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序
情书集的简介
阿尔贝·加缪的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被誉为“20世纪欧洲的良心”，其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除此以外，加缪英俊的外表和丰富的感情生活也常为许多读者津津乐道。据说，加缪于1946年访问纽约时，曾因为外貌酷似主演过《卡萨布兰卡》等电影的男演员亨弗莱·鲍嘉而被许多评论比喻为法国的亨弗莱·鲍嘉。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加缪很有女人缘，生性浪漫多情的他也对漂亮女人有极大的兴趣，并且给世人留下了一段又一段风流佳话。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和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之间漫长的浪漫爱情故事。
这本情书集收录了加缪写给卡萨雷斯所有现存的书信。加缪和卡萨雷斯之间的故事并不是秘密，他们之间伟大的爱情开始于1944年。那一年，时年30岁的加缪见到了时年仅21岁的女演员玛丽亚·卡萨雷斯，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痛苦地选择了分手。不过四年之后，命运却神奇地安排他们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重逢，从此二人开始了长达12年的相伴，这12年期间，二人一直保持着高频的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直到1960年加缪被一场荒诞的车祸夺去生命。车祸发生在1960年1月4日—1959年的圣诞节前，加缪在自己位于普罗旺斯乡间一个叫卢马兰的小镇里闭关写作小说《第一个人》，卡萨雷斯在给加缪的信里写道：“我会等你回来和你详谈，帮你拍掉一路舟车劳顿的尘土。”开车回巴黎前，加缪回信道：“给你写最后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星期二到，……想到可以见到你，我简直太高兴了，以至于在给你写信的时候都一直在笑。……给你送上我的亲吻和拥抱，周二见，到时候我会重新开始。”但是汽车撞到了树上，加缪当场死亡，未及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散落了一地。两人再未见面，“最后这封信”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封信。
开始与重新开始
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下子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疫情防控期间，许多人开始阅读或者重新阅读加缪的小说《鼠疫》。《鼠疫》是加缪公开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虚构了一场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市的鼠疫，描绘了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鼠疫暴发时的众生相，以及笼罩在鼠疫阴影中的人们如何团结起来反抗这场荒诞的灾难的。在鼠疫刚刚开始的时候，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的妻子因罹患肺结核，要去山中疗养，在送妻子上火车的时候，医生对妻子说：“我们要重新开始。”这个细节在一定程度上杂糅了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现实中，加缪饱受肺结核的折磨，不得不时时中断正常的生活，独自前往山中进行疗养。医生许诺“重新开始”的这个细节也出现在加缪的其他作品中。小说《局外人》里，莫尔索在临死之前的那段深情的独白中说道：“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终于理解了她，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要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在晚年玩‘重新开始’的游戏。”“重新开始”这个词对加缪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重新开始”的承诺也常常出现在加缪写给卡萨雷斯的书信中，恰如他和卡萨雷斯的爱情经历“开始—离别—重新开始”的过程，直到最后死亡将他们永远分开。
玛丽亚·卡萨雷斯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的女儿。她天性勇敢而浪漫，脆弱却又十分坚忍，像一名女战士一样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爆发力。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之时，年仅13岁的玛丽亚·卡萨雷斯就在时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总理和战争部长的父亲的支持下，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到医院做志愿者。1939年，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开始了他在西班牙长达30多年的独裁统治，卡萨雷斯一家被迫流亡。玛丽亚·卡萨雷斯北上巴黎读书，在大学攻读戏剧与哲学，后来成为法国当时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
1944年3月，玛丽亚·卡萨雷斯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米歇尔-勒西斯家举办的毕加索的剧本《抓住欲望的尾巴》的朗读会上遇到了加缪。彼时的巴黎正笼罩在被德军占领的恐怖阴影之下，但是在极端的气氛之下，包括戏剧在内的文艺活动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就包括加缪的戏剧《误会》的排演。这部戏剧属于加缪的“荒诞”系列，讲的是离家多年的一个名叫让的男人带着妻子衣锦还乡，隐藏真实身份住进母亲和妹妹开的旅店，这家旅店其实是一家黑店。母亲和妹妹没有认出他，她们按照计划在深夜谋财害命，杀了让。在得知她们杀死的是自己的亲人之后，母亲悲恸欲绝，追随儿子投河自尽，妹妹玛尔塔也因为对世界感到绝望而选择自杀。加缪邀请卡萨雷斯扮演剧中的妹妹玛尔塔一角。戏剧排练过程中，加缪被卡萨雷斯深深地吸引，他们的故事就此开始。
卡萨雷斯最初吸引加缪的地方是她对戏剧高超的理解力和在艺术上的天赋。他曾经热情地称赞卡萨雷斯“不需要别人一句解释就全部理解了”。很快，卡萨雷斯身上属于西班牙人的热情和浪漫感染了加缪，或许这一点恰好呼应了加缪身上的西班牙血统〔1〕。卡萨雷斯既坚强又脆弱，她在舞台上尽情绽放，在生活中真实而充满生命力，仿佛地中海的阳光一样，刺破战争的阴云，照进加缪的生活。
三个月后的1944年6月6日的凌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而几个小时之前，在萨特和波伏娃组织的聚会上，加缪把玛丽亚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从此，两人开始了“疯狂的、迫切的、不顾危险的相爱”。此后几乎每年的6月6日，加缪都会为卡萨雷斯送上真挚的纪念日祝福和礼物。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德军加强了对巴黎的管控，巴黎仿佛成了一座战争阴影中的孤岛，加缪与卡萨雷斯在这座孤岛中一边排演话剧，一边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他们在用艺术抵抗战争荒诞的同时也在疯狂地相爱。但是随着德军对地下运动的监视变得愈加严密，加缪因为秘密领导《战斗报》而受到威胁，不得不离开巴黎到韦尔德洛暂时藏身，于是他们迎来了相爱之后的第一次分离。在这段分离期间，加缪用米歇尔的名字和卡萨雷斯通信，非常时期，非常境遇，再加上刚刚开始的滚烫爱情，加缪给卡萨雷斯的书信非常频繁，几乎每天一封，对卡萨雷斯的思念是他艰难生活中的支撑：“在这个坍塌的世界里，在这样人的生命轻如鸿毛的历史中，即使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也一定要去爱，这是一件伟大而了不起的事。”他在信里详细地跟卡萨雷斯分享战火下的艰辛旅途、居住地的美丽风景、生活里的所见所闻、自己敏感而强烈的情感波动，等等。但更多的还是对恋人的强烈思念。在纸上倾诉衷肠是加缪几乎唯一的情感出口，他通过这种方式在想象中和卡萨雷斯生活在一起。他常常在信中写道：“我觉得从星期四开始，我就已经和你生活在一起了。”“昨天，我和你一起享受这个时刻。”但是卡萨雷斯的回应却没有加缪那么热烈。后来加缪不断写信恳求卡萨雷斯来韦尔德洛与他团聚，但他最终没有等到卡萨雷斯，却等到了她分手的决定。
1944年10月，原本留在阿尔及利亚的弗朗西娜北上法国与加缪团聚，卡萨雷斯向加缪提出分手。这一年卡萨雷斯生日之际，加缪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希望把我全部的祝福一并寄给你，可是我的确不能这么做。昨天我心碎着离开你。下午，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等你的电话。晚上的时候，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我彻底失去了你。……是的，你可以幸福，你是一个伟大的、非常伟大的演员。尽管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为你感到开心，这种开心超越了一切给我带来痛苦的事情。”
写完这封信之后，两人便停止了通信，一直到1948年。其间，除了卡萨雷斯的母亲病逝的时候，加缪曾去信吊唁之外，两人再无书信往来。1948年，仿佛是命运的安排，加缪和卡萨雷斯奇迹般地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街偶遇，然后不可遏制地重新走在一起，重新开始了他们旷日持久的伟大爱情。他们也从1948年7月重新恢复通信。
但是加缪和卡萨雷斯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太多，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别离和重新开始。加缪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时常离开巴黎去疗养。卡萨雷斯则要在巴黎、全法甚至世界各地演出，同时也要参加各类电台节目的录制或电影的拍摄，加缪也多次受邀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类文化活动，还要不时回阿尔及利亚看望母亲，加之加缪的妻子弗朗西娜在得知两人的关系之后反应十分强烈，甚至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过，据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后来回忆说，她的母亲在跟她谈起父亲和卡萨雷斯之间的爱情时，总是带着最大的敬意和感动。）所以加缪和卡萨雷斯并不能朝夕相处，打电话也很不方便，而且加缪很排斥打电话这种沟通的方式，所以书信几乎成为两个人互诉衷肠的唯一方式。两人的通信内容既有缱绻柔情，也有热烈的相思，既有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琐碎分享，也有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探讨。他们的通信有时很长，洋洋洒洒，字里行间是对对方的关切，倾诉衷肠以及关于日常生活的喁喁诉说；有时很短，只是睡前的一句问候。有时候一封信难抵相思，加缪甚至会接连写上好几封，有的信从早上一直写到晚上，甚至深夜。在收不到情人回信的时候，加缪会陷入深深的焦虑、怀疑和不安，在收到信之后又会笑话自己的幼稚和傻气，但是无论书信长短，无论频率高低，加缪始终保持对卡萨雷斯绝对的真诚和坦率。他对卡萨雷斯没有任何隐瞒，他会很坦诚地在信中描述弗朗西娜和孩子们的近况。卡萨雷斯也并不回避加缪有妻小这一事实，她甚至会经常询问两个孩子的近况。但是加缪深知自己和卡萨雷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他曾对卡萨雷斯说：“这段不幸的爱情对你来说不值得。”他也曾经自问：“或许我妨碍了你去寻找一份自由且充分、没有我的束缚的爱情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在期待可以自由生活在一起的幸福的未来：“我所有的希望和全部的勇气最终都来自对我们最终的团聚、爱、情感、喜悦和身体以及灵魂公开且自然的绝对自由的期待。我并没有像期待一个乌托邦那样期待那一刻，我期待因为我确信那一刻会到来。而且它并不遥远，是的，它并不遥远。”加缪的信里频繁出现“期待”这个词。他的信也常常以期待结尾：期待卡萨雷斯的来信，期待听到她的声音，期待团聚，期待属于他们的空间和时间：“在你身边生活，和你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期待。”
绵延12年的书信往来并不是理想的相爱方式，但写信却是他们抵抗一次次别离的几乎唯一的方式。虽然加缪曾经自我安慰也安慰卡萨雷斯“以这种方式和你在一起也有一种悠长的甜蜜”，但是他更多的还是诅咒这种无休止的流放，诅咒这种缓慢的、耗费精力的、不可靠而且毫无意义的书信往来。他希望的是热烈的拥吻，是肌肤相亲，是逃离让他痛苦的现实生活，逃到世界的尽头，在阳光下、在自然中尽情享受独属于他和卡萨雷斯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
无论如何，从1948年再度重逢起，两人就再没有分开过，他们之间长达12年的通信也从未间断过，几百封书信见证了他们的爱情。我们常说“情深不寿”，但加缪和卡萨雷斯绵长的爱情却始终那么热烈，那么浓厚。2017年11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终于决定出版这些书信。感谢这次出版，让我们也得以透过这些真诚的文字，了解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的加缪，得以近距离阅读这份伟大的爱情。
加缪的爱情和爱情观
加缪并非传统的学院派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很多来自他对生活的真实体悟，基于对内心的忠实，他的生活也呼应着他的哲学思想。有关加缪的爱情观，我们可以从他的哲学作品中窥得一二。在哲学论文《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辟专章讨论了“唐璜主义”。他认为唐璜是“伟大的智者”。他认为“只有一种慷慨的爱情，那就是知道自己是短促而又同时是特殊的爱情。正是所有这一切的死亡与再生编织成为唐璜生命的花环”。加缪自己亦是一个唐璜式的情人。他对漂亮的女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且他对女人也总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仿佛一个天生的诱惑者，不断地吸引一个又一个女人，并且热烈地爱她们。
加缪的第一任妻子不太为人所知。1934年，不满21岁的加缪和19岁的西蒙娜·埃伊结婚，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从西蒙娜存世不多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美丽大方，性感迷人。根据《加缪传》的作者奥利维·托德的描述，“这个优雅的女孩体态性感，同时周旋于几个爱慕者之间。她穿着紧身连衣裙，很乐意把自己当成嘉宝、黛德丽、娜迪亚和假小子的角色。她的细高跟鞋和灰蓝色的狐皮长披肩让人惊讶，走路时上身挺直，大步迈开双腿，男人们都朝她回头看”。加缪曾因为围绕在她身边的众多男人而产生疯狂的忌妒。但是西蒙娜染有毒瘾，结婚之后，加缪下定决心帮她戒除毒瘾，却一再失败，加缪因此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他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与她在一起的确能感受到阳光的气息，还有艺术、爱情。然而，当你眼下的爱情出了问题，那爱情这件事本身就很难令人满意了。”真正压垮这段婚姻的是，加缪发现西蒙娜的医生一直在给她提供毒品，并且是她的秘密情人。这次发现让加缪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并最终下定决心结束这段关系。
加缪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娜和西蒙娜的性格完全相反，她善良含蓄，优雅庄重，还带有几分严肃。但是在和弗朗西娜交往的同时，加缪还有另一个被他称为“我的小姑娘”的女友伊冯娜·杜凯拉尔，在给后者的信里，加缪热情地写道：“我对生命中有你的存在感到幸福……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既踏实又放松。”但是弗朗西娜怀孕了，于是加缪选择与之结婚，并在婚礼上承诺保护好她，可是他的承诺中并没有“忠诚”二字。婚姻和自由的权利对加缪而言并不矛盾。婚礼的前一天，加缪甚至写信给伊冯娜说第二天他将“毁掉自己的人生”。弗朗西娜非常爱加缪，她在情感和生活上都很依赖加缪，所以无法给予他所需要的唐璜式的自由。加缪也没有办法扮演好丈夫这个角色。加缪的众多感情，尤其是和卡萨雷斯的爱情让弗朗西娜极度痛苦。可是温柔内敛又带有几分羞怯的她从来不在加缪面前抱怨或是发作。最终，弗朗西娜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几次发病并试图自杀。结婚多年之后，加缪对弗朗西娜说：“你就像我的妹妹，你很像我，可一个人不该娶自己的姐妹。”这段婚姻依然是一个错误。
但加缪并没有选择和弗朗西娜离婚，他在给卡萨雷斯的信里解释道：“因为我曾经承诺过，而且有些承诺是我不能违背的，即使爱情已经不在了——因为当被伤害的人不懂得保护自己，也没有允许我这么做的时候，说出那些话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加缪面对爱情的态度恰如他笔下的唐璜，“唐璜付诸行动的，是一种数量的伦理学，这与倾向于质量的圣人的伦理学背道而驰。不相信事物深刻的意义，这是荒诞的人特有的个性”。“唐璜并不想‘收集女人’，他只是要穷尽无数的女人，并且与这些女人一起穷尽生活的机遇。”加缪诱惑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女人，与她们保持或长或短的关系，这其中有他在美国访问期间结识的年仅20岁的帕特里西亚·布雷克、英国金发女郎马梅纳，还有女演员卡特琳娜·塞莱斯，以及他的最后的情人，来自丹麦的密，甚至连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对他表达过爱慕之情（颇有点大男子主义倾向的加缪并没有理会波伏娃的表白，甚至在私下对朋友说：“想想吧，以后她躺在枕头上会说什么。多恐怖：一个唠叨鬼、彻头彻尾的女才子——无法忍受。”）
加缪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些在我眼中对生活充满激情并渴望幸福的人总是吸引着我。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的女性朋友要多于男性朋友。”他永远需要这些“女性朋友”并且对每一个他爱的女人都充满深情。正如他所说：“唐璜并不是由于缺少爱情才追逐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因为他通过同等的行为而且每次都是以这样的行为的全部去爱那些女人，他就应该重复这样的颂歌与深爱。……为什么为了深爱就必须爱的次数少呢？”“如果他离开了一个女人，那并不绝对地是他对她没有欲望。……而是因为他想要得到另一个女人，不，这并不是一回事。”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加缪的爱情观：爱情，是让人与另一个人紧密相连的欲望、柔情和智慧的混合，积极回应欲望的召唤是人借以对抗永恒追逐自己的终极真相的唯一方法。
他和卡萨雷斯之间的爱情当然包含这种欲望的召唤，但又不简单是那种唐璜式的爱情。他们的感情中既有身体的吸引，也有灵魂的碰撞，因此他们的感情更强烈也更加绵长。加缪曾这样对卡萨雷斯说：“突然间我把原本随意花在各处的情感力量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他这样形容自己遇到卡萨雷斯的那一年：“那一年标志着曾经的我——无比夺目，游戏人间，刻意地玩世不恭——和我努力成为的那个我的分野。那一年也是四处留情的岁月和遇到真爱的年份的分野，不过这是一回事。”加缪对卡萨雷斯说“我从你身上找到了丢失已久的生命力”，“你是唯一令我流泪的存在”，“是唯一一个我可以也愿意敞开心扉的人”。卡萨雷斯燃起了加缪生活的欲望，支持他和疾病做斗争：“我必须跟你详细说一说我和这个病之间的关系。我担心自己跌入冷漠的深渊，发现自己的心已经残破不堪。可是你出现了，我找到了重新开始并且坚持到底，或者努力克服这个新障碍的力量”，“直到在病中，我才深深地爱上了你”。他不断地向卡萨雷斯表白自己始终如一的爱情，他忌妒出现在卡萨雷斯身边向她献殷勤的一切男人，甚至忌妒她的观众。他甚至屡次向卡萨雷斯承诺忠诚，并且夸耀自己几次抵抗诱惑的经历（不过他也会在信里颇为得意地描述自己和各种女人之间的微妙互动）。他在信里深情地称呼卡萨雷斯为自己的新娘、自己的妻子，将他们每次的共同旅行都看作是蜜月之旅。他一直在期待和她在一起的生活，期待只属于他们的世界。
他们也是艺术上的知音，戏剧是他们之间的纽带。卡萨雷斯先后出演了加缪的多部戏剧，包括他们因之结缘的《误会》，加缪1944年创作的《禁闭》，1949年在埃尔贝托剧院演出的《正义者》等。加缪非常欣赏卡萨雷斯在舞台上的激情、创造力和表现力，并且把她称为“伟大的演员”，他关注卡萨雷斯的每一场演出，支持她的事业，为她的每一次成功演出真诚地喝彩。
除此以外，加缪还常常把卡萨雷斯称作自己忠诚的朋友，把他们之间的感情描述为忠诚的友谊，他们在德军占领期间的通信中，加缪常使用阳性称谓来称呼卡萨雷斯（他称呼卡萨雷斯为“mon chéri”，阳性名词“亲爱的”之意，一般用来称呼男性，相对应的对女性的称呼是“ma chérie”）。有学者认为，这种反复多次出现的称呼可能不是单纯的笔误，而恰恰表明了在加缪对卡萨雷斯的感情里，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一种革命同志般的友情。卡萨雷斯可以理解他的思想，可以和他一起谈论时事政治，讨论哲学问题，谈论存在和死亡，也可以陪他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卡萨雷斯是他“势均力敌的爱人”，是他的“女王”。加缪把卡萨雷斯看作一同反抗纳粹、反抗荒诞的忠诚伙伴和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他们互相帮助，彼此支撑（“你会帮我成为更完整的自己，……我会帮助你去感知生活”）；讨论写作计划（“我的计划太大了，……所以我才需要你”）；交换对文学的看法（“我很高兴你读了《乡村教士》。这是巴尔扎克的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本，是一部真正的杰作。你跟我说的那些有关雷斯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一起战斗（“所以让我们接受这份既不幸又幸运的爱情吧，接受生活中的不幸，接受我们之间无穷的欢乐，让我们携手与共一起战斗吧”）。
有时候加缪也把卡萨雷斯当作自己的女儿，他常常嘲讽自己像个老父亲一样唠叨，但也会说“我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和骄傲，就像一个单纯地感到满意的父亲一样”。
他更是把卡萨雷斯当作自己的生命，把这份爱情当作自己“生命的意义”。卡萨雷斯是加缪生活中的支撑，对加缪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加缪灵魂的安歇之地。他在给卡萨雷斯的信中写道：“当一个人有了灵魂，他就会倾向于把失望称为清醒，把所有的不幸称为真实。但其实这种清醒和其他东西一样盲目。只有一种远见，那就是想获得幸福的远见。而且我知道，只要我们伸出手，就会获得幸福，尽管这种幸福是那么短暂、那么危险、那么脆弱，但我们还是应该伸出手。”卡萨雷斯的承诺是加缪“生活的依靠”，和她在一起，加缪可以袒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他可以哭泣，可以喊叫，可以脆弱，可以无助，可以彷徨；他们的爱情给了加缪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我心里充满着巨大的幸福，让我可以举起整个世界。你给了我帮助，虽然你并不知道。”“是你，你的出现、你的陪伴、你的爱情给了我帮助，并且一直帮助我度过这段时期，或许这是我从未遇到的、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是的，我爱你，我依赖你的爱情，我向所有的神明祈祷，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失去这份爱情。在你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人给过我帮助。”“我想念你幸福的脸庞：那才是我真正的力量和希望。”和卡萨雷斯在一起，加缪才可以拥有“真正的生活”。“我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在你的怀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以及属于爱情的永恒。”
他们的爱情无论在长度、强度还是深度上都令人赞叹，甚至在相爱很多年之后，加缪依然像最初一样担心对方会不爱自己：“一想到你不在我身边，一想到我会失去你，我就失控了，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失去了自己的重量，而且似乎也失去了身体。只要想到你可能不那么爱我了，或者我惹你不高兴了，或者甚至是你不那么喜欢我或者不再喜欢我了……我就会感到头晕目眩，惊慌失措。”或许是因为他们仅有的短暂相伴的时光被现实的时间和距离拉长，导致他们对彼此的渴望、对爱的渴望从未真正地满足过，只有书信聊慰相思；或许是因为两个人身上共有的地中海式的激情和艺术家的浪漫使得他们的灵魂可以在同一频率上高度共鸣。或许，这就是这份爱情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
书信的魅力
这部书信集在法国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费加罗报》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充满激情且具有超高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让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一个新的侧面”。《解放报》对其评价是：“这些传奇般的书信将两个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速报》称“阿尔贝·加缪和玛丽亚·卡萨雷斯之间的这些高尚的书信向我们展示了两人之间如磐石般‘纯洁和坚硬’的爱情”。
人们似乎一直对书信，尤其是名人的书信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甚至文学史上出现过不少假借书信形式写就的书信体小说。近年来出版界对书信，尤其是私人的书信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仅围绕阿尔贝·加缪一人，近年来就有多部书信集出版。书信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其中一个原因大概是人性中的窥私欲作祟。书信和文学作品的区别之一就是读者不同。书信，尤其是私人书信，是写给特定读者读的，具有很高的私密性，根据与收信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书信的作者会在书信中袒露程度不同但往往较为私密的自我。这其中，情书无疑是最为私密的一种书信。阅读他人的书信便是刺探他人的隐私，自然是不甚道德的，可好奇心是人的天性，于是公开发表的名人书信就给了好奇心一个完美的合乎道德的出口。其次，书信往往更加真实。作者在写信的时候一般从写作当下的时空出发，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所以读者在阅读书信的时候，很容易进入作者书写时的时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仿佛可以回到作者写信的时空还原作者写信时的情景和心境。而且写信一般不会像写文学作品那样深思熟虑反复修改，所以作者直接流露出的感情和不经意的笔误都可以成为读者观察猜测作者写信当时真实状态的线索。
许多书信除了珍贵的文献价值之外，也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审美价值。法国学术界对作家书信感兴趣的传统由来已久。早些年，法国《人文科学期刊》就出版过一期关于作家书信的专刊，1995年，《浪漫主义》杂志同样出版了类似主题的专刊，并且从那以后，有关作家书信的研究著作就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法国或者欧洲书简作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不只在法国，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对名人书信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傅雷家书》《两地书》《湘行书简》等名家书信集都拥有广泛的读者，1930年代和1980—1990年代我国先后出现过两次作家书信集的出版高潮。
书信往往会向读者展示一个更加全面、更加立体、更加真实的作家。在写给卡萨雷斯的信里，加缪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真实和坦诚，他对卡萨雷斯没有任何隐瞒，即使是最羞于启齿的甚至可能让卡萨雷斯痛苦的内容，也没有任何隐瞒和伪饰。因此，在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绝对真实的加缪。
这是一个不那么坚定的、总在自我怀疑的、处于永恒的自我否定之中的加缪。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这几个月以来，一想到自己工作的能力，我就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怀疑自己的创作：“关于我，关于我的作品——我产生了深刻而固执的怀疑。”“写完《鼠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同样的恐慌，以至于不想出版。”甚至怀疑自己的坚持：“此刻我发现自己并不幸福，我发现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要战胜一个世界，并且创造另一个世界，同时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这么做，甚至怀疑这件事是否值得。”
这是一个曾深受灵感枯竭折磨的加缪：“从这个月初开始到现在，我还一行字都没有写。而且我也放弃写作了。”“为了重新找回创作的灵感，我不得不放弃一切。”
这也是一个孤独的加缪，这份孤独既来自生活，来自身边的亲人：“我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独。我的孩子们陪在我身边，我爱他们，但是我需要势均力敌的人，需要我的女王，让我稍微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觉到自己还活着。”也来自左翼作家的攻击：“我开始怀疑自己，看不清自己，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事导致我四面楚歌，成为孤家寡人。我们在拯救生命吗？或许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所做的只是轻微地摧毁生命，或者残害生命，即使它们原本可以如你的生命一般饱满。”
同时，我们也读到了一个十分生活化的加缪：他在独自照顾一双儿女时的手足无措：“我一直陪在孩子们身边，我的时间和精力被他们那些小游戏、严格规律的三餐，以及对他们一刻不停的照顾所吞噬。我理解了为什么大家庭里的母亲们总是显得过分愚蠢，而且魂不守舍。我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吃到难吃的饭菜会不无尖刻地抱怨，把厨师比作“投毒犯”；嘲笑长得不好看的人：“昨天傍晚我去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大群丑人，一想到如果我们一起遇到他们的话会笑出声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对情人的占有欲：“你能不能在我回去之前一直保持这个样子呀，面目丑陋，拒人千里之外——这样我就是唯一一个知道你掩藏在这副尊容之下惊人美貌的人了”；不喜欢超过四个人的社交活动；被朋友安排住进豪华的酒店却不由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等等，类似这样的细节在这些书信中俯拾皆是。
书信中所呈现出来的加缪对于对加缪有一定了解的读者而言并非完全陌生。加缪拒绝撒谎，他永远都以真实的面貌面对生活，所以我们在他写给其他友人的书信里、他的作品里、他的思想中以及他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中都可以寻到类似的踪迹，但是在他写给卡萨雷斯的书信里，这样真实的加缪则以一种更加直接、更加具体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进入数字时代之后，人们习惯了使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各种即时通信软件等通信工具，书信越来越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写一封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到邮局寄出去，这一连串的行为已经从通信方式变成了一种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行为艺术。与传统的书信相比，即时通信工具带给我们的优点不言而喻：及时、高效，信息传递的时间成本几乎为零。不光省去了书信在邮寄过程的时间，也省去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书写时间。但与此同时，也省去了期待一封信的时候思念被时间慢慢拉长的浪漫。加缪和卡萨雷斯之间横跨15年的书信往来正是这样一种悠长而浓烈的浪漫。
这些书信在法国的出版过程也像是一段浪漫的冒险。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回忆说：“爸爸去世之后，他的朋友夏尔取走了这些书信，这个举动应该伤害到了我的母亲。他把这些书信全部交给了玛丽亚。玛丽亚一直保留着这些书信，直到很多年后决定把它们卖给我。母亲去世后，我和她取得了联系，我给她留言说我想见她一面。她约我在她的住处见面，我们在一起吃巧克力，一直吃到夜幕降临，我们躺在她的床上，就像老朋友一样……”卡特琳娜·加缪拿到这些信件之后却并没有打开它们。“它们就在那儿，可是我不想去读。”
但卡特琳娜深知这些书信的价值，于是托友人对书信进行整理。书信的整理工作十分艰难，前后共耗费数年时间，但整理完成之后，卡特琳娜却又犹豫要不要出版：“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书信都太私密了。但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短信和网络的时代，这样的通信简直不可思议！人们想收到及时的回复，不愿意花费时间去等待。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交流变得贫乏，流于表面。而这些书信恰恰相反，它们证明了人类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这也是我想出版这些书信的原因。”
能够读到这些书信是我作为读者的幸运，能有机会翻译这些书信更是我作为加缪研究者的幸运。在翻译书信的过程中，我仿佛亲眼见证了加缪和卡萨雷斯之间的这份伟大爱情。我亦深感自己水平有限，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依然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这些真诚热烈而美好的文字，其中疏漏，期待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这些书信的翻译工作也如整理工作一样艰难，在翻译过程中遇到无数困难，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同事和前辈老师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法同文书舍的朱穆老师的推荐，也感谢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老师们一直包容我的拖延。
〔1〕 加缪的母亲是西班牙裔阿尔及利亚人。