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自《第二性》以后，
女人，你的名字是自由
西蒙·德·波娃的《第二性》出版六十年来，总是处于各种争议的风暴中，起先在法国《现代杂志》（Les Temmps modernes)刊行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旋即高声谩叫她的持论是丑闻，双方交争持续经年；后来，到七、八年代女权运动如火如茶展开，各不同阵营的女权运动者对波娃的主张也不尽同意，或有扞格；时至今日，世界大多地区的女性地位渐有改善，直接或间接激发女性重视自己权益的《第二性》其经典地位似乎才获得确立，便又有人质疑它的内容是不是过了时。
但在另一方面，还是有不少人盲目的护卫这部著作，说：「只要社会上还有男女不平等之事，《第二性》就不会过时。」只是这样的说法又过度将这部书奉为女性的护身法宝，认为只要祭出它，便能以之挞伐男人自恃尊大、享尽社会资源、剥夺女人做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利，以为只要靠着波娃在书中所述尽皆落实，女人就可以彻底得到解放，当家作主；以为社会、文明的改变，只要靠着一本书的存在便能成就。这样过度尊崇《第二性》的态度并不可取，因为就和所有的经典一样，作者的写作历程必然有其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个人的性格、经验、历练；阅读这种涉及人之存在、人之生命的著作（不只涉及了女人的存在、生命，当然也包括了男人的），最好的策略是缕析这部书中诸种论述之端由，并考察成与否，进而反思我们从其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因此，我们不如先溯其源头，探询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本划时代的作品，让女人忽焉一脚跨入新纪元，在找寻自我时有个参照的坐标。实际上，从不觉得自己身为女人是诅咒，更不觉得自己学识、能力劣于男人的波娃，她之所以在三十九岁那年选定女性议题著述，并不是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决意掀起一波女权运动，而是她当时有心想写一本类似法国作家莱利斯《成人的年纪》这样一本赤裸裸剖析自己的书；在她和沙特谈起这个「书写自己」的计划时，身为哲学家的她表示，她第一个想问自己的问题是：「对我来说，当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波娃本来以为这个提问一点不难找到答案，因为她从来不因身为女人而内心起冲突，也从来没有人对向来表现优异的她说：「因为你是女人，所以才会这样想。」没想到沙特却回答她：「到底你成长受教的背景还是跟男孩不同。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波娃自此才惊觉这个世界是男人建构起来的，她从小就浸淫在男人打造的种种迷思中，如果自己生下来是男孩，行事作风一定不相同。于是，她就从这一点出发，将对自我的审视放大为思索全体女性的处境；因而，《第二性》虽实为论述，但波娃写作自己生命史的初衷还是处处在书里留下了印记。
有了这层认识，再来检视《第二性》历来种种或受人疵议，或受人赞誉的立论，便更能清楚看出波娃在书中旁征博引之闳议的所长所短，对这部不管怎么说都为二十世纪的女性革命奠定基础的巨着找到适切的定位。
《第二性》的出版年代－一九四九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八年－正是第二次大战战后不久，法国因战争造成的人员、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损伤，在此时才获得休养生息，是亟需新的劳动人力，以厚植国力的时刻，因此要妇女多多生产是国家、社会的共识（所以后来也就形成了一波战后婴儿潮），但波娃此时在书中的主张却甘冒天下之不韪，不仅不认为做个母亲是女人的「天职」，她更于「母者的迷思」着力，从深处挖掘黏附在我们心中的对母亲角色之想象与认知。波娃在《第二性》一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即以女性生理构造入手，认为女人生育后代是受役于物种，她反对一般所谓的女人既然有子宫，天生就该担负孕育子女的责任，也反对女人的生命力只能耗费在照顾、抚养后代上，再者，将全部精力投注于家庭劳务并不是女人天生就该承担的；在波娃看来，受役于生育的女人她的自我个体性尽皆受到剥夺，所有父权的钳制力量便是从这里产生。
因而，我们可以想象波娃当时势必受到多方社会人士的抨击，保守的时论不仅斥责她这种论调违反自然、违反社会、违反道德伦常，甚而对她做严重的人身攻讦，轻鄙那时四十岁选择不婚、也不生育的她。不过，我们于今庆幸的是，靠着波娃这个将出于个人意志的自由选择权交还给女人的主张，女人这时才能由自己决定是不是要当母亲。而且，我们都知道，历史是站在波娃这一方，因为继承波娃的议题之后，在后继的妇运人士努力下，避孕节育、堕胎已经合法化，女人因而有自主权决定是不是要怀孕、生育（法国于一九七五年将堕胎除罪，台湾则迟至一九八五年才有条件让堕胎合法）。只是，这个「母性天职」的议题即使到现在还有努力改变陈腐思想的空间，因为就算女人这时有选择生育与否的权力，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没当过母亲的女人，她的人生即不完整，这样的想法等于是否定女人的自我个体性，不以她怎么成就自己的人生来看待女人。
除了母性天职的议题，使得波娃大受攻讦外，「迷思」、「性蒙」、「女同性恋」等这几个部分在当年更特别激起了固陋的守旧人士的反扑，引燃轰轰炮火；但于今回顾这些论战，只能说在时间的证明下，谁有理、谁理亏，立见分明；男人之于女人的迷思、女性情欲自主之论，早为开明思想所擘清，并得到了认同。
阅读《第二性》，尤其在读到第二卷谈及女人在各阶段的成长历程时，尽管波娃所论的是受制于低下处境的女人所具有的负面质性，但有不少人往往不明白，这本书既然立意为女人有权利做为一个完整的人找到根基，为什么没有多从如何具体超越自己受拘囚的处境来谈，却耗费了许多篇幅描绘女人处于「第二性」的负向面貌，诸如：性格上的「性格矛盾、谨小慎微、器小量狭，没有求真求实的观念，也没有求精求确的概念，缺乏道德意识，是卑鄙的功利主义者，爱撒谎，爱装模作样、自私自利」，还有在心理上常有受虐之倾向，和未婚少女在性心理上的心理紊乱、性冷淡的女人在精神上常会有隐疾，还有身为母亲总是嫉妒女儿、总想把儿子推上高峰，将儿子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等等之类，将历来形形色色的女人不分青红皂白的一举划归为「沉溺在闭缩的存在内向性中」。尤其散布在全书各处可见波娃以轻鄙的口吻谈及「（那些）美国女人」，这乍看让人不解的指称，其实参照波的经历便可见其缘由：在《第二性》执笔前，波娃第一次到美国，这次居留让她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在各方面观念和欧洲极为不同的国度，特别是显得比法国女人更独立的美国女人，但波娃对美国女人的观感是，虽然她们较有女性意识，较早拥有选举权，并且个人的职业生涯更有成就，但她认为美国女人最爱抱持「女人不只是女人」的论调，以身为女人而自大，也就是说她们喜欢向男人挑战，和男人对立，态度十足挑衅；只是在波娃眼中，她们这种独立只是「假独立」，只一意强出头，一味的无事忙，而没有具体的愿景（参见波娃于一九四七年写给沙特的信，以及她于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美国纪行》）；因此在《第二性》中有多处描写美国女人只求有事做，而不关心工作内容，所追求的并不是基于主体对真实自我的「内在须求」，而只是以另一种让自己不得闲的方式来逃避自我、弃绝自我；这样的批评遍及美国各阶层的女人，甚至是自认已经得解放的妇女。
就上述这几点来看，波娃从负面描述女人的切入角度确实值得商榷，全盘将女人的人生推诿于处境、推诿于男人、推诿于假独立、没有具体愿景，认为女人只能在这样的处境下显出负向的一面，这多少是抹杀了女人具有清明的意识能意会到自己受到处境所囚，也抹杀了女人拥有自由意志，否定了她在不利的处境下仍能坚持发挥慷慨大度、成为真实自我、追求超越向上等等波娃所看重的人性优点。为什么波娃只零星写到历史上几名出色的女性，而没能多多从真实生活中提出正面的典范，让我们得以效法，对这个屡受质疑的切入角度，波娃在七、八年代几次接受访谈时，便以她的成长、写作背景做回应，她表示：从小围绕在她周围的中产阶级女人多是全心为家庭奉献、依附于男人、不具个性的传统女人，少有和她一样一心追求自我实现，从小就渴望独立自主、志于智识思考；在决定写作这个女性议题时，她便以日常所见的这些女人做为参照；在她记录自己成长历程的《事物的力量》（1963)一书中也描绘了她这一层的观察。至于《第二性》和美国女人之间的关系，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时间点来观察其变化：这本书的译本于一九五三年出版后，对美国六、七0年代的女权运动者影响极为深远，像美国极为重要的女权人士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的重要著作《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便不能说没有受到波娃的影响。另外一位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列（Kate Millett，着有《性别政治》（Sexual Polifics，1970))也表示，她在牛津大学求学时读了这本书，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而且，历史吊诡的是，《第二性》之所以成为正典，实际上应归功七十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因着她们对波娃提出的种种议题之思考、质疑、开拓、落实，而加倍扩散了《第二性》的影响力量。
不过，上述这个从负面谈女人的问题也许还是可以试着从理论性的观点来解释：《第二性》这本书一开始即设定以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女人之所以为次等人类」的问题，因而在书里处处可见黑格尔哲学中「主人与奴隶」，以及马克思「阶级对立」这类二分法的辩证，波娃以这样的二分法来激发女人明确意识到自己受到拘囚的处境，所以她承此划分为：男人在历史上是属于主宰阶层、具有自由意志，永远是「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而受制于处境的女人则是各自孤立在使自己变得卑下的「闭缩的存在内向性」里，无法形成一个「对反的世界」与男人抗衡，只能领受男人愿意零星让渡给她的一丁点权利。然而，男女之间这种高下地位的划分，是怎么发生的？也就是说女人为什么从来都是依附于男人？从来居于次等？对于这个发生论的问题，波娃在《引言》中提到了，这并不是某一项历史事件导致的结果，也不是逐渐演变而成的－她这种历史哲学取向的思考，一来告诉了我们别在历史经验上找解答，也不必浪费精神在历史现实上找到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以做为典范，再者她的用意更在于要女人靠自己创造未来的历史。在第二卷里，波娃便又承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提出了，女人是有可能找到力量，迈向独立自主之路，创造自己未来的，其方法就是她在《女人的处境与特征》一章最后简要点明的：所有妇女必须集体解放。她认为女人在意识到自己的困局后必须靠集体的力量寻求突破，应不分职业、阶层、社会地位高低团结一气，一起为全体女人寻求出路，这也就是七十年代后起的女性主义者承此更明确提出的「姊妹情谊」之论述；而且，波娃也认为女性革命应该与阶级革命一起进行，才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一点则和她在四、五十年代之初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关。但是，女人的解放如果没有男人的觉醒来配合，只能说路程走了一半，所以她在全书最后更进一步点出男人与女人应该切切实实携手建立「友爱情谊」，让两个性别不同的自由意识彼此认可、接纳，互相支援，让人类的存在不是以对立、冲突为导向，而是建立在彼此合作的团结、友谊之上的一种「共存」（波娃在此借用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 mitsei 之概念），以求两性关系更为平等、和谐。
而要论及波娃这部作品的价值，首先，《第二性》涉及的学科之广，很少有作品能望其项背，最主要是，谁也不能否认《第二性》是第一部以思想来破解男性主宰之意识形态的著作，内容广泛涉及了各门与人之存在息息相关的人文学科，诸如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论、文学、宗教等等、她从这些主要由男人创发的知识、理则、想象来查验潜藏在两性关系底层的宿瘤，而这些宿瘤正是造成女人成为「第二性」的根由。
谈女人之为「第二性」，波娃论述的主旨是以两个要点贯串起来，其一是大家所熟知的这句话：「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她认为女人身上并没有所谓不变的本质，没有所谓的「女性之质」，更没有所谓「永恒的女性」这种男人心目中理想化的女人形象；而女人之所以在各方面不如男人是由文化、社会造成的，也就是说由这些男性建制造成的，让主宰各方资源的男人制约了女人成了「第二性」，再加上传统的女人不愿意承担自己是个自由意识，不愿意背负身为自由意识必然要面对的存在焦虑，而选择了与男人结为同盟这条轻省的道路，女人迈向自由独立之路设下更多障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女人没有具体的办法可以砍断鍊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譬如，教育资源之不平等、经济上无法独立等原因）。波娃论述主旨的另一个要点便是承此而来的：在这样的历史错误下，产生了对女人的定位是「他者」——绝对的「他者」。「他者」这个概念，历来多有哲学家如黑格尔、沙特等提出自己的论见，而波娃则将之运用于女人问题上，对此的析论是：「『他异性』是人类思维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任何群体在界定自身『我者』之时，一定会同时设立『他者』与他面对面。」并且，任何意识不管是不是出于意愿，都必须承认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同等的方式互相看待的对等关系，任何意识都可能因情况的转变而从「主体」、「我者」翻转为「客体」、「他者」，譬如美国黑人便成功翻转了自己注定当奴隶的命运；而波娃质疑的是，为什么只有在两性之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起过这种翻转，为什男人一直是绝对的主体、我者、本质者，女人一直是绝对的体、他者、非本质者。
对于女人该如何靠自己的力量跳脱这样的景况，波娃依然本于哲学的思考，就存在主义的道德判准提出了，人存在于这世界上，面临种种处境时，所有的主体都应该具体的将自己设立为「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坚持身为主体就应该以「自由」做为存在之核心，本于真实自我，勇敢面对存在之焦虑，依据自由意识在处境中做出抉择，以超越「给定」，在行动与创造中，对未来有所构思，而这也是「为己存有」的表现；若是放弃这种自由的抉择权便会陷入「自我欺罔的不真诚态度」，因而想要有所超越，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女人必须采取的立身态度是：自行构想其存在的目的，勇于承担起自由独立要冒的种种风险，不让自己成为他人意志追捕的猎物；这一点波娃在书中一开头便清楚论列。波娃将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现象学的精义彻底发挥在剖析女人的问题上，也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要谈到《第二性》这本书的成就，可以再列举的一点是，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波娃其实早在四九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便首开先河；她在书中第一卷第三部中花了极多篇幅分析英、法五位作家，即展现了这个文学批评的进路，这一点在过去却极少有人留意到；即使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先锋凯特·米列，和朱蒂·丝菲特（Judith Fetterley 着有《抗拒的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8))，以及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研究学者艾莲·西克苏（Helene Cixous)最早都并没有意会到自己深受波娃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启发，直到后来才纷纷表示自己得之于波娃甚多。
波娃在文中析论的这五位作家，依序是蒙特朗、DH劳伦斯、克劳岱尔、布贺东，和斯汤达尔，他们在当时都是声誉正隆的名家；波娃把这几位作家归入「迷思」这部分来谈，原因在于，她认为每个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都会将本身幻想、恐惧、寄望的对象化为一种僵固的形象，以之投射在超越之境，而成为「迷思」；因而，一般对女人的种种思，诸如清纯的处女、贤惠的妻子、女人是肉体欲望、女人象征了自然生命等，都是出于男人的自我投射；而受到大家推崇的男性作家做为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男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投射出来的女性迷思，除了是这些作家个人主观的幻想、恐惧、欲望，和执念之表现外，更可以说代表了男人的集体想象，甚至可以说是潜藏在整个社会、文化底层的男性思维。波娃在书中安排这五位作家的排序上也有其用心，也就是，就沙文的程度来说，排序愈在前面的作家愈显得不可救药，只有最后所论列的斯汤达尔虽然是唯一不属于二十世纪的，但在波娃眼中他却是最能和女人建立友爱情谊的男性作家，她认为斯汤达「爱的是每个女人的真实性，并不相信女人是迷思中的某种女性神秘形象，也不认为有哪一种本质可以一举而竟全功的定义女人」；波娃看重斯汤达尔的是：他了解女人在男性社会中遭遇的障碍，不齿男人因为自身的利益而剥夺了女人各种可能性；尤其，他赞赏女人能够本于热情冲破一切内在、外在的牵掣，积极寻求生存的真正意义，勇于「在幸福与死之间、在尊荣与耻辱之间不断涉历险境」；而波娃之所以对斯汤达尔致意，其实也隐含了她个人的感情因素，这个章节可以说是献给沙特的，因为斯汤达尔是沙特最喜爱的作家，沙特常说起自己是斯汤达尔的化身。
对于其他四位轻看女人的作家，波娃的笔调则显得严厉许多，并且在其中展现了她精确分析文本的能力；她分别藉着各个作家所抱持的男性英雄主义、阳具意识、宗教信仰、美与诗意之意象等这几方面来析论他们如何将女人化为迷思，将女人僵固在「他者」的身份里，以及男人本身何其僵化在这四种不同向度的意识形态中。以蒙特朗来说，波娃藉着存在主义里的几个哲学概念，如「自由」、「他者」，指摘蒙特朗虽然宣称自己肯定自由的价值，却不愿意承担风险，他所谈的自由不过是「空洞无物」的自由；他不敢面对可以和他匹敌的「他者」，宁愿单独一人自恃尊大的居于主宰地位，并据此鄙夷女人，将所有女人视为弱者；更有甚者，蒙特朗这种实为「虚无主义」的假英雄主义态度，也表现在他的政治立场上，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支持纳粹、法西斯思想，波娃在文中便结合女人问题与此政治立场问题极力挞伐他。至于DH劳伦斯，他不像特朗那样仇视女人，而是较持平的认为女人「不是面对着主体的客体，而是和男人处于相对的另一极，而且这一极是男人那一极的存有不可或缺的」，不过，在这两性互补的关系中，DH劳伦斯却以阳具为最高主宰，使女人又落入附属地位；他这种以男性性器官为中心的看法，与波娃已在书前大加抨击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持论一无二致。波娃对克劳岱尔的批评则主要在于，身为天主教徒的他，眼中的世界一样是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尽管他在这个世界里称颂女人，却将女人看做是男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介，男人的救赎必须通过做为上帝侍女的女人，而这也等于是要女人服膺于上帝这个化为绝对存有的男性形象之下；而且，在克劳岱尔笔下的人间社会里，女人还是附庸，必须屈居于男人之下，这一点他的立场也与中产阶级的思想无异。对布贺东的议论，波娃的口气显得和缓许多；她认布贺东藉着诗化的表现将女人化为理想形象，并无法以主体、以独特的个体来看待女人，因为他只陶醉在他的男性观点中；波娃对布贺东的批评可以她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一句话做总结：女人是真理、是美、是诗，「女人是『万有』，但偏偏就不是她自己」。在五十年代的法国文学、文艺界，种种对布贺东的评议都只就布贺东超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对传统文化思想意图发起精神革命的立场起论争（其中也包括沙特），而从诗、从诗意化这个进路，并结合女性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布贺东之文学表现的，波娃可说绝无仅有。
除了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为先驱外，波娃在《第二性》中有许多方面的洞见也领先群雄，像是她对女性迷思的剖析，不只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谈，还在全书各处散见将此议题落实电影、歌曲、传奇，以及女性的服饰装扮之社会作用等涉及大众文化的层面来谈；而罗兰·巴特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神话学》（书名或应译为《迷思解析》），虽则更有系统的反省汽车、运动、牛排薯条等等流行文化的符号来拆解中产阶级所维护的虚假价值（认为潜藏在中产阶级思维中的种种迷思是去政治化的言说，其中各方的权力关系因而被掩盖），而他此一论述则隐隐然和波娃同属一脉络。另外，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也曾两度表示，他在读了《第二性》中《有神祕体验的虔诚信女》一章之后，让他在思考两性差别的问题时有所突破，使他的思想跃进了一大步；而且，在法国，波娃对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批判，可以说是比拉康早十年认清了精神分析学中男性本位的问题。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于一九七九所著作的《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hio Critgue sociale du geenf)，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服饰的社会意涵，波娃早在《第二性》中便意识到服饰打扮的社会化面向，尤其在第二卷第七章之《社会上的人际往来》中，对服饰的作用做了种种解读。
可以说，波娃写作这本书本身即为一场历险、探索的过程——不管是思想的历险、女人问题的探究、面对自己生活成长经验的追索，甚至可以说是不意间在文体上做了新的开发。尤其在第二卷谈到女人的实际经历时，波娃在如此理论性的论述中仍不忘展现种种文学写作的技巧，如人物素描、抒情笔调、格言警句、夸饰的语调、雄辩之口吻等；也就是说波娃同时以理论论述者与文学叙述者之姿，在演绎性别理论的文字中，时时插入生动、具体的人物画像，插入带有煽动力量的情绪语句等来印证、强化她的论辩。
《第二性》的出现，诚然和波娃本身的才华，以及她博览群籍有关，以致在建构题材如此繁芜、庞大的作品时，能够处处逢源，与时兴的各种学说交诘、对话，但隐藏在她才华背后，有个很重要的文化背景因素是：黑格尔、海德格、马克思、弗洛伊德、德伊齐、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陆续翻译为法文，像是在一九三九、四一年间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九三七年则出版了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波兰裔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几部和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原始部族的习俗相关的著作也在三十年代初期有了法译本，还有弗洛伊德的翻译也一九二零年代左右便持续引进法国，以及德国女性精神分析家海伦·德伊齐两大卷的《女性心理学》也于一九四九年出版；这些译本的出版可以说是造就《第二性》这本书的重要文化、思想背景。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对经典作品的翻译颇为不足的出版界深思。
从《第二性》涉及知识之浩繁，便可以想见翻译之艰难。所以，在翻译《第二性》的过程中，一直有种削铅笔的感觉，一直削一直削，把中文、法文两种语言、两端削得再尖一点、再尖一点，尖得足以挑开在每一个文字硬壳下的柔软子实，挑出它的真滋味，譬如说翻译est这个字，一般常用的中文等价字汇是「命运」，指的是人一生的遭逢，但放在《第二性》这本书中某些地方，如果一意以这个词来解，内容怎么看都有些迷离不清，或者说连着上下文一气读来，这样的翻译会让人抓不到文中精要，甚至导向错误的诠释，尤其在第一卷第一部的标题Destin，就法文字义来说，更深一层削进去看，其实是偏向「人的存在受制于某些既定的条件而造成的定数」之涵义，在中文翻译里便以为「天生命定」是最能适切表其深意的词汇；但波娃之所以谈「天生命定」这个议题，其实是为了要反驳有所谓天生命定的女人（或者说，要反驳有女性特质、女性之质、女人特性这回事）；以这样的理解来察看第一部里的三个章节的标题<生物学的基本论据>、<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便能更快抓到波娃论述的要旨，即她从这三大方面来驳斥女人这个性别、她的存在并不受制于生物机体的基本构造、心理情结与生理反应，也不应该受制于某些社会体制下的经济结构（如私有财产制）。
麻烦的是，以Destin这个看来简单的字汇来说，在《第二性》不同段落的文意里又可能翻译为「人生景况」，甚至就单纯译为「人生」，或直接译为「命运」这种最通俗的对应词，各种译法又会因为上下文的需要而略有变异。
书中其他几个关键字，也是多所斟酌。像是波娃常以essentiel 和 inesentiel 来论述男人之优越、女人之低劣，在《第二性》另外几个中文版本中，这两个词通常译为「主要者」与「次要者」，此处则翻作「本质者」、「非本质者」，原因在于波娃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其实是本于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这种否认人有不变的本质、人总是在行动中不断开创自我之存在理念来说的，而既然没有所谓的本质，将人划分为「本质者」、「非本质者」实为无稽；甚而还硬将女人划归为「非本质者」，让她成为「纯粹的他异性」，更是男性本位思想的荒唐之行。
「他者」，这个在这部著作中时时可见的重要概念，其实波娃做了不同层次的划分。简单说就是她有四种写法，以及此处译文的四种对等译是：Autre(大写，斜体）——「他者」，Autre（大写，无斜体）——「他人」，autre（小写，斜体）——他者，autre(小写，无斜体）——他人。她这四种划分大部分可以找到她思路的理序，在中文里大致诠释为：「他者」，表示的是「绝对的他者」；他者，则表示有从绝对的他异转变为主体的可能；至于，「他人」和他人，则属一般意义下的词义，也就是指有别于自己的其他人，不过，「他人」似乎带有一层他异性，但并非是绝对的他异性。只是某些时候，以这样的诠释来看书中某些少数段落并不完全能得其解，此时就不知道这应当说是法文中这个字的使用是出于波娃笔误、手民之误，或单纯只是译者个人无法精确掌握其意。不得不说这部作品是波娃在短短十四个月中写成近八十万字的内容，笔下神速可想而知，因此字迹潦草难免、这使得在印刷成书时出现不少拼写上的讹误，更增翻译上的困难。
在书中不时出现「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transcendanee)和「闭缩的存在内向性」（immanence）这两个词，乍看是哲学用典「存在超越性」，却又接合了一般字汇「向上提升」：中文选择这么翻译的用意在于，这一方面符合波娃对这两个字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断然两分：存在超越性全属正面，是投射向未来的主动性，是带有趋向性，是包含了动作，活动的存在状态；而存在内向性则完全是负面，是封闭、滞怠、随机偶发的。因此，在中文里便想更清楚表现这两者动静之分。再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娃在论述本体论时，常有往社会学、心理学滑动的倾向，因此，在翻译类似这样的哲学术语时，笔者便决定稍稍修饰与一般读者过于有距离的学术字眼，使它显得较为平易近人。
再例如，reciprocite这个字在字典中、或在其他版本的翻译中总是简单译为「相互性」或「交互性」，但这样的译法只指出你我两方抽象的交流关系，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讯息说明，何况，这样的词在中文行文里是难以消化的生硬西化语汇，所以此处译文便不厌其烦地多加诠释，以「以同等方式互相看待的对等关系」来表达，原因是波娃所期待的两性理想关系，是能以这样的方式相处共荣。
还有，译文中时有「雌性的人」这种奇怪的中文字眼，原因是波娃在法文中使用的也是奇怪的femele humaine 或是etre humain femelle，为的是强调传统上只以雌性之生物特征来看待女人之为人类；中文这样的译法便是想保留法文字汇中原有的贬意。
类似这样的翻译考量不胜枚举，但其中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在翻译某些字词时价值的判断与取舍，例如波娃在书中多处使用vierge 论及不曾有过性关系的女孩或女人，她都是站在辩护女人、批判男人的立场，在中文翻译中便极力避免使用在中文俚俗中带有男性沙文主义观念的用语，像是「处女」，尤其是「老处女」这种鄙夷女人的字汇，而以「不曾有过性关系的女人」代之（除了某几处因行文必要而翻为「处女」，但在此时是不带价值判断的，或是文中仍保留极少数「老处女」的字眼，目的在嘲讽男人的处女情结）。同样的，在谈到女人婚外情的问题时，便依上下文意的需要翻为「婚外情」、「私情」，或「出轨」，而不做「私通」、「通奸」这种以男人的观点来贬抑女人不守贞节、带有负面价值判断之语。「卖春」，自然也就不为「卖淫」了。
还想一提的是，波娃的句型结构有她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她大量使用分号；在长达数行的一个复句里，尝试五六个、六七个分号，一个两个分号，甚至不见半个逗号，每个分句之间会互相起起承转合之作用，或是平行、比较，或是倾轧、撞击，或是为了修饰、巩固等；总之，这些分句会彼此激发，造成效果，因而使得一个复句便是一个观念完整的世界，看来非常「独立自主」。但是在中文翻译里对这样的标点符号处理便十分为难，若是保留分句，并不见得会出现分句彼此激荡的效果，若是不保留，只以中文该有的句读来标示，那又失去了波娃文句的特殊性。所以，为了让中文显得流畅、明白，大部分的分号只好以其他标点取代，或者是以拆句、补句、挪动分句，或者是补上主词、受词来组构，不一而足。其实，《第二性》整本书都有这种以分号串连起来的感觉，也就是说在各大段落之间，在各节、各章之间，都有上述提到的这种效果，结构井然，肌理相连，常要非常仔细的阅读上下文，才容易抓到要旨。
翻译，很大一部分和读书有关，读得愈精，理解得愈透彻，才有往深度进去、译出来的可能。这样来看，这个译本的疏漏、错解，是怎么也无可避免了的，这本触角广博、列论周延的典籍，怎么也不是译者个人可以尽详其意的。如今，近一千二百页的译稿终于印刷成书，只恐怕再回头一看，会忽然惊觉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为十一位天鹅王子以芦草编织衣裳的小女孩，在匆忙之间把几乎快编好的芦草衣洒到一只只雪白的天身上后，以为可以成功的再让他们变回王子之身，最后发现却有一只天鹅还留着只突梯而怪异的翅膀……
在翻译这本书期间，一直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尤其是猫头鹰出版社总编辑谢宜英，和社长陈颖青在各方面充分支援，使我能全心投入工作，在此向他们献上深深敬意。另外也要感谢蒲慕洲先生、刘亚兰女士、彭仁郁女士、程树德先生、萧儒鸿先生、黄厚铭先生、张慧敏女士、王玉女士、应芝苓修女在他们各人専擅的知识学问中对译文几处疑义有所指教。还要感谢几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一起度过勤勉岁月的朋友等等，他们的鼓励让我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得到更多乐趣。还有，这本书如果没有外子Pascal Simonet多年来的陪伴，以及他比我更加勤奋的阅读、解读《第二性》这本书，翻译也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另外，这里特别要以这本书向台湾妇运先锋郑至慧女士献上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