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
——关于《地下室手记》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著名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包含了相当丰富而现代的思想内涵，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具有独创的意义。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颇为全面的研究。如根据陀氏1875年在为《少年》准备的序言中的论述：“我引为骄傲的是，我第一次描写出占俄罗斯多数的真正的人，并且第一次揭示其丑陋和悲剧性方面。悲剧因素就在于丑陋的意识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因素，这个悲剧因素就在于受苦难，自我惩罚，意识到更好的事物，而又没有可能达到它，而重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明确相信，大家也都如此，因此无须改好！有什么能够支持变好的人们？奖赏，信仰？奖赏——没人给予，信仰——没人可信仰！由此再往前一步，就是极端的堕落，犯罪（杀人）。”[1]学者们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发。彭克巽指出：“《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具有在俄罗斯文学上的独创性意义，同时在作品中又独特地展开了对唯意志论、唯意愿论的精神现象的批判性研究，并同纯粹理性主义展开论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下室手记》成了陀氏最著名的‘五大小说’的序篇，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和现代批评界的重视。” [2]巴赫金认为，“地下室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第一个思想者的形象，他是一个“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内容集中于一种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 [3]。弗兰克则宣称：“作为揭示我们时代的感受性的隐蔽深渊的关键性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只有少数作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更广泛地被阅读，或那么经常地被引用。‘地下室人’这个名称已经成为当代文化词汇的一部分，而这个性格现在已达到最伟大的典型文学创造之一的高度，正如哈姆莱特、堂吉诃德、唐璜、浮士德那样。”[4]美国学者考夫曼认为这部小说是存在主义的先声，他指出：“我们所听到的是个性之歌中未被听到的一首：不是古典的，不是《圣经》式的，也绝不是浪漫的。不！这个个性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理想化，也没有神圣化。它是可悲的和叛逆的，但无论它给人何等不幸，却仍然是最高的善。”“《地下室手记》是一个人的内在生活，是他的情志、焦虑和决心——这些都被带进了核心，一直到所有的景象被揭露无遗为止。这本在1864年出版的书，是世界文学中最富革命性和原创性的著作之一。”[5]而在笔者看来，如果从身份焦虑（上述中考夫曼已指出其“焦虑”的特点，但没有明确是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角度，则能从另一新的角度揭示这部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意义或当代意义。
这里，首先必须说明几个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关键概念。
一是“身份”。鲍尔德温等人的《文化研究导论》认为：“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现代自我被理解为是自主的和自我反思的，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把个人主义、批判和自主行动的权力，看做是现代主体性的三个主要特征。身份的这种自我反省的一面意味着在现代，身份被理解为是一个规划。它不是固定的。”[6]阿兰·德波顿在其《身份的焦虑》中更是明确指出，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即地位。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即本书所采用的的意义——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7]综上所述，可知“身份”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或地位，描述的是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但更体现为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二是“身份焦虑”。这“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以及担忧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等级过于平庸，或者会堕至更低的等级”[8]。简而言之，身份焦虑就是指人的内心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威胁）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9]
三是“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确立差异化并经由差异化来建构自我同一性的一个过程。” [10]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或者说个人对所属群体的角色及其特征的认可程度和接纳态度，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有哪些共同之处）或与他人相异（有哪些区别），其中个体认同或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其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他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制度、思潮、风俗等。
由上可知，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都和社会与他人有关，是在与他人的交际和互动中产生的。因为“人们几乎总是带着某种期望进入人际互动”[11]，所以，“在影响身份认同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或者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个人的集体归属感或社会认同感，以及由此所建立的这个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交际关系”[12]。
在西欧的影响和俄国国内的巨大压力下，19世纪后期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这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锐意改革的沙皇[13]，采取了相当开明的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大改革，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俄国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的沙皇。他在1861年下诏废除了农奴制，为俄罗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了多项政治改革，并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制订了把俄罗斯君主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计划，慢慢向民主进程迈进。梁赞诺夫斯基等认为：“‘大改革’朝着改变俄国的方向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可以肯定地说，虽然俄国依然是沙皇专政，但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改革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阶层的演变，贵族的衰落，中产阶级的上升，特别是专业团体和无产阶级的壮大，公共领域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大步。” [14]这具体表现为：工业加速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教育越来越普及，进入城市和接受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以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公共媒体逐渐增多，社会出现了急剧变化甚至常常变化不定，从而导致传统社会那种稳定的生活和人的稳定身份的消失。与此同时，由于大改革带来的大开放，资本主义观念强力传入并迅速扩散，西方各种思潮也趁机纷纷涌入，而俄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一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完全无能为力，甚至土崩瓦解。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社会既空前活跃又空前混乱，人们的精神既空前开放、广收博纳，也因此往往无所适从而空前迷茫，整个社会信仰失缺、道德失范，各种思想自行其是，人们不知所从。再加上不断变化的社会导致人的身份不断变动，使人越来越不能摆脱他人的影响，但又无法信任他人，反倒在对他人的种种疏离和戒备中滋生敌对和仇恨，渴望重建规范、秩序、和谐，但在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中却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危险和不稳定。在此日新月异、变化无定地走向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越来越丧失自我，越来越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种种问题随之出现，《地下室手记》于是应运而生。
《地下室手记》中的无名主人公是个四十岁的退休八品文官，他智力发达，善于思考，常常分析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四十岁时，他得到了一小笔遗产，就退休了，从此在地下室整整生活了二十年。他一生坎坷，被人蔑视，屡遭欺凌，充满痛苦、屈辱和怨恨，他为自己的软弱而苦恼，但他又深深意识到：“人类所有的问题，似乎的确就在于，人无时无刻不在向自己证明，他是人，而非管风琴上的销钉！”因此，他力图确立自己的个性，却又找不到正确的途径，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定，因而整部小说贯穿了他对身份的焦虑以及身份无法认同的苦恼。
这位无名主人公从儿童时代起即惨遭不幸：父母双亡，寄居远房亲戚家里，不仅常被狠狠责骂，而且亲戚一等时机成熟，为了甩脱包袱，便把他送进了学校：“把我硬塞进这所学校的，是我的几个远房亲戚，我曾依靠他们抚养，但从我入学起他们就完全淡出我的印象了——当时，他们将一个孤苦伶仃、已被他们责骂得几成废物，但已经能够思考、对一切都能默默无言、别具只眼地观察的孤儿硬塞进了这所学校。”从小父母双亡，寄居远亲家里，这使他很早就产生了身份的焦虑——在亲戚家里，过着既像儿子辈但又不是儿子的生活；亲戚对他的疏远尤其是常常责骂，更使他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份，只能沉溺于自己的内心和孤独之中。在学校里，他又遭到势利的大多数同学的冷酷无情的嘲笑与冷漠：“同学们用满怀恶意、残酷无情的嘲笑迎接我，因为我与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相似。但我无法忍受他们的嘲笑；我无法轻易地与他们和睦相处，无法像他们那样彼此合群。我从一开始就憎恨他们，我离群索居，顾影自怜，保持着一种战战兢兢、饱受屈辱、异乎寻常的高傲。他们的粗蛮无礼令我怒发冲冠。他们厚颜无耻地嘲笑我的面孔，嘲笑我矮墩墩的身材；而他们自己的长相却是多么蠢笨啊！”“家庭生活”本已使他身份尴尬，颇为孤独，同学们满怀恶意、冷酷无情的嘲笑与冷漠，使他无法认同学校集体，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身份焦虑，更使他离群索居，以战战兢兢、异乎寻常的外表高傲来保护自己，并且选择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以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将自我投射到某种理想的身份之中——发奋学习，成为优秀学生，从而高人一等，改变自己的地位：“为了摆脱他们的嘲笑，我有意开始尽我所能更好地学习，并终于在同学中名列前茅。这使他们大为震撼。这也使他们大家都开始慢慢明白，我早已在阅读他们视为畏途的书籍，并且懂得了他们闻所未闻的知识（这些知识并未列入我们的专业课程）。他们惊异莫名而又颇为嘲笑地看待这件事，但精神上却心悦诚服，何况连教师们也对我青眼相加。”
无名主人公通过认同更高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人际交往光靠成就是不够的，何况，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平庸、俗气的环境：“对正义但却惨遭侮辱和迫害的一切，他们都铁石心肠、恬不知耻地一概加以嘲笑。他们把官衔尊崇为智慧；才十六岁就把各种肥缺美差挂在嘴边了。当然，这大多是因为他们蒙昧无知，因为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环绕身边、耳濡目染的坏榜样。他们放荡不羁，达到了极其反常的程度。”因此，除非他完全放弃自己，消融于环境之中，正如赵静蓉所说：“个人无法找到在集体生活中的归属感，从而导致认同无法完成。由此带来的，是‘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破裂。自我主动自觉地与他者疏离，主动抛弃作为自我认同之对照物的他者，因此造成信任感的丧失和认同的焦虑。更为甚者，是自我在服从集体审查的前提下，把‘我’认同成‘他者’。”[15]否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嘲笑停止了，但敌意依旧存在，形成了一种冷冷冰冰、紧张兮兮的关系。”
作为一个正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学生，这种冷冷冰冰、紧张兮兮的人际关系，时间长了必然无法忍受：“最终，我自己无法忍受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交往、获得友谊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了。我开始试着接近某些人，可这种接近总是显得很不自然，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无疾而终了。有那么一次，我也曾有过一个朋友。但我在精神上已成为暴君；我试图无所不包地控制他的心灵；我试图给他灌输蔑视其周围的人的思想；我要求他同周围的人高傲地彻底一刀两断。我这狂热的友谊使他不寒而栗……”这种矫枉过正的狂热的人际交往，不仅给别人带来痛苦，而且难以持久，自己也会因失去友谊而饱受创伤，最终陷入深深的身份焦虑之中，无法认同任何社会身份，变得越来越孤家寡人：“我毕业离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弃分派给我的那个专业职务，以便斩断一切瓜葛，诅咒过去，并让它灰飞烟灭……”进而他慢慢地几乎同所有同学都断绝了往来：“我的中学同学好像有很多就在彼得堡，但我从不与他们往来，而且即便在大街上劈面相逢也互相不打招呼。就连我转到别的部门去工作，兴许就是为了不跟他们搅在一起，并且与我那整个可恨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总之，我一出学校获得自由，就马上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同学，我们劈面相逢时还打打招呼。”
可见，走上社会前，无名主人公已有特别强烈的身份焦虑和突出的身份认同困境。在此基础上，小说通过三件事进一步深入描写了他在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方面的挣扎及失败。
第一件事是与一位军官的较量，主要表现身份焦虑。
由于“家庭”和学校生活的影响，参加工作后，“我不和任何人交往，甚至避免跟任何人说话，越来越深地龟缩进自己的角落里。在办公室上班时，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我也十分清楚地发现，我的同事们不仅把我当作怪人，而且——我一直觉得就是这样——似乎还用某种厌恶的目光在看我”。无名主人公更是无法摆脱身份焦虑，很难有身份认同，反而更加孤独，甚至因为无法认同他者而自惭形秽，深感不如他人：“我憎恨我们办公室的所有同事，从上到下，概莫能外，而且鄙视所有人，然而与此同时，我又似乎害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那时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时而鄙视他们，时而又认为他们远远高于自己。”他深为苦恼的是：“没有一个人与我相似，我也不与任何人相像。”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通过交往，也就是说通过他人来确认自己，因此，无名主人公这种孤独状况难以持久：“我时而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可时而又不仅要跟他们畅所欲言，而且恨不得和他们相互视为知己……有一次，我甚至跟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开始对他们登门拜访，和他们一起打牌，一起喝酒，谈论职务升迁……”不过，这种友谊肯定没法长久，他很快就和同事们吵翻了，甚至见了他们连招呼都不打，仿佛从此一刀两断了。这种尝试使得他更加小心谨慎，从此惯于“孤身独处”，并试图用读书这外来的感觉来抑制住内心中不断累积的愤懑，但是青年毕竟想活动活动，于是便突然陷入阴郁的、地下的、卑劣的堕落之中。
这种堕落更使他加倍难受，以致有一天夜间看见一群先生正在台球桌边挥舞着台球杆打架，其中的一位被人从窗户里推了出来。他竟羡慕起这位被推出窗外的先生来，于是走进这家小饭馆的台球室，因为挡了一位军官的路，这位身材高大的军官抓住他的双肩，把矮小的他挪到了另一个地方。这引发了他内心深处所潜藏的对自己身份的一种担忧或焦虑，他觉得这种对他的视若无睹就是对他身份的极大蔑视，是比丢出窗外更甚的奇耻大辱，于是挖空心思，千方百计试图报复，以此来确证自己有着与他平等的身份，以消除自己的身份焦虑。他想抗议或决斗，但又害怕：“一旦我提出抗议，并且温文尔雅地开始与他们理论时，在场的所有人，从那个恬不知耻的台球记分员一直到那个满身臭气熏人、脸上长满粉刺、衣领满是油腻、在这里阿谀献媚的最低级小官吏，都会大惑不解，并且嘲笑我。”但他积恨难消，一连好几年都在寻思如何报复，并打听到了军官的姓名和住处，起初打算写文学作品揭露、嘲弄这位军官，又怕惹事，最后决定在军官经常去的涅瓦大街上撞他一下，作为报复，更以此确认自己有着和他平等的身份。为了使自己在上流社会人士经常路过的涅瓦大街上有“优雅得体的仪表”，显得身份与这位军官平等，他不惜借钱来改造和置办服饰。然而，万事俱备后，每次与军官相遇，他却不敢撞上去，反倒赶快闪身给他让路，从而深感痛苦：“即便在大街上，我也总是无法跟他处于平等的地位。”在万般痛苦中，他决定放弃报复，却又神使鬼差地突然与军官扎扎实实地撞了一下：“当然，我吃亏更多些，他远比我强壮，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达到了目的，维护了尊严，一步也没有退让，在大庭广众之中使自己与他处于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尽管自己被撞得更重，但他深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在大众眼里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平等的身份。
第二件事是参加同学送别宴会，主要表现身份认同。
作为社会人，尤其是作为一个青年，无名主人公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他还得融入社会，而融入社会，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去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家做客。然而，那又是多么的无聊乏味甚至有意委屈自己：“他们高谈阔论着消费税、枢密院里的交易、薪水、官场升迁、上司大人、获取上司欢心的诀窍，等等，等等。我不厌其烦地傻瓜般陪坐在这些人身边，连续四五个小时恭听他们谈天说地，自己却不敢也不会插上一言半语。我在那里坐得全身麻木，好几次都浑身淌汗，几乎麻痹瘫痪了；但这也大有好处，而且益处多多。回到家里，我会有好一阵子把拥抱整个人类的愿望束之高阁。”尽管如此，这也是通向社会的唯一通道，足以让他不至于因为过于孤独而窒息。因为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说：“我们的‘自我’或自我认知可以用一只漏气的气球来作比方——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他人的爱（对于气球而言，便是源源不断的氢气）来填充自己的内心，而经不起哪怕是针尖麦芒大的刺伤。我们的情绪变得难以理喻，一会儿因他人的褒扬而开心，一会儿为他人的漠视而伤怀。”[16]因此，他还偶尔去看看一位同学西蒙诺夫。有一次他去拜访时，正好另有两位同学特鲁多柳博夫、费尔菲奇金在那里座谈，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光临表现出任何注意，而全都把他“看成一只最平淡无奇的苍蝇”。这份来自本来身份平等的同学而今不平等的蔑视使他十分难受，因此后来当他碰巧知道他们第二天晚上要去巴黎饭店为一位即将到外省去当军官的同学兹维尔科夫开一个送别宴会时，尽管一直对俗不可耐、自命不凡的兹维尔科夫十分憎恨，两人也多年不相往来，却突然要求参加宴会，因为“如此突如其来、出其不意地端出自己，真是做得漂亮至极，他们大家都会猛地败下阵去，对我另眼相看，顿生敬意”，也就是说这只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与他们平起平坐、不被人蔑视的身份。几位同学劝阻无效，只好勉强同意，却故意把原定的下午五点推迟到六点，却不通知他，希望他受到冷遇而自己退出。但他尽管绝望地想象：“这个‘下流坯’兹维尔科夫将会怎样盛气凌人、冷若冰霜地迎接我；笨蛋特鲁多柳博夫将会怎样带着冥顽不灵、无法抵抗的蔑视望着我；小虫豸费尔菲奇金将会怎样寡廉鲜耻、丧心病狂地嘲笑我，以讨好兹维尔科夫；而西蒙诺夫将会怎样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并且鄙视我卑劣的爱慕虚荣、畏首畏尾”，然而“我们总是渴望他人对我们怀有积极的评价，总是小心翼翼地渴望任何来自他人爱戴的表示”[17]，因此他迫不及待地试图向这些“废物”证明：“我压根儿就不是我自己想象中的那种胆小鬼。不仅如此，在畏葸退缩的冷热病最剧烈发作时，我还总幻想着自己能占上风，战胜他们，吸引他们，并迫使他们喜爱我”，一句话——为了证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他彻底豁出去了。
他白等一个小时后，大家终于见面了，兹维尔科夫那高人一等的姿态，其他同学满怀轻蔑的态度，使得他更急于证明自己在身份上是与他们平等的，而且甚至更加高尚，因而言语激烈，导致所有同学都不理睬他，远离餐桌到一边的沙发上宴饮。而他，一方面深感：“这群浑球竟以为，让我坐在自己的这桌酒席上是赏脸给我，殊不知这是我，是我在赏脸给他们，而不是他们赏脸给我！‘瘦骨嶙峋！衣服！’哦，该死的裤子！兹维尔科夫刚才就瞄住了膝盖上的黄色污渍……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此时此刻，立马起身，离开餐桌，拿起帽子，一声不吭，一走了之……”另一方面他又不愿离开，并“摆出一副极其独立不羁的姿态，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们抢先跟我谈话”，甚至耐心十足地正对着他们，在包间里从桌子走到壁炉，又从壁炉转回桌子，从八点一直走到他们离去的十一点，以致“在这三个钟头里，我三次汗透衣裳，又三次把它们焐干”！兹维尔科夫等人全然不理睬他，大家一起去了妓院。他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并下决心试图挽回自己的声誉，于是低三下四地乞求着向西蒙诺夫借了六卢布，以便再次参加他们的妓院聚会，即便不成，也要证明自己的勇敢和与他们的平等：“要么是他们大家都跪下，抱住我的腿，乞求我的友谊，要么……要么是我扇兹维尔科夫一记耳光！”然而，当他赶到妓院时，他们早已转移。第二天，他清醒过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如星火地无论如何要抢时间挽救自己在兹维尔科夫和西蒙诺夫心目中的声誉。为此，他首先找科长借了钱，以便还给西蒙诺夫，同时以那种“有点轻描淡写”，甚至几乎漫不经心（不过，十分得体）的口吻给西蒙诺夫他们写了一封信，措辞巧妙，气质高贵，语言简洁，直奔主题，把一切都巧妙地归咎于自己根本不会喝酒，沾酒即醉，因而醉后失态，似乎侮辱了兹维尔科夫，本拟亲自登门向大家道歉，可是头疼欲裂，而最主要的是——愧对大家，因而请西蒙诺夫代自己向其他所有人转达歉意。
按照身份认同理论，认同的过程就是追求与他人相似或者与他人相区别的过程，是有关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以及隶属某个群体的认知，更是个体对自己与有相同背景的他人的相似性的感知。阿兰·德波顿更具体地谈道：“与古人或与其他地域的人相比而显现出的富裕，并不能长时间地使我们开心。只有同那些一起长大的同伴、一起工作的同事、熟识的朋友，或是在公共场合与那些有认同感的新知相比较时，如果我们拥有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18]反之，如果我们拥有的远不如别人，我们就会认为自己是不幸的，从而心生嫉妒乃至忌恨。小说中无名主人公正是如此，表面上看不起俗不可耐的中学同学（与自己有相同的中学学习背景），但上述一切行动均证明，他心底里还是十分认同这一群体的，尽管从中学时代起便对兹维尔科夫有一种本能的嫉妒乃至忌恨[他的自白泄露了这一秘密：“从高年级起，我就开始对他恨之入骨。在低年级时，他还仅仅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而机灵的小男孩。然而，还在低年级时我就恨他，而且恰恰因为他是一个漂亮而机灵的小男孩。……所有人都在向兹维尔科夫阿谀奉迎……而且不知何故我们当时总把兹维尔科夫看作八面玲珑、风雅时尚的行家里手。后面这一点尤其使我怒火中烧。我憎恨他那尖锐刺耳、自命不凡的声音，我憎恨他那自鸣得意的俏皮话，其实他说的俏皮话非常愚蠢，尽管他口无遮拦、舌灿莲花；我憎恨他那张俊生生而又有点傻乎乎的脸蛋（不过我倒乐意用我这张聪明的脸蛋和他交换）和四十年代那种无所顾忌的军官作风”]，他还是急于试图获得他们尤其是兹维尔科夫的赞赏乃至友谊，至少要能和他们或他平起平坐，有一种同学的平等，最好能赢得他们或他对自己的尊重。由上可见，身份认同对这位孤独的无名主人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
第三件事是与妓女丽莎的交往，主要表现保持身份的艰难。
无名主人公赶到妓院，虽然没有见到西蒙诺夫等同学，却遇到了刚刚堕落风尘的妓女丽莎。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在身份上居然高人一等，而且有了说教的对象，于是便用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说教唤醒了浑浑噩噩的丽莎，让丽莎重新萌生了追求新生活的向往和勇气，并且满怀爱意地去找他。而他却已习惯于高她一等的英雄身份，害怕她看到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真相，因而有失身份，使他失去她的尊敬：“昨天我在她面前充足了……英雄……可现在，唉！这真是糟糕透了，我竟这样落魄潦倒。屋子里简直一无长物。……我那漆布沙发，连里面垫子的棕团都露出来了！而我那件睡衣，也没法完全遮住它！简直是破烂布片……因此这一切她都会看到……”然而，丽莎来了，不仅看到了这一切，还正巧碰上他跟仆人阿波罗为了工钱的事情发生争吵！现实的变化实在太快，他无法适应这种前几天还是英雄才过几天便变成穷困潦倒的可怜虫的身份剧变，这使得他“站在她面前，灰心丧气，仿佛蒙受了奇耻大辱，羞愧到了极点”，并极其残忍地用比刀子还锋利的语言报复了丽莎，甚至对她大喊大叫：“难道你直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了，因为你正好碰见我穿着这件睡衣，像只疯狗一样扑向阿波罗。一个让人复活者，一个过去的英雄，竟然像一条乱蓬蓬的癞皮狗一样扑向自己的仆人，而那个仆人却在嘲笑他。而且我还像个受了侮辱的娘儿们一样在你面前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为此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还有，为了现在我向你承认的这一切，我也同样永远不会原谅你！是的，——你，只有你一个人必须为所有这一切负责，因为刚巧被你碰见了，因为我是个混蛋，因为我是世界上所有虫豸中最卑劣、最可笑、最渺小、最愚蠢、最嫉妒的虫豸，其他的虫豸一点也不比我好，但鬼知道他们为什么从来就不感到羞愧；而我一辈子却要为每一个虫卵怄气——这正是我的一大特点！”这种有失身份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即便丽莎充满爱意的举动也无法挽回！这时因为他长久与人们隔绝，完全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应做何事，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不仅无法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且已经不懂得人间的情爱，只能与真爱失之交臂，也只能为了自己的“安宁”，独自一人最终躲进地下室里！
“人与世界关系的陌生化、人与他者关系的损毁，最终带来的是人与自我之间的危机。”[19]正因为上述所有情况的出现，使无名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危机：一方面，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谈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我们简直无话可说，他自己什么都清楚。例如，他懂得他对自己所处时代和自己社会圈子的典型意义，他给自己（内心状态）做出心理甚或精神病理的冷静判断，他了解自己意识的性格特征、他的滑稽可笑和他的悲剧性，他知道对他个人可能做出的种种道德品格上的评语，如此等等” [20]，他似乎对自己的一切有着颇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他虽极力试图确定自我，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时而说“我是个凶狠的人”，时而又说“我永远也不会变成凶狠的人”，并且认识到：“我不仅不会成为凶狠的人，甚至也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成不了凶狠之徒，也成不了善良之辈，既成不了流氓无赖，也成不了正人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虫豸。”这主要是因为他极力想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因而太在意社会（表现为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地下室人’想的最多的是，别人怎么看他，他们可能怎么看他；他竭力想赶在每一他人意识之前，赶在别人对他的每一个想法和观点之前。每当他自白时讲到重要的地方，他无一例外都要竭力去揣度别人会怎么说他、评价他，猜测别人评语的意思和口气，极其细心地估计他人这话会怎么说出来，于是他的话里就不断插进一些想象中的他人对语。” [21]胡志明进而指出，即便躲在地下室里，他的自我意识的层层演进，也一直是以外界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为逻辑前提的，并且是在对时尚的科学理性的质疑与批判中得到展示的。在他的通篇“自白”中，他说出的每一个词语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他人（读者）反应的渴望，他时而卑躬屈膝，时而又厉声尖叫，恶言恶语，每部分结束时的语气，都在公开讨要别人的反应。[22]这样，他就成了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典型的矛盾体，永远无法摆脱身份焦虑更无法找到身份认同：“您渴望生活，并且自己用混乱不堪的逻辑来解决生活问题。您举止多么轻狂，多么令人厌恶，但与此同时，您又多么提心吊胆！您胡说八道，并以此沾沾自喜；您言语粗鲁，而自己又无休无止地为此担惊受怕，请求原谅。您要人家相信，您天不怕地不怕，与此同时，您又对我们的意见阿谀逢迎。您要我们相信，您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您却大说俏皮话，逗我们发笑。您知道您的俏皮话并不俏皮，但您显然认为它富有文采而自我陶醉。您也许真的受过苦难，然而您丝毫也不尊重自己的苦难。您也掌握了真理，可您却缺乏高风亮节；您出于渺不足道的虚荣心，拿您的真理到处炫耀、出乖露丑、大做交易……您确实想说出点什么来，然而，却由于内心恐惧而藏起了至关紧要的话，因为您没有和盘托出的毅然决然，却只有厚颜无耻的胆小如鼠。您夸耀意识，但您又总是摇摆不定，因为您虽然也在困心衡虑，但您的心灵却已被淫逸放荡所腐蚀，而没有纯洁的心灵——也就不会有完全的、正确的意识。”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无名主人公深感自己才华出众，远远高于身边的俗众，总想展示自己独特的个性，因而极其自尊，甚至不惜以一种病态的自虐来维护自己那可怜的自尊；另一方面他又宁愿受人欺凌，并从中获得某种刻骨铭心的绝望的享受，因为自己已变成毫无特性的软膏：“我这人极其自尊……不过……如果有人扇了我一记耳光，那我也许甚至会为此感到高兴。我是实话实说：大概我能从中获得某种享受，当然是一种绝望的享受，然而就在绝望之中却往往有刻骨铭心的享受，特别是当你十分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毫无出路的时候。可就在这时挨了一记耳光——于是你立刻痛苦地意识到，你已被碾压成了某种软膏。”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个甚至试图在自己的屈辱感中寻找享受的人，难道会、难道会多多少少尊重自己吗？”而且，也难道能确立自我，找到自己的身份吗？答案是明确的：不能。于是，深深陷入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的窘境的无名主人公无法习惯“活生生的生活”，以致竟被压迫得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只得远离社会、远离人们，而“地下室万岁”，他只好躲进地下室里。心甘情愿地避居于“地下”，表明无名主人公最终不再有身份的焦虑并躲开了身份认同的困境，而承认自己的存在远远弱小于社会上的正常人，甚至较普通人都要低微卑贱。尽管如此，他还是试图通过各种对话（与自己、与想象中的他人），来确立自己的身份，但正如曾繁亭指出的那样，他的整个极具对话色彩的内心独白，让一个由混乱怪诞的城市生活所制造的孤独怪物的内心世界，就这样颠三倒四、矛盾反复地在读者面前抽搐着、痉挛着。“我”似乎永远搞不明白自己是善是恶，有什么目的和希望，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他犹犹豫豫却又亢奋饶舌所说出来的一切，几乎每句话都是对前句话的反驳与嘲笑。而每句话中所包含着的突兀的、无法解释的狂喜和极端的、同样亦无法解释的绝望，则使人听来既感到恼怒又感到兴奋，既感到刺激又感到困惑：“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23]这样，作家就超前地表现了现代人才有的那种身份焦虑与身份认同的困境，使作品独具现代性，甚至当代性。
[1]《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30卷本），第16卷，第329页，转引自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2页。
[2]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6页。
[4]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5][美]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6][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7][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8]同上，第6页。
[9][美]罗洛·梅：《焦虑的意义》，朱侃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10]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2—33页。
[11][美]乔纳森H·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孙俊才、文军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12]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2—183页。
[13]美国学者莫斯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和时代要求的结合，促使他充满活力地在其任期的头十年中完成了改革的绝大多数工作”。详见[美]莫斯：《俄国史》，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4][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348页。
[15]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3页。
[16][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17][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18][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中文版序言，第3页。
[19]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13页。
[20][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7页。
[21][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巴赫金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2]《“地下人”与他的后代——〈地洞〉与〈地下室手记〉的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3]曾繁亭：《〈地下室手记〉主旨发微》，《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