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游戏

孩子的游戏 Child’s Play 我想在那之后，我们家里有过一次对话。 多伤心啊，多惨 啊。（我妈说。） 本该有人监督的。辅导员们呢？（我爸说。） 要是我们又经过那栋黄色的宅子，我妈或许会说：“记得不？记不记得你过去有多怕她？可怜的家伙。” 我妈惯于对我遥远婴孩时期的小怪癖念念不忘——甚至珍视不已。 当你还是孩子时，每一年，都会像换了个人。变化通常发生在秋季，当你重返校园，升了一级，将暑假里的浑噩和懒散撇在身后。那便是你对变化最敏锐的时期。打那以后，你对年月的流逝不再敏感，但变化仍在发生，别无二致。有很长一段时光，过往轻而易举地与你渐行渐远，仿佛不受意识的支配，彻底逝去了。过去那些场景虽然并没有消失，却变得无关紧要。随后它们卷土重来，那些已经彻底了结的旧事泛起沉渣，引人注意，甚至让你想做点什么，尽管你显然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 玛琳和查琳。人们还以为我们是双胞胎来着。那些年里流行给双胞胎起押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而且我们——查琳和我——还戴一样的帽子。它叫苦力帽，草编帽锥宽而浅，在下巴这儿打个结或勒条松紧带固定住。本世纪后半叶，人们从电视上关于越南战争的镜头中，熟悉了它。沿西贡的街道骑自行车的男人们戴着，走在路上的女人们也戴着，背景则是轰炸后的村落。 那时候——我是指查琳和我在营地的时候——人们还可以接受苦力 一说，不带冒犯之意。还有黑鬼 ，或是谈论把价格压到犹太价 。我那时应该十来岁，还从未将这个动词与其名词联系起来过。 就这样，我俩叫那样的名字，又戴那样的帽子，第一轮点名时，就让辅导员——是我们喜欢的乐呵呵的梅维斯，尽管我们更喜欢漂亮的保利娜——指着我们喊道：“喂，双胞胎。”然后不等我们否认，便接着点其他的名字去了。 在此之前，我们肯定就注意到了彼此的帽子，并且互相赞赏。否则，我们其中一个，或是我俩，准会把这簇新的帽子给摘了，准备将它们抄到自个儿的床铺底下，宣称是妈妈非要我们戴的、我们自己并不喜欢等等。 我或许赞赏查琳，但并不知道该如何跟她成为朋友。九到十岁的女孩们——虽有几位略大些，但大致都是这个年龄——不像六七岁的女孩儿那样能轻易交到朋友，或是结成对子。我无非是跟着镇上同来的其他女孩儿进了一间屋子，她们谁也算不上我要好的朋友，屋子里头尚有几张没被认领的床铺，然后我把自己的东西一股脑倒在褐色的毯子上。随后，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身后说：“我可以挨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吗？” 那是查琳，正在同我并不认识的某人说话。宿舍大概容纳了二十多个女生。她问的那个姑娘说“当然”，然后走开了。 查琳的嗓音挺特别。殷勤、戏谑、自嘲，还带着一股吸引人的高兴劲儿，如同铃铛的颤音。事情立见分晓，她比我更有自信。查琳的自信并不只局限于能让另一个姑娘让位，而不是决绝地回答说“我先到的这儿。”（或者——若她是那种缺乏教养的姑娘——的确有一些人是的，她们的开销由狮子会 [1] 或教堂来支付——她或许会说：“你就拉裤子里吧，我是不会让给你的。”）不。查琳的自信，在于能让任何人都乐意 照她要求的去做，而不只是表示赞同。她也同样在试探我，因为我也可能说“我才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转身去整理自己的东西。但我当然没这么做。如她所料，我感到受宠若惊，看着她以一种庆祝胜利的架势倾倒出自己行李箱中的物品，弄得好些东西都掉到了地上。 我唯一能想到的话是：“你都晒黑了。” “我一直很容易晒黑。”她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处差别。我们专心致志地探究彼此间的差异。她容易晒黑，我爱长雀斑。我们两个都是棕色头发，但她的颜色更深。她的头发带波浪，我的则又浓又密。我要高出一厘米，而她的手腕和脚踝要粗些。她的眼睛更绿，我的则偏蓝。我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列举，甚至不放过我们背上的痣和可见斑、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长过大脚趾，而她的则短些）。要不我们就依次列举迄今为止在各自身上发生过的所有疾病和意外，以及我们的身体经历过的修复和切除。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被摘了——那个年代惯常的预防手段——而且我们两个都得过麻疹和百日咳，但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被拔过一颗上犬齿，它长到了其他牙齿上头；而她的大拇指被一扇窗户夹过，指甲上的月牙并不完整。 一归纳完关于身体的所有特征和历史，我们便立即涉足各自家庭的故事：集中在那些戏剧性的或半戏剧性的事件，或是两家的差别上。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则是独生女。我有个姑妈高中时死于小儿麻痹症，而她——查琳——有一个哥哥在当海军。因为正值战时，我们在篝火晚会上会选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不列颠万岁》，有时也唱《永恒的枫叶》。空袭、战斗、沉船，虽然遥远，却是我们生活中横亘不去的背景幕布。每隔一阵子，附近便会发生一起袭击事件，令人惊恐，但又庄严而刺激，就像后来我们镇上还是街道上有个男孩遇难时一样，他住过的房子里虽然没有挂花圈或黑色布帘，却似乎仍凝聚着特别沉重的气氛，在劫难逃的命运压垮了它。不过那房子全然没有特别之处，最多只有一辆外来的汽车停泊在路沿上，显示有亲属或是某位神甫前来探望遭受丧亲之痛的家庭。 营地的一位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未婚夫，还戴着他的表——我们相信那就是他的表——把它别在衬衣上。我们出于扼腕之情想要对她表示关心，可她却嗓音尖利，专横跋扈，甚至连名字也惹人不快。叫阿尔瓦。 我们生活中的另一块背景幕布，也理应在营地得到强调，那就是宗教。但既然加拿大联合教会已经正式掌管一切，围绕这个话题的絮叨就不会像在浸礼会或圣经基督徒会管辖下那样多，举行的正式认教仪式也比罗马天主教或圣公会少。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都从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有人支付开销的女孩有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习惯了它那爽快而世俗化的风格形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消做晚间祷告，在用餐时唱颂歌，并在早餐后进行半小时特别谈话——是为“闲谈”——便可轻易脱身。相对而言，即便在闲谈中我们也不太言及上帝或耶稣，涉及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友爱、和善与纯洁的思想，承诺我们长大后不抽烟喝酒。没有人反对这类事情，或是试图缺勤。我们都习惯了，而且坐在和煦阳光下的沙滩上令人心情舒畅，天还不够暖和，我们都还不想下水。 成年女人们也会做我和查琳做过的事。或许不至于去数对方背上的痦子，或是比较脚趾的长度。但当她们相遇，彼此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觉得有必要罗列重要的信息，那些或公开或私密的重大事件，再填充其间的空白。要是她们感受到了这份热度与渴求，那她们就几乎不可能互相厌倦了。听对方诉说那些最琐碎和愚蠢的事儿，或是当对方袒露出某些惊人的自私、欺骗、刻薄和纯粹的恶意时，她们会开怀大笑。 这么做当然需要非凡的信任，但这份信任可以在须臾之间建立。 我曾观察过这种情形。当我们围坐在营火周围，搅动着木薯粥等东西时，男人们则去了灌木丛里，不得交谈，以免惊扰野物——就是在那些漫长的时光里，信任便开始建立了。（我是个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然而水平一般。）我曾观察到，却从未参与到这些女性的交流中。也不尽然。有时候，因为看似必要，我会敷衍一番，但我意欲结交的女士却总能识破我的伪装，继而变得困惑和谨慎起来。 通常来说，在男性身上我较少体会到这种警觉。他们并不期待这类交易，也极少真正感兴趣。 我说的这种亲密无间——女人之间的这种——并无情欲成分，也不是情欲的前奏。青春期之前，我也有过类似体验。接着她们也会分享秘密，像是谎言之类，可能还会为此争先恐后。这会引起某种热辣的短暂兴奋，不论带不带性的挑逗。紧接着则是不适、排斥以及嫌恶。 查琳对我说起过她哥哥，却带着实实在在的厌恶之情。说的是那个在海军服役的哥哥。她到他房间去找自己的猫，撞见他在对他女朋友做那事。他们还不晓得被她看到了。 她说他上下上下的时候，还啪啪直响。 你是说他们在床上扇耳光？我问。 不，她说，是他的那个玩意儿，一进一出的时候啪啪直响。真下作。令人作呕。 而且他光秃秃、白花花的屁股上长着疙瘩。令人作呕。 我跟她讲了韦尔娜的事。 我七岁之前，我父母住在一栋被称为“双房”的房子里。那时候或许“连排房”这个词还不常用，不管怎么说，房子分割得并不均匀。韦尔娜的祖母租了背面的房间，而我们租了正面的。房子高大、毫无遮拦、样貌丑陋，刷成了黄色。我们住的镇子太小了，没有像样的住宅区划分，但我推测，若是有那种划分，那座房子会恰好坐落在体面的小区和破败的小区之间。这是二战前夕，大萧条（这个词，相信我们当时还一无所知）末期的情形。 我那当老师的父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薪水微薄。街道在我们屋后渐渐从那些失业穷人的住所之间消失。韦尔娜的祖母肯定有些小钱，因为她说起那些领救济金的人时，语调轻蔑。我相信我妈妈跟她争论过，说这不是他们的错，却并没争赢。这两个女人并不是什么朋友，但是在晾衣绳的分配问题上，却显得真诚友好。 祖母的名字叫霍姆太太。有个男人间或来看望她。我妈妈说起他时，称之为霍姆太太的朋友。 不准和霍姆太太的朋友说话。 事实上，在他来的时候，我甚至被禁止在外面玩耍，所以并没有什么机会同他说话。我甚至记不得他的模样了，不过倒是记得他的汽车，一辆深蓝色的福特V8。我对汽车特别有兴趣，或许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车。 然后韦尔娜来了。 霍姆太太说她是自己的孙女，没道理怀疑这不是事实，然而却从未有过中间那代人存在的迹象。我不知道是霍姆太太把她带回来的，还是那位开V8的朋友送她来的。她出现在我上学前的那个夏天。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名字——通常意义上讲，她并不健谈，而我也不记得曾问过她。打一开始，我便对她有种反感，不同于此前对其他任何人的感受。我说我讨厌她，我妈妈就说，你怎么这样呢，她怎么你了？ 可怜的家伙。 小孩子用“讨厌”一词来表达许多种意思。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受到了惊吓。并不是指他们感觉到有被攻击的危险——比如有时走在人行道上，会遇到些骑自行车的大男孩，喜欢粗暴地横在你的面前，骇人地嚎叫，那时我就有受到威胁的感觉。对身体受到伤害的恐惧，或是我从韦尔娜身上感到的那种恐惧，并不比对某个诅咒或邪念的恐惧来得强烈。在你极年幼时，你甚至会对某些房屋面和树干，特别是发霉的地窖和深邃的壁橱产生那种感觉。 她要比我高出许多，但我并不知道她长我几岁——两岁，三岁？她瘦得皮包骨头，事实上骨架极窄，配上一个小脑袋，让我想到蛇。细软的黑色头发耷拉在这么个脑袋上，从她的前额垂落下来。她脸上的皮肤在我看来黯淡无光，跟我们旧帆布帐篷上的翻门似的，而她那向外鼓突的脸颊，就像那道翻门被风吹起来时的模样。她总是斜眯着眼睛。 但我相信，她就像别人说的那样，长得也不算特别不顺眼。事实上，我妈妈还说她好看，或者算是好看的（意思是，她没那么糟，算好看的了 ）。她的行为举止，就我妈的观察，也没什么令人反感的地方。她比实际年龄显小 。这是一种婉转但并不确切的说法，意即韦尔娜从未学过阅读、写字、跳绳和拍球，还有她嗓音沙哑、不受控制、断句古怪，仿佛要说的话结成了块，堵在她的喉咙里。 她干扰我、搅乱我的自娱自乐时，采取的是年长姑娘的手法，不是年幼女孩的。但这个年长姑娘既无技巧也无权威，只会煞费苦心，而且意识不到自己不受欢迎。 孩子总是以荒唐的方式遵从习俗，他们会立刻排斥任何偏离中心、紊乱无序、难以掌控的事物。作为独生女，我深受宠溺（也备受斥责）。我笨手笨脚、早熟早慧、羞怯胆小，自己暗中定下满打的规矩，怀揣隐秘的嫌恶之情。我甚至讨厌不断从韦尔娜头发上滑落的赛璐珞发夹，还有她老想着塞给我的带红绿条纹的薄荷糖。事实上，她不止是塞给我；她会努力逮住我，然后将这些糖果捅进我的嘴里，同时用她那磕磕巴巴的方式咯咯直笑。我到今天都不喜欢薄荷口味的糖。还有韦尔娜 [2] 这个名字——我也反感。从这个词里我听不出春天的意味，也感觉不到有青草、花环或穿着薄纱衣裙的姑娘们。它听上去更像是一抹顽固的薄荷味绿色黏液。 我也并不相信我妈真的喜欢韦尔娜。在我看来，她出于天性中的虚伪，或成心让我不痛快，装出一副可怜韦尔娜的样子。她要我与人为善。起初，她说韦尔娜不会待太久，暑假结束时就会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随后，事态明朗起来，韦尔娜无处可回，于是只能指望另一则消息的宽慰，我们自己很快便要搬家了。我只消再与人为善上一小阵子。（事实上，离我们搬家尚有整整一年的光景。）最终，她耐心耗尽，说我让她失望，说她从未想过我如此刻薄。 “她生来就这样，你怎么能怪她呢？难道是她的错吗？” 这话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若是更精于辩论，或许会说我并没有怪韦尔娜，只是想让她别靠近我。当然，我确实是在怪她。我可不怀疑这无论如何都是她的过错。而且不论我妈会怎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那个年代和环境灌输给我的一些心照不宣的论调。就连大人们谈起那些“头脑简单 ”或是“少根筋 ”的人，脸上也会泛起一种微妙的笑意，其中带有难以抑制的得意和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这些我都见到过。并且我相信，我母亲最真实的想法就是如此。 我开始上学。韦尔娜也开始上学。她被安排进了特殊班，在学校操场一角一栋专门的楼里。那其实是镇上最早的教学大楼，但当时没人有空关心本地的历史，而且那楼几年之后也被拆毁了。课间休息时，那栋楼里的学生在一处围着栅栏的角落里活动。他们早上比我们晚半小时到校，下午早半小时放学。按理说没人会在课间休息时去打搅他们，但无论常规学校操场上在发生什么，他们都时常趴在栅栏上观望，偶尔会有一拨人，一边呵斥，一边挥舞着棍棒来吓唬他们。我从未靠近过那个角落，也基本没见到过韦尔娜。然而回到家，我还是得应付她。 一开始，她会站在黄色房子的一角，注视着我，而我则装作不知道她在那里。随后，她会晃悠着走进前院，在属于我们家房子的前门台阶上占个位置。如果我想去上厕所或是觉得冷，要进屋子的时候，就不得不几乎擦着她过去，或是冒被她触碰的风险。 她能在一个地点待上许久，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久，而且眼睛只盯着一样东西。通常是我。 我有一架从枫树上垂下来的秋千，所以在荡秋千时，我要么面向房子，要么面向街道。也就是说，我要么脸朝向她，要么心里知道她正盯着我的后背，搞不好还会上前来推我一把。过上一阵子，她就会下定决心这么干。她总是推得我一个踉跄，但这并非最糟糕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她把手指紧压在我背上。她手指的寒意穿透了我的外套和其他衣物，如同许多只冰冷的猪鼻子。我的另一项活动是用树叶搭房子。那棵挂了秋千的枫树落了叶子，我就把它们用耙子耙拢，满怀满怀地抱着走，倒落下来，用树叶摆弄出一套房屋设计图。这儿是起居室，这儿是厨房，这软蓬蓬的一大堆是卧室里的床铺，诸如此类。这项消遣并不是我发明的——每次课间休息，都会有女生在学校的操场上摆出里里外外都更为奢华的树叶房子，甚至还配齐了家具，直到最后，清洁工将所有的树叶耙个精光，烧个干净。 起初，韦尔娜只是看我在做什么，从她斜视的表情中，我仿佛读到一种高高在上（她怎么能高高在上呢？）的困惑。她随后开始靠近，抱起一捧树叶，动作不知是迟疑还是笨拙，把树叶洒得到处都是。这些树叶并非取自那堆闲置的叶子，而是我屋子的墙壁。她抱起它们，走一小段，然后任由它们落下——倾倒在我的一间干净的房间里。 我喊她住手，但她却弯腰去捡自己洒落在地的那一大堆叶子，又没法抓牢它们，甩得到处都是，待它们铺满一地时，便开始傻兮兮地东踢西踹一气。我仍在喊她住手，但并不奏效，她说不定还当我在鼓励她。所以我埋下脑袋，朝她冲过去，一头撞在她的肚子上。我并没有戴帽子，所以当我的头发触到她穿的羊毛外套或是夹克时，那感觉就好像碰到了一个硬鼓鼓肚皮上的粗短毛茬。我一边抱怨，一边跑上屋子的台阶，我妈妈听了这事，说的话更叫我发疯：“她只不过想玩。她不知道是怎么个玩法 。” 在下个秋季到来之前，我们住进了一栋新的平房，我再也无需经过那栋黄色房子了，它老让我想起韦尔娜的许多事，肯定也沾染上了她狭隘诡诈的性情和那威胁人的斜视神态。黄色的油漆仿佛成了代表凌辱的色彩，那扇偏倚的前门更增加了一抹畸形的感觉。 我们的平房距那栋房子仅三个街区，更靠近学校。但照当时对镇子大小和复杂程度的理解，我觉得自己已经彻底逃离了韦尔娜。直到有一天，当我和一个同学在主干大街迎面遇上她时，我才明白这并非事实，完全不是。那天应该是我们中谁的母亲派我俩去跑腿。我并没有抬头看，但我相信当我们经过时，听到了表示致意或招呼的咯咯一笑。 另一个姑娘对我说了句骇人的话。 她说：“我过去以为那是你姐姐呢。” “什么？” “嗯，我知道你们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所以我想你们肯定是亲戚。像是堂姐妹，或不管别的什么吧。你们不是吗？不是堂姐妹？” “才不是 。” 办特殊班的那栋老房子被充了公，小镇便在工作日里租用了圣经会堂，将学生们转移了过去。圣经会堂恰好位于我和我父母住的平房所在马路对面的一处转角上。韦尔娜去上学有两条路可走，可她偏偏选了那条得经过我们家门前的路。我们的房子离人行道只有一两米，这就意味着，她的影子实际上是可以落到我家台阶上的。若是愿意，她可以将鹅卵石子踢上我们的草坪，而且除非我们放下百叶窗，否则她便可以窥探我们的过道或是前厅。 为了同普通学校的作息时间保持一致，特殊班的上课时间做了变更，至少在早间是如此——特殊班学生们下午仍然更早放学。人们一定觉得，既然他们进了圣经会堂，就没必要在上学路上将他们同其他人隔离开了。这就意味着我现在有可能在人行道上撞见韦尔娜。我总是会朝她可能出现的方向瞅瞅，若是见到了她，我便会谎称自己忘了东西，或鞋子磨脚需要贴块膏药，或头发上的缎带松了，借机躲回屋里去。我现在再也不会蠢到去提及韦尔娜，然后听我妈妈说：“怎么了，你在怕什么，你觉得她能吃了你吗？” 怎么了？她弄脏你了，把病传染给你了？韦尔娜整洁干净，身康体健。她不大可能来攻击或是胖揍我，也不会来扯我的头发。但是也只有成年人才会那么蠢，相信她没啥力气。她有大把的力气，且单单针对我。我是被她盯上的人。或者说，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们之间仿佛有一种难以形容、无法摒弃的默契。某种爱意般不离不弃的东西，虽然从我的角度看，这种感受像是十足的嫌恶。 估计我对她的嫌恶，就像有些人厌恶蛇、毛毛虫、老鼠或鼻涕虫。没什么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她可能造成任何实际的伤害，而是因为她能搅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厌恶自己的人生。 当我跟查琳讲她的事时，我们已经进入到谈话更深的层面了——这场谈话仿佛只有在我们游泳或是睡觉时才会中断。比起查琳哥哥那上下抽动、长着疙瘩的屁股，韦尔娜算不上什么有料的话题，给人的厌恶感也不够生动，而且我记得自己说过，她骇人的样子是我无法形容的。然而后来，我还是描述了她，描述了我对她的感受，我做得应该还不错，因为在为期两周的营地生活临近尾声的一天中午，查琳匆匆忙忙地跑进食堂，她的面庞放着光，交织着恐惧和某种诡异的喜悦。 “她在这儿。她在这儿。那个女生。那个吓人的女生。韦尔娜。她在这儿 呢。” 午餐结束。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忙着把我们的餐盘和杯子收到厨房的架子上，等着当天在厨房值日的姑娘们收走清洗。随后，我们会排队去每天一点开门的小卖部。查琳方才是跑回宿舍取钱去了。查琳家境富裕，有个当殡仪师的爸爸，她为人大意，把钱藏在自己的枕头套里。我除了游泳的时候，总是把自个儿的钱贴身带着。我们中所有消费得起的人都会在午餐后去小卖部，想找些东西驱散甜点的味道，我们并不喜欢却总忍不住要尝那些甜点，只想看看它们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难吃。木薯粉布丁，烤苹果糊，黏黏的蛋奶冻。最初看到查琳脸上的表情时，我以为是她的钱被人偷了。但随后想到，这么点小灾小祸不会叫她的表情变得如此扭曲，她脸上的震惊之色是蕴含着喜悦的。 韦尔娜？韦尔娜怎么会在这儿呢？肯定哪儿弄错了。 那肯定是个周五。在营地还要待上两天时间，最后两天了。原来是特殊班的一支小分队——在这儿还是管她们叫特殊生——被带了过来，同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周末。她们人不多，总共也就二十来人，而且不全是来自我们那个小镇，也有的来自临近的镇子。实际上，就在查琳试图向我通报消息的时候，随着一声哨响，辅导员阿尔瓦已经跳上了一条长椅，对着我们讲起话来。 她说她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让这些来访者——这些新的营员——感觉宾至如归的，而且她们带了帐篷，也有自己的辅导员。但是她们会同我们一起吃饭、游泳、游戏、参加晨间的闲谈。她说她确信，我们所有人都会将此视作结交新朋友的契机，带着那种我们熟悉的警告加责备的语气。 人们花了些时间把帐篷支起来，安顿这些新来的人和她们的物品。有些人显然缺乏兴致，溜达着跑开了，得有人吼住她们，拽她们回来。到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或者说休息时间，我们从小卖部买来巧克力棒、甘草棒糖，或是脆脆焦糖，躺到自个儿的铺位上，享用起来。 查琳继续说着：“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她在这儿。我没法相信。你觉得她是跟着你来的吗？” “可能是。”我说。 “你觉得我一直这么挡着你行吗？” 我们在小卖部排队的时候，特殊生们被人领着从我们身旁经过，我忽地低下自己的脑袋，让查琳挡在我和特殊生之间。我偷偷瞧了一眼，从背后认出了韦尔娜。她那颗耷拉着的、蛇一样的脑袋。 “咱们得想个法子把你乔装起来。” 从我说的话里，查琳似乎推断出韦尔娜曾主动骚扰过我。我也相信这是事实，只是这种骚扰行径，比起我描述的要更微妙、更隐蔽。我现在任由查琳以她喜好的方式去想，因为这样一来也更刺激。 查琳和我煞费苦心地规避，所以韦尔娜并没有立即发现我，或许也是因为她同多数特殊生一样，看起来实在是晕头转向，正试图弄明白自个儿来这儿是做何为。她们很快便被带去沙滩尽头，上她们的游泳课去了。 晚餐桌前，我们还在唱着歌，她们就排着队进来了。 相聚，相聚，我们相聚的时光越长， 相聚的时光越长， 我们的心情越飞扬。 她们随后被刻意打散，安插到我们中间。她们都佩戴着名牌。坐我对面的那个叫玛丽·埃伦什么的，不是我们镇上的。但我还没来得及为此庆幸，便看到韦尔娜坐在邻桌上了，比她周围的那些人都高出一截，但是感谢老天，她和我面朝着同一个方向，所以用餐期间并不会看到我。 她是她们中最高的，但也不如我记忆中的那么高，那么突兀抢眼。可能是因为我去年蹿了一截，而她则已经完全停止长个子了。 在我们吃完起身拾掇餐盘的时候，我保持着低头弓背的姿势，从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但我却清楚地知道她的视线何时落到了我身上，何时认出了我，何时嘴角耷拉微微一笑，又是何时在喉咙里发出了古怪的咯咯笑声。 “她看到你了，”查琳说，“别看。别看。我会挡在你和她之间的。朝前走。别停。” “她有朝这儿来了吗？” “没有。她只是站在那儿。她只是在看你。” “在笑吗？” “有点。” “我不能看她。我会犯恶心的。” 在余下的一天半里，她对我施加了多少迫害？虽然事实上韦尔娜从未靠近过我们，但查琳和我一直在用这个词。迫害 。听上去既老练，又带点法律术语的味道。我们总在小心提防着，仿佛我们，或是我，被跟踪了似的。我们试图掌控韦尔娜的动向，由查琳报告她的神态和表情。在查琳说“行了，她现在注意不到的”的时候，我冒险朝她看了两回。 就我所见，韦尔娜看起来有些萎靡，或是愠怒，或是迷茫，同大多数特殊生一样，她仿佛被放逐了，并不十分明白自己身处何地，或是在这儿做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包括她——因为走到了沙滩后方断崖上那片长着松树、杉木和白杨的林子里，或是逛到了通往高速公路的沙路上，引起一阵骚动。在那之后，营地召开过一次会议，要求我们所有人看好新伙伴，她们对这片区域还不如我们熟悉。听到这话，查琳戳了戳我的肋骨。她当然不会注意到眼下这个韦尔娜身上发生过哪些变化，像是自信的退却，甚或是身材的消瘦，她照常汇报着韦尔娜狡黠不善的表情和刻薄的模样。或许她是对的——或许韦尔娜在查琳这个陌生人身上，在我的这位新朋友兼保镖身上，看到眼下一切都已改变，一切都不可预料，这令她愁容满面，虽然我并没看见。 “你从未跟我说过她手的事儿。”查琳说。 “她的手怎么了？” “她的手指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长的。她可以轻易把手指绕在你的脖子上，然后掐死你。她做得到的。晚上和她待在一个帐篷里是不是挺吓人的？” 我说会的。吓人。 “但是和她一个帐篷的人都太蠢了，注意不到的。” 最后那个周末，营地起了一种变化，出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氛围。倒不是什么激烈的变化。食堂仍在规定时间敲响锣鼓，宣布饭点已到，提供的食物不好不坏。然后是休息时间、游戏时间和游泳时间。小卖部照常营业，我们也如常聚起来闲谈。但是出现了那么一种愈发令人躁动不安、心神涣散的气氛。你甚至能在辅导员身上察觉到，同样的斥责或是鼓励他们不再脱口而出，而是会朝你看上一秒钟，仿佛在努力回想通常说的是什么。而这一切似乎都伴随着特殊生的到来才开始出现。她们的出现改变了营地。这个营地曾经名副其实，有它自己的规矩和赏罚措施，像是学堂或童年时期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是种不可避免的事物，然后它的边缘开始崩裂坍塌，暴露出自身是个临时的存在。逢场作戏而已。 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特殊生时会想，要是她们也算营员的话，哪儿还有真正的营员？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但在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日常规范行将告破，我们会被家长接走，继续过我们的生活，而辅导员们也会做回普通人，甚至都不是教师。我们连同在过去两周内蓬勃兴盛起来的所有友谊、敌对和较量，生活在一处搭建时就注定要解体的舞台上。谁能相信这仅仅维持了两周而已？ 没人知道该如何表达这感受，只有一股懒散倦怠在我们中间蔓延，一种厌烦了的戾气，甚至连天气都折射出同样的情绪来。过去两周内，或许并非每天都炎炎炙热、明媚和煦，但我们中多数人在离开时会带着这份印象。而眼下，周日上午，天气骤变。在我们做户外祈祷的时候（我们周日不进行闲谈，而是改成这个），阴云集涌。气温并无变化，若要说有的话，也就是日间的暑气更盛了，但是空气里有了一股被称为暴风雨的味道。仍是一派静默。辅导员们，甚至连同周日里从最近的镇子上驱车前来的牧师，都间或抬头警觉地朝天上瞧瞧。 落了几滴雨，别无其他。仪式结束，暴风雨并未袭来。云层淡了些许，没到晴艳的程度，但也足以保住我们的最后一次游泳活动了。在那之后，不会再有午餐；厨房在早餐后便关闭了。小卖部的卷帘门也不会开启了。中午一过，我们的家长便会陆续抵达，把我们接回家去，大巴则会来接那些特殊生们。我们的大部分物品都已经打好了包，床单已被撤走，那摸上去总是滑腻湿冷、做工不精的褐色毛毯，已经折好了横放在每张便床的床脚上。 就连我们占满了宿舍间，一边叽喳说话一边换泳衣的时候，房间内部仍显出一副临时拼凑的阴郁模样。 海滩的情形也一样。沙子似乎比往常少了，石块多了。仅有的沙子也显得灰茫茫的。海水虽然实际上挺暖和，看上去却是冰冷的。我们对游泳的热情已经消退，多数人只是在水里盲目地踩来踏去。负责游泳的辅导员们——保利娜和那个管特殊生的中年女人——不得不朝着我们拍起手来。 “快点儿，你们在磨蹭什么呢？这可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我们中间有些游泳好手，她们通常会立即游向救生筏。所有过得去的游泳者，包括查琳和我，为了证明自己能在水里埋头游上几码远，都得至少游到救生筏边一次，然后再折返。保利娜通常会即刻朝那儿游去，留在深水区里，看有谁遇上了困难，同时确保每个应该游上一回的人都完成了任务。但在那一天，许多人都没按要求完成，保利娜起初喊了几声来助威，还怒斥了几次——仅仅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下水，然后便只是在救生筏周围沉沉浮浮，同坚持完成的游泳能手们一边大笑，一边开着玩笑。我们中多数人仍是在浅水区里踩水，游上几尺或是几码，然后站在水里互相泼水，或是翻过身，脸朝下浮在水面上，仿佛极少有人再对游泳这件事上心了。那个负责特殊班学生的女人站在水勉强及腰的地方——大多数特殊生则停留在水刚过膝盖的地方——她那件印花、带摆裙的泳衣，连上半身都还未打湿。她弯着身子，用手拍打出些许水花，边笑边对她们说，这不是挺有趣嘛。 查琳和我所处的水域大概刚刚及胸。我们在蠢笨的游泳者当中，脸朝下浮在水面上，用仰泳或蛙泳的姿势随处扑腾，也没人叫我们别瞎胡闹了。我们测试自己在水下能睁多久眼睛，还偷偷浮出水面，跳到对方的背上。我们的四周满是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呐喊尖叫着的人，她们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 在这次游泳期间，一些家长和负责接送营员的人早早到了，传话说他们等不及了，所以那些归他们管的营员被从水里召唤了出来。这么一来便造成了一些额外的叫唤和混乱。 “看，看。”查琳说。事实上，她有些语无伦次，因为我把她往水里推，她呛了水，一边吐，一边才浮了起来。 我一看，是韦尔娜正朝着我们进发，戴一顶浅蓝色橡胶泳帽，同时用她纤长的双手击打着水面，笑意吟吟，仿佛她重掌了凌驾于我的权力。 我没有与查琳保持联系。我甚至不记得我们怎么告的别。不记得是否说过再见。我模糊地记得，双方家长几乎在同一时间抵达，我们摸爬着钻进不同的车里，把自个儿交付给了过去的生活。我们还能怎么做呢？查琳的父母自然会有一辆好些的汽车，不会跟我父母眼下开的那辆一样寒酸、发出声响、摇摇欲坠，但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永远不会想到要引荐各自的父母。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匆匆忙忙地动身离开了，将一阵阵因为丢没丢财物、见没见到亲人、登没登上巴士而起的喧闹声抛在了身后。 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查琳的结婚照片。人们在那个年代还将结婚照登在报纸上，不只是在小镇上，大城市也有这风俗。当时我正在布卢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等朋友，一边浏览一份多伦多的报刊，在上面看到了照片。 婚礼在圭尔夫举行。新郎是多伦多本地人，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 [3] 的毕业生。他高极了——要么就是查琳变矮了。她勉强够到他的肩膀，这还得算上她当天油光浓密、盘成头盔样式的发型。发式让她的脸显得被压扁了，似乎微不足道，但我却觉出她的眼睛画了厚重的眼线，克娄巴特拉的式样，唇色苍白。这听起来怪诞荒谬，但确是当时盛行的妆容。唯一让我回想起她儿时相貌的，只有她脸颊上滑稽地微微突起的部分。 报上说，她——新娘——从多伦多的圣希尔达学院毕业。 就是说我在多伦多读大学学院的时候，她肯定也在同一个城市里读圣希尔达学院。或许在同一时间，我们曾在校园某条相同的道路或小径上转悠。可是从未相遇。我并不认为她会看到我却不搭理。我不会回避同她说话的。当然，我一旦发现她在念圣希尔达学院，就立即会觉得自己是个更正经的学生。我和朋友们将圣希尔达学院视作女校。 我现在是人类学的硕士生了。我已经决定永不结婚，但并不排除拥有情人。我留一头直直的长发——我和朋友们期望打造出嬉皮士的风格。我对童年的记忆，远比今天看起来更为模糊、凋零、琐碎。 我本可以给查琳写信，请她父母转交，报纸上有他们在圭尔夫的地址。但我并没有这么做。我那时认为，对任何一名女性致以新婚的祝贺都是虚伪的最高境界。 但是她给我写信了，大约十五年后。她写的信由我的出版人代为接收。 “我的老朋友，玛琳，”她写道，“看到你的名字出现在《麦克林》杂志上，我是多么激动和高兴啊。想到你写了本书，我是多么目眩神迷。我还没有买到，因为我们出门度假去了，但我决心只要有机会就买，也要读。我刚好在浏览我们不在时送来的杂志，然后在里头看到了你的一张醒目的照片和有趣的评论。然后我想一定要写信向你道贺。 “你大概结婚了，但是在用闺名写作？大概有家了？写信来和我说说关于你的一切。可惜的是，我没有孩子，但我一直都在忙着做志愿工作，搞园艺，还同基特（我先生）一起出海。我好像总有许多事情可做。我现在是图书馆委员会成员，如果他们还没订购你的书的话，我会拧他们胳膊的。 “再次祝贺你。我必须要说，我感到惊讶，但并没有太惊讶，因为我总在猜想你会做一些特别的事儿。” 我在那时也没联系她。似乎并没有理由这么做。一开始，我没在意最末的“特别”一词，但在稍后想起时，我为之一颤。但我告诉自己，她这么说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今天仍是这么想。 她提及的那本书，产自我一篇曾遭到劝阻的论文。我着手另写了一篇论文，但自己一有时间，便回到最初的这一篇来，将它当作一项业余爱好来写。从那时起，恰如人们期望的，我还参与协作过两本书，但那本独立完成的著作，是唯一让我在外部世界为自己挣得一小会儿关注度的作品——毋庸讳言，也有来自同事们的一些反对声音。书现在已经绝版了。书名是《蠢材与宠儿》，这个标题虽然抓人眼球，但在今天绝不会轻易过关，即使在当时，我的出版人也为之紧张不安过。 我在书中试图探究各种文化中的人们——没人敢用“原始”一词来形容此类文化——对那些在精神层面或生理层面特殊的人持何种态度。“有缺陷的”、“残疾的”、“弱智的”这些词汇自然也被扔进了垃圾桶，或许这么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并不仅仅因为这些词透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和积久渐成的不近人情，而且因为它们确实不能描述什么。这些词汇将这些人身上非凡卓越，乃至引人惊叹的部分——甚或尤为强大的部分——都撇在了一旁。有趣之处在于，我发现了一定程度的崇敬之情伴随着迫害行径，这要归因于一众被视作神圣、奇特、危险或是具有价值的能力。这倒不完全是错的。在参考过去和当代的研究时，我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将诗歌、虚构文学和宗教习俗纳入了考量之中。我自然受到了来自同行的批评，他们认为我过于呆板，所有的信息都取自书本，但那时我并没有能力到世界各地去；我又没弄到拨款。 我当然领会到了这一联想，我想查琳可能也领会到了。奇怪的是，它似乎已显得相当遥远、无足轻重，只不过是起了个头，如同那时任何一件童年事件在我眼里一样。原因在于自那之后，我有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成年以后也有所成就。我有了安全感。 “闺名。”查琳写道。这种表达方式我已经许久未曾听闻了。和它异曲同工的是“老处女”一词，听上去如此贞洁，又如此可怜。用在我身上显然并不恰当。早在看到查琳结婚照的时候，我就不是处女了——不过我猜她也不是了。不是说我有过成群的情人——我甚至不想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能被称作情人。我跟大多数与我同龄、没有拘泥于一夫一妻制生活的人一样，记得确切人数。十六个。我确信，对许多更年轻的女性而言，在她们还没过二十岁，甚至还没有过完青春期的时候，就达到这个数了。（在我收到查琳的来信时，人数当然还更少些。说真的，我现在可不会为了厘清这个而劳神费心。）他们中有三个人很重要，按时间顺序来看，他们三人都出现在前六位中。我所说的“重要”是指，同他们三人在一起时——不，只有两个，第三位对于我的意义远远超过我对于他的——那么，同他们二人在一起时，有时候你会想要豁出去，远远不只交付你的身体，还要将你的整个人生稳妥地投到他的那个篮筐里去。 我克制住自己不要那么做，但也只是勉强为之罢了。 由此看来，我对那份安全感并非深信不疑。 不久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是由我退休前授课的学院转递的。我从巴塔哥尼亚旅行回来时，发现有封待启的信。（我已经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旅行者了。）已经超过一月之久。 一封机打的信——写信者一开始就对此表示了歉意。 “我的笔迹太糟糕了。”他写道，随后继续介绍自己是“你的童年伙伴查琳”的丈夫。他说他很抱歉，非常抱歉，给我带来了坏消息。查琳进了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她的癌细胞从肺部扩散到了肝脏。非常遗憾的是，她一生嗜烟。她所剩的时间已屈指可数。她并没有常常提及我，但这些年里，每当提起，总为我的卓越成就感到欣喜。他知道她对我评价很高，眼下，在她生命的尽头，她似乎非常渴望与我见上一面。她要他来联络我。他说，或许是因为童年回忆意义深重的缘故。童年的友爱。影响力无可比拟。 好吧，她此时或许已经过世了，我心忖。 但她若是过世了——这就是我摆脱纠结的方式——如果是的话，我去医院问上一问，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风险。那么我的良心，或是你随便叫什么都可以的东西，就会得到安宁。我可以给他写张字条，说很不幸自己之前出门了，但自己一得空便会前往。 不。最好别写字条。他可能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来感激我。“伙伴”一词令我感到不适。“卓越成就”则令我产生了另一种不适，但效果类似。 玛格丽特公主医院与我的公寓楼只隔了几个街区。一个明媚的春日里，我步行去到那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不是只打个电话。或许我想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总服务台前，我得知查琳仍然在世。当被问到是否想要与她见面时，我几乎没法拒绝。 我搭电梯上楼，同时心想，或许在到达她那层的护士站之前，我还来得及转身离开。或者我可以干脆180度转身，搭下一趟电梯下楼。楼下总台的接待员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离去。事实上，一旦她将注意力转移到队伍中的下一位那里，就不会注意到我离开了，而且即使她注意到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我会觉得羞愧的。并不是为自己缺乏同情心而羞愧，而是为自己不够坚韧。 我去到护士站，得到了房间号码。 那是一间单人房，极小的一间，并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设备、花卉或是气球。起初，我并没看到查琳。有一位护士正俯在床榻上，上面似乎有一堆床单，却看不出人形。我想，那是被放大了的肝脏，同时希望自己在有机会的时候就跑掉了。 护士直起腰，转身，朝我一笑。她是一个体态丰满、棕色皮肤的女人，说话时用一种轻柔温和、令人陶醉的声音，显示她可能来自西印度群岛。 “你就是玛琳吧。”她说道。 这个名字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令她感到愉悦。 “她非常非常希望你来。你可以走近些。” 我照做了，低头看见一具臃肿的身躯，一张尖锐、残败的面孔，一段鸡脖子，让医院的病服袍子显得像是宽出了一公里。一撮卷毛——仍是棕色的——约半厘米长，盖在她的头皮上。没有任何查琳的痕迹。 我过去曾见到过人临终时的面孔。我父母的面孔，甚至是那个我曾经不敢去爱的男人的面孔。我并未感到诧异。 “她正在睡觉，”护士说，“她一直盼望你能来。” “她没有失去意识吧？” “没有。她只是睡了。” 是她，我现在看出来了，有一丝查琳的痕迹。是什么呢？或许是一种扭曲的神情，来自她那自信而顽皮地翘起的嘴角。 这位护士正在用她轻柔愉悦的声音对我说话。“我不知道她是否会认得你，”她说，“但她是希望你会来的。有些东西要给你。” “她会醒吗？” 一个耸肩。“为了止痛，我们常常得给她打针。” 她打开床头柜。 “给。就是这个。她叫我把这个给你，如果她来不及见到你的话。她不想让她的先生来转交。现在你来了，她会高兴的。” 一份密封了的信，上面用颤颤巍巍的大写字体写着我的名字。 “不让她先生来转交。”护士说，挤了挤眼睛，随之咧嘴一笑。她是否嗅到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个女人的秘密，一段旧爱？ “明天再来吧，”她说，“谁知道呢？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会告诉她的。” 我一下到大堂，就开始读那纸留言。查琳设法用一种近乎正常的字迹书写，不像信封上四仰八叉的文字那样粗暴狂野。当然，她或许是先写的纸条，再将它放到了信封里，然后将它密封起来，放到了一边，心想会有机会亲手交给我的。只是后来，她才发现有必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 玛琳。我现在写下这些，以防我的情况变得太糟，没法说话了。请按照我的请求去做。请前往圭尔夫的主教座堂，找霍夫施塔特神父。永助圣母教堂。教堂名气很大，你都不需要知道它的名字。霍夫施塔特神父。他会知道怎么做的。这件事我不能要C去做，永远也不想让他知道。霍夫施塔特神父知道的，我已经请求过他了，他说可以帮我的。玛琳，请帮我这个忙，上帝保佑你。此事与你无关。 C应该是她的先生。他并不知道。他当然不知道。 霍夫施塔特神父。 与我无关。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它揉成一团，一出到大街上就把它给扔了。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信封扔了，任风将它吹进学府大道的沟槽里。随后，我意识到纸条并不在信封里；它仍在我的口袋里。 我不会再去医院了。我也永远不会去圭尔夫的。 基特是她先生的姓。我现在记起来了。他们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C。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楼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搭电梯去车库，而非向上回自己的公寓去。我还穿着那身衣服，就钻进了自己的车里，开到了大街上，开始朝着加德纳高速公路驶去。 加德纳高速公路，427号高速公路，401号高速公路。眼下是高峰期，不是出城的好时机。我讨厌这种时候开车，很少在这种时间出门，没什么自信。油还剩半箱不到，另外，我还想上厕所。我盘算着可以在米尔顿附近下高速公路，加满油，用下厕所，然后重做打算。我目前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继续开车，向北行驶，然后向西。 我没有离开高速公路。我过了米西索加出口，然后是米尔顿出口。我看到一处高速公路标牌，显示距离圭尔夫还有多少公里，我在脑中将其粗略换算成了英里数，一直以来我都这么做，随后算出汽油是够的。我给自己找了个不在中途停车的理由，说既然我正在驶过那片晴天也会笼罩着城市的阴霾，那么等太阳越沉越低，就会越来越麻烦。 拐上通往圭尔夫的岔道后，我在第一处停靠站下了车，迈着僵硬、战栗的双腿朝女洗手间走去。之后，我给油箱灌满了汽油，在付钱时，我问起去主教座堂的方向。方向并不十分明确，但我被告知，它在一座大山上，到了镇中心，从任何一处都能看到它。 那当然并不确切，虽然我确实在大多数地方都能瞧见它。一组精巧的尖顶竖立在四座雅致的塔楼上。这是一座华美的建筑，尽管我曾经期望看到的是一栋巍峨的大厦。当然，它还算是巍峨的，相对一个小镇而言，是座巍峨而居高的主教座堂（虽然之后有人告诉我，这儿事实上并非主教座堂）。 这里是否有可能是查琳结婚的地方？ 不。当然不是。她曾经被送去参加联合教会营地，那营地里可没有信天主教的姑娘，虽然有挺多各类教派的基督徒。后来还有了C不知道的勾当。 她或许在背地里改了信仰。自那以后。 我及时找到了去到主教座堂停车场的路，然后坐在那里纳闷自己该做什么。我穿着宽松的便裤，套一件夹克。我对天主教教堂——一座天主教的主教座堂——要求的礼仪只有极为过时的概念，甚至不确信自己的装束是否无碍。我试图回想参观欧洲大教堂时的经历。得把手臂遮起来吗？头巾，短裙？ 攀上此山，高处竟是如此明媚而静谧。四月，树还未有一片抽叶，太阳仍挂于苍穹。低矮处有一片雪泥，灰暗如教堂停车场的路面。 我身上的夹克对傍晚而言，过于轻薄了，或许是这儿比多伦多更冷，风更强劲些。 教堂此时或许已经上锁了，锁了门，空空荡荡的。 宏伟的前门看起来确实如此。我甚至没有费力爬上台阶去试一试，因为我决定跟在两位老妪身后——跟我一样老——她们刚从路旁一段长长的台阶上来，绕了个道，朝建筑一侧的一扇便门走去。 里头的人更多些，约莫有二三十个，但是并没有让人觉得他们是聚在一起做祷告。他们分散坐在各处，有的跪着，有的在交谈。在我前头的两位妇人将自己的双手浸在大理石池子里，却并不看向自己的手，同时打着招呼——几乎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对象是个正在方餐桌上摆篮筐的男人。 “外头实际上比看起来冷多了。”她们中的一人说，然后男人说风几乎能把你的鼻子刮掉。 我认出了那些告解室。像是独立的小村舍，或是大的哥特式儿童游戏室，饰有大量深色木制雕花，装了深棕色的布帘。此外的所有地方都华彩辉煌、令人眼花缭乱。高耸的弧形吊顶呈天蓝色，天花板边缘的弧线部分——与垂直墙面相连的那些——装饰有金漆绘制的圆形浮雕圣像。在一天里的这个时候，阳光穿透彩色玻璃窗，化作一根根雕珠锲宝的光柱。我谨小慎微地走过一条走道，试图看一眼祭坛，但西侧墙体上的高坛过于明亮了，我无法朝里张望。不过，我在窗户上方看到了天使画像。成群结队的天使们，都如光一般鲜活、轻盈、纯粹。 这是一处极为显眼的地方，但是似乎没有人在它面前感到不可思议。正在交谈的女士们继续用轻柔的声音说着话，但并非窃窃私语。而其他人在例行地点头、画十字后，便跪了下来，开始着手自己的日常事务。 我也该着手我的事了。我四处张望着要找出位神甫来，但一个也没看见。神甫和其他人一样，是有工作日的。他们想必也已经开车回家，走进自己的起居室、办公室或是小窝，打开电视，松开自个儿的衣领。抓罐饮料，心里想着晚餐是不是该吃顿好的。他们进教堂都是为公事来的。穿着自己的教士法衣，准备举行仪式。是弥撒吗？ 或是来听告解的。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何时会在那儿。他们不都是从一扇秘门走进并离开置有栅格的席位吗？ 我得问个人。那个方才分发篮筐的男人显然不是什么引座员，但似乎并不仅仅是由于私人原因才现身此处的。没有人需要引座员。人们爱坐哪儿就坐哪儿，爱跪哪儿就跪哪儿，有时候或许因为受到了太阳那宝石般的耀眼光斑的干扰，决定起身，另选个位置。我同他说话时，出于在教堂时旧有的习惯，小声低语——他不得不要求我再说一遍。因为困惑，或是尴尬，他朝着其中一间告解室颤悠着点了点头。我不得不说得十分详尽，令他信服。 “不，不。我只是想同一位神甫聊聊。有人派我来同一位神甫聊聊。一位叫霍夫施塔特神父的。” 分篮筐的男人消失在远处的一道侧廊一端，片刻后，同一名行动敏捷、矮胖结实、着普通黑色装束的年轻神甫一起走了回来。 他用手示意我去到一间方才并没有留意到的房间里——事实上不是一个房间，我们穿过的是一条拱道，而非门道——位于教堂背后。 “这里可以说话，过来这儿。”他说着，拖出一张椅子给我。 “霍夫施塔特神父——” “哦，不，我得向你声明，我不是霍夫施塔特神父。霍夫施塔特神父不在这儿。他休假了。” 有那么片刻，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我会尽我所能帮你的。” “有一个女人，”我说，“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有一个垂危的女人——”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 “她要我——我这里有一张她的字条——她想见一见霍夫施塔特神父。” “她是这片教区的成员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是本地人。是圭尔夫人。她是我许久未曾谋面的朋友。” “她是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我不得不解释我并未同她说上话，她睡着了，但她给我留了这则字条。 “但是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嘴角上有一处开裂的溃疡。说话时一定很疼。 “我想她是的，但她的丈夫不是，而他并不知道她是。她不想让他知道。” 我这么说，是希望让事态变得更为清晰，虽然我并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我有个感觉，这位神甫会立马失去所有兴趣的。“霍夫施塔特神父想必知道全部情况。”我说。 “你没有跟她说上话？” 我说她当时在接受药物治疗，但她并非一直都如此，而且我确信她会有清醒的时候。这我也做了强调，因为觉得有这个必要。 “如果她想做告解的话，你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是有神甫的。” 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我拿出字条，抚平纸张，递给了他。我发现手写的字迹并没有我先前以为的那么优美。只是比信封上的文字清晰可读罢了。 他露出困扰的面容。 “这个C是谁？” “她的丈夫。”我担心他会询问丈夫的名字，与他取得联系，但他反而是问了查琳的名字。这个女人的名字，他说。 “查琳·沙利文。”真是奇迹，我竟记得姓氏。有那么片刻我感觉打消了疑虑，因为这名字听上去是属于天主教徒的。当然，这意味着她丈夫是天主教徒。但是这位神甫或许会得出结论，认为丈夫弃教了，这定然会让查琳的秘密行动变得更好理解，让她的留言更显紧迫。 “她找霍夫施塔特神父是为了什么？” “我想或许是为了什么特别的事。”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别的。” 他开始起身，而我仍坐着不动。他又坐了下来。 “霍夫施塔特神父在休假，但他并没有离开镇子。我可以打电话，问问他这件事。如果你坚持的话。” “是的。麻烦了。” “我不想要打搅他。他身体状况不佳。” 我说，如果他身体状况不好，无法自己驾车来多伦多的话，我可以开车载他。 “需要的话，我们会负责他的接送。” 他四处张望，没有看到自己想找的东西。他取下别在口袋上钢笔，随后决定用那字条的背面来写字。 “你能不能帮我确认下，我是否记对了名字。夏洛特——” “查琳。” 在这整场交涉中，我没有受到过诱惑吗？一次都没有？你可能以为我会突然畅谈起来，在瞥见那浩瀚茫茫却又诡诈复杂的仁慈宽善时，畅谈是明智之举。但是没有。我做不到。做过的事情木已成舟。成群的天使，带血的眼泪，并行不悖。 我坐在车里，虽然眼下冷极了，我也没想到要发动汽车。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换言之，我是知道我能做什么的。找到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径，汇入到驶向多伦多那明亮的、永不止歇的车流中去。如果我感到自己没有力气去开车了，便该找个地方过夜。大多数地方都会提供牙刷，或是给你指一台可以买到牙刷的贩卖机。我知道必须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但是眼下对这些事情无能为力。 湖面上的摩托艇理应停在离湖畔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尤其该远离我们扎营的地方，这样它们引起的水浪就不会干扰我们游泳。但是在最后那个早上，那个周日早晨，其中两台开始了一场竞赛，打着圈朝里头收拢进来——当然并没有像救生筏那么近，但近得足够引起水浪了。救生筏被荡得乱跑，保利娜抬高了嗓门，带着斥责和惊慌叫嚷着。摩托艇制造的噪音太大，驾驶者听不到她的声音，不管怎么说，它们掀起一阵大浪，朝着湖畔翻滚而来，叫我们浅水区里的人要么随之惊跃而起，要么被它掀翻倒地。 查琳和我都没站住脚。因为我们正背对着救生筏，看着韦尔娜朝着我们靠过来。我们站着，水大约到我们的胳肢窝处，听到保利娜叫喊声时，我们像是被推高并抛掷了出去。我们或许跟许多人一样都叫出了声，起初是因为害怕，之后则是因为兴奋，那时我们都已站稳了脚跟，那道浪潮在我们的面前继续向前洗刷。我们发现后来的水浪都没有那么猛烈，以至于可以抵抗它们了。 在我们翻倒时，韦尔娜已经朝着我们扎了过来。当我们身体浮起，脸上湖水横流，双臂乱摆时，她的身体却在水底下铺张开来。四下全是一片惊叫和呼喊，小些的浪潮抵达时，这份骚动加剧了，有些错过了第一道浪潮袭击的人们装出被第二道浪打翻的模样。韦尔娜的脑袋没有破出水面，不过她此刻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从容不迫地转着身，在水中轻盈得如同一只水母。查琳和我的手在她的身上，在她的橡胶帽子上。 这或许是一场意外。像是我们正在试图找回自身的平衡，就近抓到了这一大块橡胶物体，几乎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也没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什么。我把这一切都想好了。我想我们会得到原谅的。年幼的孩子。因为害怕。 是的，是的。几乎不知道她们正在做什么。 无论怎样，这是真相吗？我们起初并未决定去做任何事，在此意义上而言，千真万确。我们并没有看向对方，便决定做那件我们稍后明明白白做了的事情。我们是明白的，因为当韦尔娜的脑袋试图探出水面时，我们曾四目交汇过。她的脑袋像是炖汤里的一只水饺，决意要浮出水面。她身体的其余部分在水下做着迷乱而虚弱的动作，但是脑袋知道应当如何行动。 若不是橡胶帽子凸起的纹饰让它不易滑脱，我们或许会抓不住这颗橡胶脑袋。我能极为精准地回忆起它的颜色来，那浅淡而乏味的蓝色，但我从未辨识出那处纹饰——一条鱼、一头美人鱼，还是一朵花——纹饰的棱线压进我的手掌。 查琳和我始终看着对方，而没有低头看我们的双手正在干什么。她双目圆睁，神情兴奋，我猜自己也是一样。我并不认为当恶行得逞时，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十恶不赦。那感觉更像是，我们只是在做有义务去做的事情，真令人吃惊，仿佛这是在人生中、在成就真我的过程中绝对的高点和顶峰。 我们太过分，已经无法回头了，你或许会这么说。我们没有选择。但我发誓，我们未曾想过其他选择，没有想过。 整个勾当花费的时间或许不超过两分钟。或是三分钟？或是一分半钟？ 令人沮丧的阴云恰好在那一刻消散了，但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在摩托艇侵入的时候，或是保利娜发出惊叫的时候，或是第一道浪潮袭来的时候，或是我们手下的橡胶物体失去自主意识的时候——阳光铺洒，更多的家长出现在了湖滩上，有人唤我们所有人停止嬉闹，回到岸上。游泳季结束了。就今年夏季而言，对于那些住在湖区或市立游泳馆范围以外的人来，游泳季结束了。私人泳池只出现在电影杂志上。 正如我说过的，到了与查琳分别、钻进自己父母汽车的时候，我的记忆便出了故障。因为这无关紧要了。在那个年纪里，事情这就结束了。你期待事情了结。 我确信，我们从未说过诸如别说出去 这般迂腐、无礼和不必要的话。 我可以想象不安的情绪正在出现，但周遭上演了其他的戏码，让它没法像本来应该的那样蔓延得那么快。一个孩子丢了一只拖鞋，最年幼的孩子中有一个正在叫嚷说浪里的沙子跑到她的眼睛里去了。几乎必然地，会有一个孩子正在呕吐，不知是因为在水里太亢奋，还是因为家人到来而兴奋，或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违禁糖果。 很快，但并非立即，焦虑的情绪蔓延开来，有人不见了。 “谁？” “一个特殊生。” “哦，讨厌。真搞不懂。” 负责特殊生的那个女人仍穿着她那带花朵图案的泳衣，四下跑动着，奶油冻似的肉在她那粗壮的胳膊和大腿上左摇右颤。她的声音肆意凌乱，带着哭腔。 有人检查林子去了，沿小径向上跑，喊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什么？” “韦尔娜 。” “等等。” “什么？” “那边湖里是不是有什么？” 但是我相信在那之前，我们已经离开了。 [1] 一个全球性慈善服务组织。 [2] 原文为“Verna”，作为人名有“春天的美女”之意。 [3] 加拿大最古老、最有名望的法学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