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是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
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
铃木凉美女士：
一眨眼，我们的通信都进行到第十轮了。这次终于聊到了“女性主义”。
你之前说过，你的观点建立在“对男人的绝望和死心”上，觉得“对他们抱有任何期望都是白搭”，而且“男人的不负责任是理所当然”。
嗯，不难想象，夜班的教训之一就是让你学会了轻视男人。这可能是因为来找夜班女性的男人暴露了他们最丑恶的一面，企图依靠金钱和权力来占女人的便宜（而且是以最简便的方式）。他们说不定也是有骨气和品性的人，只是夜班的职场女性无从得见。事实上，他们特意来到夜世界消费，也许就是为了毫无防备地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没出息的一面。
写着写着，我不禁感慨：搞了半天，其实女公关跟妻子也没什么区别。一个踏入社会的男性在工作中表现得多么威风可靠，妻子和孩子都很少有机会见到那样的他，而更常看到他在家里不负责任、窝囊邋遢的一面。那些所谓英雄人物的公众形象和家人对他们的评价有着惊人的落差。大多数妻子都觉得丈夫是“自说自话、无药可救的人”，抱着这样的念头伺候他们，有时还得忍受拳打脚踢。
我的父亲就是如此。日语里有个说法叫“对外人好、对家人差的人”，说的就是他那种情况。外人对父亲交口称赞，说他绅士又温柔，殊不知他在家里是个大男子主义的暴君。他去世后，以前常找他看病的人来参加葬礼，我才知道病人是多么信任他，但这是家人从未见过的一面。话说“大阪饿死两孩事件”[1]中的单亲妈妈在最后时刻向她父亲求助，却惨遭拒绝，而这位父亲是颇受尊敬的高中橄榄球队教练。性虐亲生女儿的父亲是当地名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男人能如此毫无防备地向女人暴露自己最自私、最卑劣的一面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厚着脸皮要求女人全盘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呢？
你听说过“卡桑德拉综合征”吗？据说它专指丈夫有心理发育障碍的女性所面临的苦难。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她在特洛伊陷落时受尽凌辱，成了阿伽门农的战利品，最后被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一生坎坷。[2]
卡桑德拉们的报告中尽是妻子的控诉。①丈夫坚持自己的做法，还将这一套强加在妻子头上，使得她不得不一味忍耐。他们永远将自己放在第一位，对妻子和孩子漠不关心，除非有具体的指示，否则就坐着不动。找他们商量一些复杂的事情吧，便默不作声，跟块石头似的砸不出一点声响。其中不乏超乎想象、令人哑然的案例。有个丈夫特别讲究冰箱里东西的摆法，妻子每次买冷藏食品回来放入冰箱，他都要把里面的东西统统拿出来整理一下。还有妻子说不敢把孩子交给丈夫带，因为要是留下孩子独自出门，丈夫就会自顾自地出去慢跑。我见过不少妻子因为担心丈夫照顾不好孩子而不敢出门。孩子是夫妻俩造出来的，你都不敢把孩子交给他带，却敢跟这样的男人上床，还怀他的孩子呀。谁都不会突然变成父母。女人也是慢慢积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为一个母亲。男人又不是没有学习能力，但妻子对丈夫的期望值太低，于是不得不独自扛起一切，这样的情况不仅限于卡桑德拉综合征的患者。
我是越听越觉得卡桑德拉们的控诉毫无新意，越听越不明白她们跟普通家庭的妻子到底有什么区别。“老子”是家庭的中心，谁都不准反抗自己的做法与讲究，如果家人无法容忍，便回以暴力或无视……这么说起来，家暴男也是如此。目黑区虐童案的死者结爱的继父船户雄大就是这样，他坚信只要自己在家，家人就该围着他转，时刻把他放在第一位，还强迫家人服从这一套。若是反抗，等待他们的就是暴力和没完没了的说教。②
有心理发育障碍的男性之所以结得了婚，是因为他们作为社会一员在职场是吃得开的，至少在婚前，他们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伴侣。等结了婚，开始共度日常生活，妻子才会惊愕地发现丈夫的怪癖和异常。专业人士建议她们把丈夫当病人对待，因为心理发育障碍是一种病，可就算他们是病人，侵犯妻子权益的行为也不该被容忍。既然他们能在家庭之外做好社会的一员，照顾他人的感受，那回到家以后也应该这么做。可专家却建议妻子在丈夫回家后帮他疏解，因为有心理发育障碍的丈夫在外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这与传统的妻子角色没有什么不同——帮丈夫缓解紧张情绪被视作妻子的职责，因为“男人一出门就有七个敌人”[3]。莫非女人一旦成为“自己人”，就会化身为方便好用的化粪池，可以无限处理各种污物不成？看到男人展现出这样的一面，女人无法再尊重男人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真想对男人说，要想得到女人的尊重，你就该表现得让她们可以尊重你。
说回“夜班”。男人既有高洁的，也有卑鄙的（女人也是）。同一个人格也可以既高洁又卑鄙。“我当女公关是为了积累社会经验，来店里消费的客人都是商界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得体，对我们也很体贴，我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持这种观点的夜班女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我相信她们同样看到了男性讨人厌的一面，搞不好比值得尊敬的一面还要多。
我无意说“反正男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因为说“男人没救了”或“女人没救了”和说“人没救了”一样，都是一种亵渎。人有可能是卑鄙狡猾的，但也可以是卓越崇高的。社会学家有看统计趋势的习惯，所以看到离婚男人不负责任的案例时，我们也会想：“呵，男人真是没救了。”但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作家石牟礼道子笔下的男男女女是如此拼命，让我不由得感叹“人可真坚强”。一想到世上有中村哲医生[4]这样的人，我便肃然起敬。他是肯定不会去花柳巷的。总之我们可以在书中遇到这样可敬的男女。
每次看心理学家霜山德尔的书，我都会被深深触动。③他留下了“自灯明”这三个字，意为“在黑暗中行走时，依靠微弱的亮光照亮自己的脚下”，而为点亮黑暗而燃烧的，可能是自己的生命。每个人摸黑前行，靠着仅有的灯光照亮脚下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霜山先生也在他们之中。光是想到世上有过他这样的人，就觉得人生值得走一遭。
你反复问我“如何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之所以相信别人，是因为遇到了让我觉得值得相信的人，与他们的关系带出了我最纯净美好的一面。人的好与坏取决于关系。恶意会牵出恶意，善意则会得到善意的回报。权力会滋生揣摩上意与阿谀奉承，无助会催生出傲慢和自大。我看某人不顺眼，对方可能觉得我更讨人嫌。也许大家都有狡猾卑劣的一面，若想让自己心中的美好成长壮大，远离计较得失的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你在上一封信里提到了“我不是女权”这个说法。想要和其他人分享对男权社会的气愤，却又不想被打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也不想自称为女性主义者。话说我最近和摄影家长岛有里枝进行了一次对谈，刚巧聊到了I'm not a feminist, but...（我不是女权，但……）。我曾为她的著作《从我们的“女生拍照”到我们♀的“女孩摄影”》[5]写过书评，于是邀请她参加我担任理事长的NPO法人妇女行动网络（Women's Action Network，简称WAN）的上野研讨组书评会。在会上谈论种种话题之后，她觉得意犹未尽，便邀请我进行了这次对谈。④
在对谈中，她讲述了自己和90年代崭露头角的其他年轻女性摄影师是如何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
90年代的她恰好如你所说，是“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批判父权制，因为在学习机会、就业环境等方面没有经历过显著的性别歧视，也觉得当受害者有些不合时宜”的女性之一，“尽管曾受益于女性主义，但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当时已经有人喊出后女性主义一词，说受够了成天把“女性”挂在嘴边的日子，认为女性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部分男性也说：“你们还在嚷嚷这些啊，女性主义已经过时了。”从1990年到1995年，我出版了六册《新女性主义评论》，有人提议将书名定为“后女性主义评论”，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标题里带这个词的书，但我坚持认为：“等一下，现在说‘后’还太早。”当时“社会性别”这个术语尚未确立，性骚扰、家暴这样的概念都才刚刚普及。
数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对女性的歧视并没有消失。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日本的指数排在第121位（2020年），这成了一张显而易见的底牌，仿佛水户黄门随从的一声大喝：“你没看见这个家纹吗！”[6]那时大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日本女人已经够强势，不需要再强势了”，可如今没有一个人敢说日本不存在性别歧视。而且前任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引发的一系列风波也足以表明，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将那种言论判定为“歧视女性”，无须在每次指出问题之前声明我不是女权了。
I'm not a feminist, but...是有前史的。在妇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许多女性都说过I'm not a lib, but...。言外之意，“我对她们的观点有些共鸣，但不希望被视为与她们一样的人”。运动参与者的声音被扣上“尖叫”“丑八怪的歇斯底里”等污名，受尽揶揄。对那些说I'm not a lib, but...的女性而言，I'm a feminist便是现成的名头。可能是因为和妇女解放运动相比，女性主义在历史上算是更正统的术语，听起来更知性文雅一些吧。解放运动的女杰还记着这份仇，所以至今仍然主张“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不一样”，因为她们扛住了污名，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为此感到自豪。由于被扣上了婊子、女巫之类的帽子，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主动以“女巫”自居，组织“女巫音乐会”。
那些说I'm not a lib, but...的女性立即遭到了报复。因为女性主义也迅速被污名化。后来，随着“社会性别”这一术语的引入，有一批人表示“我是立场中立且公正地做性别研究，并不需要为此成为女性主义者”。要知道社会性别本就是描述男女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术语，所以它不可能是“中立且公正”的。照理说女性主义应该是女性解放的思想和实践，社会性别研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论武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怪gender这个外来语太有迷惑性，还穿上了学术术语的外衣，使得一些人更中意社会性别理论而非女性主义。一群人认为“研究社会性别”比“研究女性学”更酷（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学是二流学问），于是又催生出了另一批人立场鲜明地说自己在研究女性主义。渐渐地，社会性别也被污名化了，在一波基于误解和曲解的反性别平等运动[7]之后，旨在让“社会性别”失效的攻击开始了。
在此之前，政府文件中的“男女平等”就已经被晦涩的“男女共同参与”[8]取代。全国各地的“女性服务中心”也都把招牌改成了“男女共同参与中心”。男性也被纳入到政策中，本就少得可怜的女性政策预算还得分一部分给男性，各地还办起了面向男性的烹饪班。与此同时，“女性已经足够强大，不再需要女性服务中心”的言论卷土重来，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撤并这些机构的趋势。女性服务中心是政府的下属机构，要想明确体现出设置此类机构的政策目标，叫“男女平等中心”恐怕都不够，叫“消灭女性歧视中心”才最有效果。无论女性做什么，都会被污名化，被打成二流，被视而不见，被打回原点。
我讲了很多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事情。在你看来，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代人好像与这些运动全无交集。与团块二代的作家雨宫处凛对谈时⑤，她表示“女性主义连我的一根头发丝都没碰到”，这令我颇感震惊。女性服务中心的目标群体是本地的已婚女性，职业女性和单身女性却很难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也没有针对她们的项目。社区的全日制市民和定时制市民[9]在每天下午5点换位，双方没有任何交集。
那时候，我每次去地方上的女性服务中心，负责人都会感叹：“在这地方啊，社会性别这个词都没人听过。”但不了解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也没关系，只要年轻女性能自由自在地活出自己就行。我始终认为，是否自称女性主义者并不重要，关键不在于名头，而在于实质。
在长岛有里枝女士作为新生代女性摄影家登上历史舞台的90年代，日本也建起了东京都摄影美术馆，这意味着摄影在艺术界获得了公民权。刚从美国回来的笠原美智子女士也因此得到了大展拳脚的舞台，以策展人的身份积极举办了一系列围绕社会性别的展览。也正是她让我将视线投向了摄影界。1991年“走向名为‘我’的未知：当代女性自画像”、1996年“社会性别：来自记忆的边缘”、1998年“Love's Body：裸体摄影的近现代”……光是列举这些展览的标题，便知她对工作是何等投入。她还有一本题目非常直截了当的著作，《性别摄影论：1991—2017》。但在这本书里，你找不到任何一位受杂志追捧的年轻女摄影家（如长岛女士、HIROMIX、蜷川实花女士）。我很想知道笠原女士这么做的原因，她恰好也同意评论长岛女士的书，所以我抱着期待参加了书评会。
在我与长岛女士的对谈中，我问她是否知道和她活跃在同一时期的笠原女士策划的展览。长岛女士表示，她当时就读于美术大学的设计系，完全没接触到那方面的信息，而且那时她沉迷电影，对这种展览也不感兴趣。我还问过另一位当年立志成为摄影家的女性，她回答“知道是知道，但没有深入了解”。在笠原女士积极发声的时候，她的声音却没有被最应该听到的人听到。
我不由得想：太可惜了！
可惜的不仅仅是以长岛女士为首的新生代摄影家没有与笠原女士建立联系。她们本该有机会看到笠原女士介绍的海外女性摄影家如何面对相同的烦恼和挑战并顽强地生存。“运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女性运动也是运动，它形成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女性”这一集体身份认知的确立。这种认知完全可以在想象的层面上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同构建。我们也正是这样对外国女性的烦恼与痛苦产生了共鸣，喊出了#MeToo的口号。
长岛女士说，当年的她对美国的“女孩文化”很有共鸣。书名里的“到我们的‘女孩摄影’”最能反映这一点。我也会问年轻人是从哪里了解到女性主义，她们给出的答案往往是“从艾玛·沃特森的联合国演讲开始”或“从韩国的运动开始”。罗克珊·盖伊的《不良女性主义的告白》和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都被翻译引进了，但我认为这些书的内容没什么新意，只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说了半个世纪了。有些人称其为第三波或第四波女性主义，但我不认为这称得上范式转变，不足以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
通过听取年轻人的观点，我深感比起缺乏信息或无知，对女性主义的排斥似乎才是导致她们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的关键。媒体一直在丑化女性主义，长期将女性主义者描绘成可怕的女人或讨人厌的女人，女性又从小被灌输与男人为敌会吃亏的观念……她们抵触女性主义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说到底，我们的声音似乎没有被听到。
也有人批评我们发声的方式不讨巧，传达信息的方式太糟糕。我只能说，不好意思，是我们太没本事了。2020年的WAN研讨会上，我们请到了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旗手田中美津，请她围绕“女性主义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以及将会改变什么”进行演讲。⑥她素来认为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是两回事。她说，满口晦涩外来语的“纸上谈兵型女权”是没有用的，女人只有在失去理智时从心底发出的嘶吼才能被人们听到。问题是，田中女士的声音最终又被多少人听到了呢。时代变了。如今许多年轻人甚至都不认识电视界的女性主义者代名词田嶋阳子。
长岛女士那一代女性摄影家没能和女性主义建立联系，因为外部的男性视角将她们一并归纳为“女孩摄影家”，于是她们不得不说“我不是”。许多女性艺术家拒绝参加“女性与艺术”展，只要了解这段历史，便不难想象这群骄傲的创作者有多么不愿意被简单粗暴地归入“女人”的范畴。而“女人”是男性凝视下的“那个低劣（二流）群体”的代名词，这意味着女性自身也将这种布满厌女情结的男性凝视内化了。
对女性“分而治之”是厌女症古往今来的老一套。最近刚辞职的森喜朗的言论便是最新鲜的例子，极具代表性。他说：“（我们的女性理事）很拎得清。”反讽这句话的话题标签#拎不清的女人#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令人颇感痛快。“拎得清”正是分而治之的关键词，拎得清的女人甘受侮蔑，拎不清的女人则会遭到制裁。无论被归入哪边，都是厌女症的结果。我在广大女性的发言中看到，有人说自己已经习惯拎得清。可是要知道，女性说出这样的话时必然伴随着疼痛。无论女性是否按男人的规则行事，都会受到伤害。但令人欣慰的是，不管拎得清还是拎不清，“我都是女人”——这一集体自称终于登场，声明差异的“我不是”被取而代之。
我不认为那些拒绝成为受害者、坚称“我不会受伤”的女性可以挣脱这种陷阱。话说你在信里提到了河合隼雄先生，这位大叔在很久以前对援交少女说“做这种事有害灵魂”。你还记得他发表这番言论时的情形吗？《制服少女的选择》的作者宫台真司反驳称援交“不会让灵魂受到损害”。我却觉得这两位半斤八两，男人应该停止为受害者发言，发动代理人战争。也许宫台先生在田野调查时听到有女孩说：“我的灵魂不会受到伤害。”但是如你所知，信息提供者会下意识地对采访者潜在的期望做出反应。而且我们都知道，社会学领域的“动机词汇”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人会选择更容易被对方理解和接受的词汇。听到你这个曾经的原味少女说，你对河合先生所谓的“有害灵魂”有些感触，我便想：“哦，也许是吧。”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当事人能够找到适当的语言表达她们的经历和情绪。当然，每一种经历和情绪都不会只有一种色彩，而是五颜六色的复杂混合物，包含了骄傲、自尊、惭愧和后悔。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你所说，女权领域的站队问题着实教人头疼。一说“卖娼这行当还挺有意思”，就会被立刻认定为支持性行业。说“对出卖性抱有厌恶感”，就会马上被划入敌人的范畴。要知道人是一种复杂的生物，“我对××抱有厌恶感，所以才觉得它有意思”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关于表达自由的争论中，我属于女性主义者中鲜有的“反（法律）限制派”，因而被打成反女性主义者，AV行业的人也向我发难，而男性的“表达自由派”又误以为我是自己人。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女性主义的世界。追求“正确”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其他半点“不正确”的事物。人类的历史充斥着异端审判与猎巫。
但我一直认为，女性主义可以不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因为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女性主义是一种没有政党中央、没有教堂和牧师，也没有中心的运动，所以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女性主义也不是什么智能的机器，只要把问题塞进去，它就会把答案吐出来……我一直都这么想。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长久以来都是论战不止、热火朝天的言论竞技场，今后也不会变。可局外人还是不停地让我们站队，问“你是女权还是反女权”。多荒唐啊。干脆撂下一句话，“我就是我”，随他们去吧。
因此，无论他们说我搞歧视、反日还是别的什么，都没人可以阻止我自称女性主义者，我也不打算摘下这个头衔。毕竟我从那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女性的话语中学到了太多太多。我发表的言论大多是借鉴来的，几乎没有原创。再说了，“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在日语里也都是用片假名写的外来语。很遗憾，它们都不是日本女性的发明创造。
“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衍生自法语的genre（类型、种类、性类型）。它起初是一个语法术语，与法语名词分阴阳的特征有关，跟英语没有关系。某次国际研讨会上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一名面相尖酸刻薄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对英语圈出身的世界级性别史学家琼·斯科特如此说道：
“英语里原本都没有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它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在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立即回应：
“管它是谁创造的，把能用的都用上就是了。”
斯皮瓦克是出身于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活跃在英语圈的学者，她没有放弃印度国籍。她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来自英语圈的知识，但她反过来利用这一点，表示要“举起敌人的武器对付敌人”，如此果断的反应惊得我一时喘不上气来。斯皮瓦克是女性主义者，斯科特是女性主义者，那位提出刁钻问题的法国女士也是女性主义者。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见证了许多这般惊心动魄的时刻，也在这样的竞技场上得到了历练。“多亏有她们，才能有今天的我”——这个念头就是我坚决不摘女性主义头衔的理由。
有个说法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哪怕你是个小矮人，只要站上巨人的肩头，视野便能宽阔许多。后来者永远都有站上前人肩膀的特权。岂有不用之理？不用就太浪费了……发出如此感慨的我也正是在挑战前人的同时形成自我，并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正被逐渐嵌入历史。
2021年2月25日
上野千鹤子
①真行结子，《我老公有发育障碍？卡桑德拉型妻子如何抓住真正的幸福》，SUBARU舍，2020年。
②船户优里，《致结爱 目黑区虐童致死案 母亲的狱中手记》，小学馆，2020年。
③霜山德尔，《霜山德尔著作集》（共七册），学树书院，1999—2001年。第六册《多愁多恨亦悠悠》的解读为上野所作。
④上野千鹤子，《摄影史的herstory》，《新潮》杂志2020年7月号。对谈《连带（movement）很有趣》刊登于2021年4月号。
⑤上野千鹤子、雨宫处凛，《世代之痛：团块二代问团块一代》，中公新书La Clef，2017年。
⑥研讨会视频见WAN官网：https://wan.or.jp/article/show/9218
[1]2010年7月，警方在大阪某公寓发现三岁女童和一岁男童的尸体，家中没有大人和食物。随后，两个孩子的母亲（风俗业工作者）被捕，被判蓄意杀人罪。
[2]卡桑德拉被阿波罗赐予预言能力，但因抗拒阿波罗而被诅咒预言无人相信。女性主义理论借助这一神话形象，说明女性的声音不受重视。卡桑德拉综合征的重要特点便是，当事人的痛苦经历不被人相信。
[3]日本江户时代的俗语，指男人在外要面对多重挑战和压力。
[4]在阿富汗开展人道主义援助长达三十年的医生，2019年因枪击身亡。
[5]女孩摄影（girly photo），日记性质的生活快照美学，与男性镜头下的女性不同，这种摄影充斥着女性摄影师的个人语言和私人体验。
[6]“水户黄门”是江户时代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的别称，在民间传说中，他经常外出搜集民间故事，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在改编的古装剧中，他的随从每次都会亮出绘有家纹的印笼，作恶之徒见了立马跪地求饶。
[7]1999年，日本颁布《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后，出现了大批反对者，他们认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破坏了传统与家庭。
[8]《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声称要建立一个“男女共同参与的社会”。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一用词刻意模糊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实，实质是号召女性既要育儿又要工作，变相恶化了女性的生存境况。
[9]全日制市民指儿童、主妇、老人、自由职业者等白天黑夜都在当地的居民；定时制市民则指需离开住宅去工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