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然而，我的荒淫时期结束了，于是我就感到非常腻烦。我深感悔恨，并不断赶走悔恨：它太令人恶心了。可是，渐渐渐渐地我竟对它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一切，其实也不是什么习惯，而似乎倒是一种心甘情愿的同意承受。不过，我有一个能容忍一切的法子，那就是——躲进“一切美与崇高”之中，当然，是在幻想中。我放肆幻想，躲进自己的角落里一连幻想了三个月，请你们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与那位缩手缩脚、心慌意乱、把德国假獭绒缝在自己外套的领子上的先生判然有别了。我突然成了英雄。当时即便那位身高两俄尺十俄寸的中尉前来登门拜访，我也会让他吃闭门羹。我当时甚至都已忘记了他的模样。我的幻想到底有多美妙，我又怎么会深深陶醉于其中——对此现在已很难说清了，可当时我确实深深陶醉于其中。其实，我直到现在还依旧多多少少陶醉于其中。每次荒淫之后，我的幻想便变得分外甜蜜、特别强劲，同时夹杂着丝丝悔恨和滴滴热泪，夹杂着声声诅咒和阵阵狂喜。常常会有那样一些地地道道的狂喜的瞬间，和那样一些幸福盈溢的瞬间，以至于我内心中甚至连一丝嘲笑都感觉不到，确实如此。有了信仰，有了希望，有了爱[1]。也就是说，我当时盲目地相信，会出现某种奇迹，出现某种外来的力量，突然把这一切都拉长、扩大；那有益的、美好的而更重要的是完全现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从来都不清楚，但主要的是，完全现成的）活动天地将突然呈现在眼前，于是我立即出人意料地降临尘世，几乎是身骑白马，头戴桂冠。次要的角色我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我在现实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甘居最末位。不是英雄，便是尘垢，中间状态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这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我置身尘垢中时，我总宽慰自己，他日我定会是英雄，而英雄可以用自己的高大遮掩尘垢：据说，一个普通人会因为沾上了尘垢而感到羞耻，而英雄则因为太过高大，不至于完全被尘垢玷污，所以沾上点尘垢也无伤大雅。饶有趣味的是，这“一切美与崇高”的热潮，往往既在我荒淫的时候涌上心头，又正当我身处最底层的时候闯入心里，以其零零星星的闪光，似乎在提醒别人记住它们，然而，它们并不是以自己的出现来消除荒淫；恰恰相反，它们仿佛在以二者的反差对荒淫火上浇油，而且其出现的劲道也恰到好处，正好是最佳调味品所需要的劲道。这种调味品是由矛盾和苦难，以及痛苦的心理分析构成的，而所有这些烦恼和痛苦却赋予我的荒淫某种冲劲，甚至使我的荒淫具有了某种意义，一句话，它们起到了最佳调味品的最佳作用。所有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蕴。我怎能自甘于这种简单的、庸俗的、本能的、抄写员之流的荒淫，并让所有这些尘垢吞噬自己呢！在此情况下，又有什么能迷醉我，使我深夜跑到大街上去呢？不，我自有高尚的脱身术摆脱这一切……
然而，在我所有的这些幻想中，在这些“对一切美与崇高的追求”中，我曾体验到多少的爱呀，上帝啊，多少的爱呀！虽然只是一种幻想的爱，虽然事实上这爱从未运用于人类的任何事物，但是这爱是如此丰裕，以致到后来事实上反倒觉得没有运用它的必要了：这爱已经成为多余的奢侈品。不过，这一切总是十分圆满地以懒洋洋、醉迷迷地转变成艺术而告结束，也就是说，转变成完全现成的、美的存在形式，而这是从诗人和小说家那里极力剽窃来的，并能适应一切公共事业和个人需求。比方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当然也就心如死灰，并且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承认我所有的优良品德，而我也就宽恕了他们大家。我成了杰出的诗人和宫廷高级侍从，我恋爱了；我获得了不计其数的财富，并立刻把它们全都分赠给人类[2]，且当众忏悔自己的那些可耻行径，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可耻行径，其中也包含有许许多多“美与崇高”，某种曼弗雷德[3]式的东西。所有的人都热泪满眶，扑过来亲吻我（要不，他们怎么会是笨蛋呢？），而我光着双脚、饿着肚子去宣传新思想，并在奥斯特里茨[4]打垮了顽固派。接着，便奏起凯旋曲，颁布大赦令，教皇同意离开罗马去往巴西[5]；接着，便在鲍尔盖兹别墅[6]为全意大利人举行舞会，别墅就坐落在科莫湖[7]畔，因为科莫湖为了此次盛会特意挪到了罗马；接着，便是灌木林里的活剧，等等，等等——你们似乎都不知道？你们会说，在我自己亲口承认的那么多陶醉和眼泪之后，现在再把这一切拿出来大肆兜售，这真是俗不可耐，厚颜无耻。为什么就厚颜无耻呢？难道你们认为，我会对所有这一切感到羞愧吗？难道所有这一切会比你们这些先生们生活中的随便什么事情都更愚蠢吗？而且，还要请你们相信，我的有些想法还是挺不错的……毕竟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科莫湖畔嘛。不过，你们说得也对：的确，既俗不可耐，又厚颜无耻。而最为厚颜无耻的是，我现在竟在你们面前开始为自己辩护。不过，够了，否则的话，就会永远没完没了了：总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厚颜无耻……
足足有三个多月，我怎么也无法再接连不断地幻想下去，并开始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融入社会的需求。融入社会，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去我的科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家做客。这是我整个一生中唯一一位一直交往的熟人，现在连我自己都为这种情况而大吃一惊。但是，只有当我兴会淋漓，而我的幻想又达到幸福至极的境界，因而非得立刻与人们乃至整个人类拥抱的时候，我才会去他家里。但为了拥抱，至少必须有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场。不过，要去安东·安东内奇家必须在星期二（他规定的日子），因此，与整个人类拥抱的需求就必须总得抢在星期二进行。这位安东·安东内奇家居五角地[8]，住在四楼，有四个房间，低矮、窄小，一间更甚一间，看样子别无长物，十分清苦。他有两个女儿，还有女儿们的一位姑妈，她专管端茶倒水之类事情。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另一个十四岁，两人都有点儿翘鼻子，我在她们面前总是窘困不堪，因为她们老是窃窃私语，嗤嗤暗笑。主人总是待在书房里，坐在一张皮沙发上，面对着书桌，跟一位满头白发的客人坐在一起，这是我们部门或者甚至就是其他部门的一位官员。除了这两三位客人，而且总是这两三位常客以外，我在那里从未见过别的来客。他们高谈阔论着消费税、枢密院里的交易、薪水、官场升迁、上司大人、获取上司欢心的诀窍，等等，等等。我不厌其烦地傻瓜般陪坐在这些人身边，连续四五个小时恭听他们谈天说地，自己却不敢也不会插上一言半语。我在那里坐得全身麻木，好几次都浑身淌汗，几乎麻痹瘫痪了，但这也大有好处，而且益处多多。回到家里，我会有好一阵子把拥抱整个人类的愿望束之高阁。
不过，我似乎还有一个熟人，他叫西蒙诺夫，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我的中学同学好像有很多就在彼得堡，但我从不与他们往来，而且即便在大街上劈面相逢也互相不打招呼。就连我转到别的部门去工作，兴许就是为了不跟他们搅在一起，并且与我那整个可恨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我诅咒那所中学，诅咒那可怕的、苦役般的岁月！总之，我一出学校获得自由，就马上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同学，我们劈面相逢时还打打招呼。其中就有西蒙诺夫，他在我们学校里没有丝毫出众之处，处事稳重，性格温静，不过，我却发现了他性格中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刚正不阿。我甚至不认为他真是个酒囊饭袋。我跟他曾有过一段相交莫逆的辉煌时刻，但好景不长，不知何故突然蒙上了一层迷雾。他显然为这段回忆而感到苦恼，而且似乎总在担心我旧事重提。我怀疑他对我深恶痛绝，但我依旧常常去看他，因为我尚未确知他是否真的对我深恶痛绝。
于是，有一次，在星期四，我忍受不了孤独，并且知道星期四安东·安东内奇杜门谢客，于是我想起了西蒙诺夫。我爬上四楼去他的住所的时候，正好想到的是，这位先生会因我而深感苦恼，我走这一趟纯属多余。然而，这类想法的结果往往是似乎故意更有加无已地使我钻进进退两难的窘境，因此我就推门进去了。在此以前，从我最后一次见到西蒙诺夫至今，差不多已经过去一年了。
[1]此处化用了《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2]《少年》中的主人公阿尔卡季后来发展了“地下室人”的这一思想，他希望获取百万家财，然后把它们全部分赠给人们，详见《少年》第一部第五章第三节。
[3]曼弗雷德是英国诗人拜伦（1788—1824）同名哲理诗剧《曼弗雷德》（1817）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典型的“拜伦式英雄”，他离群索居，遁世独立，孤独而高傲，并且有一种“世界性的悲哀”。
[4]旧属奥地利，是个村名，现为捷克的斯拉夫科夫市。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曾在此以73000法军（实际参战65000人）大败86000俄奥联军——联军损失超过27000人，其中15000人战死，超过10000人被俘，法军仅1350人阵亡，6940人受伤。
[5]教皇，指1800年担任教皇的庇护七世（1742—1823），原名巴尔纳巴·尼可罗·玛丽亚·路易·基亚拉蒙蒂，他曾在1804年为拿破仑一世举行加冕礼。后与拿破仑发生冲突，拿破仑于1809年被他宣布逐出教门，而他则实际上沦为拿破仑的囚徒。1814年拿破仑被盟军打败后，他返回罗马，锐意改革，使罗马教廷及天主教会出现复兴。
[6]鲍尔盖兹别墅是一所建于18世纪上半叶，有着喷泉、雕塑的美丽建筑，后因属拿破仑的妹夫米洛·鲍尔盖兹而得名。1806年8月15日，曾在这里举行庆祝法兰西帝国成立的庆典，这一天也是拿破仑一世的生日。
[7]是意大利著名风景区，属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区，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一个盆地中，长31公里，宽5公里，面积145平方公里，湖面海拔约200米，最深处深达410米，是一个东北高、西南低的狭长形湖泊，南距米兰40公里，以自然景色优美著称，湖滨建有许多华丽的别墅、公园，沿湖一带为旅游胜地。
[8]在彼得堡，颇为热闹，有三条街巷和一条出城的马路在此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