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独立女性”这一观念困住的我
也许与你半斤八两。
铃木凉美女士：
在与你通信的这半年里，疫情造成的隐居生活加深了我的内省。天知道这种“自肃生活”[1]会持续多久。天知道在那之后，我的人生还剩下多少。我这辈子会不会就这样结束呢……
在看到和听到餐饮店、旅游胜地和活动会场因为Go To Campaign[2]而人头攒动时，我不由得纳闷：大家就这么想出去走走、跟别人见面、热闹热闹、释放活力吗……作为一个本就不爱凑热闹的人，我更喜欢新冠疏散生活的静谧和鲜有变化的日常，如果这就是“晚年”，我甚至觉得就这样走完一生也不错。说起来，近代之前的人也只知道自己所在的狭小世界，他们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照着父母的方式生活，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事情，直到人生的终结。仅有的慰藉，便是四季的流转变化。刚来山间躲避疫情时，望出去还是一片早春风光。眼看着树木披上新绿，又变成夏日的浓绿，如今树叶又渐渐被秋色染红。等冬天到来，我的新冠生活便凑齐了一年四季。真没想到疫情会持续这么久，此刻我甚至不确定，当春天再次来临时，它能否告一段落。好在令人欣慰的是，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四季的流转都不会停歇……
话虽如此，对那些正要成长、前进和发展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闭塞肯定会带来莫大的痛苦。你的人生才刚刚走过三分之一。而我走完了三分之二还不止，大概有五分之四吧。我的人生是从后往前数更快一些，而等待着你的未来却比过去长久得多。疫情下的一年在我生命中占的分量，自然与你有所不同。
你在信中提到了有条件的爱。弗洛姆所谓的“无条件的母爱”当然只是一种理念，现实生活中的母亲是形形色色的。你说你小时候便觉察到，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专家，你的母亲一直在观察你这个独生女，就好像你是她的实验对象似的。据说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也会以这种方式观察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区分“作为科学家的观察”和“作为父母的爱”，但我很好奇父母在心里琢磨“啊哈～这就是心理学中的镜像阶段啊”的时候，被观察的孩子会做何感想。千万不能小看孩子。因为他们对父母的情绪是非常敏感的。
探讨有条件的爱时，你强调了“孩子的性别”，这一点确实很重要。父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同的。最近学界也有人指出，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亲属关系决定了照护质量，“亲子”这个模糊的术语终于走下了历史舞台。婆媳与母女之间的照护关系当然有很大的不同，被照护者是父亲还是母亲、照护者是儿子还是女儿，也会对照护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照护关系的组合及性别差异，其实亲子关系中也存在性别差异。自古以来，父子关系一直带有神话色彩，母子和母女关系则大不相同。
女性学自成立之初便开始关注母女关系。在以弗洛伊德为首的心理学理论中，“自我”是男性自我的代名词，这些心理学家一直在关注男孩如何成为男人，但对女孩漠不关心，所以母女关系在心理学层面基本无人讨论。正因如此，女性学才有必要研究母女关系。直到最近，母女关系问题才得到世人的关注，女儿说她们无法爱自己的母亲，母亲也开始说她们无法爱自己的女儿。那母子关系呢？“儿子比女儿可爱多了”——我认识好几位母亲敢淡定地说出这句话，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最近，一位叫太田启子的律师写了一本有趣的书，题为《致未来的男孩》。她自己是两个儿子的妈妈。她在书中提到，妈妈圈子里经常有人说“男孩子都是爱撒野的小傻瓜，可就是可爱呀”，这让她觉得很别扭。在大约同一时期出版的《“母与子”的日本论》一书中，作者品田知美认为，母亲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阴谋，也许是想让男孩一直停留在“小傻瓜”的阶段，不让儿子独立自主，脱离自己的控制。我倒是很想采访一下被这样养大的儿子对母亲的看法，但成年男性满口都是母性赞歌，很少谈及其他。照理说，母子关系中肯定有更多的爱恨矛盾。也许是母性对儿子的压抑实在太强，使得他们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长久以来，女儿反叛父母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性越轨”，因为这是父母双方都最为厌恶的事情。你为了考验“有条件的母爱”，为了看看做到哪一步会突破底线，“以幼稚拙劣的手段尝试‘失去它’，以便试探能否真的失去它”，这其实并不罕见。可如果你是儿子……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也许你就无法背叛母亲了。
当年的我也想脱离父母的引力圈，但主要是想摆脱我的父亲，而不是母亲。因为母亲太过无力，不足以成为“毒母”。她的无力甚至让我产生了恨意。父亲下达了“禁令”，于是我把他看不顺眼的事情都做了一遍，其中也包括性越轨。为什么如此无聊的事情竟会如此妙不可言？其实我很清楚，关键就在于“父亲的禁止”。
《所以你也要活下去》的作者大平光代对“有条件的爱”进行了异常激烈的反抗。她在背上文满文身，成了黑帮成员的妻子，后来又重归正道，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甚至成了大阪市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市长。她上初中时遭受过严重的校园霸凌，自杀未遂后又被同学指着鼻子骂“没死成的孬种”，于是拒绝上学。这样的她最后被母亲的一番话彻底推入谷底。
妈妈都不敢上街了……求你了，好歹去上学吧，妈妈难为情死了。
就是这句话让女儿走上了弯路。这也难怪。女儿拼命拒绝上学，但“妈妈更关心的是面子，而不是亲骨肉”。
强大的女儿会表现出大幅而激烈的越轨。大平光代不断挑战极限，借此“逼问”母亲：你已经抛弃过我一次，我要做到什么地步，你才会真正抛弃我？经过这场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遍体鳞伤的磨难后，她成了一名帮助少年犯重返社会的律师，而且似乎也与母亲和解了。而我最终还是错失了机会，你也早早失去了母亲，同样没有机会和解。要想达成亲子之间的和解，关键是双方都得长命百岁。
话说回来。最近我注意到，写“我”开头的句子时，用过去式结尾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人生已经不能从头来过，空余遗憾和反省。在我与评论家樋口惠子合著的《人生止步时》一书中，我问她“想不想在死前跟某人和解或者道歉”。樋口姐姐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她说她根本不想跟人道歉，甚至“想化作厉鬼吓唬某几个人”。我却做过太多需要反省的事，想向我伤害过的人道一声不是。曾经的我是那样无知，那样不成熟，那样傲慢。我一点都不想回到年轻的时候。没有比那更痛苦的日子了。
儿童画家岩崎知弘在年过五旬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话。
回想起来，年轻时的岁月可悲而浅薄……我付出了二十多年脚踏实地的努力，才敢说“自己好歹比当年强了些”。我屡战屡败，流尽冷汗，好不容易才稍微懂了点事。事到如今，我又岂能回到过去？
“岂能回到过去”的我在与你交流时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在你那个年纪发生的一切。这让我感到刺痛，仿佛撬开了不愿回忆的过去、堆积已久的课题与封存多年的问题，开始反思身处其中时看不到的种种。
你在信中反复问我——“为何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呢？”年轻时，我爱过他们，也被他们爱过，我伤害过他们，也被他们伤害过。毕竟我当年置身于身边都是男人的环境，而当时的男人比现在的年轻人更野蛮、更不客气，所以我根本不愁找不到人。甚至有个嘴臭的男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京都大学的女人可真好啊，什么样的丑八怪都有男人追着跑。”（笑）
有些男人很天真，有些男人很狡猾。恋爱不需要尊重也可以谈。我很无知，他们也一样。知道自己是一个浑身缺陷的女人、没什么了不起，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对方完美无缺。但浑身缺陷的年轻男女一旦试图认真开展围绕自我的斗争，就有可能受到伤害，或伤到对方。我从不认为女性在爱情游戏中是弱者，因为我知道她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加害者。
但性要另当别论。
和今天相比，性在当时是更大的禁忌。毕竟在那个年代，“初夜”这样的词语仍然存在。父母教导女儿婚前要保持处子之身，一旦发生婚前性行为，就会被打上“残次品”的标签（也正是那样的年代才会激发格外激烈的性革命）。
你给自己制定了一项使命：“写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回答‘为什么不能卖身’。”请一定给出只有当事人才能说出的答案。我由衷期待着。
你接着写道，“‘谁规定的不能卖身？’——我抱着这样的劲头勇闯夜世界。”其中的“劲头”一词让我心里一紧。你用“劲头”来形容自己的行为动机，可能很少有人可以准确理解这一点。
在明治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肉欲”（好可怕的词啊）对男人来说是“精神被身体打败的地方”，但对女性来说也许更像是“身体屈服于精神的地方”。仔细想想，从闭上眼睛短暂出借身体的援交少女，到出于义理、人情、忠诚和孝道决定沉沦苦海的妓女，也许女性一直以来都在牺牲自己的身体，无视它的呐喊，让身体屈从于精神。
在通信的过程中，我再次扪心自问：在那一场场“把肉体和精神扔进阴沟”的性事中，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是为了性认可吗？不是。因为周围早有许多人将我看作有性属性的人，简直多到烦。是因为性欲吗？也不是。我感觉更多是为了让身体屈服于精神（我称之为观念）。
森瑶子女士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的出道作就叫《情事》。其中有一句话令人难忘：“我想做爱做到呕吐为止。”据说这句话引起了许多女性读者的共鸣，壮大了作者的书迷队伍。至于森女士有没有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我就不细说了，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丝毫没有克制过这份欲望，想当年找个男人容易得很，只要说一句“我想做”就行了。
在90年代初的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中，铃木保奈美饰演的女主角赤名莉香主动对男友完治说“我们做吧”，引发舆论热议。可这能有多难呢？ 对于今天那些绝不主动提出交往、非要让男方表白的女生而言，也许是有些难。
80年代在英语国家进行的性生活调查中，有一道题问“谁发起的”，回答“男方”的占了绝大多数，占比从高到低依次是登记结婚的夫妇、同居的异性恋情侣和同性恋情侣。我看到这个结果的第一反应是“不出所料”。可能男女双方都认定，性爱应该由男人主动发起，女人就该被动等待。顺便说一下，问卷里还有一道题问的是“谁能说不”。结果显示，“无法说不”的女性占了绝大多数，占比高低顺序一样。这体现出了登记婚姻中女方的性不自由。那现状呢？女人主动提，就会被扣上“放荡”的帽子，甚至有男人说“女人主动提就没兴致”。常有女性天真无邪地问我：“男朋友要怎么找呀？”我会回答：“主动约就行了。”可听到这话，她们便会惊呼：“欸～这我哪敢呀～”
为什么不敢？因为女性不习惯被拒绝。男性也会在遭到拒绝时受伤，但他们可以积累经验，训练自己避免或减少伤害。被拒绝并不意味着你的存在被全盘否定，说一句“哦，这样啊”就行了。
我见过的最得体的拒绝是这样的：
“我今天没那个心情。”“哦，这样啊。那下次再说。”……只是我跟他并没有“下次”了。
我不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需要和他们耍心机，所以我很容易向他们发出邀约，被拒绝也满不在乎。但邀约或被邀约的男人和我活在截然不同的剧本里……现在想来，我跟他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同床异梦”。也许“干女儿”和“干爹”之间、援交少女和购买她们的男人之间也有同样的鸿沟。
我从不向对方索要什么，也没有任何期许，甚至不会约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费钱、不拖泥带水的情人，也就是现代人口中的“床伴”。有时是我的手头更宽裕，所以我负责伙食等方面的支出也是常有的事。包吃包喝还包睡……有时我也纳闷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其中还不乏已婚人士，这让我觉得很讽刺，心想如今的男人只要找准一个独立女性，不费一点成本就能拥有情妇了。要知道以前找情妇可是男人有本事的体现。不要求男人娶，也不要求男人跟妻子离婚，不吵不闹，哪怕男人渐渐疏远，也只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哦，这样啊”，然后干干净净地离开……这样的女人不就是对父权制的补充吗？
没错，“独立女性”。也许那就是我的“咒语”。
我从那种关系中得到了什么？这种独立具有“性独立”的内涵。也许我是想用自己的身体证明性和爱不是一回事，性并不从属于爱，女性可以出于性欲发生性行为，也可以主动……写出来一看，不难发现这就是后现代关于性观念的命题群，丝毫不逊色于秉持“爱与性合一”的浪漫爱意识形态。让身体服从于观念……如果是这种快感令我沉醉，那我与你做的事情就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方向不同罢了。我寻求的是“性”关系，而不是爱或认可，所以男人在床上低语的“我爱你”都令我厌恶。我心想，我的性欲是纯洁的，不容玷污。
我敬爱的作家富冈多惠子在《刍狗》中塑造了一个专门猎捕少男的中年女性。她笔下的这名女主角如此说道：“我很好奇，仅仅是陌生人肉体的一部分具体地进入我的身体，算不算是肉体关系。”这种“好奇心”面向的是“没有关系”的广漠世界。身体部位的连接并不产生任何形式的“关系”。富冈老师那一代的女性比我更年长一点，她们还生活在一个只要插入生殖器就会被视为“越界”的时代。她们不得不进行这样的性实验（恐怕是用自己的身体）……我对这一点感同身受。
通过这段经历，我知道女人也可以把男人当作工具，也可以利用他们，消费他们。所以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会觉得在交易性行为中，“受威胁的不单单是女性的自尊心，男性的自尊心也危在旦夕”。“将身心扔进阴沟的性事”不仅是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对方的侮辱。
在我看来，使身体屈从于观念的终极案例，就是平冢雷鸟[3]的盐原殉情事件。夏目漱石的徒弟森田草平与雷鸟同游白雪皑皑的盐原，最后殉情未遂，成为一大丑闻。受其影响，日本女子大学从校友名册中抹去了雷鸟的名字（尽管后来又恢复了）。据说漱石后来以雷鸟为原型，塑造了《三四郎》中的美祢子，但他根据森田提供的片面信息，把美祢子写成了一个傲慢浅薄的美女，这对雷鸟来说实在不算公平。
事实上，盐原殉情事件连“殉情”都算不上。二十二岁的平冢雷鸟（平冢明）在前往盐原之前留下了“遗书”。其中如此写道：
我贯彻毕生的体系，因自身原因而死，非因他人所犯。
女人留下这样的遗书，教男人情何以堪。这段文字中没有一丝对男人的情爱。据说他们之间甚至没有性关系。因为根据雷鸟的自传，她是在盐原事件之后才“失去童贞”，对方是她主动邀来的禅宗僧人。
平冢雷鸟可能是日本近代女性主义者中最理念化（即脱离实际）、最形而上学的女性。她只对自己的开悟与天才感兴趣。《青鞜》原本是旨在帮助女性“展现内在才华”的文学杂志，因为它受到“大叔媒体”的揶揄与强烈抨击，雷鸟才摇身一变，成了“女权斗士”，可见“垃圾评论”有时也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草平大概是想调戏一下雷鸟这位有智慧、有教养、有自尊的女人，看看她会有什么反应。但雷鸟也想试探到底，心想：“我会服从自己的意志，可你有多大的思想觉悟呢？”没有几个男人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草平终究配不上雷鸟。在我看来，器量小的男人夹着尾巴逃跑了，就是这起殉情未遂事件的始末。（顺便说一下，《死之棘》的岛尾敏雄是极少数的例外，面对女人赌上全身心施加的考验，他坚持到最后都没有逃避。）
如果这场“殉情”没有以未遂告终……那便是两个一同死去的男女因截然不同的理由死去（名副其实的“同床异梦”）。如果没有遗书，后人永远不会知道两个人的剧本存在根本差异。不，即使留下了遗书，那些缺乏阅读理解能力的人大概也只会一头雾水。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殉情通常是男人带着女人踏上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旅程。但富冈老师对《心中天网岛》[4]做出了不同的诠释，她认为女人自己也有去死的理由，是女人把男人拖去了死地。殉情丝毫不意味着爱的圆满。男人和女人因不同的理由赴死，在不同的剧本中同床共枕。
“性自主”被翻译成sexual autonomy。在后艾滋时代，法国和英国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法国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之间开展了三次调查，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的变化。调查组成员之一米歇尔·博宗曾跟我提起衡量法国女性“性自主”程度的指标——性观念越是自由、进步，性伴侣就越多。这个标准实在太直白，教我忍俊不禁。从这个角度看，基于自我决定使用自己身体的性工作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女性”。这也成了她们尊严的源泉。
“性是性，爱是爱，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在性革命之后，这个理所当然的观点终于变得理所当然。这个结果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的灰心和沮丧感没有得到丝毫减轻。
爱仍然困难重重，而性的门槛虽然大大降低，但我不认为它的质量有任何提高。试图打破性爱一致的一代人和认为性与爱显然是两码事的一代人，开展的实践当然不一样。你们这一代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也渐渐觉得“让身体服从观念”不外乎是对身体的虐待。使身体屈从于某种观念的极致就是自杀，自杀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极致虐待。特攻队士兵的死，显然也是对身体的虐待。对顶级运动员的赞叹固然是惊叹和佩服他们能将身体完全置于自身意志的控制之下，但运动员肯定也很清楚这种控制的局限性。
开始跟残障人士来往后，我才意识到身体是无法任由我们摆布的，身体是我们的第一个他者。他们已经和不听使唤的身体打了许多年的交道。他人本就是不能摆布的，但在那之前，他们还不得不与“自己的身体”这一不听使唤的他者相处。“变老”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突然成为残障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感觉到精神和身体都是易碎品。不小心轻放，身心都会破碎。易碎品就得享受易碎品的待遇。而当年的我是多么傲慢，以为无论怎样胡来，我和对方都不会碎。
人们常说我很坚强，说我抗击打能力强。才不是呢。谁愿意主动变成一个“抗击打”的人啊？挨打了就会痛，就会受伤。一旦伤痛过度，就会碎裂坏掉。
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
这一点对自己和他人都万分重要，而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搞明白，真是愚蠢至极。
2020年10月18日
上野千鹤子
[1]为了防控疫情，日本政府呼吁民众“自肃”（自我克制、自我管理），一般指主动减少外出次数。
[2]日本政府为重振旅游产业而推出的大规模财政补贴活动。
[3]平冢雷鸟（1886——1971），二战前后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青鞜》杂志的创始人之一。
[4]日本木偶戏的经典剧作，描写相爱的两个人因义理的束缚而无法结合，最终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