争取投票权，争取大学里的职位，这个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那就抛弃这个上帝，解放她的思想。她会不会看着她——索菲娅——带着筋疲力尽的神情，以固执的怜悯口吻说：没有上帝，那我们要怎么过这一辈子呢？ 他们再次穿越黑漆漆的水面，这回是从一座长长的桥上经过的。火车在另一个村庄停下来，女人和孩子下了车。索菲娅失去了兴趣，没看有没有人在等着接他们。她努力看向站外被火车照亮的大钟。她以为已经快半夜了，可才刚过十点。 她在想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这辈子是否会坐这种火车？她想象自己舒服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尽管事实是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他华丽昂贵的外套，散发着金钱与舒适的气息。他坚信自己有权期望、也有责任维护美好的一切，纵然在自己的祖国，他是个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他那种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她的父亲也有。即使你只是个小女孩，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知到这份确信，明白你一生都会渴望它。要是他们爱你，当然更好，但即使只是一份为了保护你而订立的古老的崇高契约，是签署的一份债券——哪怕不怎么热情洋溢，仅仅是必须遵守的——那也能宽慰人。 倘若有人说他们服帖温顺，他们会不高兴，但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确实服帖温顺。他们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遵从它和随之而来的所有风险、残酷、庞杂的负担和蓄意的欺诈。对女人而言，这些规则中有些能让她们受益，另一些则不能。 现在，他——马克西姆在她心里的形象，不再是试图保护她的人，而是在巴黎的车站上快步前行、有着私密生活的男人。 他那威风凛凛的帽子，他那温文尔雅的确信。 事实并非如此。那不是马克西姆，绝对不是。 弗拉基米尔并不是个懦夫。看看他怎么救雅克拉尔的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这种男子气的果决。这就是他能给予她一些平等，其他男人却不能的原因；也是他永远没法用温暖和安全感包围她的原因。后来，他在拉戈津兄弟的影响下，换了腔调，他孤注一掷，以为模仿别人就可以拯救自己，转而以一种不自信甚至可笑的老爷似的态度对待她。弗拉基米尔给了她一个鄙视他的理由。但是，也许自始至终她都是鄙视他的。不管他是崇拜还是侮辱她，他都不可能让她爱上自己。 不可能像阿纽塔爱雅克拉尔那样。雅克拉尔自私、残忍、不忠，但即使是阿纽塔恨他的时候，也仍然是爱他的。 要是你不用盖子盖住，无论多少丑陋不堪、让人厌恶的想法都会浮现。 当她闭上眼睛，觉得自己看见了他。弗拉基米尔。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但那不是弗拉基米尔，而是博恩霍尔姆的医生。只是她对博恩霍尔姆那个医生的记忆。他一再坚持，惊慌失措地以一种古怪又卑微的方式将自己推入她的生命中。 终于到点了，定是已近午夜，大家总算要永远离开这趟列车了。他们已经到达丹麦边境，赫尔辛格。至少是陆地的边境——她猜真正的边境应该是在卡特加特海峡的某个地方。 最后一班轮渡正等着他们，看上去异常庞大，愉快地亮着无数明灯。来了个行李搬运工，帮她把行李运上船。然后谢过她的丹麦硬币就迅速走开了。接下来，她给船上的职员看她的船票，他对她说的是瑞典语。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和对岸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联系。她肯定用不着在候车室过夜。 “我感觉像是回到了文明世界。”她对他说。他有点狐疑地看着她。她的嗓音还是沙哑的，虽然之前的咖啡让她的喉咙舒服了点。这不过是因为他是个瑞典人，她想。瑞典人之间不一定互相微笑，也不需要交换意见。没有这些也能维持礼仪。 这一回的横渡浪头有点猛，不过她没有晕船。她记得那粒药，但已经用不着了，船上一定是开了暖气的，有人开始脱掉冬装外套。可是她还在发抖，也许发抖是必要的。穿越丹麦的这趟旅行，在她身上汇集了如此多的寒意，都储存在她体内。这会儿可以释放出来了。 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如约等候在繁忙的赫尔辛堡港，相比对岸那个名字相似的地方，这里更大，也有活力得多。瑞典人也许不会对你微笑，但至少会给你提供正确的信息。行李搬运工来帮忙搬她的行李，当她在钱包里搜寻硬币时，他就提着包站着。她掏出一大把硬币放进他手里，想着反正是丹麦的硬币，她再也用不着了。 丹麦货币。他把硬币全还给了她，用瑞典语说：“这个没用。” “我只有这个。”她大叫起来，同时意识到两件事：她的喉咙好多了；她真的没有瑞典货币。 他把她的包放下，走开了。 法国货币，德国货币，丹麦货币，她唯独忘了带瑞典货币。 火车开始吐蒸汽了，旅客们正在登车，而她还站在那里进退两难。她提不动行李。可要是她不提，就只能把行李丢下了。 她抓住行李上各种各样的带子开始跑。她东倒西歪，气喘吁吁，胸口和胳膊下方一阵阵地疼痛。行李碰撞着她的双腿。要爬台阶了，倘若她停下来喘口气，就赶不及了。她爬上台阶。她眼眶里充盈着自哀自怜的泪水，乞求火车不要开。 火车没开。列车员一手紧抓车门探出身，另一手攥住她的胳膊，又总算是设法拽住了她的行李，全部一起拖了上来，火车这才开动。 一旦得到解脱，她便开始咳嗽。她试图把胸口的什么东西咳出来。那是她胸中的痛楚，是她喉咙的疼痛与紧绷。但她还得跟着列车员去找包厢。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她发出胜利的笑声。列车员往一个包厢里看了看，里面已经坐了些人，然后他一路把她带进了一个空包厢。 “你太好了。帮我上了车，我自己肯定上不来。给你添麻烦了，”她眉开眼笑地说，“我没钱。没有瑞典货币。其他货币都有，就是没有瑞典的。我只能跑，都没想到我能……” 他让她坐下来缓口气。他走开去，很快又端着一杯水回来了。她喝水时，想起了医生给她的药，用最后一口水把药送服了下去。咳嗽缓解了。 “以后别再这样了，”他说，“看你喘的。” 瑞典人非常坦率，也同等地矜持、守时。 “等一下。”她说。 必须要先确定一件事。好像这事儿不确定，火车就没法带她去该去的地方似的。 “等一下。你有没有——有没有听说哥本哈根的天花疫情？” “我没听说过。”他回答。他郑重却不失谦恭地点点头，离她而去。 “谢谢你，谢谢。”她在他身后喊。 索菲娅这辈子都没喝醉过。每次吃了可能麻痹大脑的药，她都在神智不清前就已经睡着。所以她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比较。现在，她体验到知觉的改变，如同涟漪一般弥漫全身。起初只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傻乎乎的庄严感，仿佛自己受到了眷顾，因为她能自己提着行李，爬上台阶，赶上火车。接下来，她熬过了一阵强烈的咳嗽，以及心脏的压迫感，于是多多少少，不再注意喉咙了。 但还不止这些。她的心脏仿佛在持续地扩张，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之后又持续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活泼，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喷了出去。甚至连哥本哈根的疫情，这会儿也变得如同歌谣里的灾难、一段古老的传说。她自己的人生，遭遇的打击和悲伤，都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幻觉。所有的事件和想法，在一次次的清晰领悟下，在变形玻璃的透射下，变了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一次经历。那是她十二岁时第一次涉猎三角学。在巴利比诺时的邻居特尔托夫教授丢下一本他新写的书，觉得她父亲作为一位有炮兵知识的将军，兴许会感兴趣。她在书房里看见这本书，偶然翻到了光学那一章。她开始阅读这本书，学习里面的图表，没多久，她就相信自己一定能看懂。她从没有听说过正弦和余弦，但她用随意一段弧的弦代替正弦，幸运的是，在小角的情况下，二者是几乎吻合的。就这样，她得以闯入了这门崭新的、令人喜悦的语言。 那时，尽管她非常高兴，但并没有特别诧异。 这样的发现时有发生。数学如同北极光，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独立于世，不该跟论文、奖项、同僚和学位混为一谈。 列车抵达斯德哥尔摩前一刻，列车员叫醒了她。她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五。” “好。真好，我赶得上讲课了。” “当心身体，女士。” 两点钟，她站上了讲台。她的讲课十分精彩，一气呵成，没有疼痛，也没有咳嗽。微妙的嗡嗡声在她的体内游走，仿佛在走钢丝，但没有影响她的声音。她的喉咙好像自动痊愈了一般。讲完课，她回家换了衣服，搭乘出租车赶赴一场受邀出席的接待酒会，在古尔登家。她的精神很好，兴致勃勃地聊起了她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印象，不过没有提及回瑞典的舟车劳顿。接着，她没打招呼就离开了房间，来到了室外。她脑海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热烈而异想天开的念头，没法再和别人说话了。 天色已暗，雪花飘落，没有一丝风。一盏盏街灯大得像一个个圣诞球似的。她四顾着找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看见。一辆小巴士经过，她挥手拦停。司机告诉她这不是车站。 “那你不也停了嘛。”她满不在乎地说。 她很不熟悉斯德哥尔摩的街道，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去错了地方。她笑着向司机解释，他让她下了车。她穿着酒会的礼服，披着轻薄的披风，穿着便鞋，穿行于雪中，走路回家。人行道上极其寂静、洁白。她走了大约有一公里，高兴地发现自己终究是识路的。她的鞋已经泡湿了，但她没觉得冷。她想或许是因为没有风的缘故，还有，她全身心地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着迷状态当中，而且指望今后也必须维持这种状态。说来不免落入窠臼，但这座城市真如童话里的一般。 第二天，她躺在了床上，给同事米塔格-莱弗勒送去了便条，请他派自己的医生来看她，因为她没有医生。他本人也来了。在这场漫长的会面中，她无比兴奋地告诉他自己在计划一项新的数学研究。这项计划跟此前她所有的研究相比，都更有雄心，更重要，也更美。 医生认为是肾的问题，给她留了一些药。 “我忘记问他了。”医生走后，索菲娅说。 “问他什么？”米塔格-莱弗勒问。 “有没有疫病？在哥本哈根？” “你做梦了吧，” 米塔格-莱弗勒温和地说，“谁告诉你的？” “一个盲人。”她回答。然后，她说：“不，我是说好心。一个好心人。”她的手挥动来挥动去，仿佛手势要比语言表达得更清楚。“我的瑞典语啊。”她说。 “等你好起来的时候再说吧。” 她笑了，随即又看上去很悲伤。她加强了语气：“我的丈夫。” “你订婚了？哦，订婚了也还不能算你丈夫呀。我拿你打趣呢。你想叫他来吗？” 然而她摇摇头。她说：“不是他。是博思韦尔。” “不，不，不，”她又飞快地说，“是另外一个人。” “你必须休息。” 特雷莎·古尔登和她的女儿埃尔莎来了，还有埃伦·凯。她们轮流照看她。米塔格-莱弗勒离开之后，她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她又侃侃而谈，只是没有再提什么丈夫。她谈起自己的小说，还有她回忆巴利比诺青春时代的那本书。她说她现在能写得更好了，然后开始描述新想出来的故事。她语无伦次，于是笑了，觉得没办法解释清楚。生命中有循环往复，她说，有脉动。她希望这一回的写作能教她发现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一些隐藏的东西。是虚构的，但又不是。 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她笑了。 她脑子里全是各种念头，她说，有着全新的广度和价值，但却如此自然和不证自明，让她忍不住笑了出来。 星期天，她的情况恶化了。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却坚持要看馥馥穿一穿她为参加儿童聚会准备的衣服。 那是一身吉卜赛风格的装束。馥馥穿着它在母亲的床前跳舞。 星期一，索菲娅请特雷莎·古尔登照顾馥馥。 当天晚上，她感觉略好些。为了让特雷莎和埃伦休息，请来了一个护士。 凌晨时分，索菲娅醒了。特雷莎和埃伦被从睡梦中叫醒，她们又唤醒了馥馥，让孩子再看一眼妈妈活着的样子。索菲娅只说得出几个字。 特雷莎觉得听到她说：“幸福过了头。” 索菲娅大约四点钟去世。尸体解剖显示，她的肺已经完全被肺炎摧毁，心脏的疾病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正如大家所料，她的脑容量巨大。 博恩霍尔姆的医生在报纸上读到了她的死讯，并不意外。他时有不祥预感，对做他这一行的人是种困扰，而且也不见得可靠。他曾想过，躲过哥本哈根也许就能保住她。他想知道她是不是吃了他给的药，它是不是给她带去了些许安慰，正如在他需要的时候，药物曾给予他安慰一样。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被葬在斯德哥尔摩一处当时被称为新公墓的地方。那是个依然寒冷的日子，下午三点，哀悼的人和旁观的人呼出的气息在凛冽的空气中凝成了浮云。 魏尔斯特拉斯送来了月桂花圈。他之前跟妹妹们说过，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她了。 他在那之后又活了六年。 马克西姆从博略赶来，她去世前，米塔格-莱弗勒发了电报叫他来。他到的点儿刚好赶上在葬礼上致辞，用的是法语。他谈到索菲娅，更像是谈到一位他熟识的教授。他代表俄罗斯向瑞典致谢，感谢瑞典给了她以数学家身份谋生的机会（以一种有价值的方式应用她的知识，他说）。 马克西姆终身未娶。一段时间之后，他获准回国，在彼得堡授课。他成立了俄罗斯民主改革党，支持君主立宪制。保皇派认为他太过自由主义。然而，列宁却公开谴责他是个反动派。 馥馥在苏联从医，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去世。她对数学毫无兴趣，她如是言。 人们用索菲娅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1] Sophia Kovalevsky（1850—1891），俄国女数学家、小说家。她是现代欧洲第一位女数学博士，也是俄国第一位科学院女院士。 [2] 哥萨克人是生活在俄罗斯及乌克兰南部的游牧民，以精湛的骑艺和骁勇善战著称。 [3] 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4]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下面的诗句转译自缪塞的长诗《纳慕娜》（“Namouna”）第一章第十三小节。 [5] The Bordin Prize，于1835年由夏尔－洛朗·博尔丁创立。该奖项设五个分奖项，由法兰西研究院（L'Institut de France）下属的法兰西学院（L'Académie française）等五个研究院分别颁发。 [6] Mittag-Leffler（1846—1927），瑞典数学家。 [7] Uppsala，瑞典中部城市，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北。 [8] Beaulieu，法国埃罗省的一个市镇。 [9] 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10] Nice，法国南部港口城市。 [11] Bulwer-Lytton（1803—1873），英国作家、诗人、剧作家。以其颇受欢迎的历史小说闻名。 [12] New Caledonia，法国的海外属地之一，位于南回归线附近，处于南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岛群。 [13] Jules Poincaré（1854—1912），法国数学家、天体力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 [14] Karl Weierstrass（1815—1897），德国数学家，被誉为“现代分析之父”。 [15] 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法国近代史上几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与法国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紧密相连，为1919年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做出重要贡献，被欧洲人称为“胜利之父”。 [16] Sèvres，巴黎市西南城郊的一处公社。 [17] Charlotte Corday（1768—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因刺杀让·保罗·马拉于浴缸之中而被送上断头台。 [18] 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瑞士诗人、小说家。 [19] 德语，意为“我亲爱的”。 [20] Rostock，位于德国北部，是德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大港城之一。 [21] Bornholm，波罗的海岛屿，属丹麦管辖。 [22] 12世纪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与条顿骑士团诸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 [23] 此处指詹姆斯·赫伯恩（James Hepburn，约1534—1578），苏格兰贵族，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三任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